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4.25至2014.5.20
《地权的逻辑》 贺雪峰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农民与市场》 潘维 商务印书馆
《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 姚洋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美]黄宗智 法律出版社
《解读苏南》 温铁军 苏州大学出版社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林毅夫 格致出版社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林毅夫、蔡昉、李周 格致出版社
2014年3月19至4月22日
《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 三联书店
《文化、权力与国家》 [美]杜赞奇 江苏人民出版社
《黄河边的中国》 曹锦清 上海文艺出版社
《告别理想》 张乐天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乡土中国》 贺雪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小农立场》 贺雪峰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 韩丁 北京出版社
2013年2月16日至3月18日
《代议制政府》[英]密尔 商务印书馆
《论自由》[英]密尔 商务印书馆
《功利主义》[英]密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德]尼采 三联书店
《政治学》[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 商务印书馆
《论民主》[美]罗伯特•A•达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主四讲》王绍光 三联书店
《强社会与弱国家》[美]乔尔•S.米格代尔 江苏人民出版社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美]詹姆斯•斯科特 译林出版社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斯科特 译林出版社
古典政治学的困境
古典政治学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性与主权再造思想使古典政治学得以产生，到了社会契约论古典政治学真正建立起来，到了以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古典政治学继续发展，随着边沁、密尔等自由主义的兴起古典政治学达到了顶峰。这之后，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帕累托、弗洛伊德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兴起后，他们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动与批判，为什么到了这个时期古典政治学，尤其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政治学处于低谷，这与古典政治学从产生发展一直存在的两个困境不可分割。
首先，是古典政治学的建构型特征。政治学依然脱胎于哲学、伦理学，而哲学伦理学本身就是一种指向理念世界，针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展开的讨论。相较于指向经验世界的社会学，政治学时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的综合，每一个学说都试图用自己的一套思想来建构一个现实体系（理想政体），这个体系既是指向现实，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现实。将这个理想政体解构之后会发现政治学所有理论都是一种模式，每一套理论都包含着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等构成要素，不同的思想家讨论的问题都是基于这些基本要素，但是每个人却用这些要素建构起来了自己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党等架构，各个政治学理论之间差异正是在这里，就是说他们的差异不在于内容本身，而是在于如何搭建、建构。政治科学产生较晚，它主要是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而我们这一阶段所阅读的古典政治学主要仍是政治哲学，虽然指向的是现实问题，但是依然运用价值评价、价值判断方法来建构理论。这种建构性的理论在发展后期矛盾逐渐出现了，每一套政治理论都在讲民主、自由、平等，但是这种思想一旦脱离作者建构的体系外，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对话需要借助于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平台，这是与后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理论的很大不同。
第二个困境是古典政治学的阶级性，这个问题与它的出身有很大关联。古典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一般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发表为界限，这一时期处于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封建制度逐渐消逝，封建教皇势力衰弱，君主政体下的民族国家形成，国家统一后，交通变得便捷，贸易就变得频繁，城市大量出现，这就产生了一个新兴的阶级：商人。作为第三等级的商人拥有财富、知识后，必然想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地位，旧的等级次序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必然紧接着就会发生人们思想、价值领域的变革。古典政治学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能够成为古典政治学的开山之作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以“人性”为出发点，这个人性是相较于中世纪政治学、伦理学的神性而言的，这是他的第一个进步，第二个就是民族国家与现实主义的论调，开创了政治学理论所要建构的现实体系。这种阶级性就决定了古典政治学发展的几百年，虽然经历了几个阶段，但是理论的构成要素依然是那一套内容。虽然政治学理论内部不断进行着转型，尝试进行突破，如民主从为了获取普选权所要的直接民主发展为代议制政府的间接民主，但是他们始终挣脱不掉自己设下的樊笼。19C中叶后的社会科学家一直对政治学理论持进行着不同角度的批判，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古典政治学建构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在现实中实际上就是不民主。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实际上也是对古典政治学的反叛，韦伯所处的时代是法国大革命后的一百年，这一阶段古典政治学的理论高潮已过，现实却是法国一百年的动乱，古典政治学所宣扬的人民普选权下的民主制带来的是社会的失衡的现实，韦伯的理论是一种反民主的理论。到了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等，都是对古典政治学的叛逆，这也是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不同，社会学的产生天然与整个社会有着亲和力，这一阶段社会学的发展也给政治学带来了新的能量，政治科学逐渐占据主导，尤其是二战后，西方政治学转向社会运动领域，从一种新的国家-社会的视角来研究国家政治问题。这也是对古典政治学困境的一种突破。
补充：上面的两个困境是读书会前一晚列的提纲，当时自我感觉良好，读书会上讲过后班涛与我交流了想法，第二条内容确实写的绕在一起了，用词也没准确表达我的意思，应该分成两部分来讲，修改后的内容等我想清楚再发上来吧~
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1月20日
《论法的精神》（上、下两卷） [法]孟德斯鸠 商务印书馆
《人权论》 潘恩 商务印书馆
《法国革命论》 [英]柏克 商务印书馆
《联邦党人文集》 [美]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 商务印书馆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卷）[法] 托克维尔 商务印书馆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 托克维尔 商务印书馆
启蒙、现代性与革命战争（法美）
这个月读书围绕着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两个重要历史节点，从思想史划分仍处于启蒙运动的中后期，这一时期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围绕着现代性、理性等问题展开，相较古希腊的政治伦理学，与文艺复兴后期的政治学发展，这一阶段逐渐走向成熟的政治科学研究范式。启蒙、理性、现代性的问题是接下来的古典时期社会理论的源头，在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而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批判也是我们现代理论发展重要部分。我将结合本月的阅读来探讨启蒙、现代性与革命战争。
只谈现代性比较抽象，要从现代国家说起，现代国家是从封建城邦中浮现出来，怎么区分现代国家与封建城邦？这就是政治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封建城邦在统治上处于混乱状态，由国王、封建领主、教会势力对下层阶级进行着管辖，这些势力并不是势均力敌的，而是此消彼长，老百姓只知道自己处于压迫状态，但究竟受什么样压迫，他们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谈国家政治看起来就很荒谬了，所以古希腊的政治学更偏向于哲学与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秩序仍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到了马基雅维利时代，他就向封建君主谏言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现代国家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而到了社会契约理论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阶段，现代国家理论才基本成型，现代国家从封建城邦中脱胎而出。启蒙与现代性的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核心，表现在现实中最重要的两个历史事件，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美国独立战争还带有民族解放的色彩。有趣的是，这两个革命战争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这个月阅读的书籍中，当时的政治家们不断通过两国革命的对比、批判展开自己的论述，如潘恩两次战争都参加了，托克维尔的两本代表作分别讲了两次革命。这一阶段的政治学理论并不是就理论本身来探究理论，而是结合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读起来非常顺畅有节奏，画面感很强。所以，要论述启蒙与现代性，一定要从当时的革命战争历史说起，在这一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来探讨。
先从美国说起，美国的情况比欧洲国家的矛盾要简单一些，启蒙的精神大致是改革主义，但是欧洲国家要从现有的相对稳定的秩序中寻求改革难度是很大的，而欧洲的殖民对当地的印第安人带来了灾难，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的新政府才可以称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政府体制，也给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指明方向。潘恩的启蒙思想影响最大，他针对当时殖民政府对北美人民宣战，他指出这违背了国家常识，美国人必须要反思政府是什么。随着美国人民的反抗，政府的活动停止，但是美国社会却并未因此崩溃，潘恩领悟到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是人造的，而社会是自然的，“社会产生于我们的需求，政府产生于我们的恶性”。这种思想与前期的社会契约思想有了明显的差别，更具革命性，启发了人民，人们供养政府的目的是提供超乎个人的最起码安全，一旦这种目的达不到，人们遭受了政府带来的痛苦，还不如没有政府。既然已经说清楚政府存在的目的，那么最好的政府就该是最能提供安全保障、最有效率的政府。为了提高效率，对公共事务怎么管理就非常必要，因此最好的政府就是选举的、民主的政府。潘恩之后，杰弗逊等人的独立宣言宣扬了人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的权力，这沿袭了社会契约理论中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论述。而到了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人的时候，他们的政治理论更加具体，从人的权力关系到设计一套政治制度，用宪法的形式将政治制度固定起来，具体他们所建构的政治制度内容就不展开。在阅读时候直观的感触就是这一政治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结合的紧密度非常之高，或者我的立足点是反的，不应该站在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书籍，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看待作者是如何一步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探索新问题，他们的根本目标是研究现实问题，而得出理论只是顺便的事情，正是这样的视野上，这些著作才对政治学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反观我们当代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似乎舍本逐末，把理论本身看得很高深、忽略现实，最终只能给别人做注脚。
美国的政治学说读起来就像在一根线上的感觉，而欧洲的政治学说则相对复杂，甚至常觉得作者自身是矛盾的，一方面受自身所处阶级本身的局限，一方面又试图冲破原有的樊笼，孟德斯鸠一方面主张权利要分立（难为，理想型），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混合政体（易为，现实性），不断在最理想的类型与复杂的现实性中摇摆。看完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在看潘恩在人权论中批判柏克对美国革命的思想是很有趣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秩序下，柏克极力为贵族制度辩护，并不符合我对启蒙的期待，甚至带有很强的反启蒙的色彩，这背后隐含的仍是政治学理论本身与现实的问题，让我明白了政治学不只是一种激进的理论宣传，它要成为社会科学，就要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相契合，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嘲讽反映了他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这月原计划是要读完密尔的三本书，理清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在阅读政治学时感觉到，这些理论远不如社会学著作中的理论更体系化，如果不结合作者自身的思想倾向、国家现实，仅仅看到他们对制度、秩序、人性本身的内容，那只是一堆碎片化的观点而已，少了理论本身的灵魂与逻辑。
2013年12月1日至12月18日
《君主论》[意]马基雅维利 商务印书馆
《利维坦》[英]霍布斯 商务印书馆
《政府论》[英]洛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契约论》[法]卢梭 商务印书馆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法]卢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常识》[英裔美]潘恩 商务印书馆
病了半个月，深刻意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走好长久的学术之路。同学们，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待雾霾散去，好好锻炼身体呀！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本月主要以社会契约理论为主线，读了启蒙时代的政治学，社会契约理论是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要理解社会契约理论需要从西方宗教背景，尤其是基督教背景出发，考量17、18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西方人文素养恰是我所缺乏的，因此我主要从客观内容与西方的契约精神来总结社会契约理论。关于社会契约理论的具体内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三个人的理论之间存在微观差异，我总结的时候忽略了具体细节，而把这个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个人阅读中的理解与感受为基础。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的社会中的，人们自己的参与公共生活、公共交往中，而在社会契约理论看来，政治生活中人们应该把自己的这部分权力让渡出来给了一些人和主权者，由他们代为管理社会生活，人们与国家、主权者就像签订了一份平等的、自由的契约，彼此分享责任与义务，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即现代政治社会。在自然状态人们遵循的是自然法的原则，人人都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然而在社会契约状态中，人们需要放弃这种对自然法的执行权，将其交给国家、公共社会。政治权力就是国家享有的人们所让渡的自然法所拥有的权力，这种授权之后，国家共同体、个人之见就有了明晰的权限，个体人格被集体人格所取代，在国家成为了个人的代言人，建立了国家之后，国家就有义务保护人们财产权、生命权、自由平等权并且为人们谋利益等。这就是社会契约理论的内容、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不同权限、订立契约的目的。
在社会契约理论中，人们应该服从的是国家、法律或者说是主权者，而不是神权教权、世袭的皇权，在生活中人们知道自己应承担的义务，这与宗教改革之前人们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精神可以被称为社会契约精神。在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著作中，对人的研究还仅限于城邦中的市民，而到了社会契约理论中，普遍的社会与社会理论进一步扩大，社会中的人的内涵更加广泛了。韦伯强调精神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宗教改革之后，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剧变，对这一时期人们思想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变化的研究是必要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这些词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著作中经常看到，可以说它们就是社会契约精神的代表。应该说，启蒙时期的解放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首先就是思想的解放，社会契约理论对的提出对人们思想的解放是必要的。但是社会契约理论中的人性，究竟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应该确定是利己的，是西方社会人性中的个人主义的内核，也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人在政治社会中精于讨价还价（理性）地进行契约、保护自己不受侵犯而提出要自由平等与社会道德，这可以解释西方人性的起源，是由个人的“私利”为出发点，但是选择契约的方式，扩到到整个社会的假似于“公”的结构。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国家成为一种必要的存在，但如果国家这一代言人并未实现保护人们权力的目的，而是暴君党政，人们是否该毁掉这份契约？答案的肯定的。前面已经说了，国家建立的必要是维护人们的权力，国家对人民负有契约的义务，若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破坏了契约，人们就可以推翻不平等的政权，建立新的公约。
这一时期的政治学与人文学（神学、哲学）还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读起来很有趣，勾起了我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研究的阅读的兴趣，尤其是想到几十万人为了城邦的公共事务不厌其烦地开会就会觉得很兴奋，本想沿着这条线追溯过去，但是考虑到时间的紧迫，我将从事的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阅读启蒙时期的政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溯西方的人文底蕴，而是要反思当代的社会科学发展，因此下个月还是要以政治科学的阅读为主，政治哲学、政治神学只能留待以后深入具体研究后再酌情阅读吧。政治学才刚刚开始读，还有很多含混之处，深入的内容以后再展开讨论吧。
2013年10月10日至11月12日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法]布迪厄 商务印书馆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 [法]布迪厄 三联书店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法]福柯 三联书店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法]福柯 三联书店
《忧郁的热带》 [法] 列维•斯特劳斯 三联书店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英]马林诺夫斯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村经济》 费孝通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这个月杂事很多，匆匆结束了新四大家和两本人类学的书，算是结束了社会学的经典阅读吧，有点小遗憾。下个月开始读政治学，这次就对社会学做一个小结吧。
一、启蒙时代至古典时代：社会学的产生
社会学的产生与“完整的社会”的出现不可分割，要弄清楚社会学起源一定要探究人类社会不断完整的历史，我的“完整的社会”的界定主要依据的是对社会中的人的研究从少数的统治阶层到全部人的剖析，人与社会的关系从片面到全面的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虽然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有清晰地描述，但它不能算作社会学著作，只能作为哲学著作的原因就是在柏拉图所处的年代，人们对“国家社会”的定义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包括具备各种社会关系的人的组合的“完整社会”，而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手段的 “城邦”，是“片面的社会”。“完整的社会”的起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一新兴社会形态发展的内力来自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外力来自于新世界探索，改变了世界的距离、它最终的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全面扩张。
与人类社会的扩张相适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应适应这一现实的发展，如在文艺复兴运动前的西方，是以宗教神学统治人们的思想，于此相适应产生了具有思辨特征的哲学，它仅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工具；而随着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形而上学出现并居主导，这一阶段的社会是由法律所控制的，科学的力量在这一阶段成为发展的主流；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最大的变化表现在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工业管理者和工人阶级出现，底层的工人阶级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市民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的探索不能仅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社会科学领域需要现实的、精确的、积极的的研究，实证科学应运而生，社会学就是在这样历史变迁中产生的，它伴随的是人类社会不断扩展、完整的过程，研究的是现实中的人与社会的问题，它与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可分割。
二、古典时代：社会学的宏大建构
（一）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学范式
19世纪早期，圣西门、傅里叶、欧文开始宣传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的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现实中具体的人”，而非统治阶级，要为全部人们实现幸福而创造乌托邦，这一思想为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带来很大启迪。从社会学研究范式看，后期社会学家们对马克思思想继承与批判最多的有三个理论：①人的“异化”理论。马克思所讲的人既是作为整体的人，即表现具体的阶级中的人，又是作为具体的人，他们生产力创造力与现实处境，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这其实在探讨作为社会学元问题的人与社会的关系。②社会变迁理论。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的变迁旨在研究社会秩序如何实现，这与社会学的研究意义在于探索社会协调发展与良性运行机制具有内在一致性。③社会危机理论。这与韦伯的合法性讨论、涂尔干的社会失范研究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都是对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进行的探索。从这三点就可以解释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的原因。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也不可忽略，即批判的方法，这与韦伯的价值中立一样，都是他进行研究的方法，并作为了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范式，即批判的范式。这是马克思对社会整体性进程的回应，他提出了集体主义的解决办法，以应对社会在整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阶级分化。
（二）涂尔干——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社会学范式
涂尔干的研究简单地说就一句话，社会怎样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以应对道德失范，提高道德密度。涂尔干研究的人是具体的社会中的人，在原始社会中，人的差异性极小，容易产生出集体意识与共同信仰，这种团结称为机械团结；但是现代社会，人的差异变大、社会的容量也扩大，产生了不同阶层，怎样实现一体化？这就需要社会的分工，社会的分工越加细致化，人们就越加相互依赖，并建立社会关系，这样就建立了高度的有机团结系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涂尔干的研究方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孔德实证传统的继承，也是对自然科学的继承与发展，开创了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式。另一方面是对斯宾塞功能分析的继承，将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开创了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范式。涂尔干将社会作为整体性、普遍的的社会系统，将社会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研究对象，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这区分社会学与人文学及自然科学的不同，对社会的研究被纳入社会科学中，涂尔干可以称为第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
（三）韦伯——行动主义社会学范式
韦伯比马克思晚近半个世纪，社会整体扩张的趋势仍在，但已发生了巨大变大。韦伯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部分，①西方文明是怎么来的？韦伯将宗教改革尤其是新教有两条重要教义：天职观与禁欲主义，它们促使了人们努力工作，进而荣耀上帝，在工作与生活的节约中，带来的是人们在经济上的理性算计，导致了理性经纪人出现，政治上出现理性的体制，即官僚制。韦伯对西方文明的论述一方面给了人们对社会剖析以很大启发，另一方面也受到很多抨击，认为韦伯走的太远，这一理论虽然深刻，但很片面（如贺老师所说的片面才深刻）。但韦伯自己的解释是他的研究方法是基于一种“多元因果论”，认为他的社会学的研究并不是单线条的，宗教改革只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方面，还有其它方面。②应对西方文明，我们该怎么办？作为西方文明骄子，韦伯对德国的文明是焦虑的。韦伯研究的人代表着社会行动中的人，因此，这些人并不是具体的现实中的人，也不是作为阶层的整体的人，而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人，他们的行动表现着传统、情感、目的、价值不同的目的与手段，反应着不同的理性。正是因为社会行动的不同类型，决定了西方文明的不同支配方式与合法化方式，在此就不赘述。韦伯的社会思想不同于马克思的集体主义与涂尔干的有机团结，他的社会学理论是基于社会行动展开，开启了行动主义的社会学范式。
三、现代早期：功能主义流派与微观社会学流派
二战后期，社会学进入了现代阶段，到80年代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现代研究前期，这一阶段社会学的重心在美国，以芝加哥学派与哈佛学派为代表。古典三大家的理论特点为整体性、宏观性与融合性（马克思将社会学与经济学很好地融合；涂尔干将社会学与哲学融合，他说“我始于哲学，所以要回到哲学”；韦伯的社会研究离不开他强大的历史积淀），这就决定了古典时代的研究一方面有着宏大建构，将社会作为整体而研究，另一方面片面的深刻也需要回到微观世界。这就产生了这一时期两大流派，功能主义流派与微观社会学流派。
（一）功能主义分析流派
二战后世界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福利国家出现，国际局势趋向平缓，且世界的经济、文化重心从欧洲转移向美国。美国的社会学起源于芝加哥学派，他们吸收了欧洲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古典时代的作品，但是却出现了片面化与零散化的问题，基于此，帕森斯也去了欧洲学习，他开始系统地方式研究社会学理论，试图将涂尔干、韦伯一帕累托的思想进行综合，形成一门“社会行动唯意志论学说”，这一学说是对功利主义、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综合，回应的是社会秩序与个体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的关系的问题。在帕森斯看来，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交互的，并非完全遵照韦伯的唯心主义传统，也不是马克思的集体主义传统。帕森斯的功能分析是要建立一套系统而指导人们的行动，“在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是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的，但这些选择受到生物条件和环境的限制，特别受到支配社会结构的各种规范与价值观的限制。”从这里可以看出，帕森斯的综合源自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但又不同于涂尔干的社会结构决定社会中的各因素及集体意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得到学生莫顿的继承，在此不继续展开。
（二）微观社会学流派
帕森斯的宏观社会学与强调结构的理论在五六十年代受到猛烈攻击，这与结构功能主义自身的问题有很大关系，功能结构主义在一种一元决定论的框架下，因此缺少历史感与现实性，而且形式相对封闭、模式化，注重“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主体性”。社会会在这一阶段向微观主义流派转移，主要有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与戏剧分析及社会冲突理论等。它们注重与心理学、文化多元性的融合，注重的是具体的、甚至是零散的现实，从这一点讲，微观社会学比功能结构主义更加开放、灵活。在阅读微观社会学的作品时，直观的感觉就是它们是以社会问题为指向，而非直指宏观的整体的社会，但最终围绕的仍是社会现实，有种形式微观而指向宏大的感觉。它们研究的人是具体的人，研究的社会是微观的现实表象，读起来会觉得有些琐碎，因此到了新四大家时期“回到古典时代”“回到宏大叙事”的呼声越发响亮。
四、现代后期：新四大家
尚未总结好，稍后发上来……
感想：2012年六月第一次参加读书会，到目前为止共召开过11次读书会（包括这次），我因调查耽误了一次，共参加了10次读书会、写了11份读书总结。明显感觉到每次读书会对我都是不一样的体验，知识的增长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我的学术志业的不同体悟。到明年估计还有五次读书会，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更加感觉要珍惜这段纯粹的读书生活。
2013年9月10日至10月8日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英]安东尼•吉登斯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曹卫东讲哈贝马斯》 曹卫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德]哈贝马斯 学林出版社
《合法化危机》 [德]哈贝马斯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理论与实践》 [德]哈贝马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德]哈贝马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叫魂》 [美] 孔飞力 上海三联书店
《乡土中国》 费孝通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个月主要接续上学期读了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的著作，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合法化危机》两本书与经验世界契合度较高，读起来比较顺畅，而《理论与实践》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则专题性强、思辨色彩浓重，读起来语词晦涩，理解起来比较吃力。我将从公共性、合法性、实践性这三个方面来阐释哈贝马斯的思想。
一、公共性：社会整合与私人自律
社会科学领域一直离不开“公”与“私”的讨论，在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继承而发展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中，对公共性的讨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与转型的论证反映着公共性的内在逻辑，我认为这一逻辑有两方面的内涵，即社会整合与私人自律。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导致的阶级分化、人的“异化”，基于此马克思对武器批判的手段是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最终的目的是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实现人的同一性，这种对和谐社会形态的追求，对社会的整合的一种乌托邦似的梦想，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也有体现。哈贝马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晚期，他称作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是当时社会的关键词，但是社会的高速发展也存在着合法化的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首要方面就是进行社会的整合。社会整合的思想来自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基于其社会系统理论构想。哈贝马斯的公共性就是要建立一种理性的社会规范与秩序，以应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机危机。哈贝马斯认为从自由资本主义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而且各国的情况也千差万别，但在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可以找到共同的动机机制，这种来自认知上的动机危机可以通过对人的价值与规范的整合而化解；另一方面的表现在秩序合法性方面的危机则要借助社会结构的力量，建立一套现实中获得承认的规范系统、制度系统。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探讨与公共领域、公共舆论是分割不开的，公共领域是产生于16、17世纪资本主义初期，介于公民社会与贵族的政治领域之间的“第三领域”，这个公共领域首先的特征是“公开性”，保证了普通市民阶层的进入。第二个特征是“批判性”，这因为公共舆论常带有“批判”的味道，表现在批判性最强的文学的公共领域最先出现，在文学的公共领域不断发展下产生了政治的公共领域，它具备的批判的功能也反应了人的自我启蒙的过程，“启蒙”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可以说是当时左派思想的一个标签。除了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外，它还与家庭领域有着天然的联系，私人性与公共性相互依赖，个体的主体性与集体的公共性相联系，这种在交往中所体现的个人的主体性哈贝马斯成为“主体间性”。这就进一步推演出了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的第二个特征，即私人自律性。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的开放性使得自主性的个体可以参与到政治组织中，受过教育的个人进入到了公共领域中，进行了理性的交往活动，他们需要一种私人的自律。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是集社会整合与私人自律于一体，具备浓重的道德色彩。私人自律是原始自律的衍生物，它是社会公众在发挥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时建立出来的。在这种私人自律下，私人的自由是由作为国家公民的人的角色所决定的，而国家公民的角色再也不是由作为资产者的人的自由所决定的。因为这此基础上，公共性所调节的不再是资产者的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反，它通过有计划地把社会中出现的国家塑造成一个个自由领域，而保证公众的自律。在这个个人自由领域当中，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第一次真正摆脱社会劳动的强制而称为私人领域，这也是种是一个必然王国（P146）。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是普遍道德，因此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与私人自律不可分割，在公共性的实现中实现了人的社会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的公共性与马克思的理论基本上是相同的。
二、合法性：系统危机与社会重建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本质上是基于一种与普遍利益相连的合法性，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合法性问题一直与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便使用合法性概念，只有政治制度才拥有或者失去合法性，也只有政治制度才具有合法性，“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哈贝马斯力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国家政治生活及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从系统危机中最终要实现的其实是社会的重建。哈贝马斯合法性的理论来自韦伯的合法统治理论，韦伯的合法统治实质上是一个“理性统治”，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依法形成并由程序调节的统治类型，即秩序的合法性。韦伯的合法性可以简单归为两点：统治者统治的正当性、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同性，具备了这两点就可以成为合法性的统治。基于合法性这两点的不同力量构成，韦伯将统治归纳为三种理想类型，即传统型、法理型和卡里斯马型，在此就不展开论述。韦伯将统治的合法类型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寻找统治合法性的最有效的途径，于是转向了对官僚制的研究。而哈贝马斯认为这种韦伯官僚制下导致的是“形式民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工具性目的（工具性体现在统治的有效性基础，即统治者要求官员对其服从，统治者和官员又都要求被统治者服从，这种社会建立在结构制度与规范系统之上，人们对这种规范系统的实际承认，并不单纯依赖于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而是依赖于对制裁的恐惧和服从，还依赖于因个人自身的无力感和别无选择而造成的惟命是从），哈贝马斯更看重的不是这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认同的“事实”（拥有了正当性和认可性就具备了合法性），而是其中所体现的“价值”（人的文化价值）。所以哈贝马斯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时将社会系统分成了在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三个亚系统，不同的亚系统中存在着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四种倾向。为此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案是在实践中通过普遍性的价值而建立人们相互理解的言语行为的一般规则，从而重建可能达到理解的普遍状态；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在社会中重塑普遍的行为准则。
三、实践性：历史研究与现实结构
从方法论角度看，哈贝马斯的研究基于历史研究与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我认为这是一种介于马克思与韦伯之间的学术研究路径。社会学有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范式，马克思可以称作是批判范式，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涂尔干继承了孔德的实证范式，注重对现实世界的研究，他将研究视野从从神学、形而上学拉回到实证主义，类似于归纳的方式。韦伯可以称作解释主义范式，他以历史文化的角度演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从理性的角度展开论证，类似于演绎的方式。（这部分尚未仔细推敲，有待校验）在《理论与实践》中哈贝马斯分析了理论从实践中如何产生、怎样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形成的，“理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实践”，理论的这种后来性，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理论的任务就是既研究旨在控制自然、占有自然的社会实践，又研究旨在彻底改变现存制度的政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位经典理论家，他们的思想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为了呼应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不是空谈，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人文关怀，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是具有“实践性”的研究。这一年的经典阅读，我自己最切身的感受就是把理论从“神坛”上拉了下来，从前会对大思想家的有所畏惧，畏惧那种“高处不胜寒”之感，而现在却觉得很亲切，这种亲切倒不是因为自己达到了能对经典理论如数家珍般熟悉，而是发现任何一个大家，他们的理论都是那么的贴近现实，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而非虚无缥缈的不可触碰。哈贝马斯也是一样，他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还是当代西方思想界的旗手，也是德国的公共政治分子，与政府官员走动密切。读他的书，不仅可以感受到他历史研究的深厚功底，对理论的把握能力，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当时所处的现实环境，他对现实社会的焦虑感又让我找到了当时读马克思和韦伯的那种感受。理论与实践在这里不是“两张皮”，而是融为一体。虽然可能因为翻译的问题，有时会感到语词晦涩，但并不影响我享受思想的魅力，这也是理论与实践契合的魅力。
2013年6月18日至6月28日
《现代性的后果》 [英]安东尼•吉登斯 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
《改造传统农业》 [美]西奥多•舒尔茨 商务印书馆
《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 [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3年5月5日至5月28日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美]帕森斯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美]亚历山大 译林出版社
《权力》[德]尼可拉斯•卢曼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 商务印书馆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波兰]弗•兹纳涅茨基 译林出版社
《心灵、自我与社会》[美]米德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美]欧文•戈夫曼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污名》[美]欧文•戈夫曼 商务印书馆
《现代君主论》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前两个月把帕森斯和亚历山大的两个大部头的经典著作读完，似懂非懂没做总结。这个月读了他们的另外两本著作，并顺带读了卢曼的系统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放在一起理论链条似乎又充实了一些。本月还读了米德和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及戏剧理论，很有趣，顺带看了一些芝加哥学派的介绍文章，对自己对学术的看法与选择有很大启发。古典三大家和新四大家之间的一些过渡理论也很有趣，下个月准备继续交换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读下去。
功能主义断断续续看了三个月，本来是想两个月看完主要那几本书后就结束了，但好多问题一直都没想清楚。我读社会学与其他人路径可能不同，到目前为止一本社会学的教材都没读过，而是直接从古典时代读下来，所以前半年在总结的时候总有些不自信。看之前同学们在梳理结构-功能主义时都是从功能主义这一流派中推演出来，重点在对孔德、帕累托和涂尔干路径的传承，但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误读”（更大的可能是我的误读，呵呵），我认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三个主要理论来源中，重点应在于对韦伯的继承，但这条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对社会科学来说，思想家一定是在对前人否思与超越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造，而理论的沿袭也是有重点的，如何理解这一重点对我们把握作者思想起着重要作用。我这次汇报主要是想说出我自己的理解，即对帕森斯的研究不能忽略韦伯这条主线，重点及落脚点如何放在唯意志论行动理论之上。与大家分享我的感想主要是希望大家多多提出批评建议，读了一年社会学，在没有基础的前提下阅读领悟经典，很多想法是直观的，期求拍砖指导~
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试图将马歇尔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涂尔干的实证主义和韦伯的历史主义三种社会科学传统进行整合，结合一个以意志为起点的行动理论，用以取代当时美国盛行的心理学主义的社会行为理论，这个就是我后面要讲的芝加哥学派主力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而米德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美国社会学发展影响深远，尤其影响了符号互动论和戏剧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立场。因此可以说帕森斯在社会学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既对古典时代宏观理论尝试进行综合，又在其后半生在争议中不断与现代各微观社会学和冲突论等理论博弈，八十年代的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与卢曼的系统论又是对帕森斯理论的一种复归。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以社会行动的基点进行的研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分析从韦伯的理性类型系统图式、帕累托和涂尔干的源于实证主义传统的行动分析中提取出社会行动的结构性成分。韦伯最早明确提出“社会行动”概念，《社会学基本概念》开章明义说，“社会学（这个是用上含义十分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 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同时，’行为’应该是一种人的举止（不管外在的或内在的举止，不为或容忍都一样），如果而且只有当行为者或行为者们用一种主观的意向与它相联系的时候。然而，’社会的’行为应该是这样一种行为，根据行为者或行为者们所认为的行为的意向，它关联着别人的举止并在行为的过程中以此为取向。”在这里，韦伯重点强调社会行动的两个基本特性，一个是自己的主观意向，另一个是对别人的客观影响，就是“价值”与“目的”两个维度，据此划分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情感的和传统的四类社会行动类型。帕森斯看到韦伯的社会行动分析中包含的行动主体及其行动意义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表现在目的理性行动体现的目的、手段、条件之间的假设的一种关系，即科学与行动的契合。帕森斯论述了韦伯的“理性类型”方法论的合理性，并区分了实证主义、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等理论，他认为价值判断与社会事实的判断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实证主义排除了行动规范性方面，不会区分科学与行动的。而唯心主义所有判断都以价值判断为基础，也不会有次区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因此，帕森斯认为韦伯的社会行动是一种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这种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就是帕森斯的行动体系结构的一般模式，有价值成分的规范性特征，在具体的行动复合体中体现了规范性与价值性的整合。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价值成分，正是科学与行动的根本的契合证明了帕森斯社会行动研究的出发点——在以科学地验证内在手段-目的关系的意义上合理性规范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要有科学就必须要有行动， 要有一门关于行动的科学，就必须包括这个意义上的内在合理性的规范。
涂尔干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力求全面客观的分析，明确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进而独立于其它学科。涂尔干主张从社会结构方面解释社会现象，坚持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社会事实的原则。这些“社会事实”是普遍存在于群体之间的、由外在强制力施加于个人加以引起的社会行为、社会思想和社会感受，它不能归结为个人行为，也不能归结为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因为它独立于个人之外并且可以观察，其存在不以社会成员的个人意识为转移，并因其“强制力”而塑造社会成员的意识，对其行为制约与影响。涂尔干致力于研究社会安定与混乱个根源以及在社会中引起控制与反控制的力量，即社会秩序，他认为如果打乱社会秩序，社会对个人意愿的控制就会失效，社会就会放任个人自行其是，涂尔干称之为“失范”。整体上说，涂尔干的社会思想就是整体优于局部、社会高于个人。除此之外，他还分析了社会现象、个人行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因此也不能忽略总体结构中个别的要素，每一构成要素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涂尔干的这一理论发展了帕森斯的以社会系统为核心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
帕累托的“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与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两者是从不同的理论进路得出的。帕累托的志向是建立与物理化学体系相似的社会学体系，他对社会体系的理解是一个“类似于自然界中化学成分的混合体”，社会体系中的“分子”是最具有利益、动力和情感的个人，即社会为一个社会系统。他探讨人类行动中的不合理方面，及人们对自己不合理行动所作出的合乎情理的解释，不合理方面的内核就是剩余物，而对其解释就是衍生物。帕累托书的三分之二以上都在介绍逻辑行为、非逻辑行为、剩余物与衍生物这些，帕森斯认为这些是帕累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他从帕累托思想中吸取的精华是其社会流动与变迁这一部分，即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这表现在他社会系统思想中就是平衡与秩序的部分。
以上是我对帕森斯思想的理解，符号互动论和知识社会学待整理后发上来。
2013年3月25日至4月25日
《论实证精神》[法]奥古斯特•孔德 商务印书馆
《普通社会学纲要》 [意]帕累托 东方出版社
《社会行动的逻辑》 [美]帕森斯 译林出版社
《奢侈与资本主义》 [德]维尔纳•桑巴特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街角社会》[美]威廉•富特•怀特 商务印书馆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读书至此，状态驶入平缓。偶有闲事叨扰，或拖延或敷衍不再烦心，即便认真复命，完毕亦能恢复读书状态。四月天，百花竞相怒放，行人渐醉。端坐自习室，静享读书之悠幽。体悟百年学术张力，酣畅淋漓，不亦乐乎。从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到帕累托，似懂非懂，逐字逐句，古典时代终结了。帕森斯和亚历山大对社会学理论发展演绎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阐述，读了一年的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社会学发展，一年的读书生涯之于一百年学科的发展，感慨颇多。奈何学术之无涯，而能力之有限，仅记录每月思绪之点滴。
作为开端的实证精神
社会学从从哲学等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暂把经济学归置此类，以后再商榷）两条路径发展出来，分别注重思辨精神与形而上学，及科学精神与经验事实。社会学将重点放在了实证路径上，从孔德和斯宾塞处可以看出端倪。孔德认为神学思辨是社会上等阶层维持统治的利器，形而上学思辨是中间阶层如资产阶级的精神支柱，而下等阶层接触生产实践最多，获取直接经验，在他们中间最容易产生出一种实证精神，这种实证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的元问题，从这一角度演绎出社会学研究路径，可以说实证研究的提出是社会学的开端。19世纪中期，民主共和政体渐趋完善，科学精神深入人心，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掩盖了宗教神学、哲学的光芒。孔德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应汲取自然科学的养料，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从现实经验着眼，是实证精神使社会科学与其它科学协调起来。孔德在对神学、形而上学思辨两次飞跃的扬弃的基础上提出的实证精神，切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社会学科开始关注个人，将人们的关注点从神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拉回到人的现实世界，这是社会科学的进步。
帕累托的社会行动与历史变迁
帕累托认为社会行动有四种基本类型：经验的和逻辑的行为，经验的和非逻辑的行为，非经验的和逻辑的行为，非经验的非逻辑的行为。逻辑性行动是主观目的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行动，帕累托想用一种逻辑的手段来研究非逻辑的行为，暂时地把逻辑行为放在了一边。帕累托的社会学思想可以追溯至孔德，他坚持逻辑-实验科学的方法，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摒弃超验-形而上学的方法研究非逻辑性行为，这就是他认为的逻辑的研究手段。他将非逻辑行为分为两部分，其内核他称之为剩余物，是人们非逻辑性行为的情感，主观意识的表现，而人们为了掩饰自己没有理性的主张或行为而展现出的一种理性的外表的知识体系。逻辑行为是与逻辑-经验科学建立的均一性相一致的行为，因此大部分是由科学知识确定的行为，科学的进步逐步扩大了可以称为逻辑行为的人类行为的范围。但是个人行为的问题不能完全靠科学的解决方法，更没有科学方法可以解决组织问题。
帕累托认为人们在身体、智力、精神上存在差异，有一部分人将成为精英。但在帕累托认为的理性的社会中是具备流动性的，精英和非精英自由地流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不断循环，造成了历史的向前发展。这种精英循环的历史变迁理论看似与社会行动彼此分割，实际上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因为帕累托在剩余物定义的六种形式中，最重要的是前两个，正是因为这两个剩余物的不同分配，社会的稳定与暴力运动才得以产生。
与马克思和韦伯而不同的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研究
桑巴特的书相对于“几大家”的书仅能算作次经典，但一本读起来很有趣的小册子也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当时思想的直观。桑巴特与韦伯是同时代的人，受马克思的影响都很深，他关注的也是社会的公正和改革，两个人都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桑巴特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而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剖析，韦伯站在西方文明下审视西方理性精神的发展，得出的结论与韦伯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两人根本的不同来自对资本主义界定的不同，在桑巴特看来资本主义从追求奢侈中大力发展起来，无限地获取财富的欲望支配下进行金钱的交换，人们之前是理性的金钱的计算。但韦伯看到的是路德和卡尔文宗教改革给人们思想带来的理性的精神，尤其是对工作的主观需求，“上帝预选说”意义极大，资本主义的精神通过与其它文明的对比而与显现其理性的后果。桑巴特对资本主义“奢侈”的界定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不必要品”，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由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奢侈创造了城市，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奢侈的产生中宫廷、女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伴随的是无休止的欲望与挥霍习气。
对实证的社会科学的思考
我在华农的室友均是农学专业，每晚的卧谈会常提及她们的实验与论文，在她们看来文科生做的实证研究“毫无技术含量”，为此我懊恼许久。不得不承认，理科专业做的实验更科学化、严谨化，首先，她们的实验有一个可控的实验场域，无论是种植栽培或是疾病防御，她们的实验都有清晰可见的场域，或者是大田或者是某一项指标，因此，只要能把这个有清晰界限的场域控制好，就可以保证实验的成功。但是文科专业的实验场域是现实的社会，甚至还可能包括历史，这就要复杂很多，因为我们很难清晰界定出这个场域的边界，因此就难以控制。其次，理科实验的可控因素有明确的指向，她们只需要测量好这些指标的变化，查看其走势图就能得出结论，但是文科不同的是对社会的研究并不存在明确的界定，即使是前几年学术界吵的很热的“核心价值”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几百年来思想家各抒己见却终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再次，理科的实验结果很容易辨明成功失败，但是对社会进行的实验可能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盖棺定论，因此我们的科学性经常会遭到质疑。而且，她们的实验有清晰的步骤，只需按部就班再略有创新就可以对前人有了超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研究是要不断阅读前人的经典理论，从中吸取精华再在现实用运用，而自然科学超越了前人之后就完全抛弃，“最前沿”是她们的追求。我的生活轨迹就是每天捧着几百年前的经典津津有味地咀嚼消化，而我理科室友只看最新的论文，尤其是SCI的前沿研究。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我认为还要找到适合自身的方式，社会科学要进一步发展，仍然要坚持实证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田野是我们的实验场，大历史是我们的测量维度，社会的进步是我们的指标也是实验目的，至于如何做好这个研究，除了科学的方法外，还需要思辨的精神，这是我们与自然科学实验员的不同，我们的实验员需要是社会的、历史的博学家，而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或纯粹的技术人员。一个半学期的交流，使我对理科实验有了不同的认识，偶尔也会思考一下实证的社会科学的发展，阅读经典之余，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2013年3月1日至3月25日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美]杰弗里•亚历山大 商务印书馆（第一至第三卷）
第一卷：实证主义、预设和当前的争论
第二卷：古典思想中的矛盾：马克思和涂尔干
第三卷：理论综合的古典尝试：马科斯•韦伯
《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 商务印书馆
《乌托邦》[英]托马斯•莫尔 商务印书馆
《太阳城》 [意]康帕内拉 商务印书馆
《基督城》 [德]约翰•凡•安德里亚 商务印书馆
《面包与自由》[俄]克鲁泡特金 人民日报出版社
《毛泽东传》 [美]特里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结合本月计划重读）
前半个月读了亚历山大的《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前三卷，作为新功能主义的杰出代表，亚历山大对古典三大家的社会学理论逻辑的解读给了我很大启发。上学期读完了这三座巨山，总觉得意犹未尽，尤其是韦伯的阅读，既给我的思想极大冲击，又觉得冲击过于猛烈，一时难以反应过来，难以形成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亚历山大的这套书一方面帮助我反思，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套经典的理论史著作，理论思想性很强。我准备再读完帕森斯后，再对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进行总结。
后半个月接续上学期末的《列宁选集》，围绕着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结合着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展开。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是我很关注的领域，但无论是作为其三大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还是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思想家都逃不出“虚无”的宿命，一方面塑造着与现实相距甚远的未来，以彰显其“革命性”，一方面又竭尽全力拥抱现实，吸引人们的目光，以达到其改造社会的目的。总结这一思想并非易事，严格意义上它们都不能算作“科学”，不像学术思想般有很强的理论逻辑，又不似意识形态形成了固定下来的内涵。我只能从基本思想着手，忽略琐碎的细节，把它置于思想的位置，而非一般的意识形态。
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很深的思想渊源，苏格拉底师徒的影响最大。尽管他们对乌托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主张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对社会未来的改良。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它们都是对现状的激进而全面的否定，尤其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它们认为现存的社会和政治都是有缺陷的，需要彻底的变革。这也是这些思想受到欢迎的原因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贫穷与罪恶的根源是私有制，看到了国家的阶级性，主要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这都对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第二，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前提是基于人性的高度乐观的假定，这也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在其晚期作品表现的更强烈，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并不高，虽然他们也认为新社会制度下会消灭贫困，但是并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如苏格拉底认为是具备最高“善”的哲学王的带领，康帕内拉认为是具备管理职责的管理者。第三，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下个体的“人”的实现。集体的强制性的社会秩序与个人的自由的人格的实现是否是二元对立的？这似乎是一个争论，在空想社会主义看来，集体秩序下的超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界，才能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实现的可能，人们通过集体的交往，参与公共生活，群居合作，及平等主义的价值观，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在现实环境中挖掘其潜在可能的乌托邦，既是一种“空想”，又跃跃欲试超越现实并挑战其“可能性的边界”，对后世政治学说影响是深远的。
2012年12月19日至2013年1月30日
《经济与社会》（下卷） [德]马克斯•韦伯 商务印书馆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德]马克斯•韦伯 三联书店
《社会科学方法论》 [德]马克斯•韦伯 人民大学出版社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德]齐美尔 学林出版社
《社会静力学》 [英]赫伯特•斯宾塞 商务印书馆
《列宁选集•第一卷》（1894-1907）[俄]列宁 人民出版社
《列宁传》 [俄]普•凯尔任采夫 时代文艺出版社
韦伯的国家、社会与政治
马克思和韦伯都有很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虽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诠释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韦伯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没落的结论，他关注的是西方社会的理性化的过程，尤其是政治上的理性主义与科层官僚制支配之间的关系，不得不说韦伯的国家、社会与政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韦伯看到德国落后其它欧洲国家后产生了一种焦虑的意识，这也是韦伯的问题意识的来源。
一、合法性与支配（统治）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泛，支配是韦伯讨论繁复的政治现象的切入口，支配“应该叫做在一个可能标明的人的群体里，让具体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因此说不是任何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因此要探讨“合法性”的问题，这里他依然使用了他的理想类型方法，将合法性划分为法理的、传统的和魅力型的三种理想类型，相应地有三种合法性的支配类型，即法理的即官僚制下的统治、传统型的即老人政治、父权制、世袭制下的统治和魅力型的统治。传统的是固有的神圣性权威支配，这种统治得以传承归因于人们对神圣性的崇拜；魅力型的统治指的是纯粹人格化的形式，依靠领袖人格魅力得以延续；而法理型的统治下法律具有无上权威，超越于个人之上，人们服从法律不是因为它的神圣也不是因为它的魅力，而是因为它经由一套公认的程序才得以制定。清楚诠释这三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并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分析韦伯为什么大笔墨区分这三种类型，传统型的支配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最普遍，不论是长老之、父权家长制、封建制、家产制都是它的表现，建立在人与人的自然关系之上， 在这种支配类型下大多数人处于被统治的状态，受到束缚，只有少数人权力无限大。而魅力型统治依靠个人的魅力，人格化的统治，传统型和魅力型都是人治的统治类型，这种类型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而法理型统治相较前两者的优点就是理性化，这种支配类型只有在西方文明才有，韦伯在探讨西方理性化的过程，尤其是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比中，他看到法理型的普遍主义带来的文化意义，这种普遍性的非个人化的形式，是西方现代文明在政治上的呈现。
二、官僚制（科层制）
按照韦伯的观点，官僚制（科层制）是法理型权威的最纯粹的类型，作为一种组织类型，官僚制根据规则、功能及各种强制手段执行政权，政治管理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实行专业化和分工，是西方理性化的重要部分。尽管官僚制也只是韦伯的一种理想类型，它不可能在再某个国家经验性地体现，但这中政治组织形式在当时是符合韦伯所讲的目的合乎理性的行动类型的。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特点和弊端的具体论述在此不讨论了，重点看韦伯对官僚制后果论述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的关联。他们都认为现代的组织方式带来了巨大效益，如官僚制扩大了组织程度、社会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马克思认为这种分工、官僚制同时带来的后果是人的异化，人在这一过程中又被自己制造的力量反过来支配了自己，如果说社会分工、官僚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那么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就是对这一社会制度的“否定”，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否定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虽然它带来了劳动产品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甚至人的全面的异化，但它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否定”之后更重要将带来“否定之否定”，就是马克思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是更加乐观的。而韦伯也看到了这一“理性化樊笼”对人的束缚，却将打破樊笼的希望寄托于以政治为志业的政治家，而非依靠政治为生的行政官僚，但这些政治家本身就是政治理性化过程的产物，这样做只能加速社会的理性化和组织的官僚化，因此，最终等待人们的仍然是樊笼。
韦伯论中国
韦伯一生从未真正到过中国，他所有对中国的研究都是基于庞大的历史资料之上，但他的研究深入到中国的政治、法律、阶层、宗族、官僚、宗法等多个方面，韦伯对中国的研究一方面是他对世界各文化进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一部分，也是韦伯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结合前两个多月对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统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基本著作的学习，梳理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的演进路径。
一、历史演绎中的理想类型
中国的历史庞杂而深远，韦伯无意于面面俱到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而是运用了他的一个重要的工具——理想类型。众所周知的是韦伯在归纳支配类型、社会行动类型、经济行动类型等社会现实与行动中对理想类型的使用，而在这里，韦伯建立了对历史特殊性进行了归纳提炼的理想理想。在韦伯对中国的研究中，看不到中国王朝的屡屡更替、家族的兴衰存亡，这些个体化、特殊化的历史现象在韦伯看来都可以忽略不计，而代之以对城市、君侯、神祗、统治、行政、政治、官僚、宗教等具有普遍特性的抽象。通过理想类型，韦伯将历史从特殊性提升到了稳固性的特性中，便于将来自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国家进行对比，这也是韦伯运用理想类型的出发点。虽然这一方法的普遍性和准确性也遭到了质疑，但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有一定的方法论启示。
二、中国的政治、行政与官僚制研究
中国政治的家产制的第一个特征是父权家长制的统治，它不是建立在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目的”的服务责任和服从抽象的准则的基础之上，而是恰恰相反，建立在严格个人的孝顺关系基础之上，皇帝作为君主具有最高的个人权威，同时魅力的象征，表现在祭祀中，皇帝是最高祭祀长，要向天祈求风调雨顺，因为他是天子，在干旱洪涝时也要下“罪己诏”，祈求上天原谅。第二个特征是世袭制统治，这种世袭制基于一种默契的关系，一些大臣的职位牢牢掌握在某些家族手中。按照韦伯的说法，中国与印度一样，都是在部族长的氏族从古代男子集会所及其衍生物里蕴生出来的，氏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传承于男性继承人。传统主义权威的体现者是长老和职业团体，如宗族长老在村庄实际上拥有最为有效的权力地位，这一现象至今仍在部分宗族性村庄存在。相对于分封在各自的领域的地方力量，是稳固中央集权，中国幅员辽，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集中性，而不受官员及其财产继承者的削弱，这就有了中国行政官僚制的特征。中国官员的选拔是依据科举考试，因此这是靠成绩，而不是地位和出身。官员在非家乡任职，每三年换一次。这种做法既防范了官员的势力发展为诸侯那么大。但也存在一些后果，如官员为了任命而负债，任职后搜刮民财，任用亲友门客，而且异乡做官不了解当地的语言、法律，只能靠当地幕僚，这一后果造成了当地的法律习俗与中央法令之间的冲突。韦伯对政治、行政、官僚的社会结构的论述是分析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在韦伯看来，中国存在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如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大、私人财富的积累、职业选择相对自由（获得土地与迁徙）等，但这些因素虽然在本质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仍无聊抗衡家产制结构与家族势力。
三、中国的宗教与社会
有人认为韦伯是文化决定论者，持这种观点者多没看到韦伯在宗教研究后的真正着眼点。韦伯将儒教定义为中国的正统宗教，而道教则为边缘异教，韦伯通过论述两种宗教自身的文化伦理及其形塑的不同的性格和生活取向，进而最后又回到了他对不同文明的对比之中。他将中国儒教定义为正统宗教，道教甚至佛教为异教，韦伯通过论述宗教文化伦理及其形塑出的中国的性格与生活取向，作为他的世界文明的一个理想代表类型。韦伯认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是没有宗教先知和强大的僧侣阶层，中国的宗教即儒教被世俗统治者掌握，儒家文化是统治者的正统宗教，士人阶层是非宗教意义上的地位团体，这种地位团体的获得依靠教育，即儒家正统教育，而非世袭。中国儒家的教育意在培养人的某种内在和外在的风度，而不同于巫术教育，因为它不赋予学生卡里斯马的天赋，也不同于专业训练，因为它不以获取实用知识为目标，而是为了书写、表达中的审美价值，并将四书五经付诸实践，讲求秩序。儒教的教义是政治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伦理准则，这种取向对经济生活有重大意义，有教养的人虽不忌讳财产，但不屑于管理经济事务。同时，儒教的世界观不仅包含对君子行为的强调，而且包含神秘主义的体验和形而上学的思考。在民间起作用的文化还有道教和佛教，相对于儒教对秩序的强调，到家更是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冥思色彩和出世思想，并愈益接近巫术活动和人格化的神祗信仰。对鬼神与巫术的信仰使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韦伯认为这种信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就这样，韦伯通过对中国的儒教与西方的清教的对比，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经济理性发展路径。
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职业劳动论述的总结
这学期主要阅读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即社会学古典三大家的经典理论著作，他们的思想浩如烟海，很难用一个理论体系就能涵盖，尤其是素有百科全书式学者的韦伯。为了能够将本学期所读书目串起来，我选择了“劳动与社会”这个切入点，通过梳理韦伯的宗教天职观、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分析三位思想家对他们所处的历史与时代的解释和他们总体的社会理论。
一、韦伯的宗教天职观
韦伯生于1864年，双亲祖上都是新教徒，曾受天主教迫害成为流亡者，但后来又成了企业家。韦伯的祖父因信奉新教而被天主教从萨尔茨堡驱逐，定居在加勒菲尔德，成为了生意兴隆的亚麻布商。
马克思认为的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同样，韦伯研究认为，社会是从传统的非理性的、情感的、传统的形态中发展出来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具备理性精神的文明。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发展，但马克思的社会观更“悲观”些，他将视角更多地放在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之中，而韦伯对社会的研究相较马克思要“乐观”许多，韦伯的宗教天职观意在分析基督新教与西方文明的亲和关系。
韦伯从路德的宗教天职观出发，路德的“因信称义”的天职观，认为世俗内的劳动义务是基督教的“邻人爱”思想的外在表现，具体表现现实中就是职业劳动具有了绝对的同等价值，职业不再有贵贱之分，而且任何人不得逃避劳动，只有尽心劳动才能荣耀上帝。虽然路德的劳动的目的最后又回归到宗教的救赎之中，路德晚年又回到了传统主义的神秘论中，他认为要限制世俗活动的范围，不能逾越这个范围。但相较于路德以前的宗教劳动观，韦伯看到了路德“因信称义”天职观的意义，即在这次改革中提高了职业生活的道德性，人们不再视世俗劳动为“低下卑贱”了。
接下来，韦伯将更多的篇幅放到了对卡尔文“上帝预选说”的分析上，“上帝预选说”认为人的救赎已经确定，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获得救赎，这种结果无法改变，但世俗的人们不能知道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也不能去妄加揣测，唯有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才能获得最后的救赎。在这种教义下，上帝具有了无穷的力量，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相分离。在这样的教义下，人们的心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卡尔文的教义对国民性的形塑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卡尔文教义下，再没有世俗的人能够给人们恩典，包括曾经的恩宠机构教会及牧师等，此时它们仅成为了辅助性的恩宠机构，于是，人们借助恩宠机构来救赎的途径被堵死了。然而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人最大的事业就是获得救赎，在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办？人们将如何才能获得救赎？于是，宗教回归到了它的起点，繁琐的仪式减少了，人们更加关注自身，人们仅仅为了纯粹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个人的，甚至孤独的性格，韦伯认为，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这种个人主义外在的表现就是人们只注重个人的救赎，在经营组织中关心的不是个人感情，而是效率与营利，这就产生了西方的理性主义。
韦伯的宗教天职观的形成还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印度、犹太等多个国家的宗教、历史与社会发展，而得出只有在信奉新教的国家才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的精神。
新教的教育造成了大批的资本家、工厂里的工人，他们的“工作伦理”取代了传统的生产力落后的传统劳动观念。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合理的、系统的方式去追求“正当的”经济利益。不同于传统主义经营的惯例，资本家阶级更具备禁欲的自我克制。于是，韦伯认为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不仅在于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精神”的 产生，在这种“新精神”下，形塑了人们之间的“人格”，即现代的理性的手段，是一种注重效率的和系统的态度，尤其是“为职业劳动而献身”的精神。不同于马克思，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获利只是一种“附属物”，最重要的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获取利益的欲望并不是巧取豪夺等手段，而是靠科学和秩序，“追求金钱”、“追求更多的金钱” 是受“欲望”的驱使，这些本身都同资本主义无关， 更与“新精神”无关。反而，资本主义的标志是以一种“理性化”的节制精神将这些“非理性化”的“欲望”克制。
基于此，发展出了阶级与身份的观念。但韦伯的阶级、身份团体观不同于马克思把目光放在了生产领域，人们在生产、交换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上，韦伯划分阶级的依据是人们不同的消费方式，而这种身份的不同在韦伯看来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发展的产物。
二、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是法国第一位学院式社会学家，相比马克思和韦伯，他个人的生活背景学术经历似乎平淡许多，但这位被同属看做“异类”的大学教员一生以极大热情献身于一门新兴的学科。他希望献身于一门能够将纷扰时代的主要问题澄清、能实际指导当代社会发展的科学，他希望能为加强第三共和国的道德与政治团结而贡献力量，当时的第三共和国仍十分脆弱，只处于防御阶段。
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是全部社会学的出发点，社会事实与物质具有同等的地位，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事实时要保持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其研究领域中的精神状态，从外部对它进行研究，找出社会事实可感知的外部特征，而非形而上学或精神分析的思辨方法。这种社会事实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不是个人生活，不同于个人的心理事实，而具备群体的特征。正是在这种强大的社会事实关怀为出发点，涂尔干研究了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向。
机械团结是一种由于彼此相似而形成的团结，当这种团结形式主宰社会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大。同一团体成员彼此相似，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情感，赞同同样的道德准则，承认同样的神圣事务。人们的“协调一致”更多是因为社会尚未分开导致的。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团结形式——“有机团结”，在这种团结形式中，集体的“协调一致”即和谐统一产生或表现为分化。个人不再彼此相似，而是彼此有别：正是基于不相同，“协调一致”才以某种方式得以实现。
在涂尔干的研究中，两种团结的形式是与社会组织的两种极端形式相呼应的，原始的、古代的社会中是“机械团结”占优势地位的，表现在每个人有相同的或集体的情感的氏族社会中。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剧，“有机团结”开始出现。在社会的分工过程中，社会出现了断裂与失衡的状况，如涂尔干提出的失范概念，因此，他认为要增强设计的分工，增强人们的精神密度和社会的容量。
涂尔干强调集体的内聚力，在分析自杀问题他认为利己的自杀的就是因为集体力量式微，而个人主义意识增强，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制止其成员已死来逃避对集体的义务，但在集体力量被削弱的社会中，自杀就会增多。在探讨社会分工时，他认为价值观的一致和结构的整合的有机团结是劳动分工的产物，社会成员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在同一个公共信仰系统之下，社会才能发展，否则将成为相互对抗、各行其是的个体。如果社会成员缺少了共同的情感和观念，社会将出现道德的失范。在分析原始宗教时，涂尔干认为参加各种宗教仪式会形成共同的情感，增强群体的内聚力，在这种不同于世俗世界的仪式活动中，宗教逐渐产生了。宗教同样来自于社会和集体生活，是现实世界的反映。
基于此，涂尔干认为在高等社会，社会成员的责任不在于扩大个人的活动范围，而是使他们不断集中，使社会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也突破了自身的局限。专业化必须要根据社会的需要而发展，与此同时，个人的人格也随着专业化分工而一同发展起来了，而不是受到损害。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与个人的人格的叙述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分析得出人被异化的结论，只有劳动恢复其本质地位，个人才能得到全面的解放。而涂尔干认为个人人格的进步与分工的进步是一脉相承的，只有个人的活力变得更加专业时，他的生活才会更加丰富，因为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追求幸福的愿望。
三、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
马克思于1818年5月生于莱茵省一个律师的家庭，17岁的马克思进入伯恩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836年转到柏林大学，在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时，黑格尔已经过世，不过他的思想仍然在这所大学里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马克思进入了黑格尔的体系，同时，也成了反对偶像崇拜小组的一份子，这个小组的成员开始对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提出一系列尖锐的令人棘手的问题。马克思受到布鲁诺•鲍尔、埃德加•鲍尔兄弟的影响，投身哲学研究。毕业后，成为报社的固定撰稿人、主编。18843年到1845年在巴黎居住的几年，马克思埋头钻研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在德国是难以接触到的，他阅读了普鲁东、路易•布朗、卡贝、傅里叶、圣西门以及圣西门主义者的著作，同时还阅读了八贝夫的门徒布朗基等人的革命学说。此外，他还熟悉了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了解了对他们进行激进评论的人——如西斯蒙第——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将马克思的学术思想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发展的解释来看，马克思所作的研究更像是雷蒙•阿隆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研究是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出发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首先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首先他发现商品交换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物-物交换，第二种是商品-货币之间的交换，两种交换都是秉承着等价交换的原则，但第二种交换形式是资本家从事生产所要进行的目的，但为什么第一种交换形式没有产生出新的价值，但在第二种交换中从商品转换为货币资本家的资本却增加了？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既然商品流通过程是等价交换，那资本家所获得的增加了的资本量是来自哪里呢？马克思接着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在商品价值的产生中，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工人的劳动形成的，资本家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剥削工人的劳动，这时，工人所付出的劳动是否和他所创造的价值相一致？答案是否定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他所得到的工资，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积累了资本。《资本论》的后两卷也是在此基础上分析的在流通等领域，资本家是如何进一步论证工人劳动的可变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超过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生产力，但这一社会发展结构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矛盾，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大多数人民的贫困这一对立的现实，最基本的矛盾就是使社会日益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既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的历史，也是人类日益异化的历史。“异化”就是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变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主体本身。异化不是马克思的原创，但把异化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用异化来分析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却是马克思的一个主要思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异化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异化，它不仅发生在人们的头脑里，而且发生在日常生活中。马克思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劳动领域的异化，人与他制造的产品的异化、与生产过程、与他自身和社会的异化，即物的异化、人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和人的全面异化这四个结论。
首先说物的异化，这个比较好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这样一个现实：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数量越多，属于他的东西就越少，其自身就越贫穷。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力量的关系，劳动产品由劳动者生产出之后，不仅独立于其外部，还同他向对立，这就是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
工人既然与劳动产品相对立，那么他劳动的目的就只是获得生存的必要产品，维持肉体的生存，这种劳动不是对自己的肯定，而是对自我的否定，劳动中工人不会体会到幸福，反而觉得精神备受摧残，马克思认为这种作为肉体而存在是一种奴隶的状态。对这部分的理解要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本质的需求，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劳动这一本质的需求被剥夺。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异化，即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生活、类意识与类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是人相对于动物的优点，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类生活变成了人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意识也遭到了异化，工人的社会属性消失，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
马克思认为当人同自己相异化时，他也同其他人相异化，既然与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可以推出与他人的劳动、劳动产品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的层层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这一异化的主要原因，私有财产穿着“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外衣，产生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对立，“异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原因也是其造成的必然后果。
异化这个词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很少出现了，但并不是说马克思放弃了这个观点，反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加强调劳动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可以说，“异化”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基础，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点。
2012年11月15日至12月18日
《经济与社会》（上卷） [德]马克斯•韦伯 商务印书馆
《韦伯学说》 顾忠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 [德]施路赫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涂尔干死了——社会理论另类读本》 [美]阿瑟•伯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庄孔韶 三联书店
韦伯的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之于韦伯是一种关键的工具，这与韦伯的历史学背景相关，从上个月看的几本韦伯关于宗教的书中可以强烈感受到韦伯强大的历史学功底，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离出具体的概念，得出高于经验性现实的结论。在无限多样的具体现实中，我们需要借助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既要具备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又不失去现象的特征，韦伯认为“理想类型”就是一个合适的工具。理想类型是通过对历史整体的归纳，或部分历史事件相互的关系，通过理想类型能有助于把握历史上的个别事件或总体，但它并不能掌握全部历史，而至多是其一个部分，但借助它却能更好地把握住现实的社会。理想类型的方法与社会和科学的理想化过程分不开，因为在韦伯所处的时代，社会科学领域相应学科尚未完全成型，正在努力寻求支撑其内在合理性的一种方法。
上个月读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这本书中李凯尔特强调了文科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形式的分类原则”，根据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分类，李凯尔特认为现实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不能如实地包含于概念之中，只能是非理性的存在。但科学能在概念上把连续性和异质性分开，使之成为同质的连续性或异质的间断性，通过这种方法，现实就变成了理性的。可以看出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原则对韦伯理想类型影响很大，韦伯的理想类型既可以泛指文化科学的所有概念，也可以反映有理想类型的倾向的概念。
根据阿隆对韦伯理想类型的解析，他根据抽象化的程度特征进一步将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具体化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历史事件的理想类型，如资本主义、新教徒的伦理观和西方城市等概念的提出。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类型的方法时把总的历史实在性和独特的历史实在性加以重现，使之易于为人理解。
第二个层面是对社会现实的抽象因素所组成的理想类型，如官僚制、支配和社会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类型的方法将具有社会特征的组成部分的理想类型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抽象层次之中。在这一层面上，根据抽象程度的不同，韦伯主要主要划分了三个理想类型的抽象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对如官僚制、封建制度这些宏观概念的划分；第二个层级是对支配类型的划分，韦伯划分了卡里斯马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三种类型；第三个抽象层级是对社会行动类型的划分，即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习惯行动和情感行动。
第三个层面是具体行为的合理化与理性化，如理性经济行为和传统经济行为，在这一层面上韦伯在经济理论上用理想类型重现了主体据以为人处世的方法。
理想类型的划分也是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划分着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理论，但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只是“理想的”“纯粹的”，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理想状态。但理解好韦伯的理想类型对理解韦伯很重要，在开始读《经济与社会》上卷时比较吃力，尤其是前两章韦伯作为对社会学相关概念进行着解释，具备很强的思辨色彩，有些内容反复琢磨也难以完全理解，后来在笔记中将韦伯的四种行动类型、三种支配类型和两种经济行为类型进行了详实的归纳后，发现前面很多不理解之处变得豁然开朗了。
2012年10月10日至11月14日
《马克思•韦伯思想肖像》 [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宗教社会学》 [德]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宗教》 [德]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与政治》 [德]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顾忠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 [德]李凯尔特 商务印书馆
《社会科学基础》 [奥]奥托•纽拉特 华夏出版社
《社会形态学》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林耀华 三联书店
这个月主要读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相关作品，以及三本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书。韦伯的作品理解起来有些难度，尤其是看第一本的时候，一个人在教室看得非常痛苦，就跟读书会的几位同学交流了困惑与感受，交流之后觉得畅快了许多。
理性精神——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影响
韦伯在《新教伦理》中通过寻找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论述了新教伦理价值观对其信徒行为的影响，即产生了相应的商业的伦理，职业劳动的义务观、对财富积累及经济发展的观念等，这些观念发展了资本主义事业，尤其是其中理性的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韦伯认为经济行为本身就包含着伦理的内容，即资本主义视勤奋工作为美德与义务，人们这种对生活的态度，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且是一群人共有的生活方式，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韦伯论述了宗教改革中的几个教派，尤其是卡尔文教的教义，理性主义即产生于此。人们的经济行为就是在一种理性的利益调节之下进行的，不同于传统主义的价值伦理观。
同时，韦伯的通过追溯宗教观念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一观念，也不同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经济基础、阶级地位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论点，在社会历史观上向马克思提出了挑战。韦伯探讨的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世界上的质的形成和量的扩张中，宗教影响力是否曾参与发挥作用，并且发挥到哪种程度，面对宗教改革文化时期的物质基础、社会与政治组织形态以及精神内容之间相应的“亲和性”，试图评估近代的文化内容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何种程度可归因于宗教力量，何种程度可归因于其它力量。对于我们这一个阶段读书的思维训练过程来说，真理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看到经典学者是如何进行论证的。
价值中立：政治价值不走进课堂、政治-行政的二分原则
韦伯始终努力成为一个既有政治关怀的学者，又具有严格道德和超脱态度的政治行动家，《学术与政治》这两篇演讲我每次阅读都会感到非常振奋，想象着当时慷慨激昂的演说，有种亲临现场的震撼感。这两篇演讲其中一个主题是价值中立，这在本迪克斯看来就是要摆脱价值的判断。价值中立韦伯学术思想的出发点，韦伯认为政治价值观不能走进课堂，这由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地位的不均等决定。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首先是技术的知识，其次是一种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更高的是获得一种“清明”，这就决定了教师不是先知、也不能是精神上的领袖，至少在课堂上不能是。
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治与行政要二分，他认为政治是一个团体的领导及产生的影响，要包含一种价值观在内，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可能是某个党派的利益，具备相关的国家理由。但是行政则是实行政治这一目的的手段，它要求具备的是一种非党派性，它的主要成员应称为官吏，而不是政治家。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下，政治与行政要完全分开，才能保持好政治家的价值中立。
新教的天职观：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对比
西方关于人对天职负有责任的观念不同于中国，这种职业观也反应了韦伯的人与社会的观念。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得出了这一社会制度下工人的劳动被异化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职业不是以人为出发点，要获得人的解放，必须改变这种职业制度，打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劳动对立，马克思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看待职业。涂尔干则认为社会的分工是促进效率、提高生产力、人有更多自由时间的方式，因此职业要细化，社会应该分工，涂尔干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立场看待职业分工。而韦伯从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派的教义中对其信徒劳动义务伦理的影响，看到了宗教神学的天职观对人们职业选择、财富积累带来的促进作用，他认为这种天职观是理性的，韦伯的天职观是从对伦理对经济发展角度看的。
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的历史，他认为儒教教徒的职业目标是谋取和维护一种“身份地位”，接受教育而举止文雅有礼，他们的目的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自我完善，不是获得技艺，而是审美修养。中国的儒教信徒以“礼”的秩序为出发点，在传统的官僚制下，君子理想仅仅是自我的圆满与完美，所以在货币经济、国家财政高度发展下，也不足以动摇传统主义，反而强化了它，更没有激发出资本主义现象。
从方法论角度看韦伯的研究：奥托•纽拉特对韦伯观点的评论
纽拉特受韦伯的影响很深，但他提倡逻辑经验主义，对韦伯从思辨出发的研究方法不甚赞同。他认为在《新教伦理》中，把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历史地给定的东西加以评论并不难，但这样做并不是严肃的科学方法，因为术语本身就没有经过很好的选择和明确的定义，必须要努力寻找更好地描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和感情色彩和行为的术语，再运用到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这才是科学的方法。纽拉特提出将物理主义植入社会科学研究中，认为全部科学是紧密结合的统一体。这个月读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书，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了韦伯，也对自己思维的训练有一定帮助。
2012年9月10日至10月9日
《社会学的邀请》 [美]乔恩•威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社会思想名家》[美]刘易斯•科塞 世纪出版集团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法]涂尔干 商务印书馆
《社会分工论》 [法]涂尔干 三联书店
《自杀论》 [法]涂尔干 商务印书馆
《原始分类》 [法]涂尔干 莫斯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法]涂尔干 商务印书馆
《社会学的想象力》 [美]赖特•米尔斯著 三联书店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马克思 人民出版社
开学后用了十天重读了《资本论》第三卷，因为上学期最后几天状态不是很好，匆匆结束了对马克思的阅读效果不太好，趁记忆还在又重读了一遍。这个月主要的时间阅读了涂尔干的书和两本社会学入门读物。
社会事实与方法准则
社会事实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是全部社会学的出发点，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不同于哲学、心理学，它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准则，而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就是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基础。社会事实与物质具有同等的地位，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事实时要保持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其研究领域中的精神状态，从外部对它进行研究，找出社会事实可感知的外部特征，而非形而上学或精神分析的思辨方法。社会现象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社会事实不是个人生活，不同于个人的心理事实，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各种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质的不同，群体特征不同于个人特征，必须把群体特征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集体意识与社会团结
涂尔干强调集体的内聚力，在分析自杀问题他认为利己的自杀的就是因为集体力量式微，而个人主义意识增强，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制止其成员已死来逃避对集体的义务，但在集体力量被削弱的社会中，自杀就会增多。在探讨社会分工时，他认为价值观的一致和结构的整合的有机团结是劳动分工的产物，社会成员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在同一个公共信仰系统之下，社会才能发展，否则将成为相互对抗、各行其是的个体。如果社会成员缺少了共同的情感和观念，社会将出现道德的失范。在分析原始宗教时，涂尔干认为参加各种宗教仪式会形成共同的情感，增强群体的内聚力，在这种不同于世俗世界的仪式活动中，宗教逐渐产生了。宗教同样来自于社会和集体生活，是现实世界的反映。
社会分工与个人责任
在高等社会，社会成员的责任不在于扩大个人的活动范围，而是使他们不断集中，使社会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也突破了自身的局限。专业化必须要根据社会的需要而发展，与此同时，个人的人格也随着专业化分工而一同发展起来了，而不是受到损害。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与个人的人格的叙述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分析得出人被异化的结论，只有劳动恢复其本质地位，个人才能得到全面的解放。而涂尔干认为个人人格的进步与分工的进步是一脉相承的，只有个人的活力变得更加专业时，他的生活才会更加丰富，因为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追求幸福的愿望。
2012年6月3日至7月5日
《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 人民出版社
《资本论》第二卷 马克思 人民出版社
《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英]特里•伊格尔顿 新星出版社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 阎云翔 上海书店出版社
马克思的“异化”思想
“异化”就是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变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主体本身。异化不是马克思的原创，但把异化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用异化来分析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却是马克思的一个主要思想，马克思得出了物的异化、人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的全面异化四个结论。
首先说物的异化，这个比较好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这样一个现实：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数量越多，属于他的东西就越少，其自身就越贫穷。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力量的关系，劳动产品由劳动者生产出之后，不仅独立于其外部，还同他向对立，这就是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
工人既然与劳动产品相对立，那么他劳动的目的就只是获得生存的必要产品，维持肉体的生存，这种劳动不是对自己的肯定，而是对自我的否定，劳动中工人不会体会到幸福，反而觉得精神备受摧残，马克思认为这种作为肉体而存在是一种奴隶的状态。对这部分的理解要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本质的需求，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劳动这一本质的需求被剥夺。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异化，即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生活、类意识与类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是人相对于动物的优点，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类生活变成了人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意识也遭到了异化，工人的社会属性消失，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
马克思认为当人同自己相异化时，他也同其他人相异化，既然与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可以推出与他人的劳动、劳动产品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的层层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这一异化的主要原因，私有财产穿着“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外衣，产生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对立，“异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原因也是其造成的必然后果。
异化这个词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很少出现了，但并不是说马克思放弃了这个观点，反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加强调劳动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可以说，“异化”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基础，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点。
感受：先读《马恩文集》前四卷，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思想有基本的把握后，再读《资本论》效果更好。《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通过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并转换为资本提出剩余价值的理论，由此分析了工人的工资与资本主义的积累，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相较后两卷，语言通俗易懂很多。第二卷从资本的生产层面上升到了流通过程，阐述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是造成劳动异化的原因。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真正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资本论》是三部书的核心，没有经济学、数学的背景会觉得有些费力，需要更多的耐心坚持读完。
2012年4月27日-6月2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1843-1848） 马克思 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1848-1859） 马克思 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1864-1883） 马克思 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1884-1895） 马克思 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 商务印书馆
《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马恩的著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学专业的缘故，马克思这个名字似乎早已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几年的学习，我们是否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即使今日我依然不敢说找到了答案。这个月读完了马恩文集的前四卷，基本上涵盖了马恩的各个阶段的主要思想，为下个月读《资本论》打下基础。读过马恩著作的同学多觉得阅读是一种享受，它就像一幅幅动态的画卷，从哲学思维发端，顺着社会历史行进，在现实斗争中发展，向着理想社会源远流长。在这里，每个概念都很鲜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完全不会觉得是堆空洞的字眼。具体的内容不多说了，写两个我这次阅读时的感受吧。
第一个是对批判的再认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很多篇文章包含批判，有对前人理论的批判，有对当时其它思想的批判，也有对他的批判的批判。我曾把批判仅仅作为一种为了批判而作的批判，始终看不到批判中积极的因素，看不清马克思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思维方法。这次阅读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在批判中的学习，我觉得掌握方法比记住内容更重要。
第二个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学时对空想社会主义有一种莫名的好感，读了能找到的关于此的所有著作，读每一本时都像看连环画一般，有未来社会的详尽的描述，甚至到每一个细节。现在想想那只是一种视觉的美感，完全不是阅读的快感。而在马恩的著作中，从来找不到任何的细节描述，但他却找到了通往这条路的现实力量。这种现实的感觉在我读梁漱溟这两本书的时候感触最深，留待看完梁漱溟几本书后再做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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