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跟师兄说一句话：佩服！真是佩服！还是佩服！！

表扬与批评要一并的，这样才能进步，你们怎能不给我进步的机会呢？

国学与西学并举，厉害啊师兄。。。

师兄读得很多了，以后指导指导呀！

榜样啊

遥想当年，俺读那本社会行动的结构时，耗了那么多时间，看了陈峰同学这个月的读书情况，再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啊……
人的潜力有多大，懒惰的人是不会发现的

寒假读书报告（09年1、2月）
《最后的儒家》  (美) 艾恺著 王宗昱, 冀建中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国文化要义》重读  梁漱溟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宗族、种性、俱乐部》  徐烺光 著      华夏出版社
《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与社会学同游》  彼德 伯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实践与反思》  布迪厄、华康德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继承人》        布迪厄 著        商务印书馆
《关于电视》      布迪厄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自由交流》      布迪厄  著        三联书店
《国家精英》（差一点） 布迪厄  著      商务印书馆

    布迪厄的思想跟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一样，都是试图超越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布迪厄提倡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惯习就是布迪厄为超越这一对立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而实践（社会行动或称惯习行动）则由结构和惯习这两大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社会行动并非直接取决于结构，结构通常都是通过惯习“这一被身体化的分类图式”在场域中间接地支配着社会行动的，而且惯习这一“主体的契机”反过来又对结构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对结构的再生产做出贡献。显然，“惯习”成了一个可以同时把握主体与结构的重要概念。但是布迪厄提出惯习这个概念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而是一种开放性概念，这与主流社会学一直强调的对概念的明晰界定是相区别的，他认为将惯习只有放到具体的场域中才有意义，归根结底就是惯以和场域只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有意义。因此他一再强调不要期望从他那获得“惯习和场域的无懈可击的表述”。而他的作品中我们也确实清晰的看出他也是都是具体研究的逻辑，即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来阐述他的概念和理论观念。这种开放性概念与实践的结合是否更加的具有生命力和解释力？
   
  布迪厄创造了许多新概念，有很多闪光点，例如惯习、场域、象征性暴力、文化资本等就可以“成为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让每个人能更好的了解自己是谁、自己特有的社会生产条件及在社会中的位置”。然而，通过这种自我在社会位置中的认知来解放自己的条件虽然存在，但要实现这些却没有保证，没有什么可以确保对社会的决定性的了解的清晰就可以挣脱它。在布迪厄看来，被支配者总是内化了那种支配关系以最终重新导致他们的被压迫的地位，因此被支配者也是导致这种地位的共谋者。而这正是他所确立的象征性暴力的本质功能。
　
  这就引出一个悖论：我们是与社会合作、共谋。
 
  以文化再生产为例，温总理指出，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我们知道了这是文化再生产、文化资本的差异构成的结果，可是我们如果改变这个弱势群体的位置？现实中的马太效应，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可是如何可能改变这种结构？似乎除了马克思的革命的重新洗牌，我实在想不出一条可能的道路。
 
    作为社会学人，作为知识分子，或许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困境。那就是学科的知识给了你更多的清醒意识，但是你却常常无能为力。于是有时候如彼德伯格所言，“获得清醒的意识的人使保守运动和革命运动都遭遇危险。之所以使保守运动遭遇风险，那是因为这种人不具备现行意识形态必须要有的轻信态度；之所以革命运动遭遇风险，那是因为他们对乌托邦的神话持怀疑态度，而这些神话是培育革命者的必要条件。
 
      或许这也注定社会学基本上持有改良立场的原因吧……

系统、深刻！还有很多向师兄请教啊

新三大家我也看过了，以后多交流

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 师兄的状态已经很好了，向师兄学习学习再学习。。。
阿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