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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尧读书报告(更新到201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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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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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尧读书报告(更新到2016.8.20)
知识社会学是如何可能的
研究生16级 李尧
这是一个分歧比赞同更明显的时代,我们面临的特定环境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拥有知识的社会根源,这是一个产生反身性的过程。那么,知识社会学的根本洞见之一就在于认识到那些使得集体无意识的动机变得有意识的进程并不是每个时期都会发生。当我们无法实现对关涉实物和环境的概念进行直接的、持续不断的详细阐发时,我们的认识方式就从直接观察向思考的思维方式转变,对思想的无意识动机进行反思。(集体无意识是用来整合行动与结构的最初思想,在古典时代运用最为频繁,但到了当代之后则不再过多使用,开始向后现代与整合主义这两个对立的方向转变。)
这种哲学反思的拐点古已有之,通常的产生原因分为以下两点:
1.教育、语言结构与思考新问题的方式;
2.社会流动的强化:
A.水平流动(跨文化流动):最后带来的结果是认为其他文化都是奇怪的文化;
B.水平+剧烈垂直流动:思想形式的普遍性和永恒效力信仰被动摇。垂直流动是使得人们对自己关于世界的传统看法产生动摇和怀疑的决定性因素。从前彼此隔绝的阶层开始相互交流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循环,此时一直是独立发展的思想和经验形式进入了同一意识。(那么此时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之前处于韦伯宗教社会学当中所提到的封闭地位及等级组织社会当中,然后因为机缘巧合跨文化进入了一个剧烈垂直流动的其他文化,那么他究竟是否会产生哲学反思的拐点?他的拐点与他进入的身份是否有关?)这种意识促使大脑去揭示相互冲突的世界概念间相互的不相容性。
稳定社会(权威占据基础,声望根据高阶层的成就确定)当中,仅仅存在低等阶层向高等阶层的思想方式渗透,不同等级的多种思考方式没有在同一个大脑当中汇集,因此也就没有演变成问题。在普遍民主化的前提下,低阶层的崛起要使该阶层的思想获得公共意义,即从日常经验判断尺度上升至学术水平,此时低阶层的思维方式也迫使框架内思维产生质疑,即第一哲学之间的相互碰撞。那种规范和解释从前具有的明确性被撼动了。第三个阶层——知识阶层承担着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的专门任务,在各自社会中享有对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以及重构或调和别的各个阶层的以朴素方式形成的世界观中的差异的垄断性的控制权。
于是此时便产生了思想史的根本问题:关注同一世界的相同的人类思想过程是如何产生不同的世界概念的?这些思想的概念是否具备根本的不同呢?在人们考察了人类思想的所有可能之后,是否还会有更多可供选择的道路?
权力阶层极力支持各种可能存在的、教条化的传统真理式解释方式(不可溯源性,此处是其与知识阶层的不同之处,也是体现解决经验方式的冲突之时优于知识阶层的地方),以真理证明的假设的教条化内容的确立极具偶然性(对于某项具体的真理解释系统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权力阶层选择真理解释系统这一事实来讲具有必然性)。这种偶然性源于某个教派碰巧成功使得自身理智传统和经验传统(理智传统指的是大前提、小前提与逻辑谬误,因为形式逻辑具有普适发展性,理智不具有传统性,经验传统则在于对经验事实的释义。)变成整个教会阶层的传统(与政治命运相一致)。
知识阶层中世纪的经院性思维方式并不主要产生于它同具体生活问题的斗争,也不主要产生于试验和错误,同样也不产生于掌握自然和社会的经历,而是更多地产生于自身系统化的需要,系统化一直把在宗教和别的生活领域中出现的证据产生的原因追溯至既定的、传统的和不受理智控制的假设。(自上而下就是分歧之处的根源。此处也体现出曼海姆对方法论的区分。)直到教士阶级对于知识的垄断崩溃之时,现代世界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成为可能。
民主化的现代世界中,中世纪教士阶层坚持的教会关于世界的解释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且自由知识阶层已经取代了全面组织的知识分子阶层,充分表达出思想方式和经验方式,可以最明显地接纳社会上所有可能的差异性空前的思维方式,并使这些方式之间相互之间进行赢得公众支持的争斗。只有突出的思维方式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表达它,并获得越来越高的效力(马克思的决定论论述方式同样也是一种赢得公众支持的话语体系,马克思的思想所形成的决策结果究竟是否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依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统一世界观解体的第一个显著哲学产物是认识论,认识论致力于根除众多本体论序列产生的不安,对认识主体进行分析,而非传授教条化存在理论与更高级知识证明世界秩序。认识论性质的思考具有两个相对方向,两端分别为主体端与客体端,一种思维方式把主体看做资料,从主体中推导出有效知识的可能性,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假定是一切人都熟悉客体世界,并解释主体在世界中的地位,推论出他的认识能力。秩序稳定期通常持有后一种思维方式,而崩溃时期则走向相反。主体比由于受制于种种不同的解释而变得模棱不清的客体,更为直接和易于接近。笛卡尔的理智实验及其典范性的、试图质疑所有秩序井然的传统理性斗争并最终得出无疑的“我思故我在”的意义所在。(因此为何会在笛卡尔时代出现科学主义与科学革命式的大发展?其与中世纪客观性解释思维范式有何关系?是自由知识阶层的思想解放作用?知识社会学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面貌?科学主义是否是对不安感的重新整合?此时是出现了适合于主客观割裂的科学发展环境?科学与继承于哲学传统的宇宙观及哲学的认识论革命有何关系?)
在认识论革命之后,经验观察与基因标准出现了向至高无上地位发展的倾向,导致行动中暴露出破坏权威原则的意志。有效度的东西只有可以在我的感知中受控制的,可以在我的经验活动中证实的或者我自己能制造的或至少在观念中是可制造的。(康德的知性论)关于世界形成服从理智控制的观念取代了创世说。人们有望通过对认识特征的根源的洞见得到关于主体对于认知活动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人类知识整体的真理价值的观念。(洞见背后的索引在于看到表象掩藏之下的本质,洞的索引重在隐藏)。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通过主体迂回的方法是一个替代方法与权宜之计。
那些提出最绝对声明的哲学最容易陷入易于察觉的自我欺骗。所以,在同期那种能证明自己只是最适宜于世界的自然方面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即经验主义的方法,结果却受到人们的偏爱。因此产生了空前精确的经验主义视角的科学主义的心理学,对于获得新的世界概念,主体绝不是像以前假定那样的安全的出发点。本体论预设在涉及外部世界和精神现实的时候均模糊不清(此处将精神置于现实的一部分),人们通过主体理解内在经验时无法避免涉及本体论的危险。良心冲突和怀疑态度相结合,就得出宗教精神本体论影响的自省心理学(来自主体的抉择)。本体论倾向含义丰富的概念(绝望、罪孽、灵魂拯救和孤独)源于经验,如果经验在内容上更直白和单薄,且形式化程度较高,那么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再也不能就上帝、生命和人的意义达成统一的意见,导致无法理解本体善恶概念。只有那种沉浸于自我,而其沉浸方式又不对人的全部意义要素和价值要素造成毁灭的人,才能找到有关问题意义的答案。
经验的根本形式化导致了科学精神的内省具有了新的形式,能赋予意义、蕴涵丰富的解释,被形式化实体(焦虑感、内心冲突感、孤独体验和力比多)所取代,力学引申解释内心体验(位置,运动,原因,效果),形式化实体把经验的一切显著要素都排除在内涵之外。问题不再是人们如何以规范理解与克制自己,而是某种外部概率性环境级事件如何引起内在反应。单个现象可以按照其在整个精神机制的形式功能中所起的作用的观点解释。形式科学并非有害,但是绝非科学对待客体的唯一路径。实体形式化过程中排除的意义间相互关联是无法通过揭示相关性和功能来使形式化进一步完善获得的。形式科学无法产生某种评价性决定基础之上的关于人自身和世界的解释。
只有当目标或价值是由另一个来源给定并且仅仅去应对手段时,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才是有用的。(给定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简化论的思维,即以结构的规范取代个人价值,如涂尔干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另一种则是概率性思维,推断价值发生效用的概率)。然而在生活中,思想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在必须做出决定时为行为提供指导,每个现实都事关本题伦理。机械论与功能论的初期,目的终极构成要素依然存在,但在要素分析中越走越远,终极价值因之从视野中消失。
精神治疗的目的往往被认为是最佳适应,但这一终极意义上的目的一开始就已经被铲除。即使一个人采纳的是纯粹原因与功能的观点,他随后还是会揭露出隐蔽在他赖以出发的本体论中的意义。这种意义防范着把经验原子化为孤立的观察,即站在行动立场上的原子化(此处进入到了对于韦伯行动理论的解构。韦伯同意也是结构功能主义量化研究方法论的基础,而齐美尔与马克思的观点解构了成分化思维的片面性)。本体论给我们的意义,可以整合行为单位与个体观察因素。无论意义源于何方,真假如何(是否为巫术-宗教世界观),都具有一定的心理-社会功能,即把那些希望做共同事情的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情境定义上(这是一种结构化思维,结构化思维是每个社会学理论的必须之路,但是社会机制理论在建构时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解构传统理论的结构化思维方式,一个是自行建构自己的结构化机制)。
对于每个群体成员来说,统一的环境定义建构起环境,异端斗争(群体间)中环境定义可真可假。一个群体以能够赋予意义的评价性的定义为手段,区分出行动与反行动。事件产生出环境并系统化为过程,导致意义的因素被抽空,进而导致行为整体性与内心生活将意义遗忘,使事件社会化。每一个概念在具体意义中都包含某一群体的经验结晶,不仅固定着与某种确定群体及其活动有关的个人,而且我们推导出意义和解释的每一个来源也都扮演了一种稳定因素的角色,其稳定作用是就与指导我们的主要的行动目标相关的体验和了解客体的可能性而言的。给流动中的事物命名,不可避免地暗含有某种定位于集体行动方向的稳定性。意义推导,强调了与行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使之稳定化。意义体系分化的社会中仅仅能在客体形式化因素方面建立共识(齐美尔也认为主客观之间的统一只存在于形式上而不存在于内容上)。人们试图在同一个范畴框架内思考,而这个范畴框架力图否定一切评价、任何共同意义的或总体性的结构。
劳动分工的显著不同导向了毫无方向的现代人类经验形式,最后导向了毫无根基(精神)的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的遗传学倾向(时间维度)朝每一个意义背后看,按主体起源来理解事物;现代心理学的精神力学(空间维度)企图构建一种形式化,产生一种抽去意义的心理体验要素的机械科学。心理-遗传方法有助于更深理解意义,此时我们关心的不是最抽象的和形式上的相互关系,而是其促发因素。这是可以以赞同的方式体验到的意义,或者是可以根据其动机结构和经验背景来理解有意义的行为的复合体(现象学转向)。心理学的最大成就在于摧毁了先前把规范和文化价值当作物质的东西来对待的机械论概念。历史和生活的意义被包含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和它们的流变中。
然而心理发生方法的局限之处在于,任何一种意义都要按照起源以及构成其背景的生活经验的原初情境来理解。这只能应用于个人(现象学的缺陷),对于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模式,专注于纯粹个人的生命史以及对它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论是如此与这种孤立且自足的个人一起发挥功效,以至于似乎个人从一开始就在本质上拥有人类的包括纯粹知识在内的全部能力,似乎个人仅仅通过同外部世界并存就从他自身内部产生出他关于世界的知识。在心理学的个人式发展过程中,个人必然走过某些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物质和社会的环境除了释放这种预先形成的个人能力之外,别无任何功用。把意义的个体起源同来自于群体生活环境的意义起源并列在一起,则是社会学的功劳。
知识从一开始就是群体生活的一种合作过程,只有那些导致该群体的困难和问题的方面才会引起注意。群体中由于群体生活的内在关联,也由于功能和利益的不同,集体行动和集体思考并相互支持也相互反对的亚群体也就出现了。经典认识论曲解知识是从纯粹理论性思考中产生的,由于人类思想需要一种意志和情感上的无意识的潜流来确保对群体生活中知识的不断适应,所以它并不以思考的冲动为动机。认知(尤其是集体认知)的共性在于潜意识的体验,集体行动中集体无意识的力量是其理性知识的非理性基础。认识论与心理学对思想起源的分析兴起于自有资产阶级的时代(自由市场与完全竞争),忽略了人类用组织性更强的社会秩序类型去对抗那些逼近无政府边缘的个人主义的无导向社会之趋势。
未能将所有阶层吸收进政治的民主发展与哲学讨论会导致知识分子的骚动被当作职业特权甚至是偏见(知识分子极端化与大众化之间不可避免的悖论)。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一般只是针对那种只从根本上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社会危机和理智危机的理性提炼和高尚化了的强化。哲学家理性术语的斗争导向大众的宗教冲突,小教派兴起导向普通人心灵陷入紧张状态。新教运动把客观得救的标准主观化了,这与现代认识论从受客观保证的秩序中撤离到单个主体时的做法是一样的。
国家用自身的客观解释打击教会导致了启蒙事业的发展,于是理性的自然主义世界观逐渐取代宗教世界观,但没有允许生活和思想形式的个性化。个人必须使自己的判断(利益+理性)摆脱他人的判断。工农阶级则一定程度上受到神话、传统和领袖的大众信仰基础上的约束,没有能力在像怀疑主义这样内心的危机中保持振作。宗教虽然被削弱,但仍然作为经验形式而继续存在,工业社会特有的思想形式逐渐渗透到了那些工业相关领域,并且迟早会接连削弱宗教世界观。
政治不只是权力之争,更是政治哲学与世界观之争。自由主义,迟疑地模仿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用一种哲学信条制造其目标的社会主义,在宗教观分裂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政治观点的分化。政党把理性论证甚至科学论证结合入思想体系,每一种政治学逐渐至少在形式上被赋予科学的味道。每一种类型的科学态度也就带有了政治色彩。这一过程的正功能是科学观念传播最广大阶层在政治存在中为自身地位寻求辩护,负功能在于受政治态度支配的思考却不能允许自身不断重造新经验的公开联合,导向了政党教条主义倾向。
政治就是冲突,并且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生死之争,斗争越激烈,就越是牢固地抓住那种先前无意识的运行但却更加强烈的情感潜流,并迫使它进入公开意识领域。政治追求正义(不同于学术讨论),且追求摧毁对手的社会存在和思想存在的基础。政治冲突具备两大特点:
1. 为争取社会主导地位而进行;
2. 形式上是理性的斗争。
因此,冲突双方致力于攻击对手的社会地位、公共声望和自信。我们也很难得出是否应当运用暴力革命或哲学讨论实现人类生活的根本改善。摧毁对手的理论导向了摧毁对手社会地位的基础,然而取代了肉体镇压的精神摧毁的意向或许更加无法忍受。
而政治斗争中,人们首次发现了一直指引着思想方向的无意识集体动机,即揭露伪装的群体思维中无意识的环境性动机的趋向,把群体存在同其文化企求和理论论点结合起来。不可调和的众多思想方式导致理智危机的加剧,产生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个相互对立的成分。
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集团可以在思考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立场中寻找合法性),以至于他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可能损害到他们的支配感的事实。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造成了对自身及其他群体的社会事实的掩盖(稳固化进程)。
乌托邦则是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破坏和改变既定的社会状况感兴趣,以至于他们不知不觉地仅仅看到局势中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根本不关心社会存在是什么,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致力于改变存在,只能用来指导行动,忽视一切可能动摇其信仰或麻痹其改变事物的渴望的东西。
因此,知识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无意识状态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历史中所表现出的作用过程中最显著的阶段。只关心描述继这些洞悉后的状态,因为它正是本书所要提出的那种环境的特征。
有能力揭露无意识的党派具备了相对于对手的极大优势(此处无意识是指一种潜在的可获得认同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只有攻击者才敢入侵无意识,而被攻击者却被双倍击倒。现在各个群体都在寻求实现彻底揭露的思想武器来摧毁对手的思考信心,也就摧毁了整个人类思想的信心。两大汹涌潮流汇集并以压倒之势彼此相互强化:
1. 具有固定价值观和规范的统一的理智世界的消失;
2. 迄今为止一直隐藏着的无意识的突然奔涌至意识的光亮白昼。
对无意识的诉求可能会挖掘出产生各种观点的土壤,一旦无意识的动机被揭露,我们就不能像未揭露之时那样生活了。行为主义致力于建造一个事实世界,在那里将只存在可测量的资料,只存在一系列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之中,行为模式的可能成都在某些情况下会是可预见的(这种概率性的可预见性,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假定)。社会学可能必须经历这样的阶段,纯粹机械性的方法设计远远不够,必须引入适合于理解意义性的非测量性的因素的概念。成就一个事件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较之完全外部的、形式化了的因素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本质上更具有可感知性。
如果取向性概念(低级阶级、社会升迁和不满)被形式化(含有的评价被抽掉),那么环境的思想模式特征完全不可想象。思考者进行参与的方式决定了他将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变成知识社会学关注的问题时,政治热忱与理智碰撞并使自己后退,受到批判性控制,产生于不同政治目标的相互破坏与贬低之中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变成了拯救手段,推动了自我批评与自我控制,导致了新的客观性概念。
在未被发现的无意识之中生活,是生活本身中无法忍受的东西,是科学的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历史前提。在最初盲目的、充满活力的向前的动力突然碰上使我们重新依靠自身的障碍时,自我控制和自我纠正才会产生。无意识动机进入视野并因此变得易于受意识控制时,我们才会在个人生活中变成自己的主人。(由于曼海姆并不秉持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因此无意识应该是一种个体意识的默契性累加。)谈及自由最多的人对自己行为的经济理性不产生怀疑,只有认识到社会决定因素中无意识影响的人才试图尽可能客服这些决定因素。
理解内部相互依赖性的每一步上都受制于个人自我澄清的过程,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控制成为可能,自我澄清过程也是群体标准。自我澄清的结构特征是世界之所以的确变成了一个问题,不是由于它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主体的客体,而是由于它与主体的经验结构紧密联系。现代社会科学借以获得全新洞见的三大趋向是:
1. 就其决定现代社会思想而言,对集体无意识动机的自我批判取向;
2. 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与社会历史变化有关的思想变化的新型思想史的趋向;
3. 修正我们的起劲还不曾充分考虑的思想社会性质认识论的趋向。
只要论证的分析方法尚不存在并且也没有举出可以对论证进行控制的标准,某种类型的思想就是封建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
因此,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或方法)是彻底对思想领域的意义分析法进行提炼,使得粗俗无差别的术语和概念由各种思想类型的日益精确和具体特征所取代;其次,使得重建社会历史的技艺完善,从而使人们能够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孤立的事实,亦即理解为相互作用的社会力量网络。如果知识社会学成功实现了精确主义技术解释,那么再也没有必要为了精确起见放弃重要问题的论述。一种既存的理论构架之中可能常常隐藏着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必须最终获得表达的许可,这样才能使解释的广度得到真实的评价。试验式的思考者往往从矛盾着的思想方式的各种观念中的出发点出发,使我们目前环境中的根本上不一致的特征首次真正有能力作出判断和研究。
Posted: 2016-08-24 1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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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一个死亡与永恒搭建起的纯粹空间
僭越是与界线打交道的行为,这界线即是那个被划界区域的界线。若一个界线绝对无法被僭越,它将不能存在,若僭越行为所针对的界线只是虚设,僭越也毫无意义。僭越行为与界线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不会仅因违规就被耗尽。僭越的功能在于,去测量它在界线的中心所打开的过长的开口,并追索那让界线出现的闪亮疆界。僭越行为不带有任何的否定因素,而是肯定受限制的存在,但并不包含任何实证因素。
死亡是秘密的仪式组成,是秘密的预备门槛和它庄严的结局。秘密将持留为秘密,甚至在死亡当中,它被赋予了一种额外的歪曲,以便“死后”之物能强化并确定“秘密”。死亡将会揭示,秘密存在而不展示它的隐瞒,它展示的只有使其晦暗而深不可测的东西。(存在即是保留过去,保留过去即是循环往复)
由于上帝之死(Dieu est mort (Friedrich Nietzsche))为我们去掉了一个无限存在物的限制,因而产生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再无任何东西可宣告存在的外在性,因此便产生了一个由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灭掉上帝,以便把生活从由上帝存在而设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也是把生活带回到那些被这无限存在所取消的限制中去——以此作为一种牺牲。
二神论和诺斯替主义对基督教的恶之观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其二元论的思想——上帝和撒旦,光明和黑暗,善良和沉重,巨大的斗争,一种根本的、顽固的怨恨——为我们的思想安排了无序之秩序(l’ordre des désordres)。天主教徒仔细查看符号,加尔文教徒不信任符号,因为他们只相信上帝对灵魂的挑选。神则在近代认识论当中被解构了,但是已经无法具象化。
恶魔(démon)不是他者(l’Autre),不是远离上帝(dieu)的另一极,不是无可依赖或几乎无可依赖的反题,不是恶的物质,而是某种奇怪的、令人困惑、令人说不出话来、令人动弹不得的东西——它是相同者(le même),是完美的相似者(le Ressemblant),这就是同一性(idendité)的重影化(dédoublement)。(上帝被存在于想象之中)
上帝被两个可见的形象取代了,分别为重影者(dédoublent)和被重影者(doublé)。惟当上帝已从世界中缺席,只留下一道踪迹和一种空虚时,那种在场的现实就是缺席,在场在缺席中发生并在缺席中通过圣餐变体(transsubstantiation)让自身失去了现实,神居于拟像(Numen quod habitat simulacro)。(非上帝,乃人所信之上帝)
拟像是一个和现实相对立的空虚的图像,某种事物再现自身并撤回自身(回撤是为了从中获得意义),一种致使人们把一个符号当作另一个符号的虚假性,一种神性之在场的记号以及把这个记号当作其对立面的反向可能性,在模仿中相同者和他者同时到来。拟像的本质是既不容忍相信符号的注释学,也不容忍爱存在的美德。
拟像 相似 同时 模仿 掩饰
Simulacre Similitude simultanément simulation dissimulation
一个复像的符号是预言的和反讽的,它完全地悬置在它所提前重复的未来上,而那个未来反过来,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重复它。每一次颠倒似乎都指向了一种神显(épiphanie),但事实上,每一次发现都加深了谜团,增长了不确定性,并且,揭示每一个元素只是为了掩盖其他所有元素之间的关系。(单独理解本体的不可知性)
fabula 寓言 不断后退的真理
fatum 命运 未来之光
拟像之人(Hommes-Simulacres)不是面对回忆的深刻而持存的存在(êtres),而是面对被献给了一种允许相同者(l’Identique)在“回忆”中涌现的遗忘。所有拟像之形象(figures-simulacres)突如其来的扭曲是由经验的“交替装置”(alternateur)的游戏所产生的。而这一曲折(péripétie)是为了确保迂回(détour)和返回(retour)的东西。荷尔德林说过,我们是一个符号,没有意义(Zeichen sind wir;deutungslos)。但如果我们既不是符号,也不是灵魂,而只是与我们一样(对自我的重复当中寻找自我的存在),并因此在拟像同它自身的距离中左右为难呢?
自从人们面对死亡说话并反抗死亡的那一天,为了抓住并囚禁死亡,某样东西诞生了:一种低语(Murmurer)无止尽地重复、重述、重迭自己,它经历了放大和加厚的离奇过程。语言同时又不在场,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归功于作家的主权;而是因为语言穿过了虚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语言被制成了自己的对象,并通过在镜中重迭自己,僭越了死亡的界限。
自语言决定在它的路径上留下痕迹的那一刻开始,那面对死亡之黑墙而矗立的通往无限的镜子的形象,是所有语言的根本特征。语言镜子般反射死亡,并从这反射中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空间,在这空间中,言谈发现它自身的影像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在这空间中,它可以超越自己,作为它自己后面的存在物,来无限地再现自己。(循环往复即是无意义的,即是一种死亡)(呼吁以一种彻底的解放来实现时刻的死亡,以实现时刻的永生)语言是一种无限的自我重复,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镜子般的反射游戏。写作是为了永生,甚至说话也是为了永生。话语有这个能力,能在稍纵即逝的时间与恰当的空间(l’espace)中抓住疾飞的箭。死亡的临近——其统驭一切的态势及其在人们记忆中的显要位置——在现时和生存中挖出了一个虚空,这虚空正是我们言谈的对象和来源。
语言把其僭越( l'outrepasser)的权力归于一种颠倒的关系,也就是一种不纯的言语和一种纯粹的沉默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不纯所模糊地掩盖着的空间当中,言语能够传达这样的一种沉默。(在言语与超越自身两个极端当中挣扎过后最终的选择)当语言到达自己的外部边缘,它所发现的不是一种与自己相互矛盾的确定性,而是要把它抹掉的虚空。
为了保护自己,语言必须追随它的举动、变成它的忠实敌人(在自身的重复中与自身对立之二重性),保证在二者之间只有一个矛盾的对立的薄薄的分界,透明且牢不可破。我们必须不停地说话,与这个含混且振聋发聩的噪声(Le bruit)同样大声,同样持久。自此时起,一件作品的意义仅仅是自我封闭地表达它的荣耀,已不再可能。(从一种永生到使他人认为自己永生的反身性)。1.对已经说过的东西的严格而反向的重复,2.对我们所能说话的极限的简单命名。
占据等待的不是记忆而是遗忘,遗忘就是极端的专注。语言,在它关注的和遗忘的存在当中,具有一种掩饰的力量,这种力量抹去了每一个确定的意义,甚至抹去了言说者的生存。语言若被定义为真理的场所和时间的纽带,话语与自身捆绑在一起的方式消除了真理的任何可能性。当语言被认为是起源和死亡的互补透明性时,通过简单的断言“我说”(Je parle),每一个单一的生存都会收到威胁性的语言:它自身要消亡,它在未来会出现。
语言应当要求的,是故事的单薄,以及绝对的严肃性;在令自己尽可能灰色的过程中,语言也要求把某一事件传达给它顺从而且被吓坏的读者,而这个事件不过是情感的中性元素。语言永远不自己呈现自己;在它的话语的厚度中没有楔入那可能令它打开自身形象的无限空间的镜子。(语言在自我重复中外化)语言内部有可能会自我分裂和重复,并有能力生发出一套镜子、自身影像和类比的垂直体系。
由空间织成的东西引出了空间,通过一种原初的敞开给予自身空间并移动空间以把它带回到语言,语言由此而获得了权力。正是在空间中,语言传送自身,语言的存在自身“隐喻化着”(权力存在于空间当中,位置)。因此,语言不再是一种再现和叙事,而是一种自我折叠起来的空间,一种有厚度的存在空间。
想象并非是作为真实之对立而构造出来以对其进行否定或增补;它与符号中生长,伸展于书籍之间,栖身于重述与评述之间的空隙;它诞生于成型于文本的居间(entre-deux)之中。书即是书的虚构,文学空间唯有经由所有已写成的书的网络才能存在。印刷品仅仅应该成为可见物的隐秘支柱,潜在的观众应该占据读者的位置,阅读的行为将在一种他者的目光的胜利中失焦。
书写(écrire)具有一个神圣的维度,书写是一种自在地不及物的活动。书写建立在自身之上,不是为了说出什么,展示什么,或教会什么,而是在那里存在。书写的辩护者认为,书写是为了让某种东西死而复生,是为了发现生命的秘密,或实现这种同时很有可能属于人和上帝的活生生的言语。但是福柯认为,言说从死后开始,在那样的断裂一经确立开始。书写是死后的游荡,而非通往生命源头的道路。
从死亡开始,我们可以谈论绝对平静的事物,完全是分析的和解剖的,不指向任何一种可能的重复和复活。(沉默)我们书写是为了抵达语言的尽头,抵达一切可能之语言的终点,最终通过言语的丰富性来包围语言的空洞性与无限性。书写是为了隐藏我们的面孔,在书写中埋葬自己。书写的角色本质上是疏离,是度量距离。
如果法律是不证自明的,而且处于核心位置,法律将不再是法律,而是意识甜蜜的内在性。如果法律在文本中出现,如果在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译解它是有可能的如果它处在能被查询的登记册中,那么它将具有外部食物的牢固性,遵守它或者违背它将成为可能。法律展示的是退隐,法律正是通过退隐掩饰自己,而僭越则疯狂努力让法律显身。最终,在隐藏法律的光芒中又吸引法律。
福柯叙事的简单规则:
1. 涉及过的人必须真实存在过;
2. 他们的存在既默默无闻又命途多舛;
3. 记载他们的故事越短越好,只有几页或几句话;
4. 这些陈述不仅仅是怪异悲惨的故事,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成了他们无足轻重的生存史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的不幸、狂暴和令人疑惑的疯癫的一部分;
5. 这些文字所具有的震撼力应该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美与恐惧交织的效果。
文本与现实的关系:
1. 不仅指涉显示,甚至能在现实中起作用;
2. 应该成为真实戏剧的一部分;
3. 成为复仇的工具,仇恨的武器,战斗的插曲,表达绝望、妒忌、乞求或命令的手势。
话语的奇特形式要求一种装饰性的、带诅咒或祈愿色彩的语言。在那些貌似严肃却语无伦次的句子和胡说八道中间,会突然出现一堆粗糙、拙劣、不和谐的情绪宣泄,是用自己的方式叙事的野性的激情。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施加影响的权力将不再属于那个时远时近、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的君主,他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各种诱惑的对象,既代表着一种政治原则,也体现着一种魔法一般的权威。权力将由一种精细的、有差别的、连续的网络构成,其中各种各样的司法、治安、医疗机构和精神病治疗机构密切关联,共同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话语,将不再像以前那样矫揉造作,粗糙又夸张,而是在一种自称基于观察和中立立场的语言中发展。
一个社会将各种字眼、措辞、句子、语言程式出借给社会大众,好让他们能够讲述自身、公开地讲述自身:
1. 它揭示了先前几乎不为外人所察觉的底层社会的存在;
2. 通过盛怒和利益导致的小冲突,它为权力提供了君主干预的可能性;
3. 他们的话语是在一个界定完善的权力机制内发出并流通的。
正是在话语伦理中,文学找到了它的位置和存在条件。
Posted: 2017-03-25 2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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