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读书书目：
何清涟 《现代化的陷阱》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孔飞力 《叫魂》
柏杨 《爱情，危险的投资》
大卫•科兹 《来自上层的革命》
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李路路 《再生产的延续》
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
阎云翔 《礼物的流动》
这个月忙于准备课程论文和考试，所以看得书很多是跟课程论文相关的。在这些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礼物的流动》、《转型中的地方政府》。阎云翔认为通过对下岬村礼物交换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式社会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而阎云翔在他的《礼物的流动》中，认为中国人的礼物交换式嵌入于一个人类学家称为“人格之文化建构”的过程当中的：个人要通过礼物交换实践学会如何去和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礼物交换不仅明确了社会所认可的人的界限，而且有助于创造那种“地方道德世界中社会来往的主体际媒介”的个体经验，因此，通过研究礼物交换，一个人将会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而以往的研究强调把人情看作是一种可交换的资源或是理性计算的结果，而忽略了人情的道德和感情方面。他通过礼物的流动来研究人们之间的人情，在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中，道德的约束规范着所有参与者的行动，促使村民们积极参与礼物交换的博弈；村民们认为随礼牵涉到好的或坏的私人情感；渗透在礼物当中的精神，同时含有道德意味和情感意味。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人情是可被视为一种基于常识的伦理体系，这个伦理体系有三个结构性维度：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人情在行动上的复杂性和弹性就源于这三个结构因素变动不定的组合。
在《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中，周黎安向我们展示了怎样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地方政府行为，他在一开始就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30年的快速增长，是什么在背后发挥作用。他认为地方政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他的这本书就是在研究地方政府为什么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首先他回顾了一些经济学理论和前任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经济学理论中，有很多是很有用处的，比如交易成本理路、职业前景理论。周黎安驳斥了以前的那种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经济增长的方法，反而认为应当将地方政府中的官员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在本书中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有三个关键概念：属地化原则、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运用这一框架周向我们解释很多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
11月读书书目：
涂尔干 《自杀论》
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儒家与道教》
李春玲 《社会分层理论》
张文宏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
韩毓海 《五百年来谁著史》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
在这个月选择读涂尔干和韦伯的书，想对他们进行比较的阅读，涂尔干代表着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范式，而韦伯则主要代表解释主义。这两种范式相差比较大。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就提出了社会事实的重要性。把社会现象当做物来研究，必须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对社会现象进行定义和分类是研究的两个重要的步骤，对社会事实的分析还是需要通过另一社会事实。这些研究方法是涂尔干整个研究生涯中一以贯之的，《自杀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了解了涂尔干的研究方法基础之后，就可以发现《自杀论》为什么会成为实证研究的经典之作。而韦伯则是解释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倡导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喜欢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即是这方面的例子，应该可以说，如果说社会秩序是涂尔干一生关注的内容，合理化就是贯穿韦伯一生研究的重要线索。这两本著作就是为了探讨新教伦理的合理性以及中国儒教和道教的非合理性来佐证为什么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
李春玲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张文宏的书是为了对付社会学理论课程而读的，所以在张文宏的书中，我只读了他关于阶层理论的那一部分，因此，对于社会分层理论有个一个较好的梳理，李春玲谈到，在以往的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当中，社会分层并没有成为他们独立的一个研究领域，只是分散地分布在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当中，因此，要理解好他们对于分层的分析，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研究背景。因此，阅读涂尔干和韦伯的这几本书对掌握他们关于社会分层的阐述非常有好处。
韩毓海为我们了解近五百年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另一个研究途径。他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真正落后的原因是金融依赖于国外，从而始终未能建立起强大的税收财政体系，从而导致国家能力的薄弱，同时未能将广大基层组织起来。这些弊端在鸦片战争中很好地表现出来了，而茅海建先生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则将重点放在了战争中官员的行为和言语上，通过对大量文献的考证从而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前线抗战的官员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抚派，最后都通过谎话连篇来应付皇帝，这样抗战焉能不败。而钱穆先生对于制度持一种中立的态度，主张从历史的意见和时代的意见来看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这本小书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穆先生是如何对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过程研究对于我们社会学研究来说显得非常重要。现在许多人做研究和做项目只是急于得出结论，对事情发生的过程不作出过多的关注，现在一批社会学学者倡导对事件过程的关注，我们需要知道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是怎样发生变化的。
10月读书书目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萧功秦 《中国大转型》
邓正来 《国家与社会》
易中天 《帝国的终结》
韩书瑞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
铁流 《支书与他的村庄》
这个月的琐事非常多（主要是导师的事情），我的读书状态也不好，由着自己的兴致来的，还是没有进入到经典著作的阅读当中来， 和读书会里其他的同学相比，差距实在太大，11月我会进入到社会学经典阅读当中，这是对自己的鞭策，更是对读书会精神的负责，希望大家监督，帮助我。
文化、权力与国家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贯穿这本书的两个中心概念。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旧的封建帝国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行之于乡村的？它们和地方组织和领袖是怎么样的关系？作者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框架考察了村庄的权力关系，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放入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
宗族组织和宗教组织一直是作者重点考察的部分，征收赋税一直就是国家同广大乡村地区发生联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向乡村伸展权力的手段，作者考察了自清朝末期以来乡村领袖在处于同国家政权建设的立场和作用，他认为，要成为村领袖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财富，拥有土地的面积，个人的声望，这些条件都是相互关联的，他们通常成为村民借债、买卖土地和订立契约的担保人，组成水利组织，参加全村性质的宗教祭祀形式，来增加自己在村民中的权威和声望，村领袖为了保护社区的利益，村庄组织以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摊赋税，这就是所谓的保护性经纪，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赢利性经济体制，这两种体制是作为对立形态存在的。进入20世纪后，国家权力的扩大及深入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民国政权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的信仰和权威，现代化的国家政权财政需求过快，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利用传统的赢利性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杜赞奇注意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进入到了乡村政治之中。这些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与地方政府的官员结成同盟，杜赞奇借用著名人类学家吉尔茨的概念，把这种国家能力貌似增强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称为国家政权的退化。同战争和自然灾害相比，国建政权的深入对华北地区的作用是温和但却持久的。
当今国家的政权建设总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依赖的机制。赋税一直以来就是古代各王朝的大事，正如书中所说，19世纪20世纪初，国家总是将征收赋税的权力承包下去，或是交给村领袖，或是交给代理人，这就是所谓的包税制。而现在呢，当今中国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属地化的行政逐级发包制：中央分配给省政府一定的任务，而省政府又将任务承包给市政府，一层一层地往下承包。财政收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原理和发包制基本一样，当然行政逐级发包制也存在和包税制同样致命的缺点，上级政府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督成本的高昂无法避免下级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而且这种发包制还遵循属地化的原则，这样一种设计在当下的社会转型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因为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不是按照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而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或属地化原则管理，属地化的行政发包制的核心是将一切经济和社会事务尽可能发包给一个个相对分割的属地，以减轻中央的痛下负担，现在全国上下深切关注的社会保障，司法服务和教育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都是中央需要认真研讨的问题，但是这条改革的道路并不会轻松，因为这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如何协调好地方利益的平衡将是改革的关键所在。
中国大转型
萧功秦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变迁，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看完此书后，使我收获了不少东西，在此就从中挑一些对我感触较深的内容谈谈。
本书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应对西方国家挑战失败，作者认为，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规模多元体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中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应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放入帝国结构，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就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这种非竞争性的文明以韦伯在《儒家与道教》中的分析颇为相似，韦伯认为儒家文化与外在世界始终没有一种紧张的关系，也就是指的是这种非竞争性的文明。
以前总是对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左翼平等主义的划分比较模糊，这次让我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也了解了这些思潮的社会基础。在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对于满清的专制统治深感痛恨，因此倡导自由、人权、民主，积极建设民主体制，自由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达到高潮，但是民国初期的民主是个骗人的东西，反而又回到了精英对大众的专制，贫富差距拉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就有人提倡左翼平等主义的思潮，，同时在辛亥革命，传统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制大大削弱，而新的机制又尚未建立起来，使得社会一直处于动乱状态中，有的人就希望能稳定社会秩序，然后才能更好地建设现代化，就这样新保守主义就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些思潮一直随着社会变迁在中国处于变化之中，但是都能有其存在的社会土壤。更加令人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由于由于其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既得利益者而有向新保守主义靠拢的倾向，但这是那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现时代中国占主流的应该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新保守主义，但是我认为不管哪种社会思潮是对的，也许没有哪种思潮是绝对正确的，只是各种思潮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吧，相对于文革时期那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超强控制力而言，多元的思潮不仅不会对社会产生威胁（只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反而会更有助于社会多元群体的利益诉求，这反而是民主的要求。
由于渔船事件，最近又出现了民间的抵制日货的活动，细细回忆一下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抵制他国的活动真是此起彼伏。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注意的基本特点是，它的波及面、影响力，以及对民族内部的精英与民众的动员程度，基本上取决于外部所施加的威胁与压力的强度，以及人们所感受到的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程度，这种民族主义所作出的反应，往往与特定的具体问题有关，比如这次的渔船事件。这种民族主义是大众发泄自己各种世俗情感的重要手段，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看这种民族主义，既不能扼杀它，也要适时的引导它。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
韩书瑞将清代教派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念经型”和“打坐运气型”。前一种类型的特点是着重于祭祀和诵经的集会，坚持吃斋，遵守佛门戒律，在第二种类型中，师傅传授打坐运气和拳棒武术等功夫，以增强体质和自卫能力，其组织更具等级性，更加散漫。而王伦所领导的教派（后人将其称为白莲教）就属于这一种类型，作者通过分析王伦家乡所在地寿张及其周围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和军事状况后发现，王伦在1774年所领导的起义同以前我们所认为的引发起义的原因并不符合，因为在寿张地区，尽管会遭遇自然灾害（主要是洪灾和旱灾），但是经济状况并不糟糕，在糟糕时期，国家还是采取措施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也不尖锐，因此无论是阶级压迫，还是经济关系、社会结构，都不能单方面构成叛乱的原因。作者主张通过研究这些白莲教派本身的历史和动力，试图解释王伦教派突然爆发的千禧年活动。因此本书的主体由两大部分构成：准备、叛乱，韩书瑞对1774年王伦起义时间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最后作者认为王伦之所以能发动起义，在于他能够为其教派能量的爆发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并通过叛乱造就一个完整的群体。而且千禧年思想随时准备好鼓励、塑造并承认此类活动。
国家与社会
这是邓正来自90年代以来的关于市民社会的论文合集，其中大多是作者对如何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探讨。有别于以往的自上而下的思维路径，作者认为还应该考虑社会对国家的反作用，即坚持一种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观点，因为以往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将关注视角仅仅局限于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关系，作者认为，要想实现市民社会，就需要走两步：第一步是市民社会的形成时期，通过市场经济形成一个相对自主的领域，第二步是培养市民的独立自主的意思，并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决策与设计。这种想法是学者们心目中对形成市民社会的期待，真正地来说，只是实现了第一步，但是第二步的进程会比较艰难，甚至很难完成这一步，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强国家，掌握了国家大部分重要的资源，对市民社会的进程形成了诸多的限制，尤其中国是个有着严重路径依赖的国家，承继了以往的追求稳定的机制，在现今，国家依旧不敢放松市民社会的自由发展，再者，现在的学者都喜欢空喊口号，追求什么自由民主啊，市民社会啊，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应该把中国社会运作的过程弄清楚，再谈自己的理想才可行。
帝国的终结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指导下，易中天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体制进行了一番探讨。
易中天对邦国制度和帝国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邦国与帝国的区别主要有三条：邦国的国家体制是封建制度，帝国则是郡县制度；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则是官僚政治；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则是地主阶级。处在春秋战国时间的封建国家，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其他的诸侯如何治国，天子在理论上是不能干预的，因为周天下并非“统一国家”，帝国制度的开始就是秦始皇开创的帝国——秦朝，秦朝开创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王朝的制度，其中有设郡县，统一文字等，其中最重的就是集权。易中天将中国社会的类型区分为武力社会，权力社会和财力社会。而秦朝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武力社会开始逐渐过度到依赖武力的权力社会，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稳定的秩序，而用权力来统治社会比用武力统治社会的成本要低得多，老百姓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维护他们的农业生产，这也就是为什么处于动乱时期的百姓希望能有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统治他们，就是这个原因。
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力求社会的稳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帝国采取了伦理治国的策略，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等级，希望每个人能安分守己，每个人只需要精通四书五经就能做官，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就这样形成一种非竞争性的文明，而这种文明遇到外在的压力所能采取有效应对的能力有限，这样在西方发动战争时就只会消极应对，其实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而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制度才是最致命的，这样就到了易中天开篇提出了他想要回答的问题：清朝并不是历史上政治水平最差的王朝，为什么会随着君主专制的结束而灭亡？以往的王朝更替时循环的，就是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周而复始，这是帝国制度自我挽救的方式，当遇到西方民主社会的挑战时，由于种种原因清王朝节节败退，刺激了国民的神经，他们意识到清王朝的无能，西方国家的民主富强，尤其是在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国家赢得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因此走上了追求民主富强的道路，从而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往的王朝更替往往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以专制替代专制，而在19世纪之后就存在了另一条道路，以民主替代专制，因此，尽管清王朝的集权程度达到了高峰，但还是遭到了失败。
官僚代理也是帝国制度的重要特征，而且对于现时代的社会现象有着很重要的路径依赖。帝国时代的官僚阶级只是皇帝的代理人，不可能是民众的代理人，而且这种代理也只能是自上而下递减的，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百姓负责，这样百姓对官僚几乎没有监督能力，因而很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现在的腐败现象也主要是这样一种原因。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问题值得去研究。
支书与他的村庄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本书描述的就是中国城中村失地农民生存报告。城中村的改造成为了很多城市领导和村民非常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地方，达翁村的成功转变具有了很好的范例作用和积极的意义，作者发现，在这其中，正是因为村书记高新敏发挥了很长突出的作用，在准备接手村支书时，他不惧村中某些无理强人的抵制；在村务活动中的廉洁奉献行为；在村子发展过程中不简单地向短视行为妥协和智慧的运转作风。
其中我们也能够看出许多的问题点。农民为什么怕失去土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底线和最后保障，在现今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农民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往往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但由于家中还有土地，因而不会感到绝望。拆迁为什么难？其中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或是对补偿额的不满，或是利益集团的多元竞争与合作，或是对农村习惯法的依赖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恐惧，我想后两方面可能更为重要，农民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农民的身上，往往更为相信习惯的思维和行动，这些在城市都消失了，因而可能产生对城市生活的恐惧，现在讨论的户籍改革，难道农民就真的愿意加入城市户籍吗，显然不一定。拆迁住上楼房后，以后的生计怎么办？尽管农民可能会得到高额的补偿费用，但生计问题依旧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以上三个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拆迁会成为老大难问题，宜黄县拆迁甚至还弄出人命来。本书给我们的示范意义就是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由农村精英来推动城中村的改造。这样的精英需要具备很强的能力和声望，高新敏就属于这类人。
9月读书单
《后村的女人们》 李银河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阎云翔
《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福山
《帝国主义论》 列宁
《金翼》 林耀华
《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 李若建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
这个月，刚开学的时候耽误了时间，主要是为着自己调整读书的状态，故选了些难度不大的书，而且这些书也没有系统，不过从下个月开始提高自己的读书进度。
《后村的女人们》VS《私人生活的变革》
《后村的女人们》是李银河从女性的角度农村性别权力关系的研究，说白了就是农村已婚妇女在男女平等方面的状况，也算是李银河对时下许多人所认为的“阴盛阳衰”的回答，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调查报告，许多地方都能看到我们当初学习的调查内容。因此这本书中所体现的调查方法和技术可以给我们启发。本书主要分为两个大板块，首先是对农村性别权利关系的调查状况，其次是对性别不平等的理论的介绍。其中全文的重点是在第一板块，李银河对后村的女性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作为女儿，她们在父母的喜爱、营养、教育、医疗、社会劳动、家务劳动、收入归属和继承权方面与儿子有什么不同；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在恋爱、结婚、婚后居处，亲自关系与婆媳关系、与娘家的联系、性、生育、家事的决定、外遇与离婚、家庭暴力、丧偶与改嫁等方面与丈夫和父亲有什么不同；作为劳动者，她们在工作、收入、家务劳动、政治参与上与男性劳动者有什么不同，此外还对她们在自我评价与观念进行了调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的性别在目前的农村还是一个将人们划分为境遇不同的人群的重要因素，其中，女性处于劣势，离男女平等得境界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当前我们农村的形势。
阎云翔所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时代村里人的私人生活，以及他们在一场又一场的社会变化中又是如何参与创造了那地方的历史，因此写了《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它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农民在家庭内是否有他们的个人私生活呢？作者在对进行了多年的实地考察之后，做出这样的结论：多年的改造在接听关系与观念上带动了重要的变化，包括年青一代独立程度的增加、老一代权威的下降、青年妇女在家庭人及关系中的活跃角色，等等。因此，类似于西欧发生的私人生活的双重转折也在这里出现，亦即在家庭成为私人生活圣地的同时，家庭内部的个人也更多地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在最后，阎云翔同样对此表示了担心，认为这种独立性带有太多的功利性。
我为什么要把这两本书放在一块呢？因为两者研究的东西有点类似，我可以对此做个比较分析：
1、关于调查地点的选择
李银河选择河北省的后村，阎云翔选择的是黑龙江省的下岬村，都是基于一个原因：对调查地点的熟悉（李银河的助手是这个村的人，阎云翔在下岬村生活了多年）。这就引出了定性研究方法中的一个问题：到底是选择熟悉的地方好，还是选择不太熟悉的地方好？对于这个问题，两种做法是各有利弊，但是学者们选择自己熟悉的地方可能给我们的暗示是调查熟悉点的地方可能帮助更多。
2、结论的差别
阎云翔在研究中发现下岬村的已婚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和父母一代的权威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爷爷变孙子”和“妇女上了天”。这与李银河最后的结论有相当的差距，对于这样一个差距，我觉得比单纯地描述两个地方的状况和趋势要更加有意义，而原因，我觉得也无外乎就是文化传统和国家政策两个方面。河北省地处中原地区，历来就是靠近王朝的统治中心，因此传统在这些地方就会显得更顽固些，因而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此外，李银河认为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关键原因是婚后从夫制度依旧没有改变，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和洞见的，但是在阎云翔的研究中，确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福山的这本书不厚，但是点明了当前国际的状况和趋势。福山在书中最想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国家建构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在过去几年中，很多学者都在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是福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确实严重问题的祸根。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将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区分开来，这是国家的两个维度，福山将国家职能的范围作为X轴，将国家力量的强度作为Y轴，这样就可以分为四个分区，以此来表示国家概念及其有效性。照这样分类，中国也就属于国家职能广，国家力量大的那一分区，但是这样的确定是不确定的，因为福山所做的模型是中理想类型，只能做参考和分析用。
福山认为，制度或制度改革的国内需求不足，是贫困国家制度发展的最大的限制。而他所讲的国家构建就是几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作为占领当局或利用与当地国家政府之间的一种强有力的关系直接行使的政治权力，当前有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完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后，反而要比之前的状况要差，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服务能力和提供具体服务的矛盾，许多国家和组织往为了短期的效果而选择提供具体的服务，而不是帮助受援国培养提高服务的能力，中国现在支援其他国家的方式也主要是提供具体的服务，但是这样的效果并不好，那些受援国还是一样的贫穷，使得无法还清贷款，最后中国政府经常做的就是进一步减免受援国的贷款了，只要不改变这种援助方式的话，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受援国来说，只能两败俱伤。
《论帝国主义》
这本册子是列宁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冲破帝国主义的阻截，而要使这场伟大的革命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各种外在的客观条件，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列宁在写这本册子主要是对考茨基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判，从而论证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列宁写作的基本主线。
这本册子如果想要在俄国出版的话，就必然会遭到众多的检查和为难，因此，列宁在写着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明帝国主义。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这是列宁论证帝国主义的开始，垄断首先在工业部门取得很大的成功，工业资本家极力地扩大自己的生产，为了保证并提高自己的利润，联合其他企业组成托拉斯，卡特尔，来共同控制该部门的市场，金融资本的垄断是帝国主义更为重要的特征，银行也通过联合或兼并控制着大量的货币资本，其后银行发展的两条道路使得金融资本最终在帝国主义国家取得统治地位：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其后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
而列宁最主要的是批判考茨基主义的思潮，他认为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其实，列宁在写这本册子主要是对考茨基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判，从而论证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列宁写作的基本主线。只要我们把握了这条主线，对列宁的思想和考茨基主义就可以很容易区分了，也就能理解列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前提。
《金翼》很早以前就看过了，这次只是温习一遍。李若建的《折射》这本书主要对文革时期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考证和分析，是一本比较严谨的著作，他治学的态度很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而黄仁宇的那本书权当是调解下心情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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