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饶毅：要做有长期影响的工作

　　《科学时报》2008年4月25日第一版
　　记者 陈欢欢

　　饶毅是我国生命科学界，放弃了美国名牌大学讲席教授，全时回祖国效力的
著名科学家，也是北京大学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后接受聘任回国的院长。他的回国，
在我国科技教育界和海外留学教授和学生中都有较大反响，并且有许多问题：一
个在海外二十多年的人，如何在国内开展工作？一个经常发表文章探讨科教问题
的学者，如何具体搞管理？在海外功成名就的人，为什么要回国？

　　2007年9月迄今几个月的时间，并不能解答所有问题。很明显看到的是，北
大生科院的学生很欢迎他，称饶毅就职带来的改变是“颠覆性的”，认为他带着
崭新的理念、带着乐观的态度走进了北大。他很快开始着手教育改革给学生带来
了直接的影响。

　　回国前饶毅就以“敢言”著称。有人称：“北大敢于聘用具有品德正直和直
言不畏个性的饶毅，也是对北大科学和民主传统的明证。”

　　北大确实力挺饶毅，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饶毅也很配合，北大希望他两年
内逐渐关闭美国的实验室，但他两个月就做到了。

　　饶毅就这样果断地回国了。然而，也有人将饶毅的回国形容为“飞蛾扑火”。
在国内复杂的学术环境下，他何以敢于担当改革者？近日，《科学时报》记者专
访了饶毅。

　　归属感是回国最重要的原因

　　《科学时报》：你为什么不继续中美两边跑，而决定全时回国？

　　饶毅：我思考多年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归属感对我很重要：我属于中国。
其它比较都是次要的细节。我对西方文化、历史了解不少，可以给美国教授讲美
国历史的故事。我和吴瑛（注：饶毅夫人，斯坦福大学博士，哈佛博士后，美国
西北大学讲席教授）从做学生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和美国人有长期的交往，有可以
交流个人事情的美国朋友。但归属感是比文化和社交更基本的问题。我认为归属
对于后代也很重要，所以将9岁半的儿子带回国，在北大附小读书。

　　在有些时候，我认为“幼稚是希望的源泉”。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我
全时回国，说国内人际关系复杂，科研环境不好。我觉得，许多事情有足够时间
能够解决。过去13年我们在国内做事期间，遇到过的挫折比别人想象的要多、要
严重。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中科院撤消生理研究所，有些人给国务
院和科学院领导报告说蒲慕明、鲁白、梅林、饶毅、吴建屏组建神经所会造成
“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学生差点上街游行。不过，在满腔热血被浇过凉水之后，
再过一段时间，发现直接接触过你的人、和你共事过的人，最终了解你。这13年
后经常会有人来找我们做事，是知道实情者对我们的肯定。


　　做教育要有不计功名的精神

　　《科学时报》：从1995年开始，你就跟国内有学术往来，在中国科学院、北
京生命科学院做过研究工作，但都仅限于研究所。这次全时回国为何选择了北京
大学，并且是院长这样的行政职位？

　　饶毅：高校我以前考虑的很少，因为仅从科研的角度，高校占的比重在中国
比较小。但是高校的研究也正在发展，更重要的是高校承担了教育的责任，对国
家长期发展很重要。

　　学院在教育、科研、行政体制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既然你问到教育，我觉得，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水平要比改进科研水
平需要的资源少，可是长期的效应更大。大力提高科研是必需的，不过对资源要
求比较多，而教育水平的改善是我们花时间、动脑筋就能搞好的，而且长期效果
大很多，不是几个实验室，而是一批人好了，而且不仅影响学院、学校，还有可
能影响国际科学界、或者学生转行的其它行业。

　　北大生科院每年毕业110个本科生、90个研究生毕业，5年就1000个学生，10
年就2000个学生。我们如果能把10%的学生培养到很优秀，那就是一批人，能产
生很大影响。

　　对北大、清华来说，让10%的学生优秀，是个合理的要求。

　　《科学时报》：国内普遍存在教授忽视教学的现象。你为什么愿意大力抓教
学？

　　饶毅：这不仅是国内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真正重视教
育的教授不多。因为做教育见效慢，而且研究型大学强调研究，晋升、评价都取
决于研究成果，而不取决于教学效果。在这种评价体系下，花时间做教学的人自
然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做好教育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特色。

　　对于做教育的这部分工作，我现在的原则就是不介意外界暂时评价，我只要
保证自己做好工作，让学生能够受益。学生如果今后出了很好的成果，就是对中
国长期的影响。这不是我的政绩，也不可能成为我的政绩，因为等教育有众所周
知的效果、学生有了大家公认的成绩的时候，我恐怕退休了。

　　北大、清华应该培养出领袖型人才

　　《科学时报》：你曾经说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只有1/15将来继续作科研，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饶毅：这是我大体了解的情况。15个人中14个都不想做研究，即使读了研究
生也不想。这14个里面还有10个以上不知道做什么好，只是要离开自己现在学的
东西，离开生物、离开科学。一般的父母亲都以为小孩上了北大、清华这辈子就
行了。完全没认识到一大批学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这么优秀的孩子，当年满怀科学热情来到北大、清华，结果几年之内很多人
就熄火了，我们不得不想想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全国综合大学生物系用一样的教学指导方针是有问题的。北大、
清华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出最优秀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学术界、工业界的领袖，
能够做出创新性成果的人，而不是一般的技术员。这里面有巨大的差别，也应该
体现在教学上。

　　我们传统的教学方法误导了学生。北大、清华现在的很多学生担心的是以后
怎么找工作、收入有多少。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考虑以后怎么做出重要的、
先驱性的发现和发明。他们应该想高一些的目标，努力往那个目标靠近。如果目
标很低，人就不会往高处走。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要想这些高远的目标，但是
如果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想，谁来想呢？

　　《科学时报》：你觉得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饶毅：因为过去二十多年的社会影响，很多学生将步骤变成了目的。把上重
点学校、出国误认为就是目的，以至于读研究生、出国后不知道干什么好。北大
的学生，应该积极的找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不成为迷茫的一代。

　　我们周五4点钟，请一位学者、或者企业家来讲他们的经历、对人生的看法。
给学生提供一些参考，思考自己的人生。晚饭是只有学生和演讲者一道，没有老
师在场，给学生提供接触不同人的机会。

　　我们也安排暑期社会活动。提供机会，让学生可以去国外、国内实验室，企
业，行政机关，让他们在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行业去获得感性认识。

　　每周我们请生物学家作学术报告，多半是国外的。之前要求学生先读同领域
的文献。我们要让学生看到科学的前景，看到科学有趣的部分，接触深层的科学，
他们才能往这个方向努力。

　　这样经历过一番，学生自己体会到底喜不喜欢科学、要不要做科学、要做什
么学科，是他们自己花了功夫、有基础后决定。

　　《科学时报》：如何培养学生成为科学领袖型人才？

　　饶毅：让学生立志做重要的科学研究，成为学术思想的领袖。

　　在教学上要进行改革，教经典的实验，而不是结论。改结论导向为思想导向，
这时候学生就能知道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结论，还有思想和过程，比如返回1960年，
你来设计实验你来想怎么破解遗传密码。

　　课程的深度可用加强。我曾观察北大的学生到底厉不厉害。我拿美国研究生
的课程给二十几个大学生讲，跟我在美国教研究生时一样。发现，别看这些学生
都是考高分进来的，其实差别很大：当你把课程教得较深，差别就很明显。所以
我们要把课程设置的有差别，这样好学生的潜力才能显现出来，发现自己的特长，
其他学生也就知道原来自己不适合某个学科。

　　科学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未知性，而不是给学生一个答案。现在的实验课，只
有在95%的学生在95%的情况下都做得出来的时候，才给学生做试验，因为如果经
常做坏的话，对老师很麻烦。这种训练对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以后找工作是好
的，但是对于训练科学和工业领袖人物是完全错的，南辕北辙，只会把好学生拖
到和一般人一样的水平。真正的科学研究，多数时间都是失败的， 所以我认为
实验不能全是基础性的，要有一部分是探讨性、不确定的、智力有挑战的。这样
才能激发出好学生的潜力，让他们往创新型人才的方向走。

　　《科学时报》：你提倡的课程改革如何进行？

　　饶毅：根据学科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调整。比如以前的生物学不需要很多数学
知识，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生物和数学可以交叉到很深的层次。如成像技术
应用起来之后，如果要发明新的形态学和解剖学上的分析方法必须用到微分几何。
过去纯粹学生物学的人中没有人学这么深的数学，想也没想到需要这么深的数学。
所以我们和数学学院的教授们探讨，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后可以让部分学生选更
多的数学。

　　再比如生物学以前有很多描述性的内容，但是现在机理性、思想性的东西多。
所以我们的课程应该现代化。

　　这些只是一些例子。到北大后，我和老师、高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大班、
小组、个人分别交谈，了解教学情况和大家的反应、要求，有些已经毕业的同学，
听说我在了解教学情况，也给我寄来很详尽的反馈意见。学院、学校近年也在考
虑如果改进教育。所以可以综合各方面意见，改革课程。

　　在争论中做困难的决定

　　《科学时报》：回国工作有哪些困难和挑战？

　　饶毅：中国文化缺乏professionalism，这个字没有规范的译文，原因是中
国文化中还没有这个概念。

　　中国学术界缺乏intellectual气氛。这个字被长期误译，原因也是中国文化
中没有这个概念。它是比知识高的智力活动。做科学纯粹为了比谁厉害，看谁出
文章多，平时不交流科学，只到要发文章后才说，不仅是小家子气，而且说明不
是intellectual追求。平时不听学术报告，也清楚的表明做研究是职业，不是
intellectual追求。这方面问题，在中国很普遍。

　　一个具体问题就是部门分割很厉害，大家没有养成同心协力做事情的习惯，
时不时会出现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纷争，为了一点利益就闹翻，有些人还觉得天
经地义。

　　《科学时报》：作为院长你如何推进自己的想法？怎么看待自己承担的风险？

　　饶毅：我现在一半时间做行政，一半时间在实验室。

　　做行政首先要支持大家的工作；另外要有对长远发展的规划，有大家认同的
理念，还要有具体的激励人的方法。过去做研究只管自己一个人、一个实验室，
有时候写写文章，也是爱听就听，不听就算了。现在不一样了，如何让老师学生
积极参与？这是一门艺术，我也正在学习。

　　要做一些困难的决定。一些发展的问题不应该由所有人投票决定，这样常常
会进步很慢甚至倒退。真正做好一个重要的决定就绕不开争论，在有争论的情况
下，要权衡利弊做出决定，敢于承担责任、往前走。

　　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回答，再过些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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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传统的教学方法误导了学生。北大、清华现在的很多学生担心的是以后
怎么找工作、收入有多少。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考虑以后怎么做出重要的、
先驱性的发现和发明。他们应该想高一些的目标，努力往那个目标靠近。如果目
标很低，人就不会往高处走。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要想这些高远的目标，但是
如果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想，谁来想呢？

我们传统的教学方法误导了学生。北大、清华现在的很多学生担心的是以后
怎么找工作、收入有多少。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考虑以后怎么做出重要的、
先驱性的发现和发明。他们应该想高一些的目标，努力往那个目标靠近。如果目
标很低，人就不会往高处走。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要想这些高远的目标，但是
如果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想，谁来想呢？

民族国家的未来，创造性，先进性如果连北大，清华都没人来想，谁想了？在当前这个大环境下，也只能想了，没有好的体制和教育社会环境，也只能想了。

一个首先为找工作着想的大学的理念是没有出息的，不管它有多大名气，毕业后学生找到多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