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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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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敏达-书评/读书报告

        



        本个人报告含个人随笔、作业、书评或读书笔记,主要按照系统性阅读经典分阶段(不全是依顺序,部分为事后专题择录)选择性地上传。随笔,不意味着轻松随意,它首先摆脱了形式的束缚,也更加慷慨,能给出我们在某个话题上所能思考的一切;当然好好说话,则是对其的约束。而我之所以是选择性上传,理由很简单:一者,有的读书报告带有相当多的脚注议论,这一重要的部分受制于本网站的格式规范,难以完整地呈现,故为保证完整性采不上传的策略更佳;二者,我更愿小范围与师友讨论那些理论/经验研究前景但还无完全成型问题(书面形式最佳)。另需额外注意的是,理想的论坛内容应还包括【私人图书馆】一部分,即对特定兴趣的理论家搜集中、外文的充足名家解读文献,自行翻译,再予以研究整合。但考虑到术有专攻、本人也并不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介绍工作,因此便隐去了这一极为重要的部分。
         本人具体阅读步骤为:1 通读社会学主要理论学家,不过多涉及哲学、历史学、西马流派、政治学、信息传播的研究;2 回顾研读某作家1-2经典找问题,并思考流传当代却少有人撰文研究的视角命题;3 根据核心术语理论进行经典思想整理,如“权力”将福柯、卢曼、帕森斯、米尔斯、达伦多夫等人关于“权力-社会机制性质”的理论统合到一篇文章中,按照笛卡尔几何数学方法建模,进而完成真正的、更具说服力的抽象思维训练;4 研读4大感兴趣的未来潜在研究方向【政治/历史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农经历史与社会】经典作品,即专题性阅读统合。其中,个人以为第2、3阶段是最为重要的理论训练,1只是为了完成基础认识,4则是尽早(但不轻率)确立研究计划与兴趣,把握非常有限的阅读时间(2-3年),这一点需要配合一个学术习惯(即月复一月地下载大量的“优质”论文文献,以迅速把握专题的领域经典,但不能深信,要慢慢培养学术品鉴能力)。
          就具体的经典阅读影响而言,本人难以言清何者或何部分塑造性最大。但我坚信,一旦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捕捉到寻常人难以发觉,或常人习以为常但潜含新思考方式的对象(田野经验)时,我们将极其清晰地获得“研究的想象力”,并突然意识到过往阅读的理论需进行极其细致的比较、筛选并择一最适合者(事实上是绝大多数不与经验资料契合,因此需要真正的开发批判融合)尝试思考当前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自然的联想,而不是套理论;套理论一般是视角狭窄、书面行文结构僵硬)。而此时或许遗憾的是,回顾过去一些无选择性的、粗略经典阅读造成了我们时间紧张,还会造成思维训练的浪费和想象力的缺憾,给我们的警示则是“趁着日头好,赶紧晒稻草”——自决心投身研究之时(学生时代),便要勇敢树立起自己“富有野心”的想法和“有客观前景”的跨学科研习意向,并有针对性集约地“啃噬”我们的营养物质,而不是撒胡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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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何,此前帖子出现了失踪。。慢慢再上传一次吧,调格式最费神,EMO了










【Sociology of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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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希尔德《被管理的心灵:人类情感商业化》,成伯清等译三联书店2020年版
霍克希尔德《外包自我:便捷背后的破坏》,朱钦芦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霍克希尔德《第二次转变:工作家庭和家庭革命》,肖索未等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乔纳森特纳《情感社会学》,孙俊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电子版)










【Historical & Political Sociolog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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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某宝电子版即可,2块/本,原书过于昂贵;可粗看很快翻完,无需揪着中国部分资料的不严谨,重点是品味“导论”“卷二”“卷四”部分,迈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戳中了痛点,确实是一部非史学家的宏大作品)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化1945-20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极力推荐阅读)







【Historical & Political Sociolog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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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王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赵鼎新《什么是社会学》,三联出版社2021年版
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台大出版中心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革中的群众》(电子版)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王国斌《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周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1990-1992》,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蒂利《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陈周旺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
蒂利《斗争的动力》,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蒂利《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蒂利《政权与斗争剧目》,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蒂利《为什么》,李钧鹏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蒂利《功与过:生活中的赏罚》,李钧鹏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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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罗煜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影印本)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小农与农业的艺术 : 恰亚诺夫主义宣言》,潘璐译,社科文出版社2020年版(电子版)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版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版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电子版)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版(电子版)
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电子版)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版
魏文亨《国民党、农民与农会:1924-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版
黄仁姿《国民党政权与地方菁英:1950年代农会改组》,国史馆2011年版
(持续更新ing)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影印本)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影印本)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本)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
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  ,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的竞争与合作模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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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毛选》(卷一),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毛泽东《毛选》(卷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部分)
毛泽东《毛选》(卷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部分)
毛泽东《毛选》(卷四),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尾部)
费孝通16卷文集(选读),群言出版社(电子版)
费孝通2卷译文集,群言出版社(电子版,特别推荐阅读)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原版)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等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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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普拉萨德《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注:本文采取回乡考察+口述史的方法获取材料。文章所涉产业于人民公社时期(办厂)兴起,远销全国/东南亚,后小部分于90年代中期私营转型,最终于2008年破灭。特此交代,以免产生误解)


改革初期地方集群产业的兴起:政权结构、经济改造与精英文化的“复合力”
——基于吉安90年代樟木机箱架产业的口述史材料



       摘要:产业集群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普遍存在的,经济学一般化地过分强调了“市场关联”“劳动力匹配”“技术溢出”等理论特征,重点关注“完整产权”“健全金融”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源动力。但事实表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给了我们一个近距离观察、思辨集群的特点及动态演化过程的机会。通过一个真实的“普拉萨德-经验事实”案例分析,学生对集群的演化过程提出了更准确的刻画,表明其本质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贸易信贷”。具体地讲,是从微观劳动经济成本的视角切入,发现“家庭作坊”生产与合作的真实“动力源”,以揭示出对经济制度具有深远“型塑”功能的一系列非经济因素——提供正当化权威的政权架构、精密计算的新劳动组织和群策群力的精英文化。
       关键词:产业集群  微观劳动面  型塑  家庭作坊


       一、导言
       本节无意成为一篇书评形式的广告(尽管不可避免要做一番概括)。
       普拉萨德在《过剩之地》中以完整的逻辑链条阐述了一个圆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给出了“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的理论和现实解释。她试图让我们警醒,以信贷和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长远弊端,希望重视福利国家在稳定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普拉萨德的结论与立场仍有待接受更多的争论和检验,但学生以为,本书对中国读者的意义也不止于此。相比前者,更为重要的是,她让我们了解到美国政治经济的动态变化特征,而这一变化则是对各种经济决定论的重要补充——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并非某些一成不变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应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他们各自都会改换立场,争取不同选民的支持。而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又会出现不同的转向甚至转折。如此,《过剩之地》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美国的一个动态的视角。
       如本书代译序中顾昕教授所言:“《过剩之地》讲述的是美国有为政府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方法,特别值得中国学人仔细品味。”故学生,有意结合中国经济制度、经济行为变迁,对前者产生具体影响的非经济因素做一番探讨——集群产业的兴衰。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将生产某一类似产品及其上下游相关产品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现象称作“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普遍存在的,不仅现在有,历史上也广泛存在;不仅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随处可见。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大部分产业是集聚在一起的,在美国硅谷也出现了一大批互联网技术企业,后来被马歇尔冠之为一个全新的地理区位——“产业园区”(Industrial District)。
        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大多已经形成多年,集群发展早期的历史资料非常欠缺,因而学生难以对集群早期演化过程进行深入探究。反观中国四十年余来,地方产业集群从无到有、快速崛起,这实际提供了一个“普拉萨德范式”下的政治经济动态理论的新经验事实。对曾经广泛存在的产业集群现象,以及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做一些梳理,有利于回顾这一段变迁的经济社会史。

      二、一般意义下的集群优势
       正常的逻辑是:大量生产(销售)类似产品的厂家(商家)聚集在一定的空间内,必然导致激烈的价格竞争。但为什么现实中的企业往往会选择集聚在一起呢?
       进一步推算,产业集群是否存在一些明显优势,以得以弥补了价格竞争的劣势?显然,可以找到答案。第一,产业集群可以提高产品市场的关联度。集群里有大量同类企业,他们卖的产品和用的原料也也大都类同。为了满足企业需求,集群里往会有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由于竞争产业集群里的厂家会尽量在产品上进行差异化竞争,因而集群里产品的种类和花色比集群外,更容易地配货、节省时间成本。此外,由于原材料和配件市场就在集群内,集群里的生产者不用到外地去采购原材料和配件,还可以维持尽量少的库存,这样就降低了生产厂家的采购成本和库存成本。直到,集群有了名气以后,各地的客商被吸引到集群里采购商品,使得生产厂家节省了到外地推广的营销成本。
       新经济地理学,便认为“供应商和客户距离的临近,从而节省交通成本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
       第二,产业集群解决了劳动力的匹配问题。如果在一个地方孤零零地开设一家工厂,所有的工人都要进行培训;而对工人而言,参加培训的话,也面临风险:万一这家工厂倒闭了,学到的技能也就没用了,因为当地没有其他类似的雇主。然而在集群里,有许多类似的厂家,因而工人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在一家工厂学会的技能,跳槽到另一家还能用上。这样一来,工人学习生产能的意愿大大提高,从整体上来讲,在集群里有技能的工人数目就会增加。因为集群里可选择的高技能的工人多,集群外的生产厂家也更愿意落户到集群里,集群内的生产厂家也更容易扩大生产规模。
       第三,产业集群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在集群里,生产厂家离得很近,互相可以看到生产和组织过程,技术门槛变得不再神秘。在集群里,且一个好的生产技术或管理方式涌现出来,其他厂家会很快模仿采用,有的甚至在原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改进,改进之后的技术又很快传播出去,诱发更多的模仿和创新。总之,集群有利于想法和技术的传播与改进。
       事实上,除了上述经常讨论的三个优势外,集群还有其他的优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劳动生产率及技术创新的影响?等等。学生只做简单介绍,毕竟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三、悖论:“工底”缺失与产业上升?
       单刀直入,学生在下文力图举例证明:恰恰是产业集群的特有优势、地方精英(包括企业家的自我努力与精神创造)的结合,充分利用当地比较优势克服发展中的瓶颈,从而实现“本无大可能实现”的经济目标。依据传统经济理论,实现工业化需要两大必要条件:完善的产权制度和金融制度。
       ——一个企业在运行过程中要与诸多客户和供应商打交道,如果合约得不到保护?企业的日常经营就难以进行。
       ——与此同时,创办企业需要购买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日常运营还需要流动资金,若如果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家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本去创办企业。
      
       但如果对照这些条件,中国在最近40年中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
       ——中国私有产权直到2004年才得到宪法认可。
       ——改革初期,国有银行几乎不给非国有企业贷款,且没有像其他些发展中国家那样来发展小额信贷支持小微企业。
       那么在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均不完备的情况下,中国是怎么实现工业化的呢?首先,产权制度的非正式化正当化。国家开始没有承认私人产权,并没有私营企业一说。但由于无第三方介人的产权界定存在大量的潜在不稳定,故国家权力的介入又成为稳定产权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对在自己地盘里开设的企业提供很多实际上的“非资本主义-红色产权保护”——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最初形态。某种程度上讲,这实际是内生于“中央与地方”“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姓资还是姓社,到底如何走”尘埃未定前,中央政府依旧主要执掌治官权,但地方政府享受一定程度上“见风使舵”,保护和发展投资企业、地方经济的权力和责任。大批出身低微的小摊贩通过经营积累财富,随后他们的民营企业都选择戴上“红帽子”,即将企业注册为乡镇企业。利用这项“红帽子”,企业也就合法化了。利用这种办法,企业家有效地绕过了正式产权制度的不足,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
       其次,应付(绝不是解决)金融市场的不足。若按照金融体系结构看,难道是民间非正规金融(通常是“非法”而非“违法”的民间集资)起了很大作用?似乎不是。改革之初,农村老百姓普遍很穷,民间金融不足以支撑起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冒出来的千千万万的乡镇和民营企业。事实上,很多小企业/作坊是走着“特色产业集群”的路子——通过劳动分工的组织改造,克服资金、金融欠缺。回顾历史不难发现,90年代直至2010前后,在全国有超过3000多产业集群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一镇一品”“一乡一业”成为现象级经济。这种集群的景观是,一个镇甚至一个村,集聚了许多类似的企业,主要生产一种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据极大的份额——嵊州领带、温州皮鞋、佛山牛仔裤、顺德厨具、大沥铝材等等,数不胜数。即使是相对欠发达的河北省,据学生查到的资料统计,也有400多个产业集群——例如河北白沟及其周围50万人从事箱包行业,形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箱包产业集群。

      四、集群的土壤:先有鸡先有蛋?
       改革开放前,一个农村里,人们祖祖辈辈居住在一个村子里,形成了坚固的社会信任,互相帮助。农村改革推广后,农村大批劳动力被从士地上解放出来,出现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因此,集群这种生产方式利用了孕育在中国乡村的社会信任和丰富的劳动力来克服正式制度不足和信贷约束。
       但传统经济学往往更关注后者,而忽略前者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结构的作用,尤其忽视从微观经济协作层面考察其具体的凝聚力量。对此进行动态的考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试想:如果资金充裕,企业家可能会选择投资建设一体化的标准厂房?但在改革初期,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很大一个瓶颈是资金,他们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来创办企业。面临这一限制,有开明、远见头脑的企业家唯有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解决这一难题——即将生产工序分解外包到附近的家庭作坊。
       而每个家庭作坊或工厂只做一道工序,但团结起来就可以生产完整的产品。大部分生产工序是由单独的家庭作坊完成,对厂房和设备的要求就低很多,不存在劳动保障和监督效率的问题,因此大大降低初始创业资金的门槛。

       五、吉安城郊区的集群经济:一个显微镜下的观察
       以学生家乡所在地——吉安为例,改革之初便是出产“高级樟木-音箱机架”的产业群。主要资料,源于家庭老一辈奶奶、大伯(曾是企业负责人)的口述。
       (一)基本情况
       底层农民,没有背景,没有学历,唯有依靠出卖劳动力挣钱。当时的村民,忙碌一年,可能连给孩子交学费的钱也没有。某年出了个张三李四,从村里走出去,在县城开了一家DVD碟片店,他在村民眼中就是成功的人(潜在的企业家)。村里人遇到难处,都会找他借钱,三百五百的也不多,但能解决燃眉之急。一到冬天,农闲季节,村镇就死寂沉沉,“冬天是闲着的”——最直观的景象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人一大片。
       (二)组织方式
        据了解,吉安樟木音箱机架集群企业有两种生产模式:一种是包买商制,商铺老板负责组织协调整个生产活动,但工序完全分离到各个作坊,每家做一道工序。另外一种则是产业园区里的以出口为主的大企业。
        两种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在当时的吉安,包买商制占绝大多数:
        ——客商到商铺来看货。看中了,给1/3左右定金,定下交货时间。
        ——老板拿了定金,去到市场定木材材料,再分发到几十个作坊去切割、磨砂、上漆、晾干等十几道工序,等完成后收回来检验质量,贴上商标、包装,然后请物流公司来取货、发货。
        ——等收到全款以后,再支付各生产作坊的加工费。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书面合同,主要依赖口头契约,但违约的情况非常少。由于分工很细,里面大多数工序所需要的初始创业资金并不多。很多企业家靠自己的存款或找亲戚朋友借款就能创业,没有必要找银行借款。
        (三)自律、保质的关键?
          重点是,工序以家庭为单位分包到各个作坊内。道道承接,上一家作坊磨砂不合格,下一家庭作坊是不会接收的。每次“向上游”的交换都是真金白银的买卖,如果有人不按时付款、不按规格交付自家产品,便会影响整个产业链。
        去法院打官司?成本很高,且不一定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赢了也不一定能收回钱,执法难在当初的农村也是个问题。
        但是,实际在这种高度分工的产业集群里,很少有人违约。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面临社会信用的约束。在农村地区,人们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互相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在产业集群内,因为空间上的集中,如果有一个人不讲信用,消息很快就会扩收,这样大家就不再和他做生意了——没人会再要A家庭作坊中制造的上一道工序的产品。
        因为这一潜在约束的存在,集群内的家庭作坊个体户们、小企业主的最优选择是守信用。
        总而言之,集群的生产方式利用了中国社会的两大优势(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弥补信贷的约束和正式法律制度的缺失。植根于乡村结构的“家庭”,改头换面成为了现代化下的新的“男耕女织-生产作坊”。重要的是,劳动分工可以降低资本的准入门槛。
       社会信任与重复交易,实际上也有助于形成“贸易信贷”、“非正式合约”来填补金融体系与法律制度的空缺,从而保证分工能顺利进行、持续下去。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口众多、资本短缺的资源禀赋是非常吻合的。

       六、地方精英文化与“干翻隔壁的意识”
      (一)红色乡绅的领导精神
       学生以为,事实上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乡绅的尊重、与爱戴”也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便是,如1982年担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有新闻报道多次记载,“即使他调到外地之后,义乌人还是对他非常怀念。”“遇有重大活动,义乌人还会隆重迎接他。”
       事实上,经历了“建国后社会主义教育-朴实正派-出身一般”的这些地方精英(村支书、村长),在改革开放之处,往往能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有上下左右、多多少少的关系、威信),带领(或者支持年轻领导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受到了百姓格外的尊重。为百姓做好事自然赢得人们尊重的乡绅文化,是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二)市场化后的“不怕吃苦受累”
        这与古代人们赞美的“吃苦耐劳”“勤劳”的美德不同,完全是一种残酷市场化改造后的文化产物,即“在夹缝中求生存。”生存法则很简单,“忍是一条线,能是一条线,两条线之间就是生存空间。”想跟标准流水线的产品抢一个市场份额,就需要你拿出更低的价格?和更高质量的产品?付出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劳动值?那么新的“市场生存空间”,就被人为创造(或者说挤压)出来了。
[ 此贴被余敏达在2023-09-19 21:48重新编辑 ]
Posted: 2022-06-27 11:33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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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m in Sociology and Crit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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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高振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布迪厄《区分:品味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布迪厄《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布迪厄《单身者舞会》,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影印本)
布迪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1年版
布迪厄《学术人》,李沅洳译,时报文化2019年版(电子版)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布迪厄《自我分析纲要》,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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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康《批判教育社会学九讲》,社科文出版社2017年版
哈里南《教育社会学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巴兰坦《教育社会学:系统的分析》,人大出版社2011年版
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北大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阿普尔《教育与权力:阿普尔论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电子版)
古得莱德《一个被称作学校的地方》,苏智欣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电子版)
麦克·F·D《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电子版)
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等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电子版)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
伊万·伊利奇《去学校化社会》,吴康宁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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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猛《“读书的料”及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中国社科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理论分为4大部,主要应关注其经典批判/新理论重构(现代性)/历史社会学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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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政治、传统和美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电子版)
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吉登斯《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三大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涂尔干》,李俊青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阐释社会学》,社科文出版社2003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行动、结构与矛盾》,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人大出版社2016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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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电子版)
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科文出版社2001年版(电子版)











Norm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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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德沃斯《社会研究中的研究设计》,郝大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加里·金《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

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拉扎斯菲尔德《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张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原版)
亚历山大《社会学理论逻辑:古典思想的现代重构(帕森斯)》(卷四),赵立玮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电子本)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波斯纳《衰老与老龄》,周云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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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曼海姆《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稿》,李朝晖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
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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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企业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电子版)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米尔斯《权力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影印本)
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吕鹏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电子版)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电子版)
吉尔伯特《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贝尔《意识形态终结:50年代政治观衰微考》,张国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电子版)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电子版)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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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哲学的改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黄启祥《思想流学说与詹姆士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电子版)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包凡一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
库利《社会过程》,洪小良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托马斯 / 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影印本)
帕克《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杭苏红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张默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本)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戈夫曼《精神病院:精神病患与其他收容者的社会处境》,群学出版社2012年版(超级难读-电子版)
戈夫曼《日常接触》,徐江敏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电子版)
戈夫曼《公共场所的行为:聚会的社会组织》,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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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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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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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综述介绍)
王铭铭《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影印本)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影印本)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弗雷德里克《人类学四大传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进化与反进化论学派)
泰勒《原始文化:X的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影印本)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影印本)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罗维《初民社会》,吕叔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

(社会人类学派)
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功能主义学派)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弓秀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影印本)
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文化人类学派)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电子版)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吕万河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电子版)
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许琅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电子版)
许琅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南天书局2002年版(电子版)
许琅光《家元:日本的真髓》,南天书局2000年版(电子版)
许琅光《美国人与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电子版)
许琅光《美国梦的挑战:在美国的华人》,南天书局1997年版(电子版)
许琅光《文化人类学新论》,南天书局局2000年版(电子版/重点推荐阅读,很精彩)

(阐释主义)
吉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吉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电子版)

(当代特色3170)
何柔宛《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翟宇航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格雷伯《狗屁工作》,吕宇珺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电子版,不推荐阅读)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联书店2018年版
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电子本)
胡嘉明《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麦高登《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杨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林丹、杨玚、麦高登《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繁体影印本)

麦高登《消费香港:香港的社会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繁体影印本)



“麦高登问题”的问题



       “我离你很远,你离云很近”。这出引自顾城《远与近》一诗中的话,学生借此表达对“人类学-剧像化”毫不掩饰的赞扬,以及对作者笔下隐喻的“全球化-多元种族群-文化调色板”展望。而这种“剧像化”的刻画叙事、经济全球化下另类的“时空侧面”,如你我等研究者和市场经济主体眼里的远近关系,无时无刻不展现一种“隔阂”——它就在那里,摸不着却看得见。
       1.“剧像化”的入木三分。一部好的人类学作品,除具备学科规矩所要求的那些特征(思路 、方法)外,我想更为重要的也更引人入胜的“法宝”,是透过细致的通俗文学描述,还读者 (尤其是非本学科的)  以“纪录片”式的剧像化直观感。麦高登教授笔下的《香港重庆大厦》,出色地做到了——极强故事性、细致描述的“纪录片叙事”和亲身调查的示范,透过一个“鲜活的复合时空”样本,令本书文化思考极具可读性。
      2.本书研究的善意性遗漏/缺憾?从作者呈现的丰富“剧像感”中,学生以为似乎再重新联系“地理-建筑设计-功能空间”,展现出:在像香港类似“高密度建成环境”城市化、全球化的过程中,特有建筑设计空间(如重庆大厦)的内部功能演变和不同种群人的社会活动制造、利用、再建构的现象。换言之,城市与建筑边界的模糊,建筑空间与高密度复合人群的社会结构的构建,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种动力、方式及人适应、改造空间的逻辑?
       显然,这种需要“建筑学-城市空间设计”介入的研究思路十分有意思,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城市批判学说是一致的。由于人们通常更熟悉港片中“居屋”印象,因此多把高层建筑的空间性作为评价“人居住质量及其心理评估”的重要因素,对上述的经济交易空间视而不见。这种好奇,在经验上能被感知(只要读者贩过菜/日用品),我想这或能成为一种对本书更好的补充,以不显叙事的单调。
       在“高密度建成环境”中研究“都市民族志-非正式经济、跨国流动性”,赋予空间以寄身功能的“建筑”本身的构造就极具实体和抽象的功能意义、不该被忽略。需要说明的是:学生并非认为在所有的个案调查中,“建筑环境”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研究应根据个案特性、因果相关关系预设方法、思路,不能一应俱全、普遍适用,否则反可能是画蛇添足的“视角”。但本书似乎不同,且有必要商榷以上的问题。
       3.身份的“再塑造”、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意义呈现 。“你认为自己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么?可我们面对并长期面对一个富在消费选择的多元社会之中......我们还能声称并永久拥有一种难以舍弃、摆脱的文化身份吗?”这是作者在其最核心概念“文化超市”下的发问,同时也是《香港重庆大厦》一书最为重要的背景板。
       事实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东南亚、非洲以及本地商铺小老板、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以及一些我们传统社会(研究)不屑于纳入认识范围的瘾君子、性工作者等。不同的身份,多元文化在“高密度建成环境”中的互动、碰撞,“剧像化”的不同个体故事的片段之间,思考无限。作者借“低端全球化”的概念,用阐释这栋建筑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要去哪里,如何过活当下的生活(与人相处)? “麦高登:你宁愿在家乡生活,还是在香港?”此刻,“全球化”“多元化”“繁华都市与混乱的高密度时空”,在人类学作家的笔下都不再是一串新闻报道的数字和遥远的规制结论,而更多是一种对多元社会文化的理性反思——身份如何以种群的形式、理性消费(选择))的手段“再塑造”“再建构”,以适应“文化超市”本身内容的格局流变。
      4.是经典的延续还是单调的复刻?《南中国的世界城》可以说是《重庆大厦》的姊妹篇,它研究的都市空间不再是一栋拔地而起的建筑,而是一个扁平的大社区。姑且认为,优点有三:一延续上述麦高登的区域异文化-文化超市理论框架;二选取了国内研究较少的人群主题,弥补了某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三避免了《重庆大厦》“建筑空间生产”的不足。但缺点则很明显,这与港中大独具特色的人类学建设方向有关,三人(麦高登、林丹、杨玚)合著的作品如何被撰写出来的过程本身就值得研究;延续理论框架固然合理,但作者的叙事风格非常单调,凸显出其锐利不足。姑且称其为“麦田”系吧——麦高登教授及其学生近年恐走不出他自己的“田野”问题。尽管近年麦已卸任港中大人类学系系主任,但整体依然呈现出“国际化都市”的流动性气候,关注异域/都市相关的文化经济现象,以及部分性别/历史叙事。

       最后,无论如何,“麦田系”/港中大人类学系作品在具体情境下的经验田野中,展现了一群人类学家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与重视。
       感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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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拉比诺《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我阅读面中最好的福柯读本,建议参考)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9年版
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9年版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
福柯《事物的秩序:人文知识考古》,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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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英文论文/讲稿/访谈文选》









【Postmodernis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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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东方主义》,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影印本)
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影印本)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重读/不推荐阅读)
齐美尔《货币哲学》
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文选》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电子版)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电子版)
鲍曼《后现代性及其遗憾》,郇建立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电子版)
加卢佐《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马雅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电子版,参考性阅读)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w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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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学术与政治:两篇演说》,冯克利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米尔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三联书店2019年版
韦伯《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译,三联书店2020年版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电子版)
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电子版)
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电子版)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电子版)
(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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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三联书店2017年版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涂尔干《自杀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埃利亚斯《莫扎特》,吕爱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1-4卷》节选12篇经典,中央编译局2012版(原版)
内田弘《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电子版)



瓶中信:涂氏为给未来的礼物



       本文共由三编,分别为“前言:读书报告的三点论要”“涂氏笔下的法国教史脉”和“涂氏理想的社会功能图式及其中枢”构成。在全篇布局上看,各部分的联系是必要的且紧密的,地位上亦是平等的。
       第二编部大部源自本科大四研读原始方法、浅薄思考的结果(主体为原作内容之回顾和逻辑转述),但近期我对此进行了部分核对和重新修正,鉴于第二编内容的意义仍受制于涂氏本人和当时的历史证据的文献研究,且在我的非专业地治史考证下发现二者在真实性上的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致,故对阅者老师以及不大有兴了解法国教育简史(本身)的我而言,这其间或许并没有多少看头(作为半分析-半转述的叙事,可粗阅)。但正因如此,我特把第二编部所展示的原作的重要阐发性意义,放在了第三编中解读,第二编则尽量贴近原作内容和表达逻辑。
       第三编部实为本文的核心。因为好的经典阅读,往往必须一梳理核心观点与框架并用一句话概括,二考据作者运用的史料(恕我不能),三回顾他的理论与经验证据,反问自己“对么?”。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二编部是差劲、最容易“编凑”完的,因为半知半解的“搬运”再润色便成了。但考虑到这是一份呈现不熟悉该书的读者的报告,那么第二编部就有存在的必要(本人自行编写的报告是不存在第二部分的)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教育》该书是最适合理解涂氏为何与马克思、韦伯等在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态度、实践取向展现出巨大差异的工具书,尤其是潜在的对话——他对马克思式革命的冷漠,是有着深厚个人理解的。

第一编(前言)  读书报告的三点论要


       一、关于读书报告的文风和内容。读书报告/理论书评是一种有益学术训练形式,但我有必要对我的和我所看到的先行做几点补充阐述。
       一者,就我个人感受而言,目前可见的、公开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的、质性研究/社会学理论的文章远比法学、政治学的文章更难判断“优劣”——即文章内容的“名与实”/知识创新的问题,表现得比法学、政治学圈更加严重、更为隐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于这门学科而言唯一特殊的是,它的研究者们显然远比其他学科更善于“遣词造句”——大概率是掌握了更灵活开放的理论渊源和学科传统(相比法学和史学),有时便会轻纵学者们对核心语词严谨性的牺牲,一大批“中国造”的学术词句根本无法翻译成外文。注意:这并不是因果上的推论,不是说学术传播或中文词典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外部性影响/国际标准(显然这违背了大量史实),但我们将这一事实姑且当作一种反思性的参考标准,我想也必不会招致声讨/反对。
       更糟糕的是,这种文风蔓延开来已经足以对学生们的读书报告的文风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在内容的串联中,语言的组织被上述前置的、先入为主的“特别的表目的”所控制,以至于甚至摧毁了中文的规范性,病句、古怪的语句连成的段落几乎是处处可见。就上述现象而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抗这种舶于欧美、盛行于学术市场及影响到学生文字、但愈发令我们一小撮学生都难以忍受的文风。因此,学生从入学期便为今后的读书报告/作业设定了一个底线:避免怪异现象的发生,把握住文风的度,理清阅读内容,以讲好白话为主、串联凝聚为辅,并通过格式的调整让阅读变得干净、有序。这算是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对浏览者的交代。
       二者,不仅是文风,学术市场的内容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周围同学的文字作品、甚至是思想倾向。真正的好文章毕竟有限。目前流行的、基于“性别-弱势群体-劳动者-权力控制”命题假设基础,所作出的一系列“解构性”学术行为,实际上大量地将事物全部的真实的原貌改造成了人们想看到听到的那一小部分样子(即普罗大众的成见印象),甚至“作者的艺术加工远多于事物本身”。这种抛弃了启蒙、重构根基的“想象的社会学/厚黑学”做法,曾经吸引但后来深刻地伤害了曾经那个无比懵懂求知的我,它也越来越偏离“社会学的想象力”轨道,经验与理论成了真正的两张皮甚至是渲染尘世的工具(尽管很难被发现)。
       在这种状况下,就不难发现我们身边的文风日益“精巧”、诗学化,而理论化的臆想、对存在的一般化抽象批判(尤其表现在将一切竞争、引导、纪律都约化为无处不在的权力控制,渗透到日常的所有关系与制度领域中)成了一种难以被发现和克服的“霸权话语意识”。事实上,这已然站到了启蒙以来的先哲们的对立面,甚至是齐美尔、福柯等颇具悲观色彩理论家的对立面。
       这种以诠释为名、以“反抗系统性权力控制”的批量报告和文章,大部分错置了相对主义。它试图借助“福柯”等人的科学,再次将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即追缉理性)制度化,但同时却严重忽视了把“批判的范畴“的制度化,造成了一种体系性的混淆,最终我想只会、也必然会二律背反。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批判的诠释,脱离了最初创建者们的路径(那些曾振聋发聩的深度和贴切的见解),没能建立在对反思过去旧有理论的基础上,而是直径地将盆里的孩子与水都倒了出去,且根本没有发现。
       最重要的是,这种范式是否在其他社会(中国社会)具有强大解释力?在改革开放前25年的社会急速变迁下不容置疑,但放到今天确实是存疑的。因为阶级、种族、性别等结构性变量,配合国家的法制化规范化,如今往往成了中国特色的体制保护性因素,有相当一大部分“本该被不公的”人却反而现实中“保护性更多”,甚至难以“动TA”。什么被认为是公正的,这不仅取决于广泛的历史背景,而且也取决于能够产生不满和激发欲望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在家庭、学校、工厂、军队等不同的组织中,权力的运用以及正当的期待各不相同。而于是“权力”范式就会遭遇一个挑战:被“压制”的对象到底在多深程度上、多大范围上成立,他们与“不公的保护”是否同时存在?黑与白的灰色中间圈到底是多大,如果是多数如此,那么它还具备普遍性的意义么,那么这范式也就失去批判意义了,成了形式主义的预设假命题。
       于是就会出现法律上经典的“三段论”范式:直接从各种细微的经验现象入手,然后诉诸于“权力/不公”范式予以分析,最后直接讨论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容易造成对其他理论思潮理解的片面化,尤其是在研究对象问题上,往往不会去比较何种理论框架更适宜研究当下的核心问题节点,而只是走马观花地简单介绍“在X范式上,谁曾经作出如下研究,但不足,于是我来Y”,核心的理论比较被忽视了。如布迪厄理论显然在很多问题上,不适宜使用,采取其他社会空间理论或许更为合适,但诸多文章都选择了这一范式,这是不妥当的。好文章,即便是理论+经验两张皮,那必然是最恰当理论+最未被关注的经验。这一点写毕业论文应当尤其注意。
       回想起曾在中国学界圈流传甚久的“福柯小组”的浪漫故事,不禁感慨:阅读福柯,这呼唤一种极为强大的学术理解、品鉴能力,这对于非哲学专业出身的众多社会学硕士、博士而言,门槛过于高了些。要建立这种懂得区分、明辨是非的能力,我目前总结出的、最重要的便是:一审视“类比联想的惯性思维”,二圈定“理论概念的应用范畴”以及三多经历几次被自己坚信的逻辑与事实所伤害!故而,我给自己设定的另一底线是:拒绝一般化的抽象的讨论,唯置于具体情境的研究才具有意义。
       二、关于确定本文的内容。考虑到作为涂尔干小组的成员,我放弃了惯常的性格(根据兴趣程度自由地选择作品),故把第一范围放在了涂尔干身上(姑且期待“两马”组同学对其他两位大家作品有更好的解读视角吧)。那如何选择第二范围呢?我便要做个交代。
       通读/研读过涂尔干便知道,这位“科学家”的社会学思想的变化与发展是特别需要放置在其作品脉络的梳理中才能显现的,但这样一来对其进行简明易懂的解释便会成为一个挑战。因此,一般的读书报告撰写者们通常会有两种路径选择:
       一是选择涂尔干一本最知名的代表作(对开启社会学/宗教学分支研究的作出巨大贡献),进行详尽的阐述其内容、方法及学科启蒙意义。
       二是选择代表涂尔干不同思想阶段的作品作为论述基础,以贯通阐发涂尔干的所谓“终身命题”(含方法、理想)。而在这种考虑下,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安排是:《分工》《原始分类》《宗教形式》《自杀论》《社会学准则》串联。理由很简单,毕竟奠定涂尔干社会学思想基础的《社会分工论》并不能代表其基本思想的全貌。加之,涂尔干在《图腾崇拜论》《原始分类》及《宗教形式》中明显有将思想重心转向“强调宗教在社会构成和运作过程中的作用”,关注“分类图式/象征仪式与集体表现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报告可以发现涂尔干对《自杀论》中早期反常形式问题的自我修正和探讨过程(尽管本小组成员曾课堂上简单论述,但显然还需要理论脉络中深入阐述),以及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提“对失范问题的关注以及希望通过职业群体/法人团体的组织方式摆脱伦理道德日渐衰落带来困境”的重要命题。基本原则的贯彻,加之其后期思想的发展对早期思想命题的调整深化与修正,便是这种报告最大的智识优势
       但第一种进路,虽然更易实施,但却受制于研究生功力限制,代表作作品报告的深度(我指的是真实的深度)容易使专业的、见多识广的老师厌烦至少收获不多。撰写者如有额外选择的可能,也应在能力范围内为阅览者考虑。
       第二种进路,则更加考验功力,报告质量比单一的经典作品报告更难识别——因为可以寻章摘句、设计二级标题人为串联“大师思想脉络”。可一旦应付了事,全文便会崩盘。老师“就关于一位大家一部作品写作”的合理要求(我暂理解为刚性)似乎也证明了我所担忧的点。
       故我选择第三进路:在大涂-小涂组的边界控制区,择涂氏的一本不代表(但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作品研读阐述——的一部分(但大部分内容是大四读古典时期的彼时报告),权当一次全新的冒险吧。
       三、关于一贯的文风和本文的文风。文风其实体现的是撰写者所接受的教育的特质及程度。学生一贯的作业性格是(包括“第一关于”中的观点),撰写的报告既不能成为一本关于一切细枝末节的摘要,也无能成为一篇书评形式的为原作者吹捧的广告。可文风毕竟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内容相称的。这便导致我无法忽略对《教育思想演进》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一番“厌烦”的转述,毕竟这是涂氏思想中罕见的“肉多但骨头少”的断裂作品,不细致论述就想着寻章摘句地大谈“思想连贯性”,在这部作品上恐怕难度远甚于他者,因此我要特别注意“原文的叙事”以及“一句话”的阅读归纳。


第二编  涂氏笔下的法国教育史脉


       在原作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涂尔干勾勒的这样一幅画面:早期教会学校(修道院学校)不同于零散的师生传授,而是将教学、生活、娱乐全部集中在一个场所,由此构成了一种集中类型。但到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一整套学术等级体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包括三个梯次。底层是堂区学校,教授最基础的东西;主教座堂学校和大修道院学校居中;最后,顶层是专为精英阶层预备的模范学校,也就是宫廷学校”。其中,与世俗联系密切的教育组织正从后台走向前台,而主教座堂学校正是大学的胚胎。而文艺复兴前两到三个世纪教育组织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对我们今天的教育组织仍发挥着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组织既变通又守旧;教学内容和方法不过是继承了希腊文明末期已有的成就,甚至只是关心逻辑。未来的教育组织会带着此时的烙印继续演进,至今未曾停歇。 “我自小就憎恨读希腊文,究竟什么原因,即在今天我还是不能明白……初步拉丁文,和一切希腊文一样,在我是同样感到艰涩而厌倦……而同时,这可怜的我,对那些故事使我离弃你天主而死亡,却不曾流一滴泪......畸形的观念变得愈发具有排斥性,变得更加极端,更加片面......修辞班是学校生活的顶点,所有的教学都以演说术为取向。耶稣会士们的宗旨绝不在于让学生熟悉古典文明,有能力理解古典文明,而完全在于教会他们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说话写作。”也因此,尽管教育的整体面貌没有改变,教育在根本上还是文学性的,涂尔干如是说道。直到15世纪末确立的班级体系被课程取代时,平行式的课程体系才真正决定了学生未来不同的职业选择。“在整个学习过程的六年当中,有四年时间,学生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引向外部,引向外在的世界,引向自然界的事物。这其实是彻底倒转了传统体系。”但是有关人的教育仍然有其位置,主要安排在第三阶段:主要教授通用文法、历史和法律,刚刚出生的人的科学和社会科学进入了教育体系;教授方式都是以具体落实、动态考察、整体把握为主。当来到17世纪,随着人们的意识越来越个人化,个人道德生活的独特性也要求教育必须诉诸自尊与个人尊严感,纪律也变得个人化了,连教育本身也必须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且不可逆转。“从开始要求教育针对独立存在的、异质性的个人发挥自身影响的那一刻起,它就不能继续以笼统适用的、同质性的、一致性的方式发展了……它必须多样化。”涂尔干认为并非17世纪偶然出现的观念,不是耶稣会的独创,而是却植根于16世纪社会状况中——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社会整体不可逆转的分工与合作渴求着具体的职业从事者,而非虔诚超俗基督徒。“人们开始感到,需要在迄今为止提供给孩子的那种纯粹精神训练之外再补充些东西,再加上一种世俗训练,能够更好地让他为现实生活做准备。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强迫他走出迄今为止一直支撑着他的这个纯粹理念构成的世界,让他接触到现实,特别是接触到自然。就这样,教育上开始对自然科学产生了长久以来一直拒绝给予它们的兴趣……教育的演进始终大大滞后于整个社会的普遍演进”,保守的巴黎大学和时代的新型需要格格不入,新的教育组织——中央学校应运而生了。此时,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学生学习拉丁文已是为和民族现行语言对比而使用的素材;文学教育也只限于培养一种鉴赏能力,写作能力被认为是无法强行培育出的。但进入中央学校前接受的教育极其有限且低级,以致衔接困难;课程之间缺乏协调;学校相当民主并无内部指导,过于含糊目标不定;变革时期,时代尚未完全做好革新的准备,各个组织内部力量尚未发展成熟,随着大革命的平息和拿破仑时代的崛起,现代主义教育又将推迟。
        “长期以来,世界历史仅仅是社会历史的另一面。它们是同时起步的;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取决于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涂尔干认为社会在其客观、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某项事业业已成熟,社会便会从茫茫人海中召唤某位“英雄”担当这项已成熟的事业。在11世纪,由于战争的结束、封建体系的充分组织,欧洲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精神生活空前富足,“基督教世界各民族在希望与信心中重获新生”。生活的富足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内在生活,研究之风再度盛行;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时期的无依傍感促进了人口大流动,力图统一的基督教社会同同质化的各民族特征促进了好学者向文化富庶之地迁徙。随着法国新王朝的壮大和稳定,巴黎成为首都,以至于附属于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学校逐渐成为法兰西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学术圣殿,进而在生活安定、思想庞杂的年代里自然会孕育出非个人的崭新组织方式。于是乎,19世纪的法国中等教育在同样在历史的摆钟下,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彼此相对的极端之间来回摇摆,经历了近百年的重重磨难与反复之后,中等教育体系终于同时具备了多重性和统一性,现代教育就此诞生。


第三编  涂氏理想的社会功能图式及其中枢


       涂尔干是古典作家中更偏向实证主义的大家,身上有着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生物学影子。因此涂尔干着力于从社会视作有机体的假设出发,考察教育的功能及其意义。但若简而言之,用一段独白对话将第二编部概括便是,问:日耳曼各民族为何会在早期接受罗马帝国天主教会?这个孔武有力、野蛮粗粝的民族为何会以看似极端悖谬的方式接受强调禁欲、克己的基督教教义?而后历次教育又为何反复、震动、前进呢?答:“它回应了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渴望,给他们提供了道德上的抚慰,而这是他们从别处找不到的”。在涂尔干的分析看来,学校这一启迪心智的空间,带着基督教禁欲克己的教义与异教追求世俗物欲的矛盾烙印,横亘于欧洲1500年的历史长河至今(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不曾消退。这一变动不居、此消彼长的脉络正是《教育思想的演进》该书的主题。但这本书的意义仅限于此么?难道是否真如学生前文所言是孤立的、断裂的非代表作?我的回答是:并非如此。这便是第三编要为第二编解决的问题:《教育思想的演进》不是一部关于教育的历史,而是一份送给未来社会的礼物(即便可能是“瓶中信”)。“纵现整个历史,教有的在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孩子们提供‘零的知识’,而是报输给他们深刻的思想状态,一种为灵魂定向、既为他们的青年也为他们的一生指明确定方向的思想。”我们看到在《道德教育》里涂尔干对所理解的“现代教育形式的性质”的生动描述是如何产生。他之所以反对启蒙运动永恒的“人性”观(康德、休谟为代表)而坚持主张社会关于完美的,就在于涂尔干认为,人的观念是教育系统不遗余力要塑造的道德力量——与各个历史阶段相关,这样一来教育理想表达的就不是个体的人性倾向,而是真实社会的真实需要。
       而这一点我们又能轻而易举地返回《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找到证据:经院哲学家对书本表现出近乎信仰级的尊重,难道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书中包含可论证的真理吗?不。是因为书里还包含着他们内在的逻辑论证,同时也是宗教学术辩论时可以利用的资源;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对“书本的唯上崇拜”让 位于当时引人注目的高雅的审美教育。可随之而来的17、18世纪,人们对万花筒般、具体的自然现象展开科学研究的“崇高事业”,又轻易取代了前者。经院时代和人文主义时代教育的首要位置都只是人,虽然实践中原本目标会出现偏差,但时代根本的理念还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因此,涂尔干认为,从8世纪到17世纪,教育形式主义以文法、逻辑或辩证法、文学对应加洛林、经院、文艺复兴这三个演进的重要阶段。在历史哲学的视角下,正是出于世俗的需要,这种现代教育(涂尔干所当时认为的)必须仍然承认我们的道德和精神需求,尤其是这种教育必须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因此,教育便远远不止于激发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的潜力,实际上是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创造一个“新人”!“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是简单的否定过去……仅仅切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新的来代替。”
       但什么样的“新人”为现代社会所需要呢?在涂尔干看来,鉴于宗教权成的衰落使得社会陷入了失去规矩或没有秩序的状态,因此“道德教育”塑造“新人”的第一项品质(可以说是古老的品质)就是:“纪律精神”(即外在于我们而存在的权威性的约束),而纪律精神本质上是有利于人的,是人类的天性需要——约束自身就如同社会约束自己一样,是构建天生人本身内在秩序的一部分。 “任何社会都不会把‘利己主义’的行为视为道德的,这是一种只会引学着行为人关注自我利益的行为。”这种说法其实一点也不新鲜,但不同的是涂尔干并非简单地认为“道德”行为机械地定义理解,就是关注他人利益的行为或美德。涂尔干的观点恰恰相反,“把别人的利益放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没有人会接受他人的自我牺牲。”道德行为必须平常无奇,人人可做,同时道德行为又要为了自身之外存在的活生生的、有感情的生命而为。那么适合这种界定并且经验上可以观察的唯一的实体就是“个体通过结合创造的一种生命存在。”涂尔干认为,传统教会的道德要义是做善事不仅仅是为别人,最终是为了上帝;现代社会则是把个人善行融进了共和国的世俗道德中心、注入到社会群体的情感,这便是“新人”的第二品质。
        事实上,这种“纪律精神-集体情感”的关键词表述,便与早期代表作品《自杀论》中对“调解-整合”区别的论述联系起来了,也颇有像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责任-利益”之间的对立。但涂尔干认为,在面对具体的“社会”实体时,人们的“责任和利益是两种同样适用的方式,不存在免受两者引导的真正的道德行为。”但最为重要的勾连节点是,在道德教育的“纪律精神”和“集体情感”基础上,涂尔干又加上第三要素“个体的自主”。但涂尔干倡导一种现实主义的、进步的自主,而不是康德绝对逻辑上的自主,这种自主实际就是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实践来实现。“我们也不能忽略自然科学是由人建立起来的这个事实。自然科学不单单是描述和解释自然;它也是自然和我们自身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它描述那个为我们的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这或许是笛卡儿未能想到的一种可能性,但这使得严格把世界和我区分开成为不可能了。”还有“因为确信事物本应如此而遵从事物的秩序不算是屈从于约束。这是自由地追求这种秩序,在理解原由的基础上表示赞同。”
       而对这些事物秩序的法则做出理解的“科学研究”,就绝非是康德的个体理性的绝对产物,相反是一种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集体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自然界的一个领域,我说的社会,逐渐进入并理解了另一领域——物质世界。”事实上,回过头看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不正是把“集体行为”扩展到理解社会规律的一种尝试吗?
       他认为通过研究道德秩序多大程度建立在事物的本性上,我们可以认识到事物达到本然状态的程度,也就是“常态的——事物的秩序本身”而非“病态的”(《社会分工论》中所述)。只要是常态的,我们就会“自由”,也就有意识地和主动愿意地去顺应着社会! “从今以后,道德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要解释事物的道理,解释个体和集体要履行一定责任的原由:解释在社会演化的、某个阶段会形成的某种特定理想。”我认为这个论点最独到之处,并非在于涂尔干一直“道德乌托邦/教道德形而上学”地坚持主张教育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是在于他坚持教育能够在不削弱道德规范的尊严和权威(原本的事物秩序和人内心服从约束)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
        那么显然作为道德本身的一部分,对于成为道德规范的理由的“理性的深刻理解”便成为道德作用自身的基础条件。因此,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不就具有道德上的启迪意义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涂尔干“道德教育”的核心命题了:让一代代学生能够受到这种启迪并非是教会的职责,而是学校的职责,尤其是崭露头角却迅速壮大的社会学学科的职责!这就是涂氏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透过历史,并在其他代表作中间接隐藏、希望阐述的理想的社会功能图式的中枢!(另一种模糊的功能主义?)送给未来社会的礼物!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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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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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odernis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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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影印本)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电子本)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电子版)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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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波《熟悉的陌生人:快递员的日常工作和劳动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注:本文源自研一上学期《社会学方法》书评作业,考核结束后作者曾与我就本书理论方法和叙事交换意见,但考虑到一致性不将上述内容纳入文章,力求保持原始的观点;该书评内容、文风及省略大体仅限已读该书者阅览,以免产生误解)




求诸于野,有得有失


                                                                                                                 ——读《熟悉的陌生人》



一 、作者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后发展与不稳定竞争共存的转型期,2012年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变化,许多旧的商业领域被侵占了,商业模式规则被打破或不能适用了。处于新型服务经济中的劳动者,既为自己顺应了经济市场、从原有岗位迁移到新的有力经济体内、获得一份短期无需再担心被淘汰的工作而感到幸运,但同时又与其所在经济组织体一样,都日益感到周围市场领域的不确定,而他们有意义的劳动和竞争力必须建立在一种大致确定、可预期化的基础之上:因此,劳动者对个人软化  (正式的)  服务合同的意识需求且益增强、且重视和利用一切形式达到这目的外化愈发显著。
       以上,或能算是本人给作者撰写此书时的背景的一个简要交代 (至于科层制下的考核、评估等等只算背景下的具体问题了) 。
       另个角度,这或也可说是本书正式下笔前在作者脑中浮现的一幅基本理论理想和学术关怀。因为我相信,作者在这一点上必然是『怀揣希望予以证实的愿望』比『社会科学研究本身要求的客观、价值中立 、排除假说』更加强烈。这也是,所有想要建构、解读社会现象的学人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只要控制的好这种念头 (利用科学地求证设计、多理论多种竞争解释机制的反思),并不会降低学者们研究作品的实际价值。
        这部著作是部实证研究,它利用问卷和访谈观察的形式收集了关于中国城市快递员劳动日常的一些材料,  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它向我们展现了快递这个行业 的基本竞争格局、 (物流管理与经济学作用下的)  不同的收取运营方式、公司管理的分流与监督控制、劳动者的工作方式流程,对物流快递这个话题提出了一些 基本看法。我读了以后,感到还比较有说服力。它的好处是比较实在,只是将快递行业、经济实体、员工的相关事实及人的看法呈现出来,稍加分析,并不命题先行或原则先行,基本保持了社会学研究中所主张的那种“价值中立”的心态,不是努力以西方的理论模式和命题来概括或“套”这一中国现象的丰富情况。


二 、作者的研究视角与未来的拓展初想

        理论似乎是一种资源,人们了解或希望了解理论是因为它对自己有用,除了满足最简单的人类好奇心之外,人们总是在不同的理论中发现某种启示,帮助人们重新理解和回答他的现在和未来。作者,是一个并非经济学家的好(hào)学者  (原谅我以这种口吻评价自己的老师,我只是表达对一本普通书籍执笔者的看法而已),并不必须精确、完全地  (其实这词从来就只是修辞,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了解一切存在的理论并复述 给读者听,而是关注于能否依据现有的或他个人发现的资料  (理论)  独具慧眼地提出对自己所在学科或更多学科有意义的新问题,并给予某种更具解释力或多元化的解说。
       这就涉及学术著作如何处理他人理论的问题。作者在本书初部对各学科理论观点的介绍,实际上可以视为另一种方式在作者面前呈现的历史。既有学科理论对于学者来说提供的都只是一种理论构架的限制、指导,同时也是一种资料,一些信息。
       盼望在开阔的学术视野中,有更多基于并努力提升本土经验的研究,这或许是我理解的作者的关切所在。
        (一)  关于“劳动过程控制”理论
         作者或许和我一样  (只是揣测),对“劳动过程控制”理论在快递劳动者身上的隐射都不太感兴趣。不是说没有价值,而是觉得有些简单。但又绝不是狂妄自大地认为理论、事实本身的简单,而是对学术研究的思考趋势、思维惯性、甚至是社会民众舆论的冲动,表达一种不满和反思。正如,拿布迪厄的『权力场域、惯习、资本』理论,几乎所有的现今非宏观历史制度叙事的、发生在中国的、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套上,教育、金融、社会财富增长与社会分层,等等 。但显然,这不合适。这不仅仅是因为布迪厄理论本身更偏向结构主义 、客观主义, 而不是能动性、主观主义、人的改革创新的理论光谱另一端  (尽管他俩面都有强调),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人类思想解放的方向,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美好世界。作者在这里,显然并不是想提供另一竞争性的机制解释,而是想把问题放在一个多元视角下,把自己的更接地气的关于人个体本身的发现,讲述给人们听。
        同理,“劳动过程控制”理论经过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发展,其理论强度已经十分明显,但受社会学经典理论传统的马克思阶级斗争观的痕迹依旧十分深刻  (说起来这本就是马克思创造的),但它的广泛运用也太容易纵容人们的偏见,只见『森林不见树』,忽视人,轻视人的智慧和情感链接,这就是一种遗憾。
       因此无论是为了纠偏而换新路,亦或是为了客观地提供更多思考、丰富理解, 我都认可本书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这种态度。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最应被重视的,应当被跨学科的同伴们  (当然,也包括我这个法学出身的人)  和学者们所重视, 让我们的学术思想多元化,百花齐放,不再固守一个学科或一个领域的知识,对其他学科一知半解地冷嘲热讽,自诩自己为社会基础科学?
       在这意义上看,不得不提到,法学经济学的话题侵入性实在太强  (虽然我也承认,造成人们的这种不良感觉,一部分原因确实是由他们学者、律师等群体『任 性插话』引起的), 史学又被人摧垮讽刺其叙事的逻辑单薄  (没注意到真正史家们的厚重考据、严苛治史的态度), 社会学我观察的只是部分院校学者过于保守,甚至这一点传递在学生的极端化表现上更加严重 (不理解『市场是无形的手』『理性人』的经济学模型真谛,只夸赞『非正式产权关系』的社会学发现;不理解法学『只关注规则』的教义学精神,在没知悉法律和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对某个自己不认可的司法判决结果表达不满,乃至批评船上的那一群人) 。
        因此,当看到作者的反思和一点理论关怀后,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难以与同学诉说的共鸣感。选择“劳动者自我行动策略”,提出“软化服务合同”,我想最大的价值在于上述所言:解放思想 、促进科学。

       (二)  迈向下一步的研究
       1、组织文化与劳动价值  (职业感)  赋予的重要性
        然而,即便是快递员行业领域,在中国不同模式下经济体的商业价值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别。绝大部分快递物流公司仍然很大程度上,在各自同一主要业务领 域内陷于“军阀混战”中  (如三通一达等)  (本书导论部分有简要阐述),用个更形象的历史比喻是,“战国时期蒲阳在秦魏之间的无数次易手”。这种“抢 、丢、 再抢、再丢”的无优势差别的商业竞争,不仅是严峻科层体制考核的组织动因 (书 中有几次不太明显地提及) 、快递员软化服务合同的间接要求  (作者这方面的阐 述更为明确充实),  更为重要的是使劳动者失去了文化意义,失去了组织体价值 文化的引导和鼓励。
       处于同一主营业务领域经济体们之间的市场割据边界,波动是常态的。但【常态】不仅代表着波动的持续性,同时隐含着『稳定波动』的那层含义,即任何一 家都无法持续性地扩张,总是处于获得客户和失去客户的平衡中,这才也得以保持“天下均势”的割据现实。在这一竞争要求下,“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快递物 流服务”便成了仅存的唯一价值口号,但事实上这连“以战养战、强国富民”的 诸国争霸价值都差了一截,劳动者从口号中也获得不了切实的好处 (尤其是在职 业满足感上的极度匮乏) 。相比于,提出“ 自建物流仓库,缩短客户到货时间” 的京东顺丰们,显然其他经济体更热衷于“希望包裹能在点到点之间,不停地运 来运去,赚取利润”(当然,我并没有故意无视和否认两类实体在初期战略布局 眼界 、受制于分享同一公共交通运输条件的高低差别这一客观事实) 。
       我想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私营实体  (京东顺丰-三通一达) 、不同主营业务品牌  (德邦大件快递类- 圆通等一般普通小件快递) 、不同所有体制  (邮政物流-本 书研究类型)  环境下,快递员的组织文化认同、劳动价值自我赋予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职业感的问题』 (不否认待遇高低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因此我认为这或可以成为作者“劳动过程控制-劳动者自我行动策略”之后的又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即“劳动过程控制-劳动文化与行为价值认同-劳动者自我行动策略”。
        因为显然,不具有职业感,甚至是极度被讨厌的公司文化,在这个时代是极易被青年人裸辞、抛弃  (这是一种可以从媒体和亲戚孩子上被观察到的现象); 作者研究的背景,则是另一类青年人的选择,为了家人或生活做出的妥协,并努力做好不犯错。我认为,两者构成了当今职业的人性图画:生存生活的压力与自我让步努力,随性冲动的性格与大胆抛弃  (当然年龄的增长、勇气的消退是图画 两半连结的调色板) 。
        2.现存的两种“貌似神离”的研究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业已有诸多“劳动控制过程的比较研究”的文章向“劳动异化带来的心理问题和极端暴力倾向”延伸探讨,但这与我上述的研究方向的价值内容并不相同:即有的文章多是聚焦于“短时性劳动服务”(如外卖员,而不是快递员)  研究对象,探讨“劳动控制的方式,尤其是方式影响下的严峻程度”(如运输时间、服务态度等考核扣钱)  对心理、极端行为的影响。
        如果仅从媒体报道观察的经验看,“外卖行业出现的劳动者心理异化、行为暴力,似乎远高于快递行业劳动者。”这或许可以解释学者们热衷于从相同的关 切视角研究这一群体现象的动因——因为被报道的 、受关注的  (极端暴力-异化心理)  问题,总是更容易发表文章。
        但我认为,根本还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特点问题:
        外卖行业的服务属性并不同于  (普通类型)  快递行业的服务属性,其设计的考核指标重心及重心背后的客户容忍特点 (外卖送达的时效性、快递长距运输的 速度)  存在很大差别——点外卖的人,最看重的是你有没有按时送达;而寄送收取快递的客户,则更看重『后合同服务过程』  (即离开人与人接触的过程)   中的收、寄的运输天数、安全性问题,『前合同服务过程』 中的快递员与客户发生的取、收件关系产生的服务态度也是评价因素,但似乎并不最为重要的。
       服务行业属性的不同,或许也可以成为『为什么这些文章作者往往选择向“劳动异化带来的心理问题和极端暴力倾向”延伸,而不是向“组织文化认同、劳动 价值自我赋予 、职业自豪感”延伸』 的另一解释。
       显然,  我认为快递行业的『不同经济体类别下的劳动文化与行为价值认同』 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足以辅证『劳动者自我行动策略』, 同时打通『劳动过程控制』 的理论闭合,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圈。


三 、本书的一些问题及思考

        (一)  题目 、文字的设定表述
       本书最后章节关于经验材料  (姑且称之为“野”的问题) 、理论等关系的讨论,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只是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我认为“野”的意义不仅仅 限于田野本身,它也代表着昔日的影子:作为生活,人类行动、经验现象的流动变迁,也预示了明天理论思潮的交汇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至少对于我来说,就在于此。
       因此,我认为本书一大『很不紧要』的问题是:过于书面化。其实上述章节的标题完全可以更形象、深刻地表达思想,开新文风、笔风。当然,这确实也需要一份热爱, 热爱阅读传统经典。但我会愿意提出这个建议,供作者后来之作之可能改善 。但同时这也是一大优点:结构设置、数据、科学、客观和逻辑,纵贯全书,很值得社会学学生模仿撰写学位论文

     

       (二)  本书唯一重大缺憾:新概念还是人文性质?
       我相信对于,很多民众或者知识分子、学生看此书, 大有一种『软化服务合同』概念太简单、经验中人人都是如此策略的感觉? 觉得作者开局高大上,多学科理论简析、传统视角反思,但后来作者在本书中的贡献仅仅是个卑微的常识、行动策略?
       这种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又缺乏足够的学术判断。
       因为显然,作者的重点只是在于展现『人』和『人的日常』,日常就是充满着策略论证和行动实践、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与沟通。更重要的是,快递员处于新型劳动服务经济行业,本就一切都在流动不居、复杂多端,劳动者利益更是在不确定不可测的混沌之中。但秩序下的个体行动策略原理依然显示出某种坚韧的连续性——无论现代服务,还是传统生产,劳动者都在致力于保持既定的利益轨道。特别是,组织科层压力、熟人情境思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行动方式。
       因此,提出一个『软化服务合同』 的新概念,也是可以的,且有一定必要,因为他在阐述一个『情境身份-经济契约』 的混合现实, 比『行动者策略』有进 一步的具体创新。更何况,我认为作者最宝贵的和最尊重的,不在于其研究结果本身,  而是其研究过程——是其通过反思、讨论各学科知识,丰富化地解读社会现实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当然,单薄是存在的,  至少是令人看起来单薄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对前文所述『劳动文化与行为价值认同』 的缺失和忽略。没有再花一些时间去丰富自己的研究,因此使得快递劳动者的行动策略多了分『 自我保护的经济意义』,少了些『劳动中自我认同的人文意义』, 这也是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因为『人的日常』应当是有自我价值判断存在的, 尤其是『高压 状态下对人生、劳动价值的怀疑』时刻的存在,否则就不是生活在复杂压力社会 体制中的人了, 不是么?但本文中更关注于『把人拉回田野』,关注于『那位万元户 、有诸多优秀品 质的模范』(且篇幅很短),  整体过于乐观介绍行动者策略了,少了『田野中的人,的田野性 、矛盾性』,人的立体性没能被塑造  (这一点通常文学很重视,社会学在职业行业研究中过分劳动控制下,偏重对悲惨、高压处境的描述,而不是人文性质和职业价值) 。
       因此,我认为作者需要重视上述拓展的方向话题,在今后的关于人的研究中,重视人文性质的矛盾和对劳动者的丰富刻画。须知矛盾可不仅仅是存在于经济利 润最大化、物流速度最大化之间,也不仅仅是存在于科层考核压力与客户投诉之间,更存在劳动者对自我的怀疑与认可之上。
       在理论研究意义和人文塑造价值之间,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或许不少社会学家都会选择前者,  而今天的我深感人的矛盾厚重,这才是我们要研究的:被拉回田野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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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3-05-24 11:25 | 3 楼
余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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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夏尤伊克《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译,三联书店2021年版
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赫伯特·J . 斯托林《反联邦论》,马万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赫伯特·J.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蔡定剑《一个人大研究者的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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