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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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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亮亮的读书报告2(更新至2021.10.11)+社会学后现代时期内容小结(评论连载)

阅读书单(2021.8.3-2021.10.11)

布尔迪厄: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感》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
《男性统治》
《自我分析纲要》
《世界的苦难》
《关于电视》
《继承人》
《国家精英》
《再生产》
《区分》
《反思社会学导引》




“客观或主客观混杂社会现实客观化”——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总结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方面的著述主要来自其《实践理论大纲》(1972年)、《实践感》(1980年)与《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1994年)三部著作,数十年的著述时间跨度充分体现了实践理论在布尔迪厄思想中的重要性,而关于实践理论的认知、思考、成形与应用也充分体现在布尔迪厄一生的学术实践中。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是一门充分讲究整体性、实践性和反思性的社科研究方法,通过将理论批判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一系列布尔迪厄式学术范式“惯习、资本与场域”的分析解构中,深入研究与真正理解社会现实中的“实践逻辑”,进而将“客观的或者主客观混杂的社会现实结构”具体性地、科学地客观化。这样的理论方法如布尔迪厄所预期般有力地打破了社科学界诸多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相对立、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脱节等根深蒂固般的二元对立问题,为后现代社会学向实践及经验研究的发展脉络做出了极为深刻的贡献。

      一、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提出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思考离不开其从哲学到社会学的研究转向,在布尔迪厄事业的最初阶段,社科学界知识事物的状况引起他强烈的“夹杂着反抗的失望”,这样的失望除了来源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学的理论歪曲引起,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固步自封的哲学研究对整个社会学科进步的阻碍,这样的失望最终由其“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所促成的世界观的改变”而得到了解决,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在此地田野调查时所领悟到的认知与思考。20世纪50年代,走出国门的青年布尔迪厄完全抛弃了不久前作为巴黎高师毕业学者“统治阶级”的视角与在巴黎古老图书馆研读经典的青年学者形象,一个猛子般地扎入了阿尔及利亚的山间地头,成为了一个穿梭于田野间、与阿尔及利亚农民同甘共苦的田野调查者。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思考与创见中,通过对当地居民婚姻状况、仪式行为、神话思考等人类学及民族学的认知观察,布尔迪厄深层次地描述了“社会文化结构因素内化为行动者个人秉性的诸要素”,提出了众多有关制度与实践、个人与社会、认识论与策略、符号与社会场域辩证关系的观点,因而,布尔迪厄终于解开了心中的失望,开始了对以往结构主义认知的超越,逐步构建与形成起自己独特的实践理论的认知视角。

      至于青年布尔迪厄对学界知识事物的失望,其在《自我分析纲要》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美国社会学通过类似卡皮托利神殿之三神的帕森斯、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使社会科学遭受了一系列歪曲,我觉得必须把社会科学从这些歪曲中解放出来,尤其通过回到涂尔干和韦伯的原著,此两者都被帕森斯兼并和歪曲”;而至于本国哲学研究的失望则是当时的“哲学无论在传统定义上,还是在最具炫耀性的创新形式上,都显得陈旧腐朽,这些见习哲学家们只会在10年或15年之前,扑向胡塞尔的档案”。那么在60年代,为了与这种美国社会学主导的、世界范围的正统观念作斗争,布尔迪厄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自己受理论启发的经验研究中去,既做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定义的纯粹服从,也充分摒弃某种蒙昧主义的拒绝,即美国实用主义学科传统下所大力催发的统计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而布尔迪厄的学长福柯则走上了本国哲学研究推进的道路,他不断致力于扩大哲学的传统定义,让现实的世界进入哲学,并由此以各种新式的研究主题如“疯癫”、“监禁”、“权力”等进入哲学,最终同为“后四大家”的两人无疑都在共同的时代问题面前走出了最优的解决方式。当时空斗转星移,虽然当下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曲解已逐步明确,但美国社会学依托计量统计等强势的学科主导力依然明晰,学界的争鸣似乎也可以更为活跃,因为“此时此刻,仍恰如彼时彼刻”。

      社会学的传统根源在欧洲,其具体是由英国功利主义、法国实证主义及德国历史主义的三种社会学思想传统底色构成,古典三大家的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就代表着第一批的欧洲社会学传统。虽然一战后欧洲社会学陷入“知识社会学”的狂热,但二战的世界级影响最终让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发展出现了一个近二十年的断裂,因为这二十年的社会学发展主要出现在远离战火的、以实用主义为思想传统的美国进行,那么20世纪60年代布尔迪厄重回学科传统,对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进行批判性的系统化与推进实践理论的认知也可以看作是欧洲社会学传统的延续。布尔迪厄用其敏锐的在一系列经典对立关系中探寻第三立场的能力,以及自身逐步建立起来的“惯习、资本和场域”分析的学科范式,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象征革命”,社会学传统主义实证的、总体的、反思的认知与思考又再一次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学界中。

      在《自我分析纲要》中,布尔迪厄也进行了对自我的社会学分析,这之中也能看出布尔迪厄其自身对实践理论提出的最客观分析。通过描述其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哲学场时的状况、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和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所从事的调查等,布尔迪厄最终对自身的知识筹划提出了社会学解释,即自身低微的出身与学业上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中的引力和斥力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他独特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就是他会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进而创立出一种总体性的实践导向的社会理论。

      二、主客观混杂结构客观化
      在人为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基本的、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矛头直指的问题。在布尔迪厄之前,这种认知论上的对立不断重现,但在形式上几无变化,这也就说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认知事物方面其本身就有其存在的依据。主观主义重视个体的心灵,认为个体感觉、经验、意识、观念或意志等是世界中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和基础,而客观主义旨在确定一些不依赖于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规则,如结构、法则、关系系统等。相比较于主客观,客观主义至少在客观上揭示了使社会世界的信念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其在现实的学术认识和实践认识之间引入一种明显的间断,并将该间断所依托的多少有点明晰的表象置于所谓“理性”、“先天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一点也与索绪尔符号学及符号互动论的认知一致,客观主义下,只有当行为人将同一个符号与同一个意义组合协调一致时,才能在编码和解码活动中参照同一个恒定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的、不能被简化为在实践活动或作品中再实施的关系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客观主义可以用来作为直接理解社会世界的原初经验。

      但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如此表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其主要缺点就是只对事物、现实和感性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然而主观方面的唯心主义却也只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这也就是说,客观的唯物主义忽视了认知场域中人的存在,往往只会以观察者的视角外部性地认知世界,这也就缺乏了认知场域内人其本身实践性的理解,而主观的唯心主义方面往往也只是抽象性的能动,缺乏实践性的认知与作证。如何超越这两种认识方式之间的对立,同时取得它们各自的成果,就必须阐明它们作为学术性认识方法与产生社会世界日常经验的实践认识方法对立所共有的预设,而这也就需要回到索绪尔借以构建语言学之固有对象的最初程序,但这些程序则因为所谓结构科学的建立中“机械的仿效当时的优势学科”和“逐字翻译一套独立的术语”等原因而被忽视和掩盖,这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认识论无意义”。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对那些使社会世界主观经验的反思和该经验的客观条件的客观化成为可能的认识论及社会条件实施批判性的客观化。因为,将非经客观化的理论关系投射于人们力求使之客观化的实践,这一做法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科学谬误的根源,故此我们应该对理论认识,特别是暗中牵涉的实践理论的特殊逻辑和社会可能性条件进行分析,该分析同时是对实践认识的特殊逻辑的分析,而这样做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对理论前提的无谓爱好,而这只是为了满足科学实践的最实际的需要。这样我们也就会发现,社会学力求在内心性中发现外在性,在对非凡的幻想中发现平凡,在对独特的追求中发现普遍,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揭露自恋唯我主义的种种骗术,因为它提供了或许唯一有助于,哪怕只是通过对诸决定因素的领悟,构建出某种类似于客观主体的东西,尽管这一构建也一直在遭受着世界力量的支配。

      落实到具体的实际案例中,我们研究客观化效应的现象,会将熟悉的关系转化为学术知识,我们会在数据的背后看到一张张脸、在传记的背后看到集体记忆中抽离出来的离奇故事、从制图符号中看到一个个农民,这些人都是我们要不断面对的“业余社会学家”。我们与他们访谈调研,他们可能会出乎我们意料地以实用主义的轻蔑鄙视系统的精神看重调研中个别案例、例外及微小差异等的异常情况,而又或许这样的异常情况就包含着研究中较为核心的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并不会觉得最初所说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建设配得上其过早和过高地自诩的赞誉。但是,在如此围绕一整套两两对立物组织起来的认识论范围里,一切对客观主义的质疑都首先会显得像是对主观主义的平反,那么如何对存在着客观主义谬误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基础进行分析呢?布尔迪厄的解读就是认为实践乃是理解实践的唯一方式,要去把这两种实践理论的对立简化为对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丝毫不去管这种对立是贵族式的还是平民式的。这种用社会生活调研实践所得到的经验来研究当时阶段社会生活实践背后所包含理论的内容听起来非常熟悉,如果可以把这些从实践中获得的理论经验再拿出来再作用于实践,这说的就是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一书二十多年后贺老师《在野之学》中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大循环的研究取向与初心。可以说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学术遗产已经深层次地被异国他乡跨时代的华中乡土学派所继承与光大,而这样的一套理论注定会继续发挥出其之前就已经发挥过的意义与作用。

      三、惯习、资本和场域分析
      落实到具体分析,这就牵涉到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中所涉及到的核心概念,即惯习、资本和场域,而此三者更是被认为是支撑布尔迪厄整个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经验调研中实践理论的认知理解就来源于某一场域中特定主体惯习与资本的结合。三个核心概念中,惯习最为重要,其是布尔迪厄向他所批判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分法挑战最得力的武器,布尔迪厄对其的核心界定是“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结构生产特性的结构来发挥作用”。相比较于惯习,场域和资本的理解就相对固定与简单,场域是指人类个体在实践生活中所处的物理空间结构或社会空间结构,其具体就是界定实践认知发生的一个空间结构;而资本主要指物质资本(金钱、土地和物资)与象征资本(名誉、声望和荣耀),物资资本与象征资本之间可以很轻易地互相转化,两类资本的使用也可以轻易地通过公开暴力和象征暴力的实施达成某一个体象征统治或象征支配的客观化结果,其具体也就是相关实践发生认知的一个客观化事实。所以接下来将具体围绕布尔迪厄所论述的惯习概念,通过对惯习概念的具体认知来解构其实践理论的核心分析。

      根据其上述定义,惯习是可持续的倾向性系统,是先期被结构化且作为使结构化的结构,即作为可以被客观“支配”且“规则”的实践与意向的产生的结构化原则,进而来运作整个结构。此说的“规则”客观适应于其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有意识的目的和明确掌握为达目的所需要的操作,因为这些操作都是被整体协调的。在具体认知上,惯习可能是一连串的“行动”,是个体根据以往实践经验应对不可预见和不断变化的局势采取战略的“行动”,这也就是说这是由过往局势的生产原则的产生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实践也就总是会趋向于复制最终产生的实践的客观结构,这一点对实践发生的认知具有很强的判断作用。在惯习的帮助下,实践就有可能会客观地被调试到适合客观机会的程度,一切就好像是根据以往经验获知的某一事件的逆推,或是根据过往经验分析的概率,此决定事件的先验的或根据预期而变化的被主观赋予的概率。另外,与每次经历后都会根据严格的计算规则修正的学术性估计不同,实践估计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取决于初期经验,因为这是特定的存在条件类型的特征性结构。通过其附加给独立的家庭关系领域的经济和社会必要性,或更确切地说是通过这些外部必要性的严格的家庭表现,如禁止、忧愁、道德课、冲突、品味等,产生了惯习的结构,而惯习的结构也必定会导致所有日后经验的感知与评价。由于惯习构成逻辑中必然也会出现迟滞效果,当实践真实面对的环境与客观适应的环境差距过大时,实践总是可能受到负面的认定,这也就是一种“负面的次要性加强”。

      当然,实践相对于从其即时性角度考虑的处境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相对自主的,因为实践是一种处境与一种惯习之间辩证关系的产物,惯习被理解成一种可持续可换位的倾向性系统,通过综合所有过往经验,这一系统每时每刻都像一个感知、评估和行动的框架那样运作,并使无限区分任务的完成成为可能。另外,个体惯习所导致的客体往往是真实客观化操作的产物,进行操作根据的分类标准与客体被领会所依据的分类标准相同,客观性的融入因此必然也是集体模式内化和对机体的融入,因为被内化的东西是同样被结构化的主观性外化的产物。那么,代际的延续也就会通过内在性的外化和外在性的内化之间的辩证法建立起来,这一辩证法的一部分就是逝去的几代人内在性客观化的产物。如果说惯习可以像一个确实把这两种关系体系在实践生产中并通过实践生产联系起来的操作者那样运行,那么惯习也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的历史,是不被当成历史的历史,是人们在第二天性中实现的“无意识”的结构。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一定存在着不同比例的昨日之人,甚至在一定事物力量的助力下,昨日之人才有可能是我们身上的主导性力量,哪怕我们感觉不到昨日之人时他们也已早早深深根植于我们,构成了我们无意识的部分。社会学会把所有作为相同客观条件产物且是相同惯习载体的生命个体看作是一样的,在如此惯习的反复灌输下,那些集体历史的产物,如不同的客观结构终将就会以可持续倾向性的形式,在长期处于的相同条件下,也就是在所有被置于相同存在的物质条件下的有机体、或个体、或家族、或阶级中不断地再生产。

      这样每个处于不同场域、拥有差异资本的个体关于认知社会现实主观性的问题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由实践理论中个体“惯习”的解构而具体科学的客观化,进而在相应的科学研究中抽离出关于认知视角主客观对立及混杂的技术难题。当然,这个社会世界的每种状态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是分配和身体化或制度化分类之间的适配借以不断被破裂和恢复的动力学契机。斗争是分配的起因本身,其目的既是为了占有稀缺资源,也是为了迫使人们以合法的方式感知分配所显示的力量对比,而这样获得的表象因其固有的效能就会有助于永续或颠覆该力量对比。上述某一类型个体的“惯习”就是这些外在现象最好的展示,其充满着社会实践中某一类型个体时间意义的作用,而这其中的类型在一定场域和资本的加持下,自然而然地会与分类体系和社会阶级这一概念挂钩。属于相同惯习、场域及资本下的社会个体们其思想的结构化也会趋向于一致,这将进一步强化决定了的分配体系并保证其再生产的客观机制,再加上客观机制自身的效能,关于阶级的永续存在也就会始终确定。鉴于上述阶级延续的认知推演,纵观马克思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凡勃伦有闲阶级、米尔斯上流社会、上流阶级等的认知,都是趋向于社会事实阶级分类的定义及批判,并没有相关内部视角客观性的说服,而布尔迪厄则通过其实践理论构建的“惯习、资本与场域”的范式,在个体惯习的分析程度上将个体主观的认知结构彻底的客观化,进而轻松将阶级的延续发展及再生产等维持的客观本质全部性地娓娓道来,这也就很自然体现出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相关分析范式对主客观混杂的社会现实更进一步科学客观化的认知过程。

      四、结束语
      “布尔迪厄永远地改变了社会学学科的样貌,使得从涂尔干及其弟子们去世之后就坠入困厄和无人过问之境的社会科学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当然这样功绩性的评价并不是布尔迪厄希望看到的内容,因为他的期望早已如此明确,“他希望其建构的理论工具可以充分地在新的研究中使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写评论或写注释而设计”。“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现实经验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会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相信布尔迪厄这份警惕的“科研惯习”会被每一个社科学者一丝不苟地铭记。




“男性统治”的背后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读书笔记


      “男性统治”是布尔迪厄所观察到的或希望进行的对“性秩序永久性及变化”问题的明确解构与批驳,他认为男女双方性结构及性结构借以被认识的这种相对稳定性的模式其实也是被后期诸多机制建构起来的,根本不应该存在什么天经地义的男性统治权力。而针对70年代所兴起的诸如“女权运动”等“性秩序变化”运动的发展,布尔迪厄则认为它们也陷入了一定的误区,没有直击看似“永久性”男性统治的背后诸多“象征暴力”的实施条件与机制,而是迎合了某些表面上“慷慨的诱惑”,最终只是营造出一种带有一定获取利益性质的理想化的幻想,这也大抵是当前女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的原因。

      这个社会上无论男女性别,所有的统治作用都是通过被归并的结构与重大制度的结构之间的客观同谋实现的,而具体实现的依据就是相应的秩序。“男性统治”就是依据这样的男性秩序而建立的,其力量体现甚至都无须为自己辩解,因为这样的观念不仅在布尔迪厄人类学调研的阿尔及利亚,甚至全世界都较为普遍。具体的男性秩序就是在如同巨大象征机器运转的社会秩序中,男性中心的观念会被大家当作中性的东西而接受,因为整个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托建立在之前人类发展男性统治的基础上的,这里面涉及诸如劳动的性别分工等一系列人类生物学差异的自然本源。

      任何秩序,甚至统治关系,只要它涉及权力的斡旋与社会认知的不公正,它一般是很难整体性地在近代理性主义等一系列历史浪潮中存活下来的,但“男性统治”却似乎是个个例。因为“男性统治”在整体的认知与接受的方式中总是会体现出那种自相矛盾式的服从,这种服从被布尔迪厄称作“象征暴力”,这是一种温柔的、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觉的、看不见暴力的结果。其具体实施需要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这些象征途径包括交流、认识、态度、行为,甚至情感,即“系统生成的集体历史和个体生成的个体历史”纳入身体的结构,而这些结构也充分适用于世界的客观结构。这也就意味着被统治者在思考自身、思考统治者或与统治者的关系时会使用与统治者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模式,这些模式以配置的形式存在于她们身体的最深处,即女人们会按照统治地位的观念,以男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贬低自己,成为统治她们的男人们的同谋。

      如此“系统生成的集体历史和个体生成的个体历史”是如何持续性地被纳入女性的身体中的?这就来源于男性统治下统治结构中诸多联系机制的共同作用,如女性一生成长中都脱离不了的家庭、教会、学校、国家等的认知结构影响。这样的机制作用真正确保了“男性统治”的“超历史稳定性”,于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们借助统治关系直接性地将“男性中心世界观”纳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从而将这种关系合法化。但很清晰的是这种生物学的自然本身完全就是一种自然化了的社会构造,这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解构出来的“男性统治并不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种历史构造的产物”。

      当然,考虑到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属性,性关系本身即普遍是以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的基本区分为原则形成的。“这个原则建立、组成、表达和支配人的欲望,其中男性的欲望是占有的欲望,是色情化的统治,而女性的欲望则是男性统治的欲望,是色情化的服从,这也就注定女人会在象征上服从和受人摆布,而男性中心观念也会不断地被这种观念所决定的实践合法化”。这样男性统治得以充分行使的所有条件都已实现,男人们得到普遍认可的优先权表现在社会结构及生产和再生产等所有活动的客观性之中,所有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也一并建立在一种性别区分的基础上,而这样的区分无疑给了男人们最好的部分。如此区分的社会化也使男人喜欢权力游戏,使女人爱慕玩权力游戏的男人,可以说“男性统治”在无知中找到了最好的支持,从统治关系中产生的思维范畴在统治者身上的应用则进一步促进与巩固了这种无知。

      无知终究是会随着认知的进步而消散,当人类认知领域的发展都进入反思阶段,“男性统治”自然会直接被视为政治不正确或认知的引战语,但如何应对“男性统治”中所遗留或存在的各类机制,女权运动的道路似乎仍艰难险阻。尽管对“男性统治”明证性的质疑批判、女性权利正当性的认知保护、不同性别接受教育、参加雇佣劳动、进入公共领域、远离家务和生殖功能弱化等一系列妇女处境深刻变化的社会现象越来越明确,但女性处境的变化本身似乎还总是遵循着男女之间区分的传统模式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也是男性统治结构中最为具象的分配,即男人仍继续统治公共空间和权力场,特别是生产方面的经济场,而女人则仍主要致力于象征财产的经济逻辑永久存在的私人空间内,如家庭、生殖场所等,或者各个空间的延伸形式,像社会服务机构如医疗结构和教育机构,或象征生产的空间,如文学场、艺术场或新闻场等。上述场域并不可能在进入时明确指明性别的区分,但场域内各类结构与机制的影响注定造成了上述较为普遍的现象,“男性统治”似乎早已远去,但其似乎仍未走远。

      自兴起至当下一直充满共情的女权运动早已将“性别平等”的认知贯彻于社会大众们的心底,但事实证明,妇女们真正的解放,绝对不能只靠觉悟与认知,只有妇女们的境遇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她们受压迫的条件被彻底性消灭,社会生产生活真正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真正的男女平等和社会平等才会实现。因为“男性统治”象征暴力的有效性条件早已被纳入身体暴力的最深处,只有彻底摧毁象征暴力的实施条件,具体的解放才会真正到来,这一宣言也基本适用于所有的被统治者或被压迫者。另外,在这一问题与运动的进行中,尤其要提防一系列为谋取利益而进行的低幼性质的诱惑,即以同情、团结或道德愤怒的名义,提供有关受压迫者和被谴责者的一种理想化表象,却对这种统治的具体消解闭口不谈;或是以女权主义为幌子,别有用心地大搞“身份政治”,让她们冒险加入并被淹没在与她们自身的忧虑和利益无关的陌生政治运动中;又或者封闭性地进行女权主义的政治斗争,如刻板性质地要求男女在政治机构中机会均等,这些斗争很有可能会优待与现在占据统治地位的男人来自相同社会空间区域的女人,从而加强另一种形式上虚构的男女平等。

      当然,特有的政治行动也确实为妇女们提供了一种集体反抗的可能性,这种行动是以司法的和政治的改革为方向的,但只有真正综合考虑到所有的统治作用,在长时期内借助不同的机制或相关制度所固有的冲突与改变,才会是妇女们所需要的真正有用的政治运动。这也就是说妇女们并不是要和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小集团内部的内倾反抗决裂,尽管这些小集团在家庭、工厂和办公室的日常斗争中是非常必要的,而是她们应该更加懂得要参与到社会运动当中并依靠具有反抗性特征的组织,致力于创造并规定集体的组织和行动形式,尤其是那些具有象征性的有效工具,通过这些工具的运用与努力,有效动摇那些促使她们服从永久化制度的链条。

      “把自然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观念夺取的两性关系,重新纳入历史,进而归还给历史”,这就是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中所要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而在实践上真正为妇女们的解放提供更大可能性的初衷。




“平凡的世界”
——《世界的苦难》评议稿


      《世界的苦难》一书副标题是“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其具体就是布尔迪厄言“针对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欲困难作出的见证”。具体成书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耗时三年共同完成的田野调查合著,数百位法国社会底层的个人访谈案例描摹的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光鲜外表下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全书结构清晰,围绕布尔迪厄特意选择的六大主题问题展开,通过对“不同观点的空间、场域效应、正式工与临时工、局内人的局外人、矛盾的遗产与布尔迪厄自己的治学理解等”深入表述了其所见社会世间苦难的论述。布尔迪厄治学实践的思想表达及调研方法论与具体问题的理论分析等也在全书中表现得漓淋尽致,其逻辑论述层层深入,问题意义价值深远,调研案例的穿插也充满了现实访谈的厚重感与真实性。

      当这部经典跨越时空的距离,来到当下我们认知的时代,我们会进一步感受到书中表达与布尔迪厄大师的魅力,其所总结的六个主题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即使在当下也让人深有共情,这也是本书主讲毛瑞同学在主讲稿中深刻揭示与渴望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键部分,她也结合实际提出了很多富有现实意义的案例与问题。本周四收到与仔细阅读毛瑞同学主讲稿内容后,这几天我马不停蹄快速翻阅与深刻了解了一下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清晰明朗而又充满现实意义的布尔迪厄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这段时间沉浸在福柯哲学思辨中的我,再加上昨天与毛瑞同学关于本书思考的提前交流,让我更加欢欣地想在现实中与大家交流一下这些深刻的问题。所以我的分享稿内容具体也将循着毛瑞同学提炼总结的六部分内容展开,结合实际,与大家深入探讨一下,布尔迪厄本书所表达的六个主题在当下社会中的认知与发展。

      虽说是六个表达主题,其写作论述方式较为一致,但各个主题内部间也表现出内容的差异与因果的联系。第一、二部分关于“不同观点的空间、场域效应”的主题表述可见布尔迪厄关于“个体心灵疆界、社会场域”等理论的提出与应用。关于布尔迪厄理论的核心表达,可以说其是“根植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代表的欧洲社会学传统,但又以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术圈为背景而展开表述的”,比如说其关于“场域概念”分为“物理空间结构与社会空间结构”的具体论述,自然让人联想起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渊源,可以说,布尔迪厄的理论及作品“既是一个延续,也是一个断裂,是对来自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的带有批判性的系统化”。按照布尔迪厄自己的表述,“其认为他在知识生产上的实践并不能被简单归类为‘理论生产’,他建构的‘理论工具’不是为写评论或者写注释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其目的是传递一种‘科研惯习’,是一个普适的、对于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必不可少的倾向性系统”,这也足见布尔迪厄的学术抱负。

      第一、二部分关于“不同观点的空间与场域效应”的主题论述下,毛瑞同学也进行了关于“移民社会融入、媒体报纸利益表达、社会资源夺取及管控如我国当下房屋政策的调整与发展等”的现实案例的表述与提问,大家也可以针对这部分的内容进行一定思考与讨论。关于那个时代的移民问题其原因总结已较为充分,而当下我国社会有关社会融入的话题仍是热点,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代际之间的拆迁融入、合村并居、候鸟家庭、异地户籍等多方面的融入问题仍充斥现实。而关于当下“社会利益驱动记者的机制”也较为常见,新闻媒体界善于制造事件、挑拨对立、赚取流量、恶性循环中输出利益观点、甚至不惜污名化某些群体,而毫无思想、立场与职业操守的新闻媒体可谓略见不鲜。至于空间及资源争夺,就像书中的表述一样,缺少资本的人永远存在,当时代陈苛下这些人足够聚集时,这样的争夺也就愈趋向于群体化,那当个人的努力被时代的变动所完全吞噬,那么一切所只能依靠的社会政策将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俱开颜”?

      第二、三、四部分的主题表述更为具体,主要聚焦于“职业编制、代际矛盾、教育矛盾与阶级固化”等方面,可以说这三个主题部分的问题更为具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两部分“不同群体社会居民社会融入及资源争夺”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毛瑞同学也提出了诸如“职场内卷或996、学历贬值、家庭苦难”等现实问题的讨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关于工作劳动成为当下世间苦难最主要问题的来源根源,正式编制与否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单位中两类工作人员完全不同的工作心态,处理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酿成人间惨案;而“代际矛盾”的背后则来源于时代背景的飞速巨变,“职场内卷与996还是躺平”的背后充满了时代、阶层、认知等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关于教育发展变动无疑也是为之而服务的,诸如贫困地区“因辍保学”、“50%职业高中”、三本独立院校改职业本科或大专等“本升专”、“清北硕博任小学老师”、“停办各种校外培训机构和补课班双减”等各种政策及现象下,无不蕴含着浓厚的政治与经济意味。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布迪厄调研方法论的理解,作为享誉全球的学界大师,布迪厄在本书中所展示的研究及访谈内容堪称楷模,其访谈记录的翔实,甚至连细微的标点都能体现出当时表达的情境。但本书的主观价值表达其本身就含有悲观韵味,这就自然与研究中保持主观价值中立的认知相违背,这也是一个可以供大家思考讨论的问题。据布尔迪厄自己的表述,“社会学的工作中很少是有我们到达被称为清晰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证据本身就较为困难,主观性哲学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幻觉都明显比社会学的客观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离常识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也明显比‘惯习理论’离常识的距离更近”。“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为求理解”是斯宾诺莎的格言,也是布尔迪厄所明确的社会学者田野调查必须以之自律的格言。田野访谈调查就是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进而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他们的办法。

      “但也要清楚,分析者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要让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干预,只能靠书写活动,这是调和下列矛盾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观地分析采访对象的立场和理解其观点,然而不可生造客观的距离,以免把分析降格为一种昆虫学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采取一个尽可能接近自己的观点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合理地设想为第二个自我——因为无论是否愿意,它仍然是一个对象——从而不适当地使自己成为后者的世界观的主体。建构活动充满批评性思考,分析者必须使之看起来不言而喻和顺理成章,甚至无条件地服从既有事实,这样才能成功地介入对象化的过程。”这差不多就是布尔迪厄关于该问题所表达的核心认知。

      世间苦难,众生皆苦。“只讲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而排斥其他一切困苦,无异于对很大一部分反映社会秩序的困苦视而不见和不理解。”无疑,“社会秩序已经使大苦大难有所减轻,不过仍没有达到人们所说的程度,可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社会空间不断在特殊领域和次领域大大扩展,从而制造了助长各种日常困苦空前加深的条件。”

      命运总并不能尽如人愿,但每一个个体往往也只有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才能够成熟与发展起来,去继续接受或主动进行世间苦难的继续洗礼及锤炼。如何喟叹?“生命里有着多少的无奈和惋惜,又有着怎样的愁苦和感伤?雨浸风蚀的落寞与苍楚一定如水,它能静静地流过每个人青春奋斗的日子和触摸理想的岁月”。但最后,身处每一个自我世界中的人们,即使最平凡的人也不会忘了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奋斗,这也就是或许,平凡就是人世间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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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视》及关于网络


      《关于电视》是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学院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讲授的内容,具体讲授录制的时间是1996年3月18日。通过对当时法国电视界、新闻界系统的认知与理解,布尔迪厄以批判的态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以自身“场域”理论的概念为线索,深刻剖析了关于电视运作的各类机制与存在问题,并系统展示了电视新闻媒介场域背后无形的结构及其对社会生活中其他各类场域的影响。此一套布尔迪厄所创立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一直被其致力于分析各类社会等级的再生产机制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文化和象征因素。在布尔迪厄眼中,关于电视背后的种种机制充分体现着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的“象征暴力”,而其“通过电视”大肆宣扬的内容就是希望通过揭示这些被掩盖的东西,为相关电视新闻媒介场域的工作者提供武器,使“本应该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再蜕变为象征性的压迫工具”。

      一、《关于电视》
      关于电视的理解展开,来自布尔迪厄对于学者是否要上电视、接受电视邀请、表达自身观点的讨论,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电视演说行为的解释与引入。对于学者上电视存在偏见并断然拒绝的行为,布尔迪厄是不提倡的,因为在他的认知中,当下时代在电视上讲话也属于一种学者的责任,这沿袭着胡塞尔“学者是人类的公务员,其本身就有向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展示其自身发现的责任”的观点。因而每一个接受电视邀请的学者就必须深刻认知关于电视媒介的理解,要知道在这样一种时代工具的推介下,学者其自身理论及观点的表述往往可以触及到极大基数的社会公众,那么其说什么、为什么说以及如何说的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些都应该是负责任的学者在电视上公开露面前务必考虑明确的。不然的话,电视媒介的使用往往就会被一些徒有虚名的学者当作“那喀索斯”的镜子,成为一个其自我展示、沽名钓誉的存在,而这也是布尔迪厄所看到与批判的现实。

      引入到电视机制的现象本身,首先是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反民主的象征暴力”的工具理解,其对此罗列了一系列电视在当代社会中“符号暴力”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播出会经受一系列“绝妙的审查”,比如电视节目的主题是被提前预定的、交流的环境是被强加的、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等,这样的诸多规定也就导致在电视上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表达变得几乎不可能实现,那么那些最终能在电视上播出的话语言论也基本就都是刻板化、固定化及片面化的“社会定论”。而这样“绝妙审查”的背后往往是各种国家权力、政治风气、利益背景、经济支持等的束缚,就像“隶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不可能去做关于核电站周围居民民生方面的采访”一样。这样一种电视节目制作自主性的丧失与背后审查目的性的添加,就是使得电视成为维护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象征秩序”强大工具的有力途径。当然除了象征秩序的维护,更进一步的是,电视还可以通过其自身所灌输给公众的认知,强迫人们戴上某些别有用心的“眼镜”,进而以一种公民无意识的认知完成对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政治或利益动员,比如希腊与土耳其之间争对荒无人烟的伊米亚小岛发出各类民族主义的宣战言论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等的电视媒介动员。

      除了电视制作领域的机制束缚,电视节目制作完成后又会在以“收视率”为指标的评判标准中继续接受社会商业逻辑对其的支配,而无比明确的是,和电视制作审查一样,电视节目在这样功利性支配下根本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所谓收视率就是各个电视频道所拥有的观众的比例,而收视率的好坏则就成为了整个电视媒介场域中最重要的判断标准,这不仅与经济效益息息相关,而且也可以通过电视的公众曝光获得其他大量声名及权力资源。“收视率心理”的普遍存在,充分体现了当下社会市场经济对于社会各领域的有力影响,许多电视节目中那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新闻就可以看作是电视媒体对于市场的特意迎合。另外,电视节目的制作都需要依靠电视台记者们的认知与理解,而这又会与记者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既可能存在一种激烈无情、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又可能存在某些相互串通的关系,而这样串通共谋关系的形成一定与记者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与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所决定。这也就是说,电视节目的制作与发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逃离不了社会市场结构对其的束缚。

      二、关于网络
      在布尔迪厄的时代,新闻媒介场域的载体主要就是电视,再慢一些就是之前的报纸,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电视在新闻媒介场域的发展早已被互联网络所代替,尤其是在移动网络设备的大力普及下,人手一部的手机早已成为了每一个个体接受社会新闻、传递个人认知、进行渠道发声、展开社会交往的最便捷途径。这也就是说布尔迪厄在新闻媒介场域“关于电视”的认知理解在不久后就需要被其媒介载体的更新而更新了,但似乎这以互联网络加手机为载体的媒介传播又与布尔迪厄以电视为载体的媒介传播差距不大,其核心趋向的场域结构束缚与象征暴力维护甚至仿佛都如出一辙。与电视相比,互联网络加个体移动设备的媒介载体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与双向互动中的更快捷与便利,另外其“人手一部、随时打开”的普及性与实时性也是电视这一载体从不可能具备的。在当下互联网络的时代,布尔迪厄所讨论的学者发声或个体发声的问题似乎就已接近确定,因为在互联网络中的发声似乎是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络的个体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些使用互联网络的痕迹都会永远被保留在相关软件的存储系统中。只能说当下互联网络加移动设备的媒介传播载体让每一个个体都具备了成为一个“小型电视台”的能力,但这样电视台“发声”的受众效果也自然与在之前电视上绝对确定的广大受众的效果相异,因为在每个个体都存在的相同的发声条件下,往往只有最能获得社会群众青睐的发声者才能获得更多的聆听者。而这似乎也就有可能倒逼上述媒介发声者充分注意其自身发声内容的质量与特色。

      但现实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的,互联网络加移动设备的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媒介似乎自“发声”的一开始起就充分受到了社会商业逻辑对其的支配,而与电视节目“收视率”这一支配性指标相对的,是互联网络时代“流量”至上主义的市场性指标评价。与收视率相似,流量就是个体发声频道所拥有观众的数量,而流量的好坏多少也直接就可以用来判定其发声个体的能力、资源及声望。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如此充分且全面的市场结构影响下,所谓的能力、资源与声望又基本都是可以通过资本的力量来打造与堆积出来的,那么在唯“流量论”的认知下,资本异化、粉圈经济、哗众取宠、娱乐至死等社会恶俗现象自然而然地就会在市场的统一默认下兴风作浪。当然这些娱乐或文化或新闻场域的恶俗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会直接在市场的有力助推下作用于整个社会及时代的风气与环境,所以说,时代及科技领域的进步并不能改变个体逐利及认知领域的问题,电视时代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新的时代一样亟待解决,而且甚至会在科技的便捷性帮助下变得更加棘手。

      针对上述市场经济以“流量”为裹挟对新时代部分新闻媒介传播及社会文化领域的不正当影响,倒是国家力量迅速展开了相关的政策约束与环境维护,如网络社会发声的基本规范与原则、网络社会个人名誉及隐私的保护等,这些措施无不确定及规范了上述每个个体都能“发声”的当下的社会传播环境。然而这样的规范又难免会让人陷入国家权力象征暴力的审查与约束中,毕竟国家权力的使用背后往往充分贯彻着国家意志与政治权力的逻辑,比如2020年特朗普输掉美国大选后,其8000万粉丝的推特账号迅速在政府权力与市场巨头等的联合会意下被永久封禁一样。但这样的审查与维护在如此发达的市场网络时代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新闻或文化场域内传播媒介的使用及维护会被打上国家底色的烙印,但如果没有这些,每个个体所获取的新闻媒介传播信息绝对会全部都变成由市场机制统一协调后的别有用心的“象征暴力”,而这样的社会也就将会彻底变成“消费社会”里所构述的“无尽的荒漠”那样。

      三、场域结构
      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正如柏拉图的名言,“我们始终都是上帝操纵的木偶”,在过去的电视及当下的网络中,我们或许能感受到那些媒介传播中光彩照人的社会活动分子们看似举足轻重、自由独立、甚至头顶笼罩着非凡光环的形象,但其实际上这都只是些必然性的场域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这些场域结构其操纵“木偶”的目的也主要是希望通过牢牢抓住新闻场域内媒介传播的迅速性和普及性特点,在政治场上充分合理地推进各类“象征暴力”与在经济场中充分进行各类商业逻辑的支配,进而在政治与经济场域的双重作用及影响下,有力地掌握甚至垄断整个国家社会认知发展的核心命脉。其中过去的电视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这些场域结构以一种“由上及下”的方式,先牢抓其在政治场域的审查机制,再放任其受市场机制影响下的“收视率”指标,而当下的网络传播则因为其资源的普及性,场域结构采取了一种“由下及上”的方式,充分协调其在市场机制影响下“流量至上”等问题的治理,再以制定规范标准等的方式达成其政治场域维护“象征暴力”等的目的。虽然过去与当下时代的变化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未来的发展也一样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对于这些新闻或文化场域背后体现出的必然性的结构机制,我们必须深刻揭示,使其大白于天下,这也是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最核心的初衷。

      首先是关于电视及关于网络这些新闻场域媒介在政治场域中受到各类政治权力束缚影响、进而实现“象征暴力”的机制。要知道当下时代,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机关或政府部门,已经可以通过其自身设立的传播媒介发布相关官方信息来垄断性地对相关社会事件发布影响与制造压力了,这使得那些过去力求获得独家报道与想方设法掌握新闻的商业机构的对抗及努力瞬间化为泡影。在这样庞大的国家权力机构通过其行动、决策和对新闻场的干预,彻底控制住了整个新闻场域对社会事件发声与报道的范围和等级,这样的控制力赋予了政治场域结构对此无与伦比的“象征权力”。在这样新闻审查或规范制度的压力下,新闻媒介场域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就会选择通俗化的内容传播,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发表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公共话题,或者以这样的态度来制造内容。这样模式发展的后果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个集体新闻行业的工作大多趋于类似,会趋向通俗化、“随大流”、以及“非政治化”等,因为在整个新闻场域建立发展的先决条件及共识上早已被打上了“能通过电视审查及能符合网络规范”的烙印。更关键的是这些烙印早已通过国家强制力的担保,深刻灌输进了所有新闻工作者或网络发声者的思想行为实践中,而这些都会从根本上保证整个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的“不协调之声”。

      其次是关于新闻场域结构充分受到商业化支配的机制解构,在这一定程度上与新闻场域结构的形成都密切相关。因为新闻场域的诞生主要是在19世纪的两类报纸的对立中形成的,其中一类是以优先提供“信息”为核心,其中尤其是提供“耸人听闻”的信息,而另一类则是尽快提供分析和评论文章,充分显示其“客观性”的价值,努力表现与前者的区别。当然,在这样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化原则相对立的场域中,此两者的发展都是需要得到同行与读者认可的,那么这也就从本质上离不开市场机制对其的裁决。时代变化、科技改变,无非也就是从报纸的发行量转变为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再转变为网络传播的流量和热度,但这些评价指标的背后却是永恒不变的市场机制对于新闻场域的牢牢控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新闻场这一受市场机制牢牢掌控的结构模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所有文化生产场都在面临的模式,因为毕竟以电视及互联网络加移动设备为载体的传播媒介所能传播的内容几乎可以完全涵盖所有的文化内容。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机制完全可以通过其运行的商业逻辑在有效控制新闻场的过程中,进一步通过其类似于电视和互联网络加移动设备等的传播媒介控制与影响整个人类文化生产的场域,当然这一切的推进发展都始终还会是在上述政府公权力的管控下进行。

      四、结束语
      在电视及互联网络的换代更迭中,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全新的电子媒介的文化生产阶段。时代与技术的更新自然而然地将人们的认知趋向分为两拨,乐观主义者如本雅明等相信通俗文化与这些新技术、新媒介的结合将会是革命性的,它们会促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而悲观主义者如阿多诺等则忧心忡忡,他们大声疾呼文化工业的商业逻辑,表面上的民主最终将完全被媒介的霸权与专制毁灭。阿多诺的论述趋向与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机制解构的方向一致,这同样也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商业化入侵”理论相近,但布尔迪厄更加关注在电视上揭露“关于电视”的象征暴力,遏制它的非民主性,强调科学场和艺术场的自主性。“人们能够而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这些场域结构应该给人们评判、选择的自由”!布尔迪厄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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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1-09-16 10:52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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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简史》评议


      《新自由主义简史》是大卫·哈维论述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起源、兴起和意义”的著作。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即是在国家角色制度框架的有力搭建中,如充分强调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贸易规则等,进一步释放社会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进而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个体的幸福。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新”主要体现在结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与西方反共意识形态浪潮的时代背景,进行对古典自由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强调市场至上”等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应用。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经济实践性的政策理论,新自由主义早早就被打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世界各地发展推进的“简史”表述,大卫·哈维充分展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给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所带来的困境与灾难。在这样表象经济政治灾难背后,所包藏的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以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幌子的,促进全球不平等阶级力量重建与重构,摧毁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而以国际垄断资本统治全球的祸心,这也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在这本书中所要表露的核心。

      因而本篇评议稿的论述安排也将充分沿袭大卫·哈维的这一论述核心展开,第一部分探究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渊源及演进,以期更加充分地认知该理论;第二部分则聚焦解构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进发展简史中造成的各类影响与危害,深刻认知现象的背后因素;最后一部分则沿袭大卫·哈维的思路,讨论关于“自由的前景”,思考与探究相关“替代性方案”。另外,以上内容安排将不会赘述主讲稿已经充分呈现的内容,其所进行的思考讨论也将充分围绕泽伦同学较为全面与优秀的内容梳理及设置问题展开,希望可以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演进
      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来自18世纪至19世纪初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通过“经济人”假设,充分强调自由贸易与市场机制的重要性,通过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等。但该“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提出也离不开17世纪英国洛克个人财产权“不容侵犯”理论与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派“自然秩序”自由发展等理论的影响。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保驾护航下,19世纪各国列强以帝国主义形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倾销的全球化扩张也就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形式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思潮批判,古典自由主义也发生了一定的分化,但19世纪下半页出现的以“供给本身就会创造需求”等理论粉饰太平的“庸俗经济学派”与20世纪20年代初以“供求论”和“边际理论”为基础将传统经济学改造成为带有综合性折衷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古典学派”等无不都充分坚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这也就更使得“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成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经济制度合法性、合理性辩护的理论工具, 成为了当时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十九世纪主导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活动与政策的始终都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但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和内涵,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经济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市场化、私有化的基本原则”却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存在,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构建最核心的三大理论遗产。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统治一直维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该理论的统治之所以被终结,完全是现实经济的发展给偏听偏信的人们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耳光就是1929-1933年发源于美国,后来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这场扩日持久的经济大危机彻底改变了世人对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看法,尽管这场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像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没有遭遇这场危机,反而通过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优势迅速完成了自己的五年计划。但处于风暴漩涡之中的美、英、法、德、日等国却无暇思考其制度框架本身的弊病,纷纷开始自救。在一系列改革及突围措施中,以美国“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罗斯福新政”救市最为成功,而在其他国家诸如德国、日本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通过对外扩张来转嫁本国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人类历史上惨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比下,这也就奠定了20世纪30年代后“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理论与行为的正当性和主流性。所以大萧条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都牢记“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让政府充当市场机制的“守夜人”,这也就是书中所表述的“镶嵌型自由主义”理论,在经济危机时,通过“扩张型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如扩大政府开支,减免税收等;在经济繁需求大于供给时,又可以通过“紧缩型经济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镶嵌型自由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主流性一直持续到了1960年代末,最终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下迅速垮台,具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方面资本积累所导致的通胀与失业现象频发,及上述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再一次显现,以及“苏攻美守”冷战大背景下席卷全球的左派思想运动泛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一次陷入了政治经济方面大危机,而这一次他们选择的是已经被打压发展四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具体来说就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以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人为代表的主张“大萧条并不否定市场机制”、“继续强调市场至上”、“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社会主义”等“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朝圣山学社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除了是四十年的理论发展,促进“朝圣山学社”在政治经济领域方面的学术权威外,其“反社会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张趋向无疑正中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之处。所以里根与撒切尔分别在八十年代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国家政治经济上各个方面的转变与改革,这也就致使新自由主义理论直到如今在话语模式中的霸权地位,再加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华盛顿共识”的加持,新自由主义理论迅速以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蔓延全球,逐渐成为世界许多人理解社会常识的一部分。

      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危害
      然而,施行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的19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却并未能在经济上取得很好的表现,虽然两国经济上的通胀率确实下降了,利率也下降了,但取得这点成绩的代价却是高失业率,如里根任内美国失业率平均为7.5%,撒切尔任内英国失业率超过10%。但英美两国却通过自身霸权与媒介传播的控制在90年代中期将这种“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模式包装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即通过上述的“华盛顿共识”向全球推广。这样一整批的国家如拉美地区、俄罗斯、东南亚、东欧等都成了其主要的实验场,虽然也出现了诸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地区差异性的经济飞速发展,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都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推进陷入了巨大的泥淖之中。那么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是否成功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按照书中的真实数据表明,这简直一无所获,“1960年代,全球经济总增长率为3.5%左右,甚至在艰难的1970年代这个数字也不过下降到2.4%,但是在随后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增长率却分别为1.4%和1.1%,自2000年以来,增长率差不多跌倒了1%。”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刺激全球化经济增长方面相当失败,甚至在某些地方,例如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地区以及那些中欧国家,这样的损失简直是灾难性的。那么,为什么世界还公认通过经济全球化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化是“唯一出路”?答案很简单,因为遭受到灾难与毁灭的国家中没有其“始作俑者”,而且美英还通过在全世界多地区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进所导致的动荡加剧中进一步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及经济利益,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灌输自身西方金融共同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以“自由、民主等人权”为幌子不断干预世界多个国家的内政、通过新自由主义化经济的发展为世界资产阶级的壮大创造条件,进而在根本程度上实现其“遏制共产主义”的卑鄙打算等。

      虽然新自由主义化的政策推进确实促进了一些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即使是在这些国家中,一个持续且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是,所有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都有一种社会不平等被扩大的现象,这使得社会中所有最不幸成员任由寒风摧残、越来越被边缘化。虽然各国家地区也存在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很明显的是难以置信的社会财富和力量越来越多地被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的手中。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并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但再分配的路径,往往是一种“掠夺性积累”。这种“掠夺性积累”主要包含四种特征,如私有化和商品化,即对于所有的公有资产进行企业化、商品化和私有化;如金融化,主要在1980年后在金融领域进行强劲投机和掠夺的姿态;如危机管理和操控,这使得国家的“债务陷阱”一跃成为掠夺性积累的首要方式;如国家再分配,这使得国家成为再分配政策的首要行动者,进一步颠倒资金从上层阶级向下层阶级的过程。那么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生活中,市场和市场信号将在国家框架力量的支持下,决定一切资源配置的决策,那么任何事物原则上都会被当作商品对待,所有的社会事物都将按照“合法或不合法或约定俗成”的契约进行交易,这也就使得市场交换在本质上取得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进而代替所有人类先前的伦理信念。这样的认知是不寒而栗的,但确实完全市场化社会中每一个“理性人”利益熏心、追求利益的过程必定会让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终结,那么每个社会都应该且必须对社会市场化的起点和终点做出某些限制,现在争论的焦点就要放到其界限何在的位置。

      纵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无论是之前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之后镶嵌型自由主义理论,其核心都是通过政治经济的手段,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而实现某个时空场域中国家发展或意识形态的整体目标。比如最早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时期,“放任市场”的手段与目的,是解决资本主义大发展过程中原材料及销售的问题,进而提升资本积累和国家力量;镶嵌型自由主义理论的时期,强调政府宏观调控,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问题,当然可能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并不能根本性治理这个问题,但政府力量的介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市场资本起到了约束性的作用;再到70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其往往就是确定市场机制和政府力量的共同作用,进而推进国家、市场与社会的整体发展。那么,综合推进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力量的共同作用是否就可以很好的实现如上目标呢?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预期确实是这样的,该理论认为国家政府建构一个保障市场自由的制度性框架,这个框架给予个体稳固的个人财产权,那么个人方面的利益将会得到保障;然后在社会市场领域,充分听任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杜绝强大的政府利益集团从中牟利,另一方面是通过一切私有化等理论进一步促进市场的繁荣。但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中,很多与美国等国家力量很强大的国情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市场力量的怪圈,这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先前各种政府力量或社会力量所维系的制度框架甚至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都会被市场力量所摧毁。因为市场的灵活性完全可以通过交换伦理的普及瞬时指导一切人类的行动,将整个社会风气引向趋利的境地,那么国家政府力量不足的国家自然而然地就会在国内外压力的困顿下自发将政府力量转变为国内及国际市场的附庸,那么新自由主义理论一开始所说的国家政府力量保障个体财富幸福及平等尊严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三、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应对
      论述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带来的恶劣危害,自然而然地让人想要思考关于该理论或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可替代性方案。因为世界反自由主义理论的立场已经开始涌现,哈维启发我们可以通过各类政治运动的发展推进提供相关替代性方案,因为历史上镶嵌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转向的历史都表明,除政治经济本身以外,各类社会阶级斗争所涌现的力量都在其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在当下这个工人阶级体制已经式微的数十年以后,阶级斗争似乎早已经被遮蔽或遗忘了,但各个社会统治精英谋求重建、增加,或者建立一种压倒性阶级力量的行为却是始终存在着的。因为各类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新保守主义理论,其背后所要维护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及资产阶级们的利益,而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德行”,即赋予每个个体权力与自由的许诺,不过是用来奖赏及讨好那些早已经因利益而被竖切的社会公众。那么或许,阶级的战争似乎就可以在这现实的掉以轻心中被点燃,社会大众们应该明确未来要么让自己听命于由压制性的、日益增强的上层阶级力量所规定的历史和地理轨道,要么就应该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层面对之作出回应,而且这样的回应必须是充满力量和挑战其根本阶级特权与机制的努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01年后,给经历了全球经济衰退后的世界带来经济动力的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反讽的是,在一个被认为由新自由主义规则统治的世界中,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方式都很像“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其中美国恢复了军事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规模赤字投资,而中国则在利用不良银行贷款的债券资助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和固定资本的投资。对于美国,其是有长久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1935年罗斯福总统在向国会递交年度报告时明确表示,他认为“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社会问题在根本上取决于过度的市场自由,因而美国人必须放弃那种获取财富的观念,它已经凭借过度利润形成了过分的个人权力,而社会公正则远比这样的权力更具有社会意义。”所谓“穷人的尊严、社会的公正、体面的生活、真正的自由”才是罗斯福所表述的四项核心自由,是他把其作为国家未来政治图景的基础,这些宏大的主题与当下狭隘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简直判若云泥。因为之前这些关于自由的价值才真正属于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属于一个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正义的社会。对于罗斯福的辩论能否存在一种实现的可能,那么美国内部必须建立一种联合以重新获得对国家机器的大众控制,并借此推动和深化民主实践与民主价值,而不是用当下这种市场力量的铁蹄去践踏它们”。

      而对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其就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市场经济的领域也是逐步进行私有化改革的,这样一条中国特色的私有化道路,其核心目的就在于“保持公有制结构的同时释放管理的自主性,抑制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带动整体富裕”。其中中国强政府能力的体现是一直不允许国有银行之外的金融调节形式、对外国证券投资设置壁垒及限制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势力等,这些也充分体现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虽然在经济发展、日益富裕的过程中,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系列不平等问题,但这一过程中也确实极大地提高了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且随着中国共产党人不负初心的使命与担当,2020年消灭贫困、严厉打击市场垄断和资本固化、“先富带动后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措施,正使中国不断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国家社会进发,而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体会所谓真正的、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


      “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更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更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当下出发,关于自由、发展与未来,我们要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
心怀天下,刻苦读书。
Posted: 2021-09-24 13:39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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