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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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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林辉煌读书报告

                                                2009年1-2月林辉煌读书报告
这个阶段主要关注语言学,读了12本书,书目如下: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瑞士)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美)萨丕尔《语言论》
(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
(美)罗曼.雅各布森《雅各布森文集》
(英)韩礼德《韩礼德语言学文集》
(美)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奥)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
(奥)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
        在语言学的国度里,能指概念与所指概念是一对永恒的主题。从根本上说,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而语言是思维遭遇存在的必然产物。因此语言学离不开关于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亦即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探讨。考察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大致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史分为三个阶段:前索绪尔阶段、索绪尔-雅各布森阶段、后索绪尔阶段。
    在前索绪尔阶段,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语言学徘徊于新语文学的研究之中,充满了历史考据与民族精神的味道。这个时期的语言学家已经接触到人类思维与客观世界的主题,但并未明确加以提炼和总结。洪堡特认为客观现象在进入人类思维的过程中会被符号化--这种符号化的最终归宿就是文字--从而能够进入表达的领域,也就是言语的交流。因此完整的语言学研究必须将思维、文字与言语相互一致地构造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型。然而事实上,词与物(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当现象流经不同的思维模式后,所产生的必定是不同的符号;即使是貌似相同的符号,对其意义的理解也千差万别。在这里就涉及到“听话人-答话人”的关系场,词与物的真实对应只能在这一特定的关系场中得到确定。后来的索绪尔就把这种“听话人-答话人”模式称作言语模式,它变动不居,因人而异。洪堡特指出,不可能从这种“言语模式”中获得最完整、最纯粹的语言特征;这种语言特征只能在符号的最终产物--文字--中寻找,如果没有文字,则体现在言语运作的结构和构造成分中。
    索绪尔将语言学带进了实证的领域,提出了许多沿用至今的概念与命题。雅各布森曾经说过,索绪尔的《教程》恰好可以作为我们讨论语言学基本问题的出发点;现代语言学思想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教程》都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萌芽和初始的状态,而且是以其最简单的、甚至有时过于简单的形式。他一手将洪堡特的遗产接过来,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从而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能指-所指”的理论。在他看来,语言连接的不是具体的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个实在的物,而是这个物在我们思维中形成的概念;概念流经思维之后不是以词的形式为我们所见到,而是以音响的形式在我们的心理上留下印痕。索绪尔给概念和音响形象取了两个全新的名字--所指和能指--并且将它们的结合称为符号。符号有两大原则:一是符号的任意性(跟象征不同);二是能指的时间性(跟视觉能指的空间性不同)。至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场理论,索绪尔在洪堡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明确提出了“言语-语言”的范畴。言语存在于个体之中,因时因地而异,而语言存在于集体之中,犹如发给每个人的一本共同词典,它通常不易变化。这两者分别由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研究。萨丕尔同样强调符号的时间性,他认为方言的形成并非个人变异的产物,因为个人变异永远会围绕在某个特定的中心周围,这个中心就是集体语言的共同运用。总之方言的形成不是言语的变化,而是语言流动过程中的不断分化,这就是萨丕尔有名的“沿流”理论。沃尔夫以一名消防员的身份进行语言研究,这赋予他局外人的豁达心态。建立在对无文字部落的语言学研究基础上,他悄悄地结构着索绪尔。沃尔夫提出了语言相对论,旨在批判欧洲语言学家客观化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追求事件的单一性和行为的惯例化,从而缺乏一种对于变化的应对能力。在索绪尔那里,所指是施动者,能指是受动者;而沃尔夫在他的职业生活中发现并非如此,能指才是真正的施动者。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言结构影响到其对于周围环境的理解方式,语言决定了世界的图景。雅各布森是索绪尔理论的最大继承者和最大破坏者,他从索绪尔那里得到了一套概念术语,但却是为了反对这位老师。结构主义思想在索绪尔理论中暗流涌动,而雅各布森直接将它作为自己的旗号,从此,结构语言学风靡一时,并在其他学科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运动,特别是在法国,结构主义直接创造了大批的就业岗位。雅各布森重申,每个语言单位都分为感觉方面与认识方面,亦即能指和所指。但是他引入了区别性特征的概念,有意地模糊了言语和语言的区别,从而解构了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两大原则。他用“时间遵从者”和“空间遵从者”的因素来解释语言的变迁,若强调前者,则方言维持不变;若强调后者,则方言发生改变。
    后索绪尔阶段的语言学家致力于重新建构语言的结构逻辑,对“能指-所指”的二元结构发起了进攻。韩礼德直接受到了沃尔夫的影响,尤其是关于语言习惯重塑生活语境的观点。他认为在表达系统(语音,即能指)与人体相关,而内容系统(语义,即所指)与经验相关,但是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这一套语法系统,是它将概念和语音、主体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在此基础上,韩礼德强调了语法的元功能:概念功能与人际功能。前者在于诠释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包括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后者在与确立人类之间的长远关系,从而形成个人的身份和自我意识。乔姆斯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集中研究了语法的生成转化功能。在他看来,一部语法包括句法部分、语义部分和语音部分,而最主要的是句法部分。句子的结构正是由句法来分配的。句法部分由基础和转换部分组成,而基础则由范畴次部分和词典组成。这个基础生成深层结构。深层结构进入语义部分并接受语义解释;它被转换规则表示为表层结构,后者继之获得语音部分的规则所给予的语音解释。这样,语法就把语义解释分配给了符号,句法部分的还原规则作为媒介,维持着这一联系。这种从句法结构到语义结构(深层结构)再到语音结构(表层结构)的转化过程在每个人的身上发生。乔姆斯基认为这就是语言能力,是人们与身具有的,即使它没有被意识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洪堡特的身影。因此,语言的习得过程是一种唯理主义的程式,它带有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感。“能指-所指”的关系已经被淡化,语言学的主题已经从“语言是什么”转化为“语言是如何可能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明显地跨越了这两大主题。其前期作品试图解决语言的本质问题,他认为想象世界与实在世界拥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它们在基本要素上保持一致,这就是投影原理。能指与所指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但是前者并非简单地由后者生成。维特根斯坦以河流-河床的关系为喻,他发现不仅河床会引导河流,河流也会慢慢地改变河床;僵硬与柔软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观点类似于沃尔夫的语言-情景理论。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日常语言跟游戏的关系,语言的意义不再限于指示外界事物,而在于它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所实现的许多用途。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只有在日常的运用中才能获得;能指并非简单地反映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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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9-02-23 09:16 | 1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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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2-3月林辉煌读书报告(告别结构主义)

                                      2009年2-3月林辉煌读书报告(告别结构主义)
    这个阶段读了12本书,书目如下:
(比)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
(法)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
(古罗马)普洛克罗《柏拉图的神学》
(古罗马)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
(法)保罗.利科《恶的象征》
(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
(美)丹尼斯.N.帕特森《法律与真理》
(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
(俄)伊林《法律意识的实质》 

                                          告别结构主义
一、结构主义与理性
      结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哲学的背叛。以理性为线索,我们可以将人类的思想径路大略地划分为三种类型:强调理性的理性主义,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时代达致顶峰;拯救非理性的存在主义,从希伯来人开始,经由克尔凯郭尔、尼采,到萨特那里达致顶峰;用结构将非理性理性化的结构主义,从莫斯科的形式主义开始,经由索绪尔-雅各布森语言学、布拉格结构主义,到巴黎的“四个火枪手”(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巴特)达致顶峰。换句话说,这是从逻辑到行动再到结构的演化。
(一)古希腊与希伯来
      德里达认为,理性渊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思维,其内核是逻辑。正是对于逻辑的崇拜,引发了人们对修辞辩论的喜好,并且促使人们相信通过主体的逻辑建构,人们可以期待一个超越现实的完美世界。阿诺德进一步指出,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流渊源于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他把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归结为知与行的对立。希腊人关注的是内在知识的构建,是思想的正确性;而希伯来人关注的是道德的推行,倡导一种良心的生活。
(二)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强调应然与实然的区分,从而努力构建一套符合逻辑的完美体系,用来批判、引导、重塑现实世界。在哲学史上,这就是有名的“存在与本质”的论辩。普洛克罗作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坚决主张一切存在都源于本质,本质是最古老的事物。这种神秘的本质其实就是神,是绝对永恒的完美。现实中的丑恶并非来自神,而是存有本身在领悟神意时出错了。普鲁塔克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坚持这一论辩。灵魂来自完美世界,当它降临肉体时便受到了扭曲和约束。因此,普鲁塔克极力赞美“漂亮的死”,认为英雄早逝是一种最理想的结局,因为灵魂可以在忘掉荣耀记忆之前脱离肉体,回归自然状态。而最可怕的是碌碌无为地活到老年。巴雷特认为,虽然罗素大大改变了柏拉图的语言,但是他们的理性路线依然一致。柏拉图说,存在是理念或本质的摹本;罗素说,存在就是满足一个命题函项。在这两种情况下,存在都被理解为由本质派生出来。伊林把这一路线引向法哲学的研究,认为研究这应该在自己心中首先建构一套完美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人类提供一种最佳的生活秩序。法的精神使命就在于让人们形成正确而确定的的法律意识,在人们的心中创造最佳的行为动机,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外在行为方式。
(三)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以反启蒙思想的面目出现,将非理性从被长久压抑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巴雷特告诉我们,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是浅薄的、抽象的、危险的。大屠杀的出现被认为是理性猖狂的毒果,而作为理性的产物,技术和官僚政治将人类推向了异化的深渊。存在主义的口号就是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不论成功与否,它力图收集人类实在的所有要素以勾画出人的总体画面。没有纯粹理性的人,甚至当我们提到理性时,我们运用的正是非理性的思维。理性往往是有限的,它主要作为一种外部事实展现给他人;而非理性潜藏在心灵背后,犹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牵扯着人类的一切行为。这种内部事实总是被我们掩盖和污蔑,如巴雷特所说,当今世界大多数人都下意识地参与了这项巨大的以逃避这些事实为目标的“阴谋活动”。这种顽固的偏见将我们塑造成为片面的、坚硬的没有肉身的逻辑机器。
(四)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紧接在存在主义之后并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它那种表面上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与萨特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悲观色调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反对古典哲学的理性逻辑,尤其是对被压抑的非理性予以深切同情,在这点上结构主义似乎上了存在主义的船,但它们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存在主义将非理性至于首位,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将理性非理性化;而结构主义掏空了古典理性的内容,却保留了理性的皮囊,它的野心是将非理性统统塞入这个皮囊,重塑整个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布洛克曼认为结构主义其实就是代表着理解先于行动、认知先于表现的理性主义实践态度。但不同的是,结构主义的理性是一种主题缺位的理性主义,它的重点是对于非理性的理性化解读。正如布洛克曼所说,结构主义试图摆脱“人的因素”,因为人的因素造成了混乱的意识形态,使人们脱离了真实的世界。观察法国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我们发现,斯特劳斯将无文字部落的神话理性化了,福柯将疯癫理性化了,拉康将潜意识理性化了,巴特将文学理性化了。整个世界除了结构,我们找不到一个人的身影。尼采的上帝死了,留给人们激情的非理性;而结构主义的人死了,留下的只有结构。多斯感叹,这个时代显然被人类之死搞得神魂颠倒,许多人都准备加入送葬的行列。
(五)走向整体
      如果我们将整个哲学史视为理性的发展史,那么存在主义只不过是把尘封的非理性挖出了,让结构主义更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理性化的重塑,从而更近一步地壮大理性主义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似乎已经对理性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也许也不需要戒掉,如果承认人类并非上帝,有很多不完美的缺陷,那么对于宏大事物的成瘾也就不显得那么可怕,这也是克服脆弱的一个出路。在所有可供选择的宏大事物中,理性并不是最坏的一种,它也面临着不断的演化。在从神性降到人性的这个过程中,理性主义也走上了冷酷和独裁的道路。也许是到了将那些被抛弃的身体找回来的时候了。一个完整的人才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呼唤理性与非理性的联合,不是理性的非理性化,也不是非理性的理性化。
二、结构主义的遗产
      在告别结构主义之际,也让我们认真地对待结构主义的遗产。构成结构主义的核心原则有两个:一是元代码的有限性;二是元代码的两面性。
(一)元代码的有限性
        结构主义将结构从理性中抽离出来之后,认为组成这个结构的是一些基本的代码,而且这些元代码只有少数的几个。利科赞成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的看法,人在神话创作中凭想象和风俗活动所可能产生的形象在数量上并不是无限的。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提出一套形态学或类型学。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利科将有关罪恶起源和终结的神话分为四个类型:创世神话、堕落神话、悲剧神话、放逐神话。而雅各布森将构成语言结构的区别性特征分为12对相互对立的代码。
(二)元代码的两面性
      元代码的两面性是指其所固有的区分性和同构性。区分性是指结构中的每个代码都是由其与其他所有代码对立的特征来定义的;而同构性的意思是每个代码共同构成一个结构的联系性。这其实就是结构主义理性的框架,在这个语境中,理性就是被置于中心的权威,而非高高在上的意志。韦尔南将这种结构理性总结为广场理性,并引入到法律的范畴。法律不再是君主说的话,而是由全体人民将它置于中心,获得普遍确认之后才具有了权威性。法律就是在各种意志代码相互对立与联系的博弈中形成的,因此,这一明文写成的法律就获得了支配的权力,并强加到每个人头上。从这个角度看,理性或真理是一种被普遍同意的事实,这也意味着真理的时空相对性。正如帕特森所说,对于概念的使用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解释,“甜饼切割机”的隐喻并不真实。这种隐喻正是真理实在论者的主张。反实在论这提出了许多可供选择的图像,他们认为真或假是特定的实践中的参与者一致同意的结果,而道德为一个政治实体中的市民达成的一种妥协或策略。斯坦和香德也指出,法律的根基在于人们看法的普遍一致,因为只有这样,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尊重和遵守。
三、结构主义与学科间性
      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视角。布洛克曼指出,结构主义的跨学科认识论即非哲学中心主义认识论。它强调学科间的融通和借用,努力超出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涉及心理学、历史学、文学批评、政治学、经济学,从而告别了传统的形而上哲学。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显示出与古典理性主义的重大区别。正如多斯所说,结构主义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系列学科的共同范式,这些学科致力于达到共同的目标是,建立完整统一的科学。在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过程中,语言学起到了沟通媒介的作用。语言是人类最普遍的共同现象,其模型最容易渗透到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当语言学模型被广泛接受时,一切事物都成了可以交换、互换、转换、变换的了。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韦尔南的宗教史研究,运用了宇宙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而揭示了那些插入到集体生活的自身肌体中的神学模式是以什么方式来组织思想、规定实践的。在这个意义上,韦尔南断言,如果不成为结构主义者,人们就不能再研究宗教史了。
四、告别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给我们留下了理性的框架和跨学科的视角,但是作为理论先行的路径,它更多的以思维构建为中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静态的世界图景。在某种程度上,结构主义依然停留在应然的价值层面,虽然它坚决和形而上哲学划清界限。如果说结构主义是一张被掏空的理性皮囊,那么它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不免过于刚硬而容易流于表面。虽然在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中,结构主义者进行了实地的调研,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理论模型也来自于现实经验。但是这些模型带有过多的抽象思辨,并且远离普遍的人类生活。即使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这些理论框架对于现实社会毫无助益,至少我们觉得它们提供的解释过于局限。在复杂的经验世界中,我们或许应该寻求一种行动的理论--超越形而上的思辨和结构式的空洞--它无法提供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或理性规范,但却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真实的经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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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9-04-02 18:16 | 1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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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04月林辉煌读书报告(经济学)

                      2009年04月林辉煌读书报告(经济学)
这个阶段读了12本书,书目如下:
(美)布鲁《经济思想史》
(英)斯密《国富论》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
(美)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
(美)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
(美)布坎南《同意的计算》
(英)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
(美)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美)诺伊曼《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上册
(美)诺依曼《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下册
(美)凯莫勒《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
(中)杨百顺《西方逻辑史》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一、理性预设与效用最大化
      从传统哲学到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接口,那就是理性主义。可以说,一部宏大的经济学史,正是建立在理性预设的基础之上。用专业的术语讲,个人是唯一有意义的决策单位,其动机是效用最大化考虑(布坎南,323)。从哲学理性到经济理性,是一个精确化和模型化的过程,它体现了人类对于确定性永恒的诉求以及把握自我命运的雄心。这种诉求和雄心被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的现实不断强化,使人们相信经济理论及其模型的解释力是没有界限的,一个庞大的经济学帝国是完全可欲的。在这个狂傲的帝国里,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贝克尔,8)。
      如果说经济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源稀缺性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遍存在,那么在其他社会领域,只要存在相同的资源问题就完全可以将它纳入经济分析的范畴(贝克尔,3)。婚姻行为可以视为一种市场行为,在这个市场中,求偶者都希望找到最合适的伴侣,而优质的伴侣总是稀缺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进行选择和竞争。子女的养育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家庭市场中,子女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品,他们可以给父母带来心理收入甚至提供货币收入。而犯罪行为也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的扩展,这体现在罚款对受害者提供的补偿,最优罚款的边际价值能够充分补偿受害者并使其恢复原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就像在商场购买面包一样购买一种违法或犯罪,而支付的代价可以是真实的货币(罚款),也可以是自由(监禁)、名誉(社会谴责)甚至生命(死刑)。人类的一切行为似乎都可以利用经济理论和模型进行理性分析,而博弈论的提出更是将这种分析推向了极致,至少在早期是如此。既然行为可以被量化,那么典型的经济行为问题完全等价于恰当的数学概念上的“策略博弈”(诺依曼,2),亦即对人类行为进行数学描述和讨论是可能的。通过数理分析,未来被认为是可以真实预测的。
      经济理性或效用最大化之所以被当做经济学的基础,是因为人性被认为是自私、利己的,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己主义的预设一开始就遭遇困境,因为人们在经验中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利己的,一个人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利己的。利他主义在宗教和道德实践中一直受到推崇,使人们对于经济学的利己主义产生困惑和反感。经济学家抛出了两套方案。一种方案坚持认为,人类行为不能被条块分割,这种条块分割认为人类行为有时基于最大化,有时不然。这种分割并不正确,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一种效用最大化行为,亦即都是利己的(贝克尔,19)。另一种方案采取中庸的态度,认为理想社会中的每个公民都是人格分裂的,在市场上,他们完全利己主义地行为,在投票箱面前,却利他主义地采取行动(米德,341)。当然更经典的解释是认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并非完全对立,它们相互依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二、利己主义的利他性
      从客观效果分析,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也促进了他人的福利,虽然这并不一定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人们通常并无意去促进公众的利益,他图的只是个人的所得,而他在这一点上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总是被一支看不见的手推动着去达到一个他无意追求的目的。虽然他没有任何这种意图,但他对社会并不总是更坏。在追求他个人的利益时,他时常比他真实地有意促进社会利益还更加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斯密,294)。因此没有必要去指责利己主义,只要政府不要过多干涉,让市场自由竞争,那么所有资源的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而得到最优的配置,从而使每个人都获得他应有的一份。这种宽容的心态有助于社会合作的发生,减少零和博弈的存在。因此,不需要嫉妒邻居土地的肥沃,肥沃的土地所供养的大量的人口恰好给贫瘠的土地的许多产品提供了市场(斯密,125)。不仅在经济领域如此,在政治领域也存在这样的规律,个人的努力对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有益而不是有害(布坎南,330)。因此,公共选择应该是自由竞争的,选票市场上的公开交易也不需要禁止。
三、利他主义的利己性
      经济学家对于利他主义也提出了质疑:如果利他行为最终的结果促进了自身的效用,即使行为者的近期利益受到减损,即使行为者对于将来效用的增加不存在预期,我们就无法相信利他主义的纯粹性或真实性。如果这种解释成立的话,那么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界限就彻底模糊了。在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理论中,利他主义得到了精确的定义:个体通过降低自身的遗传适应性来增强他人的适应性。这种定义是建立在群体选择的基础上,并且通过亲缘选择加以说明。兄弟间的利他行为虽然减少了一方的遗传适应性,却增强了另一方的适应性,在最终使他们的家族基因获得更大的适应性。因此个体的利他行为从更宽泛的角度观察也仅仅是一种利己行为而已。在经济社会中,施众人受益的利他主义者的自身消费也未必低于具有同等能力的利己主义者的自身消费。因为利己主义者如果希望从利他主义者身上获得持续的效用,就不会过分地减损利他主义者的消费能力。从而也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利他主义。同时,当利己主义者从另外的利他主义者那里受益时,利己主义者具有只好仿效利他主义行为的动机;更一般地说,每当利他主义者通过他的行为对其他人的行为的影响来增加其自身消费时,利己主义者具有试图仿效利他主义行为的动机。这就是所谓的“腐化”原理(贝克尔,340-342)。在这里隐约透露了一种合作的趋向,利他主义作为一种策略,能够最终强化自身的效用,同时又吸引了他人的合作。
四、理论的人与现实的人
      对人性的预设,不论是利己主义的还是利他主义的,都是一种理论上的人;它在将人类行为抽象化和模型化的过程中,过滤了太多的成分,因此离现实中的人非常远。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行为,那么这种理论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了。传统经济学要保持其解释力,就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对于制度经济学来说,这些假设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现实中的人出发,这种经济学才是本来应该有的那种经济学(科斯,255)。理性,模型,并不能提供对未来的精确预测。现实中的人除了计算,更拥有复杂的隐秘的动机,也许正是后者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的车轮(凯恩斯,166)。如果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理论上的人才是研究的主题,那么早期博弈论的极端数理化就应当被抛弃。因此,丰富的实验或经验数据应该被引入博弈论,除了理性,更多的情绪、错误、有限预见力等要素的加入,使博弈论能够面对更真实的世界和个人。这种博弈被称为行为博弈,它是在试验证据和心理学成果的协助下对理性博弈理论进行的一种正规化修正(凯莫勒,470-477)。这种修正或许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理论的价值与合法性以及理论模型和常识之间的联系。当常识突然地闯入一个复杂的经济模型,并且表明模型的假设完全排除了偶然的经验主义建议的全部因素,这些因素在现实世界里却很重要,那么,这肯定是一次非常有用的突然闯入(米德,106)。
Posted: 2009-05-08 09:21 | 1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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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引用第55楼经济法林涛于2009-05-20 23:32发表的  :
你好,你有司法考试经验吗?有的话介绍一下


现在忙着看书,没有时间考啊,呵呵!
Posted: 2009-06-03 12:03 | 1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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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05月林辉煌读书报告(合作现象)

                              2009年05月林辉煌读书报告(合作现象)
这个月读了12本书,书目如下:
(奥)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美)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
(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
(美)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
(美)纳什《纳什博弈论论文集》
(德)施里特《习俗与经济》
(美)菲尔德《利他主义倾向》
(美)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
(美)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
(美)瓦茨《小小世界: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网络动力学》
(美)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澳)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


      这个月关注的是合作现象,可以从六个进路展开:
进路一:市场选择
主张:个体理性;效用最大化;看不见的手
困境:市场失灵;资源充裕下的饥荒
进路二:权威主义
主张:法律与权利;制度与公平;看得见的手
困境:强者放下刀
进路三:进化选择
主张:善良和报复的TFT;进化稳定策略
困境:单次囚徒困境的合作
进路四:利他主义
主张:自我牺牲,增进他人利益
困境:利他主义与生命存续的矛盾
进路五:脑科学
主张:合作的脑结构基础
困境:脑结构如何可能
进路六:宗教信仰或不可知论?

      下面选择进路三,对本月的读书进行一番检讨。

  进路三:进化选择
(一)从理性到适应
    进化选择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达尔文的思想,它想论证的主要是这个问题:合作可以在理性和权威缺位的情况下产生。因此,进化选择理论提出了三条规则。第一,基于参与者模型,每个个体都是合作的参与者;第二,没有核心权威,不需要任何核心的协调者;第三,参与者是适应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无需考虑经济效用,而只是适应着他们的环境(阿克塞尔罗德2,164)。
    合作被看做是生物适应性的反应,不需要任何的人为理性或核心权威介入。这就为合作的出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只需对个体和社会做很少的假设。合作者无需具备理性,无需具备预见,动植物也可以实现合作。合作者也不需要相互信任,因为回报的使用足够使背叛得不到好处。在一战中,“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战壕战系统就说明了这一点(阿克塞尔罗德1,67)。最后,也不需要中央权威,通过回报就能使得合作得到自我控制。那么,合作的出现和进化需要哪些条件呢?
(二)合作的条件
    合作的第一个条件是识别能力,即合作者能够识别出那些曾经相遇过的其他个体,并且要求记得它与这些个体相互作用的历史以便能作出反应(阿克塞尔罗德1,133)。这个条件要求历史必须发挥作用,这就突破了经济理性中的沉没成本无关的假设。用一个很形象的概念来说明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我们需要引入信誉。在预测事关人类群体的行为时基础等级数据是适用的,虽然这种因果关系并不绝对,但作为一种参照却会对预测的准确性非常有用(菲尔德,171)。为过去建立信誉级别,能够使合作者对于是否开展合作做出判断。这本身就是对于过去的对策的回报,信誉高的人总是容易得到合作。在这个意义上,信誉高的策略就获得了成功,从而建立了可被遵循的有用性。我们要为每个策略分派一个强度,也就是信誉分派(霍兰,52)。完善的信誉级别将使成功的策略繁殖下去,实现合作的稳定性。
    合作的第二个条件是未来因素,即未来必须对现在有足够大的影响,这意味着相同的两个个体再次相遇的重要性要大到足以使的背叛是一个得不到好处的策略(阿克塞尔罗德1,133)。这是合作进化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进行了两次重复囚徒困境的竞赛,从而获得最优的策略(TFT策略)。这里存在一个预设,即在单次囚徒困境中人们普遍地会选择背叛。只有双方可能再次相遇,合作才能持续进行。因为这种(再次相遇的)可能性意味着今天做出的选择不仅决定当前对局的结果,而且还影响对策者以后的选择。因此未来会在当前投下它的影子并影响当前的对策局势(阿克塞尔罗德1,9)。考虑到未来可能相遇,人们往往倾向于提供合作,否则下次对方就会以背叛来加以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敌对双方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的损失就是另一方的收益。但是在战壕战中,却出现了重复囚徒困境的局面,相同的小单位部队长时间在固定的防区里相互对峙。这时候双方克制比双方背叛要好。
    合作的第三个条件是合作群体,即必须有一些初始合作的群体出现(阿克塞尔罗德1,134)。因为如果一个群体都采用背叛的策略(ALL-D),这会是一个集体稳定的策略,在这种环境下就不会有合作的出现。而只要有小部分成员采用合作策略(如TFT策略),那么合作就能在任何环境下生存并繁衍。
(三)合作的进化
    合作一旦产生,就会不断地进化下去。首先要区分涌现(emergence)与进化(evolution)。涌现可能出现在同质群体中,其中所有参与人都采用相同的策略,并且始于特定的初始状态。比方说,如果很少一部分初始合作者成功地使一大群初始被叛者变为合作,那么就认为合作在群体中涌现。与此相对,演化只能在异质群体中发生,其中既存在不同的策略也存在不同的状态。同样,群体开始于某种初始的状态分布,并且运行一轮或者多轮;然后用结果所得的收益确定哪些策略表现最好,而允许这些策略优先复制。这个过程重复许多代(generation)以后,如果最终的状态为合作占优,那么可以说“已经演化出合作”(瓦茨,208)。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合作的进化,因为异质群体的存在更为普遍,探寻合作的进化或许更有意义。
    合作的进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起始阶段。合作可以在一个无条件背叛的世界里产生。当然,必须先要有一些以相互回报合作为宗旨的小群体存在,否则合作也不能发生。我们可以称之为合作的初始成活性问题。
    2.中间阶段:基于回报的策略能够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策略组成的环境里成长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合作的鲁棒性 。
    3.最后阶段是:基于回报的合作一旦建立起来,就能防止其他不太合作的策略的侵入。因此,社会进化的齿轮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合作的稳定性(阿克塞尔罗德1,15)。
(四)合作的稳定性(TFT策略)
    合作一旦建立,就可以阻止其他策略的侵入,这表明合作进化具有不可逆转性。这里我们可以引入进化稳定策略,生物学家将它定义为,当其在某个群体中占主导地位时,任何突变策略都不会成功地侵入这种策略(菲尔德,118)。在几次囚徒困境竞赛中表现突出的TFT策略就是这样一种策略。如果一个群体不会被其他策略侵入,也可以称它具有群体稳定性,如TFT占主导的群体或ALL-D得到普遍遵循的群体。相反地,如果变异个体能得到的收益比群体中的个体更多,那就称这个变异策略能侵入这个群体(阿克塞尔罗德1,42)。
    为什么合作会具有稳定性?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损失厌恶规律。人们倾向于保持原来的状态,而不愿意尝试新的冒险,因为相对于保持原状可能带来的损失,人们更惧怕因为改变而造成的损失。所以,人类行为总是偏于保守的。一旦合作建立起来,人们就不愿意轻易选择背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表明习俗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一个行动被反复执行,便成为习惯性的,这不仅适用于可见的行为,而且也适用于心智过程和偏好(施里特,4)。因此,损失厌恶也就意味着规则偏好,即人们倾向于保持规则。当然,卡尼曼的解释仅仅涉及很小的领域,他所研究的人类行为只是复杂社会的一个子集,甚至是一个不甚重要的子集(菲尔德,233)。我们期待关于合作稳定性的更全面更深入的证据。
    运用基因遗传学的积木原理,提供了另外一个解释。将行为模式或策略看做一个个积木,而进化过程会“记住”提高适应度的积木的组合。一代接一代重现的积木,就是那些在经受了检验的情境中生存下来的积木。这些情景是由其他积木和物种居住的合适的环境生态位所提供。事实上,在每一层上,都存在着连续检验的广泛的层次。总的来说,我们观察的积木是些鲁棒的(robust)积木。三羧酸循环如此鲁棒,以至于它存在于整个生物王国。在这种观点下,一个层次上确立的积木,经过选择性组合,会成为下一个更高层次的积木,所以进化过程会在所有层次上不断地生成和选择积木。进化过程不断地创新,但在每一层上,它保留重组过的元素,从而完成创新。当在某一层上发现了一个新的积木,这通常开启了一整套可能性,因为它与其他现存的积木可能形成新组合。大量的变化和进步接踵而至(霍兰,78)。这一解释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试图完成一个统一的进化理论,将所有的主体行为都纳入微观基因的遗传与突变规律之中。
    进化选择理论认为只要合作一旦建立,就会不断地保持下去,但前提是存在初始的合作以及合作者重复对局的可能性。但是它没有解释初始合作是如何出现的,换句话说,没有解释合作是如何出现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困境:如何解释单次囚徒困境中的合作现象?

Posted: 2009-06-16 10:33 | 1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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