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阶级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不止一次，可每次改革后农民的负担总是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上涨到了更高的阶段。可以说无论改革采取了什么方式，都必然会导致这一结果，无论改革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什么辉煌成果，也都会因为这一点而走向失败。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主要矛盾。封建王朝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广大失地农民同少数压迫者的矛盾。在制度还能维持的时候，它是流民的暴乱；在制度将要崩溃的时候，它是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所以在古代，一切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都可以认为是好的；反之，一切加重农民负担的改革都是不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些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不仅没有缓解或触及封建王朝的主要矛盾与根本问题，反而加剧了主要矛盾、成为了根本问题。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衰亡，因此成为了必须被解决的主要矛盾。这就是这些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黄宗羲将其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可是改革为什么会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呢？问题还是这个主要矛盾。我们之所以说封建王朝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之所以这个矛盾将直接决定封建王朝的寿命，是因为封建制度就建立在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之上。农民的贫困与负担不仅是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更是封建王朝存续的原因。维持封建王朝的不仅是君王官僚地主，更是贫困的农民。失地的农民若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要被人剥削，那农民对自己生存的维持又一定会反过来维持着剥削关系、封建统治的存在。农民和地主是对立的两方，更是同一关系的两端。他们的观念和意识都是依赖这一关系的。地主没有自己的钱袋，农民的钱袋就是他的钱袋；皇帝也没有自己的钱袋，地主的钱袋就是他的钱袋。说到底试图在分钱这件事情上做文章的改革其实就是在分农民的钱。国家多拿了，地主不想也不能少拿，最终还是加重农民负担。司马光如此评价王安石变法：“不取诸民，将焉取之？”回到主要矛盾这里，主要矛盾之所以是主要的，那是因为这里的主要矛盾不是问题而是结构，不是生活的某个方面而是生活生产本身。谁敢触及主要矛盾呢？可不触及这个主要矛盾，又怎么可能解决矛盾呢？改革问题的变法改革不了结构，反对生活个别方面的改革反对不了生活生产本身。结构将改革变成了新的问题，不曾间断的生活生产不断地将新的个别方面生产出来，主要矛盾轻而易举地将改革变成了主要矛盾。阶级是什么？它是农民的贫困与顺从，它是农民的战死与反抗，它是改革的失败，它是起义的成功，它是统治的维持，它是革命的号角。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之所以是主要的，正因为它是普遍的、根本的问题。
因此闯王来了，还得纳粮。太平天国里还有剥削。合村并居农民还是得穷。孙中山曾想要土地归公，可因为难以实现，故折衷地提出了土地私有，涨价归公的主张。土地的涨价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涨价归公理所应当。可就是这样的主张也难以实现。民国建立了，民主实行了，宪法颁布了，可是农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没有倒。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一喊出来，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瞿秋白说：“中国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也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因为他根本是农地革命；何况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革中国地主阶级的命，就等于革世界资产阶级的命，因为中国地主阶级（军阀、官僚买办）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阶级的两个层面：无需个人的同意，他的生存本身就是对自己生活条件，生活方式，阶级关系的维持。无需他的同意，他的反抗，他的无法维生就是对他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阶级关系的变更。在戈夫曼们的主观看来，有一个我在表演，有一个非本真的表演。可是从我的社会意义来看，我的表演才是我的生活。就我的直观而言，我有一个面具。但就我的社会意义而言。我的面具才是我的人格。角色不是附加于我，角色就是向来属于我。角色就是我。相似相续中随流不断的假我。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立场是在通俗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之外的。以共产党宣言为例，这个不是共产主义讲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而是一个党派、一个群体的宣言。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下，当然可以说价值无涉。可在胖虎揍大雄的时候，价值无涉可就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立场了。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是有立场的，而且可以说是立场坚定。按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立场。就是要坚定站在广大劳动者那里。于是在马克思的作品里，群众不是被解读的对象，也不是被立命的百姓。他们就是发声的主体。马克思不是为了谁说话，而是成为他们、作为他们、代表他们在发出声音。他的作品从不是少数人对世界的理解，而是多数人誓要改变世界的宣言。
在这个立场上再看作为研究者马克思的立场。首先这样的立场绝不是价值无涉的，但也不是伦理导向的。关键不在于要弄清过错，要给出价值判断。关键只在于理解世界并改变世界。这难道和批评者们所援引的目的伦理有冲突吗？在胖虎不仅打了大雄还打了小夫和静香的时候，站在反抗者那边难道就弄不清楚事实了吗？保持中立难道能够改变现实吗？
马克思是有态度的、有立场的，这是贯穿始终的。但这不仅没有产生非科学的偏向，反而真正保护了科学的立场。改变世界的立场无碍于理解世界。阶级的立场必然是与改良的立场冲突的。是要彻底放弃旧世界的。批判之所以要摘去锁链上的花朵这是因为花朵就是锁链本身。阶级的研究不会化约人类生活的，相反它要研究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科学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实际理地一尘不染，万法门中一法不舍。
社会学中的权力与社会中的统治——芒种论坛讲稿
前言
学者们讨论的权力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弥散的、有的是制度化的，有的从能动的角度定义权力（如浩然同学总结的吉登斯），有的则从束缚、干涉的角度界定权力（如沁怡同学总结的福柯）。不同的声音汇在一起，很难找到一个关于权力的明确定义。纵偶有一时之共识，但总难有唯一之定解。在这一点上，这次论坛和其他几次的论坛是不大一样的。共识和定义有点少，差异和争论有很多。不过这也正是人文社科的有趣之处。无论多么权威的文本都是可供质疑、可供反思的对象。没争议、没怀疑并不代表没问题。有争论、有批评也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就像贺老师说的那样，学术上的争论是通过竞争式的对话来发现相互之间的片面，以达成共识的增进。从这个角度而言，不怕有争论，就怕没争论。在双向的对话之上，才有更进一步的学术追问和理论反思。不在乎对错，思考本身正是培养主体性的关键。故虽然本文将会主要是一篇对后几位的批判的批判。但本文既不是答案也不是标准，而是一份对话的邀请。至于给出判断，那就是听者的事情了。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几位思想家可能会如何对话吧！
一、 吉登斯的批判
鉴于浩然同学对吉登斯做了极为精彩的分享，此处不做详述，只将问题简要提出。吉登斯认为存在着两种历史唯物主义。一种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析人类社会形态的“化约论”与“经济决定论”；另一种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进化论”。他修正了后者（如何修正的，应看浩然的论述），并认为前者存在重大缺陷。后者稍后再谈，前者则看上去很有道理。是啊，劳动怎么能是人的本质呢？劳动怎么能被用来解释一切呢？在吉登斯看来这种论点是危险的，一方面他压制了人的能动性（权力）；另一方面改良措施将因为这种观点无法使用。那马克思会如何看待这种批评呢？
二、 马克思的回应
马克思对改良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就是一门“造反有理”的科学。无需怀疑马克思这一立场，马克思对改良措施总是不屑一顾且从不吝于对改良主义者冷嘲热讽：“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方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马克思认为这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而马克思做出如此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吗？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
被吉登斯批评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这么说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必须的生活资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生产活动是其他人类活动地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那就意味着其他活动不会反对这一前提。生产活动对其他活动的“决定”，反过来看则是其他人类活动对自己前提的维护和再生产。而在这样的关系中，也可以是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因此马克思继续说：“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的生活的一定的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在这里马克思做出结论“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不难理解，现实是联系着的整体，那么直接生产出我们物质生活的；我们投入了这么多生命的并因此表现了我们的生活的生产活动又怎么可能会不对其他人类活动产生影响呢？劳动和生产不是独立的对人或社会产生影响的因素、范畴，而是人类整体生活的不同方面中的一面。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方面当然会影响到整体的自身性质与整体的其他方面。人类的生活的诸多方面绝不是独立的因素，而是辩证的、统一的整体。也正是在这样，才有着所谓的“决定”。（事实上决定就是规定，同词根的形容词是一定的。马克思这里只有规定和方面，康德那里才是因素和原因）也是在这样的讨论中，人被设定为社会关系的统合，社会被设定为诸关系，诸联结的统合。韦伯曾经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说再怎么强调经济的影响都不为过，可是谈及经济到底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时候，他却并没有展开。他在《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他则说经济是一种下级结构。下级的结构和上级结构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韦伯认为这说明了经济绝非唯一的决定者，但请允许笔者保留质疑。并继续探讨。
在刑事制裁那里经济的作用表现得极为清楚。此处严重阻碍人们探究其他社会联系的那种故弄玄虚、横加遮掩的做法，在这里不得不直面未经粉饰的现象和势必公开化的冲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扫而空。有效的刑事制裁必须威慑最具犯罪倾向的底层社会阶级。那些由于饥饿困窘而容易在绝境中犯罪的失业人群，只有面对严刑峻法才不至于铤而走险。最有效的刑罚政策看来是采用严酷的肉刑（如果不采用残忍的灭绝手段的话）。在中国，悲风凄雨中食不果腹的无产者构成的庞大产业后备军涌入城市，被迫以任意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能找到工作已是万幸），军阀之间又争战不息。在这样的条件下，单是监狱里有口饭吃这一点，足令监狱成为诱惑而非威慑。实际的残酷程度难以名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在《中国的监狱》这篇报道中写着：“每个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来到中国，必定看见普罗大众命如草芥，从而深感暗无天日。你如果认识到，任何类型的罪犯在此一经抓获，要么枪毙，要么绞死，要么斩首，而且人们觉得行刑过程简直微不足道。”但在工人稀缺的社会里，刑事制裁的功能完全不同：刑事制裁此时无需阻止饥饿的群众去满足基本需要。如果想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底层社会阶级是由非熟练工（而非凄惨的失业工人）组成的，那么社会就需要用刑罚来迫使懒汉工作，并告诫其他犯罪者务必靠诚实劳动自力更生。此外，工人稀缺的时候，工资相对较高。但这样一来，关押罪犯就会变得有利可图，因为监狱只消提供伙食就可以强迫罪犯工作，而且看守和行政的成本还低于正常收入。因此，工人稀缺的社会总是倾向于不对罪犯处以肉刑或死刑。在罪犯的劳动有价值的地方，剥削就优先于死刑，强迫劳动即为相应的刑罚方式。 刑罚史上有三个时代依次更迭。它们的特征分别表现为各不相同的刑罚方法占据支配地位：公开忏悔和罚金实际上是中世纪早期唯一的刑罚方式，到了中世纪晚期则代之以酷烈的肉刑和死刑，二者在十七世纪又让位于监禁。人们若将刑罚学史上的这些阶段与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社会形态的变迁两相对照，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互联系。
事实上不仅是刑罚，刑罚只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面。人的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是一体并存式的关系。这一认识就是唯物史观中的辩证的部分，就在于老生常谈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因而也就能够描述整个历史进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问题不在于理解，而在于改变世界。而真正的改变也不在于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诸多正当性基础；而在于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在于反抗活动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一言以蔽之，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总体才能改变这一切。同时也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除非具备了变革生产关系的生产力，除非发动了变革生活生产的革命活动，除非劳动阶级被组织成为进行阶级斗争变更社会形态的革命阶级，否则这一点对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三、 视角的差异
可这意味着吉登斯的批驳毫无意义吗？恐怕也不是的。吉登斯之所以做出这种评价，在我看来是因为吉登斯站在了一个极为有意思的立场：社会学的立场之上。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不仅是因果还有意义。而且只有为意义提供妥当性的解释才能提供妥当的因果的说明。在韦伯看来，“对象自身并不会提供意义,亦即意义并非对象本身内在具备的一种性质，那么，使用旨在研究事物之性质、律则及其固定特性的方法，自然无法对意义加以掌握。相反，人类会对同一事物，赋予不同的意义，也会对不同的事物，赋予同样的意义。这种变化，只有用诠释的方法才有办法加以掌握。”而在社会学的领域，”所谓知识，除了对一社会关系做出因果上的说明之外，尚要求对其意义的了解，亦即其动机、理由与目的。“自韦伯之后，社会学的对象中多了一个行动者的主观和理解。这种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韦伯的新教伦理的研究，他从行动的动机入手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可没有工薪伦理的支撑，哪来的新教伦理的统治呢？那工薪伦理难道只是工薪阶层的主观的动机吗？事实上工薪伦理还是新教伦理的背景墙，新教伦理统治的空间。这一方面不能完全地被还原为主观，另一方面还原为主观显然会使其失去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人们往往对自己为何如此行动习以为常，没有感知；往往又对自己行动的后果没有意识。就连韦伯也说，行为是有意义的，但行为的后果却往往没有意义。这些都告诉我们主观意图-行动这样的研究方法似乎漏掉了什么东西。
严格来说从动机—行动—结果的论证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影响人类的环境总是人创造的。问题在于之后即使讨论到客观的世界，往往也是因为，这与行动者的动机密切相关，才被纳入考量。社会学显然已经设定了这样一个研究对象：行动者的主观理解。之后才有什么主观社会学和客观社会学的对立和弥合。可是现实难道需要弥合吗？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实不需要弥合，现实只能是回到，回到实践、回到现实。那弥合的就只能是社会学了，只能是方法了。那么即使达到统一，也只是方法的统一，社会学不同目标的统一，也只是行动者能动的方面的统一，行动的根据的统一。将行动的意义还原为行动者的根据并不能使其能得到全部的说明。问题不在于把能思维的塞进头脑，难以思维的可以感受的塞进身体；思维中的客观和思维活动（主观）如何统一。问题在于，思维着的对象和思维的主体都不存在于思维活动之中。思维着的对象是被生产出来的，实践总结来的。思维的主体的形象是在他者那里显现的。而共轭的，并且超出了主观的是在他者看来，自我正是作为他人的他者而显现的。在这种双向的、主体间的、交互主观的、物质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不涉及行动的动机的情况下，意义才得到了真正的理解。离开了这个与能动相对的物质的世界的时候，讨论仍然可以统一，但只是在思维活动之中得到统一。以鲍德里亚举例而言，我们在解读话语的同时，话语也在解读我们。对意义的辨识就是意义的赋予，也是意义的系缚。权力、话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机制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可是话语为什么会变换呢？自然法到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再到如今的等级社会，话语总是在变换的，于是要么是断裂，要么就是一个差异的、区分的空间的不同表现。而且是谁在支配呢？是谁在统治呢？总是不得不变成人被话语统治。话语在生产话语这无异于在说是支配在支配支配，是统治在统治统治。即使行动者在其中被安置了一个位置，也没使话语改变的实际发生得到解释。作为目标的行动者的主观切切实实地影响了社会学。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布迪厄报以厚望的理论效应，哈贝马斯期望的公共的话语环境是否与学科的这一界定相关。
这是研究的视角的问题，社会学以如此的方式为社会行动提供了精准的预测。但专业化技术化总是要以限缩研究范围作为代价的。谁能指责标准化和规范化呢？谁能指责这种“进步“呢？在笔者看来唯一能确定的一点是，站在学科的立场上考虑，实际上不存在指责马克思的立场。
我们可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看待社会学这种视角的，然后我们就将分析马克思处的统治与权力。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ā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四、马克思处的统治与权力
（一） 统治阶级与阶级统治
阶级并不是一个斗争的团体，而是因生产活动、因剩余价值占有而被区分出的人和人之间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维持工人的肉体以增殖自身，工人维持自己的肉体以生产资本，生产束缚自己的资本。可以说工人只要按照工人的方式活着，就不仅仅是对自己肉体的维持同时也是对所有工人的生存方式的维持。对工人而言“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种存在方式的独特性质和存在方式的再生产才是阶级的本质。
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存都是对自身状态与处境的维持和再生产。他们只要按照一定生活方式生活着便总是在维持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说只有变革整体生产关系（阶级）才能改变工人的处境。而既然工人维持自身肉体就是维持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与社会。那么个人作为阶级而进行的阶级间的斗争也不会仅仅是个人的斗争，而一定同时是人同人的社会规定性的对抗，又是一定的社会形态同其所无法容纳的生产力的斗争。马克思说：“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统治阶级的统治正是阶级对人的统治。
阶级的统治看起来玄乎其玄，但挣扎度日或者996的人总是不会怀疑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阶级是什么呢？它更像是一个背景，一个染色剂。在《黑袍纠察队》这部电视剧中，超级英雄变成了明星公司精心包装的商品，英雄的事迹实际上只是公司的包装。其中七人队之一的星光站了出来，披露了这一切。公司会处罚星光吗？公司怎么可能处罚商品呢？于是新英雄“公民星光”出场了。她从代表基督教的英雄，变成了独立女性的英雄继续为公司服务着。在她斗争的最后，有人告诉她“公司总是技高一筹”。这就是阶级的统治，阶级绝不是什么玄乎其玄的东西。只是纯粹的人和人社会存在的不同。物质生产活动一定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而具有社会意义的物质生产活动一定会将社会意义生产出来，通过生产物质基础的方式间接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是消极的自由，不做某事的自由。但就其现实的过程而言，可以说是买卖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而言，就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结构是能动的条件一般，必然是自由的条件。自由与能动向来都是有限的必然和受动。阶级在如何统治我们呢？它将人变成商品，将商品划分等级。它把消费变成了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它把美国人民的自由的示威乔装成了“自由主义‘的示威。阶级的统治是什么呢？它是资本主义将劳动力商品价格限定在最低限度的趋势。是这一趋势每每能够成功的关键。是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力。这就是阶级的统治。它不需要解释主观，主观必须要解释它。
（二） 阶级理论的局限
但是马克思的理论确实遭遇了解释的困难。现代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想象的那样，彻底分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相反阶级分化了（不是吉登斯的那个，我比较想用这个词）。甚至可以说再也没有一个时代的阶级关系像今天这样复杂了。阶级的等级化，等级的阶级化，质的差别和量的区分含混不清。产业转移，世界体系巨变等都让分析变得无比困难。但对我们而言，这不正是机遇吗？一年前我曾和同学探讨过社会学是学什么的，当时的我背了好些书，选了很多自认帅气的口号。一年之后我想说，我们去研究什么，社会学就是研究什么的。
升级世界
一、前言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世界。这个不加思索的世界构成了我们理解事物的前提与根据。除了婴儿谁也能摆脱预设和立场呢？而越是不容置疑，也越是没有反思，也越是从未怀疑。因此也越是问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昭如白日的众所周知中往往潜藏着“理性的隐秘判断”。科技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同步关系便是典型例子。这一关系几乎是默认的且公认的前提了。谁能否认科技的发展呢？谁又会怀疑世界的进步呢？可我们所说的进步是什么呢？人类的获益？——这或许是最常见以及最普遍的定义了。暂且如此规定进步吧。我们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当前世界的前身）来看看这一同步关系。历史上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是由马克思揭露的。创造机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之所以创造出这些生产力的“进步”并不是为了解放人类，而只是为了增殖自身。于今时今日看来最能解放人类的机器在起初是作为压迫人类的工具——而且是最为有力的一种工具——而出现的。资本并未成为主导者的时候，都能悍然发动“吃人”的圈地运动。等到真正取得主宰权威之后，资本又怎么会吝惜人类的血肉呢?于是资本使用机器将工人固定在流水线上之时，工人也被固定在了最低生活标准的上下。操纵机器可不需要多么健康有力的工人。正是在这一阶段妇女儿童大规模走入了工厂，工人的生活标准的明显下降。这是资本独有的选种标准。资本在生产力、科技方面带来的进步是史无前例的，可这前进的每一步都是用人类的血肉作为燃料，都是为了攫取工人更多的血肉（劳动创造价值成为资本）。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早期，科技发展和人类处境的改善之间没有关系。无论如何，与今时今日的我们相比，被固定在最低生活标准上下的工人是不会认为自己身处进步之中的。而那些竭力为资本辩护的“马尔萨斯”们也从未设想过从“获益”这种角度来为资本脱罪，他们勤勤恳恳乃至于“没有一日不动笔”，不过是想去证明资本乃是组织社会的自然方式，而人类天生就要在吃不饱和饿死之间挣扎着存活。——这也并不妨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相同的事态总是不停地出现着。但在其他社会形态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人口结构也都是金字塔型的。在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中，我们可以看见有百分之七十的都是吃不饱饭的贫农。）的处境则总是相似的，一直被固定在维持生命的标准上下。历史书上记载了千百年来，人类在无数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但只要涉及到底层大众，总是只剩下饿殍千里、无立锥之地之类的字样。从刀耕火种到诸代封建王朝，生产力总在不断地进步，可是人类的处境从未改善过。顶多是在朝代更替的间隙里，偶尔发现人类的喘息，而往往不超过百年就又要出现赤贫同奢靡的极端对立。黄宗羲怪圈所论述的是越改革，底层大众越是贫困。事实上何止是制度的变革呢？生产力的提高也是一样无济于事的，在漫长的时间里生产力的提高总是与底层的赤贫毫不相干。而如果我们能理解，由改革所产生的不利益总是要由底层大众来承担，那么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生产力的提高没法改变他们的生活了。既然在现代之前，生产力的提高从未改善过人类的处境，我们则有理由假定当代人习以为常的进步与获益是时至今日才变成了现实而普遍的话语。
谈及现代这场关键变革，有人断言以上的改变是因为时代需要更高素质的工人，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因为资本需要更大的市场或者说单纯认为人类需要被解放，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富人的奢靡创造了进步并惠及了底层的人（这简直是同禁欲主义一般伟大的理论，禁欲主义发现了世界运行的秘密：资本家的禁欲；而这种可敬的理论则发现了世界进步的秘密：资本家和一切富有的人的奢靡。赞美吧，资本家牺牲了欲望之后连这节俭的美德都不能为自己保留了。我们要说这一理论是极其荒谬的，事实上封建王朝中总不缺乏这类奢靡的浪费者，难道法王为了享受更多的美食而故意吐出的鹅肝给法国工人带来了所谓的进步吗？即使为部分人带来了进步，这也无法改变数量旁大的底层人的命运。）……这些理论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过去的人类并没有因为这几个理论而迎来光明。事实上按照他们的理论就算没有彻底迎来光明，过去的人类也该是渐渐看见曙光的，但是这一点却令人遗憾地没有发生。这些理论具体的错误则是，他们将需要与动力、原因乃至于现实本身混同了起来。而时代的需要并不是时代的动力，改变的目的也不是改变的原因。实际上这种将需要等同于目的的急切的想法其实也正是我们之前谈及的直接性的思维。这种直接的思维已经生产出太多远超时代需要的马尔萨斯了，所以即使从需要的角度出发，也请暂时搁置此类试图从现成的东西里寻找答案的想法吧。对于要从现实和历史里找寻知识的我们而言，此处需要记住的是黑格尔的那句警言“熟知非真知”。
二、资本早期阶段
1. 回顾的必要性
我们要从历史入手，来尝试理解现在。诚然，历史既与现在不同的——否则我们也没有将其定义为历史的必要——也并不直接提供针对现在的解释。但世界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差异却能够与那些时间横轴上的不变量、空间之中的结构形成对比，从而提供了理解某一时间截面上的整体世界的机会。古希腊的历史和智慧无法弄清楚价值是什么，但会提示是什么——“古希腊社会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以人类之间不平等为基础，自然无法看见作为人类劳动等同性结晶的价值——阻碍了亚里士多德的分析。 亚里士多德对机器的幻想——“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么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从未成为过现实，但却反映了价值规律的必然性。 实际上，理解过去之不存在总是在理解现在之存在。过去并不提供答案，过去就是问题本身。因此历史与当代的巨大差异不仅不是避开历史不谈的理由，反而彰显了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回顾早期资本主义
这段历史与马克思紧密相连，马克思的支持者与批评者几乎都对这一点表示赞同。和纯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不同，聪明的柏修斯们则要欢呼着宣传它，只要《资本论》能够成为过去的真理，就可以把马克思变成过时的符号。这样一来既不需要在理论上同马克思搏斗，又不需要会想起人类曾经沦为商品的耻辱，令人厌恶的马克思就被扫进了旧纸堆中。没有比这更加巧妙的方法了，没有比这更轻松的事情了。在柏修斯们看来，马克思那些不依不挠的批评者们简直和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讨厌，他们公开承认当下仍然存在着讨论（批评）马克思的必要，这彻底破坏了他们假装马克思已经不存在了的幻想。唯一幸运的是，批评者们的声音往往是千差万别的，于是在批评者那里，马克思有时候是专政的暴君，有时候是自由的破坏者，有时候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有时候则是历史的囚徒，经济决定论者。简直是批评在批评批评！错杂的批评声音虽然掀开了柏修斯们掩住耳目的双手，但也为他们提供了隐瞒马克思的机会，他们有时甚至同时站在立场相反的两端同时摇动着反对马克思的小旗子，鼓舞呐喊。除了反对马克思，休想让他们再有什么坚定的立场。于是乎在这样的环境中，马克思成为了一个不可捉摸、不可回避的幽灵；同时的人类的过去也成为一个“禁忌”一般的存在。在柏修斯们想要欢呼的时刻，我们要做的这件工作将是他们所不愿看见的，我们要将马克思同我们过去的历史一并公开，为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坦诚的批判者创造真正的讨论环境。
2. 人与阶级
此部分乃是得到了新的理解后在旧文《唯物史观中的阶级范畴》的基础上进行立场调整，文字增删修改的产物。但其中的立场已经相差甚远，请以本文为准。
正是在这样的意图下，我们将从马克思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阶级问题入手。有赖于近代以来广泛的讨论以及使用，阶级概念在嵌入当代观念环境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多义词。在布迪厄那里，阶级是一个需要被建构的、有待实现的、为利益而斗争的团体；在广松涉那里，阶级史观是一个被唯物史观代替的备用品；在当代市民看来，阶级则成为了一个财产上的等级——这是至关重要的，乃至于这点可谓是当今意识形态的典范，因此这将成为我们后文所讨论的主要对象，此处不可视为根据。针对阶级问题，当前存在着的广泛的讨论本身就显示了阶级问题的重要性。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在这个概念的内涵上取得可靠的共识。尽管任由这样一个模糊的字眼继续扮演着这么重要的角色是令人困扰的。但将与我们不同的理解一一击倒既不现实，更无必要。我们这里采取最简单的方式，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寻可靠的依据，廓清马克思文本中的阶级概念，然后再进行我们的讨论。而本节只讨论马克思时期的阶级问题。
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此断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作为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特色则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间的斗争和对立是马克思最鲜明的观点与结论，但并不是马克思的立场，即作为阶级分析方法的阶级。此处应该参考《资本论》的序言：“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句话仿佛在暗示，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分析就可以直接分析人类行动，又仿佛在说分析阶级关系就足以把握社会生活。马克思紧接着说道：“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马克思此处是在论述现实的人的“向来属于我”的社会角色。 个人作为阶级存在时，实际上是理念中的个人的现实化，无规定的抽象的人的社会规定。至少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的阶级并不是什么逻辑的事物，而是事物的逻辑。
构成我们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误解的，一部分正是当今广泛的使用。当代人们常将财富多寡、社会地位与阶级联系起来。暗中默认了财产量的多少能够决定人的存在方式。于是乎，人的工资（收入）将直接决定人的存在方式。因为人能得到什么层次的自由—究竟是菜场自由还是教育自由或是买书自由—一定是被收入决定的。对马克思地阶级的误解和批评大多也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在这种误解声中成为了经济决定论者，批评者认为阶级对人的划分过分强调了经济的作用从而取消了人的现实性。他们于是主张各个阶级之间只存在着量的区别，他们要用理论取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质的差别。——有趣的是，将马克思指责为经济决定论的这批人，几乎都成了单线进化论者。此时阶级就成为了对现象的描述而非对现象的把握——把握现象不仅需要描述现象，还需要理解现象的生成机制、运行逻辑等——唯物史观也成了一纸空言。我们希望在反思者（批评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倘若阶级真的是如此这般武断的概念，缘何偏偏是阶级概念被如此广泛地使用和讨论呢？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感知到的“阶级”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总能接受经济、财产对人的划分呢？
此处我们要说，阶级作为现象表现为财产的量决定了人的具体存在方式，但从个人的角度而言，阶级理论所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财产的量将会决定人类的存在方式。财产的量是如何（以阶级为中介——这部分是结论，因而此处并不表现为问题）决定人的存在方式的以及人类要如何摆脱这种“被决定”的命运。——根据国内学者姚远的考察，德语中决定与规定是同一个词。在笔者看来，这里存在着一组反思规定式的关系，人有着什么样的规定（初学者可以暂且理解为性质）决定着人将被如何决定着，以及拥有何种存在方式。而人被如何决定其存在方式规定了人拥有何种规定。——问题总是伪装于答案之中。阶级理论出发于对现象的描述，紧接着发现了真正的问题。表面看来，人有多少收入就可以在收入所框定的自由中选择生活的方式。这是对人的不自由状态的默认，且认为这种不自由状态可以由收入的提高不断地克服。问题正是从这里被揭露了出来：1.人的收入是如何被决定的呢？2.以上所谈的自由显然是局限于消费或者说非生产领域的，那么若是将生产的场面一同纳入考量。结果是否会发生变化呢？3.人果真在非生产的层次拥有了自由吗？
剩余价值理论告诉我们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在生产出足以生产并且再生产自己的必要价值后，仍要进行额外劳动。而额外劳动将为资产阶级占有。无产阶级的收入是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实现的，其价格必定为生产出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时间所决定。如此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具体劳动者的收入即该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将由其价值即生产出该种劳动力的成本决定。这一点直至今天仍然是部分有效的，消费之自由总有一部分（没有消解的部分将是我们主要讨论现代时的任务）要消解于再生产自己的必要性之中。举例而言：现今作为高收入的工薪阶层的中产阶级（他们在如何被决定其存在方式上仍部分是无产阶级）的焦虑往往始自教育子女时。当考虑子女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从而能保证子女不至于阶层下降时，事物的逻辑就初步呈现眼前了，教育方面的大量投入被视为未来的必要（不充分）保证。而在中产阶级标配的生活中，我们总是不难发现其经济状况的紧绷状态。盖因劳动阶级所能得到的收入总是被其价值所决定实乃将自身再生产出来的收入，故一俟中产阶级接受了再生产自身的任务——即教育、养育下一代——其余裕总是要大大缩水的。商品的价值绝非实际的功用，而是将之生产出来所要耗费的劳动。劳动力商品也是如此，中高收入的劳动者养育下一代，实际亦是阶级的自我再生产。其收入在减去维持生活、养育子女等必要支出后常常所剩无几。因为不是其收入决定了支出，而是其必要支出（必要价值）决定了劳动者的收入！马克思将这部分被支出（价值）决定了收入的劳动者们称为无产阶级。这样一看，无产阶级的劳动是被雇佣状态下的、剩余劳动为他人占有的。在剩余价值的被占有情况下，消费表现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而无产阶级的消费总是不得不作为无产阶级的自我维持与再生产才能有效。这样一来其消费与劳动都是被决定了的，人的有限自由从而不自由就表现为人的阶级属性以及人的现实性。阶级并不是逻辑上对人类的划分，而是生产对人的划分，是现实的 “向来属于我”。这里很显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要给出结论，阶级首先是生产划分的方式，从而是社会组织的方式，因此是个人的现实（社会）存在方式。阶级是个人的社会规定，社会形式。因此，个人当然是个人，但现实的、社会的人是阶级。
3. 劳动与价值
人（人自身）成为商品有两个结果，人的劳动产品（人类活动的结果与产物）成为商品，人的劳动（人的活动）表现为价值。人彻底沦为商品，有两个前提，人的劳动产品成为商品，人的劳动成为价值。它们共同的逻辑的前提是，“劳动的共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 与人和阶级的关系类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仍然是劳动，但现实的、社会的劳动是价值。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劳动的自然形式是劳动的特殊性，且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劳动产品也并未普遍采取商品形式。人们采取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或是老爷和佃农，邻人，庄园主与商人，主仆。“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看不见以人类对等性为基础的价值，而这时的人类的劳动也是在以其具体性（使用价值）直接发挥效用。耕地与织布得到的不是金钱和数字而是粮食与布匹，只有在使用价值的剩余部分才会成为商品。不劳动的阶级或是以人身依附关系或是以土地所有权向劳动阶级直接攫取他们的剩余劳动产品以及剩余时间。一言以蔽之，劳动不仅不需要离开它具体的物质外壳，反而总是在以它的物质外壳发挥作用。这时货币仍未取得后世那般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古代民法语境中的“业”的概念能很好地阐释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货币的地位。业是指持久的收益和产生收益的客体，大部分时候是地产、房产，小部分时候是其他的产生收益的产业。尽管清代就已经存在着放贷的人，但终归不是可靠的谋生方式。主流观念之中，货币并不能带来收益，而土地、商铺等才是真正的安家、传世的业。购田置产是主流的做法。荷马史诗中的财富大多是华美的宫殿、成群的奴仆与牲畜以及可以制造武器的美丽的青铜。贵金属（货币）在非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既不是最为重要的，也绝非是不可替代的。
事实上只有等到货币成为了资本，才取得了“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以及日益增大的权力。 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有着两个标志：劳动力雇佣制度的形成（韦伯处有时还采用自由劳动市场的建立这一说法）以及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英国以羊吃人的运动首先完成这次转变。被雇佣的劳动力意味着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以及劳动成为价值。一方面羊吃人的运动破除了土地与农民的联系，而农民不得不成为工人，产业资本将土地一口吞下以此获得了对劳动阶级剩余价值的支配权。另一方面劳动力雇佣制度的建立还意味着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从而实现了商品形式的普遍确立。货币资本同产业资本以及一切商品资本的自由转换关系也同步产生了。作为资本的货币等同于所有的商品和所有的产业则意味着货币（资本）成为了绝对的商品以及绝对的产业。而人类的劳动也终于不再直接以其具体的物质外壳（使用价值）为人使用，而总要先穿上商品的衣服，先以价值的面孔（价码）出现在市场之上。织布劳动并不直接为织布劳动提供者提供以粮食和布，而要提供给他们货币（实物工资也总只是为了更好地或是同等地剥削而已）。在人（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后，人的活动就同货币之间画上了等号——这一点对于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一样的——成为了蕴含在所有商品之中的价值。
（3）剥削与阶级斗争
在贵金属成为货币之后，挖矿的奴隶的寿命就不长了。 而当工人的劳动生产出“货币”（商品）之后，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就要发生了。更何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货币还有着更大的价值呢。马克思指出：“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那个制度的一个因素。”“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就这样被生产了出来
这种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需求一方面是因为劳动成为了价值从而具有了被追求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劳动力成为商品而使得剥削能够更为容易地进行。在商品世界之中，劳动力商品亦必须同其他商品一样按照价值出卖自己，换言之必须以被生产出来的成本来出卖，而剩余价值更是一丝一毫不能为他所占有了。对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工人而言，这是极其残忍的。资本只需要让工人活着能够有微弱的力气操纵机器就可以了，当然了不需要活得太久，最为理想的状态是一直过度劳动，刚刚好活到他的孩子拥有操作机器的力气。于是乎除了活着什么也不要求他，除了活着什么也不给他。剩余价值对于劳动者而言就是超出生存标准（这可怜的标准甚至都不能让正常人生存到四十岁）的可能性，应对危机的储蓄金。但市场规则要求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价值（作为价格）出卖自己的时候，剩余价值的取得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价值规律也让他们不得不让出全部的自己的使用价值，这样他又不得不将自己所能支配的全部时间（生命）让渡出去而也丧失了对自己的时间（生命）的支配权。勉强能够活下去的工资清晰地向我们说明了这时的工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无能为力。他们是被决定的人，这一点总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自由在于他们能够自由地被雇佣，可他们也自由得一无所有以至于只能被雇佣。这是一种抽象的自由。
只要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开来，市场就会是唯一的统治者。直接且普遍地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只能存在于想象中，而且并无法改变问题的本质，因为这是违反价值规律的。只要劳动力的价值与生产力不发生改变，劳动力的具体生活状况就不会发生改变。所有劳动力商品的涨价必然影响生产活动，从而实现所有商品的涨价，当所有平等地涨价时，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结论是价值规律不能被违背的。当代的劳动力涨价实际上另一种现实，这部分论述还需稍稍放后。
不难看出来，虽然资本家的贪婪总是与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脱不开关系，但工资就只能锚定必要价值，才是工人（个人）的命运的真实表达。阶级所要揭露的正是这种命运产生的结构。《俄狄浦斯王》，讲述了一个命运借由反抗者的反抗实现自身的故事。资本维持工人的肉体以增殖自身，这即是在说工人维持自己的肉体以增殖资本。束缚工人的资本正是被工人所制造出来的么。工人只要按照工人的方式活着，就不仅仅是对自己肉体的维持同时也是对所有工人的生存方式的维持。对工人而言“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种存在方式的独特性质和存在方式的再生产才是阶级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只有存在方式的差异才能决定阶级的区分。阶级并非是布迪厄等人所想象的实体概念，是历史中具体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不仅仅是有待建构的斗争团体，更是被剩余劳动占有权所区分的社会形态。
剥削和阶级总是存在的，阶级正是剥削的形式。剥削和阶级既然是个人的社会规定性，那么阶级和剥削就是社会的组织方式。不是具体的资本家剥削工人，而应该说是资本剥削工人。工人和资本家的生存都是对自身状态与处境的维持和再生产。他们只要按照一定生活方式生活着便总是在维持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说只有变革整体生产关系（阶级）才能改变工人的处境。而既然工人维持自身肉体就是维持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与社会。那么个人作为阶级而进行的阶级监的斗争也不会仅仅是个人的斗争，而一定同时是人同人的社会规定性的对抗，又是一定的社会形态同其所无法容纳的生产力的斗争。马克思说：“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而在一定的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灭亡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是对帕森斯等人的无知最为有力的抨击，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斗争的历史的真实面目：社会形态的变革史、演进史。
（4）矛盾与危机
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以矛盾的出现以及矛盾的克服作为具体的实现方式。生产力总是希望得到同自身相适应的形式。于是乎它有时维持着资本，可一等到时机成熟便要消灭那些同业已增长了的自身不相适应的所有事物。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原始社会形态以及西方封建社会形态的灭亡的。可以说原始社会后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因为与更新的更高的生产力相适应而成为了现实。相应的资本主义之前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也都是因为与更新的更高的生产力不相适应而成为了过去。马克思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契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契机。但并不是每个矛盾都是足以引起社会形态变革的，事实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大部分时候我们所看见的资本主义的矛盾都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而被解决了。按照本文的目的，区分这两种矛盾是重中之重。“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因此我们需要判断的是，一定的社会形态是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从而又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资本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以价值（资本的部分和环节）的面貌出现，哪怕是资本本身也是价值的一种定在形式和运动状态。“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 一切劳动都在这里褪去了物质的、自然的、具体的外壳而自甘以价值（货币）的面目出现。价值事物的一般形式以及绝对标准。因此价值也要求在一切事物中展现自己、贯彻自己。哪怕是价值形成领域都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资本不仅是剩余价值的占有者更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支配者。这是其他时代的剩余劳动占有者所未能完成的“伟业”，剩余劳动的占有者第一次取得了对人类所有劳动时间从而人类所有时间（生命）的直接支配权力。无需以人身依附关系间接攫取剩余劳动，资本直接支配着生产过程并攫取剩余价值。资本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用以维持和增殖自身的运动。将人与人的关系都替换为商品关系。于是就实现了人的劳动（资本）对人自身的统治，死劳动（价值）对活劳动的攫取。资本运动是资本世界中人类的唯一活动，一切劳动都抽出了自己的具体性、特殊性凝结于价值之中，而人类劳动就表现为同一价值符号（同种价值）上的不同数字；资本权力是资本世界唯一的权力，它的使命在于它要维持这一符号的绝对性并以一切权力推进数量的增加。资本肃清了劳动力进行劳动的一切阻碍：奴隶制、贵族制、家父长制以及劳动者的权利与健康。
即便如此资本，还是在扩大生产力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对于资本而言，扩大生产力便意味着生产活动的扩大进行，利润的超额获取。资本是不可能阻止，也不愿意更是无法阻止生产力的扩大的。但资本果真希望见到生产力的扩大吗？其实并不如此。生产力有时是共同活动方式 ，有时又是什么生产关系，但一直都是表现为劳动力所能支配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生产力的提高一定意味着过往由多人操纵的生产资料现由更少的人操纵。譬如清朝时一人或可耕种十亩田地，倘若因为采用分工和机械一人可以耕种百亩田地，那么分工和机械就是增进的生产力了。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一定意味着旧产业和旧产业的的产品的贬值，采用织布机之后，布将被更便宜地生产出来；同时意味着对工人的更少雇佣，这必然意味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
我们已经知道了机器的首次出现并未像亚里士多德想象的那样减轻人类负担，反而极大加重了人类的负担。同时我们又知道了工人的厄运是因为资本世界中一切都必须瞄准价值，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机器是不可能代替人去创造价值的。机器只能作为成本出现而不可能真正提供利润。具体看来由于机器而提供的利润实际上只是因为平均利润贵的作用而显现出来的建立在价值规律之上的一定的现象。而且由于平均利润规律的原因，危机也必然同时出现在各个部门中。越是采用机器，越是减少雇佣工人，资本的境地便越危险。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平均利润将会下降。生产过剩的危机即将到来。对于资本而言核心的问题只在于利润的取得即自身的维持和增殖。所以商品与工人更多的“生产”对于资本而言却是可怕的过剩，它越发难以增殖自身乃至于维持自身了。马克思是如此表达他的观点的：“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
１．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第十五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２．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 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
我们可以看见资本虽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却又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限制并贬值自身。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的限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 请让我们再引用一些马克思吧，这是他最后的文字了，对于工人的命运马克思是这么说的：“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象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 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首先是在人口中生产出了一个过大的部分，他们实际上不会劳动，他们由于自己的条件可以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来生活，或者靠这样一种劳动来生活，这种劳动只有在可鄙的生产方式下才能称为劳动。其次，要使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况下劳动，就是说，要使他们的绝对劳动时间能够由于劳动时间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数量和效率而得到缩短， 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很不够。
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致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
多了。
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对抗性危机的具体体现，这是经济危机时饿死的工人和倒入河中的牛奶的对抗。古代地主是可以开设粥铺的，因为他的剩余价值支配权是和土地绑定在一起的，善心并不会动摇他的存在方式。但倘若资本家将牛奶分给工人，那么再也没有人将会购买牛奶，资本家必然破产。同地主不同，他的所有权力都维系在资本之上，或者说维系在整个生产活动、商品交换之上。他是不可能也不可以阻止这场由资本带来的危机的。周期而至的危机，可怕的生产停滞，挣扎求生的工人，跳楼的资本家，对抗的矛盾。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正是这样的劳动阶级和统治阶级的矛盾，人和人的生活条件的矛盾，生产力同社会形态的矛盾。用尽生命仍不够食，竭尽全力勉强得到生存。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此前的诸多形态的社会之中，人总是这样的挣扎求生的存在。但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或者是慢慢发生的，这样的过去不存在了，现在出现了。
三、世界升级体系
1. 不同之处
现在已经到了对我们的元问题（意识）进行分析和界定的时候了。历史上人类的确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获益，譬如古代中国浩大的水利工程，譬如近代医疗技术的改革。但总是处于赤贫状态的底层大众又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些获益始终只是一时的东西。我们通过上文的分析已经知道了阻碍人类获益的元凶：一定的社会形态，区分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体系。同样的道理，当今天的我们依据经验判断我们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获益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处在我们身边的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对人类的处境的改善必须考虑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又是一个将自然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历史规定性统合于自身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考察了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阶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为了研究人的社会规定性层面上的改变，我们现要将我们世界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详细罗列出来。
（1）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中，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都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的下降以及工人处境的固定乃至于更差。而现代人们通常认为，人将因为生产力而获益这一命题。乃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直接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无疑是认为生产力的进步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倘若存在问题，也必定是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这种成功将发展和生产力提高变成万能灵药的贤者之石般的社会结构是什么呢？
（2）资本曾经摧毁了旧时代的一切等级，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它用利己的方式吞噬了一切神圣的光环。但是时至今日，这些东西又从被资本焚毁的旧世界中生长了出来。
（3）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中，阶级关系是极为简单的。对立的两种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时至现代，贯穿于我们意识之中的感受则是，阶级仿佛是一个按照财产量而非按照存在方式划分且无限可分的东西。同样似乎也不存在着赤贫的无产阶级同富裕的资产阶级这般显眼的、鲜明的对立了。阶级似乎变成了单纯的等级，而人与人不再具有质的区别，以至于等级就是一切的划分。与之相应的则是，当代教育体系的神话。教育将为人提供改变阶层的机会。这并不是马克思所考虑到的东西，而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还没能得到受教育权。更遑论参加这场由教育系统主导的等级划分了。
2. 升级概论
旧时代的人类的命运是被资本固定在自己的价值之上的。资本并不愿意改变这一点，这是资本能够维持自身的原因。资本只有吮噬人类的血肉才能够存在，可是如果资本将剩余价值还给工人，这亦是在割资本的肉。资本并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但是资本在这样的过程中，也碰到了自己的困境。资本对生产力的推进愈发限制了资本的增殖活动。
资本“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总是同步产生的。资本的危机在于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从而使得以扩大的再生产形式实现的提高的生产力反而降低了利润率。但这时资本所进行的扩大的再生产只是同一生产量上的扩大，譬如奶牛场使用更先进的技术从而提高产量、压缩成本。但现代资本则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扩大：生产本身的升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
的商品堆积‘“，这堆积的商品是按照社会等级而被分级的。上层人享受顶级商品，中层人享受中级商品，下层人用工资去换取那些少得可怜的生存资料。资本的扩大的生产对资本的限制在于，资本将一切都贬值了从而影响了自我的再生产。但问题在于资本并不只将产品贬值，资本创造了新的产品。而旧产品的贬值也是在整个商品等级体系之内完成的。资本将旧时代的一切商品都贬值了，于是我们可以看见上层商品转眼就变成了中层商品，中层商品则变成了底层商品一般的流动。在20年前一部大哥大价值2w人民币，可是今天最新的苹果手机也只不过是几千元。在70年代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仍然是富裕的符号可到了今天这些东西却成为了贫困的符号。于是乎商品整体的贬值，在商品等级体系之中则表现为所有旧商品按照既有等级向下流动。新产品的出现则填补了那些由于商品向下流动（贬值）而出现的空余。对于身处在各个等级的人来说，这样的过程要表现为他们生活的升级过程，而这完全不会改变他们在社会之中的等级位序。对于将人进行区分的等级来说，这样的过程则要呈现为各等级的再生产过程的升级。
所有的商品都变贵了，但是相对于这些商品的消费者而言，他们感受到的、亲身参与其中的则是自己日常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所有参与到这场升级过程中的人在升级活动中所感受到的都是由这些新的产品，原本不属于这个等级的产品所带来的自身生活的升级。而正是这样的升级过程的普遍进行才有着一组看似矛盾的现象的出现，所有的旧商品都更容易地得到了，但所有的商品都要相对以往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只有整体生产的升级才会同时生产出这种商品价格的提高以及商品的更容易获得。于是正确的表述是，在整体升级活动中，货币随着旧商品体系而贬值，而人则随着新商品体系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人之所以能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在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新的商品体系把人也接纳为新的商品了。当然总有一些商品是不变的但却价格上涨的。这是因为人的日常生活的升级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构成他们生活的新产品们要表现为更多的货币。而相应的，劳动力商品也因为生产过程（劳动者生活）的升级，也要表现为更高的价格。对这些提供着一样的商品的商品生产者而言，他们只是实现了自己的新的市场价格而已。而且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促进了劳动产品的涨价。就这样涨价的循环建立了起来，但每个人却又切实感受到了旧商品的更容易获得。在这场升级活动中真正涨价的只有三种，1.承载人类活动的空间：土地；2.升级商品的消费者：劳动者；3.因为升级活动而得到了实现空间的商品。贫者所求不过饱暖，富者所求无极也。许多的需求正是因为人的升级而得到了实现的可能性。不是文化成为了资本，而是扩大的资本取得了文化把文化变成了商品。
因此旧产业的利润率的下降也不仅仅以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作为实现条件，而实际上同时以人和土地的价格上涨作为实现条件。于是乎忽然间旧产业发现了新的利润空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并未实现自身的价格的提高。这是产业转移的原动力，也是产业转移的限制。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活动升级到一定程度后，旧产业的利润空间将被继续压缩。对于产业承接国而言，他们则由于被卷入了这个升级体系、世界工场之中而得到了升级。对于跨国资本而言，资本得到了旧产业的续命机会。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这是升级后的工人对尚未升级的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攫取。只要贸易两国的工人都实现了自己的价格，剥削就一直存续着。
但是对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人而言，这也未必总是意味着幸运。他们实现了自己价格的上涨。可是倘若特定工种的工人的价格超过了它的价值，资本就要将产业转移出去。譬如英国就将程序员的工作外包给了印度。大量就业岗位的外流实际仍是他们身为无产阶级的明证，资本只是想去雇佣更便宜的工人而已。这是价值规律在工人身上的实现。
四、结语
人类处境的改善既不是因为富人的奢靡也不单纯是因为科技的进展。将生产力变成了改善人类处境的万能灵药的正是这样的资本的新体系。而也只有曾经取得了对人类一切活动支配权的资本才有能力完成这场对人类生活的变革。在资本看来，人的获益并不值得欢呼。反倒是人们应该庆幸：量在增长！不断增殖的资本仍在维持。
感想：当我这次打算发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发满15万字，于是开了新帖。[ 此贴被朱英达在2020-06-29 21:5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