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读书报告：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托克维尔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
《民主新论》乔万尼·萨托利
《正义论》罗尔斯
《论民主》罗伯特·达尔
《民主四讲》王绍光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裴宜理

我觉得政治哲学都是在不断地回应一个问题——究竟何为理想的政体？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从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到如今的罗尔斯等，都在不断地回应。不过在当今看来，有哪些国家是所谓的理想政体可能还会有很多争论，但是争论最小的恐怕就是人们逐渐对于理想整体价值的赋予，即自由、民主、正义。这三个关键词渗透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最深处，外显于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讨论理想整体的核心著作。

诚然，自由、民主、正义代表了人们对理想政体的追求和向往，由于近代西方百年来在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卓越地位，其倡导的自由、民主、正义思想逐步成为了人们对于理想整体期待的模版，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含义与现实、前提预设与社会事实之间很多的不一致，而隔岸观火者却很难将其区分开来，以致产生迷魅。

上个月的读书汇报主要集中探讨了自由主义及其流变。而这个月，我想对于民主和正义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尤其是对正义的梳理。

民主，从词源学上来看，萨托利将其概括为人民的统治或权力，他指出过去几十年，由于民主概念的泛化以致其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人们很难区分何为民主。这也充分说明了民主受欢迎的程度，而如果继续往上追溯的话，会发现民主这个词汇虽然出现较早，但是它受欢迎也仅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并且这曾是个让统治者以及贵族阶级感到颤抖的词汇，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都没有表现出对于民主特别的热爱。当前，即使这个词汇被很广泛的接受了，但是民主的前面始终被装上了自由、宪政等限定词汇，已脱离了原意。当然，这并不是要说民主只是一种虚无，只是向更多的人揭示出何为民主并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问题，一厢情愿的照葫芦画瓢只会让自己更加糊涂。

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大价值，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探讨的主题就是何为正义。他给出的答案是生意人、辅助者、护国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就是正义。柏拉图给出的答案笼统而模糊，不过也可以看出他的正义就是追求一种良善的社会秩序。公平正义是社会秩序良善的一大保障，然而奇怪的是，自启蒙时代后古典的政治哲学家大多把自由当做自己的学术基点，无论是把自由作为目的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密尔、卢梭，还是将自由当做手段的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他们很少在著作里论述正义。似乎是自由问题解决了，正义问题也会随之消解，但事实并非如此，反而是自由问题解决了，正义问题正价突出了。

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之后，政治哲学中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主流地位，原本由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开创发展的契约论被排挤到边缘，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言外之意就是少部分人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对于个人而言，要追求的是自己的最大幸福，言外之意是个人是自私的，会根据个体的理性算计选择自己的行动。继密尔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之后，罗尔斯开始站在契约论的队伍中扛起正义的大旗向功利主义宣战。为此，他也做出了几项大的改造。

罗尔斯受古典契约论和康德哲学的影响很大，这些奠定了他反击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康德的哲学研究方法。康德曾经说过，我能知道什么，可以由形而上学来回答；我该怎么去做，这由伦理学来回答；我可以希望什么，这由宗教哲学来回答；而这以上三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由人类学来回答。其实，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探讨的问题也是大概遵循了这几方面的步骤。

罗尔斯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古典的契约论进行改造。古典的契约论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的，但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人放弃了这种自然自由，通过转让权利、缔结契约来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等权利。每个人都把自己转移出去的自然权利交付给了一个公共的机构，从而形成了公共权力来约束社会。古典契约伦从形成之日起就在政治哲学中占据了两个世纪的主流地位，但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科学思想的传播，使得传统的这种依靠形而上学思想来建构的自然状态假设命题逐步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在个体理性算计以及实证思潮影响下的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了政治哲学的主流地位。然而，在罗尔斯看来，古典契约伦虽然被打败，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闪光点可以借用：一是普遍同意理论，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的赞同是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二是自律观，古典契约论的核心在于个体对于自身行为的约束；三是互惠观。罗尔斯对于契约论的改造在于他将自然状态提升为一种原初状态，这种状态是假想的、非历史的环境，人在原处状态中是自由的、平等的、合理的、理性的，同时罗尔斯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无知之幕，屏蔽掉在原初状态中能影响人们平等地位的一些社会事实，原初状态是一种契约论的程序，当事人在其中选择出正义的原则。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并不是要表述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而是一种人们运用理想思考国家起源及其合法性的过程，这是一种合理的政治推理。并非因为形而上学在近代哲学中的失落而没有丝毫作用，尤其是在实证主义思潮统治下，这种推理给政治哲学添加了一抹亮色。

罗尔斯所做的第二项工作就是重新思考人性，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性观。他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性观是建立在个体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个体在理性的指引下追求自我的利益。罗尔斯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从康德思想中汲取了人性观的精华——人的本性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罗尔斯更认同康德的看法，将人理解为人类共同体的一个平等成员。罗尔斯在建构原初状态的时候，就借用了康德的思考，将人看成是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合理的。

罗尔斯所做的第三项工作就是提出正义的两大原则。他认为正义的首要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主要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他们是如何融合成为一个时代相传的社会合作的统一体系，正义的最终目的在于规范秩序良好的社会，在一种公平的合作体系下，每一个参加社会合作的人都能从这种合作中收益。为此，他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

第一原则是要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即平等的自由原则。可见，罗尔斯依然是牢牢抓住自由主义这条主线，将自由作为自己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对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来说，这些都是可以平等分配的，但是对于机会、收入、财产等这些无法做到平等分配的东西，如何保障正义他提出了第二原则。

针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加以安排：

1、对于收入和财富分配，要采用差别原则，使其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2、对于机会、权力等，要采用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

罗尔斯所做的第四项工作就是以正义原则向功利主义思想宣战。古典的功利思想认为，社会制度应最大限度的增加人们的功利总额，而后来的平均主义认为不仅要最大限度的增加功利总额，而且也要增加按照个人计算的平均功利。

在原初状态中，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地位、机遇等，每个人都会选择平均功利主义，但这又出现了问题，需要人们估计概率，举个例子：假如做出A选择，最好的结果能得到900，但最坏的结果是损失200.如果做B选择，最好的结果是能得到500，最差的结果是得到100。如果A、B选择的最好结果出现的概率相同，我们肯定会选择A。但是如果不知道概率，B选择正好符合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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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读书报告


洛  克《政府论》（上下）
边  沁《政府片论》  《论道德和立法的原则》
穆  勒《功利主义》  《代议制政府》  《论自由》
黄伟合《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下）
卢  梭《论人与人不平的起源和基础》  《社会契约论》



自由主义思想任然是活跃于当今世界的主流思想之一，正因为其在西方近代发展过程中一度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被看做是文明的动力之源。英国作为自由主义思想最主要的发源地，从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后期，活跃着一批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洛克、边沁、穆勒，也给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于自由，卢梭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然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的话传达出了关于自由的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个体的自然属性来讲，追求并享有自由是人的天性，在这个层面上，万物都是平等的。第二层含义是从个体的社会性来讲，社会中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自由和不自由做斗争的历史。英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作为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洛克认为人类最初都是在自然状态中的，这种状态是自由的，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为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者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同时所有的人也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约的关系。而所谓的自然法在洛克看来，是支配自然状态的人类理性：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然而，为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安定、和平、财产权以及其他的保障，人们相互协议联合，放弃其自然的自由而组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政治社会的起源，因此政权的一切和平起源都是基于人们的同意和契约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在自然状态下做任何事情的权力，代之以共同体的法律调节着一切。

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是通过理想中的自然状态开始建构的，也可以说他在想象一个应然的世界，以此来反衬现实世界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尽管后来很多人批评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不存在的反历史的倾向，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政治社会起源理论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性理论。当然如果考虑到洛克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会发现他的理论拥有着破旧立新的重大意义。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开启了人们摆脱一切专制束缚的大门，先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人们用信仰的权威代替教会的权威，紧接着在十七世纪，在英国兴起了自然神论，逐步用理性的权威来代替信仰的权威。尤其是十七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对专制思想的斗争胜利。洛克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在为人们思想松绑的同时，也为英国的立宪政体创造了理论的根基——由自然状态所衍生出的自由平等思想符合资产阶级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稳定环境；用私有制的悠久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正当性和永恒性；而在自然状态之上所需要的公共裁判者则强调了建立一个足以保护资产阶级各种权利国家政权的必要性。

比洛克晚出生近一百年的边沁以其功利主义思想而闻名。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二是个体都是自利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其判断的原则是如果一种行为有助于增进幸福，则是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是错误的。而自由思想在边沁看来是达到最终幸福的手段而已，适度的自由是达到最多数幸福的有效手段之一。他认为人类是不可能生而完全独立的，绝对的自由只具有虚假的真理性，只有法律下的自由是真实的，即根据人们追求幸福的需要而建立的法律才可能给人们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边沁把个人幸福作为法律改革的最终目标。

与洛克相比，边沁的自由主义思想更为贴近现实，这也和他生活的时代相关，他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之后的英国，以往的专制思想不再成为自由主义批判的主要焦点，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边沁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个体理性选择的基础上的，他认为每个人都会基于各种算计而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而法律只需要调和这一切，确保个体的合法幸福。边沁这一思想是受后人批评最多的，他把个人都想像的过于自私，并且其理论具有一种追求快乐主义的倾向，忽视了人性中利他主义的一面，也没有看到个体在社会关系中选择的复杂性。同时，从社会的整体层面上来讲，他强调要追求多数人的幸福使得少数人的利益被忽视。边沁的这种基于理性算计的功利思想虽然标榜着要追求最大的幸福，但却将这种幸福外在化或者物化。这一方面是资本至上的社会中人情冷漠、追求自利的现实反映，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性的迷失以及工具性的显现。而这些都与启蒙时期追求人的发现的自由思想的初衷相违背。

穆勒生活在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时期，他在扬弃前人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将其推向了更高的层次。《论自由》中穆勒着力探讨了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由，他认为使人们自由地形成自己的意见并且可以无保留的发表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许可的限度内，教化、发展个体的特性有着重要意义，这不仅是人类思想、情感和生活有朝气活力的源泉，还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个性的保持还具有反对普遍奴役、保持内在独立的意义。穆勒非常强调个性，但是他也认为没有无限制的自由。需要对个性较强、侵蚀他人权力者给予一定程度的压制，并且他认为对于个体中自私部分的压制，能使社会性更好地发展。穆勒还对多数派主义的原则进行了猛烈地批判，这倒不是他不认可多数派的幸福，而是认为多数派的绝对统治可能产生另外一种专制主义，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对社会良性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穆勒的自由主义较以往还是有着很大的进步意义，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西方世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个性压抑而导致的趋同性使得动力不足，另外他也根据自身曾经有过的一段精神危机中意识到，个体并非只有自私才能追求最大的幸福，应该有着超越性的一面，利他主义也是可以达到快乐的，个体一味的追求理性选择等外在化的东西往往会走向迷失，因此不应忽略个体的情绪感觉，这才构成人真正的自我。

如果说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重在将个体从人的类存在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到了穆勒，他则指出其实个体还是应该对类存在有一个适度的回归。因此，一味的追求自由而排斥个体对类存在的依恋的自由主义都是肤浅的。这些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中已经指了出来。

由上可见，自由主义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扬弃中发展的，从早期洛克关于自由主义的浪漫想象到穆勒关于自由的现实关怀，自由主义思想都试图紧紧的抓住现实的土壤，回应时代最迫切的问题，而不是像很多自由主义者迷魅的想象一个自由的世界来否定现实。然而，即使穆勒对自由主义做了很多的修正，但是自由主义思想仍然无法摆脱忽视社会网中的关系以及个人价值等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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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读书汇报


《理想国》柏拉图
《法律篇》柏拉图
《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君主论》马基雅维利
《利维坦》霍布斯
《政治哲学史》上卷 列奥·施特劳斯
《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查尔斯·蒂利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世上一切学问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政治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德善，也就是人间至善。

当然，只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学的看法，带有很强的一种道德伦理色彩，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关注权力、主权、国家等的政治学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流露出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哲学的本质在于追寻一种智慧，而政治学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既是认识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或者好的社会制度，因此，从一开始政治哲学就没有想要披上价值中立的外衣。但是由于近代社会科学中盛行的实证主义，坚持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使得政治哲学也凋零衰败但这却暗淡不了政治哲学的光辉。在阅读中，通过对于纵向的政治哲学家著作的把握，我也试图以粗线条的方式对于古典到现代早期，即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演进特点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描绘，其特点是：

一、政治学与伦理学由融合走向分立

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分立被看做是政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我觉得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分立所淡化掉的不仅是一种关怀和德善的光环，同时还有哲学智慧的削弱。我们一般谈起政治哲学，都需要从古希腊开始追诉起。早期的政治哲学带有很强的哲学意味，这不难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看出，我们同样可以从他们的哲学观点演绎出他们的政治学主张。

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理念说，即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是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的，而现实世界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理念世界却是不变的。因此，他也常常拿桌子来做比喻，随着时间的变化等原因，桌子的形态可能是千变万化，但它始终还是桌子，这一名称是我们认识它的关键。理念说和柏拉图的政治学思想有何关联呢？《理想国》的开篇以苏格拉底和几个人关于正义的探讨开始，究竟什么是正义？最开始，苏格拉底也是很难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解释，现实是复杂而又千变万化的，对于正义的探讨苏格拉底就开始和众人一起建构起一个理念的世界——理性的城邦，他认为只有明白了什么是城邦的正义，才能更加清晰个体的正义，由整体可以推导到个体。在建构起的理想城版中，所有的人可分为三类：生意者、辅助者和护国者，只有这三类人在国家里各做其事而不相互干扰，就能达到全体公民的幸福，进而达到国家的正义。而个人只有具备了勇敢、节制、智慧、正义才能使城邦达到正义，因此，在柏拉图那里，个人与城邦的德善正义是混在一起的，他并没有将其区分开来，当然这也和他从理念的推导方式有关。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最开始时，政治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

亚里士多德却不认同柏拉图的理念说，他认为一旦离开了具体事物，理念就不存在了，知识只有通过客观的接触世界才能获得。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研究的是个人之善，政治学研究的是人群之善，而国家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的，因此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就需要将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区分开来，然而如何才能达到国家的正义？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于以往很多个城邦政体的研究归纳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以及共和政体，还有这三种政体的变态形式：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利弊，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批判色彩非常的浓厚。虽然他将个人的伦理与群体的伦理区分开了，但是他的政治学研究还是带有很强烈的伦理色彩。

而在一千八百年后的马基雅维利那里，伦理学和政治学是撤离分离了，君主、国家是超越于伦理之外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整体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用讲究善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是彻底的就政治学谈政治学，不在夹杂关于德善等的考虑，这在那个时代来讲，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此，马克思在评价他时说“马基雅维利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事实的确如此，但这种用人的眼光来看政治学时，却少了一丝人味、冷冰冰的、在于伦理学的分离过程中，政治学逐渐少了一种德善和智慧的光辉，以至于马基雅维利的被后来人看做是一个典型的追求实用的权术者，他的思想少了一种厚重感。

二、政治哲学逐步中神学中走出

马克思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评价也引出了古典到现代早期政治哲学演进的第二个特点，在西方历史中，神学的影响时巨大且无处不在的，从范围上来说，无论是早期的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等，还是天文学、几何学都带有很强的神学色彩；从时间范畴来讲，从古希腊到宗教改革时期，漫长的两千多年中，神学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只有在宗教改革后期，神学的主导作用才逐渐被削弱，然而直到今天神学的影响依然非常大，而且原教旨主义的复归等都在强化着神学的作用。因此，政治哲学的探讨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神学的，从西方占主流的政治哲学来讲，神学的影响是有着两个不同时期的：

第一个时期是古希腊时期，希腊神学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受此影响很大。在希腊神学中，有十二主神，这些神组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神灵体系，不过希腊神学中的神灵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神与人同形同性，即和人有着一样的形体外貌和性格，对于这些神的供奉和祭祀是希腊人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对这些神的信仰也衍生出了与此相关的城邦秩序、治理、律法等。如柏拉图《理想国》中认为在一个城邦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神庙，在神庙的周边是政治机构等场所，他也多次提到对个体来讲，既有人的利益，也有神的利益，人的利益是健康、财富、漂亮、力量等，而神的利益就是勇敢、节制、正义、智慧，个人应该努力追求神的利益，达到这种境界。对于希腊之后的罗马而言，其神学体系受希腊神学的影响非常大，虽然罗马的神与希腊的神名称不同，但是基本上与希腊诸神是一一对应的，罗马的神学也有很强的政治性特征。

第二个时期是基督教神学时期，基督教创立于公元一世纪，而其受之前的犹太教影响很大，在罗马时期逐步的获得了合法性，并广为传播开来，一直到现在，基督教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而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家都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基督教神学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因此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是在基督教神学之下探讨政治哲学问题的，如政权与教权、宗教与自然法等问题。

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中，政治哲学与神学都是相互嵌入发展的，一直到马基雅维利才开始摆脱神学束缚，因此，马克思评价他“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中独立的研究政治主张”，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确是抛开了神学，但也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他的争议也是最大的。必须承认的是，他的研究给予了那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声响。

三、逐步成型中的“国家观念”

城邦一词在希腊语中虽然有国家的含义，但是和后来的国家含义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古典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谓的国家不过指的是城邦及其统治区域周边的乡村地区。就拿当时最大的城邦雅典来讲，其总人口不过四五十万人，这包含了所有的奴隶在内，真正的公民人数也不过是五万人左右。早期的政治哲学家在探讨善治的时候认为城邦的人口、领土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些都是一种小国寡民的国家观念。柏拉图认为在城邦中，当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的时候，护国者、生意者、辅助者各安其事，国家就能达到正义，可见他也是比较反对民主政治的。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城邦中的公民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极富阶级、极贫阶级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他认为极富者往往容易逞强放肆，易犯重罪，而极贫者容易懒散无赖而犯轻罪，唯有处在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少有野心，能顺从理性，所以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后来的马基雅维利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对共和制抱有很大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又对君主制抱有希望。因此，在《君主论》的开篇，他不置可否的讲到：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而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关键是有一个开明、强有力的君主，君主可以超越世俗对于善恶的看法，不择手段，其次国家的强大必须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并由君主掌控的军队。马基雅维利的国家馆早已突破了古典时期的那种小国寡民的思想，其致力于国家扩张、强大的权谋之道，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带有很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追求一种权术谋略，虽然更加的贴近现实了，但是和前人相比，总是缺少一种大的政治智慧。


九月份读书报告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民族国家与暴力》
《超越左与右》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理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三条线索

社会学成立至今不过二百年，这二百年来由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学作为人类认知自己所生存社会的学科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因此，如果从关键词的角度来概括社会学的话，我觉得有三个：认知、生存、社会，在这三个关键词背后也蕴藏着我们认识西方社会学的三条线索。

先说第一条线索，关于认知，我们可以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社会学三大范式的演进。回到原点来看的话，对于生存环境的认知既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结果。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周遭环境的认知遵循着两条路径，一条是经验的路径，一条是理论的路径。经验的路径注重个体的能动性发挥，具有一种鲜活性、短暂性。理论的路径其实是抽象经验的积累，其可传承性更加重要，同时这种理论的路径善于进行一种规律性的把握。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这些是从认识的主体角度来讲的。

关于我们认识的客体也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名与形”的悖论，即我们所创造的用于认识的概念与现实之间似乎总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新康德主义将其概括为非理性的断层。我们会觉得在生活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情况，此时此刻觉得这个情况是现实，但是时间一变，又会发生变化，在空间上，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周遭是现实，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之外又有一大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它们也是现实。现实的变化无穷无尽，但并没有导向一种不可知论，因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时候，会用概念来改造现实。第一种改造现实的方法是可以把现实改造成同质的不连续体，即从性质上看，这些东西都是同质的。比如说一块石头，虽然会经过风雨冲刷几百年，虽然它的大小形态等会有变化，但是始终没有改变它是石头这一本质。第二种改造的方式是把现实变成异质的连续体，把握住现实里时间的连续性这一特色，在认识上将之作为一些分隔，结果每一段时间跟另一段时间都有所差异，这个就是“历史”，因为时间不同，历史不能重复，历史的每一刻都很特殊。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同质的不连续体和异质的连续体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

在19世纪，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急速的推进了社会的变迁，因此社会学成立之初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孔德、斯宾塞、涂尔干，他们认同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是存在着更多的同质性的，因此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寻找社会现象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从而开启了社会学实证主义的传统。

受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影响较大的韦伯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更多的是异质性，在社会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人有着很强的能动性，因此他主张对社会行动进行一种解释性的理解，韦伯开创了社会学解释主义的传统。

而马克思对社会学的关注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批判、改造的目的，他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传统社会到当下社会的演进，同时为未来社会指引方向，马克思因此被看成是社会学批判主义传统的开创者。

一般认为，古典社会学三大家开创了三种理解社会学理论的范式，他们的贡献卓著，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旗帜也是非常的鲜明。但是，在后来的社会学发展中范式之间的区分则处于了一种流变之中，区分不明显，而且范式之间的融合与交叉开创了认识社会的新视角。比如，作为实证、批判、解释三大范式的继承者结构功能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在对立方面则显得温和了许多。还有被称为新四大家的布迪厄、福柯、哈贝马斯、吉登斯，他们的学术理论中更多体现出来的是这几大范式之间的贯通和融合。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理论三大范式的演进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学的发展，但是这样又很难做到深入，概念上的区别容易掩盖到关注内容之间的联系。因此，要理解西方社会学理论还要把握第二条线索，就是对于人的关注。

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对人类社会的关注，而在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永远都是人。人和人类社会构成了我们认识的主要对象，在日常的生活世界当中，我们已经形成为了对于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的共识，这是我们作为生存者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体系。而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对人们所认识、解释的常识世界进行再认识和再解释。因此，社会学就有了一种站在社会之外看社会的感觉，但是即使这样作为观察者也无法摆脱自身在社会中受到的影响，因此这也成为了社会学中无法摆脱的一个难题。而社会学为此也专门设立了一些规则，比如价值关联、价值中立等。

回到我们的主体，不管怎样，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注贯穿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这是笼统的看，如果仔细琢磨的话古典社会学大家和现代社会学大家的话，会发现同样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在不同的时代还是存在着一些转换的。

马克思关注的是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他看到了资本统治之下人的异化，无产者变成了资本家的工具，而资本家又变成了资本的工具，这是人类生存命运的悲剧。涂尔干就很关注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由于分工的一系列原因所出现的道德失范带来的自杀等问题。而韦伯则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走向更加理性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类将自己关入理性牢笼的命运问题。

可见，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家更关注的是作为类的人的生存命运，他们是站在非常高的层次，收获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其视野更加的宏观，价值关怀也非常的强烈，与后期的社会学理论家相比更有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和情怀。而在后期的社会学理论大家中：

布迪厄从言语、惯习以及交往中的区隔来关注人；福柯是从身体、精神的角度关注人，同时他还很重视通常被忽视的精神病等不正常人的生存状态；哈贝马斯则是沿着韦伯的路径，探讨工具理性过渡膨胀所造成的意义失落等沟通领域对人的影响；吉登斯探讨的是现代性对人的自我认同所产生的影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后期的社会学理论家关注点有一种个体主义的倾向，他们对于个体在现代化社会中的精神困境进行了很多的探讨，其关注的角度也更加的多元。个人在现代社会中有一种很强的不确定性，在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影响下，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关注在社会和个人的互构中也变得更加细碎，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无法冲破的区隔，思考命运的时候也更多的从个体或者某一类的群体出发。

从对人的关注来思考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时候有助于我们把握其内核，了解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命运变迁，但是仅从这些来思考是不够的，人文科学也同样关注人，这样就很难区分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因此，需要把握的第三条线索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 主要是从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来思考社会学的。

二元对立是社会学中的经典命题，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对社会世界的认知中出现了分野。一种认为所谓的社会是实实在在的个体，个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对社会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对个体行动的认知，这种观点侧重于一种主观主义的视角；另一种则认为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个体的简单累加，它是一种能对个体产生制约作用的结构，因此这种观点强调一种客观主义视角的认知。围绕着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产生了对于行动和结构这种理论视野的争论，韦伯强行动而弱结构，涂尔干强结构而弱行动。

行动和结构是互构的，正是我们理解社会的核心。这种看上去的二元对立是支配产生的原因。社会的系统、结构对人会产生制约和使动作用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社会看做是个体的简单累加，社会是在我们共同的生存中所认同的区域性或者普遍性的规则和制度，这些规则和制度又在武行政赋予了结构以支配的作用来调控人。这样，社会的系统、结构也就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支配作用会自在的发挥，这就像一把利剑。如果没有人的话，这把剑就不会铸成，即使铸成也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要强调的还有行动的作用，行动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选择，其中包含着个体所赋予的意义指向，但是个体肆意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规则、制度产生的必要性之所在。这是从一个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讲的，规则、制度所产生的支配作用也是权力利维坦的制造过程。就像我们铸了一把剑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总需要有人来拿起这把剑，拿剑的人就是社会中的支配者，而其他人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是从结构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继续思考这种关系运作的话，会发现中间还有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社会中的主体——人产生并作用于结构、规则，同时社会的结构、规则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自身，这是一种双向度的作用模式，也就更无法将行动和结构割裂来看待。无论是早期的韦伯、马克思、涂尔干，还是后期的吉登斯、哈贝马斯等，都对于支配、权力、行动、系统、结构等进行了很多的历史性考察。比如说韦伯是从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权威来思考支配权力的合理性来源，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处于的阶级地位来思考社会中存在着不合理支配形式。吉登斯则显得更为中庸，他将韦伯和马克思的思想叠加起来思考，提出了权力的集装器概念，他认为社会机构的作用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配置性资源的分配，两一方面是对权威资源的把握。他的这种分析同样是思考支配、权力的一个关键性视角。

再回到对于二元对立的讨论上来，对于后期的社会学理论家而言，他们总觉得这种对立是一种误区，试图调和这种二元对立。布迪厄在调和主客二元对立的时候提出了惯习这一概念，他认为惯习是主体实践性的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而实践则由结构和惯习这两大部分组成。吉登斯是反对孤立的看待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他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来调和二元对立，人具有能动性同时也受到社会的制约，而社会除了对人的制约作用还有一种使动左右，影响着个体的行动，而个体除了具有能动作用之外，对于自身还有一种反思性的监控。他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同构的关系。

人与社会、主观和客观、行动与结构成为了我们思考社会学问题的两极，早期社会学理论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两极之间的对立状态，而后期的社会学家则认为两极之间看似分立，实则交融，他们你更愿意在两极的渗透之后探索理解社会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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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书目：


《言语意味着什么》布迪厄
《古典时期疯狂史》福柯
《规训与惩罚》福柯
《知识考古学》福柯
《性经验史》福柯
《福柯思想肖像》刘北成
《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赵晓峰


“权力——知识”分析是福柯思想中的关键词，围绕此，他进行了很多的知识考古学分析。以往的历史分析侧重于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联系，但在福柯看来，这使得历史学家更容易刻意的忽略、抹杀分散的、断裂的、不连续的历史片段。因此，考虑不连续的、碎片化的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具有重要的价值。
福柯善于在历史的边缘与角落中探究考古，因此疯癫、疾病、监狱等都能成为其研究的对象，并且他十分注重人的肉体，在他看来，“只有研究干预人的肉体，行动和行为方式的权力机制，才能建立人文科学考古学。”从权力——知识的角度看，权力的运作在监狱中表现的最明显，因为它毫不掩饰自己，通过监狱还可以考察权力在整个社会的运作。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叫做惩罚与规训更合适，因为福柯正是通过考察惩罚的历史来揭示权力对人的规训。福柯在历史的碎片中，呈现出了历史的三种惩罚模式：一、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二、古典时期，即近代绝对君主制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监禁；三、体现了现代规训权力技术的监狱和规范化监督。福柯认为，早期的酷刑、公开处决，不仅是一种司法仪式，更是一种政治仪式，它体现了君主权力的绝对权威，但也蕴藏着消亡因素，因为当公众参与这种公开惩罚，既可以使民众的报复成为君主的报复，也可以使民众产生对罪犯的同情，进而表现出对惩罚权力的拒斥，产生暴动。古典时期开始了酷刑改革，监禁等新的惩罚措施反映出了反对君主无上权力的斗争，新的变革后的惩罚措施在于建立起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的联系，通过再现式的惩罚手段使法律话语深入人心，此时监禁在刑法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现代的监狱制度成为了惩罚的基本形式，随之发展的是庞大的监狱体系建立，一方面通过限制自由来达到惩罚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教养等手段规训罪犯的行为。

福柯认为这三种惩罚形式的变化并非是从非理性向理性，从野蛮向文明的进步，而是历史的断裂，是权力——知识综合体支配人体的方式的替嬗，只不过形式变化了，效果变化了，而知识——权力关系始终是一切惩罚机制的核心。

从这些惩罚方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抽离出一个词——规训，这也是福柯创造的术语，利用这个词汇的多义性赋予其新的含义——1、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技术2、制造知识的手段，规训技术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福柯的知识——权力观透视出的是一种支配技术，在监狱中我们看到的是肉体在这种支配下被改造的符合规范，而在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在社会权力的网络中被规训。在人和社会里，肉体都受到权力的严厉控制，规训技术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是把人体当做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加以分解，对其运动、姿势、速度等施加细微强制，从而控制人体；它所强制或控制的对象不是行动的意义或者人体符号，而是人体机制或人体本身；同时规训还是一种不间断的持续强制，监督者行动过程而非结果。

规训技术从监狱扩展到社会，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更为深刻广泛的影响，使我们的社会建立起一种渐进的、连续的、不易察觉的等级，无所不在的规训也使得惩罚权力变得自然正当了，在社会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规范。而其所依赖的手段则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制度。

这一年的读书生活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听了研二师兄师姐在最后读书会时的肺腑之言，我们也是感慨颇多。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图书馆新馆的扩建与我们研一有着一种莫名的默契，在我们去年4月份复试的时候，那时图书馆新馆开始了扩建工程，而我们很多人的正式读书生活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之后的一年里，我们见证了新的图书馆从打地基到一层层建起的阶段，如今新馆的框架已经建起，我觉得从中也可以看出几层隐喻。

图书馆的最开始的扩建预示着我们读书生活的开始，如今看着已经建成的新馆架构，也预示着我们每个人在这一年中都给自己建立了一个社会学知识的框架。当然，研一这一年的读书不是我们读书生活的结束，但是，由于我们给自己建造的框架已经放在这里了，意味着我们今后很多的努力都需要往这个框架中填充。新的图书馆有的地方是三层，有的是五层，有的是六层。层次不同，知识的容量也不同。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努力都在给我们构建知识的大楼，然而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基础、平时努力等等不同，必然预示着我们给自己构建的知识框架也是不同的，就像楼有不同的层级。只有站的更高才能看的更远，我们给自己构建的知识大楼越是高，内容越是充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的境界才会更加高远。


五月读书报告：

《单身者舞会》 布迪厄
《男性统治》 布迪厄
《继承人》 布迪厄
《遏止野火》 布迪厄
《实践感》 布迪厄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迪厄
《文化与权力》 斯沃茨
《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

存在与认识是哲学中的永恒话题，围绕着认识问题的争论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二元对立思想又是困扰认识问题的一个核心。布迪厄说过，“在人为的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基本、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在于试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我们不妨说他在追求一种“辩证的折中主义”。
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大体看来都从主观主义或者客观主义的视角出发的，简答的讲，主观主义的方法强调的是微观互动的方法，注重个体的主体意识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讲究的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比如我们常说的符号互动论、现象学、行动者理论以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等。
而客观主义的方法主要指的是对人类行为的经验规律进行客观的记录与统计分析，以及对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的形式化认识的方法，这种方法旨在确定一些不依赖于个人意识的客观规则，如结构、法则、关系系统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关注宏观层面的经验研究是这种方法的代表。
布迪厄认为正是这种微观与宏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野所带来的主客二元对立在阻碍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因此他提出了认识论反思的两步骤，第一步要求我们与关于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知识模式决裂，第二步要与客观主义认识决裂，最终构建起一种关系性认识的方法。
在他看来，主观主义强调行动者的自我理解以及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方法容易将行动者从其社会语境中抽离出去，从而不能把面对面的互动模式以及社会建构的有意义的系统与社会组织中更大的等级模式与统治模式联系起来。建立在行动者解释基础上的这些微观的方法，忘记了行动者是自己所处的、等级化地建构的社会空间中的特定位置出发来划分与建构自己对社会世界的理解的。由于用于建构现象的资源是不平等分配的，所以行动者对于世界的理解与作用也不同。
客观主义强调客观化的形式、法则、结构的作用，却忽视了正是个体的社会活动促生着这些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发展的，因此客观主义容易导向对于外在形式、结构的重视，而忽略行动者的实践性，即行动者实践性地组织他们的行动，不是寻求满足逻辑连贯的形式标准，而是为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生存的实际目的。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于写作的体悟，其实布迪厄在追求的也是一种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认识论，这就体现在他对主客二元对立的一种辩证折中的认识上。
布迪厄在主客观主义决裂后提出一种关系性思维，并将其作为科学的社会学观念的核心。他认为在我们的日常认识中存在着一种实体主义的思维，这种思维关注的是日常认识中存在着一种实体主义思维，这种思维关注的是日常感知经验的现象，且只承认直接为日常经验直觉所把握的现实，这种思维赋予实体以高于关系的特权，因为她把行动者身上的特征——年龄、性别、职业等——视作是独立于它们“活动”于其中的关系的力量。他认为无论是主观主义视角中的人文主义、现象学，还是客观主义视角中的实证主义等，其共同特征是脱离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把它们的特征具体化。
布迪厄用“关系的”或“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代替实体主义，这种关系思维是指被科学建构为“相互处在的各种位置，并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应距离来得到界定”，而这种方法是从结构语言中借鉴而来的。社会学要从自身中祛除对于社会现实的常识性观念，而这种常识性观念根植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本身，因此要突破语言本身的结构二元性对我们思维的限制。
二元对立伴随着人类知识的千年历程，它存在于任何地方，包括我们的语言。我们可以把语言、文字等视为符号，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这些符号由人类创造并建构着人类的生活。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人的认识都依赖这些符号，而语言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所依赖的语言作为表达的符号系统充满着二元对立，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轻与重，雅与俗，曲与直，老与少，低与高，长与短，大与小，多与少，宽与窄，方与圆等，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双音节或者多音节词汇的对立结构，比如个人与群体、社会或者国家对立，自由与压制对立，特殊与普遍对立，卑鄙与高尚对立，革命与改良对立，总之，所有我们能想到的现代汉语形容词汇都是一个对立的表达系统。
这个对立的表达系统对于人们表达的第一重影响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使人们的表达倾向一种对立与分类的表述，比如高低、大小等的分类，我们在对这些对立的表述进行区别时则依靠一些表示程度的副词，如比较、很、非常、极其、稍微等等。而这种表述方式的局限在于过于依赖人们自身的社会化程度、成长环境以及对于这些词汇的理解程度，同样，也使得人们相互之间的表述容易产生简单化的对立。
语言二元对立的结构对我们的第二重影响时我们所用的表述词汇都在传达出一种状态，而非过程。这使得我们更容易从对社会现实的描述中收获一种表象的常识性观念，而缺乏过程性的特征，从而使这些现象容易脱离社会历史的语境。当然，这也是语言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局限，我们可以通过对这种不足的认识，重新审视我们既往的认识。在已完成社会化的基础上，我们是如何完成对新事物的认识呢？我们可以在此借助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型来分析认识的过程以及语言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对我们的影响。
假定事物A是我们认识的对象，我们在接触事物A之前对其并不了解，但是生活的经验以及已有社会化基础会告诉我们A的性质、功能等或许和他的名字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在接触到新事物之前很容易进行预设，预设一系列可以形容A的词汇等。第二步，当我们接触到A之后，会对A有一些自己的认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A和我们的预设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或者完全相同或不同，此时我们会对之前的预设进行调整，从而建构起我们对A的初步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于A的接触过程中我们会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简单的用思维链条表示的话就是：预设——接触——否定——修正——认识——……——再认识，即认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个修正认识的过程是复杂的，假如A是一个组织，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组织，我们会通过一些材料以及别人的介绍或者仅仅从名字上判断A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假如我们预设它是高效的、团结的、做的很多事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加入A组织之后，发现在团队分工中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需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并且团队之间的磨合有时会产生不愉快等等，此时我们就会修正之前的预设，获得解除后的初步认识，当我们在接触到其他与A同行业的组织后进行对比之后，或者随着岗位变动接触到更多信息之后，我们会发现当初依靠别人的介绍以及自己收集的信息所建立起来的预设也并非不正确，只是当我们拿那些结果导向型的词汇来套自己经历的现实时，会发现很多的不适应。这里也就涉及到了我们思维上的陷阱，由于我们的词汇都是在传达着一种状态，这些结果导向型的文字往往使得我们忽略过程的复杂性，当身处过程时总会发现词汇与现实的不相接，则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判断。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推导出语言结构的二元对立对我们的第三重影响：究竟是思维选择了语言，还是语言在建构着思维？我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发现、描述与解释都依赖于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掌握的语言，而由于我们的出身、经历、社会化程度以及所处的社会空间不同，我们对于语言的把握是不同的，因此决定了我们对于社会世界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比如说一般讲是韦伯开创了理解社会学，他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者，很多教科书包括日常口耳相传都是这样讲的，而这样讲的人又是很少去对原著进行研读的人。如果我们读了韦伯的著作或发现他的思想中不仅有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还是整体主义的。很明显，在我们的语言表述中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相对立的表达方式，既然他已经被认为是个体主义的方法，那么整体主义的自然和其相悖。
我们在语言表达中的这种词汇对立在不同领域和角度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从而将我们引入一种非此即彼的认识误区当中，而这恰恰又忽视了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联系的复杂性。
语言结构的二元对立对我们的第四重影响：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建立起对立的阶级关系，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其在不经意之间塑造了一种符号权力，使得不同层级的人相互区别。比如同样是对于艺术的赞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是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即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将最优雅、美好的词汇赋予给上层人，却将最粗俗无华的词汇给予下层阶级，而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又很少注意到这其中的不平等对待，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这种语言结构的二元对立总在不断的建构着并加强着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语言结构的二元对立对我们的第五重影响：在词汇引进、转述、译介过程中出现的词不达意等造成的文化不适应现象。比如“封建”一词，原来指分封制下的封邦建国，是中国先秦的政治制度，但是自秦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后，就不能再称为封建社会了。但是西方社会直到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大致确定了现代民族国家雏形之前都是封建社会，也就是说我们的封建制早于西方一千五百多年。如果对比先秦与西方的封建制，尚有可比之处，但是如果拿西方的封建制来指代中国秦以后的社会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晚清以后的中国社会，这就出现了文化不适应现象。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就是中国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样，诞生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在到达中国之后也经历了文化不适应的现象，给予一些企图分裂中国的投机分子以虚假的理论导引。
以上主要讲了语言结构的二元对立对我们的思维、表达等方面的影响，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也可以适当的从中获取一些启示：
1、要善于在语言的对立中把握认识的程度，突破二元对立的认识陷阱；
2、要善于在表象中寻找关联，社会学要从自身中祛除根植于语言本身的常识性观念；
3、对于语言结构二元对立的认识并非是要重建一种精确地思维表达方式，是提醒我们在对立中把握事物的复杂性；
4、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需要再造中国语词，词汇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与本土的经验相结合。



四月读书目录：


《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舒茨
《社会理论研究》 舒茨
《社会学的邀请》 乔恩·怀特
《思想的他者》 曹卫东
《社会行动的结构》 帕森斯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学术思想中的关键概念，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中的一部分。同样，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消除了私人领域，从而使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所组成的相对同质的公众这一基础被动摇。哈贝马斯在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分离与融合的分析，考察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一现象。
我们传统的分析是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着手的，哈贝马斯则引入西方社会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进程中出现的公共领域概念，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和出现的公共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
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领域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又跨越个人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性批判。公共领域起源及其发展脉络：

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西方的人文主义最初也是在宫廷生活中形成的，早期的文学、艺术一直都是供宫廷的交际和应酬所用。随着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式家庭的发展，市民阶级在丝毫不受国家、教会领导下越来越在经济领域中占据一切要位，他们也逐渐与城市贵族平等的交往。这个时期法国的沙龙、英国的咖啡馆等成为了贵族、市民、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谈论交流的重要场所。沙龙作为市民家庭里的交际场所已经完全脱离了贵族社交领域，很多市民住宅中会专门开辟出一个房间作为沙龙的场所，私人从他们舒适的卧室中走出来进入沙龙所代表的的公共领域。家庭是第一个层次的社会公共领域，人在家庭中被训练成熟后，就要走向社会。文学领域成为更为广阔的社会，报刊杂志以及文化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同时也加强了公众的自我启蒙意识，这是早期社会的公共领域的发展。
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人”的虚构统一基础之上的。表现为在家中是“物主”，在社会中是“人”，到了政治共同体中二者就合而为一了，政治公共领域最先出现在英国，17世纪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理性的批判精神进入报刊，并把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18世纪初，反对派利用报纸制造大众舆论，报刊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议会刚开始抗拒这种批判，后来接受了报刊，并且议会活动也彻底公开化了。议会中少数派也会到公共领域中寻求支持。19世纪初，公众的政治批判有相当的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者，彻底的打破了议会排他性。法国的政治公共领域出现的较慢，18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但未能像英国那样将批判冲动制度化，大革命后《人权宣言》保障了言论、写作、出版自由，政治公共领域迅速发展。德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界限由于专制主义维护而存在了很久，但是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在资产阶级私人聚会上找到了立足之地，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私人或者商业性质的读书会，促成了德国以后公共舆论的形成。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是同时进行的。在西方社会由自主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干预的福利社会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然而由于1873年经济萧条，各国的贸易政策发生改变，自由贸易原则成为了一种新的保护主义牺牲品。在国内市场上，寡头垄断的联合趋势不断增强，国家加大干预力度，资本越来越集中，对私人领域的公共干预加强。国家一方面保护、补偿和平衡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如工人、消费者，另一方面影响私人投资行为和管理公共投资行为，控制和平衡经济总量。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公共领域的发展脉络：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不断地获得自由，尽力的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务，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化的。私人个体聚集在一起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形成舆论，将资产阶级的需要传达给国家，这也是政党等的最初使命，而报刊等媒介为公众表达意见提供平台，使其充分发挥批判功能。从中可以提取出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关键词：自由、私有化。
当进入国家干预的福利社会之后，出现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国家干预社会领域的同时，私人团体也承办起了公共事业，社会力量取代国家权力的同时，公共权威也扩大到私人领域的控制。这就是国家逐渐社会化和社会逐渐国家化的辩证过程。作为公共领域出现的条件——国家和社会分离——已经逐渐瓦解了。关键词是：干预、融合。
表现为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两极分化，过去内心领域是私人领域的核心，如今随着私人领域自身失去了私人特征，内心领域便退缩到了私人领域的边缘地带；在自由主义时代，市民阶级典型的私人生活范围是职业和家庭，如今家庭变得越来越私人化，而劳动和组织世界变得越来越公共化，家庭中每位成员都越来越受到家庭以外的力量和社会的直接作用，从而越来越社会化。
在自由主义时期，具有社会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所培养出来的公众，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不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而是批判的武器；文化批判构成了社会批判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在如今，文学公共领域成了社会力量的入口，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公共领域侵入小家庭内部，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保障公众具有批判意识的机制动摇了，家庭失去了“文学宣传圈”的功能，文化商品市场成为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大众文化由塑造公众的批判意识变成了纵容公众的消费意识，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而公众也分裂成了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这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的转型。
而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集中表现为政府部门、政党、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 福利国家的控制权力增强，权力在国家和社会集团之间相互转换。由于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公共领域丧失了很多沟通功能（议会作为国家建立的公共领域也是如此）随着议会地位的削弱，国家向社会的转换（官僚机构）加强了，同样社会向国家的转换（特殊利益联合体和政党）也加强了。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也伴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在自由主义时期是公众进入公共领域的工具，如今则是建筑在公共领域之上的，与公共权力机关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它对意识形态保持整合，并且对广大选民进行政治动员，但它们并不掌握在公众手中，而是掌握在操纵者政党机器的人手中，这就既改变了政党与公众的关系，也改变了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性观念已经被制度化了。在自由主义时期，作为私人所组成的公众能公开的表达批判，从而使统治合理化，如今依靠权力机关、组织、政党等的运作，才能使统治合理化。将私人公共的意念、诉求整合成组织的意念，无疑是大大增强了组织的权力和干预力量，但是也消解了作为私人的主体性，使得个人更容易被整合起来的组织所操纵，个人的意见也更容易被裹挟进组织的意念。由于组织和政党基本上还是私人联合体，承担着政治公共领域的功能，使社会向国家权力机关施加的压力合法化。他们要求把许多个人的私人利益变成一种共同的公共利益，把各种组织的特殊利益令人信服地表现和证明为普遍利益，再次过程中组织拥有极其广泛的政治权力，在行使这种权力时，由于其私人性质，他们能操纵公众舆论，而本身不受公众舆论的控制。公共性失去了批判功能，甚至争论也蜕变成为象征，对此人们无需争论，只能认同。
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下，由个体化的私人所组成的公共领域来更好的表达对国家和批判和诉求，当这样一个平台被组织作为一种正式权力所运作的时候，难免成为了少数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窗口。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拉近国家和社会关系，其实则是更加疏远了国家与个人的距离，而由于缺少了个人意见、批判的表达机制，则成为了国家运作的一大隐患。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个人身份上的一个微妙变化察觉出来，在自由主义时期，个体化的私人在公共领域中的一个身份就是公众，如今作为个体化的人身份更多的被强调为选民。公众的背后是一种批判意识，而作为选民，其批判意识被消解为只能用选票来表达一种简单的意见，支持或者否定。这种看似民主化的背后，是作为有主体性的个人在国家与社会中的一种迷失，个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而所谓的民主不过是被操纵的选票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让统治更加的合理化，则只能祈求作为社会和政治权力运作的合理化。

从报刊业审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化也可以通过报刊业的发展进行审视，报刊业是从私人通信系统中发展出来的，最初组织形式是小型的手抄行业，出版商纯粹是为做生意，其活动基本上也都是局限于新闻交流与监督。当报刊一旦从纯粹新闻报道发展成为思想传播时，报纸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了政党互相斗争的政治工具，政治上的因素加入进来，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兴起的时候，发行人所领导的报刊业依然让编辑享有很大的自由，这集中体现了作为公共成员的私人相互之间的交流和特色。传播信念的报刊是公众的一个讨论机制，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评功能，因此在投入经营企业的资本时，即使考虑汇报也是第二位的。
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的报刊业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这时它就就能抛弃论战立场，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盈利。报纸具有了商业性质，把广告空间作为商品提供出来，这又使得报刊恢复了最初私人商业经营的性质。报刊业要扩大和完善技术和组织机制，就必须扩张资本基础，增加商业风险，也必然使企业的经营政策服务于商业效率要求，报刊业逐渐成为有特权的私人利益入侵公共领域的入口。
19世纪后期，由于资本的集中于垄断，报刊业也出现集中趋势，并且新闻传递手段的技术发展也促成和加速了报刊业的组织联合和经济依赖，垄断组织的新闻机构实施了新闻服务的一体化。
政府使这些新闻机构处于间接的依附状态，授予它们某种半官方的地位，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传播功能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从而避免受到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功能的侵犯。
这样传播机构最初的基础被彻底颠覆了，按照自有资本主义公共领域模式，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机构应当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由于商业化以及在经济、技术、组织上的一体化，他们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公共传媒的批判功能不断受到侵害。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报刊业相比，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和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本身也相应的扩展了，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远离这一区域，重新集中到过去的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


三月读书书目：


《历史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下册） 罗尔夫·魏格豪斯
《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
《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 莱斯利
《曹卫东讲哈贝马斯》 曹卫东

　　上个学期最后阅读的是马克思，也就产生了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兴趣，这个月读书的主线就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经典大家过渡到法兰克福学派，沿着社会学中批判主义范式的路线阅读，因此对于社会学的批判主义范式也就有了更多的认识。
　　对于马克思的解释一直都有着各种的流派之争，最主要的是以前苏联为主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兴起的一些反对苏联注解的被统称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主要的注解立足点不同，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更多的从暴力革命的角度进行阐释，而西马则更多的从人的角度出发，关注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因此围绕着马克思也就有了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不同之争。对此，阿尔都塞进行了很全面的解释，不过他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新解倒是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与政治的不言而喻的等同消失了，而代之以在构成一切社会形态本质的结构和上层建筑复合体中各决定性领域相互关系的新观点。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这些特殊关系还有待做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但马克思已给我们提供了链条的两端：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但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他要求我们在这两端之间去寻找……针对于此，恩格斯于1890年作了澄清：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但仅此而已。‘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可见，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方式重新解释马克思是很有说服力的，他否定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单因决定论，而是借用弗洛伊德多元决定论，强调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提出经济决定某一特定的主导结构。这样他就把传统理论中关于经济决定优先论与多元决定论结合在了一起。
　　马克思是批判主义传统的开创者，他的人生格言是“对所有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他的著作是对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批判，他批判的领域集中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因为他在批判中的倾向性太强，并且有很强的革命性，从不顾及西方社会科学中占主流的实证主义学派等倡导的“价值中立”，因此他一直被排除在西方社会学的大门之外，直到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理论发展为一门社会学的理论，马克思作为批判主义社会学的先驱才逐渐被接受。
　　法兰克福学派自成立至今不到百年，却在人类思想史长产生了一大批的杰出思想家，早期的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波洛克、弗洛姆等，第二代的人物如哈贝马斯等都对于这个时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马尔库塞与阿尔都塞相同，同样从弗洛伊德那里来发展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一种爱欲解放论，此处的爱欲并非等同于性欲，是一种生命的本能，蕴含更多的内容，除性欲外还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的生物欲望。他将爱欲与劳动相结合，劳动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这才能说明人何以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而获得快乐；马尔库塞还把弗洛伊德关于在现代文明中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观点相结合，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他还把弗洛伊德对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根源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的分析相结合，论证了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文明的可能性。
　　在马尔库塞的另一部书中《单向度的人》，他也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对于人的戕害，我们所生活的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这成功的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在其中的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人们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马尔库塞指出，造成这一切的不是恐怖和暴力，而恰恰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各种方便的现代科技，技术的进步成为了想爱你带社会操纵和控制的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个人在这力量面前显得越发的卑微和脆弱，他无法对抗这个被操控的社会秩序，只能顺应。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坚人物的哈贝马斯则是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更多的诊断，他提出在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中有四大危机，经济危机、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个动机危机，而这影响了人的自由发展、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信任以及参与动机。为此他也考察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交往行为等，试图为这个社会寻找救赎的道路。（对于哈贝马斯的阅读，专著读的较少，还比较零散，还不能系统的总结出他的思想，这是下个月的读书任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焦点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技术理性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这也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转型。在阅读法兰克福学派的时候也试着总结一下他们的特点，一是他们在进行否定性批判的时候也在寻找出路，比如马尔库塞论证非压抑文明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和公共领域的探讨等；二是法兰克福学派也积极强调跨学科研究和经验研究的重要性，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三是他们反对实证主义，认识知识不是对外在世界的被动的反映，而在于理论家的积极建构。



一月读书目录：

《马恩选集》一二三卷
《卡尔马克思》 雅克阿塔利
《保卫马克思》 路易·阿尔都塞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
《迪尔凯姆论宗教》 涂尔干
《文化权力国家》 杜赞奇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温铁军
《启蒙札记》 陈乐民
《动物庄园》乔治·奥威尔
《改革的历程》赵紫阳


“桥与门” ——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重新解读

社会批判理论作为社会学的三大研究范式之一越来越多的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而马克思作为批判理论的鼻祖也在社会学中也经历了由不认可到被接受的过程，这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归根于继承马克思批判衣钵的法兰克福学派，但是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的批判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这不仅集中于他批判的资本主义领域及其世界，还深刻的体验在其批判的彻底性。马克思的批判指向于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有很大的不同，研究马克思的批判指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批判理论这一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关于马克思的思想研究一直是一个很热的话题，无论是从早期苏联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学的角度上，或者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早期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的回归上，或者是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构建，这些研究都给了我们很多的角度去认识与解读马克思。至于马克思研究中出现的争论，即是否存在着两个马克思，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变化等的争论，我们暂且可以搁置，毫无疑问，这些对于马克思的解读都集中在了其辩证法、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对于马克思批判思想的梳理，我认为尚缺乏一种新的建构，马克思的批判思想虽然体现在他著作的方方面面，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层次之分的，并非杂乱无章的。

对于其博大的学术思想，我们完全的把握是存在着很大的难度的，但是回归到本源的再认识未尝不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系统的认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对于任何事物的把握却是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提升出理论，而组成理论的恰恰的概念，而我们对于事物的把握都是从这些不断建构出来的概念所着手的。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复杂到抽象的认识过程。

同样，对于事物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从概念着手，通过回归本真，再不断看待事物的发展与变化。说起批判（criticism）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反省（reflection）、颠覆（overturn）、否定（ negation ）、质疑（query），那么我们究竟反省、颠覆、否定、质疑什么呢？这需要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从历时性来把握的话就是传统与现在，从共时性来把握的话就是一切既定性、事实性的东西。动机又在哪里呢？反省、颠覆、否定、质疑之后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批判的最终目的：再认识、变革与创造。

回顾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或通观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层开的。例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对蒲鲁东的批判、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等等。马克思通过毕生的批判活动完全实现了他早年为自己规定的历史使命：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我们该如何来认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呢？他的思想极为庞大而复杂，看完他的书之后感觉最难的就是将其思想贯通在一起，我们不妨用认识的路径，即不断简化抽象的过程来认识。对于马克思批判思想的把握，我们可以用一本书的名字来概括，即社会学理论大家齐美尔的《桥与门》。
　　
“桥与门”

齐美尔在《桥与门》中通过对于桥和门这两个常见的物来不断延伸解释其在社会交往中的意义。在齐美尔的解释中，人类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联系和分离，“桥”代表着沟通与连接，连接起自然界中的断裂，正是因为桥的出现，自然界中的此岸与彼岸才有了联系；“门”是人们在屋内空间与外界空间架起的一层活动挡板，维持着内部与外界的隔离，代表着一种阻隔，切断了原本的联系。“自己给自己设置屏障是人类的本能，但这又是灵活的，人们完全可以消除屏障，置身于屏障之外。”

齐美尔关于“桥与门”的意象我们完全可以借来引申发挥来认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就如同人类为自己造的封闭自己的门，正如齐美尔所言“自己给自己设置屏障是人类的本能”，这道门在给人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封闭了人类社会原有的联系，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异化现象。如何取消这重屏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也在其人生过程中指导工人运动，企图建起一座桥梁来联系被分离的社会。

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分析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给人类社会关闭了三重门，关闭的这三重门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变得更加的封闭，使得人类不得不生存在黑暗狭小的空间之下。这三重门是从马克思的思想的经济、政治和哲学三个维度进行的把握，我们分别可以从马克思在这三方面的论述中概括出三个关键词，以这三个关键词建构起对于马克思的认识。

资本主义社会关闭的第一重门——生存之门

《资本论》是马克思四十余年来从事和领导工人阶级运动和不断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思想结晶，对于这部伟大的著作，“资本”二字是对本书最提纲挈领的概括。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性，其主要表现在：1、资本掌握者资本家通过不断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获取利润；2、在资本市场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促使大资本不断吞噬小资本，而这一过程必然造成资本的垄断；3、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资本的运作逻辑是资本家不断驱使工人，而资本家又被资本不断的驱使，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种无意识当中被不断驱使和异化，结果工人成为了资本家的工具，而资本家又成为了工人的工具。4、资本是不断积累和扩张的，其扩张的欲望是无限大的，而资本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和最广大的工人阶级被压榨在生存的边缘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当这对矛盾尖锐到定点之时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也因为注定成为资本世界的常态，其结果必然是愈演愈烈直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无论是之前的产业资本过剩所造成的危机，还是当前金融资本过剩所造成的危机，其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论述的这个逻辑。资本主义世界为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关上了一扇生存之门，使得万千群众不得不忍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榨，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资本只是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收集来的资料揭示工人阶级生存的悲惨境况，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殖民统治下罪恶的奴隶贸易与种族灭绝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各种丑陋面貌，这些无不在控诉这个本末倒置、泯灭人性的社会，当大多数人的生存成了问题的时候，这个社会却漠视人民的疾苦，反而高颂资本主义的赞歌，马克思对这一切感到愤怒！

资本主义社会关闭的第二重门——理想之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篇就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由于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关系的范畴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对于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使资本主义社会分化成两大阶级，形成了彼此区别甚至根本对立的物质利益的集团，这是从经济层面上来讲。在政治层面的表现就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必须用一定的政治和思想来反映自己的经济利益维护或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因此任何一个企图成为统治的阶级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都要夺取政权，凭借国家来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统治阶级作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他们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着思想上的控制和统治，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阶级是马克思政治学说的一个关键词，其本性是压迫，“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政治从来都是占有权力的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专政与压迫，而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倡导的平等、自由与私有财产的保护也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是适用于阶级内部的。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性是资本家对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工人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这也注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压迫的社会。工人阶级任何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都会与资本家的利益相矛盾，必然遭到其打压。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任何处于被压迫阶级的理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最广大的无产阶级进行最无情的剥削与压迫，工人成为了资本家获取高额利润的工具，他们在资本家的贪欲中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最卑微的理想。

马克思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没落的封建贵族依然舍不得权力的杖柄，新兴的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崭露头角，但在政治上却是单纯幼稚，小农生活在一个被现代工业文明不断吞噬的角落，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此时尚未觉醒，距离其在政治舞台成熟的应对还很遥远，此时的欧洲大陆是投机者的天堂，其表现是非封非资，对待工人阶层是既热又冷，其为了追逐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而不择手段。最典型的莫过于路易·波拿巴。

马克思最为无产阶级的导师对于这一切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也从现实世界中不断总结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既然阶级是资本家统治的手段，那作为一物的两面，也同样可以作为工人阶级作为自身解放的工具，这就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资本主义社会关闭的第三重门——自由之门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的理想，也是他价值观的核心。在社会共同体中，卢梭虽然说过“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是追求平等与自由始终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能。然而，当自由这种理想显得更弥足珍贵的时候，也是人最受压抑的时候。马克思批判了大工业社会下人的异化，工人被迫从事单调机械的动作，造成了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批判了在异化劳动下物统治了人，客体支配了主体，工人成为了资本家的工具，而资本家又被资本所驱使的现象；马克思还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下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无产阶级进行无情的压迫，泯灭人性的做法。

马克思基于当时的现实，在哲学层面上也进行了很多关于人的哲学的探讨。既然启蒙运动是人的再发现，那为何人在今天又被再次掩藏起来。因此“异化”可以作为马克思哲学探讨的关键词，而异化的特性就是非人性，使人偏离了人的本质。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的本质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的存在物，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看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看待。”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的特征，人的活动主要体现在有意识的劳动上，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

然而无论是在生产的过程中还是结果中，劳动者始终处于异化的状态。在劳动的过程中“异化劳动把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生产的结果上“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来源。劳动者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产生出了一个跟劳动不相干的、置身于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劳动者同劳动的关系，产生出资本家跟这同一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了的劳动。”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就是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剥夺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实社会中人的本质并不是按照人的本质的本来面目进行呈现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是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在他后期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变化，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探讨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不再用抽象的“类”来解释人的本质，他将其引申到具体的人的社会关系，即阶层和阶级中去探讨人的本质。社会关系不仅是人本质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人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应是现实的人，即理想的人的本质和被异化了的状态的统一体。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也是在批判中不断深化和发展的。

作为拯救道路的桥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对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所关闭的三重门，他的任务并非到此为止，正如我们开篇对“批判”概念所进行的本源分析，批判的力量不仅在于揭示和认识，更在于揭示与认识之后的变革与创造。马克思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剖析，更在于他给身处于黑暗中的人们点亮了一盏明灯，指引了无产阶级进行自我拯救的方向，为人们架起了一座通往生存、理想与自由道路的桥梁。

马克思用他一生的探索和实践向人们呼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而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是为了打开被资本主义关闭的三重门，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

时至今日，也许会有人质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会实现的可能性，毕竟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见的将会崩溃，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所指引的道路真的为处在黑暗中的无产阶级指明了道路，无产阶级成为了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的舞台，使得资产阶级不得不收敛其曾经肆无忌惮的做法，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福利措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着社会主义特征的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及其伟大的思想没有被世人忘记，一旦这个社会存在着压迫、存在着剥削、存在着不平等，人们都会想起马克思以及他曾经辛苦构建的那座希望的桥梁。


十一月份阅读书目：

《资本论》（一、二、三卷）

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他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工人受压迫剥削以及资本家获利的秘密。《资本论》不仅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历史，同时也是工人的苦难史。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人成为了工具，并且被逼到了生存的边缘。在这里原有的人情结构包括家庭关系已经解体，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成为了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以至于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带给资本家利润的同时给工人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更深一层的灾难。
马克思在揭示这一切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对现实极度不满而幻想回到过去，而是站在历史的潮流之上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同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时代，他看到了欧洲社会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他的辩证法思想在对资本主义文明肯定性理解同时，又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否定性的理解。
这不禁让人想起人类文明进程中“救赎与毁灭”这一宏大的主题。近代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新航路开辟，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大发展，这每一步都在深刻的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马克思韦伯曾试图解释资本主义文明会产生于西方，他在分析西方发展进程的同时也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比较，他尝试从宗教领域找到答案，他在《宗教社会学》中就曾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早在人类文明之初，我们对于一切都是无知的，因为无知，所以对世界充满恐惧，因为恐惧，所以对自然万物抱有敬畏之情，正因为无知、恐惧与敬畏，才产生了巫术和宗教，才有了对于万物的解释、心灵的归依以及神的庇佑。这就是宗教的起源，本无可非议，充满着合理性。
但是当人们一旦构建起宗教的世界，却将万物都纳入刀客这一框架和体系之中，各种复杂的形式及繁琐的仪式不断加紧对人们思想和行动上的控制，宗教理念与教派的冲突，宗教神权与世俗皇权的斗争更加紧看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原本只是救赎的宗教却成为了苦难与恐惧的源泉，这是人类将自身由救赎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当宗教改革的呼声在欧洲大陆上响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切，不断突破宗教对人的束缚，开始思考人性与自由。
宗教的产生是基于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无知以及对自身力量渺小的感慨，那么突破无知、摆脱恐惧的第一步就是实现对自己的救赎，用知识的力量改变着一切，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从而摆脱恐惧，树立自主。
启蒙运动极大促进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自信，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时候有了自信与力量，摆脱宗教对人的控制，这是人类将自己从毁灭的边缘再次走向救赎的道路。
然而，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化了人，人反而成为了人格化的资本逐利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发展再次将灾难带给人类，最典型的莫过于二十世纪两次具有毁灭性质的世界大战。当时代的发展偏离了启蒙的精神，文明的进步终究走向其对立面。
反观这“救赎与毁灭”的历程，我们总是从一个好的起点走向一个坏的终点，总是不断由救赎走向毁灭。因为害怕绝望，所以反抗绝望，却又导向另一个绝望。
其实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在生活规律严格且节制消费的中世界修道院里，理性的经济运营一旦充分发挥其效用时，所获取的财富不是直接——像教会分裂之前那样——朝着贵族化的方向堕落，就是使修道院的纪律濒临崩溃的危机，以致必须着手那一再反复的‘宗教改革’。事实上，修院纪律的整部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与财富世俗化的问题相抗争的循环史。清教的入世禁欲亦是如此，而规模更大。”“那些强而有力的宗教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首要在于其禁欲的教育作用——全面展现出经济上的影响力，正如卫斯理此处所说的，通常是在纯正宗教热潮已经过了巅峰之时，也就是追求天国的奋斗开始慢慢消解成冷静的职业道德，宗教的根基逐渐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现世执着所取代。”
在阅读《资本论》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韦伯论述宗教对于资本主义的影响，宗教的禁欲说、天职说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宗教对于人的束缚放松，启蒙运动使人的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那为什么会出现马克思描述的资本家对于工人无情的压榨与剥削呢，即便是改革后的宗教，人们需要不断努力工作积累资本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那为什么会变成无情的资本家无视人的苦难与人的价值的沦丧呢？难道宗教就仅仅教会这些资本家不断积累剥削吗？宗教的关怀到了哪里？宗教是如何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中被剔除的？这些问题是马克思和韦伯著作中的一个衔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是这样解释的“基督新教的禁欲并未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虽然如此，它不仅最强而有力的深化了此一观点，而且为此思想规范创造出使其影响力得以发挥出来的、最具关键性的一股力量，亦借着认定此种劳动为天职、为确证恩宠状态最好的——最终往往变成唯一的——一种手段的这种想法，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心理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基督新教的禁欲又视企业家的营利为天职，从而正当化了这种特殊劳动意欲的剥削利用。因视旅行劳动义务为天职而唯独天国是求的努力，以及教会纪律自然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的严格禁欲，必然多么强有力的促进了资本主义意义下的劳动‘生产性’，是很明显的。” ——《救赎与毁灭文明进程的辩证法哲学——基于韦伯和马克思的思考》


十月份阅读书目:

《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
《支配社会学》广西师大出版社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大出版社
《社会学关键词》广西师大出版社
《学术与政治》广西师大出版社
《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
《马克思韦伯：经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 斯威德伯格 瑞典
《涂尔干死了》广西师大出版社 [美]阿瑟·阿萨·伯格
《马克思传》



理解韦伯


我们理解历史人物总有一定的难度,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复杂的思想性,还有因为时代的变迁,处于不同时代的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不同,但往往难免会拿我们时代的思维去思考他们,这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造成了对历史人物的片段化了解,因此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了解需要尽量将其还原到他所在的时代,同时也要多角度的思考,发现其多面性,从而收获到一个立体的人。

一、时代中的韦伯

1、韦伯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大发展大扩张的时代，德国在此时刚刚完成统一，韦伯出生于1864年，而德国的统一是在1871年，韦伯对于当时的德国常怀忧虑之心，一方是容克地主阶级的代表俾斯麦带领德国走向了统一，他们政治手腕成熟，掌握着当时德国的决策权，但是这一阶级是经济上的没落贵族；另一方面掌握经济权利的阶级虽然代表着时代的潮流，但是其在政治上又相当的成熟。他忧虑到无论哪一个阶级掌权都难以带领德国在这个大扩张的年代里快速前进。
2、社会科学逐渐专业化，法学地位下降，经济学和社会学逐步成型，并且受自然科学发展启示的实证主义思潮占据优势地位。
韦伯早先学的是法律，并且在1891年的时候到柏林大学从事法学教职，但是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却将兴趣点转移到了经济学上，并且于1894年接受了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职。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向呢？能解释的原因有一下几种：其实韦伯的学术兴趣及其广泛，在1892年的时候他参与了社会政策协会的一个调查，是调查易北河以东德国农业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对德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具体分析。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知识界对思辨型的学术传统进行批判，人们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实证主义思潮占据优势地位，而经济学的发展正好符合了这一潮流，作为传统的学科，法学地位极其尴尬，甚至一度被排除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科分类之外。另外，玛丽安娜在写韦伯传的时候，对于丈夫的这一转向，提到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富有弹性的学科；经济学处在学术领域的交界地带，可以直接通向文化史、思想史及哲学问题；与法学思想的比较形式化问题相比，经济学的政治指向和社会政策的指向更有成效。
3、当时的学术背景是德意志的历史经济学派和奥地利理论经济学派处于激烈的交锋当中。历史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雪尔、克尼斯和施穆勒，其中克尼斯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时的经济学老师，韦伯受其影响也比较大，而施穆勒是新历史经济学派最主要的代表，这一学派对于德国的学术界影响非常大，施穆勒本人和德国的教育官员关系非常好，经常借此关系排挤理论经济学家在德国从事教职。
施穆勒的主张是：经济学家从具体的个人出发（心理学），长期搜集事实（经济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应用所有事实，努力进行普遍化的总结（经济理论），他认为经济学应该由经济理论、经济史和个体心理学组成，并且在他的学术中经常将伦理学引入分析之内。
理论经济学的代表门格尔主张：经济学应集中在非常有限的领域之内，必须从整体的社会中分离出来进行分析。他认为经济学应该分为：经济学的历史科学（经济史、统计）、理论经济学、经济学的应用科学（经济政策、财政），与施穆勒不同的是，门格尔区分了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和处于政策目标的经济学。
在施穆勒看来，经济理论学家的错误是努力将经济与社会分开。韦伯在经济学的主观领域上，立场更为接近施穆勒，在应用理性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上，他更接近门格尔。历史经济学派和理论经济学派有好几次大的争论，其中的方法论之争主要是：分析经济现象时主要依靠历史还是理论；不同社会科学在一般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经济学的主观领域由什么构成。在韦伯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他写的好多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章针对的就是对施穆勒的批判，如价值判断之争、价值与事实的区分等。

二、学术中的韦伯

韦伯的学术生涯受时代的影响很大，他的学术思想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是1890年代，在这一时期韦伯由法学转向了对经济学的关注，从做社会政策调查，思考德国政治经济转型问题到思考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古代农业社会问题，从经验调查、具体研究入手逐步思考宏观问题，他的中期思想是1903年到1910年，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成就就是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了一系列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章以及开始了《社会经济学大纲》，他思想的后期主要是从宗教社会学入手，开始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宗教思想进行分析，以探究西方文明产生的原因。
韦伯的学术思想受当时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他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他对于很多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问题思考的更加透彻，这也得益于当时的新康德主义。1902年李克特《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为韦伯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争提供了哲学和逻辑学基础。19世纪末，德国学术界中以“返回康德”为口号的新康德主义分为两个学派，一个是马堡学派，一个是以海德堡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为主要阵地的西南学派。属于西南学派的李克特认为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最基本的困扰，我们的概念与外在现实中间似乎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我们形容描述外在现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概念和现实中间有一个跨不过去的非理性断层，此刻觉得这个情况是现实，时间一过，又觉得什么都在变化；在空间上，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周遭是现实，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之外又有一大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它们也是现实。现实的变化无穷无尽，是否永不可知？
非也，人是理性的动物，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人类会使用概念去改造现实，把现实的某一部分划出来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去研究它，可以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追求概念与现实的统一。概念改造现实的方法有两种，现实是连续的差异性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使得它是一刻接着一刻的，我们不能说这一刻的现实与下一刻的现实是不连续的，我们的每个感觉活动上都有他的连续性，但也是有差异的。因此，第一种改造现实的方法是可以把现实改造成同质的不连续体，即从性质上看，这些东西都是同质的。比如说一块石头，虽然会经过风雨冲刷几百年，虽然它的大小形态等会有变化，但是始终没有改变它是石头这一本质。
第二种改造的方式是把它变成异质的连续体，把握住现实里时间的连续性这一特色，在认识上将之作为一些分隔，结果每一段时间跟另一段时间都有所差异，这个就是“历史”，因为时间不同，历史不能重复，历史的每一刻都很特殊。
李克特用这两种改造的方式来突出自然科学的方法（同质不连续体）与文化科学（异质的连续体）之间的研究不同。韦伯吸收了李克特对于本质的看法，但认为李克特这样的分法会使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变成完全不谈的两套方法，这容易画地自限，从而拒绝一些科学的方法。韦伯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只是不应因为对象不同就有所不同，认为社会科学是经验的科学，人类经验包括自然也包括文化，若要了解现实就不能简单的对立划分，要回理解与解释。研究人的社会行动时，不仅要对于人的主观意义要理解，还要会解释。韦伯的理想类型等概念的提出也是以次为基础的。

三、政治中的韦伯

韦伯一生都与政治息息相关，从儿时深受父亲影响的家庭环境到大学时期就如兄弟会，再到后来服兵役，一战期间筹备战时医院，战后又积极奔走凡尔赛……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意识。在学术中他提出价值中立，尽量避免价值判断，以求达到冷静客观的认识；在政治中，他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批判那些分不清价值和事实，将其混成一团的学者。他深沉的爱着自己的民族，同时又对民族和国家充满着忧虑之情，他对德国统一后的政治厌倦忧心，对市民阶级的不成熟忧心。他的这些忧虑不禁让人想起了另一位有着更大关怀的马克思。
如果说韦伯是以为称职的德意志公民的话，那么马克思则完全称的上是以为世界公民。
他们二者的立场不同：韦伯在政治上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之上，思考德意志的民族利益和未来，学术中不拘于一隅，对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积极审视；马克思则是站在人的立场之上，审视在资本主义发展下人的异化，思考如何获得人类的解放，马克思的立场更为宏大。
他们两人在观察中也有交集：韦伯提出理性化，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趋于形式理性化的过程，更加注重工具理性，其后果是最终造成人类理性的牢笼；马克思思考更多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化的结晶——商品，而商品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将人的异化，造成人的悲剧。
韦伯、马克思的关怀旨趣不同：韦伯在剖析社会之时，寻求理解和解释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文明，他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之上，对现实关注，却又难免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马克思同样在剖析社会，他看到了人的困难后，忧伤之余思考的是如何改变社会，实现人的解放，而这也必然会赋予他共产主义者的昂扬斗志，赋予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革命乐观主义者精神。
他们对于工人阶级的看法不同：韦伯对于工人阶级看的比较现实，他认为德国的工人阶级没有英国工人那么长的斗争历史和经验，因此德国的工人阶级是不能掌权的，他们没有行动的魄力，没有民族主义者的激情，其在政治上又远不成熟，他们的掌权是德国的灾难；马克思看到的更为理想乐观，他赋予了工人阶级以解放人类的使命，与当前的现实相比，他更看重的是未来。

四、理解韦伯的路径

1、 历史地理学思维
韦伯在很多作品的论述中充分运用了其历史地理学思维，而这使得他的作品思维逻辑极其严密，让人不得不信服，因为他并不是找寻单一的决定论，而是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找原因。因此，在理解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思维去审视作者的思想。
2、 社会科学思维
我们要学会在阅读韦伯的作品当中，试图了解作者的学术构建、方法论，并且要善于总结其论证方式，这对于训练我们的思维非常重要。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还有利于我们把韦伯思想与其他社会学大家的进行对比。
3、 人生历程的理解思维
每个人的人生历程都是独特的，都有其丰富复杂的一面，历史人物尤为如此，对一个人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往往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了解一个人，明白其人生历程非常重要，毕竟这凝聚了这个人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而这又深深影响着作者的思维，这种方法使我们会明白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的必然性，而不是将其神化。
4、 知识考古学思维
语言很是奇特，它在表达着我们的想法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建构着我们的世界。对于语言的这一特色，二十世纪以来很多的社会学和语言学大家已注意到了这一特点。如福柯的《词与物》，如结构语言学大师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使用了这一方法，比如他在论述路德对于“天职”一词的翻译对于新教的影响时。这种思维对于我们往往会有很多新的启示。
韦伯是人不是神，他的民族责任意识，他的学术专注精神，他的学术之路都值得后人万分敬仰，最后，引用陶渊明写的《挽歌》结束对于这一伟大人物的敬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以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韦伯的书已经基本上读完了，总体的感觉是越到最后对他的理解越深，之前看不懂的在后来的阅读中慢慢地找到了思路，前后印证，对于他的思想也有了更多的关联性了解。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读书，逐步的摸清了韦伯的学术思想的变化与分期，从更多层次上对于他有了认识。
刚开始读韦伯的时候一直接触的都是广西师大版本出的那些书，总觉得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滔滔不绝的论述着西方文明逐步走向理性化的过程，对于宗教、法律、社会、政治等都有着很深的见解。
韦伯的学术思想脉络

韦伯的学术思想史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他通过博士论文《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到1897年发表《古典西方农业社会状况》，这一阶段中，他在学术界表现出了他的天赋与学术敏感度，这一段时间他的主要成就是1891年发表《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和私法重要性》从而获得在柏林大学的讲师资格，1892年的时候他受到社会政策协会的委托，分析德国东部农业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对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从而开始对德国的政治经济转型进行具体分析；1894年的时候韦伯放弃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到弗莱堡大学出任经济学教职，1895年他在弗莱堡大学发表了重要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明确阐明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及其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强调经济学是一门政治科学，这也为后来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考奠定了基础；1896年的时候他发表了《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年之后，由于家庭等的原因，韦伯陷入了长达六年的精神问题当中。
这是韦伯第一阶段的主要事迹及其文章，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考察对于韦伯思想后来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韦伯的思想在其去世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但在二战后的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为建构社会学理论系统的需要使得韦伯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美国化的阶段，韦伯思想的海外热引起了德国社会学家的重视，开始了重新对于韦伯思想的理解，从而德国本土的韦伯思想也经历了去美国化的阶段，注重从将韦伯以及问题意识放在其本身的时代进行考察，注重于对韦伯的文本脉络的研究。而中国的韦伯思想又是从美国引进韦伯作品，因此对于他的理解，我们不免又隔了一层，对于其作品片段化的阅读又使我们难以将其思想放入时代之中，这也影响到了我们对于韦伯的理解。
通过对于第一阶段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韦伯的学术研究面非常的丰富，经历了从法学、史学到经济学的转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型呢？这和当时欧洲整体的学术氛围有着很大的关联。
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实证主义对法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由于法学缺乏实证性，法学研究有助于维护既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却无法对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正如韦伯传中，玛丽安娜对他到弗莱堡任职写道“与法学相比，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仍然是富有弹性的和年轻的。此外，经济学位于一些学术领域的交界处；它直接通向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哲学问题。与法学思想比较形式化的问题相比，经济学的政治指向和社会政策指向会更富有成效”。
韦伯对于经济学的转向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只会见风使舵的媚俗者，他对于当时经济学的研究就有着很深的批判，比如他在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就职的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就对当时的经济学家批判“经济学家到处都在作出价值判断而且毫无羞愧之心。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都缺乏自觉地自我审视，往往对于自己判断中的矛盾毫无意识，因此每当他试图以一般的术语来表达他的独特经济学判断原则时，他也就立刻变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韦伯提出价值中立，但他却不抱守陈规的，而是能把研究得出的是什么与研究者认为的应当是什么区别开来，在民族国家利益面前，他有着坚定的立场。当普鲁士东部逐步为波兰人占据时，他坚定的提出要关闭东边大门，来维护日耳曼人的利益。当很多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正义而使人类达到生存的“愉悦平衡”时，韦伯看的更为深远更为现实，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工作只有以利他主义为基础才有可能，即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后代人收益，而不是当代人的丰衣足食，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培养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而非天真的对一些价值顶礼膜拜。所以，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不必拘泥于条规之中，说的更为透彻一些就是“每当我们认为自己最彻底的逃脱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时，恰恰也就是这种局限性最强烈地束缚我们之时”。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韦伯所思所想并非浮在天上，而是有着深沉的民族厚重感与沧桑感。从他的这句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后来他所思考的理性化问题及其困境。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开始思考的理性化问题，并非是凭空得出，而且他所考虑的理性化牢笼问题也不是没有根脉。他对于理想化的思考有着深深地忧虑，忧虑人们在为自己编制一个理性化的牢笼。眼前关于价值中立等等在民族经济政策上的影响不正是如此吗？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春秋公羊传》中的一个故事：宋楚为了中原霸权，于泓水大战，楚军劳师远征，开始渡河之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敌众我寡，可半渡击之”，宋襄公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等到楚军全部渡过河开始整军列队时，公孙固又建议说趁楚军队形混乱可以出兵，但是宋襄公却说“不鼓不成列”，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大败，宋襄公不久死去，宋国也沦为二流国家。我们不妨置身于那个时代之中，如果说周礼代表一种理性化之时，处于变革之际，对于理性的迷信不免又将人困入牢笼之内，所以当我们以为自己逃脱了自身的局限性，为自己的理性思维自鸣得意之时，这恰恰也就是这种局限性最强烈的束缚我们之时。孙中山那句话说的好“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流露出了自己对于德国的忧虑之情，他在说明德国应该关闭东边大门，重新审视经济政策，突破政治经济学中的庸俗看法的同时，还表达了对于德国民族政治意识者的担忧，“由一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实行政治统治是危险的，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是有悖于民族利益的。但是更危险的是，那些已经开始掌握经济权力从而跃跃欲试期待接管政治统治权的阶级，却远未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以掌握国家的航向。”
韦伯学术思想的第二阶段开始标志是1903年他开始发表第一篇方法论文章《罗雪尔的历史方法》，在这期间他开始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方法论的著作，1909年的时候出任《社会经济学大纲》的主编，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发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批评》，同时也思考新的研究方向。
韦伯关于《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中刻画出区别科学和信念的很细微的线索，阐明了社会经济知识动机的意义。他指出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依赖于并且仅仅依赖于既定的实在按照范畴得到整理，而这种范畴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亦即表达了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和意义上是主观的，并且是受到惟有经验知识才能提供给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前提制约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的学术生涯中成就很大，围绕这本书的争议也很大，但是无可否认这本书在解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关于这本书，我觉得他的论述风格很值得我们注意：比如说道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障碍的时候，韦伯提出了传统主义心态，什么是传统主义心态呢？他说道人们并非天生就想要赚得越多越好，而是想单纯的过活，过他所习惯的生活，而且只要赚到足以应付这个的生活就好。因此，通过提高报酬来提振人们的营利心无疑是失败的
反其道而行：借降低劳动者的报酬来迫使其比以往做更多的工才能得到向来所得 低薪资和高利润之间有连带关系 资本主义信条：低薪有效，可以提高劳动成果 但是这个效果是有界限的，低工资不等同于廉价劳动，不足生理所需的薪资会使劳动效能下滑，无法成为资本主义支柱 因此，不仅绝对要有责任感，而且一般还得具备一种心态，即至少在工作时除去不断计较怎样才能最悠闲最不费力又能赚到同样薪水的想法，并把劳动当做绝对的目的本身 使工作成为天职 而这之能事长年累月教育过程的结果 宗教教育与适应资本主义的能力有关联性。

韦伯的论述逻辑链条非常的长，这也是他的特色，不仅在这里，他早期的作品中也是这样，比如《论西方古典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 城邦文明（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的中心，沿海，有一定的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与城市经济相对的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以奴隶的非自由劳动为主） 罗马帝国不断扩大内陆地区，人口重心转向内陆，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奴隶 奴隶劳动成为维持罗马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大地主是城镇居民，由非自由身份的管事来管理庄园里的奴隶，奴隶成为会说话的工具，没有家庭生活，庄园因此需要不断补充奴隶，同时还存在很多拓殖农，有家庭生活） 罗马帝国条顿堡战役败于德国，停止向外扩张 奴隶供应因此停止，人力短缺 奴隶主允许奴隶有自己的家庭，进一步将奴隶变成世袭家仆 形塑社会最底层的阶级的各种制度发生变化，奴隶身份上升，成为非自由农奴，拓殖农地位下降，同样成为农奴，并且身份地位被法律确认 为说明这些，韦伯又论述了罗马公共行政的性质……

由此可以看出，韦伯的思维及其缜密，他深厚的史学功底使其在论述的过程中环环相扣。他论述时的一个很大特征就是，凡有问题，皆不是直截了当的给出原因，而是以不同的视角论述其因果相连，如果要论述A，则需要说明B，为了让B更充分，又谈到C和D，而C、D又与A有着间接地相关。既然已经论述到B，不谈C/D可否，不谈的话又显得论证不足，可能还要影响接下来的E。总之，你所可能提出问题的地方，他都给了回复，让人很那找出破绽，这不得不让人信服。


九月阅读书目：


《法律社会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教与道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法律与价值》 李猛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 本迪克斯 刘北成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伯的作品还是比较难理解，尤其是系统读的时候，发现看过之后很难将他所讲的东西串联起来，刚开始读的时候尤为困难，读的时候都是先读一章，然后再回过头来大概的看一下，将这一章的内容摘抄一下，到最后感觉还是好了一些。
要了解韦伯，就得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郑戈对于韦伯所处的时代有着这样的概括：那时德国乃至欧洲都处于动荡不宁的的状态，有四个问题始终困扰这韦伯那一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即自由主义的衰落，社会主义的成长，实证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文化悲观主义的蔓延，而这也成为了韦伯一生的学术活动的主要背景。
韦伯对于西方文明独特性的探讨学术事业由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形成，一方面是他通过世界各大文明的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组织方面进行历史性的比较研究，揭示出西方文明中所特有因素，并借助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把这些因素提炼和概括为几个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他又站在西方文明的内部，探寻这些独特因素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和社会根基。
本月读的《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的类型学》《法律社会学》主要是韦伯对于西方文明内部的探讨。在《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中，韦伯关于经济史研究的任务有三项：第一研究某一时期的经济功能是如何分配，如何专门化与如何结合，第二在此情况下被占有的功效与机会是做家计利用还是做营利利用？第三，在经济生活中，合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韦伯以历史的脉络，探讨了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各种经济形态以及发展的条件。
韦伯把人的社会行动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单元，他既不同意实证主义把人类行为化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做法，也不赞同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他的研究方法试图综合客观性的说明和主观性的解释。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体现精神价值的意义世界，所以在说明社会行动之间因果关系的时候，客观性并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社会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使社会事件及其关系结构变得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并使得这种理解能获得交流赢得共识。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工具理性取向的行动、价值理性、情感取向的行动和传统取向的行动。在探讨社会规则的方面，韦伯认为使人类集体生活得以有序进行的主要规范有三种：习惯、惯例和法律。习惯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从的规范，而一旦有一种社会义务附加到这种习惯之中，就成为了一种惯例。而法律是一种由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知识，统治阶级正是通过不断攫取对导向性知识的垄断权从而更大限度的掌握权力，这一动机也是使习惯逐渐为法律所取代的原因之一。
在支配社会学中，韦伯指出支配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它是某种特定的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为了把统治与暴力控制区分开来，韦伯把正当化的统治称为权威，并从理论角度为这种统治形式确立了两个基本特征：一、自愿服从，二存在一套支持统治正当性的信仰体系。值得一提的是韦伯的方法论——理想类型，研究者的问题结构中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而理想类型本身也必须能够对研究现象所包含的意义结构做出解释，这使得理想类型的方法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相区别，另外，理想类型的方法目的不是侧重揭示各种现象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而是主要在于辨析他们之间的差异。
正是在这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基础上，韦伯提出了传统型支配、卡利斯马支配和法制型支配的概念。我们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历史，市场经济的兴起、传统家族制社会关系的解体以及个人魅力型统治的非长久性使官僚制的出现和蔓延成为了一种难以避免的命运，这使得个人行为和社会运转都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当然，这种有序状态的负面效应就是社会越来越变得像一个铁笼，被囚禁于其中的个人变成了制度化的个人，他们越来越需要秩序，如果这种秩序发生动摇，他们就会惊慌失措。
马克思与韦伯的分歧，马克思从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最终发现对人类生活起决定作用的乃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但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并不是由单一的经济因素决定的，而是处于宗教、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之中，韦伯承认经济因素在法律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否认法律就是经济力量的直接产物。
人类的集体生活是需要秩序的，古代希腊罗马人民选择法律作为组织社会秩序的主要规则，因此发展出了不同其他文明独特的秩序范式，这就是罗马法的开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产生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法律家群体，他们专门解答法律问题，传授法庭技巧，研究法律原则，促进了民族法律思维的产生，即动态的法律知识生成机制，这就是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法律科学。《法律社会学》这本书还有很多我都看不明白，至今都搞不清楚韦伯对于法律的四种分类：形式理性法、形式非理性法、实质理性法、实质非理性法的概念，对于自然法也不是很熟悉，这些都阻碍了对这本书的理解。
感受：不得不承认韦伯是学术上的集大成者，他的知识面太为渊博，对他的书是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月就这样硬着头皮坚持下来，或许第二个月读宗教社会学时会好一些。至今为止，对于韦伯的著作我还是很难做归纳和总结，以至于每读完一本书的时候感觉有的看明白了，有的不明白，这本书讲了什么，却很难说出来。



六到八月阅读书目：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金观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第二、三卷）孙皓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黄宗智 法律出版社
《地权的逻辑》贺雪峰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解读苏南》温铁军 苏州大学出版社



五月阅读书目：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著 渠东译 三联书店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涂尔干著 渠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著 渠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孟德斯鸠与卢梭》涂尔干著 李鲁宁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欧洲中世纪史》霍利斯特、本内特著 杨宁、李韵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本月读书回归到对西方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涂尔干著作的阅读，读涂尔干的书最大的一个感觉是其对于问题的剖析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逻辑非常明晰。就拿《社会分工论》来说，他的研究是先考察分工的功能，即与之相应的社会需要，其次是确定分工产生的原因以及条件，最后再探讨生活中反常形式的分工与正常分工做出区分。涂尔干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对所研究的事实做出区分，即通过对于定义、概念的历史界定，从而明确研究范围。在关于自己观点的陈述当中，他也会采用历史分析的技巧，对于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实做出区分，最明显的就是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他指出要想深刻的理解一种规则或制度，一种法律准则或是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的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因为在其现实与过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乱伦问题为什么会被禁止以及被当成不道德行为的一种，涂尔干认为历来的解释都是模糊不清的。而之所以出现这样不清晰的原因，在涂尔干看来就是研究方法的失败。传统的分析都是从当前的个人生活状况或者社会状况寻找答案，然而，涂尔干认为这样是无法给出好的解释的，他觉得从起源上寻找答案，回归到历史当中，可以找出更合理的解释。
我觉得对于涂尔干的理解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浅显的层次，在读书中我也发现了自己在知识结构上的缺乏，这些知识结构的缺乏也限制了自己的理解力，比如说在阅读西方经典过程中，由于对于西方的近代的历史不是很清晰，对于近代西方生活方式缺乏了解导致在阅读过程中出现障碍，尤其是一些在其看来比较普通的事情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就加大了理解的难度，造成对于其思想的把握缺乏深度。因此，自己在这个月也看了一本《欧洲中世纪史》，这个本将欧洲中世纪1000年分为了早、中、晚三期，第一阶段主要是讲罗马皈依基督教之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日耳曼文化相融合，促成了欧洲的诞生。第二阶级是中世纪盛期，城市兴起，政经文教逐渐发达。第三阶段两百年主要讲述教廷分裂，英法百年征战，疫病流行，一片颓败之势。而瘟疫过后，欧洲文化重又焕发生机，宗教革新，文艺复兴。这样大概上对于欧洲中世纪也有了了解，对于理解西方著作还是有些帮助，当然仅仅这些对于西方经典的学习也是杯水车薪，我也打算在阅读完社会学经典之后通读一遍欧洲史，为以后的路打好基础。
同时，对于人类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在理解《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之时出现困惑较多，因此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也觉得是一个检验自己的过程。通过这个月关于涂尔干书的阅读，我觉得他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在阅读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他的著作中的方法可否拿来解释中国的现实，或者拿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毕竟我们读书学习并非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是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前而言，这些对于我来说更多的还是困惑。因此，我想在下一阶段加紧阅读，对于史学和大家著作还是需要结合一下，以便将阅读置于一个特定的语境环境之下，更好的了解西方。




四月份阅读书目：


贾平凹：《秦腔》 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重读）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重读）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卷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涂尔干：《自杀论》 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一、《秦腔》《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如何研究中国》读后感
这几本书的阅读是我在本月写作毕业论文期间的一个对自己下乡生活的一个思考，我想不管什么学科，都有一大批人从各个角度关注着我们的人类社会。大家都熟悉社会学家里的曹锦清老师，他的《黄河边的中国》朴实之间透露着对中原农村的思考，贾平凹作为一位作家，他的《秦腔》对于关中农村的思考深度并不亚于曹锦清老师。《秦腔》既可以作为一部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阅读，也同样是一份对于关中农村的全景式调查报告。
《秦腔》是贾平凹以自己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通过叙述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三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家长里短、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小说采取“疯子”引生的视角来叙述，以两条线展开，一条线是秦腔戏曲在清风街人心中地位的变化，另一条线索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清风街有白家和夏家两大户，白家早已衰败，但白家却出了一个酷爱秦腔戏曲的演员白雪，白雪嫁给了夏家的儿子夏风。夏家家族两代人主宰着清风街，老的一辈夏天义、夏天智为代表，年轻的一辈以夏天仁的儿子夏君亭为代表，两代人在坚守土地与逃离土地的变迁中充满了对抗和斗争。
土地是农民之根这一传统观念在分田到户之后经历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土地依然是供养亿万中华子女的粮食源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得农民依靠种地又实在难以养活自己。围绕着土地的去留在社会转型期给人们造成了心理割裂，几代人对于土地的不同看法成为了家族中不可逾越的鸿沟。是是非非的纷争面前，我们很难说清谁是谁非，唯有把这一切置于时代的发展脉络之下，或许还能理出一些头绪。贾平凹的《秦腔》不是无病的呻吟，更不是在故纸堆中的寻章摘句而成，没有对于当下社会种种矛盾的思考，没有在农村经历过这些难以分清是是非非的变革，没有对于生活的深刻体验，是写不出这样优秀的作品的。
《秦腔》中夏天义“一辈子都是共产党的一杆枪，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土改中他主持分地，公社化时他又砸着界石收地，“四清”“文革”里他都没事。改革开放后，还是他给村民分地，办砖瓦窑，示范种苹果。“夏天义简直成了清风街的毛泽东了，他想干啥就要干啥，他干了啥也就成啥，已经传出县上要提拔他去乡政府工作了。”就是这样一个在村庄中威望甚高的人，因为反对县里修路占用耕地而起来抗争，结果被迫离开了村支书的位置，结束了自己的前程。夏天智处事灵活，在村里和县乡里威望很高，这不仅得益于他做小学校长时积累的声誉，还与他的儿子夏风有关。夏风最早成为了村里走出去的能人，凭着一杆笔在省城立足，还成了县市领导的座上宾。夏君亭是因为夏天义离开村支书位置时被调回村里做村主任的，他在年轻的一辈中做事还是有些魄力和胆识，虽然他做事有时会耍些小聪明、排挤村支书秦安等，但在他的心思中还是一直想着清风街的发展。
《秦腔》从一开始就将夏天义、夏君亭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分别是夏家两辈人中的能人，又先后做起了清风街的支书。虽说夏家老一辈的关系特别的好，夏天义、夏君亭之间也没有私人的恩怨，但是因为在村庄发展道路上的分歧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很多的纠葛。夏天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传统农民，他把土地看的特别的重要，农民的根就在土地，离开了土地农民的生存还有保障吗，农民的生活还有意义吗？因此，虽然在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他还是领着村民在七里沟淤地，他的下台也是因为抗争修建公路占地，七里沟变百亩良田的梦想也就成为了幻影。夏君亭在当上村支书后，也开始了自己发展清风街的设想，在他看来土地虽然解决了温饱，但是清风街的人们生活依然贫困，村级债务越来越重，解决贫困的办法就是发展商业，于是他就开始实现建立清风街集市的设想。最后，清风街的集市的的确确发展起来了，因为地处312国道边上，也吸引了不少的人。清风街“热闹”起来了，有了丁霸槽的酒楼，有了做皮肉生意的女人，有了打劫往来司机的混混，也有了邻里无尽的纠纷。
夏天义、夏君亭之间有真正的矛盾吗？没有，他们作为村庄的领导者也都的的确确是在为着村庄的发展努力。倘若夏天义藏着自己的私心，又何苦带领大家反抗修路占地，又何苦断送自己到乡政府发展的前途。倘若夏君亭藏着自己的私心，他又为何放弃在乡农机站的工作回到村里，他完全可以像夏中星一样一步步向上斗争、攀爬，直到坐上县长的位置，要知道他的条件比夏中星好得多。夏天义像一位殉道者一样，顽强而又执着的坚守在土地上，带领着疯子引生、哑巴还有忠诚的狗来运，凄凉而又孤苦奋斗的背后是传统农民对待土地的执着于热爱，然而这样的结局显得是那么的落寞，令人心酸。
《秦腔》的背后是中国无数个农村的缩影，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发展道路该如何去，贾平凹思考了很多，但是最多的还是看到的无奈。“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然而长期以来，农村的发展滞后，农民成为了最贫困的人群。国家实行改革后，农村最早开始了变革，分田到户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也为城市变革提供了思路。但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
正如夏天义、夏君亭之间的争论那样，是继续守着土地，还是步入市场。传统与现代断裂的背后给农民心中打了无数的结。当整个社会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之时，农民的生存进入了更大的困境，一方面土地真的无法使农民支付在现代生活中高额的生存成本，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各种习气与风俗瓦解了传统的道德体系，该遵从什么不该遵从什么，什么是什么是耻也没有了规范与标准。对于许许多多中国大地上的农村来说，“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
农民在现代社会的夹缝中艰难的生存，守着土地是不行的 ，但是进城就可以了吗？贾平凹在后记中谈起自己的家乡中说道：“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过两个，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囚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事公安局来了一车人。”农村的发展同样让人感到心酸，“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
“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作者在最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疑惑。贾平凹用笔端写出了他的困惑，清风街也不仅仅是故事中的清风街，是中国无数农村的缩影。“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但水中的月镜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水中月也好，镜中花也好，作者在创作中实现了自己的道义担当。文学也好，社会学也罢，无论如何都离不开的是活生生的现实。没有现实，就没有创作，更不可能有什么灵感。真正的作家敢于直面人生现实，敢于正视人间疾苦沧桑。
我们都知道，长久以来土地对于农民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包括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政治得失都与土地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我们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于农民而言，手中有地，心中不慌。土地是农民的根，只要土地在手，进退皆可。直到现在，农民进城务工的底气仍在于此。对于国家而言，中国长久以来的小农经济，是国家稳定的一大法宝。尤其是人口众多这一特殊原因，使得历代政府都不得不在土地问题上格外审慎。
农民进城务工的逻辑是传统的依靠土地的收入难以应对消费主义浪潮下的各种支出，农民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收入。土地收入可以满足基本上的生活需求，打工的收入用来应对各种支出。在农民进城务工的浪潮下，也有一部分幸运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机遇真正的留在城市里，过上城市人的生活。而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终究是要回到农村的。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东部沿海有很多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却没有产生大的波澜，原因就在于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失业后回到家乡仍旧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可见，在现代主流观点下一直遭受批判的小农经济并非一无是处，它所起的稳定作用不得不让我们对当前的各项政策展开反思。城市化战略的目的是减少农民，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可是现代的工业文明是否能抵挡住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风暴，能否让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保持稳定，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开宗明义的说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源于几千年来黄河长江哺育下的中华儿女对这片土地的认同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中华儿女对于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又死于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无论城乡、无论贫贱，都挥之不去的是与土地的情缘以及恩恩怨怨。就更不用说祖祖辈辈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了，土地就是农民的根，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像一颗漂泊的蓬草没有归宿，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兴衰无不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一个朝代的土地兼并愈发激烈时，这个朝代也就蕴藏着巨大的治理危机，或许很细微的事情都可能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朝代的更替。农民对于土地的追求是狂热的，但也是自然的，毕竟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孕育了太多的人口，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与土地结缘，形成了中国传统农民勤劳、简朴、节俭、保守的性格，因为与土地结缘，注定了我们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是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社会。

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卷一）、 《自杀论》读后感
对于孙皓晖老师的书，我是一如既往的喜欢，这套《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是他的新作。 社会学要研究中国是离不开传统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经典思想都是滥觞于先秦时期，儒、墨、道、法、兵以及刑名、纵横家等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不仅后世难以超越，我觉得在今天还是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只是觉得目前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一提传统就是儒道，似乎其他的都微不足道。这种舆论的误导对于我们了解我们的传统是十分不利的，所以也就造就了一批学孔礼、着汉服、念四书、拜雕像等种种现代式闹剧。孙皓晖老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原生文明”的概念，希望以此来重新认识我们民族国家的历史。
本月对于社会学经典的阅读只有涂尔干的《自杀论》，作为《社会分工论》姊妹篇，涂尔干对于自杀的非社会因素和社会因素都做了细致的分析，并且把自杀的类型分为了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宿命型，期中各种数据的列举也使得实证主义真正的为社会学所用。接下来的读书计划是五月份就完全的转入社会学的经典阅读，希望通过对于涂尔干著作的阅读来总结出他的思想。

感觉很有分量~继续努力~

很厉害！是要加紧经典阅读了！加油！

很有人文气息，加油

不错不错！读得很有体会。做好论文就赶紧读经典哦！

很不错，看出来底子打的很坚实！学习

向你学习呀！！

小说背后见现实，很厉害~希望看到更多对理论的解读~加油！

很深刻，不错

读得很好！干脆把涂尔干的书读完了，然后转战韦伯。读得吃力很正常啊，积累起来，以前不明白的自然又明白了。感想也很好！

读书就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积累的多了，自然就能把知识串联起来了，不错！

Quote:

引用第10楼陈盼盼于2012-06-05 13:33发表的  :
读书就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积累的多了，自然就能把知识串联起来了，不错！

对，这是我们通过读一年的书以来，最真切的一个感受。你的起步走得非常好，也很稳当！期待经过这样的阅读，一年后的变成牛人的你。

看来读的很扎实，初步系统阅读一定要扎实，虽然我们不强求全部理解，但是扎实的基础是以后腾飞的必备基础

初读涂尔干有自己的理解，很不错，继续努力！

读得很有体系，三大家是重点，以后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在对他们进行回应，加油！继续努力！

很有自己的想法，知识是个积累的过程，到一定程度之后，理解也会深刻得多！加油！

阅读很有系统性，思考的也很深入，很受启发，继续加油！

对于读书，你已有了明确的方向，加油。

不错不错  

向你看齐呀！

顶起来！

读得很仔细，很认真。。。才子一个，我们读书会的御用诗人，嘻嘻！

很体系~感觉都把握到了~这个月一起读韦伯，到时候好好交流~

读的很不错……很有自己的思考，目标也很明确……加油

同感同感，一起努力读韦伯，要是可以打个电话和韦伯交流交流就好了~

读得不错哦

Quote:

引用第24楼婷不下来于2012-10-10 23:11发表的  :
同感同感，一起努力读韦伯，要是可以打个电话和韦伯交流交流就好了~

平时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起交流啦，感觉自己闷着看不交流效果不会太好

归纳的很好，期待大家一起读完韦伯，进行交流~~~·

呵呵，大家读韦伯可以先来看你的总结了，学习。

对韦伯认识的很到位~~~等我这个月读完了一起好好交流！~~大家一起继续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