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读书报告

22143112 宋林浓

一、引言
在这个月我阅读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蛰伏与绵延》、《共产党宣言》、《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书目。为配合读书会这一活动，我想对涂尔干所著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感兴趣部分的思考进行一次分享。涂尔干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目睹了欧洲工业文明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涂尔干，处于一个工业蓬勃兴起，但道德逐渐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于逐渐暴露的社会问题归结为“社会失范”，希望通过重建规范来重塑公民道德，以达到解决目前社会危机的目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作为其晚年的著作正体现上述思想，本书在涂尔干思想谱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本书并没有强烈的实证特性，如果说实证主义更关注“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本书更加想突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二、内容与结构
    本书总体上分为职业伦理、公民道德、财产契约三部分。涂尔干在公民道德章中从民主制、爱国主义等方面阐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涂尔干认为在许多社会中，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的真正性质便是不断扩大国家权力，为国家荣誉增添光彩，“这也是公众活动的唯一或主要的目的”， 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利益与需求却没有被考虑在内。这种社会政治体系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特征：“国家命运与受到人们顶礼膜拜的众神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倒退、衰落，那么这个国家所共同信仰的神明也会因此而深受怀疑、名誉扫地，反之亦然。也可以说是将公共宗教这种意识形态与公民道德融为一体，意识形态与公民道德不过是同意实在的两个不同方面。如果我们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荣誉，那么我们也因此用自己的言行荣耀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的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便是个人荣辱的公民道德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体现。在职业伦理部分主要讨论“职业团体”，涂尔干从规范的含义和功能入手，提出应当以职业团体和职业道德作为重塑规范的组织基础，并将狭义的“国家”视为职业团体的延拓，我将就这一部分进行分享。
三、感兴趣的部分及思考
（一）总述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道德随着践行道德的能动者而发生变化”。涂尔干将规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遍个人的规范，这种规范既可以是人与自身关系，即“个体道德规范”，也可以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规范。而另一类则是一种附加的道德，来自于人的属性，人们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因此产生不同的道德规范，而不需要承担并非自己群体的义务。家庭伦理和职业伦理都属于这个范围。
涂尔干认为重新构建法团可以重塑职业伦理，促进社会规范。在作者看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职业伦理”并没有什么兴趣，那么势必会存在各种种各样的职业群体于社会之中，而这些这也群体各有各的职业道德于伦理规范，类似于中国的“行有行规”，而这些职业群体通过把同一职业的群体与个体结合起来，以舆论为共同道德的基础，形成一种法团、行会，这种法团有着让人们遵守内部道德的使命。尽管公民道德、社会道德的核心是统和起来的，但功能分化与道德的多态性是相应的 。由此作者提出应当以职业团体和职业道德作为重塑规范的组织基础。
（二）从三个历史阶段看法团
雏形时期，法团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带有职业色彩的宗教社团，自从手工业出现、城镇形成行会法团便已形成。“为了排除引起纠纷的主要因素，他（国王）以手工业为标准，将所有人划分为多种实体：如笛手、铁匠和木匠等……” 。在行会知识私人团体的时候，国家只能间接控制他们，后来他们逐渐变成了公共生活的正式机构，由此他们借助政府的权威得以确立，并发挥着行政功能。法团也由此受到各种职责的限制，法团的工匠们有因这种责任而被限制在了城市之中，类似的情况在古代中国也有发生，工匠阶层每年都有义务进入指定城市为国家无偿工作三个月，从此法团进入了被奴役的角色。这种的格局随着罗马帝国的垮台而崩溃，战乱之中，工匠们纷纷远离城镇这种大型战略目标，躲入乡下，法团由此不再有存在的社会基础，从此消失殆尽。随着秩序的重建法团也恢复重建，依旧如以前一样像一种宗教社团，每个社都有自己的社神，通过神灵信仰可以对工匠的道德进行规范，有自己的庆祝节日和团建活动，由此增加内部团结，从此法团变得像一个大家庭，社中男女主人通常被称作“父母”，工匠们会将财务捐给法团，甚至墓碑上都要镌刻上“敬社”来显示自己是社团的大孝子。
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与其框架的确立让法团的功能发生转变与更新。法团依旧用牢固的纽带将相同职业的人们集合起来，但是活动会在教堂中成立，原始法团的父母变为了“圣徒”庇护人。法团中的工匠必须把一部分收入拿出用于资助年老没有生意的老工匠，并向生活困难的工匠提供无息贷款。从此法团有了内部社会救助的功能，日渐趋向成熟。同时行会内也制定规章制度如“禁止让学徒雇工加夜班、不许给猪肉充气，禁止剪刀商用丝绸缠绕刀把等”，这一系列的内部规章既保护了工匠自身，也防范了欺骗不知情的顾客，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职业诚实。同时这让我想到上次分享格兰诺维特的《社会与经济》一书中提到：“某些民族的、人种的或者其他的分野促成了一定类型的信任关系，信任在那些自认为同属一个群体的人中间更可能发生。” 相同职业的人们因为一种相似性彼此吸引，一旦这种群体形成了，人们通过密切联系形成一种团结与整体感，同舟共济，这种恰如其分的道德便会演化下去，整体感也会愈发强烈。个体在群体下寻求庇护，让自己具有优势并得以安居乐业，群体也反作用于个体，形成约束力，由此避免了尔虞我诈和无休止的摩擦，法团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工业时期，正是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欧美国家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工业资本主义大大发展，手工业基本上被取代。大工业的发展不再受到空间的制约，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哪里成本低，哪里容易发展业务，就去哪里；其次工业革命推动交通方式变革，销售范围和顾客变得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这一系列的突变让依赖于城镇、市民阶层的法团变得跟不上时代，法团的规矩甚多的传统主义和因循守旧的倾向让其“自然而然地”游离于体系之外，成为了工业化进程中的枷锁与绊脚石，全然跟不上时代，便被人们抛弃。因此涂尔干认为，对于任何制度来说因为无法与时俱进的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或者仅仅获得了片面的发展，腐化与堕落必定会在某一个时刻与时期逐渐蔓延开来。
（三）法团何去何从
法团再次消失后的失序，至今许多职业都有着自己的伦理，唯独与经济秩序的功能是个例外 ，即使行业中有着相关的规定，但是运行起来伦理却显得无足轻重，似乎根本不存在一样。现实中很多人觉得根本不需要什么规定，“赚钱嘛，不寒掺”几乎被认定为常态，道德的无序竟然被称为经济生活的权利。单纯的以自身为目的，带动着整个社会的观念与秩序变化，促进着工业、利益相关的活动成为首要目的，功利主义导向愈加突出。涂尔干也在书中也指出对于个体经营和只顾自身利益的企业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激发彼此的白热化竞争，也就是进行卑鄙阴险类型的商战，而不是让其各就其位，各负其责。生产绝不是衡量先进与否的唯一标准！如果经济的发展只能通过生产者或者商人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和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贪欲来促进产量提升、经济发展，那么它带给社会的邪恶便会永远游荡在每一个要素之中，无法调和分毫。涂尔干在续章中发出灵魂质问曰：“如果财富不能抑制大多数人的欲望，那么增加财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涂尔干认为应当重新建设法团来达到社会规范的目标，法团并不是落后的产物，其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是它不能够再像原来那样存续下去了，应当对法团进行改革，使之适应于当下的社会，为当今社会道德做出贡献，而不是因为老法团阻碍过工业发展就将法团宣布为废弃物永久抛弃或判处死刑。作者寄希望于法团重建，将个体维系在由个体组成的纽带中，促使个体在社会情感下努力达到群体的集体期望。渗透在经济活动中的观念与需求应当是社会化的观念与需求，而非个人私欲的需求和观念。各种的职业在法团的促进下形成众多的道德环境，以此强化职业伦理道德，形成良性循环。法团之必要性并非基于经济基础，而是源自道德理由。唯有借助法团，经济生活的道德标准方可形成。
三、法团于今日是否真的可行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职业对人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在涂尔干的时代人们或许会被职业所左右：“每个人的活动领域更加局限于其相应职能的界限” ，而当今的人们在工作之外也有更多的追求与生活，其整个人的灵魂早已超出了因法团而带来的职业伦理可以规范的范畴，还有其他的领域法团触不可及。其次，法团于今日推行的话，更需要考虑与国家的协调统一发展以及社会责任，这使得法团会演变成一种近乎于国有企业和行政机构之间的产物，在重大事件时会将法团当作国有企业一样让其冲锋在前，但是法团面临经济困难时，可能又会被当作一种自治组织，开始重视其独立性，这使得法团面临一定的困难。再者，法团的组织形式是较为密切的，人们有着很强的同质性，就像一个大家庭，犹如有机团结下的机械团结。但是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人们学习技能、获得工作信息的机会大大增加，不会一生只从事一种工作，在年轻人中跳槽率和跳槽的意愿相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提升，这使得法团的基础面临较强的不稳定性。而适应了有机团结充分之分工的年轻人在工作后，可能会更想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于法团按照职业模式塑造的宴饮仪式、节日、信仰等可能不会有太强烈的兴趣，一个大家庭日久不联系，也会让法团这个大家庭出现“断亲”现象。而功利主义导向一味的抓业绩，末位淘汰制让人们不堪重负，何来时间思考职业伦理，恐怕更多的是如何卷。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回到了发展过快，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无法协调，这不禁让人想到古印第安人的一句谚语：别走得太快，停下来等等灵魂。

很不错，既有逻辑理解又有自己的想法，可以乘热打铁把涂尔干的大部分著作都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