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报告
亚当斯密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论理学家，同时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中后期是英国重要的时期之一，当时英国已经成为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发生了工业革命，促进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极大的推动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英国政府当时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在此背景下与1776年出版发行。在该书中，亚当斯密充分阐述了他的经济学思想。他认为劳动分工是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并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主张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通过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调节社会的生产，进而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涉经济活动]纵观。《国富论》一书，劳动贯穿于全书。在第一章中，论述了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格和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第二章论述了资本的性质、积累和用途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论述劳动人口的多少、社会富裕程度与资本的关系；第三章则认为，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结合后投向不同的方向就会造成富裕的程度不同；劳动力和资本结合后投到农业还是商业是受到一定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既重农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影响，在第四部分亚当斯密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批评；第五部分仍然是在论述国家的收入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劳动产品的分配问题。
在第一章中，斯密首先阐述了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他认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中技能、熟练性和进一步完善是分工的结果，因为分工使没人专司一职操作娴熟程度获得提高、节省了由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所花费的时间、促进机器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干多人的活。而分工则根源于人类天性中要求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相互交换的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是处于自身的私心、处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切，而不是出于仁慈。这实际上是假定了人是自私自利的，既人是理性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人发生交易行为进而引起经济活动，这个就成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出发点。但是，人一定是理性的吗？一定会最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本书中，斯密所指的利益时经济利益，那么人们最求的便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观点似乎应当加以完善和扩展，笔者认为，除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外，还应包括精神利益的最大化，此外，最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大多数情况下也仅仅是相对利益的最大化。此外，正因为分工是由交易引起的，故分工的大小受到交易或者市场大小的限制。在分工确立以后，人们需要通过交换在能生活。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增多，交易和市场扩大，这就给物物交易带来诸多不便，需要一种交换的媒介，这就产生了货币。货币产生后进一步促进交易的发展。同时，由于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化不定，使商品的由劳动决定的真实价格和商品的名义价格可能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此外，商品还存在真实价格和自然价格，前者是是出售商品的实际价格，后者是相当于所出售的商品的实际成本，两者经常出现不一致的状况：当实际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时，生产者在最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心理作用下，就会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该行业中，提高该商品的产量，使商品的供给跟有效需求相等，反之亦然。斯密实际上是论述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的供求规律，供求规律的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调节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供求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在供求严重不平衡时，国家是否应该对其进行调控以缩短这种不平衡所带来的不稳定的时间呢？经济低迷周期过长是否也应该如此呢？但斯密也指出，由于商品生产者隐藏真实信息、垄断经营、行业组织排他特性、有关限制竞争的法规等原因，许多商品自然价格在长期内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既商品生产者利用上述手段获取超额利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谈到劳动产品的分配问题时，斯密认为劳动产品的分配分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等三方面，实际上，国家的收入也应算入劳动产品的分配。在此，斯密为我们初步构建了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的各个主体。一般而言，劳动者工资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合同，劳资双方的利害关系是冲突的，它的最低限度是维持劳动者及其家人生活的费用，劳动者的工资和对其需求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工资的增长，人口繁殖速度加快，成为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此外，劳动工资的高低会因工作难易程度、职业的长期性、所负责任的大小以及成功性与否等不同而不同。资本利润则与劳动工资不同，它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个减少，此外，它还同市场利率、劳动工资、同行业竞争程度成反比并随用途的不同而不同。斯密还进一步指出，作为相冲突的劳动和资本要保持平衡，需要自由竞争这个前提，还需要符合投资有很长的历史、处于自然状态、成为唯一投资者的条件。但在实际上，劳动和资本的用途是不均等的，主要是限制了参与竞争的人数或者不恰当的增加竞争以及阻止劳动、资本的自由流动等原因造成。
在第二部分中，斯密论述了资本的性质和积累及其用途的问题。斯密将社会资本分为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消费资本三个部分。斯密指出，一国生产性人口和非生产性人口的比例取决于年产物归还资本的比例，同时，资本的每一增长都会使生产性劳动人口、年产物以及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因此，斯密主张应该节俭，促进资本的积累。斯密在此为我们指出了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的。从深层意义来说，他为我们指出了资本奴役劳动这一基本事实。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加快资本积累的要求，这也反映出，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斯密过于强调生产而忽视消费，这为我们当今流行的年度经济总量的统计方法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节俭可以促进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生产的发展，但这也使消费减少，使商品需求下降，最终不利于资本的收益。在资本用途方面，斯密指出，资本的不同用途对社会财富和劳动就业人口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资本投向农业、制造业、运输业、商业的四个方向中，对农业的投入对调动生产性劳动的贡献最大。在年产物的增加值方面，农业的投资对年产物增加值的贡献最大，制造业次之、进出口贸易最后。最后，斯密指出，资本所有者将资本投向农业、制造业还是批发业的唯一动机是追求利润，他不会考虑这些用途对生产性劳动、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既无意促进公共利益，但资本的投向确实对社会财富的增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个人的资本会自然而然投到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换句话说，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过程中会自动的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成为斯密自由竞争主张的主要支撑之一。但实际情况是否会如此？一个人的行为实际上会对他人和社会产生正、负两种效应，斯密则过分强调了个人行为的外在正效应而忽视了外在的负效应，否则，他如何解析社会上贩毒最求自身利益等行为对社会的损害？
对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理论，斯密在本书第四部分做出了批评。斯密首先对重商主义对国内能生成的产品一律限制进口、限制对外贸易差额并企图通过此种方式增加社会财富的理论并通过退税、奖金、订立通商盟约和建立殖民地的具体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限制国内能生产的货物的进口使社会更多的资本和劳动投向到这个领域来，使该行业利润率降低，同时这种限制进口的指导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发挥引导人们如何运用自己资本的作用而对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他还指出，“如果一件东西自己制造出来比购买时需要支付更大的代价就永远不要在家里生产”、“如果外国提供比我们自己制造更便宜的商品，我们最好利用自己的优势生产出来一些商品向他们购买” 、“邻国的财富的增加会为自己的国家的产品或者这种产品交换而来的产品提供更好的市场，交换更大的价值”；其次，通过奖金以促进出口的方式，虽使国外市场扩大但牺牲了国内市场，同时也使人们的税负增加；再次，通过通商盟约对于施惠国的商人和制造业不利，他们必须以自由竞争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外国商品，而本国商品的价格必须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最后，禁止殖民地人民制造他们所能生产的物品以及禁止他们把财产用于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显然是侵犯了人权。对于重农主义将农业至于一切优先地位而限制了制造业和商业的理论，斯密也进行了批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密不同意重商主义限制对外贸易的做法，同时也不同意重农主义重视农业而忽视制造业和商业的做法，而是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由资本拥有者自主决定资本投向。在这里，斯密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活动，更不能作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而是应该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管的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但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没有政府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市场需要政府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和调节。
第五部分主要是论述了国家支出和收入的问题。斯密指出，国家的支出包括维护社会安全的国防支出、建立严格司法机构的司法支出、建立和维护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支出、维护君主尊严的支出等。国家的收入主要有税收和公债等方式。税收应该坚持确实、平等、便利、最少征收费用的原则，它包括地租税、消费税等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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