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本硕论坛综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研究读书会第五届本硕论坛于2010年4月25日晚6:30-10:30，在中心会议室举行。本次本硕论坛围绕“中国之未来与青年之担当”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本硕学生40余人参加了这次论坛。按照惯例，本硕论坛分节进行。考虑到以往每次主题发言的时间比较多，占用了大量时间，同学们因此不能很好的进行交流，本次论坛在组织时进行了改进。本次论坛分为两节，每节安排一个主持人，共七人进行了主题发言，每人发言10分钟左右。主题发言过后是自由发言时间，为了让更多的人有发言机会，每人次发言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可以多次发言。
    一、
    主要探讨目前的形势，由研一的谭林丽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大二的彭婷，她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从“一朝”到“一国”，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她借用和涂尔干理论的核心概念“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来展开了她的观点的阐述。她首先明确，在这里她将人类历史上的两种理想类型——“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来理解。中国人往往把“天下”“四海”挂在嘴边，表露了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国家”概念的，几千年来的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更是以家庭为其生产、生活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人们的意识局限于家庭、家族，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其接受外部信息的渠道主要如费孝通所说，通过家族长和绅士阶层。而其接受外部新奇的方式主要有：负面的途径即赋税和诉讼，以及正面途径如断案、科举等。可见民众与上层的感知非常少。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使民众接受上层的统治？唯一的途径就只有通过士大夫指定的伦理规范。传统中国的伦理规范尤其强调一种义务，也由于大家的认同而变得非常有序，传统社会因而是一个类似于“机械团结”的社会。当然这只能说是类似，因为还有着职业分殊。因为存在这样的同质性，人们才能够“四海为家”。在这样的伦理规范下，个体没有国家观念，仅仅直面家庭、家族，对于更高的层次的社会事务就没有那么直接强烈的感情，以至于改朝换代在他们的观念中仅仅是换了皇帝，因此传统中国缺乏公共精神，积累了一种惰性力量，从国家的层次来看底层社会，是一盘散沙的状态，人民大众的力量是被长期忽视的。毛泽东就是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冰山下的火种，看到的不是英雄创造的历史。一旦情感上的机械团结不断提高，将达到一种极致。中共的建国史其实就是公共精神的发育史，由一种物质的机械团结发展到精神上的机械团结。如何在精神层面道道一种机械团结？这是涂尔干在努力探索的问题，也是我们时代应当考虑的一个问题。中华文明虽说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从其文化内核的延续来看，其实质是中断的。在当前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华文明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国社会矛盾可以归结为制度和道德的问题，而只有建立公共精神才能够很好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而公共精神包括人民大众的自主参与、权利意识，但是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公共精神并未在中国真正培养起来。西方社会之所以得到了很迅速的发展，可以说是因为其精神和物质相互促进、相互适应的结果。中国应当如何崛起？从西方的经历来看，我们只有先培养出一种公共精神；如何培养？只有通过教育，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亨廷顿也谈到文明的冲突，但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彭婷的发言明确地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崛起需要在精神层面实现机械团结这样的整合，其观点鲜明，为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接下来发言的是大三的胡闯，他发言的题目是：“破茧而出，更待何时”。他结合《中国站起来》这本书与大家一起分享了他的思考。他反观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对比1840年后的历史，中国这颗明星无声息了。他思考中国崛起这个问题本身、崛起的趋势如何以及崛起到底还有多远，并提出这是谈论中国之未来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并提出对自己的定位将指导接下来的行动。他也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要担当起这样的责任，但是历史上中国的只是分子都是比较低调行事的。影响大国崛起的七个因素：政治优化、人权和法律、广泛的对外贸易、国家重视科教、科技与工业的结合、统治者的思想以及地缘因素。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这些因素，认为我们当前还缺乏其中的三四项。国外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而其实中国不仅已经承诺不会造成威胁，实际中其实也缺乏这样的能力。中国之所以长时间不能崛起，是因为缺乏民族自信，因此中国崛起首先就要走出民族自卑。而民族自卑源于三方面的因素：历史下的自我贬低；物质、经济层面不如西方；长时间没有民族意识、自我意识，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而最后的因素恰恰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这种无意识状态普遍存在于大学生心中，在现实中缺乏连结个体和国家的纽带。仅仅依靠企业家发展经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因此需要开启民智，而媒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当前中国媒体的一个缺陷是一味迎合西方媒体，缺乏辩证性。中国媒体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立场，所以并没有当好一个风向标，不能正确引导民众。那由谁来担当起这样的历史重任呢？这是社会科学的使命，需要由知识分子来担当。胡闯的发言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途径，即通过发展社会科学来改变中国的命运。
    紧接着发言的是大三的杨洋，他发言的主题是“白银流入与中国”，结合之前阅读的几本书（《白银资本》《五百年来谁著史》《历史的终结》等）阐述了其思考。他首先阐述了这几个作者的基本观点，弗兰克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资本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是官商结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现代金融体系。西方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由之前的劣势地位转而成为占据绝对优势，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对于白银的价值的发现，之后西方走的路线就是白银资本主义，而中国则延续着勤劳资本主义，必然白银的力量远远强于勤劳。西方扭转了其劣势地位之后，在官商结合的方针下迅速发展。然而中国则没有走上这样的道路。杨洋结合这几本书反思了为什么近代西方崛起了而中国反而隐退了，至今才叫喊要崛起，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和反思。
    接下来发言的是研一的田瑞靖，她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信仰进行了主题发言。她的发言主要讲述了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引导我们去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髓，将其归结为礼、仁乃至世界关怀的精神。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可以站在一个哲学的高度揭示生活，并非一般的宗教可以比拟。接着谈论了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西方的宗教信仰，中国人其实也有自己的信仰，没有必要跟着西方的步伐而迷失了自我。其实如今中国人缺乏的是对于中国人有信仰的信仰，这一信仰的缺失是跟中国的近代教育体制息息相关的。当下中国教育应当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后，她对比了东西方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过于专注于物质文明和理性，东方文化是一种灵性文化，注重人生的意义、价值，追求一种艺术和伦理想融合的精神生活，强调天人合一，因而思想更高深。东方文化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逻辑，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侵犯，极有可能沿着自己的逻辑发展。然而，如今却面临一个发展的困境。由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吸收了打来那个西方文化的要素，也致使其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田瑞静的发言引发我们从东方文化的发展逻辑去寻找民族崛起的发展道路。
    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同学们畅所欲言，体现了大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思考。不同意西方媒体的“中国威胁论”，大四的刘锐对三种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社会学角度的分析，简要分析了广东、苏南以及温州模式，指出了三种模式在中国的实践。他也指出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向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的转型困境不是仅仅依靠自由、民主可以解决的，也需要从其他的角度来寻找出路。大二的郑晓媛回应之前“通过教育实现民族的崛起”的观点，指出即使个体意识到了民族意识，这还是很不够的，需要将个体的民族意识整合了才能将其力量释放出来，然而整合以及整合之后如何释放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关注小私的同时也应当抽出一点时间关注公的东西，极端的民族主义、自卑主义都是不对的，因此需要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大二的陈康认为中国的崛起于西方的现代化紧密相连，但是我们不应当受到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历史只能重建不能重现，因此在众多学者的不同观点中，我们需要作出理智的判断。大四的王海娟也认为社会上很多类似的争论没有必要，仅仅表达了一些情绪性的东西，表达了一种自信的姿态，但是并不能改变什么。学识比姿态更重要，实践经验强于喊口号。争论反而加进了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们应当在追求真理与个人立场之间把握一个度。胡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还是需要几个人喊喊口号，只要其他的人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大二的谢清华也认为好的领导需要有一个口号，但是是站在一定高度上的口号，因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真诚的领导。大二的邢芬质疑政治学界里面的预设——民主一定是对的吗？这样的观点是否适合中国？她也指出，爱国是一种情结，有时候就不一定是遵循民主的逻辑、理性的逻辑。研一的夏柱智也对依靠社会科学来实现民族崛起表示怀疑，如今国内的社会科学本身就已经西化，如何用西方的东西来反驳西方文明？第二，社会科学也仅仅是少数人在进行操作，产生舆论后影响社会，因此很需要政治来启蒙。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科学？只有取西方社会科学之长，同时以中国经验为本体的社会科学才能担当起这样的历史责任。王海娟也认为不可能通过政治来开启民智，只能依靠开展社会科学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教育来使中国崛起。研一的曾镜明认为目前的教育存在太多的意识形态，对大众洗脑，人们往往在社会面前低头。如何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他觉得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博一的桂华对第一小节做了一个小结，启发我们对于社会科学的角色进行思考，社会科学是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因此不可能依靠中西方社会科学来实现全人类的福利。在现实中我们应当在尊重的基础上，以开放的态度看待历史和现实，而不是一味的批判和漫骂。我们不能持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姿态，其价值中立之后是冷漠和狭隘，我们应当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判断，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科学。
    这一节比较深刻的揭示了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不仅是政治形势，也有学术形势，引发了我们的无限思考。
   
    二、
    由大四的刘锐主持，这一节我们主要探讨当代青年的担当。首先发言的是研一的曾凡木，他发言的题目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从电视《恰同学少年》出发，指出当前我们青年需要有这样的气魄，即便自己地位卑微也还是要好好爱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将个人命运和家国命运结合起来，将个人生活放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这些都体现了我们的家国情怀、世界情怀。怎么样爱国？怎么样使中国崛起？中国的崛起源于传统文化，基于传统文化，输出文化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是崛起的标识了，加上我国的制度文明，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紧接着发言的是大四的黄健，他发言的主题是“形势与团队建设”。承接“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提出“位卑犹敢思强国”。他分析当前的中国社会形势，揭示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奇迹下掩盖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从个体性事件逐渐演化为群体事件，都根源于当下的拜金主义，以及对空虚的自由、民主的呼吁，这些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也对文化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堕落下滑；贵族文化的堕落本质，学生反思学术环境，究竟应该学术自由绝对开放，还是应当进行一定的干预？政府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给权还是背上“不作为”的帽子？如今即便是学术界也是，套用西方理论，实质上学术也无创新，国内的很多研究是否是真正的本土化研究，还是仅仅是一个表面概念的变相表达？他指出，当前情绪化、意气之争普遍存在于学术界，一方面有教育体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学术界也异化了，僵化的体制下造成了僵化的个体。总体说来，学术界乃至国家正处于黎明前的状态，需要社会科学发挥其作用。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心团队具有很强的优势——在理想主义、本土主义的指导下，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中心的成员个个都很自觉、有关怀，有着强烈的团队认可，完整的团队建设体制逐渐完善，在理论、经验调查以及集体讨论这样的组织机制下，中心在做的事，其实就是在为国家的崛起做贡献。在分析了当前的社会形势和学术形势之后，他总结了当下学术界的几项任务：实现新的学科综合；新的社会文化构建，即基于中国经验下的国外理论整合；深厚的经验基础上改进中国社会学理论，完善中国本土研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重建自信心，作为国民、作为中华儿女的自信，重建自我意识；继而走出文化心理阴影；最后要走出去，向外传播中华文明，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黄健的发言激情澎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责任和学科前景。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研一的夏柱智，他发言的主题是“新青年与新中国”。他结合《恰同学少年》、玉树地震以及其他很多的实例给我们呈现了新青年的面貌，显露了新青年的活力和激情，以及他们的力量，改变国家面貌的力量。一国的希望在青年，青年成长在于高等教育，很多的社会教育只能在情感上影响青年，而高等教育则真正培养青年热爱科学、热爱真理。新青年具有很强的行动热情，再通过读书和经验调查提升其认识能力，用理性主义包裹自己，以便更好地了解复杂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即需要有独立的思想，需要通过理论学习来反思西方，进而反观自身。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思想上改变自己，超越合法化危机，这些都是自己的行动使然，而不是偶然因素导致。但是单个的青年人无法把激情转化为行动，因此需要团队和群体性的力量，加强团队建设显得更加必要。夏柱智再次强调了团队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接下来的讨论充满激情和豪情壮志，主要围绕中华文明和开启民智展开。曾凡木认为开启民智是时代的真问题，教育青年爱国不成问题，灾难使民众的爱国之情显性化了。研二的贾林州认为我们应当关注社会现实、寻找新的工具，好好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或许是中国赶超美国的机遇，如今我们就要好好把握经济危机这个挑战也是机遇，完成社会转型，实现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是社会科学的使命，也是我们当代青年的使命。研二的邢成举指出，“开启民智”这一说法原本就有一个预设——民众愚昧，所以用“引导民智”或许更贴切，中国社会是一个精英文化占主导的社会，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应当行重新思考关于大众智慧的问题。他也认为社会使命不能直接依靠个体来承担，而是由组织来担当。个体更多的是反思，通过反思来启发自我，因此一方面需要扎实的理论学习，另一方面也需要实践教养，这就是我们团队建设的优势了。研二的李祖佩回应前面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认为知识分子的命运决定于意识形态、价值系统以及知识系统三方面因素。当今社会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仍然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空间，市场化、货币化使得知识分子也市场化了。因此新时代我们要重新考虑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研二的袁明宝认为“开启民智”这一历史任务只有本土化后的社会科学才可以担当。研二的钟琴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知识分子是火车头，而人民大众是火车车厢。她同意邢成举“引导民智”的说法，同时提出一个疑问：面对价值多元的冲突，主流价值有所退缩，而中国崛起需要主导价值来支撑，这时国家应担当怎样的角色？主流价值观的主导性如何形塑，需要在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寻找。可以吸收西方的精华，但是内核一定是本土文化。大四的余彪从今晚讨论的三个主题——民族、国家如何复兴；社会科学来担当以及如何担当——进行了一个理解和再阐述，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担当起这样的责任，而最佳途径就是通过建设团队来实现，重建话语权。谭林丽剖析学科乃至时代局势，认为我们缺乏民族自信、缺乏主体性是与惯来引进西方的理论框架，进行填空式的论证息息相关的。当前如何建设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何为？民族崛起需要民族精英文化，重塑民族文化精神，找回民族自信，故需重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科学。
    桂华以“中华民族之责任与青年之责任”为主题对本次论坛做了总结。由于缺乏民族自信、文化自觉，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文化，将优秀的文化连同文化糟粕一起抛弃，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因此我们需要重拾文化自觉。面对中华民族之责任，屈辱史是一段反抗史，但更反映了一种责任意识。1840年前中国是一种大国姿态，胸怀天下，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是和平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就是责任。中国的爱是一种博爱，平等的爱，兄弟爱；而西方的基督虽然强调爱，却是一种狭隘的爱，以自我为中心，虽则号称拯救世界。然而100年来中国失去了责任意识，也就没有了自信。民族复兴就是要重新担当起世界的责任，而不是建立美国式的大国。“牺牲就是为了成就”，体系的就是一种大国的责任意识，而不是霸权主义。西方媒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而最终这个重任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来承担，由有责任意识知识分子来担当。
   
    本次本硕论坛成功地对中华民族面临的形势和学术形势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分析，也为当代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承担起民族崛起的责任提供了一个思路，即进行团队建设，通过重建本土化的社会科学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作为知识分子的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当勇敢地担当起这样的历史责任。本次论坛再次重申了团队建设的重要性，将个人奋斗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结合，明确了当代大学生的历史重任，为我们进行正确的自我定位提供了指导，也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奋斗方向。总的说来，这次论坛非常成功。
    这是读书会第五次本硕论坛，从这几次论坛的开展效果来看，我们无疑是很成功的，不管是从对于学术的思考还是对时代脉搏把握的角度，我们都获益匪浅。通过论坛，我们一方面提高个人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强调民族意识，呼唤我们的民族责任、世界责任意识。努力培养我们成为真正对国家建设有益的人才！

向各位学习了~看完很有启发，也很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