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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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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朝阳的读书报告2(更新至2020.07.08)


2020.02.05-07.08

书单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哈贝马斯著,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认识与兴趣》,哈贝马斯著,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包容他者》,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论批判》,哈贝马斯著,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利维坦》,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著,邓冰艳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理》,卢梭著,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政府论》(下篇),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贾恩弗朗哥·波齐祝,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福山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福山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找回国家》,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编著,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米格代尔、柯里、苏著,郭为桂、曹武龙、林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米格代尔著,张长东、朱海雷、隋春波、陈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列宁选集》,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国富论》,亚当·斯密著,胡长明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人口论》,马尔萨斯著,郭大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王斯福著,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卜正民著,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科大卫著,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白馥兰著,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新乡土中国》,贺雪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治村》,贺雪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贺雪峰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7年版

个人、社会与国家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贯穿几乎所有社会学家思想脉络之中,甚至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这一问题都可以算得上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比如在政治学中,从权力的角度探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是重要议题,但与社会学不同的是政治学还从社会之中抽离出了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权力主体,研究国家与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科学中最为重要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要呈现的,就是结合过去两年对社会学和部分政治学的系统阅读,探讨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这两对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
一、个人与社会
    社会可以看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这种由个人组成的总和的性质,有实体论与名义论之争。但实际上,尽管有的的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社会,有的则落脚于个体,但基本上还是认同社会作为个体的集合,有其自身的价值与功能,并对个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在实体论的前提下,才能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因此,下文将个人与社会作为两种有各自价值与力量的相对独立的实体来讨论其关系。
   那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本文采取了最为简单的二分法,即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或者是冲突的,或者是协调的。就冲突的一面来说,社会的发展或者造成了个体价值的丧失,或者抑制了个人的自由,这两种情况可以用异化和规训概括。个人与社会也可以是协调的,这表现在个人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个人理智促进社会进步,社会进步促进个人幸福,协调也可以表现在抽象意义上的行动与结构的相互影响,这两种情况我称之为同一与互构。以下分别论述之。

1.异化与规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面
1)异化:个体价值的丧失
   异化这个概念从黑格尔那里指的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在社会学领域中也保持了这一基本的含义并有所延伸。在马克思与齐美尔那里,指的是由于分工带来的劳动者与自己产品的分离,以及劳动和行动过程中完整产品或实践的拆分,所导致的个人情感和价值的湮灭。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工具和手段(尤其是无特殊价值的金钱)的追求,而对涉及主体价值的真正目标于不顾。

   如上所述,异化这一概念在社会学领域最初被应用在劳动领域,在异化劳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人与社会冲突所导致的个体价值的丧失,这是马克思的贡献。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样一种集体劳动完全不同以往,因为每个工人只负责庞大劳动流程中的一个部分。这样完成的产品生产,并不是某一个工人一个人的功劳,因而工人们体验不到那种传统社会手工业者精心打磨完成一件工艺品时的满心欢喜与成就感;更何况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产品不归工人所有,工人自然也很少感到自己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而流水线作业的枯燥无味则加深了这种无价值和无意义感。人们通过劳动实现价值,但在马克思笔下截然相反的是,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造成了个体价值的丧失。

   齐美尔尽管是从微观个体的角度来论述他的文化异化,但是他所指向仍是客观物质社会的发展与个体主观价值发展的不同步,或者说客观物质社会的进步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从而使之抛弃了更为重要的个体意义。比如,金钱是一种交换媒介,应该视之为个人获取幸福和价值的手段,但恰恰由于这种客观媒介的这一作用使之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以至于人们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手段变成了目的。客观物质社会的发展同样造成了个体价值的丧失,只是与上述异化劳动的区别在于,这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

   在其他社会学家那里,尽管并没有用异化这一字眼,但凡是涉及到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个体价值丧失这一意义上的表述,我们都可以归之到“个人与社会关系之异化”这一范畴之中。比如,涂尔干所谓的“社会失范”,即转型时期社会规范的崩溃所造成的个体规范价值的混乱;又或者曼海姆认为社会技术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个人对自身理性的驾驭。我们同样不能忘了韦伯和哈贝马斯,即他们的“铁的牢笼”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但这两个概念不仅仅体现在个人价值的丧失,同样体现为个人自由的丧失,后者是下一小节的主要内容。

2)规训:个体自由的丧失

   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必然受到社会及其结构的影响。当社会力量极其强大或者社会通过其他手段潜移默化地对个人进行控制甚至压制,从而丧失了个人自由,我们可以认为个体被社会所规训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归在了“规训”这一范畴,尽管作者本人使用的是“异化”这一词语。福柯论述了通过规训手段对于肉体的控制,这种控制或许起源于从具有惩罚和彰显权力的酷刑到改造和驯服犯人的监狱的转变,进而扩展到社会中更多的领域,比如教养院、医院、工厂等等。规训从权力的角度表示了被驯服的个体为社会所控制,意味着不自由,正是从这个角度,很多社会学家都有论述。

   马尔库塞认为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的社会。造成它的极权主义性质的主要不是恐怖和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传播媒介而无孔不入地入侵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同时,技术的进步使得发达工业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简言之,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发达工业社会虽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但毕竟是一个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社会,虽是一个更有效的控制着人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但毕竟是一个使人安然自得的极权主义社会。
米尔斯的诊断与马尔库塞极为相似,前者认为权力精英的三巨头,通过媒体和舆论控制着整个美国社会,而作为中下层的民众,已经了被操纵、驯服的麻木茫然的大众。

   如前所述,韦伯和哈贝马斯不仅从个人价值丧失的意义上,同样也从个人自由丧失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不协调韦伯写道:
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这是对意义丧失的描述;同时他还写道:自从禁欲主义开始改造现世,并且在现世中贯彻它的理念,物质财富便获得了一种控制人生的力量,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并且不断增强直至无法抗拒——这是对自由丧失的描述。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系统世界侵入生活世界的各种关系之中,使生活世界越来越商品化、货币化和官僚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公共交往和批判意识被市场规律和消费主义所取代,公众丧失了文化共识,成为商品拜物教的奴隶;从社会和个性的角度来看,社会一体化的达成基于不平等和非民主的强制权力,人的精神也失去了内在的反抗性。

   在上述“规训”的内涵下,涂尔干所描述的“机械团结”同样也是个体被社会控制、自由丧失的一个例子;他所论述的现代社会中“强制的分工”也可以归入其中。同样,在布迪厄的笔下,上层阶级通过象征符号如品味、语言、教育对底层人的暴力统治和控制也显示出个体被社会所规训了。

3)何以如此:理性化及其负面后果
   上述各种异化和规训,除了涂尔干的机械团结,都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过度理性化的结果。
  毫无疑问当然要从韦伯讲起,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是韦伯给出的划分,但为了概念的延续性,我打算把韦伯概念中的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暂且放到一边,因为在其他社会学家那里理性更多的与目的理性和形式理性相关联。 韦伯的理性概念被分为两个层次,行动理性(个人理性)与组织理性(社会理性)。从组织层面来讲,例行化、程序化、形式化,这是理性的内涵,韦伯的形式理性和官僚制,马克思笔下的工业生产,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大概可以归入这一范畴;而从个人行动层面来讲,计算性、控制性则是其内涵,韦伯的目的理性、帕累托的逻辑行为,齐美尔论述的货币,布劳笔下的交换,以及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可以归入其中。 社会层面的理性意味着什么?一个组织基于对组织整体各方面的掌控,制定出一套程序规则,而组织中的行动者则照此行动;个人理性却看起来完全相反,个人基于对自己能力和环境的把握,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做出最有利的选择。
   同样属于理性的范畴,从个人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很矛盾地产生了矛盾(这里的讨论当然和博弈论无关)?并非如此。个人理性 建立在计算性和控制性的基础之上,实际上这已经非常接近目的论了,也就是说能够清楚地 预料到行动的结果,这其实和组织理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后者也是追求确定的提前设计好的目标。这样看来,前文指出的存在矛盾的个人理性和组织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源的,也 就是说都追求一种确定的结果。这样,可以说理性就是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过度发展,在个人层面,造成了个体价值的丧失,在组织层面,使得组织中个体的自由受到了束缚。
从组织层面来看,这涉及官僚制的弊端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同样属于这一层面的还包括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涂尔干的 反常的分工、米尔斯笔下的底层白领的工作、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这些都是由于组织理性过度发展,抑制了个人自由。而个人理性的过度发展同样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即抑制了个体的价值,结果就是就是无风格化的货币以及由此带来的拜金主义,这里涉及的其实是个人理性过度发展导致的社会技术或规范对于主体价值的压制。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现代和当代的社会学家那里,为了抑制理性的过度发展或者说为了拯救理性,发展了其他形式的理性,比如布迪厄的实践理性、吉登斯的反思性监控和行动的理性化、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这些理性重新考虑了个体价值和自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

2.同一与互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面
1)同一:个人与社会的同步发展
   前面的叙述涉及个人层面的维度有三:个体价值、个体自由、个人理性;社会层面的维度同样有三: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技术及其理性化。前述“异化”是指个体价值被个人理性所抑制,从而为社会组织技术及其理性化所侵蚀,或者由社会规范崩溃而造成的个体的无意义性。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之同一性则可以表述为个人理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组织技术及其理性的发展,进而推动了社会规范的建立,而这些理性化的社会组织、技术与规范反过来又促进了个体的价值和自由。

   上述同一性在韦伯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即其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与新教徒的禁欲和理性化联系起来。卡尔文教徒
迫切希望知道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只能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这样,圣徒追求救赎的绝对目标使他的生活被彻底地理性化了,这种理性化带给了改革派的虔诚一种独特的禁欲性格。此种禁欲的目标在于使人过一种警惕、自觉而又明彻的生活,而其最迫切的课题则是去除无拘无束的、本能的生活享乐,最重要的手段则是让信徒的生活样式有秩序和理性化。追求财富的天职观和禁欲思想,塑造了理性的生活方式、理性的技术和法律,成就了经济的理性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涂尔干那里,社会分工的发展要求个人在分工领域各司其职,因而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团结协作,都需要依赖社会其他成员而生存。这种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团结意味着人们之间的友爱与互助,进而生产出具有道的价值的集体意识,这样劳动分工在人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使得社会各要素在互动中也实现了整合。这种由分工带来的社会整合绝非压制了人的自由与个性,反倒是社会规范和共识保障了个体的自由与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典经济学中,个人理性与自利性的发展,通过看不见手的调节,也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的发展。

2)互构:行动与结构的相互塑造

   行动与结构相互塑造,这是从更加抽象的层面来看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关系。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冲突对立是一直以来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就像上文所呈现的那样。克服这种二元对立的尝试,产生了实践理论和结构化理论,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行动与结构的相互塑造。

   布迪厄用他的“实践理论”试图超越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探讨“生物个体中精神结构的起源”,即个人将社会世界的结构内在化并变为指导行为、举止、倾向和品味的等级模式的过程。社会的存在有两种方式:它一方面以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的形式存在于客观性中,例如名牌大学的招生机制、市场机制等;另一方面,社会还以个人的和被归并的状态存在于人的头脑和内心中。换句话说,社会化的生物个体即是个体化的社会。社会化的个人或个人的社会化就体现在一种“实践状态”中,即社会中的个人根据一种作为潜在的行为倾向的隐含在自己身体和过去历史中的习性,在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社会空间的场域中,运用自己或集体的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本及其转化,进行一种无意识的但却合乎规则的行为的状态。
由此,实践理论超越了时间与空间,通过不断生成与变化而与具体实践相连,既与客观的机械论无关,又与主观的意志论决裂,从而超越了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在吉登斯那里,个体与社会这一对二元理念,被重新建构为能动作用与结构的二重性观念。结构可以被分为规则和资源。规则可以被视为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以加以一般化的程序,这些技术或程序提供久一系列社会情境作出反应和施加影响的一般化能力。资源可以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前者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支配,后者来源于驾御人的活动的能力。规则和资源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系统再生产性质中的转换和媒介“束”,即结构丛。 结构化理论以结构二重性概念作为基本假设,结构二重性体现在社会实践的循环往复这一基本性质上。这些行动者在行动时,利用了丰富多样的行动情境下的规则与资源。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或者说,行动者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再生产出促成这种行动的条件。因此,结构总是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 结构化就是行动者通过互动——以资源为媒介,并受到规则的制约——进行制度再生产的过程。


二、国家与社会
    政治学更加关注权力,因而必然涉及到社会中最重要权力主体即国家这一组织机构。国家本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形式,但在政治学研究中,国家的重要性使之独立出来作为一个权力单位研究与社会中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
1.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型
   在政治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复杂而多元的,仔细分析大概可以通过四种对国家角色的定位来概括这四种关系。

   第一种我称之为“代表论”,即将国家视为全体公民的代表或将自身标榜为普遍利益的卫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社会是同一的(或者至少可以达至这样一种状态)。很明显这种国家观正是启蒙时期一些思想家如洛克、卢梭等人的观点。

   第二种可以称之为“工具论”,即把国家视为社会中某些群体达成某些目标的工具。无须多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理论的经典叙述。

   把国家当作阶级利益(或普遍利益)的代言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组织机构毕竟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网络,它的制度化运行必然产生自身的利益。于是,在某些时候,国家发展出了自身的目标,并有能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对社会进行干预。这种国家观或可称之为“主体论”。

   然而,尽管国家管理者显然愿意团结行动,但他们也可能因为各种实质性目标而四分五裂,这时,国家就沦为了政治性斗争的舞台。这第四种国家观我称之为“舞台论”。

   以下的讨论专注于其中的第三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即国家作为一个独立主体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涉及斯考切波和米格德尔的思想。

2.找回国家
   “找回国家”模式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逐渐占据主流的国家理论,斯考切波等人认为,随着“凯恩斯革命”和“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蓬勃发展,以各种社会中心论(国家代表各种社会利益并作为冲突舞台)来解释社会变革和政治现象的已经越来越不可靠了,必须代之以一种强调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的“国家中心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用韦伯代替马克思成为国家理论的核心。韦伯认为,国家是声称对一定的领土之上的人民拥有控制权的强制性团体。回到韦伯的国家能力和自主性的内核,谓之“找回国家”,这一理论流派也被称之为“回归国家学派”。

   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的两个维度,即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这些目标反映的是国家自身的需求和利益,这种独立的目标彰显了国家的自主性。国家能力能过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独立目标而表现出来。主权完整与国家对特定领土的稳定的行政-军事控制,是一切执行政策之国家能力的前提条件;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与丰富的财政资源是国家追求各类目标的基础。

   将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运用到社会革命领域,斯考切波认为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在共同维护现有的阶级秩序方面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又与支配阶级之间存在冲突的潜在可能性,革命的潜在可能性也隐藏其中;国家作为独立主体与支配阶级、人民大众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前景。斯考切波集中考察了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家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从国家自身掌握的资源来看,在这其中,国家的军事实力、财政能力以及官僚体制的能力对革命的进程发挥作用。

3.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找回国家”模式,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比如福山的“国家建设”这一概念),但米格德尔等人认为,某些学者将国家主义的主张推得太远,对发展研究有误导之嫌,必须对其进行修正。在第三世界国家,某些国家及其领导人尽管努力进行国家能力的建设,将自身的意志强加给社会,但还是失败的,这是由于历史经历殖民主义的影响、社会结构如传统的社会关系和习俗、国际形势如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影响等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对于国家能力和自主性的研究或更为具体的政治现象的研究必须考虑国家和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米格德尔将这种研究路径视为用“社会中的国家”超越“找回国家”,用“国家-社会互动主义”代替“国家中心主义”。

   米格德尔总结了“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视角的几个框架。1)国家效能变化的基础在于它们与社会的关联。国家很少是社会唯一的核心主角,也几乎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国家“独立性”的概念通常是一种幻觉,对解释现实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国家同某些社会群体表面上的独立,被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是紧密的联系,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松散的联系。2)国家必须被分解来观察。国家在与分散化的社会各个层面分分合合的关系中,不同部分面临着各种力量的牵扯。很多时候,地方层面的国家与中央层面的国家言行上并不一致,所受到的社会影响也有差异,实践结果也不相同。3)社会势力的大小与国家一样依据具体的现实环境而变化。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联盟、团体等,要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地位来看它的政治行动与政治影响力。4)国家与其他社会势力可能会相互赋权。国家社会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某些互动可能导致双方权力的同时增强或削弱。

   在现实社会中,“强国家”(即国家能力、自主性和合法性均保持较高的水平)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并不常见,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对比程度也不尽相同,这是不同背景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尽管米格德尔似乎没有明确表达他的立场,但能明显感觉到他对强国家的偏好,他认为,建立强国家,必须实现以下的充分条件:有利于社会集中控制的世界历史时机、军事威胁、独立官僚体系的基础、出色的领导能力。
   看起来米格德尔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调和了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但他其实还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这样一种中庸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有些稀疏平常,但却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只不过需要更加仔细地分析历史经验。在米格德尔那里,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可以被视为“强国家-强社会”这一模型(他并没有讨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判断是我根据其观点自行作出的),但在当下的抗击疫情的国家举措中,我们发现,强国家似乎还是败给了强社会,不过,米格德尔给我们的启发是,注重在国家权力在推行过程中的社会阻碍因素,以及这其中产生的悖论:社会中的强国家在践行其强力政策时可能反而会削弱国家合法性,进而削弱国家能力和自主性(这似乎也可以归入“生存政治”这一概念,尽管“生存政治”是米格德尔在讨论弱国家时提出的,即他认为弱国家在建设强国家的过程中所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因为威胁到社会优势集团的利益而受到压力,改革领导人考虑到继续推行改革的风险会危及到自己的政治生命,最终前功尽弃)。
开卷盼从新
Posted: 2020-07-08 21:37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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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总结了,上一个帖子字数受限开个新帖
开卷盼从新
Posted: 2020-07-08 21:40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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