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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阳云云2011年11月读书(至12.12)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阳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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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读书(至6.11)

赵旭东《文化的表达》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
普理查德《论社会人类学》
莱顿《他者的眼光》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
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普理查德《努尔人》

    人类学的视角,在莱顿看来是用“他者的眼光”看社会,看的是异域的社会;王铭铭称为是“非我”与“我”。这个月开始进行人类学的相关阅读,通过对概括性、总结性的书籍的阅读,对人类学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
    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早已有之,虽然不一定是以“人类学”自居。人类学经历了由思辨->经验->抽象->经验的过程,总体来其立场看是一个从西方中心主义时代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化时代的过程。
    人类学的兴起基本与殖民的扩张同步。殖民国家为给殖民寻找合法性,资助不少学者到非西方社会做实地研究。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社会是文明的社会、理性的社会,其他非西方国家都处于一种野蛮、落后的时代,因而西方社会肩负着传播世界文明,使全人类开化的历史责任。他们试图建构一个“非西方社会”,实质上是欲建构一种国家秩序。然而人类学家们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过程发现,西方社会并非唯一的理性社会。在非西方社会,即便没有国家等组织机构,仍然可以发现有序社会的存在,人类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非西方的理性社会,于是打破了长久的意识形态,即西方理性社会的神话,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西方社会的霸权,因为这意味着所谓的殖民扩张丧失了其合法性。
   
    人类学的几个阶段及主要理论
    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很多,日本学者总结出了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而实际上可能还远远不止十五种。综观这些理论,只有少数几种在人类学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他的很多理论都是些小流派,仅仅是对已有理论的小修小补。
    人类学史中最先占据主流地位的是进化论。受生物进化论的启发,一些学者提出社会进化论,他们试图寻找到人类社会变迁的普遍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是从简单到复杂,由野蛮到文明社会的单线式的不断演变。
    继承线性发展观,然而又不同于进化论者对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判断以及孤立发展的论断,传播论者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一个核心,随着人们的交往不断向外拓展,于是呈现出一个文明由中心向外围不断扩散,外围的文明总比中心的文明要落后,核心区域的文明总是最先进的状态。
    进化论和传播论在人类学上长期占据了主流地位,直到结构功能论的出现,将人类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结构功能论开始探讨社会秩序背后的运作逻辑,而不仅仅限于对已有制度的考察。
    结构论之后的一个新转向是人文主义转向,文化解释主义崭露头角。伴随着战后学界对已有社会秩序以及学术界的反思,尤其是受“后”学的影响,人类学也进入到新的反思阶段,一方面是对“文本”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本土文化的批评。人类学里的“本土”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一是对非西方社会的关注到对于西方社会本身的关注和反思。此时的人类学研究是要建构一种社会秩序,而不仅仅是国家秩序,是对民族国家观的反思。
   
    人类学的两个重要转折
    我认为人类学理论上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结构功能主义转向以及后学转向。
    结构功能主义转向以马林洛夫斯基和布朗为标志,开始了人类学从对社会及秩序表象的解释,向对潜在的结构性因素的探索和揭示,从对已有社会制度的考察深入到对社会结构的探索,由寻找社会普遍发展规律转入到对已有社会秩序的解释。另一个标志性意义是,此转向标志着人类学的分析方式由一种历时性的分析转向了共时性的分析,由一种因果分析转向了一种功能分析,解释各要素在整体社会中的作用和合理性,以此进一步揭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
    后学转向,在人类学界,我认为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彻底反思,彻底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是对已有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种彻底反思。以格尔茨为代表的文化解释主义,不仅从资料的可靠性来源上进行反思,甚至反思人们对文本本身意义的建构与理解。萨义德更为明显,以一种更激进更鲜明的态度反思研究者本身的立场问题,质疑学者们对于历史的建构,对于知识的建构,即在所谓的“客观知识”“客观真理”背后渗透着的意识形态。
   
    人类学的发展没有逃脱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的牵绊,尤其因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发展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对应关系。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与人类学大致相当的历史阶段。社会学一定程度上起源于与经济学的对话,思想家们沿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客观社会对象进行考察,研究社会及国家的起源、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持,以及社会行动等问题,通过分析人们的社会行动深入到对社会结构的考察。这是宏观方面的考察,但后来亦转入到对于现象的关注,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分析,以及近来对于文本的分析,对于学者及思想流派立场的彻底反思。可以说也是由对宏观社会发展规律的探寻,深入到对于过程的分析,由一种抽象的解释到对细节的微观机制的分析。典型的代表,前者如马克思、涂尔干,后者如哈贝马斯、布迪厄以及福柯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社会学界的影响不容忽视。
   
    这个月主要是进行的总括性的阅读,对于专著的阅读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要继续加强。
    这个月阅读的一个最深的体会是,阅读还是要保持一种很好的心态,保持阅读的连续性,才能保证阅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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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1-06-12 15:05 | 2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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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读书
布朗    《社会人类学方法》
马尔库斯,费切尔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马林诺夫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地方性知识》
克利伯德,马库斯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9月读书
黄宗智编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费孝通  《江村经济》
        《中国士绅》
张仲礼  《中国绅士》
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弗里德曼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王铭铭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
杨懋春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张五常  《佃农理论》




    这个月进入农村经验研究阶段。
    在中国农村研究方面主要从两方面来展开,首先认识中国农村是怎么样的?认识农村要从多方面来认识,这次的阅读重点了解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了解农村的社会基础,即要知道农村社会的构成,农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在阅读施坚雅和弗里德曼的著作时,发觉其实他们是在寻找超越于家庭之上的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施坚雅更多地从自然需求出发,建构了一个基层的三级市场,从空间上进行一个理想的市场类型建构,三级市场结构承担起了人们的基本生产、生活,包括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的要素,构成一个完整的农民生活的社会圈子。而弗里德曼则从家权的角度,考察福建东南沿海的宗族村庄,揭示出宗族在人们日常行动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权力控制的宗族结构模式。费孝通和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是一个具体的研究,前者更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后者更倾向于具体对象——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的具体形态和作用分析。可以认为,二者都是以小见大,通过对绅士在中国底层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分析,揭示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论述传统中国的社会控制机制。杨懋春则生动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具体村庄——山东台头的全貌。王铭铭这本书更是运用一种区域比较的视野,向我们展示了几个不同村庄的文化、权力、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
    然后进一步了解,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如何变迁?费老的《江村经济》、黄宗智的两本著作都给我很大的启发,读起来也特别顺,思路特别清晰。这几本著作都是想要解释中国自己的发展逻辑,这是不同于国外所扬言的资本主义化的发展逻辑。费孝通看到江村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发生的变化,然而,真正解救江村经济的是村庄中的精英,并非市场化带来的自由竞争。村庄精英们通过将先进技术引进村庄,并相应地改进村庄的生产关系,管理机制的改革,在小农副业的生产方式与国际化市场之间实现了对接。黄宗智则通过对中国长期农业社会的“过密化”生产现状的论述,对比家庭式经营与资本主义农场式经营,提出用资本主义化、市场化的逻辑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不适用。中国社会,长三角和华北的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揭露了马克思和斯密等人理论的局限。黄宗智通过分析中国和已经完成农业资本主义化转型的社会,在转型前社会基础的差异,证实了社会基础的差异带来社会变革的不同结果。
   
    这个月读书有几点体会比较深刻。读经验研究的书,其实是有意的向着做研究方向转型,关于做研究有几点体会:
    首先要有问题意识,好的理论源于正确的、鲜明的问题意识,因此在阅读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作者的问题意识源于何处?比如黄宗智的问题意识很明确,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小农经济并没有像西方社会和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全球化市场的冲击下解体,从家庭式经营转向农场式经营?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如华北和长三角,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甚至出现了复兴?这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预言是相悖的,跟斯密的市场化必然逻辑也是相悖的。费老的问题意识则在于思考中国小农经济适应新形势的方法和小农经济的出路何在?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其实也是源于对两种租佃制度的思考。寻找作者的问题意识,也是为了要学习如何寻找到今后自己的问题意识,为自己认识中国农村和社会找到一个切入点。
    对概念的理解非常重要。以前也算读过不少的书,见过不少的概念,自己也滥用了很多的概念,但到这时候才真正意义上开始在现实当中理解这些概念的深刻内涵。理解不同概念的同时,其实也是不断厘清自己思路,完善自己的思维逻辑的过程。
    我们可以把研究分为几个层次的研究,研究是为了对话并发展理论,最广层次上的对话,是学科间的对话,通过对话一个学科,可以发展出另一个学科,发展出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体系;再而是在学科内进行对话,对话一个理论体系和学派;最具体的就是对话某个理论或者某个学者的具体观点。三个层次的研究和对话,都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而是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反思中发现已有理论解释力的局限,从而突破这些局限,使理论对现实有更强的解释力。
    这是今后要达到的目标,现在只是一个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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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1-10-10 00:54 | 2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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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江村经济》所思

《江村经济》
    1、这确是一部社会人类学的里程碑式作品。
    首先,人类学作品经历了由历史文献研究到真正回归田野的转向,人类学者走出书斋,走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
    人类学研究始于初民社会研究,以一种高姿态进入他者世界,观察异域生活,尤其是野蛮人的生活,原本是为了证实研究者本土文化的优越性,进而为殖民世界的扩张寻找到合法性。然而,人类学者意外地发现初民社会亦是理性的社会,只不过此“理性”非彼“理性”,初民社会的理性,是建立起一套真正适合自己的社会的一套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西方神话无形中被打破。然而,这种“他者眼光”却以其不可忽视的优势,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占据了长期的主导地位。人们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将研究重心转移,由论证合法性到寻找秩序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由一种记叙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对地方性知识的探讨。用中国的事迹来说,就是由寻找“大传统”转入到对“小传统”的重视。西方神话被打破,东方学、后现代学科思想的兴起,也引起人类学界的深刻反思,人类学者开始反思已有的历史是何人的历史?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已有历史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缘何存在?关注野史、重读历史成为一种学术时尚。
    另一方面,人类学者,尤其是社会人类学者,也在反思自己的立场,尤其是自己在分析和解读异域文化过程中的立场,于是出现对方法的反思,对主体的反思,对主体立场的反思。
    在人类学将自己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已有体系打破的时候,人类学将走向何方?社会科学的出路在哪里?人类学者提出要跨越“文野”之别,抛弃从前的有色眼镜,正视世界上每个民族,尤其是曾被忽视的大民族,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影响。此原则正视功能学派的主张,然在此加以利用和借鉴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不单单是要关注曾经的“边缘”领域,更要打破“他者眼光”的束缚,用本土眼光来看待本土文化。于是,费老《江村经济》在此大背景中诞生,并产生重要影响。费老将眼光聚焦在中国本土,尤其是江村,抛开任何成见,以一个客观、中立的立场研究本土文化,将一个江村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带入中国社会研究,尤其是乡土社会研究。不仅仅将海外、本土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正式推向历史前台,更是将人类学的本土眼光推上人类学学科的历史舞台。前者在海外学者的努力下,继承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微型社会学”,而在中国的学者的努力下,则将进一步拓展。后者则将沿着已有的路子继续发展。虽然延迟了几十年,但我相信,我们中心将沿着费老等学者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走出一片新天地。
   
    这是一个位于长江中下游,江苏吴江的一个村庄,传统上这里气候宜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较为富裕,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然则这里的富庶并非源于传统的农业种植,而是得之于副业的补充。由于人地关系较为紧张,形成鲜明的男女分工,男田女蚕,土地稳定的产出赋予男性稳定的家主地位,而女性的工作主要是解决额外开支问题,但其受市场风险影响极大。而男性也仅能够完成自己手中的几亩家田。受国际市场冲击,技术的改良,养蚕缫丝业受到严重影响,也引发了地方积极进行技术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改革却受到新体制及市场本身缺陷的障碍。于是出现市场萧条,增产不增收现象,妇女、小孩等都被纳入市场劳动体系,农业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然而副业的影响极大,进一步影响家计生产,家庭积极受到极大威胁,小孩被迫中止或影响学业,就爱听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转向同时发展其他副业,如家兔、猪等养殖,生活习惯为之改变。家庭分工依旧,妇女和孩童的地位却发展了改变。
    亲属合作关系,通过借贷、婚丧等实践中不断体现并巩固。名义上的“过寄”,不同于传宗接代,更强调香火延绵,故在连结阴阳两隔社会有着微妙的关系,形式亦多样。“借贷”——广义含义,强调互助,仅在阶级层面不是互助关系,而是剥削关系,带来社会分化的结局。
    此外,作者也区别了家与户,家是直系血缘关系,最亲密核心家庭,家的延展是族;而户,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更多属于地域单位,一起生活,有行政责任和义务,但无继承权,户的延伸是邻里、村庄。相比较而言,这里更强调合作,户重于家。
    总而言之,费老通过观察江村的农业和副业的变化,发现江村的农业对当地经济波动无明显影响,反而是起稳定作用;而江村经济所受到的震撼主要源于手工业,家庭副业受到国内、国际市场即技术发展的影响。技术改革不仅仅是技术的变革,更引起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家庭关系的变化,甚至村庄整体面貌的变化,如妇女地位,小孩教育及其前途。。。。。。江村在寻找合适的改革方案,重新回复合作性强的农村工业。而费老多年江村观察的经验却证实了,是村庄精英而非源于国际市场的所谓“先进生产力”在不断改进村庄,敬爱那个村庄不断推向历史的前方。
    再结合费老其他的一些著作,可以看到,作者不仅是要认识局部的村庄,而是要认识农村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由局部认识到全局认识的转变。作者之后对中国社会类型的划分,区域比较视野,都是为了构筑中国社会图景,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建设,他头脑中正在绘制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科学的美好蓝图,他是在寻找国家、民族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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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1-10-10 15:12 | 2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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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读书罗吉斯,伯德格 《乡村社会变迁》
朱晓阳 《罪过与惩罚》
赵旭东 《权力与公正》
秦晖  《田园诗与狂想曲》
李昌平 《我向总理说实话》
吉登斯 《亲密关系的变革》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博士论文
李德瑞 《学术与时势》
刘勤  《自我、主体性与村庄》

小结:
    《乡村社会变迁》描述的是美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我认为这本书很具有美国学术的特点,很有代表性。本书以新技术的发明和传播为主线,通过记录农业技术从发明与传播,引发地方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而引起农业、农村社会的组织发生相应的变迁,进一步站在更宏观角度,思考城乡社会关系问题和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宏观调控。技术改变社会生产,进而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分析框架与韦伯对美国社会的解读非常雷同,韦伯分析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盛亦是这样的框架。会计制度的变革,一种新式的记账方法在工业生产中的推广,将不可测的风险变成可控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既然技术在社会变迁中发挥着绝对的作用,那么同样的技术是否必然产生同样的变迁结果?然而这样的解释必然不可避免地面临地方区域差异的困境。
    以《罪过与惩罚》为例,再现自己的阅读过程与思考。
    作者思考的是地方社会控制的问题,尤其是在广大中国农村里的社会控制。展现在作者面前的有两个社会,即国家权力主导下的社会和地方社会,分别对应两套法律和规范体系,即国家法和地方法。不同于西方社会理论界从法理上去思考如何通过完善法制、健全法律体系、加强国家权力体系建设来实现对社会的绝对控制,朱晓阳认为中国仍受传统社会控制因素的影响;亦不同于弗里德曼等人对地方家族势力组织的论述,他认为如今的社会秩序已不完全是宗族等地方性势力和组织起绝对作用的社会。前者以国家法为核心,后者则强调地方法、村落法的重要性。作者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处于巨变中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新政权在总结新形势、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大刀阔斧实行改革,经历数次革命和政策调整,因而相应出现国家跟地方关系的变化;同时人们也在变动的社会中不断寻找到自身生活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点。具体体现在村庄一级的社会秩序与控制方面。作者考察小村1931-1997年间60多年的历史变迁,位的就是揭示出在国家权力在村落社会的进入和推出过程中,国家权力与村落社会的互构与替代。
    作者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作为一个时间周期,为的是揭示出这个互动过程,也是在揭示出两种“法”治逻辑在村落社会中的互动与博弈,同时更是为了要寻找和发现村落社会控制技术和手段的走向。
    作者以故事形式展开论述,“罪过”与“惩罚”书名的使用,其实已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中国农村社会控制虽然已经更多地趋于一种制裁式的规范与纠偏,但其中仍不乏人情意味。“罪过”而非“违法”“犯法”,包含更多地主观判断、内心的感知,是一种由内而生的罪恶感,也就是说,这是基于地方性规范的判断。作者看到传统社会控制与制裁手段在小村的重要作用,故在开篇就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小村的地方势力概况,包括非正式的权力系统与正式的权力系统,现状及其关系。作者本书中的论述,采用的是狭义上的“社会控制”概念,同时又是将地方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与法互相贯通的,看到在国家正式权力渗透下,小村如何被纳入正式系统;同时,又看到小村的权力系统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在国家正式权力框架中继续发挥作用的。国家系统对村落社会控制产生了复杂冲击,但村落社会力量同样在国家系统运作中得到了体现,找到了新的舞台,也出现了新的博弈和斗争格局。作为结果,人际间的复杂关系在社会控制体系中愈益复杂化。
    理解村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核心——“报”,这是植根于中国农村社会人们观念最深处的社会规则,从广义的“社会控制”、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到狭义的对失范、越轨行为的惩治,都包含了“报”的意味、作者从礼、义、人情、社会关系与地位入手,论述的是“报”的本质与精髓——地方社会中的正义观,是“我家村子”与“主义”的结合。国家与地方社会两套体系相遇,并非总是顺利实现了替代或融合的,其间张力体现的最突出的时候,也就是二者貌似相敌对,地方社会的边缘人转而成为正式系统中的核心人物。作者要解释的就是这么一个转换机制和过程,他看到几十年来的一些革命性活动——解放(正式权力渗透)、土改(推翻原有结构)、集体化(建立新结构)、文革(权力体系重新洗牌),以及之后的再崛起——对个人在主导社会秩序中的权力体系中的位置的影响,他将这个转换过程具体到了权利发挥的主体——个人——身上,因而运用延伸个案法,用历史的眼光分析该地方社会权力秩序的形成与再构。
    他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理解当事者、现场观众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从而揭示出地方规范和正义观、世界观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揭示出了小村内部长期以来特殊的惩罚方式。斯科特看到东南亚处于社会最底层、生存状态最糟糕的小农的日常反抗形式和手段,指出这是一种分散的抗争政治;而朱晓阳在中国农村看到的,除了日常性的抵抗外,也已形成公然的对抗,领袖已出现。这种社群主义动机背后,有着强大的非正式网络。这是非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的对抗,但同时又是在这是网络体系中争夺权力与地位的对抗。随着非正式系统中的力量进入正式系统,也引发新的问题,理念的变化使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两者的张力凸显。
    人们虽然出现有组织、公然的对抗,但是真正得到严厉处罚的,却还是社区边界外的群体和对象。日常性的发落形式——留言、现丑、活榜样,到系统中则成为政治斗争、批斗、污蔑、抓典型,最后仍然是通过划界限来解决,“外人”(人们心中的外人)成为替罪羔羊,或者说最后的惩治手段即是将其划归“外人”行列。村庄还是村庄,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几乎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富农还是富农,中农还是中农,贫农还是贫农”。
    总之,国家权力利用村落间复杂关系进入地方社会,并发挥作用的同时,同样也未地方社会复杂的关系势力所用。人际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以“报”为核心的关系,在国家和社会权利施行惩罚、建构和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建构规矩人的过程中,发挥最主要的作用。
    其他阅读的作品,不再一一列举阅读的思考与感想。

感想:
    1、经验研究的可比性。每一本经验研究的书都可以算作一个独立而相对完整的研究之作,因此或许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研究做常规性的对比,就内容、框架这些进行具体的对比,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和切入点不一样,问题意识不一样,因此即便对于同一个地方社会,亦会有不同的解读。如同样是对华北地区的分析,黄宗智从地方经济体制入手,其问题意识源于对小农经济生产体制的思考,其对话斯密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者关于小农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中国小农经济“过密化”的概念,并结合中国的地方社会经济、劳动力等情况,分析小农经济为什么能够长期在中国社会存在并繁荣,进而提出中国小农经济的变革出路。而赵旭东的问题意识则在于,在传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在社会控制和地方权威领域出现的变化,最后提出地方社会“权威多元”的解释框架。然而其又是可以进行对话的,都是对中国社会的解读,因此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得以可能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往前推进。
    2、理解问题的能力与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通过阅读,首先需要培养理解问题的能力,尤其是理解思想家思想的能力。然而,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和训练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只有理解问题的能力,最多只能够在已有的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简单套用,即便进行经验和理论的对比,也仅仅是具体内容的简单对比和罗列,不可能形成新的知识。只有真正具备了思考问题的能力,才可能超越,才可能创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生产出新知识和新理论,只有这时候,思考才是自己的,而不是假借着他人的框架进行简单的“技术推广”。
    然而,我反思自己,最缺乏的也正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要多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真正锻炼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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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1-11-14 13:54 | 2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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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读书(截至12.12)
贺雪峰  《村治模式》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麻国庆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
王跃生  《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
张静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应星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这次主要关注费老的《生育制度》。费老用气独特的眼光,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生育与西方意义上的生育的区别,尤其是其对生育制度的定义,把生育制度与家庭的延续、种族的延续、财产继替、生命的意义等诸问题相结合起来考虑,进一步分析婚姻、家庭的必要性以及婚姻家庭在整个过程中的意义,因此他是将个体和家庭的生育行为放在生命和社会的长河中进行思考和理解。费老的生育制度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理解,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延续的根本规律,包括了抚育和继替两个过程,进一步地,抚育既包括生理性的抚育,也包括社会性的抚育,在此基础上界定了生物性的父母和社会性的父母,由此跳出生物性解释框架,将问题的关键归之于更为灵活也更为符合人类社会事实的社会关系。继替既是财产的继替,更是社会的继替,种族和家庭的继替。因此,生育制度不是简单的对于生育行为的制度性解释或者生物学解释,而是涉及到人类行为和社会传承的一系列行为规则和社会秩序。作者实质上考虑的,是个人、群体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联。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一书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分家对于家庭形成、成长的重要性。分家的本质,即家庭的再生产。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动态的家和一个静态的社会结构。借用书中的一段话:“研究家时的一条纵线,即Y轴,意在阐明家的观念和实际的基础上,从分、继、合的角度,剖析了家庭在生产的关系,揭示了纵式社会的内在特点;另一条线就是横轴,即X轴,在这里强调的是家与社会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运用费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把家的理念推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运用类和推的概念,来解释家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从中明确了社会的模式结构。通过家这一关键词,能更清晰地认识我们这个纵横交错的社会。”
    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是一项结构主义框架内的实证和历史研究。感觉触动不大,但是具体数据对史实的契合倒是很好,而且数据很详实。
    张静《基层政权》,读起来很有亲切感,跟我们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关注点也在地方社会,作者思考的是在进行了国家政权建设之后,是否真的就实现了国家的政权建设?使地方接受了国家的管治?基层治理的性质是否确实实现了改变?作者通过考察,发现基层治理虽然穿着国家主权的外衣,实质上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地方社会治理规则的影响。相反,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治理,经过了一个权力放与收的过程之后,基层政权离间地方社会和国家联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方治理有其特色,如今的基层治理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在于权威的分割。作者肯定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果,然而,也将基层治理遇到的困境归结为一些已出台政策的超前与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的欠缺。作者是真正进入到村庄层面对制度进行反思的,然而,其将希望寄托在制度的完善,不免又容易陷入制度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困境当中。
    应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动态的社会事实,展现一种实践着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同时也再现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再生产过程和机制。不知道作者的灵感是否一定程度上受到柯文影响,柯文《历时三调》向我们呈现了三种对历史的解读,是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和再发现。应星开篇即向我们摆出一个现象——对上访行为的三种不同解释和描述,他思考的是,为何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在同一时空中并存?进而揭示新时期集体上访何以可能,权力如何在双向实践中运作。作者其实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类:农民大众、精英、基层及国家,“故事”中涉及个人的经济利益、经营的政治权利、基层的利益与权利、地区及国家的稳定,各种政治、经济目标在同一时空中杂糅在一起。作者揭示出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再生产和矛盾再生产,以及地方各层级在进行治理、精英们在行动过程中对各种策略的运用,尤其是在坚持底线原则的基础上,由“对事不对人”到“对人不对事”策略的运用。当下基层社会中权力的运作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运作,而是有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运作的逻辑和机制。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思考的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主要从乡镇治理角度切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社会,或曰干部——农民视角,分别看到了农民之苦,农民负担之重,干部角色之尴尬。农民之苦,主要从税费方面进行描述,尤其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讨论农民的分与合,通过对农民生产的分与合,揭示出分的必然,合的困难重重,那些有限的成功的典型案例也成为“典型”,揭示出“成功”经验背后的故事。又由于作者通过关系介入,虽能一定程度上做到科学与真正“入场”,但其接触的主要是干部、党校老师、村委等,故其政策倾向非常明显,对制度的反思很多。
    读完这本书,不禁为作者的治学精神所感动,作者虽然已经50余岁,却仍能坚持长期调研,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并且不断反思。作者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极强,是长期积累所致。我不禁感慨,即便我们年轻一辈,也不见得有这样的精神。
    不过,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对问题的思考也存在一些问题:作者是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加上严密的思维,而且对于问题的认识依赖于一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的坦诚,政策倾向很强,对制度和改革的反思非常深刻,调查和访问也重在县乡一级,对村庄的认识也限于对部分村干部的访谈以及极少数农户的访谈。这样的一个缺陷是,对于村庄的认识不够,与广大农户接触少,对于村庄的社会基础层面的关注不够深入和细致。而家庭、村庄社会基础与社会治理之间复杂的关系,实非“文化”二字可以抽象解释的。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中心的优势,我们立足于村庄性质,在综观村庄社会基础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和解释村民的行为、国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地方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村民和国家权力的互动。在此基础上认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无疑将有更多的创新,更深刻的认识。
有志登天天有路,无心为学学无门;志比金坚,心比天高!
Posted: 2011-12-12 15:32 | 2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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