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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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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伟杰读书报告(12月更新)

何以支配
                        ——观念与组织的选择性亲和
   就个人而言,贯穿韦伯研究的是一种可能性的视野。
 
   首先这种视野源自于问题意识。社会何以成为现在这种形态?古典四大家都有所烛照。涂尔干的提法是:社会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原子化的个体简单堆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何没有爆发?社会团结何以可能?涂尔干将原因归结于劳动分工带来的职业伦理。同样是劳动分工,马克思在生产关系中看到的是阶级的剥削。“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物质文明如此繁华的工业文明,社会中何以还存在着如此尖锐的矛盾与不平等。物质背后是深刻的阶级对立,劳动分工中蕴藏的是赤裸裸的剥削。不平等在齐美尔这里却表现出别样的意涵,他将目光置于现代性的角落,诸多现象背后齐美尔揭示的是一种关系性的结构差异,潮流被上层所左右,卖弄风情中的性别差异,手段与价值的混乱状态,现代性何以如此表征?齐美尔以文化悲剧揭示了“大都会”中的风土人情。韦伯所描绘的现代性表达了一种理性化的征服,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与理性的选择性亲和。
     
  其次,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上文提及的选择性亲和概念是韦伯区别与其他三位古典大家的原因所在。相较于两位具有决定性倾向即社会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学家来看,韦伯的选择性亲和概念具有更为包容的视野。在解读社会行动与经济组织时,韦伯并非单单研究行动的结构或者组织样态而是以一种双向的视角考察两者之间的选择性亲和程度即相互促进、相互阻碍、相互排斥以及适当与否。虽然韦伯是从一种可能性空间出发,但是并非如同齐美尔一样完全置于一种关系视角下的相对主义,而是仍从复杂的现实中抽离出理想类型。由此,本文试图通过亲和性的视角考察韦伯意义下支配类型的关系型结构,即支配何以成为如此样态、支配何以可能。

一、以何支配
  从概念入手,韦伯意义上支配是指干预他人行动并产生了社会性影响。而支配的表现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表现为“要求服从而得到服从”;广义则表现为一种管理方式即“处理事务的层级关系”。其次从结构上看,韦伯将支配建构成命令权力、权威以及支配三者相互影响的结构。通过概念的阐释我们不难发现支配在韦伯的笔下包涵着三重意味:

   首先是正当性,“社会学的考察乃是全然奠基于如此,一种命令权力的实际存在,而非以教条与法的方式,规范中到处的一种‘观念’的存在”。这种既非教条又非法律却又是权力的实存正表达出了支配结构的内核即支配是以正当性为基础的,而正当性集中体现在权威上即一种服从的可能性。其次,这种可能性来源于概念之中。支配在韦伯这里表现为一种辩证关系即支配与服从具有相互性。服从支配就不是单单指涉向一个主体的行为过程,而是表现为支配与认可支配的双向互动。这种相互性表明了韦伯的“理解”视角,从个人心理出发的社会行动架构。因此,支配者以何实现支配的问题就由韦伯的方法论转化为一种更为中立和多元的视角,即从支配结构与相互性出发,支配关系是由命令权力与权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是支配者与服从者的“默契”配合。
  
   而这种依托“观念”的正当性以何成立呢?韦伯对服从者做了理想类型的划分。韦伯将服从者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维持形式自由的模式,二是对义务的绝对服从的模式。形式自由即拥有追求利益的权力,义务的绝对服从则表明了对个人动机与利害关系的无视。通过从属性格的分析韦伯揭示出了支配权力形式。逐利形式源自市场的独占性支配,而义务服从则是源自家父长权力、官职权力以及君傧权力。并且韦伯发现义务服从与形式自由是处于对立的状态。这里就是第二点,韦伯在此发现了经济手段与支配结构相互吸附的特征。服从性格的权力来源是依托于不同的经济手段,并且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

   最后是理性化意涵,支配在韦伯的历史视野是一种与组织亲和的形式。正如他对广义支配下的定义一般,支配具有层级结构,而这种层级结构正是组织的生存形态。韦伯在支配中提及两种组织样态:共同体与结合体。共同体是一种依托习俗的社交关系的行动,而结合体表明了一种理性的社会行动领域。而理性韦伯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即“广大的被指导者大众只不是去接受使自己适应与对他们利益具有实际意义的外在、技术的成果”。由此,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内涵是一种来自外部使大众接受的技术成果,一种与“理念”区别,只是被使用的一种外部变革。结合体、共同体的二分正是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所埋下的暗线即一种外部、被接受的技术成果对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影响。

   “支配之社会学性格差异乃是依其正当性支配之类型的基本差异”。本文主要以揭示正当性支配的理想类型为明线。但支配的三重意涵相互交织与影响,在社会空间里建构出了从服从性格到组织形式、最后是社会经济模式的社会行动结构,也则表明了一条理性化的暗线即一种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组织样态的亲和后果。本文试图通过支配的三重含义对支配结构进行解读。

二、支配何以
  理想类型是韦伯的主要研究工具,“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可能没有完全符合的情形,但这一点不能成为拒绝理想类型的理由。理想类型帮助我们抓住某一类事物、现象的基本特点,而不是穷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差异”。韦伯着重介绍了三种支配形式的理想类型,依托不同正当性概念的意涵分别是官僚制支配、传统型支配和卡里斯玛支配。虽然书中韦伯还提及了传统型支配的家父长制、家产制、封建制、身份制,以及卡里斯玛支配中的政治支配与教权制支配。但从支配的结构来看,其命令权力的来源和权威下的服从模式具有极大的共性就归于以上的类型。

   需要强调的是,正当性概念本质上的双重含义即命令权力与权威的结合,所以这三种类型不光指的是命令权力的来源,还有一种支配的可能性即服从者对支配者权力的顺从。共性来看支配类型的表现形式都是由服从者接受支配者的命令,但是其具体关系内容却因支配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一)官僚制支配
  官僚制支配外在上展现为一种组织中的功能模式:第一,各部门权限明确,并且是依据规则、法律或者行政章程而来;第二,有一套明确制定的、官府间上下关系的制度,表现为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第三,职务运作以文书档案以及幕僚、书记组成的部门为基础;第四,职业活动通常以彻底的专业训练为前提;第五,职务变成一项专职性活动;最后,业务的规则要求明确、全面、可习得。由此,不难发现官僚制支配的正当性来源于规则基础上的资格。虽然可能组织中会有领袖,如企业中的董事长、军队中的长官、政党当中的首脑,但其命令权力的根本是来自于规则基础上的资格,是与其领导位置而不是个人相关联。

   其次,韦伯又将官僚制支配称为“即事性”支配。但这种即事性并不是单单指组织职位,更涉及支配关系。“决定近代之职务忠诚的特殊性格的要素乃在于,就其纯粹类型而言,它是以非人格的、即事化的目的为导向的,而非设定在一种对人的关系上”。具体而言,服从性格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官僚地位具有一种义务性格;第二,其社会地位受到品味等级之规定的保障;第三,典型官僚制下的官僚,是由上级任命的;第四,官僚的地位通常是终身性的;第五,官僚通常可以得到以固定薪俸形式给予的货币报酬,及年老退休金;第六,官府秩序里的官僚,期望的是从较低的职位“提升”到较高的职位。这里支配的第二个意涵就显示了出来,服从性格一方面展示了命令权力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了与经济手段的亲和。韦伯在《支配的类型》中将依据规则与法律的形式成为法理权威,而官僚制的正当性就源自于此,从服从支配的形式来看,其义务性格、社会地位、职务层级、薪金以及晋升方式无不来自于规则与法律的保障。但具体形式的表现则与经济手段呈现相互亲和的形式。
货币薪金的给付方式与货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关系。在韦伯的研究中,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官僚制结构提供了一种持续性的支撑。韦伯通过研究庄园制发现,稳定的经济收入是保证法理权威的支撑,实物给付与实物用益的方式都会使得官僚将原属支配者的权益收为己用,官职变成一种经济利益的占有权,“不免会使得官僚制的机制松弛”。并且历史地看,自然经济下依托强制刑罚而实行的支配并不可能形成长久的约束,“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经验告诉我们,想要达成并维持官僚制机构的严格机械化,比较上最佳的手段还是提供一份有保障的薪俸……”
     
   再现实地看,行政事务的内涵和外延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都有变化。“日渐扩大的官僚制乃是、日益增加的消费性财货支配利用,以及对形塑外在生活样式之日益洗练的技巧的一个函数”。强权的对外扩张,大规模军队与常备军的设立,需求一种更加高效精确的组织形式。而官僚制组织在“精确、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同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与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里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最后,经济手段与支配结构直接的亲和形塑了一种观念,即随着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一种“广泛且一般的文化影响”。近代官僚制都“极端强烈”地促进理性的“切事性”以及“职业人”与“专家”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最显著的体现在教育事业之中。昔日支配结构之中,教育所指向的目标为一个符合某种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个体,即一个有教养的人。而官僚组织的支配权威来自于一种规则,对某种规则的了解需求的并非一种生活方式的阶层人士,而是面对具体知识的专业人士。官僚制支配需求一种专业性、非人格性与切事性的专家,而这种服从性格的群体铲平了中世纪以来的身份团体,如骑士、绅士等,对齐平化的社会结构有强烈影响。
(二)、传统型支配
   传统型支配,顾名思义其命令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传统,即“恭顺关系”。无论是家父长制、家产制、封建制以及身份制,其支配关系都表现形式都大同小异。与官僚制相反,家父长制支配“并非奠基与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关系”。虽然家父长制与官僚制支配由于经济与政治原因都需求一种稳定和“日常的性格”,并且在服从性格的表现上都为一种对“规范”的服从,而获取其内在地位,但其服从性格的表征却完全不同。首先,命令权力的来源不同,家父长制权力来自于实际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顺从以及共同体生活的习惯即传统,随着共同体的分化与扩大,家族、望族以及国家的形式就行了血缘以及习惯的结合权力。

   其次在正当性的维度来看,家父长支配的结构中支配者权力的正当性是由其属下的服从来保障的,并且其权力的作用与范围是由传统所神圣化,并非切事的制定而来。支配者往往也会与神圣化或者血缘相结合以获取支配正当性所带来的权力。如中国的君权神授,以及伦理纲常中的家国一体的观念都是血缘与共同体的权力分化与过大的表现,其本质则相近。所以本节将以家产制为例模塑传统型支配的样态。

   而与家产制支配亲和的经济手段表现为赋役制,其“虽非家产制国家所特有,却是在家产制国家最为发达”。赋役式最本质的表现则为支配者对某一团体设定义务,并且将其定型化,甚至将束缚扩展至所有的职业团体。因为,对于家产制支配来说,其服从者是为了满足其需求,所以“更进一步认为子民的经济活动之配合赋役制的义务、乃其存在的理由”。并且在赋役式团体形成后,其内部会滋生出一种责任并会加强团体的形式。“某些只能由富裕成员承担起来的义务,即被委托给这些成员,然而由于这种义务有其附随的影响力,这些富裕成员遂将此义务是为其阶层的身份权力而加以独占”。依托身份团体,一种“规范”性的支配正当性得以长久持存,虽然可能有不同的支配者,如中国的朝代更迭,但其内生的支配结构则具有极大的同质性。

   但这种身份团体其中蕴含着从共同体形式向结合体过渡的内在倾向即在家产制行政中,“任何政治性的义务都有转化为一种非人个格性之固定负担的内在倾向……即以具体的财产——特别是土地、或者工场与店铺——为对象来课征贡纳”。这种脱离个人关系的经济维度,正为一种依靠货币、形式自由、专业教育与齐平化的社会结构提供可能性基础。

(三)、卡里斯玛支配
   卡里斯玛(Charismatic)是音译的语词,指超凡能力。卡里斯玛支配即表现为一种“效验性”的支配权力。从支配的正当性维度来看,卡里斯玛支配是与服从者理念直接结合的一种形式即需求服从者的“承认”。这种“承认”的支配关系则表现为:首先服从者对超凡能力的认可赋予了支配者卡里斯玛能力,并非由支配者权力形塑。其次,支配者并非满足服从者需求,或者构成一种互惠关系,而是服从者主动的,有义务与责任的对超凡能力进行服从。最后,这种超凡能力是需要持续确证与被承认的,否则其支配的正当性就会衰退。

   由此而观,其支配结构是极端不稳定的,其外在环境不断遇到刺激与矛盾,这种正当性也不断受到挑战,所以韦伯也将其称为一种“必然过渡的阶段”。从经济角度出发,服从者的狂热不可避免的与物质生活的重压形成矛盾,并且其内在信众也需求一种永久性的文化。
最后从理性化进程来看,超凡能力的追寻为圣职化教育提供了可能性,通过“陶冶”,禁欲等的手段才能实现一种超凡能力的确证。这种目的理性的行为同样为一种非人格化、切事性的生活样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依托正当性与支配关系向我们揭示的是一种理性化的可能性。何以支配,则反映的是现代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正如它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及的对形而上之终极问题的观点一样,“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理应具有某种一样,特别是人生理应具有某种意义?那这种意义是什么?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才是符合此意义呢?”而韦伯则以一种对决定论思维的否定,告诉我们诸多现代可能性的样态。

从审美观察现代社会--读《货币哲学》
附:小诗一首

记得在波兰尼《大转型》的结尾一章的题目是复杂社会里的自由,由此可见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又复杂多样的概念。现代性语境包含着与中世纪的彻底诀别、是一种断裂的表达,有着一往无前的劲头,以不断的批判而扩张理性,以群体契约代替上帝意志,以理性主体征服客体,自然也好,身体也好。经济上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工业洪流的滚滚蒸汽,物质生产的指数增长,政治中理性蓝图下的民族国家,而文化观念的核心是祛魅,是将一切崇高与混沌打破,并置于理性面前审判。
汪民安在《现代性》中将其比喻为一艘即将离岸的巨轮,仪器精密复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运转巧妙。而我觉得置于现代性中的个体似乎是轮渡上的客人,在不断的摇摆与颠簸反复中缓缓驶离上帝的港口。不管轮船的形式有多么精美完善,其实质还是载人,人位于船上的状态也体现出了船的性能,是平稳亦或是颠簸不止。而从人的审美感受来考察现代社会正是齐美尔的笔锋所在。
人对生活的价值评判直接包含在感觉之中,“觉得值,觉得适合,觉得漂亮,觉得美”。审美是主客体关系的感官表达,即主体审客体对象之美,审美直接在生活感觉的碎片中显现了出来。而原因何在?为什么觉得好和美?这涉及到价值的塑造,而齐美尔对货币的论述也由此开始。

一、关系视角下的相对主义

齐美尔将一切价值置于相对主义的范式之中,但并非虚无的相对,而是指其都处于一种关系之中。这种观点预设了价值中的多个主体,以及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以此来体会不同元素间的功能与相互影响。通过一种由主体可直接把握的感官概念,即审美表象,齐美尔由此展开了价值与货币的哲学考量。

1.距离感

距离表现为相依的概念,远近长短总是预设着一对关系。经济价值在齐美尔那里也表达在自我与客体的关系之中,一方面表现为主体的满足感,另一方面表达为客体与我们情感之间的距离。这种经济价值距离的情感性表达是价值诞生源泉。如同理性的诞生是只有当自我结构从原始的统一性对立出自我与客体,经济价值首先与自我感觉的历史过程相关联,在实践中的客体对我产生了愉悦,由此这种情感就会被保存在我与客体的直接联系之中。这种情感的关系性表现出主客体尚未分离。
而价值最终成为一种比例的共识是体现在其主体价值客观化的过程中。齐美尔类比美学价值,美学价值的实现是超越于实用性基础之上的,而实用性即主客体的直接联系。美学价值依赖于视觉形象,是通过感官将主客体之间对立起来,不建立直接联系,而是将主观价值客观化到对象之上,通过远离实用性而诞生美感,即表现出“康德所谓的美感的无利害”。所以经济价值的客观化即体现在主体的放弃,获得的稀有、困难的必要性上。通过与客体保持距离,甚至故意规划放弃客体,将主体的愉悦表现成为客体对主体的功能,而体会到客体经济价值。“一个对象是经济上有价值的意味着他对我是有价值的,我愿意为了它花费某些东西”。其次,客观化的关键历史性过程体现在交换之上,“交换是客服对象纯主观的价值意义的起因”交换过程首先表现在主体放弃对象使之进入客体领域,将客体赋予与不同主体互惠的可能性,而不同需要的主体与拥有价值的相对客体之间的障碍与放弃则表现出了“经济”的本质。“经济价值经由同样的互惠与决定价值的经济特征的相对性而产生”。

2.抽象感

交换关系将主客体彻底分离,最终实现了价值的客观化。当我们再回顾交换关系的最初领域,即主体间的表达时,就由此能在第二种关系中窥到经济价值的性质。与美学价值不同的是,经济价值依赖于交互作用之中。交换过程涉及不同主体以及被对象化的客体,主体间通过对距离感的把控实现价值赋予。在交换的逻辑空间里,不同主体与客体的距离各不相同,而这种距离与位置则表征的是一种价值构成的属性,即价值存在于对象的关系之中。因此在关系视域下的经济价值表达出一种相对性,即“事物的价值被理解为经济交互作用而解释”。
而货币的特性就寓于其中,表达为一种抽象感,“作为一个可见的物体,货币乃是体现了抽象的经济价值的物质”。就如同意义与符号的关系(符号承载和表征了意义),货币成为了交换关系自主的表现。这个命题还隐含着价格与价值的统一性,与马克思不同,齐美尔认为价值诞生于交换关系之中,但相同之处在于价值的诞生都经历了主客体分离过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对象化将价值锁在生产对象之中,齐美尔是通过双重对象化即主客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将价值置于客体上,虽然价格在一段时间内是固定的,但在变动中正反映出不同关系下的价值,也因此价格与价值呈现出统一性。这就是货币的哲学意义“它在实践世界之内代表了最为确定的可见性与所有存在公式最为清楚的具体化,依据事物互相找到了它们的意义,并令得他们的存在和如此存在为它们的关联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由此货币的最深层次的审美感受便是抽象,并且越是精确具体越是抽象,即将实践中的双重对象化的关系与价值抽象为符号。

二、货币与现代社会

齐美尔认为在质性上无法比较的某些基本元素可以通过其处于总体比例中的位置以及元素间的共变关系来进行考量。这似乎与涂尔干的“社会平均”意味相同。但不同的是,齐美尔更加关注的是差异与区隔而非涂尔干所担忧的社会潮流的保护作用。

1.货币量与社会阶层

通过收入来划分社会阶层,似乎在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由此也诞生了许多名词,中等收入群体,贫困群体(绝对贫困年收入为627,相对贫困年收入为628-865)。这些考量也出现在齐美尔的语境里,“收入上每增加一个量的单位,都包含了更大比例的财富自然增值”。因此货币收入在社会中表征出超越满足自身需要的其他价值,穷人的货币表征为目的,即为满足自身需要所购置生活必需品,而且基本上占据了穷人的所有收入。而在富人那里,作为目的的货币量占比相当之低,其余的货币量转化为资源,转化为一种可支配的自由以及超越经济收入的敬意。纵观西方历史,政治向来是坐食者的舞台,“富人们通过财富所获得的荣誉和道德赞誉,都通过这种无报酬的行政功能而被凝缩于重要职位的权力中心,而穷人是无法得到这一切的”。其次,这种无视金钱的生活方式,充当了阶层划分的心理基础,即一种闲适感。大量无目的货币以手段的形式储存下来,加上货币自然增值的特性,富人的生活风格与穷人截然不同。富人的生活感受充满由货币带来的可能性,而穷人的生活则陷入锱铢必较的漩涡之中。这也许在审美层面表达了恩格尔系数的社会意味,即由生活风格所区隔的社会阶层。
回到货币量的问题上,收入高低的差异所表征的不只是购买力的问题。货币量的大小也单纯数字的形式。穷人,富人,生活需要,心理与生活风格。这些概念背后指向的是总体性的维度,是货币收入占个人支出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又联系着市场与物价水平,因此支出也呈现出一种社会性的对比,由此带来生活风格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区隔化,所以收入概念背后的比例性质,即是齐美尔希冀展示的社会维度。

2.货币量与现代生活

货币与货币量似乎是极为不同的概念,货币体现出质的规定性,而货币量则是部分,指质表现的部分。齐美尔在这里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即充斥在现代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话语“值多少钱?”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举出了“你怎么不舒服”和“你那里不舒服”,从话语中瞥见了医学体系中不同的科学话语形式,以及背后所包含理性入侵身体的过程。而在齐美尔这里,值即价值,在观念中表示事物的质的部分直接与货币的量——即与多少钱相对等。量逐渐代表了质的部分,“量的范畴主宰了质的范畴”。
这种量化趋势随着货币的繁荣成为了现代生活的内涵,货币一方面可以将任何事物置于我们面前,一切充满个性与特质的物品都可被货币所表征,为货币所代替。因此,货币成为了追逐质性不可缺失的手段。另一方面,事物由此逐渐从属于货币,“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可以用钱来买到,货币也就成了核心的、绝对的价值”,质性逐渐成为一种交换中的占有关系。所以在这种质与量的张力之中,现代生活带给主体的价值上的确定愈发模糊。在同一事物,同一问题下,主体会有无尽的选择与差异极大的感受,“货币对主体的人激起了两种相反的情绪:最深的悲哀与最大的幸福,以及处在这两极情绪之间的轻蔑冷漠与俯首帖耳”。而“贪财”与“吝啬”正是这种多样性所带来,同样表现为一种对物品与货币的狂热,但其背后则表现出无法逾越的距离。货币在“贪财”与“吝啬”中表达出一种收藏关系,累积的货币甚至自己永远都不会去使用。货币本身所表达的双重对象化则变成了主体对中介的占据,导致客体永远也无法返回主体。金钱搭起了通往价值的桥梁,而距离则是无穷,主体在金钱之桥上不断地克服着距离,却距离终点愈发遥远。
而文化在齐美尔那里表现为自成目的、价值增值的过程。主体通过对自然属性的把握与培育,使物质产生了超越其物理属性的主体价值,并且培育主体。但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专门化进程把主体隔离了起来,劳动机器、劳动产品、劳动收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由无数中介所表现的断裂。工人只掌握使用机器,机器的产品置入市场,货币成为劳动产品回归主体的形式。可货币只是手段,与主体价值增值直至最后的自我培育相去甚远,客体与主体在对手段不断的克服中远离彼此。其次,分工的部门化带来了客观文化形式上的繁荣,琳琅满目的物质文化带来无穷的选择与形式上的可能性,而主体却由于分工愈发专门化,对于形式之中的内涵逐渐表达出力不从心。在客观形式与物质文化野蛮生产的时代,个人由专门化带来的匮乏逐渐成为了现代生活的特性。

三、关于审美的思考

个体在社会学语境中始终保持着能动的属性,个人策略、个体感受、一种抗争的叙事。而审美视域恰恰表明出了主流叙事之外的个体的感受与可能性。在书中,齐美尔以审美哲学指摘马克思,他觉得马克思的概念仅仅是一种对称性的简化,私有制与公有制,剥夺与被剥夺,市场与计划,这种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对立视角似乎只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现象的诸多可能性则似乎被对立的话语抹除了。诸如齐美尔关于社会结构论述,在生产关系之外,齐美尔从性别关系的视角,揭示了女性生活的概念,即为男性气质服务。如关于卖淫与卖弄风情的讨论,实质上是从审美视角揭露了其男性话语的主导。
殊途同归的是无论从审美文化还是从劳动关系,齐美尔和马克思都发现了现代社会中主客体的分离,即异化现象,这也许是现代性的主旋律。
其次,在专业性的学习中,我个人总是感觉,个体的直观或者说第一经验除了作为方法论上批判的对象再无价值,这种经验直观与感性生活被置入无人关怀的角落,而随着宗教生活在理性光辉之中瓦解,这种主体性的感受与体验更是被生活所遗忘。政治生活,权力意志,主体如何在这些构成性例外中体味生命的独特,如何在专业化切割下保存生活经验对于个体的意义,齐美尔着实在方法论上给予了我一些思考。
联系韦伯,齐美尔在书中专门指出理智中的纯粹概念在对现实的阐释中获得了合法性,这似乎与韦伯的理想类型异曲同工。也许审美一类的个体感觉确实有着主观性与随意性,并不能很好满足研究对象为社会事实的要求。但联系现实给予了思维概念合法性,并且齐美尔将审美升华成个体对事物价值的理想化感受,而这种理想化正是社会性的产物,个体的能动诠释总与社会有不耦合之处,也许是某一群体的特征、亚文化的建构,又或者是性别关系。齐美尔总能指出感受背后的关系视角,正因如此审美为我们理解复杂的现代社会开拓了一种独有的位置。
(写作中着实感觉犹如茶壶里倒饺子,论述与思考难以清晰完整地表达,内容有些散漫,其次,由于知识量的局限可能观点与原著相差甚远,还望批评指正。)


附小诗
我曾生活在一个简单的世界,它暖阳高照,山林青翠,河海翻涌;
人群以一种神秘的情绪相联结,他们借此共同行动,填充空白,丰满生命,
虽不知何物,可它表现为温暖,写作是爱。

时间可没等我体味,急躁的流逝,也不允许我惋惜,因为有人说这叫成熟。
日益增长的身高带来了更为辽阔的视野,但世界似乎也变得复杂而陌生,它被星系中的火球炙烤,因光的反射而色彩分明,由天体的作用潮起潮落。
可代价呢?
官能的成长也有不良的反应,比如总能听到尖锐的声音刺扎我的鼓膜,
痛苦之中我只能依稀分辨出“应该”,“正确”的字样,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声源,似乎隐蔽在底噪微小的波形里。

又是讲述世界原理的课程,疼痛难忍的我终于不堪重负:“您说温暖的间冰期世界,为何让我感到如此寒冷难熬。”
讲台上,一个高大但却模糊的身影开了口,甚至引发了屋子的共振:“热量如何正确传导?大家替我说吧。”
人群缄默,可动作却出奇一致,仰起的下巴和戳过来的戏谑目光。
不知何来的羞愧让我下意识的抱住了身边的一位,
无法逾越的冰冷,触感激起了我的理智,赤裸的我散失的温度与保暖外衣下的热量间有着不能转移、绝对的公式隔膜。流失的温度想进进不去,外衣下的热量也不可能逾越而出。

理智告诉了我原因,冷静的分析也囊括了我的所有知觉。没有外衣的我,至少应该蜷缩起来,减少损耗。
我低下了头,合拢了手臂,将大腿用力贴在胸膛。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原因,采取了合理的办法。

讲台上的人影还进一步解释了机体由于寒冷肌肉会不自觉的收缩,牙关打颤的声响也成了多普勒效应的例证,
而瑟缩发抖的我,人群审视一眼后早已不再关心,身边的那一位也在恍然大悟之后,不声不响的别过头去。

寒冷终究使我丧失了意识,倒下时在屋子里又响了一声。可这次就连身边的那一位也不再有任何神情。
虽然我的动静不小,虽然我们聚拢成群,挨得很近,还曾抱在过一起。

《关于社会分工的一点想法》
分工是一种现象。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或者不同的人从事相同的工作。他们在同一时间内,在各自的空间中进行着不同物质的生产,或者在同一空间内进行着同一物质生产的不同环节。
分工现象是一种社会事实。由于生产的必须性和需求的多样性,分工现象普遍而强制的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但不同的社会学家对分工这同一事实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马克思为分工加上了社会这一前提。其在《资本论》中将分工称为社会的分工或者社会分工。而这一限定词将分工这一现象置于了历史的视野之下。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认为分工最早来自于畜群意识,是一种由于人口增长与生产力需要由天赋进行分工的状态。并由此在生产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交往方式。这种由分工带来的交往形式与手段形塑了社会关系,它带来了分配与所有制的问题。它使畜群内的家庭对立,区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埋下了私有制诞生的种子。除此而外,马克思还将城乡作为分工的主体,城市生产逐渐与地产分离,以劳动与交换为主;乡村则以农奴的生活方式为主。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农奴逐渐以短工形式与地产分离,形成了流动的平民,从而奠定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现实来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视野聚焦于其时代中分工下的合作。劳动者的合作是基于分工的长期发展而产生的,随着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特殊化,这种合作内部愈发个别化与精细化,而制造业正是分工的合作体现,一方面个人从事由分工而来的独立工作,另一方面各个分工环节又是为了某种同一商品的生产。由此制造业内部以分工为合作的基础,也就需求将劳动力、生产手段无条件的集中。而当多数工资劳动者被雇佣进行同一劳动过程的生产时,独立劳动的合作构成了活动有机体的部分,而再独立支付劳动者工资后,由合作形成的整体价值诞生了资本,而合作需求的整体性也使资本并且变成劳动过程的必要且现实的条件。劳动工具的革命实现了机械力代替人力,而人与人之间分工的合作也就变成了劳动者附属于机器的形式。从社会经营方法上来说即实现从自然形态向制造业和大工业的转变。
分工的社会意涵在马克思这里表现为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的关系,是阶段性和现实性的交汇。也正如他所说:“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私有制与分工密不可分。
而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中的社会意涵则表现为由劳动分工带来的可能性,即秩序或社会团结的可能。涂尔干以法律的类型这一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团结的类型,即由高度同质性的集体意识构成的机械团结以及由分化、异质性构成的有机团结。压制性法律表现为强惩罚,集体意识高于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护集体秩序。而复原性法律则表现为对个人以及专业规范的尊重,以弥补与恢复的方式来实现秩序维持。而个人人格与社会的多样性的发展的基础就是分工。分工诞生自社会因素,首先其发展来源于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的变化(诸如人口密度等)。其次,由于分工形成了各种行业以及选择的空间,实现社会分化。并且“一般而言,正因为分工需要一种秩序、和谐以及社会团结,所以它是道德的。”分工形成的行业也为社会整合提供了道德的依据与规范。由此,分工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即实现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
读者阅读量不多,想法还需补充完善!

《直观生命》
    也许我们一直在关注如何解读这个世界。关注宇宙的本源、关注上帝的意志、关注作为群体的社会,而作为经历者和研究者的个体生命处于怎样的状态?在用以把握世界的概念领域中生命又是何种形态?何以为生命证明?这是齐美尔在本书中所关注的问题。
 
    首先,齐美尔对生命的意涵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生命的本质是表明一种突破的意向,所以与此相对的是概念的界限。人通过概念把握“充满感性与现实的世界”,在这里概念也就成为了对感性人的一种超越:通过理性与构思,人跳出直观感受的世界。同样这种概念在构型之后变成了一种界限,齐美尔类比物理单位,如“对于我们来说,超出一定范围,快与慢就会变得不可思议;关于光速之快和钟乳石形成之慢,我们本来就没有概念;我们可以说不能感觉到这些速度”。同样如此,概念在形成界限的同时为生命留下了超越性的空间,也许我们在感性概念上无法设想超出“太阳光谱,红色和紫色之外的东西”,但有了光谱这个概念给予了我们从外部观察与超越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因此概念的界限正是对生命张力与超验性的表达:“我们具体而直接的生命确定一个介于上、下界限之间的领域;可是意识——有关此事的解释——取决于如下的事实:逐渐变得抽象的、不断扩展着的生命在超越或飞跃这条界限,并由此发现它就是界限”。由此,生命也就获得了剩余价值,即生命超越经验为突破留出空间。而齐美尔经典的形势与内容的矛盾似乎可以在逻辑上由生命的超验而解决,形式是生命的内涵也是生命内容超越性的空间与表现。“生命在其中发现了它的本质、它的过程就是额外生命和多于生命,作为这样的过程,他的原级已经是它的比较级”。
   
    基于这种先验论的生命意义,齐美尔对生命的目的论进行了分析。同样,他将通过对合目的性地分析,将人类的目的论置于本能和自由之间。并通过一种历史意义的脉络对目的论进行阐释。最初人类完全依附于动物性的身体,“人类曾经获得一个超越目的之上的存在阶段,能够毫无目的地行动,这是人类真正的价值”。躯体与肉体的满足毫无疑问的是合目的性的,“一种动物的本质依赖于它躯体的直接作用”,身体在服从本能时是严格合目的性的。另一方面,生命的超验特征给予了生命目的论一种突破的可能性。在这里齐美尔对自由的对立面进行了辨析,他认为“自由的对立面并非强制”,因为从生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本能并非与自由是对立的,本能的满足恰恰是自有本质的必要条件。从茹毛饮血的时代过渡到一种理性的、从手段考虑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过渡时期,本能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自由阶段是脱胎于合目的性的当下,所以“自由绝非否定之物,它不是强制行为的缺席,而是一个全新的范畴”。作为生命目的论的最高阶段,自由概念的本质在这里就变成一种解放实施的可能,“人类的发展一旦离开受到它内在体格约束的合目的性的以及一味往行动中延伸的阶段,就上升为这种全新的范畴”。齐美尔以幸福论展开论述。历史地看,在幸福是诞生于原始本能的,“喜悦与痛苦是原始的”,并且由此标准合目的性行为也就产生了:对舒服感觉的停留与保持,对痛苦感觉的厌恶与排斥,生理学惩罚给予了行为以目的。由此获得快乐的整个行为就是基于生物性本能的考量。手段与目的之分——齐美尔的经典议题一目了然,“当然,只要人类用整个生命为快乐服务,那他就能使这种转变成为最后的转变。可这一点也只不过又使手段发展成目的而已”。而这种时间性与量上的积累,在齐美尔眼里并不能真正反映幸福的概念。快乐针对行为而言,幸福针对生命而言。不同概念的背后反映的是其内在现实性的区别,针对于整个生命历程而言,幸福变成一种状态。除了合目的性之外,“它还意味着最后的现状,意味着生命努力攀登并拼命超越却又很难超越的顶峰”。其次,这种量的积累通往的变化与幸福所指向的终点也非一致。快乐之极为极乐,而幸福如同理性般,“按照属性是一种新东西,是同我们以往的幸福经历相去甚远的东西”,极乐与手段密不可分,而幸福本就成为了目的,与手段相去甚远,“只是在幸福的最高阶段,而绝非在快乐的最高阶段,我们才觉到诸如恩赐之类的东西”。以此而论,幸福的解放性一目了然,生命的超验也结合其中。
  
    接下来的部分齐美尔论述了关于死亡与不朽以及个人生活法则相关情节,这些与现代性结合紧密,“向死而生”的生活状态,相关内容准备在阅读吉登斯相关著作后再进行补充。
[ 此贴被吴伟杰在2022-01-10 08:57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6-29 08:19 | [楼 主]
高子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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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用诗意的语言传达齐美尔的思想
Posted: 2021-10-26 22:11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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