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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佩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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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佩兰的读书汇报(更新至12月11日)

11月读书汇报
    这个月主要阅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勒庞的《乌合之众》还有翟学伟的《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提到了社会对人的行为的塑造的作用。所以在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我试图从韦伯的理性主义、勒庞的乌合之众和翟学伟的脸面观中提出一条主线,即西方和中国在影响人行为的因素上有什么差异。
      一、    理性化的牢笼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五个章节。第一部分主要是问题的提出,其中包括三个章节即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第二部分只要论述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主要包括两个章节即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研究得出:西方之所以会出现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经济的发展倒像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下的结果),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资本主义精神出现了。西方经历了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宗教伦理发生改变,人们获得救赎的方式不同于以前,世俗劳动得到越来越多的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人们将努力干活积累资本视为天职。用韦伯的话来说,社会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精神动力的指导下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迅速。
从这本书的大框架我们可以看出每个章节之间是环环相扣:首先,韦伯发现社会上存在这样的现象:宗教的派别与社会分层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新教徒更多地参与到资本所有权、商业管理和工商业企业的高级技术领域,他们的经济水平迅速提高。韦伯就提出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
    再次,他认为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与制度的力量在后面推动着社会的变革——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企业那里找到最为恰当的表达;同时资本主义企业通过资本主义精神找到它向前发展的动力。那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又存在于什么之中呢?韦伯发现它主要存在于所有天职的观念之中。
接着他就又向我们阐述了路德的“天职”观,韦伯在分析路德的“天职”观的时候发现:路德的天职观保持有传统主义的性质,所以它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不是说信义宗所产生的宗教生活方式对我们的研究不具有意义;而是我们不能从路德和他的教徒对世俗活动的态度中直接提出它的意义,而且这个意义是难以理解的。因此我们要选择在实际生活和宗教动机的关系上比信义宗更容易理解的宗教形式。将加尔文、加尔文宗以及其他清教派别作为起点来研究早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解观念是以何种方式成为历史上实实在在的力量。
    然后,韦伯通过对历史上存在的四种禁欲主义新教形式:加尔文宗、虔信宗、循道宗还有从浸礼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诸教派的研究发现:虽然不同的禁欲运动在各个方面表现的细节和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宗教恩典状态的观念是为所有宗教所共有的,它标志着获得救赎的人(享有恩典的人)可以与肉体堕落和世俗世界划清界限。而且获得救赎的方式是拼命的干活,积累财富,不任意挥霍。这就使得禁欲主义渗透到个人的行为之中,我们要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理性化的规划。
    最后韦伯得出结论:禁欲主义通过一种强制节俭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使得资本流向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这就进一步加快了资本积累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一座牢笼一样,人们被禁锢在固定的位置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献出自己全部的生命。
起初脱离现世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禁欲主义,通过宗教伦理的演变,砰地关上了身后修道院的大门,大步迈入了生活的集市,开始着手将自己的秩序渗透进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为现世的一种生活。并且在现世中贯彻它的理念,物质财富便获得了一种控制人的力量,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并且不断增强直至无法控制……命运注定了这将成为一座铁的牢笼。
    人们完全被赚钱和获利所掌控,并将其视为人生的最终目标。在这种天职观的影响下,我们越来越多表现出理性化的状态,我们都将禁锢在社会这个大牢笼中,成为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我们成为了挣钱的机器,我们看起来忙忙碌碌,实则是无所作为。我们没有时间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我们以这个社会的标准为行动准绳,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想怎样建构自己的生活意义。在那时清教徒愿意在天职中劳作而现在的我们是被迫如此,这也正像副柯说的那样:社会是一个大的监狱。我们终究变成乌合之众,让社会牵着我们走。
      二、集体化的狂欢
  “  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这就是集体化狂欢的结果。在勒庞看来群体中的人是盲目的、无理性的,他们被集体中的领袖牵着走。在孤立的情况下,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是一旦进入一个群体之后,他就变成了野蛮人,也就是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而且群体在智力上个总是低于单独的个体,在群体中人们的行为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状态。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群体心理;第二部分讲述群体的意与信念;第三部分作者区分不同群体类型的分类及特点。勒庞在第一部分中分析了群体会产生无意识的原因。通过观察发现群体心理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本能的力量,形成群体的个体认为自己获得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敢于随心所欲,所以约束个人的责任感消失了。第二就是传染现象,群体中的每个感情和行为都有传染性,使得个体随时为集体的利益牺牲。第三是暗示,这是传染所造成的结果,个体被带到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操控自己的人惟命是从,会做出不同他的性格和习惯的行为。
    第二部分中作者从影响群体意见的间接因素、直接因素、领袖以及说服的手法和信念的变化限制这四个角度进行了论述。首先,作者提出影响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有种族,它的影响至关重要代表了先民的意见;传统,它是种族精神的综合反映,群体是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时间,它可以建立信念也可以毁灭信念;还有政治、社会制度和教育的影响。再次作者向我们阐述了影响群体信念的间接因素主要有形象、词语和套话;幻觉;经验等。所以群体领袖根据这些直接和间接因素来影响群体,让群体能够服从自己的意志。群体领袖一般都会采用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方式来动员群体,让他们听从自己的安排。     
    第三部分勒庞将群体分成两个类别,异质性群体和同质性群体。勒庞主要研究了几类异质性群体。最终他得出结论: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群体中的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全部朝向一个固定的方向转变,他们的个性消失了,智力下降,感情彻底变化。这种变化后的感情会比个人的情感更好或者更坏,既易于英雄无畏也易于犯罪。
勒庞出生于群体重新崛起的时代,在书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于群体的悲观态度,其中有些言词不免有点偏激。群体在书中被描述成狂热易变,行为不受自己支配的动物。在群体之中,每个个体的增加只会让愚蠢增加,人们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状态,我们的行为变得横行霸道。群体在心理学上是幼稚、无知、无理性且容易被利用的。他们失去了自我意识,失去了自己思考的潜质,变得惟命是从。
按照勒庞的这种看法,如果人们在群体中是随波逐流、无意识的,那么社会上就只有一种声音,人们也就会趋于同质化。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显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这就足以反驳勒庞的观点。
其实当我们孤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更多关注自己的需要,当我们与其他人组成群体的时候,人们便会形成集体意识,为群体考虑,我们走出那个自我,去感受群体中其他人的观点和想法。这时我们好像呈现出了无理性的状态,但其实这种行为是我们理性思考的结果。这种群体的无意识,在翟学伟看来中国人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三、情理化的中国
    中国社会是情理化的社会,社会中人们的人际关系是由“缘”、“情”“伦”三位一体所组成的。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总是倾向于寻找一种和谐或者说是平衡的模式。所以在群体中我们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无意识状态只是为了维持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人情、面子与权力在再生产》中,翟学伟通过对中国人的人际交往的研究发现:人情和面子在中国人的关系交往和权力运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翟学伟将其解释为农业生活中的土地不能移动,乡村生活中的聚族而居和家庭生活的血缘亲情等,都导致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交往需要长期、稳定和和谐为要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人在处事中加重了情的成分。
  翟学伟通过几个案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人情关系在中国是怎样运作的。首先,他举了在住院过程中人们会涉及到的人际交往,通过研究翟学伟发现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交往中注重一种平衡关系,他将其中发生的关系视为一种中国人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平衡模式。要想维持平衡关系人们就会通过交换有形的物品如钱、礼物和无形的感情、言语和动作。在关系网中,关系越近无形的标准就越重要,关系越远有形的标准就越重要。而且在社会交往中,我们为了实现平衡就会用和别人一样或者相似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人们在群体中的行为,其实并不是无意识只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中国人关系网络的建立方式是差序性的,所以它就具有固定和流动的双重特点,对于内群体来说它具有固定化倾向,对外群体它具有流动化倾向。
    再次,他向我们举例了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利用的关系。翟学伟提出“强信任”和“弱信任”的概念,他认为农民工的求职途径是通过具有强信任的人介绍的。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格氏假定了信息是真实有效的,但是在中国,人们天生的处在关系之中,为了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人们需要依靠信得过的人,也就是强信任关系。
    最后他向我们阐述了权力如何在关系中运作,翟学伟通过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日常权威通过人情和面子的基础发生了位移,使得本不具权威特征的人通过攀关系拥有了他本不该有的权威。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网络社会,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有关系”就等于“有权威”,所以这种人情与权力就有了难以剔除的连带关系,这也就导致在中国我们办事会“走后门”“托关系”。这样一种人情与权力的交换,使得相关者拥有了同样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也就具有了可再生性。
    翟学伟在研究大量关系案例后发现:西方人的行为更多表现出理性化的趋势,他们交往中以清算、等价和公平为原则;中国人因为受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的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表现出了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在交往中注重“情”“关系”“脸面”。而且人情应该是算不清、欠不完的,这样关系才能旷日持久的延续下去。
    在官本位的社会中,权力存在着任意性,因此,操作权力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在这种任意性的基础上,与人情相连,或用人情做交换,就会出现权力的转让,出现“日常权威”。
    四、总结
    这个月本来打算将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看完,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时间的碎片化让我每每阅读起来不得不重头阅读,韦伯相较于涂尔干来说要难懂一些,在阅读涂尔干的时候基本一遍就能梳理出来他的框架,但是韦伯读完第一遍的时候被他的宗教名称绕进去了有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所以就进行了第二遍的阅读,这次的阅读我撇开了宗教的概念思路终于清晰了。
    在读韦伯的时候,仿佛在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虽然山上的风景很迷人但是对于攀登的人来说无疑是困难的。所以我在读《经济与政治》的时候总是断断续续,为了解决我的阅读困难,我不得不先拿一些简单易懂的书籍进行阅读。
  这个月的书单确实有点乱没有成系统,但是在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我试图从韦伯的理性主义、勒庞的乌合之众和翟学伟的脸面观中提出一条主线,即在西方人们的行为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是又出现了群体的无意识状态(也就是勒庞提到的乌合之众的出现),反观了中国社会翟学伟用脸面观来解释中国人的行为。
    韦伯发现在西方人们的行为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在勒庞看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群体的无意识状态,人们在群体中的行为不受个人观念的支配,变成了乌合之众;同时反观了中国社会,翟学伟用脸面观来解释中国人的行为,认为中国人的行为受“人情”和“面子”的影响。韦伯认为西方的清教伦理与外部世界处于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而中国的儒教所体现的则是对世界上的万物采取一种随和的态度。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影响就导致我们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随着读书状态渐入佳境,我也体会到了不同状态下的读书乐趣,希望自己在后面的读书中能稳中求进,砥砺前行。
Posted: 2017-12-11 13:34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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