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时间：11月12日——11月25日
阅读书目：《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自杀论》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论述了对社会事实（现象）研究的方法和方法所应遵循的准则（原则）。研究社会事实时所应遵循的最基本的规则即将社会事实看作“物”来加以探究，这并不是说把社会事实当作有外在形态的像桌椅板凳一样的实体物，而是说应当以研究实体物的心态，从外界观察其特征、找出原因，而非紧靠精神世界的猜想。正像对声光电的研究，若只是从意识里去认识，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对它们的切实存在不能予以清晰准确的描述，研究它们定然要从外界进行观察。将这样的研究意识放在社会事实的研究上，即将社会事实看作物来加以探究。
研究一个社会事实时，首先要对其进行观察，如上文提到的，从外界观察其特征，用共用的、客观的、不同于其他事实的特征对其下定义，确定所研究事实的范畴，同时排除事先对该事物的心理预断。在《自杀论》中，在对自杀进行定义时，便用了这种方法：任何自杀都是由自己完成的，不管是积极的作为还是消极的不作为，导致死亡，不管是直接致死抑或间接致死，并且是行为人深知其行为将会导致死亡结果。这些特点将自杀死亡与其他类型的死亡和其他生物的死亡区分开，给所研究的事实划定了一个清晰明确的外延范围。但并非所有的社会事实都是清晰可见的，在研究抽象的社会事实时，则要从侧面进行考察，通过固定可靠的可见形式来探究该事实。在《社会分工论》中，对抽象的社会团结进行考察时，便用了法律这种固定可靠的可见形式。
接下来是对该社会事实是正常现象或病态现象进行区分。存在于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的形态，即最普遍形态的事实是正常现象的标准，而存在于少数人身上一部分时间的形态是病态现象。当然，这种区分标准并非固定不变，它随着社会种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同种的不同时期的发展而变化。因此，还要通过检验来再次确定——用现象正常性的原因来验证该现象的正常性，若该原因仍然存在，则此现象仍属正常现象，若该原因已成为过去社会赖以存在的条件，则应当认为此现象已是病态。这里是拿犯罪行为作为事例加以说明的：犯罪是对集体感情的损害，公众意识很强的社会，会具有一种敏锐而苛刻的力量，任何一点小的分歧都会成为犯罪；个人独创精神发达的社会，仍然会有一致的集体感情道德意识。因此不论什么类型的社会，抑或一个社会的什么时期，总是有犯罪行为存在，只要犯罪行为没有超出每个类型社会所规定的界限，它就是正常现象。
上述对社会事实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考察中，判断标准放在一定的社会种下才成立的，因此，涂尔干对社会类型的划分准则也做了详尽的论述，即首先以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节社会为基础，根据社会表现出的融合程度对社会分类；其次在各类社会的内部根据最初的多环节是否完全融合为一体区分出各类变种。（不懂）
对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确定了外延，区分了形态，接着就要对其进行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也是在所划定的社会种里进行的。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包括对社会事实存在原因的解释和社会事实功能的解释，而无论是对原因抑或对功能的解释，都是要从社会的角度去寻找，因为社会并非个人相加的简单总和，而是由个人结合而形成的体系，是一个单独的形体，具有自身的属性。因此社会事实的原因是社会内部环境决定的，是现存于社会的事实，而社会事实的功能是它所产生的有益于社会的效用，而不单单是最终产生的有利于个人的结果。如《自杀论》对自杀原因的解释，自杀并非是个人动机想法（精神病、酗酒、家庭纠纷等）集合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像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团体等社会环境变化刺激的产物。
最后，对所研究的社会事实要进行求证，以进一步探究社会事实原因的正确性。涂尔干突出了共变法和比较法的优越性，认为这两种方法更适合于社会学的应用。在“同样的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的基础上，共变法避免了契合法和差异法需要穷尽一切可能影响因素的缺点，只要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两个现象是共变的，即可肯定其中有一个规律。当然共变法适用于探究一个社会种里的现象，当要探究随时间制度变化而在不同社会种里才不同的现象时，比较法就显得不可或缺——比较各个社会种的同一时期该现象的发展程度，就可以判断它是进步了、退步了，还是原地未动。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对社会现象研究时所应遵循的方法和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在《自杀论》中，涂尔干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具体的适用，这些方法也贯穿社会学研究的始终。
首次进入社会学著作的阅读，本着看不懂也要硬往下看的原则，对具体内容不求甚解，想着先对整体内容有个把握，因此一开始的阅读速度是有的。但越往后就越容易对某一页某一行的具体内容纠结，不仅阅读速度下降，而且注意力开始分散，具体内容还没理解明白。下一步要集中注意力在整体内容的把握上，不过分纠结于详情，嗯。
阅读时间：11月27日——12月29日
阅读书目：《法理学》（第三册）（结） 《原始分类》 《道德教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教育思想的演进》 《孟德斯鸠与卢梭》（在读）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这本书的宗旨是研究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宗教，分析并作出解释，因为它比别的宗教更适合我们理解人的宗教本性，即展现出人性的本质的、永恒的方面。
这本书首先对宗教的定义进行了分析，以往已经存在的一些定义往往带有一些偏见，而宗教真正的特征有二：宗教都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宗教观念与教会观念不可分离，宗教是集体的事物。因此，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一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共同体内。
涂尔干在对最原始宗教寻找的过程中发现，一直广为流传的两种理论——泛灵论和自然崇拜都不是最原始的宗教，而是作为基本宗教的图腾制度膜拜的派生形式。涂尔干通过以澳洲图腾制度为主，辅之以美洲图腾制度的研究对基本宗教的信仰和仪式进行了阐述。（按照涂尔干所持的观点，澳洲是最低级原始的社会，美洲则是澳洲的发达阶段模式）
图腾首先是一个名字，是用来命名氏族集体的物种，同一图腾的两个群体即使相隔很远也只能是同一氏族的两个分支。其次是一个标记，用来证明一定数量的个体分享了共同的道德生活，并反过来使氏族稳固存在，就像一个信物，作为氏族成员集体情感的见证，并反作用于集体情感的存在。这种用图腾标记表示的集体情感是一种道德权威，即宗教力，它使一个信徒相信他所依赖的道德力量的存在，相信他能从中获得美好的一切。而这种集体情感——宗教力，是由氏族在氏族成员中所激起的，因此图腾标记最终表示的是氏族这个抽象的实体，激起人们信仰的，受人们膜拜的也是作为图腾本原的氏族。正如士兵为他的旗帜而死，虽然在他的意识中，旗帜是第一位的，但这是因为作为标记的旗帜在长久的观念熏陶下潜移默化地被视为是国家这个实体的代表。图腾往往表现为动物的形象，这是因为动物易于用图案表示——只有图腾标记这种相对抽象的符号以物质形式来设想并落实在切实可见的物上时，才具有可把握性——氏族成员会时刻感受到图腾标记的存在，进而感受到氏族宗教力的存在。图腾动物因此具有神圣性（动物天然比人更相似于氏族标记，所以在圣物中等级更高），动物所引发的宗教情感，传给了它赖以为食、不断化为血肉的东西，也传给了与之具有稳定关系的其他生物，于是宇宙被视为一个大部落，所有的事物都被划分到以不同图腾为代表的氏族中，而它们都具有神圣性。
氏族 （抽象实体——图腾本原）
↘
宗教力（道德权威，群体在群体成员中所激起的情感）
图腾形象 ↙……………道德力量（氏族标记）
图腾外形 ……………物质形式（外在表现）
其他事物
信仰将事物分为神圣的和凡俗的两类，而且这种分类是绝对的，总有某种可见的几号将其分开，而仪式规定在神圣和凡俗前的举止准则即这个记号。涂尔干将图腾制度的主要仪式分为消极膜拜和积极膜拜两种，消极膜拜由一系列禁止的行为方式构成，主要是为了将神圣和凡俗予以区分，为积极膜拜做铺垫。人们举行积极膜拜仪式，是为了将过去的信念保存下来，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同时也起到了消遣的作用。
《道德教育》
这本书的目的是阐述道德教育，即年长一代对尚未对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目的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智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以及他将来注定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从涂尔干对教育的定义来看，他所阐述的道德教育并非是将传统道德教育体系延续下来，将老一辈的道德义务作为一种闭塞的书本传递下去，而是将理性的道德教育作为可能，挖掘旧道德中的道德本质要素，结合现时的条件和状态，对道德教育体系从头到尾彻底重建。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道德的要素和怎样培育儿童的道德诸要素，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和相应的实践方法。
道德有三个要素：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和自主。纪律精神是指既要有“在特定环境下做相似举止”的内在习惯，也要受外在权威观念的强制约束。纪律常被人们当作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侵害，因为它阻碍人们不受限制地发展。但正如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对“反常的自杀”的分析，如果没有权威对人们的欲望作出限制，使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取所需，欲望便会不断地膨胀，人们不满足现有的状态，总是不断地期待新东西，内心的疲惫感会使其失去对生活的指望，进而导致自杀。因而对儿童的发展作出限制，在确定的限度内针对确定的活动目标而努力，是幸福和道德健康的条件。在家庭中便可培养对常规性的偏好，而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培养对规范的尊重。实际上，人们不可能培育出儿童身上所不具备的特质，儿童自一开始就已对“事物中有一种正常的秩序”有一种模糊的感受，这是对常规性的感受，教育者需要做的是澄清、强化、发展这种观念；而儿童极易受到父母老师的暗示，是他们对道德力确立的各种限度服从的初始表现。在学校里培养儿童对规范的尊重不应该靠儿童对教师产生的恐惧感来获得，而是通过儿童对教师产生的内在的尊重，进而相信教师所言的规范是值得尊重的。因此，教师作为规范的中介工具，应当首先自己相信规范，并在规范遭到侵犯时，不容置疑地证明他的感情一如既往地尊重规范，而他对错事的严厉责难即他采取的对规范权威的维护措施，这也是惩罚的本质所在——对规范权威的维护和持续。如果一个孩子行为不端，那么这种不端的行为不是指孩子所呈现的表面举动，而是指他对“禁止该举动的规范的无视”的行为，相继的惩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对规范权威的重新确认，对过错的儿童义务感的强化和精神的震撼，而不是惩罚所附带的对儿童肉体上带来的痛苦，所以体罚是应该被严厉禁止的——它所带来的痛苦掩盖了惩罚的真实目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更明智的惩罚措施——强度由弱开始的责斥、推迟的惩罚（随惩罚严厉程度的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会相应减弱，所有的惩罚一经使用，就会由此丧失部分影响力）。
然而涂尔干认为奖赏没有惩罚的作用大，因为倘若儿童在学校里接受良好道德行为的奖赏，到了社会上必然接受缺乏精确的道德高尚行为奖赏的反差。我并不认为这种惩罚为主奖赏为辅的道德教育方式完全正确，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良知会不断完善，选择做或不做某件事不再只是机械地因为规范要求人们这么做或禁止这么做，对其自身行为所应获得的奖赏不会抱有一种执念，对其应受的惩罚也许有一种坦然。举例而言，一个成年人并不会因为帮助一个眼看着在水里拼死挣扎的溺水儿童获救而渴望得到社会的大肆奖赏，但对于一个同样大小的儿童来说，学校的奖赏似乎更容易将其引向助人为乐道路。对从学校到社会的落差这件事情，也许并不像涂尔干想的那么重要。
道德的次要要素是对社会群体的依恋，即如果个人要成为一种道德的存在，就必须感到与社会一体，而不管这个社会可能多么低级。因此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儿童与其周围的社会重新合为一体。实际上儿童已经具备对社会群体依恋的倾向——一个婴儿会因为被送到保温箱而被迫离开母亲而感到焦虑恐惧，一个幼儿会因为被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抱起而挣扎哭闹，一个儿童会熟悉而热切地模仿哥哥姐姐的一举一动……但是儿童这种对社会群体的依恋感还处于非常粗陋的状态，因为他们的心灵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还没有超出他最直接接触到的环境，也没有超出他自身之外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父母，兄弟姐妹。拓宽儿童意识的范围，重复并强化对群体依恋的观念，学校是最好的场所。教师通过保守住一切能够使特定班级中的孩子们在共同事业中感受到他们统一性的东西，如一次集体游戏、对一个事件的集体讨论，培养儿童的共同观念、共同感情和共同责任。
道德的第三个要素是道德的智识，即要使其自主地合乎道德地行动，就要解释他应该遵守的规范的理由，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学校的科学教学可以帮助儿童理解事物的复杂性，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对于大革命后的社会危机，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及《自杀论》中做了清晰的判断：整个社会所处的失范状态，其原因恰恰在于社会政治的运动革除了一切传统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每个人不再受到传统的家庭、共同体和职业群体的保护，因社会疏离而产生极端自我主义的原子性个体，沉浸在抽象意识的妄想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政治体也因缺乏社会中间团体的保护带，而沦入到不断革命的怪圈之中。因此，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切实的中介环节，使孤独的个体重新获得群体的依恋感和道德上的自足，同时让现代民主政治落实在一种既能够有效地组织经济生活，也能够充分地代表公共政治诉求，便成为了重建社会的基本途径。而这其中，作为职业群体的法团，即承担起了这样的使命。《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便是为解决和超越法国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政治危机做的理论准备。
大革命后，经济生活一跃成为社会的首要功能，财富迅速增长，相应的道德标准尚未建立，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控制而不断膨胀，总是处于对更多的财富的期待当中，由此总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疲惫感使人们失去对生活的指望进而使自杀率上升。但是，从经济领域的角度来看，除了个体“微不足道”的自杀，似乎并不存在成立新的道德标准的理由——人们只顾自己利益的竞争对于财富的增长是件好事，经济发展就是为了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功能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它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器官，为社会生活的和谐一致而努力。因此，确立新的道德规范刻不容缓，而使经济生活有其自己的道德标准的前提是形成稳定的职业群体。对于社会来说，职业群体（法团）的存在有利于其免受内部纷争的动摇，对于个体而言，可以在集体根基的庇护下找到自己的优势，安居乐业，以同样的道德目标引导生活的快乐。
涂尔干分析罗马时期和中世纪职业群体的衰败原因，指出职业群体并非被时代证明而抛弃的产物，而是这两个时期的法团都失去了其应有的模样——要么完全受到统治权威的监管和控制，要么其本身就是政治组织的表现形式，缺乏一定的自主性独立性，不能发挥法团自身的功能。
法团最初的出现是因为手工业，这种形式已超出了家庭的范围，城镇里的人要互相买卖，法团成为规范彼此行为的集体组织。但后来随大工业的发展，活动范围已扩展到整个国家，具有地方性和市政性的法团不再适用。因此这时的法团应依附于中央机构，即国家，因为国家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不会陷入僵化呆板的状态。但同时，法团也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把握那些可能直接交到法团手中的功能——劳动合同、工薪报酬、行业健康等一般原则（国家无力划分，需要根据行业划分）；养老退休金、福利备用金（国家基金无力全部负担）；劳动纠纷的规定（需要靠经验解决）。
在政治生活领域，法团这种次级群体的存在是实现个人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大规模的社会里，国家（作为社会的最高权威机构）远离个人利益，也不会考虑个人利益得以存在的具体条件，所以当国家试图管制他们的时候，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强制、扰乱它们才能获得成功。国家也无法充分接触芸芸众生中的个人，按照内在的方式塑造他们，从而使他们顺服地接受它的压制。各种各样的反抗和冲突就产生了。小群体就没有这样的不利条件，他们能够及其紧密地与事物结合，把个人围拢起来，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他们。因此国家这种集体力想要解放个人，必须受到其他集体力的制约，即次级群体。
民主政体存在的两个条件，一是国家意识与个人意识能够建立沟通，每个人都能观察政治环境中的一切，他们反思的结果也可以反作用于政府环境；二是政府意识的范围非常大（政府能够更多地意识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及时作出反应），社会灵活多变。连接国家和个人，次级群体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职业群体越来越成为可以发挥这种作用的次级群体。
阅读时间：2019年2月25——3月29
阅读书目：《儒教与道教》《韦伯作品集 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韦伯作品集 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韦伯作品集 支配社会学》《韦伯作品集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读）
韦伯的研究包括了方方面面：政治社会学研究主要有4个重点：①武力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为本身的利益而夺取个人与从属团体使用武力的权力乃是近代国家的合理化过程的表现②使统治者的统治具有正当性的因素（传统型、法理型、卡里斯马型）③关于政党的分析④发展出一套官僚体制的社会学——所有组织社会学的起点；经济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试图从社会学的观点来澄清各种法律功能。
关于政治社会学中的支配类型：
韦伯认为，没有正当性的支配是不稳固的，他按照正当性基础不同将统治分为三种类型：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
合法型统治是建立在制定法律法规基础上的，组织成员服从既定的合法规范而非统治者，权威人物“上司”发号施令时的行动以非人格秩序为取向。最纯粹的合法型权威是利用了官僚行政班子的类型（科层制），只有组织的最高首脑才能因占用、选举或指定继承而居于支配地位，且权威在合法权限之内；行政班子由官员组成，原则上是选举的，接受固定薪金。
传统型统治是指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遗传下来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上，并且人们相信就是这样。行使权威者的是主宰者，行政班子主要由个人的侍从构成，必须服从主宰者的号令，而主宰者则受传统的约束。
魅力型统治是指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英雄崇拜和对领袖信赖的基础上，是英雄或领袖的个人精神所支撑。这种权威效力的关键取决于服从权威的人们是否承认，如果领袖显得舍弃了他的神、神秘力量或英雄力量，最重要的是他的领导权不能给追随者带来实惠，那他的超凡魅力权威会荡然无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领袖和追随者的关系，他们之间主要是一种共产主义关系，没有薪金，依靠自愿捐赠为生，没有法规，只受天职和使命的驱使。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统治，仅仅存在于初始阶段，到后来大都会转变成传统型权威。
在韦伯看来，合法型统治最大的优点在于稳定性，一切活动有所依据，按部就班，最大程度上减轻个人能力的影响，而缺点也在于其稳定性，缺乏应对突变和革新的能力，会逐渐僵化腐朽。这种统治形式往往存在于和平时期和社会高度发展时期。魅力型统治的有点是能够迅速决策，集中力量，尽快实现改革创新，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对统治者和执行者的素质要求过高，低素质的统治者将会带来难以控制的破坏性，且统治者的地位和职位可以继承，但能力和魅力是无法继承的，其继任者如果通过选举产生，社会将转向合法型统治，如果通过遗传产生，社会将转向传统型统治，无论怎样， 魅力型统治总会中断。这种通知形式在社会变革时期是一剂猛药，但进入社会平稳期后，其效力就显得过剩，更大程度地会受其副作用地影响。
在《经济与社会》的概念部分，韦伯表示社会学的理论概念都是一些理想类型，基于社会统治形式的类型也都是一些理想类型，社会自身并不存在纯粹类型的统治，都是不同类型的混合。
关于韦伯对近代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原因分析：
中国的城市缺少“自由”的特点，大多数行会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不存在实力雄厚的贸易行会，虽然贵重金属占有量的上升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传统主义也阻碍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两相中和，使得资本主义停滞不前。
为了压制贵族、宽裕财政，“民主化”的官僚体制得以发展，管理体制由封建制转为官僚制，中央为了预防失去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再次出现等级分封，便实行官员异地做官制度，事实权并不掌握在正式官员手中，因此精准运作的官僚机制也不可能形成。同时，朝廷每年下发的俸禄也不足以养活官员的吃穿用度，官员通过税收获取额外收入，这使得各级官员利益相互勾结，一点变动便会对他们的收入造成巨大的影响。加上缺少一个毫无利益勾连的独立机构可以从内部进行改革，除非是外部的军事占领或宗教、军事革命，否则行政管理和经济的合理化难以实现，资本主义也难以发展。
有官员存在的非自治地区是“城市”，财富积累手段主要靠官职俸禄和赋税俸禄，没有官员的自治地区是“乡村”，宗族势力强硬坚固，保护个人免受资本主义和无产主义压迫带来的危险，阻碍着理性管理模式和自由市场的发展，理性资本主义无法产生。
儒家教育追求的是“仁”，即善和美好，唯一的教学任务是完善自我，培养的是文学素养和社会伦理，信奉儒教的士大夫把国家政治的祥和安定作为自己的责任，对富贵的追逐，必须以能够获得某种结果为前提，即盈利的风险会打破灵魂的平衡，所以领取国家俸禄成了官员阶级的立场，在经济上则形成了持听之任之的态度。
缺乏理性司法和法律。资本主义和官僚理性主义的缺乏是近代法律体系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必不可少的原因；中国的司法依附于帝王的个体化和专制，神权政治的福利司法性质及保证了世袭制的合法性，又能使管理系统的强制限制可以运用。
阅读时间：4月1日——4月28日
阅读书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韦伯作品集》234（重读）《资本论》第一卷（在读）
对几种支配类型进行梳理：
特点、需求供应方式：货币租税、官吏生计：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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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官僚制——→影响（经济、社会、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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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文化需求上升，支配者为满足需求，建立官府以供服务，
∣ 君主官僚制出现，家产制复兴，向官僚制发展）
∣
身份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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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邑分封后，各封主自行负担行政费用，为了调出共同体的
∣ 费用，只好以协议的形式固定各个封主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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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采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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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服 采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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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配者和隶属民的权利义务被传统定型化后）
需求供应方式：赋役制 ——家产制———————————————————→庄园领主制
官吏生计：俸禄 ∣
↓ ∣ （发展出个人权利）
官职占有 ∣
↓ ∣
政权分化 家父长制支配
（共产制）
支配权威的正当性基础分为三种，基于合理规则的制度赋予的权威——法制型支配，纯粹类型是官僚制，基于传统的神圣性所赋予的人的权威——传统型支配，纯粹类型是家父长制，基于卡理斯玛所赋予的人的权威——卡理斯玛型支配。
官僚制产生的前提有六点：一、要以货币经济为前提，使官吏具有有保障的薪金、确定的升迁机会。若以实物或实物用益的方式给付，官员从地方收缴租税，上缴中央固定数额，剩余的租税收入及用益占位私产，产生官职占有，会松弛官僚机制。二、三、行政事务要有质的变化和量的扩张。国家权力的功能范围扩大会产生官僚制，否则必然出现混乱；而文化、治安、社会福利等需求也只有官僚制才能够提供。四、官僚制组织精准、迅速、切事化、可计算的技术优越性是其长期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五、行政手段集中。将地方财政编入预算，由国家发放资金，有利于官僚结构的紧实。六、社会差异齐平化。划一的军事训练由于单枪匹马的格斗，于是不能自行武装的非贵族阶级民众开始服兵役，国家将政治权力交予他们手中，民主制产生。但是大众民主制并不意味着人民是支配者，毋宁说人民是被支配者，但是他们可以借舆论对行政活动的内容和方向产生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差异开始齐平化。伴随民主制而生的便是官僚制，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官僚制特有的原则，即基于抽象规则行使支配权，憎恶特权，反对“个案处理”。
军事性质→民主化→社会与经济差异齐平化→官僚制
∣（互相作用）→资本主义发展
西方发展出形式法学思想，合理法律产生
官僚制为一个合理的法律执行提供了基础，促进了法律齐平化，但是无产大众从这种基于“资产阶级”之利益而来的形式的“权利平等”和“可计算”的司法与行政中，尤其一无所获。在他们看来，法律和行政该均平他们与有产者之间经济及社会生活的机会，然而法律和行政只有在具有一种非形式的、基于实质内容之“伦理的”（“卡地裁判”）性格时，才能完成任务。官僚制因此也促进了资本主义活动的发展。就教育而言，官僚制促使专业考试制度理性发展，官职以职业训练为前提，资本主义官僚化对受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的需求使考试真正具有专业化和理性化。
官僚机构具有永续性的特点，因为其控制了交通、治安、文化等发展的技术性要素，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特点，极不易被摧毁，但是也因此而具有“非人个性”的特点，永远有独立性官员作为候补人，使官僚机构也极容易“易主”，因此，“革命”为“政变”取代。
在家父长制支配下，权威来自于人格性的恭顺关系，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是财货共产的。随着家权力分化，发展出个人权利，家产制支配形成，此时的支配者对其隶属民有任意裁量权受传统、宗教力量等因素的限制，当其与隶属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既存状态而定的庄园规则和服务规则规制时，庄园领主制产生。【庄园领主从国家权力中拿走豁免权和司法权，禁止君侯的官吏进入其领地（即使允许进入，也限制其政治权利的行使），加强对自由民和隶属民的控制，发展出庄园制度，庄园领主对租贷其土地的农民依据庄园法行使司法权。】
家产制需求供应方式时赋役制，每个人要么被世袭性地束缚于强制性服役团体，要么被束缚于被要求负担贡纳的土地上，限制了人们迁徙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
家产制官吏由支配者从其人身依附者和家产制之外（先成为其隶属者）选拔而成，但是没有专业化的职务，一切都由支配者随定，官吏彼此因为经济利益的竞争而形成权限的分化。管理的生计靠俸禄，尤其在以规费俸禄为生的形式中，官职的买卖使官职被占有，导致支配者无法撤换官吏，也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政权崩解成一堆分别为个人占有的拼凑权力，利害关系的而相互制约使结构僵硬，无法接受新任务而实现有效治理。支配者则通过巡幸其领域维持对子民的权威、缩短任期、分割地方官吏权限等方式巩固统一。
家产制支配内在倾向即支配者企图迫使非家产制子民像家产制子民一样无条件服从于其权力之下，但是历史的发展都倾向于将家产制君主的全体子民“附庸化”，即使地方望族官职持有者成为各种政治官职的独占者，切断君主与其庶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完全由地方官职持有者满足双方的需求。
在家产制向官僚制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并非不可或缺）采邑团体与“身份制国家”的过渡。开始时，只要提供必要的军事服务即获采邑，形成一种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这是一种存在于特定个人于个人之间的契约，封臣或封君死后，一切权利状态归零，采邑的标的可以是庄园领主权和可取的收入的政治权力。后来采邑发展成熟，一旦获得采邑就是贵族（一种被刻意强调出来的身份荣誉），这种身份荣誉被视为忠诚关系与善战与否的关键所在，而同时，获得采邑的唯一正当性基础即忠诚（成熟的采邑关系结合了两种矛盾的要素：个人忠诚义务和权力义务契约<非人格的>）。这使得支配者的地位得以保障，但同时也削弱了支配者对封臣的控制，支配体系分权化，采邑团体就此形成。将采邑分封后，各封主自行负担行政费用（君主分封土地给封臣，封臣的收入不属于职位，全部是个人财产，但行政费用全部自己支出），为了调出共同体在军事、政治等方面需求的费用，只好以协议形成一个团体，固定各个封主的权利义务，身份制国家成立。
随着身份制国家的成立，经济文化发展，新的需求产生，为了满足身份团体需求，支配者不得不另创官府以供服务，君主官僚制出现，身份之国家逐渐瓦解，家产制复兴，并向官僚制发展。
上述采邑封建制主要发生于依靠森林开垦的西方，而依靠灌溉农业为生的的东方则发展出俸禄封建制：为建造水利设施，所有人成为君侯的隶属，形成以君侯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君侯为转嫁风险，将取得货币与补充兵源的国家功能 私人化为三种形式——委托私人承办者、官吏或军队——是东方封建制度的基础（还是由于国家技术上的无能，无法用自己的官吏来征税），君侯以俸禄换取受托人的服务 发展出俸禄封建制。
国家租税和徭役制度 君主 —→ 君侯集权个人经营. 经济因素不同，占主
作为财政来源 ——→ 处分权 —→ 君侯将土地授予部属共同经营 ——→ 导地位的制度不同
—→东方灌溉农业，建造水利使所有人成为君侯的隶属，形成以君侯为中心的货币经济，为转嫁风险，将
取得货币、补充兵源的国家功能私人化，以俸禄换取服务——俸禄封建制
—→西方森林开垦，发展出实物经济，土地赐予庄园领主以换取服务 ——采邑封建制
官僚制、家父长制都属于日常性结构体，而卡理斯玛属于非日常性结构体，具有不稳定性和革命性，可以肯定地说，卡理斯玛支配只能存在于初始阶段，终将会被传统化或法制化。支配者的权力基础来自于被支配者对其个人使命之事实上的承认，支配者必须“证实”自己能为其信奉者带来幸福，否则权威即会消失，并且支配者和归依者都希望将昙花一现的卡理斯玛变为持久的拥有，因此极容易向传统转变，所以非常不稳定。卡理斯玛的革命性则是因为它是通过被支配者对神圣事物的服从——对启示和英雄的信仰、对宣示之意义与价值情绪性确信——由内而外地粉碎一切规则与传统。
卡理斯玛支配被传统化或法制化的动因可能是：追随者物质和精神利益的维持；共同体的不断再生，支配者和追随者的继承和甄选；经营手段集中造成纪律的发展弱化了卡理斯玛。卡理斯玛支配使人们无法拥有正常的家庭关系和稳定的经济来源，为了强化管理干部之间的关系，再生共同体，不得不使其获得固定的精神利益即物质利益，这使得卡理斯玛支配传统化或法制化。卡理斯玛支配者通过血缘、指定、教育等方式继承，使卡理斯玛变成一种可以通过手段来转移的即事性资质，而不再是一种从危机与狂热中产生出来的对英雄性的归依。纪律所要求的无条件服从以贯注于一个目标和行为划一的“调教”使人们开始对某一理性追求成果献身，将个人英雄性忘我、恭顺、对领导个人的狂热、激情与献身、名誉的崇拜取而代之，个人性的根除使得卡理斯玛受到压制。
五月书单：《现代西方法理学》《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在读）
《资本论》第一卷
商品有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人们通过有用劳动产生使用价值，不同物之间的使用价值体现的是质的差别，而量的差别体现的则是物的交换价值，即不同物所包含的劳动量的多少，人们以物易物的交换实际上是体现在不同物上等量的无差别人类劳动的交换，而交换价值存在的前提是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基础的，正如对两个都生产同样衣服的人来说，他们的商品对于彼此互相没有交换价值。（劳动产生交换价值，没有劳动不产生交换价值——空气、地面划线方式形成的停车位；劳动产生使用价值，但使用价值不只由劳动产生——森林里的树木、小河里的流水）
商品存在的两种价值使其具有拜物教性质，即商品实际上是劳动的体现，商品交换交换的也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交换价值），即人们自己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却在人们面前隐去了“劳动”，而外在地表现为交换的是劳动产品本身物的性质（使用价值）。正如光之所以在视神经中留下印象，实际上是视神经的主观兴奋（光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却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你看到的是光的印象，却表现为是光射到的物的印象。
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自然形式
商品
价值承担者的表现形式——价值形式 —→ 货币形式
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而货币形式是从简单的价值形式一步步发展而来的。
简单的价值形式：x 量商品 A（20码麻布）= y 量商品 B（1件上衣），作为等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 （等价形式）
的商品B不包含其价值量的规定，而是以其使用价值表现商品A的价值：
相对价值形式——20码麻布，使用价值—— 织麻布的劳动产生 价值量—— 人类劳动产生
等价形式————1件上衣，使用价值—— 缝上衣的劳动产生 剔除特性
扩大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相对价值表现的总和：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u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其他。但这种扩大的价值形式存在的缺点是繁琐，没有穷尽。如果将其倒过来，即得到一般价值形式：y量商品B，或u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其他= x量商品A。
货币形式（价格形式）则是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作为等价形式表现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
商品 ： ………………………… 价值（价值形式）
货币（金）：价格（自然形式）
货币的等价形式不是天然的社会属性（而这种假象自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而结晶为货币形式时就形成了——金银代替麻布成为货币形式中的货币后，似乎金银天生就是等价形式），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形式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贵金属上，它们具有这样一些特性：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可以成为价值的适当表现形式；可以随意地分割合并。
货币具有两种职能：价值尺度职能和价格标准职能。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是以包含等量劳动量的货币表示商品价值——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而在执行价格标准职能是，是作为一般等价物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商品价值，即以货币的重量作为商品的价格形式——价格完全取决于是在的货币材料。以金为例：
小麦 ： 1夸特（价值量2h）
金 ： 1/2盎司（价格） 1/2盎司（价值量2h）
（自然形式——重量 （同样劳动时间的金量）
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1夸特小麦值1/2盎司金，是观念的金；
执行价格标准职能时，1夸特小麦的价格是1/2盎司，是实在的金的重量。
初始阶段，金属重量单位名称（盎司）是货币体现价值尺度职能时，同等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价值量单位名称，也是其体现价格标准职能时，商品的价格单位名称，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价格名称和重量名称分离了，价格名称不在体现金的量了，国家强制规定了一个固定重量的金作为一个价格（1/2盎司金的价格是2磅，“磅”只是价格单位名称，不含重量的一丝意思，即1夸特小麦的价格为2磅，价格成了1夸特小麦价值量同1/2盎司金价值量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反过来说，因为交换比例的指数是国家规定的，而商品价值量的指数——价格，是可以故意抬高或压低的），价格成了一个指数（代表），不再身负价值量的重任。后来直接把铸币转化为其法定含金量的象征，即可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职能。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金的实际流通数量，如果纸币超出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么，撇开有信誉扫地的危险不说，它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纸币只有代表金量时，才是价值符号。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中介，执行商品的流通手段职能。商品的流通体现在一个人手中即商品形态的变化：W1——G——W2，体现在不同人之间是对于同一商品的形态变化的同一，即乙的W2的第一次形态变化是甲的第一次形态变化：甲W1——G——W2。
乙W2——G——W3
那么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需要多少流通手段量（货币量）呢？假设有若干互不相干、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卖，则流通手段量是商品价格的总额：G1+G2
甲 G1——W2
乙W2——G1——W3
丙W4——G2——W5
丁W5——G2
如果进行相互对立、互相补充的，因此不可能在空间上并行而职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商品流通，则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G
甲 G——W2
乙W2——G——W3
丙W3——G——W4
丁W4——G
上述W2W3W4流动一天，待实现的价格总额是3个商品额总价，但同一货币一天流动了三次，因此一定时间内流通的货币量为： 商品价额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货币的流通速度可以反应商品流通是否停滞，但商品流通停滞不是因为货币量（货币量是因变量，货币流通速度表现的商品流通速度是自变量），应该从其本身找问题，比如是否因为国内商品供多于求，抑或因为出口的停滞等。】
流通手段量（货币量）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流通速度。
商品价额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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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商品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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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值/金的价值
资本产生
商品的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却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但并非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能产生资本，还需要只有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甚至自由到除了劳动了一无所有）的工人时，资本才产生：G——W——G，（G，= G + G）。资本家从自由工人那里以等量的交换价值买来他们的劳动力，将其消费在早已买好的生产资料上，生产出商品，该商品的价值包含了生产资料（不变资本）转移而来的价值、劳动力（可变资本）补偿预付资本而生产的价值、劳动力通过劳动新创造出的价值（剩余价值）。
并非任何一个货币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额最低限额的货币。一个工人每天的劳动力价值是其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包含了其为获得该种劳动力而先期付出的教育费用、为下一代接替自己而养育下一代需要的生活资料和因消耗而需补充的生活资料。假设工作日为8h，一个工人劳动8h所产生的价值够自己一天的生活资料，那么其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为8h劳动；一个资本家雇2个工人，每人劳动8h，所产生的价值只够两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价值，每人追加4h，能生产够资本家像工人一样生活一天的生活资料；雇4个工人，每人追加4h，资本家的每天的生活比工人好一倍；雇8个工人，每人追加4h，资本家用16h的劳动时间的生活资料生活，还有16h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个工人 8个劳动小时 有8h的生产资料 够自己一天的生活资料
1个资本家 雇2个工人 每人劳动8h 只够工人自己一天的生活资料
每人追加4h 够资本家像工人一样生活一天的生活资料
雇4个工人 每人追加4h 资本家生活比工人好一倍
雇8个工人 每人追加4h 资本家用16h的劳动时间的生活资料生活，还有16h劳动时间的剩余
价值转化为资本
由此可见，雇8个工人与雇2个工人相比不仅要增加可变资本V（劳动力价值*人数），还要增加不变资本C的投入，即足够吸收工人劳动力的量的生产资料，因此最低限额的货币不仅要够雇佣工人的输出，还要够能吸收工人劳动力的生产资料的购买成本，即不变资本，能够产生剩余价值以供消费或投入下一轮的生产。
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事件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在法律规定了固定的工作日后，增加剩余价值只能通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实现：提高生产力、提高劳动强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表现为相同价值的产品，只不过是分配在更多的商品上面，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被压缩在更短的事件内，相对而言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劳动强度提高的情况下，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保持不变，价格没有下降，但产品数量增加，总价值上升，因此产品价值的两个部分——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虽然提高，但不一定超过它的价值，当劳动力的价格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损耗时，劳动力的价格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或不同的程度增加。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协作和分工也提高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多人同时劳动的协作抵消了个人因熟练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劳动差额，使每个人都表现为社会平均劳动，而协作又产生了分工，工人的专门化使教育成本降低，也使局部工人的劳动维持在降低后的社会必要时间——劳动力价值下降，工具的专门化也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作用。
资本的积累
简单再生产是指将一年所赚取的剩余价值挥霍尽，第二年再以与去年相同的资本投入生产：
生产资料+劳动力 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是指将一年赚取的剩余价值中的积累部分连同之前的资本投入下一的生产形成新资本，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生产资料+劳动力 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资本+收入）价值
在剩余价值中资本积累和收入消费比例已定的情况下，决定积累量的因素是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因素：劳动强度、生产力、预付资本量。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资本的积累表现为资本量的扩大，劳动量和生产资料的需求随着积累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长，工资也随之增长——每年都需要新劳动力，总会供不应求，因此工资也随之增长。
随资本主义继续发展，资本量扩大，但资本构成的质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投入提高（要么是因为生产力提高需要更多原料，要么是因为机器等的增多而提高生产力），劳动力可变资本的投入下降，且资本家也倾向于用更少的劳动力榨取更多劳动以减缓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后备工人，他们的存在激烈了竞争，也使资本家压低工资的诡计得逞。
因此，虽然社会财富越来越多，资本家越来越富有，但出现了大量极端贫穷的工人，此即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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