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忧国忧民的漂亮姿态和纵横捭阖的文笔下面掩盖的，却未必是能够与之相称的学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便是例证之一。
近些年来，有个新词的出现频率很高，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指一些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看法的学者。这些学者都属于某个学科，但他们所评论的话题却似乎不受任何专业限制。比如说一个在报纸上解答感情问题的所谓专栏作家言之凿凿地断定二甲苯化工厂对环境有害，某位搞历史地理的学者曾经要教铁道部如何解决春运的难题，在美国教历史的某先生最新的力作是点评中国房地产业的走向。尽管所学专业各异、点评话题不同，但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摆出的姿态是相同的——同情弱势群体、为公共利益呼吁等等。配以这种高尚姿态的，则是在其文章或言论中表现出来的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迈气概，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知识分子”往往能赢得一片喝彩声。然而有时候，忧国忧民的漂亮姿态和纵横捭阖的文笔下面掩盖的，却未必是能够与之相称的学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便是例证之一。
这个大气磅礴的总设计师式书名足以吓住很多人，涉及的话题也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包罗万象：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从上海社保案到山西黑砖窑，从贫富差距到城乡关系，无不是作者想要指点的迷津，当然也少不了和谐社会——该主题正是与时俱进的孙先生近年来倾力研究的重点。孙立平似乎对自己的学识有极大的自信，然而这本303页的著作所体现出来的，却是显而易见的浮躁与肤浅。下面就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来看看这本书存在的各种问题。
肆无忌惮的自我抄袭
该书的第二篇文章叫做“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第38-52页）。孙先生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这样的：中国的经济存在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类似于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国的经济有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是畸形的；罗斯福新政成功地让美国经济摆脱大萧条，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实行社会变革。
这篇文章信口开河，毫无逻辑，但目前暂且不论。现在要谈到的是，这篇文章和它后面四篇文章的关系。那四篇文章都是孙先生看了《光荣与梦想》的读后感，标题分别是“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第53-57页）、“谁种下了祸根？”（第58-62页）、“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第63-67页）和“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第68-72页）。
让人震惊的是，该书第二篇文章和随后四篇文章之间重叠的文字极多。第40页第二段到第41页第二段，即从“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仍然是一对难兄难弟”一共九百四十三个汉字的内容，跟第60页第二段到第61页第三段的内容几乎如出一辙。第44页第三段从“实际上……”到“……每家至少拥有一台收音机”一共两百一十九个汉字的内容跟第55页第四行到第十二行的内容完全相同。第44页最后一段接第45页前八行一共三百四十七个汉字的内容跟第59页最后一段接第60页前四行的内容完全相同。第47页第一行到第五行一共一百一十三个汉字的内容跟第65页第九行到第十四行的内容完全相同。
诚然，在当今的学术界，抄袭剽窃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恶劣程度较低的自我抄袭原本是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但孙立平如此大规模地自我抄袭，并且明目张胆地把几篇相互抄袭的文章放到一起，丝毫不怕读者阅读的时候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这在近年尚属罕见的行为。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重复的段落其实也并非出自孙先生自己的手笔，而是来自其他著作，包括《光荣与梦想》、《美国经济史》、《身残志坚罗斯福》、《1990年大萧条》等，被他作为重要论据而不注明出处地反复使用。
孙先生的写作似乎还有“拿来主义”的倾向。该书第33页写道：“所谓信心，就是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尽快地采取果断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从而使人们获得信心。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效果，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如果你认为这完全是国家领导人、甚至世界领袖的口吻，那么不用担心，阁下猜得没错，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10月25日下午在亚欧首脑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只不过被孙立平顺手牵羊借来一用而已。
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
但跟其他问题相比，上面讲到的简直不值一提：该书自相矛盾、信口开河之处比比皆是，其错误之低级、结论之武断，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例如，在该书第17到18页，孙立平赞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观点，认为最近这场经济危机给穷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穷人的生活状况“恶化”，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之内，也就是该书的第28页，孙先生又认为“现在即使经济危机发生了，对人们生存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这种自己抽自己嘴巴的做法也许具备行为艺术意义上的美感，但却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经济危机对人们的生存到底有没有影响？
社会学本来是一门实证学科，倒不是说社会学家所用的材料必须是亲自经过实证调查得来的，二手资料也可以，但必须经过核实无误才能使用。遗憾的是，身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孙立平似乎并不懂得这个社会学专业大一学生就必须掌握的原理。
该书第10页有这样的描述：“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孙立平先生给出的典型是一家造纸企业——“玖龙纸业据传陷于困境，就与其盲目扩张、债务沉重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在2008年的时候，媒体上一度传出玖龙纸业经营困难的新闻，但孙先生似乎并不懂得这是由于玖龙纸业的股价下跌、流动资产大幅减少，导致资产负债率较高造成的。其实他只要上一下香港交易所或者玖龙纸业的网站，看看该公司的年报，就能明白这个“据传”其实是错误的：截至今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35亿2620万元，总负债为186亿3390万元，净负债率是相当正常的55.5%；而该公司年度收入人民币131亿元，净利润16.6亿元，每股盈利0.38元，相对于今年11月6日下午四点12元港币不到的收盘价，市盈率只有27.8。这些哪里像是一家“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的企业的数据？
根据《重建社会》前勒口的文字，孙立平“纵横穿梭于社会和经济两个领域，被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但是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孙先生是否算社会学家姑且打个问号，可是至于他是不是懂、甚至“最懂”经济学，我想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最懂经济学”的孙立平在该书第123页写道：“当前我国苛刻的工商税收门槛，不合理的管理政策，过高的金融服务业门槛，导致大批劳动就业群体难以进入合法的企业部门，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今天，要在中国银行开个账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
我想任何有点经济学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孙先生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目前中国的“工商税收门槛”是否“苛刻”（“门槛”如何能够用“苛刻”来形容？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管理政策”是否“不合理”、“金融服务业门槛”是否“过高”，这些也许只有“最懂经济学的社会学家”才能判断。但“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则是谁都能看出来是错误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其他两个部门共同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报告（2007）》，光是在两年前的2007年，中国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其中，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达到430多万户，个体经营户达到3800多万户。如果这还不算“大量地产生和发展”，我倒想请孙立平先生不吝赐教，到底要怎样才算？
至于“要在中国银行开个账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的结论，大概也是孙立平从媒体上得来、并未经核实地接受的。近些年来，确实有些银行营业网点（主要是处于大城市繁华地段、业务非常繁忙的银行营业网点）出于成本考虑，谢绝注册资本过低的企业的开户请求，但这属于个别的机构行为，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确定企业开立基本户的最低注册资本。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只要能够出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法人身份证，任何企业可以选择在任何银行开户。比如说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南京西路支行，哪怕你的企业注册资本是最低的3万元，去开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该书类似的错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继续追究下去了，反正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虽然不知道在这张“最懂经济学”的支票上背书的“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有谁，但上文已经清楚地表明，这其实是一张空头支票。
学识比姿态更重要
那么，其实不懂经济学的孙立平能算是社会学家吗？如果从这本《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来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该书第87页写道：“（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世俗化的过程。”这句话充分表明孙先生并不懂得“世俗化”这个社会学词汇的基本含义。世俗化的前提是一种宗教状态。比如说国家权力的世俗化，在社会学里面，一般是指西欧国家的行政权力从教会让渡给君主。也就是说，必须先存在一个宗教的（或者神圣的）状态，才能有世俗化的过程。至于中国，众所周知，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世俗化自然无从提起。实际上，孙立平也非常有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因为紧接着这句话，他说“利益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然而隔了四行之后，他又认为“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基本的社会驱动力”。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匪夷所思的方程式：“利益”=“社会的‘操作系统’”=“社会驱动力”。“操作系统”如何等于“驱动力”？这个问题除了孙先生，恐怕没有人能够弄清楚。
孙立平之所以不能算是社会学家，不仅由于他会发出这些梦呓般的议论，还在于他缺乏社会学家最基本的求证与反思精神。在第115页，孙立平先生：“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在随后的第116页，他援引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将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大约有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
孙立平反复地表达了他对中产阶层的关怀，在该书的第19页，他指出“中产阶层债务沉重”，在第25页，他还认为“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那么，孙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是翔实的定量数据吗？还是详尽的定性调查？都不是，他的论据足以让很多人跌破眼镜：“有人在网上说，现在过得最惨的就是中产阶层，因为富人早就有了房子和车子，穷人没钱买房子和股票，只有中产阶层，刚刚买了房子却成了房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股票还被彻底套牢。”（第20页）
只需花几分钟进行求证，就能发现孙先生引为论据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脑残网友言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信贷余额为3.94万亿元。也就是说，就算假定下等阶层和上等阶层在银行的贷款余额为零，把这3.94万亿统统算到中产阶层头上，为数一亿的中产阶层人均负债仅有4万元不到，这哪里能够得出“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的结论呢？何况2008年底全国居民本外币存款余额高达22万亿余元。
当然，《重建社会》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孙立平对腐败现象的批判、对底层劳苦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和谐的追求，我想是任何人都应该赞同的。我并不认为孙先生做出这种姿态只是为了博取公众的喝彩，正如我并不认为孙先生近年致力于研究和谐社会理论只是为了向中央致敬。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学识比姿态更加重要；毕竟如果他们缺乏必要的学识，顾盼自雄地以为只要看看《光荣与梦想》就能够理解经济危机，甚至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办法，就难免会沦为不知所谓的“公共分子”。
http://www.tianroo.com/reading/118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