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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亮亮 2021-09-11 13:09
阅读书单(2021.8.3-2021.10.28)

布尔迪厄: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感》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
《男性统治》
《自我分析纲要》
《世界的苦难》
《关于电视》
《继承人》
《国家精英》
《再生产》
《区分》
《单身者舞会》
《遏制野火》
《反思社会学导引》




“客观或主客观混杂社会现实客观化”——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总结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方面的著述主要来自其《实践理论大纲》(1972年)、《实践感》(1980年)与《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1994年)三部著作,数十年的著述时间跨度充分体现了实践理论在布尔迪厄思想中的重要性,而关于实践理论的认知、思考、成形与应用也充分体现在布尔迪厄一生的学术实践中。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是一门充分讲究整体性、实践性和反思性的社科研究方法,通过将理论批判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一系列布尔迪厄式学术范式“惯习、资本与场域”的分析解构中,深入研究与真正理解社会现实中的“实践逻辑”,进而将“客观的或者主客观混杂的社会现实结构”具体性地、科学地客观化。这样的理论方法如布尔迪厄所预期般有力地打破了社科学界诸多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相对立、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脱节等根深蒂固般的二元对立问题,为后现代社会学向实践及经验研究的发展脉络做出了极为深刻的贡献。

      一、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提出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思考离不开其从哲学到社会学的研究转向,在布尔迪厄事业的最初阶段,社科学界知识事物的状况引起他强烈的“夹杂着反抗的失望”,这样的失望除了来源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学的理论歪曲引起,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固步自封的哲学研究对整个社会学科进步的阻碍,这样的失望最终由其“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所促成的世界观的改变”而得到了解决,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在此地田野调查时所领悟到的认知与思考。20世纪50年代,走出国门的青年布尔迪厄完全抛弃了不久前作为巴黎高师毕业学者“统治阶级”的视角与在巴黎古老图书馆研读经典的青年学者形象,一个猛子般地扎入了阿尔及利亚的山间地头,成为了一个穿梭于田野间、与阿尔及利亚农民同甘共苦的田野调查者。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思考与创见中,通过对当地居民婚姻状况、仪式行为、神话思考等人类学及民族学的认知观察,布尔迪厄深层次地描述了“社会文化结构因素内化为行动者个人秉性的诸要素”,提出了众多有关制度与实践、个人与社会、认识论与策略、符号与社会场域辩证关系的观点,因而,布尔迪厄终于解开了心中的失望,开始了对以往结构主义认知的超越,逐步构建与形成起自己独特的实践理论的认知视角。

      至于青年布尔迪厄对学界知识事物的失望,其在《自我分析纲要》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美国社会学通过类似卡皮托利神殿之三神的帕森斯、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使社会科学遭受了一系列歪曲,我觉得必须把社会科学从这些歪曲中解放出来,尤其通过回到涂尔干和韦伯的原著,此两者都被帕森斯兼并和歪曲”;而至于本国哲学研究的失望则是当时的“哲学无论在传统定义上,还是在最具炫耀性的创新形式上,都显得陈旧腐朽,这些见习哲学家们只会在10年或15年之前,扑向胡塞尔的档案”。那么在60年代,为了与这种美国社会学主导的、世界范围的正统观念作斗争,布尔迪厄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自己受理论启发的经验研究中去,既做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定义的纯粹服从,也充分摒弃某种蒙昧主义的拒绝,即美国实用主义学科传统下所大力催发的统计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而布尔迪厄的学长福柯则走上了本国哲学研究推进的道路,他不断致力于扩大哲学的传统定义,让现实的世界进入哲学,并由此以各种新式的研究主题如“疯癫”、“监禁”、“权力”等进入哲学,最终同为“后四大家”的两人无疑都在共同的时代问题面前走出了最优的解决方式。当时空斗转星移,虽然当下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曲解已逐步明确,但美国社会学依托计量统计等强势的学科主导力依然明晰,学界的争鸣似乎也可以更为活跃,因为“此时此刻,仍恰如彼时彼刻”。

      社会学的传统根源在欧洲,其具体是由英国功利主义、法国实证主义及德国历史主义的三种社会学思想传统底色构成,古典三大家的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就代表着第一批的欧洲社会学传统。虽然一战后欧洲社会学陷入“知识社会学”的狂热,但二战的世界级影响最终让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发展出现了一个近二十年的断裂,因为这二十年的社会学发展主要出现在远离战火的、以实用主义为思想传统的美国进行,那么20世纪60年代布尔迪厄重回学科传统,对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进行批判性的系统化与推进实践理论的认知也可以看作是欧洲社会学传统的延续。布尔迪厄用其敏锐的在一系列经典对立关系中探寻第三立场的能力,以及自身逐步建立起来的“惯习、资本和场域”分析的学科范式,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象征革命”,社会学传统主义实证的、总体的、反思的认知与思考又再一次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学界中。

      在《自我分析纲要》中,布尔迪厄也进行了对自我的社会学分析,这之中也能看出布尔迪厄其自身对实践理论提出的最客观分析。通过描述其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哲学场时的状况、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和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所从事的调查等,布尔迪厄最终对自身的知识筹划提出了社会学解释,即自身低微的出身与学业上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中的引力和斥力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他独特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就是他会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进而创立出一种总体性的实践导向的社会理论。

      二、主客观混杂结构客观化
      在人为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基本的、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矛头直指的问题。在布尔迪厄之前,这种认知论上的对立不断重现,但在形式上几无变化,这也就说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认知事物方面其本身就有其存在的依据。主观主义重视个体的心灵,认为个体感觉、经验、意识、观念或意志等是世界中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和基础,而客观主义旨在确定一些不依赖于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规则,如结构、法则、关系系统等。相比较于主客观,客观主义至少在客观上揭示了使社会世界的信念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其在现实的学术认识和实践认识之间引入一种明显的间断,并将该间断所依托的多少有点明晰的表象置于所谓“理性”、“先天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一点也与索绪尔符号学及符号互动论的认知一致,客观主义下,只有当行为人将同一个符号与同一个意义组合协调一致时,才能在编码和解码活动中参照同一个恒定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的、不能被简化为在实践活动或作品中再实施的关系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客观主义可以用来作为直接理解社会世界的原初经验。

      但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如此表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其主要缺点就是只对事物、现实和感性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然而主观方面的唯心主义却也只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这也就是说,客观的唯物主义忽视了认知场域中人的存在,往往只会以观察者的视角外部性地认知世界,这也就缺乏了认知场域内人其本身实践性的理解,而主观的唯心主义方面往往也只是抽象性的能动,缺乏实践性的认知与作证。如何超越这两种认识方式之间的对立,同时取得它们各自的成果,就必须阐明它们作为学术性认识方法与产生社会世界日常经验的实践认识方法对立所共有的预设,而这也就需要回到索绪尔借以构建语言学之固有对象的最初程序,但这些程序则因为所谓结构科学的建立中“机械的仿效当时的优势学科”和“逐字翻译一套独立的术语”等原因而被忽视和掩盖,这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认识论无意义”。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对那些使社会世界主观经验的反思和该经验的客观条件的客观化成为可能的认识论及社会条件实施批判性的客观化。因为,将非经客观化的理论关系投射于人们力求使之客观化的实践,这一做法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科学谬误的根源,故此我们应该对理论认识,特别是暗中牵涉的实践理论的特殊逻辑和社会可能性条件进行分析,该分析同时是对实践认识的特殊逻辑的分析,而这样做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对理论前提的无谓爱好,而这只是为了满足科学实践的最实际的需要。这样我们也就会发现,社会学力求在内心性中发现外在性,在对非凡的幻想中发现平凡,在对独特的追求中发现普遍,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揭露自恋唯我主义的种种骗术,因为它提供了或许唯一有助于,哪怕只是通过对诸决定因素的领悟,构建出某种类似于客观主体的东西,尽管这一构建也一直在遭受着世界力量的支配。

      落实到具体的实际案例中,我们研究客观化效应的现象,会将熟悉的关系转化为学术知识,我们会在数据的背后看到一张张脸、在传记的背后看到集体记忆中抽离出来的离奇故事、从制图符号中看到一个个农民,这些人都是我们要不断面对的“业余社会学家”。我们与他们访谈调研,他们可能会出乎我们意料地以实用主义的轻蔑鄙视系统的精神看重调研中个别案例、例外及微小差异等的异常情况,而又或许这样的异常情况就包含着研究中较为核心的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并不会觉得最初所说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建设配得上其过早和过高地自诩的赞誉。但是,在如此围绕一整套两两对立物组织起来的认识论范围里,一切对客观主义的质疑都首先会显得像是对主观主义的平反,那么如何对存在着客观主义谬误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基础进行分析呢?布尔迪厄的解读就是认为实践乃是理解实践的唯一方式,要去把这两种实践理论的对立简化为对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丝毫不去管这种对立是贵族式的还是平民式的。这种用社会生活调研实践所得到的经验来研究当时阶段社会生活实践背后所包含理论的内容听起来非常熟悉,如果可以把这些从实践中获得的理论经验再拿出来再作用于实践,这说的就是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一书二十多年后贺老师《在野之学》中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大循环的研究取向与初心。可以说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学术遗产已经深层次地被异国他乡跨时代的华中乡土学派所继承与光大,而这样的一套理论注定会继续发挥出其之前就已经发挥过的意义与作用。

      三、惯习、资本和场域分析
      落实到具体分析,这就牵涉到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中所涉及到的核心概念,即惯习、资本和场域,而此三者更是被认为是支撑布尔迪厄整个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经验调研中实践理论的认知理解就来源于某一场域中特定主体惯习与资本的结合。三个核心概念中,惯习最为重要,其是布尔迪厄向他所批判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分法挑战最得力的武器,布尔迪厄对其的核心界定是“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结构生产特性的结构来发挥作用”。相比较于惯习,场域和资本的理解就相对固定与简单,场域是指人类个体在实践生活中所处的物理空间结构或社会空间结构,其具体就是界定实践认知发生的一个空间结构;而资本主要指物质资本(金钱、土地和物资)与象征资本(名誉、声望和荣耀),物资资本与象征资本之间可以很轻易地互相转化,两类资本的使用也可以轻易地通过公开暴力和象征暴力的实施达成某一个体象征统治或象征支配的客观化结果,其具体也就是相关实践发生认知的一个客观化事实。所以接下来将具体围绕布尔迪厄所论述的惯习概念,通过对惯习概念的具体认知来解构其实践理论的核心分析。

      根据其上述定义,惯习是可持续的倾向性系统,是先期被结构化且作为使结构化的结构,即作为可以被客观“支配”且“规则”的实践与意向的产生的结构化原则,进而来运作整个结构。此说的“规则”客观适应于其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有意识的目的和明确掌握为达目的所需要的操作,因为这些操作都是被整体协调的。在具体认知上,惯习可能是一连串的“行动”,是个体根据以往实践经验应对不可预见和不断变化的局势采取战略的“行动”,这也就是说这是由过往局势的生产原则的产生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实践也就总是会趋向于复制最终产生的实践的客观结构,这一点对实践发生的认知具有很强的判断作用。在惯习的帮助下,实践就有可能会客观地被调试到适合客观机会的程度,一切就好像是根据以往经验获知的某一事件的逆推,或是根据过往经验分析的概率,此决定事件的先验的或根据预期而变化的被主观赋予的概率。另外,与每次经历后都会根据严格的计算规则修正的学术性估计不同,实践估计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取决于初期经验,因为这是特定的存在条件类型的特征性结构。通过其附加给独立的家庭关系领域的经济和社会必要性,或更确切地说是通过这些外部必要性的严格的家庭表现,如禁止、忧愁、道德课、冲突、品味等,产生了惯习的结构,而惯习的结构也必定会导致所有日后经验的感知与评价。由于惯习构成逻辑中必然也会出现迟滞效果,当实践真实面对的环境与客观适应的环境差距过大时,实践总是可能受到负面的认定,这也就是一种“负面的次要性加强”。

      当然,实践相对于从其即时性角度考虑的处境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相对自主的,因为实践是一种处境与一种惯习之间辩证关系的产物,惯习被理解成一种可持续可换位的倾向性系统,通过综合所有过往经验,这一系统每时每刻都像一个感知、评估和行动的框架那样运作,并使无限区分任务的完成成为可能。另外,个体惯习所导致的客体往往是真实客观化操作的产物,进行操作根据的分类标准与客体被领会所依据的分类标准相同,客观性的融入因此必然也是集体模式内化和对机体的融入,因为被内化的东西是同样被结构化的主观性外化的产物。那么,代际的延续也就会通过内在性的外化和外在性的内化之间的辩证法建立起来,这一辩证法的一部分就是逝去的几代人内在性客观化的产物。如果说惯习可以像一个确实把这两种关系体系在实践生产中并通过实践生产联系起来的操作者那样运行,那么惯习也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的历史,是不被当成历史的历史,是人们在第二天性中实现的“无意识”的结构。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一定存在着不同比例的昨日之人,甚至在一定事物力量的助力下,昨日之人才有可能是我们身上的主导性力量,哪怕我们感觉不到昨日之人时他们也已早早深深根植于我们,构成了我们无意识的部分。社会学会把所有作为相同客观条件产物且是相同惯习载体的生命个体看作是一样的,在如此惯习的反复灌输下,那些集体历史的产物,如不同的客观结构终将就会以可持续倾向性的形式,在长期处于的相同条件下,也就是在所有被置于相同存在的物质条件下的有机体、或个体、或家族、或阶级中不断地再生产。

      这样每个处于不同场域、拥有差异资本的个体关于认知社会现实主观性的问题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由实践理论中个体“惯习”的解构而具体科学的客观化,进而在相应的科学研究中抽离出关于认知视角主客观对立及混杂的技术难题。当然,这个社会世界的每种状态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是分配和身体化或制度化分类之间的适配借以不断被破裂和恢复的动力学契机。斗争是分配的起因本身,其目的既是为了占有稀缺资源,也是为了迫使人们以合法的方式感知分配所显示的力量对比,而这样获得的表象因其固有的效能就会有助于永续或颠覆该力量对比。上述某一类型个体的“惯习”就是这些外在现象最好的展示,其充满着社会实践中某一类型个体时间意义的作用,而这其中的类型在一定场域和资本的加持下,自然而然地会与分类体系和社会阶级这一概念挂钩。属于相同惯习、场域及资本下的社会个体们其思想的结构化也会趋向于一致,这将进一步强化决定了的分配体系并保证其再生产的客观机制,再加上客观机制自身的效能,关于阶级的永续存在也就会始终确定。鉴于上述阶级延续的认知推演,纵观马克思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凡勃伦有闲阶级、米尔斯上流社会、上流阶级等的认知,都是趋向于社会事实阶级分类的定义及批判,并没有相关内部视角客观性的说服,而布尔迪厄则通过其实践理论构建的“惯习、资本与场域”的范式,在个体惯习的分析程度上将个体主观的认知结构彻底的客观化,进而轻松将阶级的延续发展及再生产等维持的客观本质全部性地娓娓道来,这也就很自然体现出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相关分析范式对主客观混杂的社会现实更进一步科学客观化的认知过程。

      四、结束语
      “布尔迪厄永远地改变了社会学学科的样貌,使得从涂尔干及其弟子们去世之后就坠入困厄和无人过问之境的社会科学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当然这样功绩性的评价并不是布尔迪厄希望看到的内容,因为他的期望早已如此明确,“他希望其建构的理论工具可以充分地在新的研究中使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写评论或写注释而设计”。“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现实经验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会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相信布尔迪厄这份警惕的“科研惯习”会被每一个社科学者一丝不苟地铭记。




“男性统治”的背后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读书笔记


      “男性统治”是布尔迪厄所观察到的或希望进行的对“性秩序永久性及变化”问题的明确解构与批驳,他认为男女双方性结构及性结构借以被认识的这种相对稳定性的模式其实也是被后期诸多机制建构起来的,根本不应该存在什么天经地义的男性统治权力。而针对70年代所兴起的诸如“女权运动”等“性秩序变化”运动的发展,布尔迪厄则认为它们也陷入了一定的误区,没有直击看似“永久性”男性统治的背后诸多“象征暴力”的实施条件与机制,而是迎合了某些表面上“慷慨的诱惑”,最终只是营造出一种带有一定获取利益性质的理想化的幻想,这也大抵是当前女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的原因。

      这个社会上无论男女性别,所有的统治作用都是通过被归并的结构与重大制度的结构之间的客观同谋实现的,而具体实现的依据就是相应的秩序。“男性统治”就是依据这样的男性秩序而建立的,其力量体现甚至都无须为自己辩解,因为这样的观念不仅在布尔迪厄人类学调研的阿尔及利亚,甚至全世界都较为普遍。具体的男性秩序就是在如同巨大象征机器运转的社会秩序中,男性中心的观念会被大家当作中性的东西而接受,因为整个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托建立在之前人类发展男性统治的基础上的,这里面涉及诸如劳动的性别分工等一系列人类生物学差异的自然本源。

      任何秩序,甚至统治关系,只要它涉及权力的斡旋与社会认知的不公正,它一般是很难整体性地在近代理性主义等一系列历史浪潮中存活下来的,但“男性统治”却似乎是个个例。因为“男性统治”在整体的认知与接受的方式中总是会体现出那种自相矛盾式的服从,这种服从被布尔迪厄称作“象征暴力”,这是一种温柔的、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觉的、看不见暴力的结果。其具体实施需要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这些象征途径包括交流、认识、态度、行为,甚至情感,即“系统生成的集体历史和个体生成的个体历史”纳入身体的结构,而这些结构也充分适用于世界的客观结构。这也就意味着被统治者在思考自身、思考统治者或与统治者的关系时会使用与统治者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模式,这些模式以配置的形式存在于她们身体的最深处,即女人们会按照统治地位的观念,以男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贬低自己,成为统治她们的男人们的同谋。

      如此“系统生成的集体历史和个体生成的个体历史”是如何持续性地被纳入女性的身体中的?这就来源于男性统治下统治结构中诸多联系机制的共同作用,如女性一生成长中都脱离不了的家庭、教会、学校、国家等的认知结构影响。这样的机制作用真正确保了“男性统治”的“超历史稳定性”,于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们借助统治关系直接性地将“男性中心世界观”纳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从而将这种关系合法化。但很清晰的是这种生物学的自然本身完全就是一种自然化了的社会构造,这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解构出来的“男性统治并不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种历史构造的产物”。

      当然,考虑到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属性,性关系本身即普遍是以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的基本区分为原则形成的。“这个原则建立、组成、表达和支配人的欲望,其中男性的欲望是占有的欲望,是色情化的统治,而女性的欲望则是男性统治的欲望,是色情化的服从,这也就注定女人会在象征上服从和受人摆布,而男性中心观念也会不断地被这种观念所决定的实践合法化”。这样男性统治得以充分行使的所有条件都已实现,男人们得到普遍认可的优先权表现在社会结构及生产和再生产等所有活动的客观性之中,所有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也一并建立在一种性别区分的基础上,而这样的区分无疑给了男人们最好的部分。如此区分的社会化也使男人喜欢权力游戏,使女人爱慕玩权力游戏的男人,可以说“男性统治”在无知中找到了最好的支持,从统治关系中产生的思维范畴在统治者身上的应用则进一步促进与巩固了这种无知。

      无知终究是会随着认知的进步而消散,当人类认知领域的发展都进入反思阶段,“男性统治”自然会直接被视为政治不正确或认知的引战语,但如何应对“男性统治”中所遗留或存在的各类机制,女权运动的道路似乎仍艰难险阻。尽管对“男性统治”明证性的质疑批判、女性权利正当性的认知保护、不同性别接受教育、参加雇佣劳动、进入公共领域、远离家务和生殖功能弱化等一系列妇女处境深刻变化的社会现象越来越明确,但女性处境的变化本身似乎还总是遵循着男女之间区分的传统模式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也是男性统治结构中最为具象的分配,即男人仍继续统治公共空间和权力场,特别是生产方面的经济场,而女人则仍主要致力于象征财产的经济逻辑永久存在的私人空间内,如家庭、生殖场所等,或者各个空间的延伸形式,像社会服务机构如医疗结构和教育机构,或象征生产的空间,如文学场、艺术场或新闻场等。上述场域并不可能在进入时明确指明性别的区分,但场域内各类结构与机制的影响注定造成了上述较为普遍的现象,“男性统治”似乎早已远去,但其似乎仍未走远。

      自兴起至当下一直充满共情的女权运动早已将“性别平等”的认知贯彻于社会大众们的心底,但事实证明,妇女们真正的解放,绝对不能只靠觉悟与认知,只有妇女们的境遇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她们受压迫的条件被彻底性消灭,社会生产生活真正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真正的男女平等和社会平等才会实现。因为“男性统治”象征暴力的有效性条件早已被纳入身体暴力的最深处,只有彻底摧毁象征暴力的实施条件,具体的解放才会真正到来,这一宣言也基本适用于所有的被统治者或被压迫者。另外,在这一问题与运动的进行中,尤其要提防一系列为谋取利益而进行的低幼性质的诱惑,即以同情、团结或道德愤怒的名义,提供有关受压迫者和被谴责者的一种理想化表象,却对这种统治的具体消解闭口不谈;或是以女权主义为幌子,别有用心地大搞“身份政治”,让她们冒险加入并被淹没在与她们自身的忧虑和利益无关的陌生政治运动中;又或者封闭性地进行女权主义的政治斗争,如刻板性质地要求男女在政治机构中机会均等,这些斗争很有可能会优待与现在占据统治地位的男人来自相同社会空间区域的女人,从而加强另一种形式上虚构的男女平等。

      当然,特有的政治行动也确实为妇女们提供了一种集体反抗的可能性,这种行动是以司法的和政治的改革为方向的,但只有真正综合考虑到所有的统治作用,在长时期内借助不同的机制或相关制度所固有的冲突与改变,才会是妇女们所需要的真正有用的政治运动。这也就是说妇女们并不是要和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小集团内部的内倾反抗决裂,尽管这些小集团在家庭、工厂和办公室的日常斗争中是非常必要的,而是她们应该更加懂得要参与到社会运动当中并依靠具有反抗性特征的组织,致力于创造并规定集体的组织和行动形式,尤其是那些具有象征性的有效工具,通过这些工具的运用与努力,有效动摇那些促使她们服从永久化制度的链条。

      “把自然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观念夺取的两性关系,重新纳入历史,进而归还给历史”,这就是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中所要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而在实践上真正为妇女们的解放提供更大可能性的初衷。




“平凡的世界”
——《世界的苦难》评议稿


      《世界的苦难》一书副标题是“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其具体就是布尔迪厄言“针对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欲困难作出的见证”。具体成书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耗时三年共同完成的田野调查合著,数百位法国社会底层的个人访谈案例描摹的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光鲜外表下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全书结构清晰,围绕布尔迪厄特意选择的六大主题问题展开,通过对“不同观点的空间、场域效应、正式工与临时工、局内人的局外人、矛盾的遗产与布尔迪厄自己的治学理解等”深入表述了其所见社会世间苦难的论述。布尔迪厄治学实践的思想表达及调研方法论与具体问题的理论分析等也在全书中表现得漓淋尽致,其逻辑论述层层深入,问题意义价值深远,调研案例的穿插也充满了现实访谈的厚重感与真实性。

      当这部经典跨越时空的距离,来到当下我们认知的时代,我们会进一步感受到书中表达与布尔迪厄大师的魅力,其所总结的六个主题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即使在当下也让人深有共情,这也是本书主讲毛瑞同学在主讲稿中深刻揭示与渴望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键部分,她也结合实际提出了很多富有现实意义的案例与问题。本周四收到与仔细阅读毛瑞同学主讲稿内容后,这几天我马不停蹄快速翻阅与深刻了解了一下本书的内容,可以说清晰明朗而又充满现实意义的布尔迪厄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这段时间沉浸在福柯哲学思辨中的我,再加上昨天与毛瑞同学关于本书思考的提前交流,让我更加欢欣地想在现实中与大家交流一下这些深刻的问题。所以我的分享稿内容具体也将循着毛瑞同学提炼总结的六部分内容展开,结合实际,与大家深入探讨一下,布尔迪厄本书所表达的六个主题在当下社会中的认知与发展。

      虽说是六个表达主题,其写作论述方式较为一致,但各个主题内部间也表现出内容的差异与因果的联系。第一、二部分关于“不同观点的空间、场域效应”的主题表述可见布尔迪厄关于“个体心灵疆界、社会场域”等理论的提出与应用。关于布尔迪厄理论的核心表达,可以说其是“根植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代表的欧洲社会学传统,但又以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术圈为背景而展开表述的”,比如说其关于“场域概念”分为“物理空间结构与社会空间结构”的具体论述,自然让人联想起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渊源,可以说,布尔迪厄的理论及作品“既是一个延续,也是一个断裂,是对来自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的带有批判性的系统化”。按照布尔迪厄自己的表述,“其认为他在知识生产上的实践并不能被简单归类为‘理论生产’,他建构的‘理论工具’不是为写评论或者写注释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其目的是传递一种‘科研惯习’,是一个普适的、对于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必不可少的倾向性系统”,这也足见布尔迪厄的学术抱负。

      第一、二部分关于“不同观点的空间与场域效应”的主题论述下,毛瑞同学也进行了关于“移民社会融入、媒体报纸利益表达、社会资源夺取及管控如我国当下房屋政策的调整与发展等”的现实案例的表述与提问,大家也可以针对这部分的内容进行一定思考与讨论。关于那个时代的移民问题其原因总结已较为充分,而当下我国社会有关社会融入的话题仍是热点,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代际之间的拆迁融入、合村并居、候鸟家庭、异地户籍等多方面的融入问题仍充斥现实。而关于当下“社会利益驱动记者的机制”也较为常见,新闻媒体界善于制造事件、挑拨对立、赚取流量、恶性循环中输出利益观点、甚至不惜污名化某些群体,而毫无思想、立场与职业操守的新闻媒体可谓略见不鲜。至于空间及资源争夺,就像书中的表述一样,缺少资本的人永远存在,当时代陈苛下这些人足够聚集时,这样的争夺也就愈趋向于群体化,那当个人的努力被时代的变动所完全吞噬,那么一切所只能依靠的社会政策将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俱开颜”?

      第二、三、四部分的主题表述更为具体,主要聚焦于“职业编制、代际矛盾、教育矛盾与阶级固化”等方面,可以说这三个主题部分的问题更为具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两部分“不同群体社会居民社会融入及资源争夺”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毛瑞同学也提出了诸如“职场内卷或996、学历贬值、家庭苦难”等现实问题的讨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关于工作劳动成为当下世间苦难最主要问题的来源根源,正式编制与否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单位中两类工作人员完全不同的工作心态,处理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酿成人间惨案;而“代际矛盾”的背后则来源于时代背景的飞速巨变,“职场内卷与996还是躺平”的背后充满了时代、阶层、认知等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关于教育发展变动无疑也是为之而服务的,诸如贫困地区“因辍保学”、“50%职业高中”、三本独立院校改职业本科或大专等“本升专”、“清北硕博任小学老师”、“停办各种校外培训机构和补课班双减”等各种政策及现象下,无不蕴含着浓厚的政治与经济意味。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布迪厄调研方法论的理解,作为享誉全球的学界大师,布迪厄在本书中所展示的研究及访谈内容堪称楷模,其访谈记录的翔实,甚至连细微的标点都能体现出当时表达的情境。但本书的主观价值表达其本身就含有悲观韵味,这就自然与研究中保持主观价值中立的认知相违背,这也是一个可以供大家思考讨论的问题。据布尔迪厄自己的表述,“社会学的工作中很少是有我们到达被称为清晰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证据本身就较为困难,主观性哲学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幻觉都明显比社会学的客观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离常识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也明显比‘惯习理论’离常识的距离更近”。“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为求理解”是斯宾诺莎的格言,也是布尔迪厄所明确的社会学者田野调查必须以之自律的格言。田野访谈调查就是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进而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他们的办法。

      “但也要清楚,分析者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要让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干预,只能靠书写活动,这是调和下列矛盾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观地分析采访对象的立场和理解其观点,然而不可生造客观的距离,以免把分析降格为一种昆虫学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采取一个尽可能接近自己的观点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合理地设想为第二个自我——因为无论是否愿意,它仍然是一个对象——从而不适当地使自己成为后者的世界观的主体。建构活动充满批评性思考,分析者必须使之看起来不言而喻和顺理成章,甚至无条件地服从既有事实,这样才能成功地介入对象化的过程。”这差不多就是布尔迪厄关于该问题所表达的核心认知。

      世间苦难,众生皆苦。“只讲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而排斥其他一切困苦,无异于对很大一部分反映社会秩序的困苦视而不见和不理解。”无疑,“社会秩序已经使大苦大难有所减轻,不过仍没有达到人们所说的程度,可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社会空间不断在特殊领域和次领域大大扩展,从而制造了助长各种日常困苦空前加深的条件。”

      命运总并不能尽如人愿,但每一个个体往往也只有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才能够成熟与发展起来,去继续接受或主动进行世间苦难的继续洗礼及锤炼。如何喟叹?“生命里有着多少的无奈和惋惜,又有着怎样的愁苦和感伤?雨浸风蚀的落寞与苍楚一定如水,它能静静地流过每个人青春奋斗的日子和触摸理想的岁月”。但最后,身处每一个自我世界中的人们,即使最平凡的人也不会忘了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奋斗,这也就是或许,平凡就是人世间唯一的答案。


徐亮亮 2021-09-16 10:52
《关于电视》及关于网络


      《关于电视》是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学院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讲授的内容,具体讲授录制的时间是1996年3月18日。通过对当时法国电视界、新闻界系统的认知与理解,布尔迪厄以批判的态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以自身“场域”理论的概念为线索,深刻剖析了关于电视运作的各类机制与存在问题,并系统展示了电视新闻媒介场域背后无形的结构及其对社会生活中其他各类场域的影响。此一套布尔迪厄所创立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一直被其致力于分析各类社会等级的再生产机制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文化和象征因素。在布尔迪厄眼中,关于电视背后的种种机制充分体现着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的“象征暴力”,而其“通过电视”大肆宣扬的内容就是希望通过揭示这些被掩盖的东西,为相关电视新闻媒介场域的工作者提供武器,使“本应该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再蜕变为象征性的压迫工具”。

      一、《关于电视》
      关于电视的理解展开,来自布尔迪厄对于学者是否要上电视、接受电视邀请、表达自身观点的讨论,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电视演说行为的解释与引入。对于学者上电视存在偏见并断然拒绝的行为,布尔迪厄是不提倡的,因为在他的认知中,当下时代在电视上讲话也属于一种学者的责任,这沿袭着胡塞尔“学者是人类的公务员,其本身就有向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展示其自身发现的责任”的观点。因而每一个接受电视邀请的学者就必须深刻认知关于电视媒介的理解,要知道在这样一种时代工具的推介下,学者其自身理论及观点的表述往往可以触及到极大基数的社会公众,那么其说什么、为什么说以及如何说的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些都应该是负责任的学者在电视上公开露面前务必考虑明确的。不然的话,电视媒介的使用往往就会被一些徒有虚名的学者当作“那喀索斯”的镜子,成为一个其自我展示、沽名钓誉的存在,而这也是布尔迪厄所看到与批判的现实。

      引入到电视机制的现象本身,首先是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反民主的象征暴力”的工具理解,其对此罗列了一系列电视在当代社会中“符号暴力”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播出会经受一系列“绝妙的审查”,比如电视节目的主题是被提前预定的、交流的环境是被强加的、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等,这样的诸多规定也就导致在电视上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表达变得几乎不可能实现,那么那些最终能在电视上播出的话语言论也基本就都是刻板化、固定化及片面化的“社会定论”。而这样“绝妙审查”的背后往往是各种国家权力、政治风气、利益背景、经济支持等的束缚,就像“隶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不可能去做关于核电站周围居民民生方面的采访”一样。这样一种电视节目制作自主性的丧失与背后审查目的性的添加,就是使得电视成为维护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象征秩序”强大工具的有力途径。当然除了象征秩序的维护,更进一步的是,电视还可以通过其自身所灌输给公众的认知,强迫人们戴上某些别有用心的“眼镜”,进而以一种公民无意识的认知完成对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政治或利益动员,比如希腊与土耳其之间争对荒无人烟的伊米亚小岛发出各类民族主义的宣战言论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等的电视媒介动员。

      除了电视制作领域的机制束缚,电视节目制作完成后又会在以“收视率”为指标的评判标准中继续接受社会商业逻辑对其的支配,而无比明确的是,和电视制作审查一样,电视节目在这样功利性支配下根本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所谓收视率就是各个电视频道所拥有的观众的比例,而收视率的好坏则就成为了整个电视媒介场域中最重要的判断标准,这不仅与经济效益息息相关,而且也可以通过电视的公众曝光获得其他大量声名及权力资源。“收视率心理”的普遍存在,充分体现了当下社会市场经济对于社会各领域的有力影响,许多电视节目中那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新闻就可以看作是电视媒体对于市场的特意迎合。另外,电视节目的制作都需要依靠电视台记者们的认知与理解,而这又会与记者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既可能存在一种激烈无情、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又可能存在某些相互串通的关系,而这样串通共谋关系的形成一定与记者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与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所决定。这也就是说,电视节目的制作与发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逃离不了社会市场结构对其的束缚。

      二、关于网络
      在布尔迪厄的时代,新闻媒介场域的载体主要就是电视,再慢一些就是之前的报纸,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电视在新闻媒介场域的发展早已被互联网络所代替,尤其是在移动网络设备的大力普及下,人手一部的手机早已成为了每一个个体接受社会新闻、传递个人认知、进行渠道发声、展开社会交往的最便捷途径。这也就是说布尔迪厄在新闻媒介场域“关于电视”的认知理解在不久后就需要被其媒介载体的更新而更新了,但似乎这以互联网络加手机为载体的媒介传播又与布尔迪厄以电视为载体的媒介传播差距不大,其核心趋向的场域结构束缚与象征暴力维护甚至仿佛都如出一辙。与电视相比,互联网络加个体移动设备的媒介载体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与双向互动中的更快捷与便利,另外其“人手一部、随时打开”的普及性与实时性也是电视这一载体从不可能具备的。在当下互联网络的时代,布尔迪厄所讨论的学者发声或个体发声的问题似乎就已接近确定,因为在互联网络中的发声似乎是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络的个体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些使用互联网络的痕迹都会永远被保留在相关软件的存储系统中。只能说当下互联网络加移动设备的媒介传播载体让每一个个体都具备了成为一个“小型电视台”的能力,但这样电视台“发声”的受众效果也自然与在之前电视上绝对确定的广大受众的效果相异,因为在每个个体都存在的相同的发声条件下,往往只有最能获得社会群众青睐的发声者才能获得更多的聆听者。而这似乎也就有可能倒逼上述媒介发声者充分注意其自身发声内容的质量与特色。

      但现实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的,互联网络加移动设备的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媒介似乎自“发声”的一开始起就充分受到了社会商业逻辑对其的支配,而与电视节目“收视率”这一支配性指标相对的,是互联网络时代“流量”至上主义的市场性指标评价。与收视率相似,流量就是个体发声频道所拥有观众的数量,而流量的好坏多少也直接就可以用来判定其发声个体的能力、资源及声望。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如此充分且全面的市场结构影响下,所谓的能力、资源与声望又基本都是可以通过资本的力量来打造与堆积出来的,那么在唯“流量论”的认知下,资本异化、粉圈经济、哗众取宠、娱乐至死等社会恶俗现象自然而然地就会在市场的统一默认下兴风作浪。当然这些娱乐或文化或新闻场域的恶俗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会直接在市场的有力助推下作用于整个社会及时代的风气与环境,所以说,时代及科技领域的进步并不能改变个体逐利及认知领域的问题,电视时代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新的时代一样亟待解决,而且甚至会在科技的便捷性帮助下变得更加棘手。

      针对上述市场经济以“流量”为裹挟对新时代部分新闻媒介传播及社会文化领域的不正当影响,倒是国家力量迅速展开了相关的政策约束与环境维护,如网络社会发声的基本规范与原则、网络社会个人名誉及隐私的保护等,这些措施无不确定及规范了上述每个个体都能“发声”的当下的社会传播环境。然而这样的规范又难免会让人陷入国家权力象征暴力的审查与约束中,毕竟国家权力的使用背后往往充分贯彻着国家意志与政治权力的逻辑,比如2020年特朗普输掉美国大选后,其8000万粉丝的推特账号迅速在政府权力与市场巨头等的联合会意下被永久封禁一样。但这样的审查与维护在如此发达的市场网络时代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新闻或文化场域内传播媒介的使用及维护会被打上国家底色的烙印,但如果没有这些,每个个体所获取的新闻媒介传播信息绝对会全部都变成由市场机制统一协调后的别有用心的“象征暴力”,而这样的社会也就将会彻底变成“消费社会”里所构述的“无尽的荒漠”那样。

      三、场域结构
      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正如柏拉图的名言,“我们始终都是上帝操纵的木偶”,在过去的电视及当下的网络中,我们或许能感受到那些媒介传播中光彩照人的社会活动分子们看似举足轻重、自由独立、甚至头顶笼罩着非凡光环的形象,但其实际上这都只是些必然性的场域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这些场域结构其操纵“木偶”的目的也主要是希望通过牢牢抓住新闻场域内媒介传播的迅速性和普及性特点,在政治场上充分合理地推进各类“象征暴力”与在经济场中充分进行各类商业逻辑的支配,进而在政治与经济场域的双重作用及影响下,有力地掌握甚至垄断整个国家社会认知发展的核心命脉。其中过去的电视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这些场域结构以一种“由上及下”的方式,先牢抓其在政治场域的审查机制,再放任其受市场机制影响下的“收视率”指标,而当下的网络传播则因为其资源的普及性,场域结构采取了一种“由下及上”的方式,充分协调其在市场机制影响下“流量至上”等问题的治理,再以制定规范标准等的方式达成其政治场域维护“象征暴力”等的目的。虽然过去与当下时代的变化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未来的发展也一样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对于这些新闻或文化场域背后体现出的必然性的结构机制,我们必须深刻揭示,使其大白于天下,这也是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最核心的初衷。

      首先是关于电视及关于网络这些新闻场域媒介在政治场域中受到各类政治权力束缚影响、进而实现“象征暴力”的机制。要知道当下时代,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机关或政府部门,已经可以通过其自身设立的传播媒介发布相关官方信息来垄断性地对相关社会事件发布影响与制造压力了,这使得那些过去力求获得独家报道与想方设法掌握新闻的商业机构的对抗及努力瞬间化为泡影。在这样庞大的国家权力机构通过其行动、决策和对新闻场的干预,彻底控制住了整个新闻场域对社会事件发声与报道的范围和等级,这样的控制力赋予了政治场域结构对此无与伦比的“象征权力”。在这样新闻审查或规范制度的压力下,新闻媒介场域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就会选择通俗化的内容传播,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发表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公共话题,或者以这样的态度来制造内容。这样模式发展的后果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个集体新闻行业的工作大多趋于类似,会趋向通俗化、“随大流”、以及“非政治化”等,因为在整个新闻场域建立发展的先决条件及共识上早已被打上了“能通过电视审查及能符合网络规范”的烙印。更关键的是这些烙印早已通过国家强制力的担保,深刻灌输进了所有新闻工作者或网络发声者的思想行为实践中,而这些都会从根本上保证整个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的“不协调之声”。

      其次是关于新闻场域结构充分受到商业化支配的机制解构,在这一定程度上与新闻场域结构的形成都密切相关。因为新闻场域的诞生主要是在19世纪的两类报纸的对立中形成的,其中一类是以优先提供“信息”为核心,其中尤其是提供“耸人听闻”的信息,而另一类则是尽快提供分析和评论文章,充分显示其“客观性”的价值,努力表现与前者的区别。当然,在这样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化原则相对立的场域中,此两者的发展都是需要得到同行与读者认可的,那么这也就从本质上离不开市场机制对其的裁决。时代变化、科技改变,无非也就是从报纸的发行量转变为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再转变为网络传播的流量和热度,但这些评价指标的背后却是永恒不变的市场机制对于新闻场域的牢牢控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新闻场这一受市场机制牢牢掌控的结构模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所有文化生产场都在面临的模式,因为毕竟以电视及互联网络加移动设备为载体的传播媒介所能传播的内容几乎可以完全涵盖所有的文化内容。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机制完全可以通过其运行的商业逻辑在有效控制新闻场的过程中,进一步通过其类似于电视和互联网络加移动设备等的传播媒介控制与影响整个人类文化生产的场域,当然这一切的推进发展都始终还会是在上述政府公权力的管控下进行。

      四、结束语
      在电视及互联网络的换代更迭中,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全新的电子媒介的文化生产阶段。时代与技术的更新自然而然地将人们的认知趋向分为两拨,乐观主义者如本雅明等相信通俗文化与这些新技术、新媒介的结合将会是革命性的,它们会促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而悲观主义者如阿多诺等则忧心忡忡,他们大声疾呼文化工业的商业逻辑,表面上的民主最终将完全被媒介的霸权与专制毁灭。阿多诺的论述趋向与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机制解构的方向一致,这同样也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商业化入侵”理论相近,但布尔迪厄更加关注在电视上揭露“关于电视”的象征暴力,遏制它的非民主性,强调科学场和艺术场的自主性。“人们能够而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这些场域结构应该给人们评判、选择的自由”!布尔迪厄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徐亮亮 2021-09-24 13:39
《新自由主义简史》评议


      《新自由主义简史》是大卫·哈维论述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起源、兴起和意义”的著作。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即是在国家角色制度框架的有力搭建中,如充分强调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贸易规则等,进一步释放社会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进而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个体的幸福。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新”主要体现在结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与西方反共意识形态浪潮的时代背景,进行对古典自由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强调市场至上”等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应用。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经济实践性的政策理论,新自由主义早早就被打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世界各地发展推进的“简史”表述,大卫·哈维充分展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给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所带来的困境与灾难。在这样表象经济政治灾难背后,所包藏的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以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幌子的,促进全球不平等阶级力量重建与重构,摧毁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而以国际垄断资本统治全球的祸心,这也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在这本书中所要表露的核心。

      因而本篇评议稿的论述安排也将充分沿袭大卫·哈维的这一论述核心展开,第一部分探究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渊源及演进,以期更加充分地认知该理论;第二部分则聚焦解构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进发展简史中造成的各类影响与危害,深刻认知现象的背后因素;最后一部分则沿袭大卫·哈维的思路,讨论关于“自由的前景”,思考与探究相关“替代性方案”。另外,以上内容安排将不会赘述主讲稿已经充分呈现的内容,其所进行的思考讨论也将充分围绕泽伦同学较为全面与优秀的内容梳理及设置问题展开,希望可以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演进
      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来自18世纪至19世纪初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通过“经济人”假设,充分强调自由贸易与市场机制的重要性,通过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等。但该“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提出也离不开17世纪英国洛克个人财产权“不容侵犯”理论与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派“自然秩序”自由发展等理论的影响。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保驾护航下,19世纪各国列强以帝国主义形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倾销的全球化扩张也就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形式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思潮批判,古典自由主义也发生了一定的分化,但19世纪下半页出现的以“供给本身就会创造需求”等理论粉饰太平的“庸俗经济学派”与20世纪20年代初以“供求论”和“边际理论”为基础将传统经济学改造成为带有综合性折衷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古典学派”等无不都充分坚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这也就更使得“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成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经济制度合法性、合理性辩护的理论工具, 成为了当时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十九世纪主导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活动与政策的始终都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但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和内涵,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经济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市场化、私有化的基本原则”却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存在,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构建最核心的三大理论遗产。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统治一直维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该理论的统治之所以被终结,完全是现实经济的发展给偏听偏信的人们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耳光就是1929-1933年发源于美国,后来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这场扩日持久的经济大危机彻底改变了世人对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看法,尽管这场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像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没有遭遇这场危机,反而通过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优势迅速完成了自己的五年计划。但处于风暴漩涡之中的美、英、法、德、日等国却无暇思考其制度框架本身的弊病,纷纷开始自救。在一系列改革及突围措施中,以美国“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罗斯福新政”救市最为成功,而在其他国家诸如德国、日本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通过对外扩张来转嫁本国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人类历史上惨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比下,这也就奠定了20世纪30年代后“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理论与行为的正当性和主流性。所以大萧条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都牢记“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让政府充当市场机制的“守夜人”,这也就是书中所表述的“镶嵌型自由主义”理论,在经济危机时,通过“扩张型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如扩大政府开支,减免税收等;在经济繁需求大于供给时,又可以通过“紧缩型经济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镶嵌型自由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主流性一直持续到了1960年代末,最终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下迅速垮台,具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方面资本积累所导致的通胀与失业现象频发,及上述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再一次显现,以及“苏攻美守”冷战大背景下席卷全球的左派思想运动泛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一次陷入了政治经济方面大危机,而这一次他们选择的是已经被打压发展四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具体来说就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以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人为代表的主张“大萧条并不否定市场机制”、“继续强调市场至上”、“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社会主义”等“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朝圣山学社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除了是四十年的理论发展,促进“朝圣山学社”在政治经济领域方面的学术权威外,其“反社会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张趋向无疑正中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之处。所以里根与撒切尔分别在八十年代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国家政治经济上各个方面的转变与改革,这也就致使新自由主义理论直到如今在话语模式中的霸权地位,再加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华盛顿共识”的加持,新自由主义理论迅速以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蔓延全球,逐渐成为世界许多人理解社会常识的一部分。

      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危害
      然而,施行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的19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却并未能在经济上取得很好的表现,虽然两国经济上的通胀率确实下降了,利率也下降了,但取得这点成绩的代价却是高失业率,如里根任内美国失业率平均为7.5%,撒切尔任内英国失业率超过10%。但英美两国却通过自身霸权与媒介传播的控制在90年代中期将这种“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模式包装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即通过上述的“华盛顿共识”向全球推广。这样一整批的国家如拉美地区、俄罗斯、东南亚、东欧等都成了其主要的实验场,虽然也出现了诸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地区差异性的经济飞速发展,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都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推进陷入了巨大的泥淖之中。那么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是否成功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按照书中的真实数据表明,这简直一无所获,“1960年代,全球经济总增长率为3.5%左右,甚至在艰难的1970年代这个数字也不过下降到2.4%,但是在随后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增长率却分别为1.4%和1.1%,自2000年以来,增长率差不多跌倒了1%。”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刺激全球化经济增长方面相当失败,甚至在某些地方,例如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地区以及那些中欧国家,这样的损失简直是灾难性的。那么,为什么世界还公认通过经济全球化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化是“唯一出路”?答案很简单,因为遭受到灾难与毁灭的国家中没有其“始作俑者”,而且美英还通过在全世界多地区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进所导致的动荡加剧中进一步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及经济利益,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灌输自身西方金融共同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以“自由、民主等人权”为幌子不断干预世界多个国家的内政、通过新自由主义化经济的发展为世界资产阶级的壮大创造条件,进而在根本程度上实现其“遏制共产主义”的卑鄙打算等。

      虽然新自由主义化的政策推进确实促进了一些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即使是在这些国家中,一个持续且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是,所有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都有一种社会不平等被扩大的现象,这使得社会中所有最不幸成员任由寒风摧残、越来越被边缘化。虽然各国家地区也存在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很明显的是难以置信的社会财富和力量越来越多地被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的手中。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并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但再分配的路径,往往是一种“掠夺性积累”。这种“掠夺性积累”主要包含四种特征,如私有化和商品化,即对于所有的公有资产进行企业化、商品化和私有化;如金融化,主要在1980年后在金融领域进行强劲投机和掠夺的姿态;如危机管理和操控,这使得国家的“债务陷阱”一跃成为掠夺性积累的首要方式;如国家再分配,这使得国家成为再分配政策的首要行动者,进一步颠倒资金从上层阶级向下层阶级的过程。那么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生活中,市场和市场信号将在国家框架力量的支持下,决定一切资源配置的决策,那么任何事物原则上都会被当作商品对待,所有的社会事物都将按照“合法或不合法或约定俗成”的契约进行交易,这也就使得市场交换在本质上取得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进而代替所有人类先前的伦理信念。这样的认知是不寒而栗的,但确实完全市场化社会中每一个“理性人”利益熏心、追求利益的过程必定会让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终结,那么每个社会都应该且必须对社会市场化的起点和终点做出某些限制,现在争论的焦点就要放到其界限何在的位置。

      纵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无论是之前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之后镶嵌型自由主义理论,其核心都是通过政治经济的手段,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而实现某个时空场域中国家发展或意识形态的整体目标。比如最早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时期,“放任市场”的手段与目的,是解决资本主义大发展过程中原材料及销售的问题,进而提升资本积累和国家力量;镶嵌型自由主义理论的时期,强调政府宏观调控,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问题,当然可能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并不能根本性治理这个问题,但政府力量的介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市场资本起到了约束性的作用;再到70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其往往就是确定市场机制和政府力量的共同作用,进而推进国家、市场与社会的整体发展。那么,综合推进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力量的共同作用是否就可以很好的实现如上目标呢?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预期确实是这样的,该理论认为国家政府建构一个保障市场自由的制度性框架,这个框架给予个体稳固的个人财产权,那么个人方面的利益将会得到保障;然后在社会市场领域,充分听任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杜绝强大的政府利益集团从中牟利,另一方面是通过一切私有化等理论进一步促进市场的繁荣。但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中,很多与美国等国家力量很强大的国情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市场力量的怪圈,这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先前各种政府力量或社会力量所维系的制度框架甚至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都会被市场力量所摧毁。因为市场的灵活性完全可以通过交换伦理的普及瞬时指导一切人类的行动,将整个社会风气引向趋利的境地,那么国家政府力量不足的国家自然而然地就会在国内外压力的困顿下自发将政府力量转变为国内及国际市场的附庸,那么新自由主义理论一开始所说的国家政府力量保障个体财富幸福及平等尊严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三、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应对
      论述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带来的恶劣危害,自然而然地让人想要思考关于该理论或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可替代性方案。因为世界反自由主义理论的立场已经开始涌现,哈维启发我们可以通过各类政治运动的发展推进提供相关替代性方案,因为历史上镶嵌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转向的历史都表明,除政治经济本身以外,各类社会阶级斗争所涌现的力量都在其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在当下这个工人阶级体制已经式微的数十年以后,阶级斗争似乎早已经被遮蔽或遗忘了,但各个社会统治精英谋求重建、增加,或者建立一种压倒性阶级力量的行为却是始终存在着的。因为各类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新保守主义理论,其背后所要维护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及资产阶级们的利益,而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德行”,即赋予每个个体权力与自由的许诺,不过是用来奖赏及讨好那些早已经因利益而被竖切的社会公众。那么或许,阶级的战争似乎就可以在这现实的掉以轻心中被点燃,社会大众们应该明确未来要么让自己听命于由压制性的、日益增强的上层阶级力量所规定的历史和地理轨道,要么就应该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层面对之作出回应,而且这样的回应必须是充满力量和挑战其根本阶级特权与机制的努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01年后,给经历了全球经济衰退后的世界带来经济动力的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反讽的是,在一个被认为由新自由主义规则统治的世界中,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方式都很像“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其中美国恢复了军事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规模赤字投资,而中国则在利用不良银行贷款的债券资助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和固定资本的投资。对于美国,其是有长久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1935年罗斯福总统在向国会递交年度报告时明确表示,他认为“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社会问题在根本上取决于过度的市场自由,因而美国人必须放弃那种获取财富的观念,它已经凭借过度利润形成了过分的个人权力,而社会公正则远比这样的权力更具有社会意义。”所谓“穷人的尊严、社会的公正、体面的生活、真正的自由”才是罗斯福所表述的四项核心自由,是他把其作为国家未来政治图景的基础,这些宏大的主题与当下狭隘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简直判若云泥。因为之前这些关于自由的价值才真正属于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属于一个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正义的社会。对于罗斯福的辩论能否存在一种实现的可能,那么美国内部必须建立一种联合以重新获得对国家机器的大众控制,并借此推动和深化民主实践与民主价值,而不是用当下这种市场力量的铁蹄去践踏它们”。

      而对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其就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市场经济的领域也是逐步进行私有化改革的,这样一条中国特色的私有化道路,其核心目的就在于“保持公有制结构的同时释放管理的自主性,抑制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带动整体富裕”。其中中国强政府能力的体现是一直不允许国有银行之外的金融调节形式、对外国证券投资设置壁垒及限制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势力等,这些也充分体现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虽然在经济发展、日益富裕的过程中,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系列不平等问题,但这一过程中也确实极大地提高了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且随着中国共产党人不负初心的使命与担当,2020年消灭贫困、严厉打击市场垄断和资本固化、“先富带动后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措施,正使中国不断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国家社会进发,而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体会所谓真正的、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


      “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更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更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当下出发,关于自由、发展与未来,我们要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

徐亮亮 2021-11-28 22:42
行为合理化:个体的社会信任、生命存在与经历意义


      “社会信任”是指社会个体对社会结构及社会其他个体等的信任程度。具体来说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即每个社会个体对于所处大大小小各类型的整个社会结构及相关制度、机制等的信任程度,这一点关乎到整个社会国家及各所处集体结构的和谐稳定与凝聚力表现;另一个是微观层面,即每个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结构中其他社会个体的信任程度。区别于对社会结构整体信任的空泛性,微观层面对于社会结构内部其他个体的信任程度则具有相当的行为体现性,人们往往会轻易地在自身日常的言行实践中体现出其“社会信任”的表现。当然,无论是对于整体结构还是结构内部其他个体的信任,个体“社会信任”的体现往往也会在某一结构内外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即对于整体结构信任的个体往往也会对该结构中其他个体保持相当的社会信任度,这一点无疑体现着社会学结构理论对于结构内部个体的高度规范性和影响力。

      同理,若个体对于某一社会结构存在着较少的社会信任,其自然也会对相关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体表现出较少的社会信任。具体来说,这样的“社会信任”还是来自于该社会个体其本身心理与身体层面具体的认知理解与抉择取舍,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受该个体本身及成长认知与发展等所处社会结构的有力规范与影响。因而,本篇文章将从社会心理学结构及感知的视角具体剖析相关个体有关“社会信任”的认知理解,探究个体“社会信任”表象合理化背后个体社会存在的本质内核与深远意义,并进一步解释个体行为,即当遭遇到“社会信任”危机时,个体的抉择取舍及认知重建,进而对个体“社会信任”、意义存在、选择实践、经历改变等作相关具体的阐释。

      一、信任与存在:“社会信任”的内核和意义
      个体的“社会信任”除了上述有关社会结构的范围涵盖区分,最核心的词义即是个体的“信任”,这是一种发自个体内心主观认知的意识表达与行为实践。所谓“信任”,分别表现为个体的“信”和个体的“任”两个动词,即是“听之信之、因信称义”与“信之任之,因任称立”,具体来说就是个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对于社会特定行为事物“认知理解、相信沿袭、坚持信义、以义称道”的有关个体信念和个体存在关系的言行认知。“人是有思想的芦苇”,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时空中都存在着数不清的人,哪怕这些人中会有观点想法相近相似的群体,但或许也就只有那每个人自身思想及思想产生的差异性才可以算得上是个体真正存在的依据。尽管每个个体其自身的具体相信与信念大多会产生于某些共性结构的影响与制约,但至少每一个个体在某一特定时空,其自身对于自我相信及信念的认知理解都是确定与认同的,这样的确定及认同往往也就会让个体明确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而每个个体不断坚持和落实自身的相信信念也就成了个体有关自我存在的最合理表达。

      落实到具体的言行实践上,即是每个社会个体都会根据自身“无论是否独一无二”的“社会信任”于社会事务行动中采取相应符合自身认知理解合理性的行为实践,这些行为实践的内容具体包括个体对于相应社会事务行为“目的的设定、手段的运用以及价值的取向”等。按照韦伯的区分,“个体行为的选择合理性是依靠用一定的价值、手段和边界条件来算计目的的正确性来加以衡量的;行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据运用手段达到既定目的过程中的有效计划来加以衡量的;行为的规范合理性则是用决定行为偏好的价值标准和原则的同一性力量、总体性力量等加以衡量的”。如果一个个体的行为,既满足了“手段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的要求则被称之为个体的“目的理性行为”,即为了个体目的而选择了最优的行为方式,而这一行为如果同时也满足了“规范合理性”的要求则被称之为个体的“价值理性行为”,而这样的行为也即是个体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自身关于个体“实践行为、理性认知与存在表达”的总体要求行为,是每个个体都会尽可能地根据自身价值信任所作出最具合理性的行为实践。当然这样的个体合理性行为实践往往离不开反复时间的落实与操练,这往往也就形成了个体在行为实践中关于个体“社会信任”和社会存在意义体现的结构化“惯习”,也正是在这样个体合理性行为实践“惯习”的不断落实与重复中,个体生命及生活中存在的意义与生活的乐趣等都会被体现与感悟。

      二、影响与抉择:“社会信任”的危机和取舍
      作为“结构化的结构”,个体从自身有关“社会信任”的行为惯习中所获取的“存在意义和生活乐趣”往往也具有极为固定和持续的稳定性,而常常也就是在这样存在与乐趣的持续感悟中,每个个体都获得了关于自身生命及生活的满足和踏实,并且这样的满足与踏实是不用去在意其个体是否麻木或清醒的,这往往就是一种个体“社会信任”及存在行为“惯习”的合理性反复。因为于个体而言其相信信任和生活实践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与结构而言相对稳定的状态提供又是可依循的,此两者结合所给个体自身关于“社会信任”和自身存在意义又都可以在之后时间实践的反复中被不断坚定,这往往也就导致着个体关于生命意义与自身“社会信任”信念陷入一种个体心理偏向于安逸习惯式的高度捆绑。但预期往往并不代表着现实,当下也绝不意味着未来,渴望安逸的背后往往就是个体懒惰式的非理性,而当下结构及机制的相对稳定自然不代表结构的永恒不变。个体所处结构变化的展开往往是个体行为所无法预知与操控的,或许个体可以控制自身“社会信任”和合理化行为实践的持续稳定,却绝不可能控制并保证相应结构的稳定延续,一旦个体所处现实结构出现较大的变动波折,这往往就会很容易让个体陷入结构变化中的“社会信任”危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体会在外化、客观化和内化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完成个体被现实的社会建构”。具体来说,个体在面临有关所处结构变化而导致“社会信任”危机的核心一定是个体当下现实结构改变厘清后所产生的“新的”社会认知及可能还未成型的“社会信任”与之前个体行为实践中已经成为“惯习”的包裹着个体存在意义的“社会信任”存在较大偏离甚至相悖时产生的。当然,个体这样新旧“社会信任”的较大偏离与相悖的背后往往包含着个体所处结构的巨大变革,如宏观层面较大科技进步、社会变迁、国家发展、制度机制的改变或微观层面个体关系、社会认知、行为方式、反馈理解等出现的变动。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这样的变革变动绝对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或许个体也并不是从未察觉,而之所以个体会出现那种瞬时的、无法接受的“社会信任”的危机感,或许就在于之前旧有的包含着个体存在的“社会信任”惯习一直在被坚持与反馈,直到这种包含着个体旧有“社会信任”与存在意义的惯习被新的社会现实结构及个体内心认知意识彻底截断。这种颠覆了个体惯习结构的认知思维实践往往就成了个体“社会信任”危机中最主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个体新的“社会信任”还未完全建立与充分落实前,这种完全偏离及相悖的“社会信任”认知及反馈就会很容易让个体陷入关于之前的个体自我存在、生命意义的无尽质问置疑与取舍抉择中。

      三、反复与经历:“社会信任”的改变和坚持
      身处有关“社会信任”困厄抉择之中的个体,往往都会经历较为深刻的改变,因为这些个体往往必须要对自身前后“社会信任”及存在意义的改变及坚持作出合理性的自我解释,无论是有关之前合理性行为的惯习,还是个体所处结构认知的变动,以及个体自身存在意义的追寻等。但无论是个体的内归因还是外归因,相离甚至相悖的新旧“社会信任”认知实践往往就像一把锋利的剔骨尖刀,无时无刻不作用在这些复杂矛盾且充满痛苦的个体身上,其复杂矛盾主要体现在个体惯习行为的想要实施与中止实施上,而其充满痛苦则在于和之前结构化了的个体意义满足及踏实的对比上。而在这种个体和“结构化的结构”斗争的过程中,似乎任何短暂的改变都不能宣告战斗的胜利,因为这种因惯习式的前后矛盾及不适应的认知行为问题处理绝不是依靠某一时刻个体行为的改变就能获得解决的。

      但关于个体“社会信任”的困厄危机往往也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只要这个个体仍能在各种质疑中明确坚定自身存在是第一要义这一生命生存法则,其关于“社会信任”危机问题的改变抉择往往也就会在一定时间及新式惯习的建立中得到释然。这也就是说,只要坚定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每个人终究都会是活在当下的,旧有“社会信任”的惯习结构即使再让人伤横累累,终究也会在时间与新的社会实践行为的共同作用下让个体产生出有关自身新的“社会信任”及其中所包含的新的个体存在意义,而个体也就可以在这些新的认知理解的行为实践中重新感受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满足。当然,这样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个体的“社会信任”又回到了新的开始,人们又将会在这样“社会信任”的新轮回中一遍遍修行个体生命及存在的意义,直到生命经历的最终。

      四、结束语
      个体“社会信任”的背后代表着某一时刻个体对于自身及他人认知理解、行为实践的具体信念与生命存在意义,当然这一切具象性、合理化的内容含义尤其是形成个体惯习后的行为实践往往深受个体所处结构及个体心理成长的影响与制约。但基于每一个个体独一无二的成长方式与思维理解过程,每一个个体有限的生命中都会经历有关“社会信任”认知、形成、感受、变动、抉择及感悟的全过程,这些都是个体人生经历中的宝贵修行,它们就像个体想要照照自己和他人时的一面镜子,熠熠生辉的反光中不仅照射着个体生命的意义,也照亮着个体所有过往经历的痕迹。

徐亮亮 2022-01-17 19:09
社会学学科重点研读期间的旧文新作与新思

社会理解的“总体性科学”构建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总结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方面的著述发展主要来自其《实践理论大纲》(1972年)、《实践感》(1980年)与《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1994年)三部著作,当然《反思社会学导引》(1988年)中布尔迪厄也对实践理论作了高度的凝炼与深入的阐释,数十年的著述跨度充分体现了实践理论在布尔迪厄思想中的重要性,而关于实践理论的认知、思考、成型与应用也充分体现在布尔迪厄一生的学术实践中。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是一门充分讲究总体性、实践性和反思性的社科研究方法,通过将理论批判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一系列布尔迪厄式学术范式“惯习、资本与场域”的分析解构中,深入研究与真正理解社会现实中的“实践逻辑”,进而将现实生活中“客观的或者主客观混杂的社会现实结构”具体性地、科学地客观化。这样的理论方法也如布尔迪厄所预期般有力地打破及消解了当时社科学界诸多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相对立、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脱节、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抵牾等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问题,为后现代社会学向实践及经验研究的发展脉络做出了深刻的贡献。

      一、认知渊源: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提出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思考离不开其从哲学到社会学的研究转向,在布尔迪厄事业的最初阶段,社科学界对知识事物的研究状况引起了他强烈的“夹杂着反抗的失望”,这样的失望除了来源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学的理论歪曲引起,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固步自封的哲学研究对整个社会学科进步的阻碍。这样的失望最终由其“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所促成的世界观的改变”而得到了解决,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在此地田野调查时所领悟到的认知与思考。20世纪50年代,走出国门的青年布尔迪厄完全抛弃了不久前作为巴黎高师毕业学者“统治阶级”的视角与在巴黎古老图书馆研读经典的青年学者形象,一个猛子般地扎入了阿尔及利亚的山间地头,成为了一个穿梭于田野间、与阿尔及利亚农民同甘共苦的田野调查者。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思考与创见中,通过对当地居民婚姻状况、仪式行为、神话思考等人类学及民族学的认知观察,布尔迪厄深层次地描述了“社会文化结构因素内化为行动者个人秉性的诸要素”,提出了众多有关制度与实践、个人与社会、认识论与策略、符号与社会场域辩证关系的观点。因而,布尔迪厄终于解开了心中的失望,开始了对以往结构主义认知的超越,逐步构建与形成起自己独特的实践理论的认知视角。

      至于青年布尔迪厄对学界知识事物的失望,其在《自我分析纲要》一书中如此表述:“美国社会学通过类似卡皮托利神殿之三神的帕森斯、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使社会科学遭受了一系列歪曲,我觉得必须把社会科学从这些歪曲中解放出来,尤其通过回到涂尔干和韦伯的原著,此两者都被帕森斯兼并和歪曲”;而至于本国哲学研究的失望则是当时的“哲学无论在传统定义上,还是在最具炫耀性的创新形式上,都显得陈旧腐朽,这些见习哲学家们只会在10年或15年之前,扑向胡塞尔的档案”。那么在60年代,为了与这种美国社会学主导的、世界范围的正统观念作斗争,布尔迪厄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自己受理论启发的经验研究中去,既做到对占统治地位的诸如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等理论定义的纯粹服从,也充分摒弃某种蒙昧主义的拒绝,即美国实用主义学科传统下所大力催发的统计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而布尔迪厄的学长福柯则走上了本国哲学研究推进的道路,他不断致力于扩大哲学的传统定义,让现实的世界进入哲学,并由此以各种新式的研究主题如“疯癫”、“监禁”、“权力”等进入哲学,最终同为“后四大家”的两人无疑都在法国学术界共同的时代问题前走出了各自的解决方式。当时空斗转星移,虽然当下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曲解早已明确,但美国社会学依托计量统计等强势的学科主导力与控制力依然明晰,社会学界关于理论与实践的争鸣似乎也可以更为活跃,因为“此时此刻,仍恰如彼时彼刻”。

      社会学的传统根源在欧洲,其具体是由近现代以来英国功利主义、法国实证主义及德国历史主义的三种社会学思想传统底色构成,古典三大家的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就代表着第一批的欧洲社会学传统。虽然一战后欧洲社会学陷入刨根究底式“知识社会学”的狂热,但二战的世界级影响最终让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发展出现了近二十年的断裂。因为这二十年的社会学发展主要出现在远离战火的、以实用主义为思想传统、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体推进的美国进行,且过渡时期各类人文主义多元价值观念的发展也随着学界对现代性认知的更为明确而如火如荼,那么20世纪60年代后布尔迪厄重回古典时期学科传统,对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进行批判性的系统化与推进实践理论的认知也可以看作是欧洲社会学传统的延续。在布尔迪厄眼中,所谓人文主义多元价值的相对性对客观认知社会现实是具有破坏意义的,社会学必须构建维持人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且这种“总体性社会事实”所涉及的人类实践需要兼跨各种支离破碎的学术断片、经验领域和观察分析技术。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全部科学事业的终身信念与实践理论的直接渊源,要“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特殊性中,进而理解社会世界最深刻的逻辑,且把这一特殊性建构成一个可能的特殊情况或典型案例”,这样信念所构建的实践理论范式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象征革命”,社会学传统主义总体的、实证的、反思的认知与思考又再一次出现在欧洲大陆的主流学界。

      二、理论趋向:主客观混杂结构客观化
      在人为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基本的、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实际面临与矛头直指的问题。主观主义重视个体的心灵,认为个体感觉、经验、意识或观念等是世界中事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和基础,而客观主义旨在确定一些不依赖于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规则,如结构、法则、关系系统等来认知社会现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事实的认知理解也并不单纯以主客观的形式划分,它们往往在一种主客观混杂的社会现实中以两种方式存在着,分别是以经济资源生产分配为特征的“初级客观性”和以文化身心生产消费为特征的“次级客观性”。究其原因,作为对象的社会事实,其本身也存在于社会中那些作为知识的对象,即“世界塑造了人类,而人类同时也给这个世界塑造了意义”。因而关于社会现实的理解就必然产生一种双重解读,首先是用“社会物理学”的方式透视社会,即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的立场把握社会事实,而无视居处于其间的人们的各自看法,如涂尔干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等理论。这样客观主义的视角有力破除了“社会世界透明性的幻觉”,并与常识理解划清了界限,也就使得社会众生在认知社会存在时易于涉入认知理解的“决定关系”,而由于它并不能考虑这些规律生产方面的原则,就会很容易从模式滑向现实。这就是说,这种视角会将自己构建的各种结构看作自主实体,赋予它像真实的行动者那样行动的能力,从而使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了。也就是错误地将“逻辑的事物”去取代“事物的逻辑”,所以客观主义的视角往往只能解释学究式的实践观。

      而从主观主义视角的“社会现象学”方式来看,虽然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可以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有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构建他们的社会世界,个人的机警自觉、知识技能也充分显现着个体的能动作用和生活的个体意义,但其往往也只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单纯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知识个人策略和分类行为的聚合,不仅无法说明社会结构的韧性,亦无法说明这些策略所维系的或是加以挑战的那些自然而客观的构型,更不用说去解释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本身得以被生产的缘由及其所遵循的原则。总结来说,上述客观的唯物主义容易忽视认知场域中个体“人”的存在,往往只会以观察者的视角外部性地认知与推理世界,也就缺乏了认知场域内人其本身实践性的理解,而主观的唯心主义方面往往也只是抽象性的能动,缺乏关于结构实践性的认知与佐证。那么,如何超越这两种认识方式之间的对立,同时取得它们各自的成果,建立一门关于社会认知的总体性科学?就必须摒弃那种将行动者“打发去度假”的机械结构主义和杜绝所谓“经济人目的论”的个人主义,必须要对那些“使社会世界主观经验的反思”和“该经验的客观条件的客观化成为可能的认识论”实施批判性的客观化。而由此产生的社会实践理论也就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两种途径:首先将世俗表象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位置空间的客观结构,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因为正是这种社会有效资源的状况规定了加诸互动和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策略范畴。

      落实到具体的实际案例中,我们研究客观化效应的现象,会将熟悉的关系转化为学术知识,我们会在数据的背后看到一张张脸、在传记的背后看到集体记忆中抽离出来的离奇故事、从制图符号中看到一个个农民,这些人就都是我们要不断面对的“业余社会学家”。我们与他们访谈调研,他们可能会出乎我们意料地以实用主义的轻蔑鄙视系统精神所看重的调研中个别案例、例外及微小差异等的异常情况,而又或许这样的异常情况就包含着研究中较为核心的推进。在这样的社会实际下,我们也就并不会觉得最初所说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建设可配得上其过早和过高地自诩的赞誉了。但是,在如此围绕一整套两两对立物组织起来的认识论范围里,一切对客观主义的质疑都首先会显得像是对主观主义的平反,那么如何对存在着客观及主观主义视角谬误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基础进行分析呢?布尔迪厄的解读就是认为实践乃是理解实践的唯一方式,要去把这两种实践理论的对立简化为对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丝毫不去管这种对立是贵族式的还是平民式的。这种目的形式的用社会生活调研实践所得到的经验来研究当时阶段社会生活实践背后所包含理论的内容听起来非常熟悉,如果可以把这些从实践中获得的理论经验再拿出来作用于实践,这说的就是布尔迪厄《实践理性》一书二十多年后贺老师《在野之学》中提出的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大循环的研究取向与初心。可以说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学术遗产已深层次地被异国他乡跨时代的华中乡土学派的学术理念所继承与光大,而这样的一套理论注定也会继续发挥出其之前就已经发挥过的意义与作用。

      三、实践理论:场域、惯习、资本分析
      落实到具体分析,这就牵涉到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中所涉及到的核心概念,即“场域、惯习(习性)和资本”,而此三者也更是被认为布尔迪厄整个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其中场域是指人类个体在实践生活中所处的物理空间结构或社会空间结构,其具体就是界定实践认知发生的一个空间结构,惯习是布尔迪厄向他所批判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分法挑战最得力的武器,布尔迪厄对其的核心界定是“结构化的结构作为具有结构生产特性的结构来发挥作用”,至于资本则很清楚地被分为个体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具体就是个体所积累与占有的资源的综合。而要是按照马克思“社会是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的理论脉络,布尔迪厄所提及的场域概念则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是由积淀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那么,场域也就变成了个体力量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斗争关系的地方,是无休止变革的地方,其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想,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而对惯习概念的理解也就摆脱了传统“经济人”唯智主义的行动哲学,其自身脱胎于个体的一整套历史,它就和这套历史一起,筛选着可能有的各种反应,并强化了其中的某种反应,作为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久不变的。

      每个场域内都会规定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会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其两个关键特征分别是,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其就好像是一个棱镜,根据内在的结构反映外在的各种力量;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这里可以将其类比为一个战场,在这里,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定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在这些争夺的过程中,该场域本身的形塑和划分也就成为核心焦点,这是因为,改变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分量,也就改变此一场域的结构。而场域内的时时刻刻无疑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是分配和身体化或制度化分类之间的适配借以不断被破裂和恢复的动力学契机。也正是在场域中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确定了场域内部特定的资本,只有在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这种资本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的工具的权力,并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

      如果说场域竞争中外在结构并不机械地约束着个体行动,那么个体社会生活的规律性及可预见性则从惯习给出。惯习是可持续的倾向性系统,是先期被结构化且作为使结构化的结构,即作为可以被客观“支配”且“规则”的实践与意向的产生的结构化原则,进而来运作整个结构。此说的“规则”客观适应于其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有意识的目的和明确掌握为达目的所需要的操作,因为这些操作都是被整体协调的。在具体认知上,惯习可能是一连串的“行动”,是个体根据以往实践经验应对不可预见和不断变化的局势采取战略的“行动”,这也就是说这是由过往局势的生产原则的产生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实践也就总是会趋向于复制最终产生的实践的客观结构,这一点对实践发生的认知具有很强的判断作用。另外,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惯习以某种大体上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对场域的要求作出回应,即惯习和场域这两个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个体惯习还有助于把场域建构为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去投入的世界。这样每个处于不同场域、拥有差异资本的个体关于理解社会现实主观性的问题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由实践理论中个体“惯习”的解构而具体科学的客观化,进而在相应的科学研究中抽离出关于认知视角主客观对立及混杂的技术难题。

      用惯习和场域之间被建构的关系,来取代“行动者”和“结构”间似是而非的表面关系,也是将时间引入社会分析的核心方法。因为惯习和场域是历史的两种存在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得以建立一种新的时间理论,即时间绝不是什么先验的条件,超越历史性,而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实践活动正是在创造自身的同时,创造了时间。因为实践是惯习的产物,而惯习有来源于世界固有的规律和趋向在身体层面上的体现,所以,实践自身就包含了对这些规律和趋向的预期,也就是说,包含了对未来的一种非设定性的指涉,它深刻存在于现在的直接性中。时间产生于行为或思想的实现过程中,而所谓实现过程,则是指现时化和去现时化的结合,在常识语言中,这就是所谓的时光“流逝”。最后,还有必要强调的是,惯习所产生的行动方式并不像根据某种规范原则或司法准则推演出来的行为那样,具有严格的规律性,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这是因为“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作为一种生成性的自发性,它在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境的即时遭遇中得以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实践逻辑,尽管这种实践逻辑多少有些含混不清,但它却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关联”。所以,我们应当避免从惯习的生产过程中试图挖掘出比它们实际上所包含的更多的逻辑:“实践逻辑的逻辑性只可以提炼到特定的程度,一旦超出这个程度,其逻辑便也将失去实践意义”。如此来说,社会学独特的困难所在,正是要产生一种关于这种不甚明确、含混不清、夹缠一处的现实的精确科学。要做到这一点,它的概念就最好是多型的、弹性的、可调整的,而不是限定的、精确的和严格使用的。

      四、结束语
      “布尔迪厄永远改变了社会学学科的样貌,使得从涂尔干及其弟子们去世之后就坠入困厄和无人过问之境的社会科学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当然这样功绩性的评价也并不是布尔迪厄希望看到的内容,因为他的期望早已如此明确,“他希望其建构的理论工具可以充分地在新的研究中使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写评论或写注释而设计”。“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现实经验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会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相信布尔迪厄这份警惕的“科研惯习”能被每一个社科学者一丝不苟地铭记。

      理解反思
      1.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是否达成关于社会理解的“总体性科学”构建?
      2.如何理解实践理论认知中现实惯习及场域分析所提炼至的“模糊逻辑”?
      3.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是否及如何超越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

徐亮亮 2022-03-14 17:51
关于《艺术的法则》


      《艺术的法则》一书是布尔迪厄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文学艺术领域特定规律的作品,其副标题“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就很清晰地表述出该书要使用科学分析的手段描绘文学及艺术这个特殊场域内法则生成、结构特征的意图。当然,文学及艺术的场域是具有其特殊性的,布尔迪厄称之为“不可言喻的经验”,且这样的经验无疑与爱情的经验性质相同,因为鉴赏艺术只能像谈恋爱一样心醉神迷地投入到作品之中,通过其不可表达的独特性来把握作品,那么按照布尔迪厄所说的用科学分析的手段鉴赏艺术是否会破坏文学作品的美学乐趣呢?布尔迪厄是这样回答的,“科学分析可以在揭示艺术品信息公式、发生原则、存在理由的时候,为艺术经验和与它共同产生的乐趣提供最好的辩护与最丰富的养分”,而这样,对作品的感性之爱也就能够在一种个体的心智之爱中达到完美,且这种心智之爱是将文学作品中主客体相融合的积极服从,从这也能进一步感受到布尔迪厄理论运用中的反思性和实践性。

      本书对文学及艺术场科学分析的解构主要是根据对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的研究展开的,该本小说主要描述了主人公弗雷德里克的爱情追求及人生经历。弗雷德里克时而对资产阶级飞黄腾达目标的追寻与时而心血来潮热爱艺术的形象注定了其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徘徊矛盾的野心;而在感情方面,对有夫之妇阿尔努太太的爱而不得与在各种倾心高贵和情妇轻浮之间的纠缠也让他始终在理性和疯狂的爱情之间来回徘徊。而最终一事无成的弗雷德里克就只剩下最美好的回忆,“他被那么多可供选择的女人惊呆了,然而却只能无奈地得出结论,这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通过对弗雷德里克与其所处社会地位的描述,布尔迪厄深入描绘了《情感世界》中社会结构及精神结构的风貌,而同时也在大量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及艺术场领域逐步自主化的过程,而其具体来说就是该场域“自主的获得”、“双重结构的出现”和“象征财富的生产”这三个阶段。所谓“自主的获得”即文学与艺术场域自发性质的独立于外部的政治或经济权力,和当权者及其价值观保持距离,但显然这是极其困难的,这往往以为着艺术家们落拓不羁的贫困生活或屈从统治者们的低级趣味。“双重结构的出现”自然也有这种自主性增强的结果,具体表现在文化场内部两极的对立,即探索的领域和商业的领域,这就是统一的文学场中的根本对立,是保留给生产者的纯生产和满足广大公众需要的大生产之间的对立。而“象征财富的生产”也就是“纯生产从长远角度来看获得的利益资本,它通过朝象征资本的积累方向发展,从不被承认再到被承认及合法化,以及最终变成“真正”的经济资本。

      论述了文学及艺术场的生成后,布尔迪厄自然而然地按照自身“习性、场域、资本”等实践理论的方法论内容对文学及艺术场内部结构和内容认知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鉴于文学场、权力场或社会场的同源性,文学场内部许多选择都是双重性行为,往往会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这样也会轻易导致作品分析的片面性。这也就是布尔迪厄给出的充分强调反思性及实践性的一体化社会研究方式的因由,其具体就是三个步骤:第一,分析权力场内部的文学场等位置及其时间进展;第二,分析文学场等的内部结构,而文学场的内部结构往往就是个体或集团合法化竞争下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最后,分析这些未知的占据者的习性的产生,也就是分析具体的支配权系统,这些系统是文学场等内部的社会轨迹和位置的产物,要在这些位置上找到一个多多少少有利于现实化的机会。

      当然,布尔迪厄的目的也并不仅在于达到对文化作品的科学认识,他还要更进一步揭示“艺术的法则”。其斗争矛头直指西方哲学家或语言学家所认为的文学艺术是无动机、无功能或形式高于功能、不计利害的观点,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美学把艺术品的经验变成了普遍的本质,脱离了作品和作品评价的历史性,将个别情况加以普遍化,将艺术品的个别经验转化为一切艺术认识的超历史标准。而实际上,艺术品的经验是一种历史制度的两方面协调的结果,这两方面是文化习性和艺术场,它们互相造就彼此,最终让艺术品作为有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物而存在着,被经过漫长集体历史所形成的美学关注的公众所把握着。因此,对于艺术法则认知与评价的范畴标准也必须抓住艺术作品社会空间及历史背景的双重关系,通过其存在理由、发生共识等进行深入的认同与理解。

      至于文学及艺术场运行和认知逻辑中所得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及作用问题,布尔迪厄自然是寄予厚望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矛盾的造物,他们以自己特定身份干预政治,也就是用一种特定的权威干预政治,这一特定的权威是建立在属于相对自主的艺术、科学和文学世界上的,他们是双维的人,既要作为知识分子而存在,也要通过被外界自主的知识世界所赋予的一种特殊的权威而进行政治斗争。但知识分子们身上往往也会轻易展现出那种既有资产者的心满意足的富裕和知识分子的批评焦虑进行调和的变形,这也就是福楼拜身上那幼稚地表现出来的当官梦,既要像资产者那样生活,又要像半神半人一样思想。鉴于知识分子们对与文化使用、认知区分及象征资本攫取利益的轻易性,布尔迪厄如此表态,文化不应该被当作一份遗产,被当作怀着感恩的虔诚加以崇拜的死文化,也不应该把文化当作一种统治和区分工具,当作堡垒和战斗文化,反对内外的“野蛮人”。“我希望他们能给我这样的一种权利,让我在这里呼唤知识分子的批评权利的现代象征,让‘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即呼唤能够让人听到自由话语的知识分子集体,用前人的一切知识武装自己,让自己和别人少再承受限制和控制”。

      相较于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良知操守、要求标准方面的强调与号召,哈贝马斯的知识分子公共领域、公共生活方面的理论则更多体现为对知识分子行为能力的担当与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表述。其具体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在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公共权威和市民社会出现促进了社会中新的公共领域的出现,而资产阶级的文人雅士也就成为这一领域的最初主体,他们以理性论争的方式讨论封建时代禁忌的话题,并围绕国家和权威展开争论和批判。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巴黎和伦敦的大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由贵族聚会转化而来的沙龙以及咖啡馆,这便是公共领域的雏形,也即是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空间。近现代大众传播的出现无疑扩展了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则发掘了其重要意义,因为在不同于公共权威和家庭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中,通过理性讨论和争辩可以形成一种公共见解或舆论,进而形成一种他所说的“公共性”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个人见解可以通过公民的理性批判论争而形成舆论,它对所有人开放,并独立于文化支配,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知识分子们所应该使用公共领域进行理性批判的担当与责任。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作为理性批判论争私人场所的公共领域,逐渐也蜕变为一个文化消费的领域,即当控制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力的市场法则渗入公共领域时,理性批判论争也就逐渐被利益消费所取代,公众交流的网络也就消解为个人接受行为,那么公共领域原有的批判潜能便轻易消解和融入了资本主义的现存体制。哈贝马斯还发现,报纸的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并以此作为促销的手段,这个主题在布尔迪厄《关于电视》的解魅中也被反复强调。在技术领域,大众传播领域中不断发展的舆论管理技术强调个人是私人公民而非消费者,但这个观念则会轻易被用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偏私目的,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逐渐就变得名存实亡,舆论管理新技术被用于赋予公共权威以某种魅力和特权,这和封建宫廷曾有过的特权别无二致。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际上被“重新封建化了”,公共性已被转化为管理化的统一原则。这样的结果就是,公众重新又被变成了一种被管理的资源,他们被从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排除出去了,而一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和要求则被合法化了。上述认知解构与痛心疾首之余,知识分子们身上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自然更加沉重。

      以上,文学场或艺术场是能够引起或规定最不计利害的“利益”的矛盾世界,在这些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艺术品存在的历史性和超历史性,就是把这部作品当作一个被他者纠缠和调控的有意图的符号,作品也是他者的征兆。这就是假设从中表现出一种表达的冲动,而场的社会必要性所规定的形式,趋向于使这种表达冲动难以辨认。抛开为追求纯粹的形式而超脱纯粹的利益这一点,是理解这些社会空间的逻辑必须付出的代价,社会空间通过它们运行的历史法则的社会炼金术,最终从特定情感与利益通常残酷的对抗中,抽取普遍性的升华了的本质,而且它提供了一种更真实的最终更有保证的观念,因为这是一种不那么超凡入圣的观念,来自人类成果的最高征服。

徐亮亮 2022-06-30 21:34
旭日东明:解构视角下的人与社会——社会学学科总结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的系统性科学,其以独特的解构视角与方式来研究和理解不同时空下的人与社会。社会学视角中的“人”同样也指该个体所包含的各种社会关系,其是整个社会中最为基础与具体的细胞,而社会则被用来描述为一个一定规模人类共同体的内部社会关系结构和制度安排。社会的规模并不限定,其着眼点在于社会背后这样一套制度化行为模式的集结或体系,这是可以跨越长久时空范围内一再发生的信念和行为模式。而社会中的个体自然也会在这不断再现的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相近的社会行为并进行持续不断地延续性的再生产,这也就是社会学学科理解解构社会事实理论经验科学性的根源。社会学研究解构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各种社会结构背后的制度行为模式,进而让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可以在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抉择面前选择“相应”的行为方式与方法。

      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极其复杂的,同样各个规模社会的内部结构也极其复杂,这也就是上述个体只能在各种社会现实问题面前选择“相应”而非“最具理性”行为方式的原因,因为这样行为方式的“理性评价”对于个体来说往往存在极大的系统性偏差,尽管处于现实结构中的个体往往都会认为自己已经做出了最具理性的行为回应。诚然,这样的理性化认知也是社会学学科理解结构与理论实践推进展开的核心标准,因为整个社会学学科近两百年的延续发展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人类理性不断深化、世界迷魅不断袪除的时代进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性的来临就意味着一种觉醒,像是世界到了“梦醒时分”,解除了古代迷梦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而逐步步入现代的人类个体们,尽管在现代理性的启蒙下通过逻辑构建、科学认知深刻加速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但同样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导致着个体因认知祛魅与行为趋利而造成普遍性质的个体异化及内卷化后的意义丧失与自由缺乏。这是穿插在社会学学科起源发展、延续批判、解构重构和求索探寻中的关键性线索,它就像是一缕丝线,将各个时期不同时空背景下个体认知及行为的斗争、转变、争执、破灭、制约和界定一一串起,而丝线中贯穿的珠子上则清晰地记录着关于社会结构对个体发展造成的影响、控制、突破、革命与悲歌;记录着个体存在与社会意义的理解、探寻、悲情、抉择和跳脱;记录着个体价值判断与思维选择认识的深入、矛盾、变革、突破和共洽。

      一、理解与解构:古典时期的求索与奠基
      社会学学科起源发展最直接的关键性影响是源于17到19世纪的“两次大革命”,一次是政治方面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如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相应德国统一战争等,这些革命及战争使民族国家与民主共和等观念深刻建立,彻底瓦解了既有的传统社会秩序,深刻改变了权力、财政及军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次革命是经济领域源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其在19世纪扩展到整个西欧和美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使劳动力从土地转移到不断扩张的工业领域,既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普遍机械化与城市工业化,也大大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后的城市化。针对这两条“社会大变革”所涌现出来的各种新的问题及混乱,加之思想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现代理性、自然科学与法律变革等的认知促进,社会学学科认知研究及解构解释社会问题的产生出现就变得既迫切又自然。虽然最早是“社会学之父”孔德1838年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正式提出“社会学”这一名称并建立学科的框架和构想,但其学科的真正发展及被赋予“解构社会”灵魂的关键则来源于古典时期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三位大家们的深刻理论。

      古典时期的时间跨度大致从社会学学科初建到二十世纪一战前的七八十年,这一时期古典三大家们所致力解决的问题就在于解构经过上述两次人类历史上重大变革的混乱社会呈现什么样的新形态,个体与新的时代的关系将如何转变与调整及旧的社会秩序崩塌后新的社会秩序如何建立的问题。这无疑是时代最强音下个体理解最新时代社会的最迫切认知指导,虽然三位大家们的理论建构都存在着一定宏大叙事的认知角度,但他们的理论解构及内容无疑都成为了社会学学科最为经典的理论范式与认知理解,在之后的学科发展及人类社会中被不断地对话理解与实践。马克思最早构建出批判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传统,通过对社会冲突认知下阶级矛盾、劳动异化、剩余价值等的深入剖析,给出了当下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定性,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平等样态下资产阶级赤裸裸的剥削与压迫。涂尔干继承了孔德、斯宾塞等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视角,在社会认知的解构中发展了圣西门等“工业社会”的理解界定,认为当下的社会弊病出在工业革命后高度分化的社会个体及道德信仰匮乏后所导致的“社会失范”。韦伯则主要开创了人文及诠释性的社会学理论传统,通过对宗教等文化内容的考察探究与资本主义精神亲和性的理解,勾勒出当代社会“理性化”的认知轮廓,但同样也正是这样全方位“理性化”的铁牢笼终要将人类文明的一切价值都悉数泯灭。

      那么古典时期的时代困境下,个体的认知转变将何去何从,如何重新构建起有关人的本质的理解,也就是那个时代大家们给予社会学学科理论及实践发展的深厚宝藏。马克思自然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实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蓝图,向每一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奋斗,这样壮怀激烈的共产主义信念自然注定自发声之日起就能在全世界收获无数信仰。涂尔干则着重强调“社会决定论”的深刻含义,每个个体必须在既行社会分工的基础下通过个体所在的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内以组织团结的方式重塑人们社会生活的中心,并在晚年转向“能将自身理论观念带向未来”的社会教育的方式,通过道德教育、集体教育、心灵宗教教育等方式重塑社会的道德纽带,最终建立一个以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韦伯进一步解构了现代性发展对个体自身理性化的促进与束缚,重点论述了个体行为合理化的几种类型,于个体层面,希望每一个个体都能通过头脑认知的清明、理智正直的诚实、心口一致的承担与日常生活的投入中探寻出个体人生的价值,而于组织而言,则寄希望于“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出现,利用其“凯撒”般的气质、独创性和个人魅力而不断引入新的政策,以打破官僚制“铁牢笼”的控制,用非制度化的方式达到制度化的结果。而至于齐美尔,他在个体化与功能化探寻现代社会发展方向中就已明确表示社会和文化的异化是对个体发展无法解决的悲剧,解决问题的途径只能寄托到个体生命的“超验”上。似乎一切都如滕尼斯所预言的那样,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体总是会处于下风,而社会也在逐步走向毁灭的深渊,但无疑古典时期大家们对于现实社会的理解解构为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及人类命运的求索都奠定了深刻的基础。

      二、理论和实践:过渡时期的寻解和抗争
      过渡时期主要是指古典四大家之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四大家之间五六十年的时期,这一段时间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改变的关键性时期,整个人类历史经历了一战、二战、冷战及相应后现代性认知兴起等众多波谲云诡的社会大变动,古典时期延续演进的众多社会问题的认知发展与实践寻解在新的时代风云的转变中表现出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多样形态及人类理性左右推进的复杂行为。社会学学科自建立以来发展的传统根源一直在欧洲,其具体是由英国功利主义、法国实证主义及德国历史主义的三种社会学思想传统底色构成,古典时期的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就分别代表着这第一批的欧洲社会学传统。虽然古典时期结束的一战后欧洲社会学陷入了刨根究底式“知识社会学”的狂热,但二战的世界级影响最终却让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发展出现了近三十年的断裂。因为这近三十年的社会学发展主要出现在远离战火、以实用主义为思想传统、结构功能主义为主体推进的美国进行。大量欧洲社会学家二战期间流亡美国也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社会学的迅速发展,这也是过渡时期主流社会学作品大多来自美国的因由。过渡时期社会学的发展繁荣尤其以研究学派及机构专注特定学术领域开创理论研究的推进与代际培育为特色,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及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城市社区等实用主义社会发展的芝加哥学派,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发展延伸推进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派等等都一直鼎鼎大名,学派研究的推进让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及议题内容讨论等都更成体系与深刻。

      欧洲大陆二战前风靡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历史也较为悠久,其着重于研究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而过渡时期出现的系统考察知识获得、传播和增长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则属于古典时期理论经验理解更迭后的新发展。知识社会学属于认知理解的范畴,其研究对象是知识,但却主要考察当时少数人掌握的知识及理论的整体结构和学术体系,并按照概念整体化、抽象化、具体化以及类型化的固定方式分析知识及理论之间复杂的联系,强调其逻辑上的联系关系,这往往使相应学者的表述不知其所言之物,而其所言却为数不少。这是因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本上属于总体论者的阵营,其强调判断一个理论贡献的大小主要来源于其研究问题本身的广泛程度和重要程度,而这自然难以保证不使人陷入纯粹的思维游戏中去。这样认知误区与理论对话的广泛深入无不说明古典时期后人们对于理论及现实的认知怀疑已经在整个社会及理论界都不断蔓延开来。知识社会学的理解下,不仅认识受到怀疑,做出认识判断的人也受到怀疑,这背后所潜藏的就是个体关于变动时代社会结构认知与影响怀疑中的深刻不安与求解,是古典时期大家们认知解构社会论述的理论与现实实践及后世演进对话之间的摩擦、怀疑及拥护。

      除了认知理解上的对话与反馈,二战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迅速发展中理论实践、社会变革的运动推进也始终风起云涌,这源于当时社会复杂且动乱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因素,而社会学大家们的理论自然也赋予这些运动精神和灵魂。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社会,美苏冷战的政治交锋、军费竞赛日渐白热,“苏攻美守”的冷战大背景使得席卷全球的左派思想及运动日益泛滥,而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经过战后三十年黄金时代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物质资料日益富足,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观念却日益盛行,再加上逐渐滞涨的经济及失业频发的导火索,整个社会都在无休止的学生运动及阶级对立、个体冷漠的无奈中此起彼伏。社会学近两百年学科“解构”的背后,其最核心的一条脉络就是由第一位社会学大家马克思所奠基的关于“个体、群体对所面临限制、压迫和不平等的反抗与斗争”,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马尔库塞无不将这样的“剥削压迫”解构到最新的理解认知,其“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压制个体、统一思想形成“单向度社会”的论述无不成为时代革命的旗帜。1968年席卷全世界的“红色五月风暴”无疑践行了这样的旗帜,这场似乎改变了一切的学生革命运动却并没有达成任何有关革命的预期结果,反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及经济文化控制达到了更为禁锢的程度。红色五月风暴之后,马克思主义左派在西方的吸引力急剧下降,符号社会、消费社会、计算社会的现代性控制则越演愈烈,其所体现的是彻底异化了的世界、物化了的消费、虚假了的真实,个体革命及反抗的努力在如此的社会束缚中只能朝向《黑客帝国》中所寓言的“真实的荒漠”。“大众漠然盛行于世,富裕尽管分配不均”,或许这样的时代议题下,只有知识分子们“社会学想象力”的责任应该熠熠生辉。

      三、希冀及现实:后现代时期的多元及清明
      后现代时期一般指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紧跟着近一百多年的现代性发展,但内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也更加多元。可能是源于过渡时期后社会学学科理论与实践探索及抗争的烟消云散,而社会结构、问题困境、理想现实差距的始终存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以其强烈的批判性与悲观性著称,其似乎已被现代性的消极负面影响吓得屁滚尿流,干脆“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诚然,后现代社会的认知解构与批判中,现代社会理论构建的部分支柱已经去除坍塌,现代社会主流知识形式的合法性也逐渐丧失,现代性的理智化带给所有个体的都是一个日益价值及理论多元的社会认知,而科学的去中心化、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新信息技术的出现普及、人口跨国迁徙的加速等无不都在佐证着这样的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社会学学科认知自然大力拓宽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福柯就是通过在哲学领域引入现实世界的“疯癫”、“监禁”及“权力”主题扩大了学科的研究边界,并通过对现实权力、现代理性、身体化等深刻剖析得出现代理性“虚构知识型”下“人之死”的预言。而欧洲社会学理论的复苏自然离不开布尔迪厄对不同路径既得知识的系统化批判与实践理论促进“整体性社会科学”的实践推进,其将社会学的发展从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的认知曲解中彻底解放了出来,通过“惯习、资本与场域”的实践理论范式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象征革命”,永远地改变了社会学学科的样貌。哈贝马斯则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为“启蒙”进行了辩护,称现代性为“尚未完成的工程”,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将理性的含义扩大至主体间性的程度,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至于吉登斯,则作为社会学学科的总结者在后现代的认知理解中深刻反思了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并以相应结构理论及政策言论的施展有力指导了后现代性下社会及人类的发展。

      尽管认知理解的内容及范式呈现多元,但社会学学科理论建构认知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趋向仍然确定,知识分子们的行为及良心仍是后现代社会被极力推及的信念,“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以“减少世界限制与压迫的初衷在公共领域发声”,这些都是后现代时期继续延续的有关对知识分子责任与承担的希冀。但知识分子自然永远是矛盾的造物,知识与文化的加持,他们可以是社会公正、价值理念的推进者,也可以是琢磨“象征符号”、行为辩解最熟练的无耻人。“知识与信仰的分裂”早已在韦伯时代就被深刻明确,其具体指人类行为“真善美统一性的瓦解”,“求真”行为的事实判断往往并不能符合“善与美”之间的价值判断,事实的“实然”与价值的“应然”自然没有逻辑的统一性。而这样理智认知的“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则就是现代性下个体行为价值意义缺失的根源,即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信念都属于“善和美”领域“应然”的价值判断,而现代理性后理智化的科学知识则属于“求真”领域“实然”的事实判断,当事实认知无法回应个体生命意义的判断时,“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自然就将因个体求索理性论证的无法保证而深刻涌现。现代人自然拥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但当这种自由成为沉重的负担,“患得患失”或是“无所畏惧”的选择似乎在个体理性的思考中都不会让人轻易决定。

      那么如何拯救后现代个体的心灵危机?如何理解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认知挑战?“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回应似乎只能求诸于自身,按照尼采的“超人哲学”,“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就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每个个体都应该尽可能地以自身清明的个体认知为自己所选择的人生信仰负责,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但只要一经选择,我们就要对事物的发展和结果始终保持明确的理解和承担。按照这些事实的理解,便能合理说明一个个体行为的终极意义,但单凭渴望与等待选择,个体仍会一无所获,所以必须投入我们的工作,无论作为一个个体,还是一个理想,即每个人都找到握着他生命之弦的魔鬼,并对之服从,这样对我们的生活及事业来说才可收获“最真实”的平实与简单。后现代性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探寻这样于不确定性中把握生命真实踏实的律动,这绝不能是仅仅依靠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催促而匆忙进行的虚妄浮躁或所谓“混日子式”的麻木踏实。真正清明平和的心态、激情洋溢的热情、内心无畏的坚定、坚定纯粹的志业全都会成为个体于后现代社会结构影响、理性束缚、个体压迫等一切弊病中的生命灵魂!当然,始终保持清明平和的认知也意味着个体永远可以合理把握现实与希冀的距离、理论和实践的差距,“逻辑的事物”不是“事物的逻辑”,“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实践之树常青”,决不可困厄于“理论逻辑”建构性的窠臼。

      社会学理论的经典性,就在于个体及社会本质特征、思考行为、制度框架的始终延续,即使“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是人类从不吸取教训”,这些经典理论的意义价值也依然会永远性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闪烁光芒。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学科,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一直是我们中国社会学界鼎力关注的重点问题,但形式上强调得再多也抵不上经典理论的传播与普及,而时代巨变与理论研究则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存在恢弘变化的时代风云才会产生光耀千古的经典理论。放眼当今寰宇,时代风云的弄潮者自然独傲东方,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自然需要有“主体性质”、“经典理论”的中国社会科学为依靠,投身与奋进于此,做社会学学科“旭日东明”最美好景象的见证者,这终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荣幸!

徐亮亮 2022-06-30 21:48
经典阅读训练书单(2019.10.15——2022.6.30)

社会学
彼德·伯格《与社会学同游》
孔德《论实证精神》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自杀论》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原始分类》
《教育思想的演进》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道德教育》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共产党宣言》
《雇佣资本与劳动》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法兰西内战》
《资本论》三卷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
列宁《国家与革命》
韦伯:
《学术与政治》
《科学作为天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宗教与世界》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宗教社会学》
《古犹太教》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类型学》
《法律社会学》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
《支配社会学》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齐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
《时尚的哲学》
《货币哲学》
《生命直观》
《宗教社会学》
《叔本华与尼采》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保守主义》
戈夫曼《日常接触》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米尔斯《权力精英》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鲍曼《社会学之思》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丹尼斯·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波伏娃《第二性》
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彼得·伯格《现实的社会建构》
菲利普·戈尔斯基《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
柯林斯《互动仪式链》
阎孟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福柯:
《古典时代疯狂史》
《疯癫与文明》
《词与物》
《知识的考掘》
《惩罚的社会》
《不正常的人》
《规训与惩罚》
《必须保卫社会》
《安全、领土与人口》
《双性人巴尔班》
《性经验史》
《生命政治的诞生》
《主体性与真相》
《主体解释学》
《说真话的勇气》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
布尔迪厄: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感》
《实际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
《男性统治》
《自我分析纲要》
《世界的苦难》
《关于电视》
《再生产》
《继承人》
《国家精英》
《区分》
《单身者舞会》
《艺术的法则》
《遏制野火》
《反思社会学导引》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包容他者》
《后民族结构》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形而上学思想》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斯蒂芬·穆勒-多姆《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吉登斯:
《亲密关系的变革》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民族-国家与暴力》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性的后果》
《超越左与右》
《第三条道路》
《社会学:批判的导论》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

人类学
摩尔根《古代社会》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
普里查德《努尔人》
莫斯《礼物》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格尔茨《追寻事实》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
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朱炳祥《他者的表述》

心理学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
马歇尔《非暴力沟通》
弗洛姆《爱的艺术》
沙哈尔《幸福的方法》
斯科特《人格心理学》

经济学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
波兰尼《大转型》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自由宪章》
《哈耶克文选》
翟东升:《货币、权力与人》

经验著作及其他
费孝通《乡土中国》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贺雪峰《在野之学》
王德福《乡土中国再认识》
严复《群学肄言》
埃里克·斯坦哈特《尼采》
罗纳德·阿隆森《加缪和萨特》
安德鲁·赛尔《阶级的道德意义》
威尔斯《世界简史》
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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