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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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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小建:湖北孝感调研感想

一、村庄素描

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村庄。它犹如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鱼儿在其中嬉戏游闹,但却不会惊扰平静的河面;时不时会有几颗石子扔入河中,激起一片涟漪,但旋即又恢复平常。村庄中的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各种派别之间也有利益纠缠。曾经沉浮了村庄政治舞台上的那些精英们,大多有过在外承包工程的经历,都在外见过世面,如今基本上年过半百,因而选择在村。随着村庄的逐步开发,部分在外精英又返乡,这些精英或基本上都是与掌握开发资源分配的村领导班子合流,壮大了执政派的力量。总的来讲,村庄精英的多数在村,为我们调研创造了绝佳的机遇。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通过梳理砖厂的生命史,可以透视村庄的政治史。村庄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史,实则起源于前任书记(也是目前村里最大的反对派)在任期间(1984-1987年)创办的红砖厂。这位前任书记,为人正派刚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这也可能是他一生历经坎坷的性格原因吧。1962年从海军非正常退伍回乡(因表弟与干部打架,干部写信揭发其家庭成分不好,导致其所在服役部队开赴越南战场的前夜被部队清退),又因部队档案丢失无法安置工作,于是被安排担任村里兽医,后任小学校长,1984年被组织委派任村书记。在任书记期间,提出要为群众办两件实事,其中一件就是创办红砖厂。在群众的支持下,通过个人关系贷款,白手起家,终于创办成功,由此拉开村庄其后将近30年的政治序幕。村庄的几股政治势力,包括前后两任村书记,三任村主任,皆由砖厂承包串联在一起。
这里简单地交待一下砖厂牵连的村庄政治沉浮。现任书记(现任书记在任23年,历次选举虽有风波但总能安然连任,领导班子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原来在前任书记的手下担任团委书记,期间因个人作风问题被挤出村庄,因而与前任书记结下怨恨。88年返村要求承包砖厂(当时国家号召集体企业承包),前任书记不同意,将砖厂承包给同一个房头的堂弟。后现任书记通过运作,获得了包括镇领导和驻村工作组在内的诸多力量的支持,成功当选书记。现任书记上任后,借助司法所将与前任书记堂弟的八年承包合同撕毁,并将谋私利的骂名安在前任书记的身上。前任书记被选为副书记,气不过,一怒之下辞职外出承包工程,直至2000年后返村承包砖厂,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08年),以他为首的反对派曾卯足了劲(上访、通过办事处施加压力等手段)想要把书记拉下马,但最终发现无法撼动书记,于是退而求其次,转而寻求将因砖厂承包得罪过他们的村委会主任(这个村主任唯书记马首是瞻,书记老训他)选下去,将98年因砖厂财务问题被迫离职的前村委主任(反对派推举他的原因是,他对反对派承诺过上台后会公布砖厂账目,这样就可以拉倒书记)重新推上村委会主任的宝座,试图在班子里安置一股能够制衡书记的力量。成功之后,却发现村主任无法兑现承诺。后湖北省要求各村都要设置理财小组,前任书记被选为理财小组的组长。借此职务,前任书记多次要求现任书记公布砖厂账目,但直到现在书记都没有给过正面回复,只是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表示,会在今年完成一届后退位让贤,并要求办事处审计个人财务问题。
砖厂的故事非常精彩。村庄虽小,同样有大政治。而且在人情色彩浓厚、宗族依然能够发挥影响的场域内的政治,较之于刚性的国家政治而言,更具有弹性,各种吸纳机制充分地运行,因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派系差别,其实不太明显。如此不难理解曾经与现任村主任因砖厂财务问题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另一位反对派人数,为什么会在08年选举时大力地支持他重新上任。从这个角度讲,现如今国家对于村庄的民主制度输入,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民不懂政治的预设之上。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了。只有真正理解村庄的社会基础和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关系网络,才能真正理解村庄政治的运行脉络。
征地是本次调研的另一个关注点。我们首先发现当地的征地秩序相对稳定。这大概是由于本地打工经济收入较高,农民的土地观念相对薄弱所致。但是,一旦数年之后赖以生存的建筑业没有如今这么兴旺,并且土地价值不断攀升而货币不断贬值的反差加大时,农民会不会后悔?矛盾会不会后移?其次,征地开发源于市里的开发战略,当全国各地都在大搞开发、招商引资时候,何以确保本地能够招商成功、开发成功?其三,按照道理,如此大规模的耕地开发本是无法通过省里审批的(大规模耕地转工业用地,有的要经国务院审批,因此上报的时候多是以“荒地”上报的,但为何省里没有发现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其四,该地区实施的分期补偿策略(即将征地款存入财政局,每年拨付相当于1500斤稻谷每亩的利息),实际上缓解财政吃紧的无奈之举,并且该地区还规定,农民如果将征地款取出,村里必须以提留金垫付补缺,同时财政局还号召民间资本进入征地专项资金投资。最后,我们也发现,这里的开发并非简单的能以“土地财政”所能涵盖的,这里卖给开发商的土地价格相对偏低,扣去交给省里的费用,开发区实际上没有多少盈利,开发区期待着数年后园区企业开工后带来的税收回报。但是,这一设想能否行得通?低廉的土地价格,加上距离省会较低和便利的交通,必将会引发新一轮的圈地热潮。实际上,在这里,圈地已经初露端倪了。我们也发现,开放后空地现象十分突出,良田废弃,而且在数年内无法创造价值,怎么会出现这种模式?土地监管被置于何处?如此多的问题盘绕在我们脑中,但无一不深感这种开发模式是存在较大风险的。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堆积GDP,中国经济发展的泡沫会被吹成多大?实际上,这种开发模式暴露的问题,与前段时间城乡土地增加挂钩政策实施出现的问题本质是一致的,即经济发展冲动和过热引发的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城市化规律的忽视。
本村的拆迁在我们调研的最后几天开始热闹起来。拆迁工作从4月份启动,7月31日成为拆迁工作的最后期限。在紧张的时间面前,村民一方面争分夺秒地建造还建房,另一方面开始由前期的离散状态组织起来与办事处和村里对抗。一边是轰隆隆的工地,一边是在断壁残垣里用小推车运家具搬家的农民。这就是现代化的图景。混混开始在村里游荡,时不时地发生一些冲突;“四霸六强、露头就打”的标语贴满园区的围墙。村委会主任和办事处主任成天蹲在拆迁点,实施着最后的攻坚战。在博取利益最大化的村民面前,我颠覆了曾经关于拆迁农民“弱者”的想象。村民想方设法地获得那些处心积虑专为拆迁准备的违法利益(比如他们种的单砖房),甚至不惜以剪断工地的电线作为要挟手段。我们一直在注意着那个很少直接露面但一直在背后组织策划的“带头大哥”,不出所料,他最终在闹了几次事后成功地获得了最大利益(种的房子全部得到赔偿)。还有一位身患直肠癌的村民,他曾是第一个签署拆迁协议的,原先也曾劝导过村民早些签署协议,但后来据他讲办事处没有兑现原先4万元的拆迁奖励,现在一直拒绝搬迁,现在又提出了建造屠宰场的要求(他原先是屠户)。在结束调研的前两天,我们在还建区还看到他用佝偻的身子,吃力地拖着一车转头,准备到还建屋那先盖一个屠宰场再说。拆迁利益的争夺,将原本已被病魔折腾地差不多的生命力又重新焕发起来。我们也看到了刻意在回避村民但最后不得不出场的村书记深沉的心机,他最终成为了村民的众矢之的,而一直在与村民协调的村主任则获得了村民的谅解,于是在村庄内部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也被我们这一群旁观者所观察到。而对于办事处的干部而言,他们身处于相对不足的执行力和上级政治压力的巨大夹缝中,因而“非正式运作”和黑白角色的对换对他们来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
这个处于转型进程中的宗族性村庄,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和开发的巨大冲击下,其宗族影响式微,但依然在一些领域保持强有力的影响。例如在拆迁中,拆迁地点是本村中姓氏最小、人数最少、在村里没有干部的湾子,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一直认为被大姓欺负,这次不过是以往怨气积聚的集中爆发。实际上,也正是涉及拆迁户的势力较小,才相对顺利的完成拆迁,村庄宗族力量的对比依然在其中发挥了重大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原子化倾向也开始呈现。拆迁价格的不公开,相互之间的刻意隐瞒,彼此之间在外人面前的诉苦和指责,尽其所能地占有空地种房,无一不是利益之前个体的行动策略的彰显。这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在这个巨变的时代里,传统被击碎,人们随波逐流,曾经信仰的那些东西开始被推翻,唯有利益才成为永恒。
村庄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村庄生活本就是一首悠长的歌,婉转绵长浅吟低唱了数千年。而在这个巨变的时代,节奏突然变化。后曲谱写,路在何方?这是我们当代学人的使命,它不是历史的沧桑和现实的无奈,而是一种倾情于当下、着眼于未来的使命感。承载这一使命,不仅要胸怀这种学术抱负和追求,更需要切实的学术践行与可行的研究路径的支撑。我们一直在路上。

二、经验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随着西方著作译介工作的大规模展开,某些学者倡言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任务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应该承认,这种“知识积累”在短时间为中国社会科学汇聚了发展力量并凝聚了部分所谓“普适性”的共识,初步勾勒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谱系,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进步的坚实基础。然而,它亦堵塞了多数学者对于中国经验和问题的视听,而陷入“言必称西方”、“唯西方是从”的思维窠臼。时至今日,这种思维在知识界依然根深蒂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模式”论兴起。相对于以往对西方亦步亦趋的态度,其中透露的“中国关怀”值得称道。但遗憾的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之上,并且其最终的理论归宿还是西方推行的所谓“普世理念”。况且,以区区30年时间,就能探究出能与西方历经几百年走出的社会发展模式相提并论的一条道路,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的“自我标榜”式的鼓吹。可以这么说,“中国模式”的前景虽然可期,但前路依旧漫长,需要以一种恰当的研究路径来不断反思和纠偏。现在谈“中国模式”,一方面,为时尚早;另一方面,缺少提炼中国模式的正确方法。
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成为热词,被作为一种中国法学的本土化努力而备受推崇。我的导师刘茂林教授曾经就这个词“非正式”地表达了他的疑问,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说“德国法律体系”、“美国法律体系”,而中国却必须说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底色”?概言之,“中国特色”,本就不是一种主体性的概念表达。而事实上,所谓的“中国特色”,一定程度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提。法学学者眼中的“中国特色”,还停留在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经济政治不协调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想象,缺乏对中国社会的精准把握。中国问题意识成为“口号式”、“应景式”的自我标榜。
民间法的研究,虽然开拓了法治研究的本土视野,但其依然被束缚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下,即,为何要以“法”这一浸透着西方意识的名词来指代远远早于西方法治产生的中国本土规则体系?同时,这一研究被置于“国家与社会”这一未加证成就被拿来使用的西方理论框架下,被推演出“法律多元主义”的路径,用以解释民间内生性规则与作为外部规则的法律的博弈关系。当以一种以西方知识为背景的研究路径来探求中国问题时,有可能会遭遇南辕北辙式的尴尬。
中国问题研究的前提是中国问题是什么,中国问题怎么提炼出来。凭借思维的想象力和周密的逻辑分析,固然可以得出与西方话语不同的中国问题,但一方面,这种人为建构的想象有可能是不真实的;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异如此之大的国度,要求这种想象适应多元差异,太过于困难。中国问题的源泉只能是经验。随着调研和讨论的深入,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与多年来接受的学术训练截然不同的一种研究风格之中。这种研究路径,走的是一条以发现和解释中国问题为己任的学术道路,它以经验为本位,从经验中提炼问题,通过区域比较,提出超出村庄本身的问题意识,以一种真正“本土”式的眼光来关照中国发展进程。25天浸染于这种研究路径中,时间虽不长,但思维上的冲击每天都有。贺老师发信息问第一次参与调研的感想,我回复说,中心的这种研究风格,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我以后学术的研究路径。当时说“一定程度上”,是保守说法;如今调研结束,回来后搜集材料,认真阅读了中心博士生的几篇文章,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种研究路径的有效性,以及对于中国问题的关切度和解释力。此次调研的最大收获,即在于此。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和适应过程。
从我本人的专业角度出发,我也发现中心在研究农村社会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种“法治淡漠”的倾向。作为一种文本规定,法律在农村处于非正式运作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形成,与法律本身与乡村社会的相适度较低有关,也与乡村社会所处的结构环境有关。当研究者久而久之在诸多经验的支撑下将此转化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先见”时,“法治淡漠”的倾向自然不足为奇。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忽略了法律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和改造,忽略了主体的行为逻辑与法律的契合或背反。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误导了对于一些现象的判断。例如在分析拆迁中村委会“置身事外”这一现象时,应注意到村委会本身并不是拆迁法律关系的主体(政府和村民),因而不参与其中本就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只不过,作为夹杂于村民与政府间的这么一种身份,村委会理应在合适的时候选择出场,以维持村庄秩序。这样,这一现象的核心问题就被提炼出来了。再如,在分析拆迁中村民向村委会提出的“办理建房证”要求时,应认识到办理建房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其实是除去房屋赔偿之外的一种附随义务,基于这一法律义务的认识,反而可以理解现实中村委会为何不能满足村民要求不办上述证件的行为逻辑(因为不办理宅基地可以有巨大的利益空间,可以逃避监管,借拆迁还建之名大搞小产权房)。其实,很多时候,农村发展中遭遇的一些问题,其实早被法律所关注到,但由于法律本身的实效性,这个问题可以被转化为法社会学的问题,
中心对此的关注,多是从“非正式运作”的乡村生成逻辑切入分析的,彰显的是一种反思性的学问路径(董磊明老师将此推进一步,提出了“迎法下乡”)。这一路径在当下以“建构理性”为特征的但可能极端化为“致命的自负”盛行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冷静思考,但冷静的反思是前提,基于反思的理性建构才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就法律的“非正式运作”状态而言,具体分析这一状态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以及如何消除这一状态,怎么达到农村法治建设与农村社会发展的理想图景,是可以从经验研究中开辟的一个维度。这一维度,一方面,为经验提供了分析的一种视角(这种视角不应被忽略);另一方面,可以在反思性学问的同时,给予现实的充分关照,考究立法在乡村的实效性,以提高法律与乡村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契合度。
事实上,作为一种可以诉诸国家强制力的预期,法律本身的认同度比其他规则要高得多,加之村庄流动性增强和信息技术的发达,以及法律下乡成效虽不高但持续性强的推动,法律正日益成为村庄的结构性力量之一。就目前而言,趋势虽不明显,但至少可以通过村庄中某些形式显现出来。因而,应注意消除“法治淡漠”的倾向,提高中心学生的法律了解和认知能力,将法律分析方法纳入研究中去,作为其他研究方法的一个佐证和判断。

三、团队学术

当我问起在中心的最大收获是什么的时候,带队的袁师兄用一种很正式的语气和我说,他的所有成长都归功于这个集体。一开始,我也问过是否有过在讨论会上阐述自己灵感会不会被别人拿走的可能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心确实存在重复研究这么一个现象。其实,重复研究,本就不是问题,因为重复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研究力度和研究角度的扩展。现在想来,这种担心是多么的幼稚。因为讨论会上,别人给你的,远远超出你能带给别人的。当然这是种非常功利的想法,但是毫无疑问,讨论会是最为实际的也最能体会得到团队合作快感的方式。在讨论会上,每个成员都投入其中,灵感挥洒、思想碰撞、思维冲击,这是一种多么惬意和恣意的学术体验。在讨论中,成员的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都能够在集体的智慧下被充分挖掘,有时候还会彼此呼应,相互串联。置身其中,除了主动的学习,更多的是还是那份无知感和随之而来的佩服。当这种无知感越来越少之时,进步就会点滴累积,而之前的那份佩服,亦被共鸣所替代。我所追寻的,就是这么一种历程,这次调研中虽偶有这种体会,但还是比较少。当然,这一历程远没有终点,因为团体学术的共同进步是无止限的。所以,我很能理解复旦的邹磊对我说的那句话,在这个团队里,即使是资质再愚笨的人,也能够成长起来。
团队学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需仰赖团队领导人的学术能力和控制能力。每每我将一个不太成熟的问题意识抛出来后,袁师兄总能利用其丰富的调研经验将其进一步提炼,提升到更高的高度。他多次指出我的毛病在于,问题意识没有超出一般的村庄意义。在一次大组讨论会上,郭亮老师也说过,讨论要建立在村庄调研发现基础上来阐发更宏大的问题。虽然我现在无法解决这个毛病,但至少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我会一直以此为警醒,尝试着去克服这个问题。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走的是学术个体户的路线。但学术个体户的进步往往离不开外界帮助(编辑审读、学友改稿、论坛交流等),而团队学术,则提供了个体学术交流的常态机制,最终实现的是团队成员的共同进步。另外一个问题是,在目前研究生培养方面,各种形式的学术沙龙、读书会层出不穷,但为何普遍效果不佳?我想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至少可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这么一个借鉴意义,即在经验中挖掘的问题意识导引下建构的交流平台,可以为经典提供一个着陆点,避免“空虚”对话。

四、友情岁月

25天的驻村调研,短暂而充实。七个年轻人,一时间成为村里热议的话题。每天早上在村主干道上“招摇过市”找人聊天的时候,路边的大婶大妈总是关心地问着吃饭了没,热心地给我们指着路;每次访谈时,主人给你倒杯水、切割西瓜、挽留吃饭,心里总有股暖暖的感觉;村干部细致体贴的生活安排和有求必应的热情,总令我们感动不已;阿姨清新可口的饭菜,每次都会被我们一扫而光,而每每如此,阿姨总是一脸欣慰;临走时主干道边村民的挥别送行,才发现自己对这个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们,是如此的留念和不舍……
团队成员性格各异,但组合在一起,却是少有的和谐。袁师兄的学思敏锐、坦率、能够为他人着想;龚师姐细心体贴,往往能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祖佩沉稳“憨厚”,扎实的学术底子也让人十分佩服;陈颀思维活跃扩散,行为率性,经常成为我们的“笑点”;邹磊勤奋好学,而他的“老实”和“胆小”也常被我们取笑;园园师妹开朗懂事。我们交流学术、交流思想,交流各自的生活和情感。每天晚饭后的那段乒乓球时间,成为永远怀念的温馨记忆。不掺杂世俗因素的纯粹友谊,一生怀念。
唯独敬佩那些脚踏实地的人!
Posted: 2012-09-20 20:54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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