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杰 |
2022-10-25 00:54 |
历史的主体与主体的历史--从福柯的方法论出发
米歇尔福柯将思想史的内核建立对权力关系的批判基础之上,将一切的历史视作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即作为一种斗争性关系建构的时间性话语。他倡导历史连续性、进步甚至解放等总体历史观的历史主义就是事先假定了先验主体的这个作用,因为连续的、不中断的历史是与意识的统治权形影相随的。(20福柯并不从事结构主义,他关注的是意义因对象的构成而消失的方式。在方法论层面上,福柯采取一种对科学所占据的集体权力彻底性批判,也就是他所说的进行一种谱系学的历史考察。谱系学的使命在于揭示出同一性权力覆盖下作为边缘性和不连续的斗争性的一面。福柯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反精神病学运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福柯反对由科学或者说真理带来的控制话语的权利。而这恰恰在精神病学和马克思主义上反应的最为明显。福柯指出科学话语容易和权力关系形成共谋,以掩盖不连续性所代表的斗争性价值。
这种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摆脱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惯性。在《知识考古学》的前言中福柯澄清自己在《词与物》引起误会的结构主义倾向,将自身的方法论定义为一种话语分析。与结构主义从结构这一高层次作为图示分析所不同,话语分析从概念作用的现实形式出发,如权力作用的现实形式就是压迫与被压迫,支配与被支配的机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权力是被放置在经济功能性之下的次等产物,是从属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之中的,是经济基础生产与再生产的伴随品。政治权力由此失去了其作为现实作用的可能性,沦为经济的二性产物。根植于经济功能性视角下政治经济学预设一种作为让渡关系的社会政治形态。最明显的就是作为社会契约的政治话语的建构,权力变成了个体权利的让渡。社会契约建构的起点即原始人,一种满足这各种物品交换关系的自由形态,而茹毛饮血,强取豪夺的野蛮的形式被作为主流之外的边缘话语,权力的直接现实性消失不见。其次是对局部知识的复兴。福柯意识到在辩证逻辑和科学话语制度的双重作用下会形成一种同一性的专断权力。辩证法对事物的认知逻辑是从A到非A,再到A·。对事物全面的认识需求同一性到斗争性最后是高层次的同一性的整合过程。而科学话语为了上升为一种制度,将自己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变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同一性而忽视了作为边缘与不连续局部知识的斗争表现。由此,更高水平的同一性也就失去了作为认知事物圆满的论证逻辑,变成了一种对斗争性的瓦解。功能主义也好,结构主义也罢,先预设了作为更高水准同一性的结构与功能的社会实体,难免在面对社会现象误入歧途,社会学中对帕森斯的反叛也正喑此理。
在对辩证逻辑批判的基础上,福柯以话语分析开创了谱系学的方法论。话语分析即是一种研究范式,将话语作为系统形成话语所言及对象的实践研究。(知识考古学53)面对同一性与科学话语的共谋,话语分析从三个方向回应了这个问题。首先面对从普遍性理论内部出发的概念演绎,话语分析旨在形成一种局部性直接性的概念体系。如《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在前言中提到的“假膜”问题,“你哪不舒服”和“你怎么不舒服”借助医生的社会身份表明了一种知识型的更替。从个体理解的局部知识入手构建话语分析的核心概念。其次,话语的意涵不止赋予在对象双方的沟通意义之上,还在于形塑主体的外部性即他的社会身份之上。寻找异质性的逻辑起点无法从作为普遍意义的主体出发,而是作为承载知识的社会身份间的实践主体来进行讨论。不是作为普遍主体沟通可能性的视角而是作为外部力量形塑的异质性社会身份的话语实践出发。第三,从斗争性出发的视角也需求着一种系统性的路径。社会身份背后的知识型代表着不同合法性话语的表达权力,主体在世界中进行的话语实践,话语场域是一种相互关联的合法性权力系统。在福柯的语境中,司法系统,法律体系这种作为现实的政治体制或者说文化制度也好是一种斗争性的表达,是作为“权力关系的永久媒介”而存在的产物。社会诸系统是由不断斗争的权力关系所凝结的暂时性支配权力关系。从局部性、外部性和系统性,福柯复苏了一种作为异质性所支撑的分布序列,将不连续、特殊的谱系纳入研究的事业之中。 根据以上方法论的指引,福柯研究了三种知识权力的谱系即推论技术支配的医学科学话语、统治技术支配的生命政治话语以及修身技术支配的主体真理话语。从科学到哲学,从指向身体到指向灵魂,而这一切最终指向了主体。福柯从话语中勾勒主体存在。
符号是主体用以把握世界的中介物,福柯在《词与物》中揭示了作为世界与主体中介物---符号的历史意象。福柯通过分析符号与相似性的关系,揭示出了知识型的历史变迁,并以此建立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自斯多葛主义以来,西方符号是能指、所指与关联,福柯认为话语所在与世界所在是不同维度,而记号表明了词与物的关联的机制显现即相似性。符号在认知之内;符号与所指关联形式,从使世界接近世界自身到揭露世界并形成空间思考符号;符号获得自然与约定两个价值,从解释语言到计算语言。正是符号体系,才把整个知识与语言联系起来,并设法用一种人工符号体系和具有逻辑的的操作来取代所有的语言。(66 f古典知识型可能条件:与秩序认识的关系,普遍数学与分类学: 复杂表象-分类学-符号 | | 简单自然-普遍数学-代数学 分类学以语言建构了庞大的“非数量秩序的巨大网络。(80从相似性理解上帝与事物,即位于精神与符号的内核到表象作为内容,作为被标记物的本质,相似性位于事物的外部成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成为有序图表表象的一部分。如货币表示经济状况而非需求。
而相似性也就是符号的内核,既作为符号形式又表现为符号的内容。而物在自然序列中具有相应的秩序,话语作为标记向被标记的领域进行描述与定义。自然中的秩序成为了话语的秩序,话语作为一种独特的领域具有相应的结构,存在模仿的原则即相似性,当相似性成为至高无上时,作为基础的所指与能指断开了联系。(47)表现为一种缺失,即存在于世界的话语与世界的话语的相似性之中。由此,词与物之间联系的时间脉络变成了相似性的历史。如笛卡尔所言,当我们在事物之间发现了几种相似性时,我们会把我们认为只是对于其一的真是理解同等归属于这两个事物,即使两者之间实际存在着的某些差异也在所不顾,这就是我们通常的习惯。
进入古典时期之后相似性被拉下神坛,同一性与差异性原则支配了话语关系。古典理想主义代表相似物的时代结束了:古典思想排除了作为知识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形式的相似性,并废除了相似性中的大杂烩,这些大杂烩必须依据同一性、差异性、尺度和秩序而得到分析。(54-55 a依据此所有关系都可抽象为相等或不等的算术关系。b秩序带来的两端,同一性与差异性消解了相似性。c是思想为世界赋序:分析取代类推;比较与秩序中的相似,以至于一种完全的确定性;精神致力于分析与识别,确立事物的本性;认识成为识别,历史与科学分离。d古典知识型就是与普遍数学的关系。
近代知识型则表现为大写的历史,即非特性而是存在的空间。a时间与辛劳转化成为资本与生产,内部时间的构造塑造了一种外部性的时间。b存在物依据分类学前提(先有体系之后存在特性与结构)的四种形式:等级形式:等级的构造点;与功能联系:构造中起支配与决定作用;生命概念提供最大的空间上限与规范;要素联系的整体性与局部性被消解,而且同时发生。图表式的知识型导致了物的表象自我隐退,起源、因果性与历史。---知识的实证性改变了其性质和形式。功能主义的思考方式即与整体关系支配了近代知识型: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生产作为知识型已经取代了交换类推图示a财富脱离图表在时间链条中被积累,而非物物交换的图示推演。劳动独立于交换获得了自己表象体系。不是因为匮乏而是贪婪,李嘉图头足倒置了经济学预设:(现有需求才有劳动)李嘉图已使劳动摆脱了其度量的作用,以便使劳动在交换之前,就进入生产的一般形式中一样。(267图表式的知识型导致了物的表象自我隐退,起源、因果性与历史在词与物的关系中无法展开,只有相似的类推循环,没有时间性的积累。语言把知觉序列转变成图表,并反过来在特性中切割了存在之连续性。(314-315古典语言的深刻使命总是创立图表。由此,表象与物之共同话语---我思与我在:表象与存在,表现为对立起来的关系,古典话语中我思作为他者,无法答复存在的问题。人的主体存在是从近代知识型开始,从18世纪开始。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生命力、劳动多产或语言的历史深度也不存在。人是完全新近的创造物,知识造物主用其双手把他制造出来还不足200年。(312自笛卡尔以降,主体具有了自明性,通过怀疑证明了唯一的确定性:我怀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主体的出现铆钉了一切二元对立的界限即依据其最大的纬度去让人看一种间距,在生死之间的一种关系,作为我的一种定位。(齐美尔的价值是一种现代我思的维度)从图表分类到锥形起源,设定起源是从现在寻找过去而非相反,我们身处于历史的褶皱之中。来源从未发生过,显示出分离。人是一个开口而非绵延。时间并非线性的外在形式序列而是人追溯来源向后追寻所打开的缺口:之后时间得以绵延,悬置得以依托。
有限性分析开启了现代知识型的大门,现代知识型的三个维度为作为夹缝中的人文科学提供了空间:a数学:普遍数学的隐退为人将自己建构为知识对象提供可能,b有限性分析 c经验科学。虽然人的存在与语言在表象理论之中相互对立,有限性不承认表象间联系的明证性,人的思才得以出现。承认,语言的基础才得已存在,即作为物的表象。但经验的实证性调和了语言与人的关系。经验性的一面成为客体。人成为客体,成为研究所具备明证性。但客体的形式与作为主观之外的物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呢。在此,福柯相对于尼采提出了人之死的概念,历史变成了物的空间,人的历史性消失了,人类不再具有历史。现代性充满断裂,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392
理性的结构与结构的理性 虽然福柯自己对结构主义的关系暧昧(杨善华236),但后结构主义的标签始终是在福柯身上的。这个标签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入手,认为福柯对话语实践的分析属于后结构主义的分析范式,虽然在语言结构的看法上有差异,但以符号作为分析手段的思路是同一的。《知识考古学》的诞生是福柯对《词与物》批判者的回应。在书中福柯详细论证了话语实践的作为方法论的合法性。即便福柯对自己方法论形成了一本著作,但他自己却说在方法论上“没有对方法问题的优先考虑。”(言与文第三卷216:404;315)
《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对它所要研究的领域与方法做了系统的阐释。前四章福柯详细介绍了话语分析的内涵、特征以及它的实践性。最后一章在与结构主义者的论战中,福柯则重点叙述了他研究的内核问题——理性的历史-哲学实践。 文中他认为结构主义具有“双重错误”231,即将实证的规定性与实证的条件混淆,其次是混淆了理性在不同维度的表现。实证的规定性与实证条件的混淆是福柯与结构主义在方法论层面的分歧,结构主义者认为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中蕴含着一种规律层面的结构,可供一种总体层面摆脱的实现,“即人们因此能够把握住理性的变化和使思想史摆脱主观性约束”(223,并且在“语言、无意识、人的想象力”(223中普遍存在。而福柯认为普遍目的论无法实现对主体形式的实际测定,是一种先验的自我欣赏(225,构成实践条件性的结构变成了实证研究内在的规定性,一种限定性下的因果并不能支撑作为连续性历史的普遍。
第二,结构主义者混淆了理性在不同维度的表现。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连续性历史是非主观性的理性变化造成的,这种“清醒的意识”诞生了对“人类现实行动和可能性的信心”231。福柯没有直面回应,而是举出了一系列历史变化,并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在这里理性的先验与经验的张力开始显现出来了,理性在不同维度的表现是否一致?人为自然立法但人能否为自己的现实实践立法?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是否能像康德所说的对“一切的一切进行批判”?考古学是福柯尝试从历史与哲学的置入实践中的尝试,正如他所说“如果说哲学是起源的追忆或者回归,那么我所作的一切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哲学,同样,如果说思想史旨在重新赋予那些已一半消失的形态以生命的话,那么,我的所作也不算是历史”。
理性是在不同维度有不同的表现,捍卫理性的尊严并不是如结构主义那般将先验与现实以意识的结构联系在一起,但对捍卫一种理性的可能,福柯与结构主义并无差别。“我认为尽管关于结构主义的表面争论引起了误会,在实质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225 结构主义在先验领域探讨理性的结构并将其直接与人类的意识与行动相关联,福柯敏锐的发现了理性的结构并不能基于人社会行动所需要的合法性,并对这种被结构了的理性展开批判。福柯后期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考古学发现的问题展开的,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福柯批判对历史感的三种柏拉图式的用法,“第一种是滑稽模仿式的,与现实背道而驰,与回忆或认知的历史主题相对立。第二种是分解性的,与同一性背道而驰,与视为连续性或能代表传统的历史相对立。第三种是献祭式的,与真理背道而驰,与作为知识的历史相对立”。滑稽模仿式的正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结构主义者的看法,“这场曾经具有活力的争论如今只是由滑稽演员和流浪艺人继续着”,并且这早已超出了“结构主义的范围”222。
不难发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时期研究所回应的问题就是对理性现实的合法性的思考。另一层面,如果说《知识考古学》是对《词与物》中考古学方法论问题的回应,那么福柯思想是否真正存在断裂就变得模糊起来。福柯在论战中对结构主义者胸有成竹的说在《词与物》中一个结构主义都未使用,说明了在福柯思想的早期或者被称为福柯后结构主义转型的前期已经发现了结构主义深层的问题,而考古学就是作为“工具”231去解决理性的历史-实践问题。 学界将系谱学与考古学的区别是将语言权力问题转向到知识与权力的纠缠关系之中。(回到,189)我在不同的领域不会使用相同的方法。相反,我说这是同一个对象领域,在我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我试图用我找到或制造的各种工具抽出一个对象领域。(言与文第三卷216:404;315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考古学与谱系学的变化并不是福柯方法论层面的变化,而是对象领域的不同。而在福柯研究的方法论则是如何制造工具的问题。
这种工具性就是一种“实践-反射棱镜”。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详细解答了这种工具。首先,这种棱镜是连接知识与实践的中介,即如何进入人们的“思想实践”。或者用福柯的比喻就是通过反射棱镜,我们“学会并构成了地球相对于太阳而言是一个行星的知识”。其次,这种棱镜是独立的序列,是独立于某种连续性之外的。“这并没有对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有丝毫影响”,只是关乎自身的。这种工具的历史与考古学所做的别无二致,话语实践的诞生就是解决结构主义既捍卫理性的先验位置,又在经验中无限放大可能的自由。知识与实践如何进入意识,理性的历史-哲学实践与意识是否具有相同的结构?福柯的一生在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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