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读书论坛第九期
11.15
主讲人:单影
主持人:赵珂
评议人:鲁自玲
参与者: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书目:《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赵珂:
下面我们开始知行读书会2023级第四次读书论坛会,本次论坛由单影同学阅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所总结的有关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内容的探讨,大家掌声欢迎!
单影:
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探讨
我在读完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对于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了一定的思考,以下是我的一些总结。
一、对于两本著作中对于宗教概念的理解
涂尔干批判将宗教定义为“超自然的”和“神秘的”,或是与神或精神观念相关的定义。他否定斯兵塞和马克思•缪勒对宗教的定义,认为有些宗教并没有神和精灵的观念,或者这种观念仅扮演次要、不起眼的角色,比如无神论者——佛教,佛教不祈祷、不求助至高无上的神,不企求神的恩惠;它只依靠自己和自己的冥想。涂尔干为其研究对象(宗教)下了定义: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 的道德共同体之内。而韦伯所说的禁欲主义新教指包括了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贵格会、浸礼会和门诺教的教会和教派。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他关心的是16、17世纪出现在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这种资本主义包括对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组织,对利润的系统追求,以及一种“现在经济气质”或“精神”。他的结论是,一种“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挥了作用。
二、宗教在社会中的规范体现——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研究结论表明宗教是社会性的。涂尔干还认为法律、道德甚至科学思想本身都是从宗教中产生的,长期以来,它们始终与宗教混同在一起,始终渗透着宗教的精神。
(一)宗教与道德:涂尔干认为宗教是道德的基础,道德规范来源于宗教信仰和仪式。在原始社会中,道德规范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宗教起到了维护道德规范和约束个人行为的作用。道德准则如同仪式一样为我们规定了某些行为方式。他声称,只有那些符合圣明的道德体系和理性的神学所设立的各种规定的信仰,才拥有保留宗教之名的权利。
(二)宗教与法律:涂尔干认为宗教和法律有密切关系,法律规范也同样来源于宗教信仰和仪式。在原始社会中,法律和宗教相互依存,宗教为法律提供道德基础,法律则保障宗教信仰和仪式的实施。在有神宗教里,很多仪式也完全独立于神的观念或精神存在的观念,这些仪式能够凭借自身产生效应,吠陀教的祭祀就不需要任何神的作用,在各种仪轨中凭借自身起作用,因为教徒们相信,只要正确奉行仪式,仪式就可以自动地产生人们所期望的现象,涂尔干认为这种宗教的形式主义——极有可能是法律形式主义的最初形式。
(三)宗教与经济:斯宾塞和吉兰虽然夸大了仪式的物质功能,认为氏族举行因提丘玛的目的是为了向其他氏族提供足够的食物,整个膜拜就是不同图腾群体之间所进行的经济合作。但经济价值的观念和宗教价值的观念是不无联系的,经济价值也是一种力量和效力,且力量的观念具有宗教起源,且富有可以带来曼纳,富有中也包含曼纳。
(四)宗教与艺术:澳洲人热衷于表现图腾,因为需要把他对图腾所形成的观念用有形的和外在的记号表现出来,而产生这些大量图腾表现的图案具有美学特征,它们也是艺术的最初形式。在客观社会与象征地表达社会的神圣事物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虽然构成宗教的原始材料是人们真正感觉到的印象,但是这些印象必然要被诠释和阐释,要被改头换面,直到不可辨认为止。这种转变的过程无疑不是艺术形式的诞生过程。
三、宗教在社会中的规范体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宗教信仰和伦理观念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新教伦理中的工作伦理和财富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宗教归属与社会分层:韦伯从一份宗教国家的职业统计结果入手,在工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现代企业中的高级熟练工人乃至更多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职员中,都是新教徒占据了优势。不难得出天主教更乐于选择人文教育,新教徒更乐于选择工商业教育的结论。韦伯认为由环境养成的心理和精神特质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家庭作为宗教信仰影响的载体,影响到了个人的职业选择。
(二)劳动为取向的工作伦理:16、17世纪的禁欲主义新教神学家无不强调,尘世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创造上帝的繁荣王国与共同福祉,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劳动,这使劳动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尊严,它是足以增加上帝的伟大。这种强调劳动是上帝赋予人的使命,以此荣耀上帝的工作伦理观念,促进了人们积极投身于经济活动,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新教伦理还强调节俭和积累财富的道德意义,认为财富的积累是对上帝恩赐的回报,也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上帝赋予的使命。这种财富观念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追求利润和积累财富的目标是一致的。
(三)得救预定论:新教伦理中的预定论观念也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影响。预定论认为,上帝已经永久选定他要拯救的人,得救完全是由于上帝的永恒旨意,上帝具有绝对的超验性,人们无法通过行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预定论的框架下,没有被上帝选中的人没有任何途径得救,人们在尘世的努力放佛都变成了白费,那么这种消极的得救预定论是如何使信徒在尘世中积极劳动的呢?“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这个问题迟早出现在每一个信徒面前,怎样才能确认这种恩宠状态?对加尔文本人来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他感到他自己就是上帝特选的代理人,并确信自己能够得救。而对于其他人,他认为只能依靠绝对坚定的信仰来确定自身的恩宠状态。对自身恩宠状态的怀疑就是信仰不足的表现,也就是没有被上帝选中。加尔文宗的教义后来又发展出另一条道路,就是通过尘世中的辛勤劳动获得“得救”的自信,只有紧张的世俗活动能“驱散宗教疑虑并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加尔文教徒只能凭借一种有助于增加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得救,通过在人生的日常奋斗中称义获得个人成为上帝选民的确定性。“尘世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一目的。因此,人们应该在现世努力工作,以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种观念促使人们更加注重实际行动,而不是空谈理论,从而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开展。
四、一点总结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研究了原始社会中宗教的社会功能,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为了应对生活中的困境而创造出的一种秩序和规范。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和北美印第安土著的图腾崇拜制度,探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宗教是社会的一种基本形式,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表达。宗教信仰和仪式是社会生活和集体意识的体现,宗教对于社会的功能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宗教信仰和伦理观念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新教伦理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这本书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它也承认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制度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宗教与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赵珂:
单影同学总结的非常细致,以往我们所探讨的和对比一般都是涂尔干和韦伯宗教思想大的方面,而此次她就宗教和社会关系这一小的切入点对韦伯和涂尔干进行了对比。涂尔干和韦伯对宗教定义的不同、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宗教在社会中的体现,如宗教与社会中道德、法律、经济与艺术的关系,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宗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涂尔干和韦伯论述侧重点的不同。那么我们有请本次评议人鲁自玲同学进行评议!
评议:
鲁自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本书我只看了十几页,但是我在看另一本书《教育思想的演进》时,书中也有提到宗教。所以,我将从宗教与教育的方面来进行评议。在西方国家,教育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关键不在于按照传统规定去履行某种实质性的行为,而在于恪守特定的信条,分享特定的信念,接受特定的观念。观念和情感的传递就只能借助于教育。 教育的本身是对成熟思想文化的一种选编,想要使得成熟思想文化得到传递和传承,早期教育通过教会这一机构来充当不同性质民族之间的中介,充当一种渠道,使得思想得以传递。 胚胎期的学校雏形就源自于教会和修道院,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自身包含着矛盾的成分,它由两种成分组成,一方面,是宗教的成分(基督教的教义);另一方面,是古代的文明(凡俗的成分)。这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同时也相互排斥的。即使这个学校一开始就在根本上具有宗教性,但教会不得不有所借鉴古代的文明,所以学校一经构成,就往往会主动地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世俗性。所以,在学校起源之时开始,它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性和世俗性之间就一直在激烈的斗争之中。
在学校里面,所有教学都集中在同一个场所,也就受制于同一种影响,往同一个道德方向发展。它来自于基督教的教义,形塑着人的灵魂。此前的教学是分散的,而它现在获得了一种一体性。老师和学生通过会所(寄宿学校)保持联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教育,学校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自由讨论:
王岚:
宗教信仰和仪式里面包含的这种价值观和集体意识,至于这种具体的集体意识是如何而来?为什么在现代社会这种集体意识消失了,或者说是消退了,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必要重构这样一种集体意识,那么又该如何构建这样一种集体意识?追求集体意识是否和当代人追求个体化和个性化有冲突?
杜楠楠:
图腾崇拜中,图腾象征物上的图案以符号形式表达了氏族团结的情绪,并造成每个成员对氏族集体力量的依赖。这种力量形成了一种绝对权威的社会思想,这种权威或者说思想具有强制作用,拥有一种个人思想不可能产生的效力,使人们能够理解所有高于人类道德力强加给人类的影响,按照被规定的方式行动。由于社会思想对人们的个人思想产生了影响,它就能使个人从适应社会的角度来观察事物,将人们团结到一起,将所有人的感情融合成一种共同的感情,意识到相互之间在道德方面动作是统一的,就形成了集体意识。
至于集体意识的消失我是不赞同的,我觉得这种“消失”更可以称为一种内化。集体意识的消退是存在的,韦伯认为在现代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相信其中有神存在,有精灵有鬼怪,灵性不止限于人类。而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之后,人们越来越倾向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越来越信奉科学的模式,世界被知性化了。随着人们个体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以科学理性的方式进行思考,更高层面的社会团结难度就会增加,瓦解了传统的社会合作单元。但是,一些传承物(思想意识等)已经内化于人们心中了。我认为现在小至家庭、社区,大至群体、社会阶层,甚至是整个民族国家等这些社会共同体中,都有各自的集体意识,比如说华夏民族一次次从绝境中奋起,就是集体意识的体现。
关于“追求集体意识是否和当代人追求个体化和个性化有冲突”这个问题,我认为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冲突,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追求集体意识并不意味着个体放弃个性,相反,个体在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渴望融入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的社群。个体可以在集体中找到支持和合作的机会,共同实现更大的目标,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受益于整体的力量。此外,个体在寻求个性化的同时,也可能会在这些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当然,社会的集体意识可能会对个体的权利产生压制,而过度追求个体化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因此,我认为如何平衡个体需求和社会整体利益,建立共同体感和集体责任感才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问题。
刘娜:
涂尔干认为是某种共享的情感,是社会中人们的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不同于其他心理学说中形而上学的群体精神,而是说一种近似归属感的情感。涂尔干认为这种良知来自个人间的社会互动形式,尤其是我们现在称之为“仪式”的那些方式。
梁淑怡:
我认为集体意识并没有消失,从古至今我国的集体意识一直存在。例如行军打仗时个体需要主动服从于集体,才不至于成为一盘散沙,同时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取得胜利。
鲍姣姣:
我在读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记得涂尔干在给宗教下定义时提出宗教的两个要素,首先就是信仰的神圣性,其次是仪式上的道德共同体即教会(区别于巫术)。氏族、教会等宗教生活中所举行的一系列仪式就构成了涂尔干先前提出的集体意识的基础,成员们信奉图腾,举行仪式在这个过程中聚集起来向圣物表达敬意,因此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这些成员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团结起来,形成相互认同。但是如今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强的世界,相较于原始宗教成员之间那种基于内心的伦理,情感和血缘所形成的联系,现代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靠外在的关系来确定,就连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都有法律的保护,我们也变得越来越理性,这种集体意识在我们计算各种成本是也变得淡化了。
丁蓓蕾:
我认为集体意识就是像我们这个小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对集体的目标、价值、理念一样,这些我们都是认同的。我觉得宗教信仰也可以说是集体意识,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反映,比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不能说是不对的,因为宗教在人类发展历史的进展中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我认为在现代这种集体意思并没有消失,比如说共产党员对党的信仰,这就是集体意识的表现。党员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鲁自玲:
我有一个疑问,你有说到一个名词,曼纳,曼纳到底是什么呢?
单影:
曼纳是一种在许多原始宗教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它代表着一种超自然力量或能量。曼纳可以被视为一种灵性或神圣的力量,具有影响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能力。它是一种对与物质力量完全不同的力的信仰。这种力不论善恶,无所不为,拥有它或者控制它,将受益无穷。它是非物质的,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自然的。不过,它正是通过物质力或者通过人所具有的力量与本来有本领来展现自己的。曼纳并不固着在任何事物中,而是在几乎一切事物中涌动着。所有美拉尼西亚的宗教实际上都是要让自己得到曼纳,或者要让曼娜为自己的利益所有。曼纳并不确定在任何地方,它无所不在,无论是人、其他生物,还是简单的无机物,它们的一切生命形式和一切行为后果都要归因于曼纳的影响。
杜楠楠:
我也有一个疑问,资本主义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一个概念,那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指什么呢?
单影:
韦伯没有给资本主义精神下明确定义,只进行了限定,界定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他借引富兰克林的信仰声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箴言,以劳动为天职,以获利为目的,不追求肉体的享受。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本动力。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则是不再为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工作,也不是图享乐,而是为挣钱而挣钱,最后形成资本增殖,它是一种获利精神,以挣钱为荣,花钱为耻。资本主义精神的观念提倡把挣钱当成一种责任,但需合乎道德伦理。理性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只依靠人类的盈利本能就发展出来,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理性的经营投资和理性的现代劳动组织一定起源于一种理性精神。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理性、持续追求财富,人们为履行对上帝天职,追求效率,积累财富。
王岚:
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同时期的中国古代也有宗教,为何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明代之前的古代中国是这样的开放繁荣,为何同为封建制度,明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与同时期的其他西方国家迅速拉开差距?为何会产生这种差距?
赵珂:
首先,第一个问题,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同时期的中国古代也有宗教,为何没有出现一种类似的宗教伦理?这让我想到了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这本书,这本书的主要论述的主题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功发展出西方那样理性的资本主义,他认为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他同时也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的物质层面,诸如,货币制度、城市、家产制国家、氏族和法律,但他认为这都不是主要原因,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在于缺乏了禁欲的新教伦理的精神气质。中国的价值体系是儒教和道教,他正是通过儒教和道教与清教的对比来论述原因,儒教强调适应此世,惧怕任何的改革改革,信奉中庸之道,强调孝敬,道教则是要求人们逃离,与世隔绝,充满巫术和迷信以及无为,那对比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清教,它强调理性的支配世界,主张强烈的变革,那么为了理性的支配世界,就要通过专门化的职业教育,培养职业人类,新教伦理使物质和精神高度的结合,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儒家的中庸以及道教的无为是不可能产生现在资本主义的。
那至于在明代之前的古代中国是这样的开放繁荣,为何同为封建制度,明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与同时期的其他西方国家迅速拉开差距?我也回答的不是很清楚,应该是西方已经发展出先进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仍是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对比同时代西方,他们强调变革和改革,而中国则是由儒教所代表的价值体系惧怕变革,固步自封,因此,逐渐落后于世界。
赵珂:
其实我在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本书时,我没有读太懂,单影同学刚刚论坛最后一部分讲到涂尔干所得出的结论是宗教是社会性的,那么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能否再细致的讲一下?
杜楠楠:
在这本书中,涂尔干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在人类社会早期图腾就是宗教胚芽,氏族就是教会雏形,仪式就是信仰源泉,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外在于个体、超越个体生命、并大于个体之和,能够通过内化教育或强制惩罚来影响个体的行动思想和感情,直到造成种种社会事实的社会。涂尔干认为,世间一切伟大的社会制度,包括科技,道德和法律,无不产生于广义的宗教人,不能离开社会,而获得和显示人性。因此,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活动就是社会活动,人的意识就是社会意识,人的追求也就应该是社会的追求。如果范畴来源于宗教,那他们的这一共同性质就应该渗透于所有的宗教现象中,他们也应该是社会事务,是集体思想的产物,至少可以设想他们是富有社会性因素的。
赵珂:
好的,大家的发言都很好,对于两本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甚至想到了其他书目与这次论坛主题相关的联系,希望我们论坛再接再厉,那本次论坛就到此结束!(鼓掌)
知行读书论坛第八期
2023.11.9
主讲人\主持人:张悦
参与者:张悦、田茂金、张腾腾、伊超群、李晓嫚、郝梦薇
张悦: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五次知行读书论坛,我是本次的主讲人兼主持人张悦。我想跟大家进行分享交流的主题的福柯在著作中对于知识与权力的描写。
首先是福柯对知识的看法。福柯认为,知识是一种权力关系,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都离不开权力。知识并非中立、客观的,而是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福柯提出了一种“知识型”的概念,用来描述一个时代里被认可的知识形态。知识型的转变反映了社会权力的变迁。福柯还将知识与真理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真理并非绝对不变的,而是随着知识型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真理是知识的产物,是权力与知识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过程。
在《知识考古学》中明确阐述了这种他认为是学术考古学的方法。学术考古学的关键思想是,思想和知识系统受规则支配,超越了语法和逻辑,在个体主体的意识下运作,并定义了一个系统概念的可能性。学术考古学对福柯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因为它支持一种史学,而这种史学不依赖于个体主体的意识,它允许思想史学家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运作,取代了现象学和传统史学中主体的首要地位。
知识考古学”中的“知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它指的是那些不成熟或半成熟的科学知识,比如精神分析、临床医学、刑法学等,或者指的是知识体系得以形成的历史的可能性条件,这既包括话语的条件,也包括非话语的条件,如机构、组织、制度、实践、权力等。“考古学”就是对这些知识条件、“先验的历史性”、“真理体制”的分析。因此,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的知识和话语之形成和运作的可能性条件的历史分析方法。知识考古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新的领域、新的追问方式,新的方法,即对知识条件和话语实践的分析。回顾福柯的著作,《疯癫与文明》是对古典时代疯人的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是对临床医学诞生时刻中的“凝视”的考古学。
接着是福柯对权力的看法,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权力不仅仅表现为强制和压制,还包括规范、引导、激励等多种形式。福柯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用来描述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运作方式。在这里全景敞视主义是指通过无处不在的监督和规范,使个体自我约束、服从权力。我在上次的会中也有分享过这一点。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网络,权力网络贯穿于社会各个层面,包括个人、机构、知识、道德等。在这个网络中,各种力量相互角逐、相互制约。
对于权利的阐述主要参考的是《规训与惩罚》这本书,是对“更温和”的现代监禁罪犯的方式而进行的一项研究。它讨论了现代化前的公开的、残酷的统治(比如通过死刑或酷刑)渐渐转变为隐藏的、心理的统治。福柯提到自从监狱被发明以来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对犯罪行径的解决方式。在提倡真正开明改革监狱制度的同时,福柯特别强调这种改革如何成为更有效控制犯罪的工具,而不是折磨或杀害罪犯。他认为,“少惩罚是为了更好地惩罚”。他进一步认为,新的惩罚模式已经成为控制整个社会的模式,工厂、医院和学校都是以现代监狱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机制。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模式的部署是由于某些中央控制机构在背后实施。福柯的分析表明,技术和制度是如何为不同的、通常是无害的目的而发展起来的,又如何汇聚在一起而创造出现代的规训权力体系。福柯的现代规训社会图景的核心是三种控制系统:等级观察、规范判断和检查。
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看法,可以看出福柯试图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制约)关系。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往往受到权力的支配,同时也为权力服务。福柯提出了“知识与权力相互交织”的观点,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作用会导致知识的合法性和权力的合法化。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成为维护权力的一种工具,而权力则通过知识来巩固自身。然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们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不断演变。
我们原以为的中立、客观的知识,其实背后都隐藏着权力的影子。福柯认为,知识是一种权力关系。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是免费的,是可以让大家自由获取的。当然也不能太较真,现在也存在一些知识付费,比如很有名的龙飞律师开直播,连线有收费门槛,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帮助对方。但是福柯认为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都离不开权力。比如说,哪个国家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它就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反过来,掌握了知识的权力,也就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福柯提到的“知识型”的概念,他说一个时代里被认可的知识形态,都是由那个时代的权力关系决定的。这个观点会联系到中国的“儒家文化”,在那个时代,儒家学说就是绝对的知识权威,谁掌握了儒家经典,谁就拥有了权力。
福柯还谈到了权力的一种形式——“全景敞视主义”。他说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就像一只看不见的眼睛,时刻在监视着我们。我们一般认为权力是外在的,是可以反抗的。但是福柯告诉我们,权力已经内化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察觉到它的存在,已经悄无声息地遍布了我们生活的社会网络中。
最后,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影响,以此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现象。
总的来说,福柯让让我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福柯的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进而反思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权力的运作方式。
提问:
我觉得《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很难读,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感受以及收获。
对于知识和权力,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下面有田茂金同学首先进行发言。
田茂金:说到这几个关键词,就不得不提福柯,福柯说起来挺复杂,他的核心也就是这几个关键词。
福柯说在古代时期,权力是通过一种外在的暴力的方式呈现,城门外斩首示众、广场上断头台、五马分尸等等,权力通过肉体的惩罚得到了彰显,并且也显示出了一种极为恐怖和威严的力量。而到了现代社会,一个个君主被推翻,是不是这个权利也随着君主一起被推翻了?福柯认为并不是,这种权力只是不再以一种狰狞的面目出现,但它一依然存在于社会当中,它只是潜藏到了我们的思维、知识和话语当中,它以一种更加隐蔽和彻底的方式依然在不动声色地改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身体,这就是他的权力观。
权利是一种分散在社会各处,来源于社会各处,一个抽象的、动态的、网络状的东西。比如我在家庭中,是一个儿子的角色,我在学校中我是一个学生的角色,我生病了,我去看医生。所以福柯说权力就是无形的动态的、网络状的、非中心化的、无处不在的。
权力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权力怎么样不动声色地、彻底地支配和改造我们?这就到了福柯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规训——层级监视、规范化评价以及检查。
所谓层级监视就是福柯最有名的环形监狱,他想象出了一种监狱是一个环形的结构,每一个罪犯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在这个环形的监狱,中间有一个塔楼,塔楼上有一个监视者,这个监视者可以在时刻随时随地看到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情况,而且这个塔楼里会装上百叶窗,这样罪犯只能看到面前有一个塔楼,他不知道他楼里的人是不是正在看他。中间塔楼里的监视者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罪犯,但是每一个罪犯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盯着,这就对囚犯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刻被盯着,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假装自己时时刻刻被盯着。长此以往,囚犯的心中就会长出一双盯着自己的眼睛,这样下去,甚至中间塔楼里有没有监视者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囚犯心中的那双眼睛会一直盯着自己,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训练。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监视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具有持续的效果。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征服。最终囚犯在权力关系中自己扮演着监视者与被监视着两个角色,那双权力的眼睛铭刻在了自己身上,它成为了征服自己的本源。
福柯提出的一个更大胆的想象,就是我们怎么样避免监狱塔楼里这位监视者会不会滥用权力,福柯的回答是,让这个监视者也被监视。可以在监狱当中设置一种无规律的形式来巡视守卫的工作情况,甚至可以把监狱对全社会开放,全社会的任何人可以随时进入监狱,来评判监狱的运作情况,甚至他们可以随时到塔楼上来看守卫的工作情况,也就是让守卫也处在一个随时被监控状态中,这就是福柯说的全景敞视主义,所有人随时随地的可以监视所有人,既完美又阴险。
规训的第二种手段就是规范化的评价。就是标准化的去评价一切东西,把一切东西都分成三六九等。上学的时候可以被简单粗暴的分成好学生、中等生、差生,考大学也有一、二、三本的差别,工作了会有职称的差别,餐厅、医院都可以被分为几级几等。这种规范化的评价无处不在。当然它非常的实用,好像社会有一把大尺子,把所有人都清晰地度量出来,以衡量每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也因此可以区分出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也就是对社会越有价值的就是越正常,越没有价值的就可以被划为不正常。这样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区分、排列,并且这种标准化的评价总会把你和一个更高的水平摆在一起,给人造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这个系统还会把人的欲望清晰的度量出来,而欲望一旦变成非常清晰可被度量的东西,就更加容易管理。
这就到了规训的第三个手段——检查。前面我们说的权力不可见,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可见,但是考试让学生变得可见。最终这种检查,让所有人在文字上变得可见。所有人都变成了一种被描述、被分析、被比较的对象。通过科学的管理可以更好地被分类和规范,可以选择出更具备驯顺性和实用性的人,也更好地让社会形成规矩,让这个社会运转得更好。
规训就介绍到这里,做个小结,现代社会的要求并非减轻约束,而是从野蛮的、分散的肉体惩罚转向减少疼痛,但更具侵犯性的心理控制,以微妙、隐晦、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在达成对个体精神与个人的彻底操控,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肉体的监狱。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规训这个东西听上去挺玄乎的挺可怕的。可是如果我们放到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我们都习以为常,觉得挺合理挺正常的。为什么我们平时没有感觉到它,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觉得正常,那一定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支持它,让它变得合理,让它变成正常。福柯说支持它的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想一下,我前面说的那些层级监视、规范化的评价和考查,都是在我们的知识的支撑之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实现,我们觉得很合理。但是我们的知识和理性也都是在我们的行动和思维中、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运转中被创造和构建出来的,我们的社会的运转还是在权力的控制和支配之下,这个权力一定会让我们去创造更符合权力运作的知识,它会把不符合权力系统运作的东西归为非理性,而将更加支持权力运作的东西称之为理性,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福柯说:知识也是权力的产物,权力生产出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知识。
知识一方面能继续加强规训系统,让它变得合理,另一方面也能继续强化和支持权力的运作。福柯称之为知识型,其实这个概念是在福柯《词与物》中提出的,结合他后期的《规训与惩罚》以《及性经验史》,使我们知道知识型就是权力运作。
这个思想的基本框架,就是权力创造了知识,知识又帮助权力完成了规训,规训又培养出了一批一批驯顺且实用的人来维持着社会的运转,而这些被规训过的人我们又再次巩固了知识,又再次强化了权力的运作机制。
张悦:全景场域主义里前面提到的监狱建筑,但我好像没有注意到说那个监视者本人也有在被监视,这是我没注意到的。
田茂金:它里面有说到,可以让监狱对社会开放,让外面的所有人,包括犯人的亲属都随时随地可以到监狱来巡视、检查。所以塔楼中间的那个人,他也是成为了被社会上外面的人监视的一个对象,他既是监视者又是被监视者。
张腾腾:你说就是监视犯人的那个监视者也在被外面的人所监视。外面的人是在整个监视中,处于最高级的地位吗?
田茂金: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以后有小孩了,你小孩去上学,现在有那种幼儿幼儿园,教室里面有监控,监控是对家长开放的,你随时可以看监控看他班级里面的情况,这样你是一个监视者,他们是被监视者,但是你要工作,你在公司里面,你的老板对你进行监视,是一个网络,而且是一个环形的,每个人都是监视者和被监视者,所以不存在一种更高级的监视者。
张腾腾:我感觉你们讲的都很好,就整个逻辑都很清楚,我都听懂了。
田茂金:这个系统看上去太完美了,这个系统难道就没有漏洞吗?其实看起来是有一个漏洞的——就是性,这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抵御规训的可能。因为性这个东西是一种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本能,是一个看上去没有办法被规训的东西。现代社会性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性压抑。人们把信严格的限制在特定的关系中,就是夫妻关系,严格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就是卧室,以及特定的时间——夜晚,即便在我们认为非常开放的当下,性也依然受到压抑。我们现在的法律、观念、习俗等等对性进行限制和压抑并不是因为性是神秘的,而是因为性处在一个社会管理的中心点。一方面性直接影响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最重要的是,性直接影响着社会人口,而人口又是社会管理中最重要的问题。
福柯通过对欧洲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的性经验的考察,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性压抑确实有。可是伴随着性压抑还出现了一种性话语的爆炸,他说权力一边压抑性,而另一边又在煽动人们谈论性。而有了话语,权力就不再缺席,权力就能实施干预和操控了。所以说性只要进入到了权力的话语范畴中,那就是被权力所操控和控制的。
知识在权力的控制下发展,并辅助权力进行规训活动,而规训又是巩固和发展权力最重要的手段,这样看来权力、知识和规训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张腾腾:很清晰。刚才你刚才你们提到的知识和权力。主讲人在讲稿里讨论到知识和权力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知识的合法化与权力的合法化的关系。这个表述就让我想起我上个月看那个国家精英这本书。这本书就讲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整个一个阶层就通过知识来维护他们的合法地位。他们的阶级权利和地位通过知识来巩固和维护的。而知识反过来也造就了一批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份子也是用来维护和教授他们所处阶级的习性的,知识又反过来维护阶级地位与权力。当然有时他们的知识与他们的地位不相符,但就通过知识来维护和加强他们的地位,通过获得一定的文化的凭证,这也是通过知识来加强维护阶级权利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挺符合主讲人刚才说的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关系的。
伊超群:首先,上面张悦同学提到的两本书都是福柯从话语角度深入分析话语的深层结构。《词与物》主要是从经验层面开展对话和对事物进行普遍性概括,论述并且定义了知识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知识转型,并且论述了四种知识转型的类型。知识考古学是一种从实践的层面,特别是话语实践,探讨一个长时间内话语实践定的基本结构;寻求在历史中使相对稳定的时期分离开来的那些基本知识转型,或者说是各个稳定时期之间的断裂。
其次,福柯提到的权力是理性的,对立的不光彩的那一面,它是和权力、利益紧紧纠缠在一起的。正如张悦和田茂金他们提到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关系,和权力合作共生,也就换一句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就像刚才田茂金说的,为什么只要有话语的讨论当中就有权利的存在呢?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说我们6个人当中谁对福柯的知识和权力了解的更多,会有更多的一个话语的发言权。其实发言权就意味着他会对更多人产生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就是权力的一个体现。权力并不是说一定说他控制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也可能是对其他人的思想造成思想形成一定影响。
再者,知识是不是等于科学。因为我们前面讨论有提到真理和知识的一个区别,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过程,也是追逐一个主导权。科学更侧重于合法性。因为知识主导它的角逐性会更加强,但是科学它好像要向人们辨清,我是更加科学、更加合法的。上面提到的国家精英,就像知识分子他要标榜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也是和我们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分工相关的。因为人们的阶层地位的一个确立也会依靠知识来划分。
最后,讨论权力的网络的控制,特别是权力网络对人们的一种规训。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因为现在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它是如何控制和监督我们社会的。举例,摄像头。如果开车违规,会有违规拍照。网络技术的运用会替代人,并且会把监视的更加全面。同时,网络会让人们更加侧重于舆论的影响。网络一方面因为你可能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形象,也可能会让不同的人知道你的形象。也体现在网络对我们现代民主的影响,因为现在政府的治理。比如现在有很多舆论舆情,网络会让一个事件的影响范围扩大到最大化。同时,把权力监督的层面扩大到最大化,让权力网络体系更加完善。
李晓嫚:刚刚主讲人谈到福柯对权力的看法,这让我想到了马克思和韦伯对权力的看法。张悦和田茂金都提到福柯的权利是一个网状的,遍布在社会各个角落,它是没有中心的。相比福柯,我觉得马克思和韦伯对权力的看法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说一下马克思,马克思的权利观是金字塔形式的,权利是有中心的,主要围绕国家层面进行运作,通过国家机器运转来维持社会的稳定。马克思在谈到权力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政治领域,还有一个是经济领域。他主要的侧重点是在于揭示权利对贫苦大众的压迫,在政治领域表现为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普鲁士政府对百姓的压迫,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他在《资本论》里谈到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通过这种统治可以看到,统治者处在金字塔最顶端,无产阶级则处在金字塔的最底端,金字塔上面的人就去统治金字塔下面的人。我认为这点和福柯的网状的权利是有很大不同的。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主讲人在谈到关于福柯对反抗权力的看法时谈到权力其实已经遍布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是察觉不到,但自己其实已经无形中被规训了;而马克思在谈到对权利的反抗时,即是“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发现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剥削的源泉,只有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去消灭这种私有制,才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种超越,去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接着再谈一下韦伯,我认为在韦伯看来,权力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关系中,权利是无处不在的。相比于马克思考察的统治者通过对被统治者进行剥削和压迫的金字塔式的权利,韦伯对权利的看法则反过来,韦伯是去考察被统治者如何让统治者拥有权利的。统治者通过被统治者对其服从而拥有权利,并利用此权利对被统治者进行支配,因此,支配权的有无是取决于被支配者是否服从这个权利关系,基于此,韦伯提出了三种支配的类型: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还有一个是法理型权威。韦伯认为不管是哪种权利,只要统治存在了就会表现出权利的合法性。
相比马克思和韦伯考察的运用权利对人进行的相对刚性的统治,我觉得福柯所考察的权力对人进行的规训更为柔性和隐蔽一点。马克思看到的权利对人的统治是暴力的,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韦伯看到的权利对人的统治与马克思相比会没有那么暴力;而福柯所看到的权利主要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统治,而是通过现实社会中的纪律、规则等对人进行一种有时候看似是无形的但会对人形成约束的统治,这种权利遍布的范围更广,更不容易被人发现。
这就是我的一点点思考。
伊超群:我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刚才晓嫚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是因为福克他是作为我们特别是后现代社会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在这个时期社会学研究领域已经由原来的那种比较偏宏大的叙事走向了这种比较细致的,特别是社会的边缘领域。像福柯研究性、监狱,其实也是体现一个整个社会学研究脉络的一个变化。再者,马克思研究的权力会更加偏宏观,特别是国家整体建设的权力。
韦伯研究的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介组织—政府,是怎么样进行权力执行。福柯提出的权利会更加的具体到怎么约束到个人身上来。所以我刚我觉得晓嫚刚才关注的这个点特别棒。
郝梦薇:因为我没有读过福柯的书,从张悦和田茂金同学的讨论得知,他主要是讨论权力还有规训,我将自己的思考和对前面同学的思考,做出了以下反思。
权力表现在历史较早的时期,比较野蛮和严格比如说中世纪的刑法,中国古代的凌迟、斩首示众这种,是比较暴力和野蛮的一个行为,慢慢发展到等到监狱到这种管控、到这种教育教化,
都是从比较暴力和野蛮这种形式转化比较文明的形,具有现代性的意味。
对于规训来说,也是从这种身体的一个管控变到对一个心理的这些侵犯。他总体的这种变化也是从身体到心理的变化过程是更加柔性、更加隐秘的一种管控和侵犯。
在刚才张悦和田茂金提到的规范化评价,就是说不管你这个人的一个性格、特长,比如说你自己的爱好,这些什么都不重要,它会给你一个规范化的社会的一个评价。就是拿一把尺子去衡量你们每个人,用同样的标准去度量。把所有各种个性的东西都磨灭,拿一个标准去衡量你。
就让我想到齐美尔货币哲学中他所描写的这种货币。货币它的作用就是把所有的物品都拿货币去衡量,这种个性、非独特性、实用价值的这些各个东西,包括人最私密性的人格,他都用货币这种比较理性、客观的一个尺度去衡量。金钱购买人格、私密等,比如卖淫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人性的一种磨灭。
联想到马克思。马克思他主要的一个想法,他其中其实他最多的讲的是这种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关系。政治在我们看来就是国家内最正式的权力,
然后通过这种政治去和经济之间的一个关系进行影响。就像他说资本主义发展了之后,发展这种金融政治、这种寡头政治,他就有非常大的这种政治支配权。他这种支配就是通过又通过媒体,
而媒体就有时候是更有就像超群刚才说这种社交网络,它是在权力的支配下发挥作用的,媒体就带表他的他的一个话语权,他通过媒体表达各种想法,说他想说的话。这是我觉得跟福柯说的权力和知识的一个权利和知识的一个联系。
而马克思他其中一个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这种经济代表很强大的权利,
他可能说这种现代社会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发展之后,通过金钱作为支持出来更强大的一种权利。
这种上层建筑通过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从而发展出来的一些知识体系,包括法律、教育这种比较软性的这种规训和控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个关系,就是权利和话语的关系,也可以说明这种强制性的关系,和这种稍微柔化一种规范化的一种结合。
张悦:大家好像会觉得今天的内容很简单很清晰,我觉得有一点原因是与之前的宗教相比,知识和权力的这些特点延续了下来。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依旧存在,我们理解起来就会很容易一点。有的虽然没读过福柯的这部分内容,但是大家也能联系读过的书。我觉得特别棒,期待下一次的交流!
知行读书论坛第七期
2023.10.11
主讲人:梁淑怡
主持人:王岚
评议人:刘娜、鲍姣姣
参与者:梁淑怡、王岚、刘娜、鲍姣姣、丁蓓蕾、赵珂、单影、鲁自玲、杜楠楠
王岚: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知行读书会的第三次读书论坛会,今天由梁淑怡同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些福柯的思想,大家掌声欢迎!
梁淑怡:
《人文科学知识与惩罚权力运作的关系》
我在阅读完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对福柯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认识,福柯通过史学研究,揭示了人文科学知识与权力运作的关系,这里我主要谈的是惩罚权力运作随着历史变迁所发生的变化。
“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们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的约束他们”。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讲了历史进程中惩罚权力变化的三个阶段:在古典时期,我们经常看到福柯用这些惨烈且血腥的词汇描述刽子手对于犯罪者的惩罚场面例如“融化的铅汁”,“四马分肢”,“焚尸扬灰”等等。这种惩罚方式不仅没有起到规诫的作用,反而因其残忍且不当的惩罚手段,遭到人们的质疑,执法者被痛斥为刽子手,犯罪者遭到民众的同情,国王企图通过对犯罪的肉体惩罚树立统治权威的目的遭到先进思想者的反对。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至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对于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的暴力现象逐渐消失了,将肉体作为主要惩罚对象的现象逐渐消失了。这个时期马布利提出“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关于如何惩罚灵魂,人们找到了“监禁”的方法,这种被认为体现“人道”与“尺度”的惩罚方式一直被沿用至今,司法者认为这种处罚方式不仅可以对犯罪者起到处罚灵魂的作用,还可以净化犯罪者的心灵,使其改过自新。随着现代监禁制度与文化的发展,全景敞视建筑被广泛应用于监狱的建造中,这种建筑不仅可以通风透光、承载大量的罪犯,还可以起到检查和检阅的作用。而检查制度正是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仪式、力量的部署以及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了一体,它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的颠覆和一种知识系统的建构。全景敞视建筑,中间是权力者的领地,在这里他们可以观察到四周任何一位被监禁者的行为并确保权力自动的发挥作用。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将疯癫者的规训分为三个阶段,即污名化、自我隔离与自我认同。古典时期,理性的人不屑于疯癫者并立,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将疯癫者放于圈养野兽的笼中任人观看,就像看马戏团的猴子一样。所谓理性者在这个阶段认为疯癫者是自由的野兽,而野兽身上的脱缰的兽性只能用驯戒和残忍来驾驭。“疯癫者是基督来到人世时应允要在自己身上打上人类状况的一切记号和堕落本性的各种污点”。后来,疯癫者被监禁到监狱、禁闭所以及一些医院中,1780年巴黎流行一种传染病这种传染病的根源则被归咎于疯癫者所在的医院,他们认为这里污秽不堪,是麻疯病的源头,他们视这些地方为“不洁”的象征。在那里,罪恶的代价是耻辱和堕落,本性堕落的人往往永远丧失在社会中获得的权力。19世纪初人们开始对过去对待疯癫者的行为做出反思,并谴责主张将疯癫者投入监狱的人。他们认为禁闭首先是一个重大错误的经济措施,因为这种做法慈善者不得不播出一大笔钱用于维持这部分居民以消除贫困,而这笔钱对于资本家来说是一种浪费。现代世界中,精神病院成为了疯癫者新的归宿地,皮内尔作为推动精神病院诞生的代表人物创立的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而是一个司法领域,在那里,疯癫者遭受到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使疯人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放出去,疯人院就像一个新的禁闭所限制着这些非理性者的自由。
无论是福柯笔下的罪犯还是疯癫者他们被规训的方式都是从非理性、反人道向越来越博爱、理性和人道的方向转变。这些罪犯与疯癫者的命运好像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在当权者手中。古典时期,国王为了彰显自己的政治权利要求公开处刑犯罪者。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认为疯癫者禁闭占有了慈善资金要求改变对待疯癫者的方式。
评议:
鲍姣姣:
关于梁淑怡同学提出的知识和惩罚权力的关系这个问题,我认为福柯在这两本书中特别是《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很明显的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下面是我的一些总结。
福柯通过深入研究疯癫、监狱和知识话语,揭示了现代规训社会中权力无所不在的特征。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不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通过权力生产性话语、知识话语和道德话语来驯化和奴化被统治阶级。与传统政治学不同,福柯将权力与知识、真理紧密关联,提出了“权力——知识”的命题。福柯认为以往人们将知识与权力对立、割裂开来,然而实际上,在现代规训社会中,权力、知识和真理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根据梁淑怡整理的关于这两本书中惩罚权利变化的三个阶段以及疯癫规训的三个阶段也充分体现了福柯的思想,即低级的权利是凭借暴力镇压群体;高级的权利则是让群体自发地共同认可某秩序。
刘娜:
针对梁淑怡同学的讲述内容,我仔细阅读了,《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并根据主讲人对于权利关系的转变,再将内容进行更为详细的划分与分析,将其分为三个时代,并具体论述权利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变化。
一、酷刑时代
在18世纪刑罚放宽运动以前,酷刑一直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呈现在大众面前,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精细地量化痛苦:通过刑罚的不同实施方式、对肉体的折磨程度有层级地展现审判结果。
2.仪式性地标志罪恶:通过烙印、刻字等宗教仪式净化灵魂、洗刷罪恶,实则通过罪犯肉体强化其痛苦、屈辱的记忆。
3.公开式地展示惩罚:
然而此种公开惩罚的对象——民众对于这种惩罚形式呈现出多义的特点,这也表明此种惩罚体制的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大部分民众对此种“伸张正义”之举表示赞成并欣然观赏,刑罚的暴虐与司法的不公有时又会将他们推向反面,以致出现民众干预公开处决的情况,甚至将罪犯在处决前拒不认罪的行为传扬成为英雄史诗。由此可见,此时惩罚作用于受刑者的肉体,但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二、改革时代
伴随着刑法改革的提出,惩罚权力的形态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方面暴虐的方式为启蒙思想家们摒弃。他们渴望从简单的消灭犯罪主体转化为帮助犯罪主体们重新发现并恢复作为人的资格。
三、规训时代
此时教养/惩罚的目标不再是使人们重新取得主体权利,而是恭顺于命令、习惯与不断重复的肌肉记忆,是一种改造犯人的矫正学。
所以,在规训场所中,知识以统一的方式中向同一等级进行高效传播,并且在传播结束后又以考核形式进行检查,形成了完整的过程。
自由讨论:
王岚:
请问这里的人文科学知识具体指的是什么?你是否对它有一个完整清晰的定义?那么在你刚刚的报告里,你所说的人文科学知识与惩罚权力运作的关系到底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梁淑怡:
我认为人文科学知识就现在来讲就是法律、教育体系中的规章制度以及宗教等等。人文科学知识与惩罚权力运作的关系我认为是指在古典时期中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知识,政治制度会影响国王权力的运作。在现代,寄宿制学校中的规章制度会影响学生的行为,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会遭受到惩罚,这些也属于人文科学知识与惩罚权力运作的关系。
鲍姣姣:
关于人文科学知识与惩罚权力运作的关系这个问题,福柯认为在现代规训社会,权力与知识已达成共谋,它们沆瀣一气,相互利用。统治阶级依靠权力生产各种知识话语,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法学、神学、哲学、伦理学与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成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思想理论工具,甚至科学技术也越来越执行起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些学科的发展也造就了一支庞大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军,他们成为权力的附庸,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为现代科层制中的技术官僚,手中握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把持和垄断着知识的生产。
赵珂:
我是这样理解的,梁淑怡同学讲的惩罚变革的三个阶段,其实可以看作是惩罚对象的变化,第一阶段取消酷刑,与肉体相关、第二阶段与肉体相关的灵魂、意识、思想,到第三阶段变得越来越有章可循、依罪量刑。这其实也是福柯充分论述了权力的构成与施行,而他的研究的的方法就是谱系学,阐述了人类社会从古代通过酷刑对人类肉体折磨,而逐步转变为隐性的规劝,从而自觉接受规训的过程,在这其中,规劝的手段有三种,一是层级化监视。层级监视不仅在规训者与规训对象之间建立监视关系,而且在监祝者内部建立监视关系,使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监视。二是规范化裁决。规范化裁决是规训权力利用已经成为惯习的规范秩序和一些人为的秩序,如法律、条例等,运用惩罚与奖励的措施,在潜移默化中对社会成员进行有效改造的过程。三是程序化检查。在程序化检查中,规训权力在科学话语的伪装下,通过文字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书写等机制来运作。在第三个手段中,人文科学知识,就包括法律、政治、科学技术的问题,这一系列都与规劝与惩罚密切相关,权力与科学的知识就能更好的结合,使权力变得更隐蔽的、更容易让人接受。
王岚:
那也就是说现阶段的惩罚更加具有法理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它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
梁淑怡:
我认为惩罚的对象只有两种身体也就是肉体,思想可以理解为灵魂。以前更强调对肉体的惩罚,而现在强调对灵魂的惩罚。布利马也说过“如果要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
丁蓓蕾:
我和王岚同学的疑问有一些相似,首先梁淑怡同学对惩罚权力运作随着历史变迁所发生的变化的介绍说的很清楚,但是对于人文科学知识到底是什么,是哲学、历史学亦或者是法律,我觉得可以介绍或者说明一下会更好,还有主讲人对于人文科学知识与惩罚权力运作的关系的说明一下会更好。
梁淑怡:
我个人对于人类科学知识也有很多疑问,以及人文科学知识和惩罚权力的运作关系我理解的也比较浅薄,现在还不能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以后再做研究。其次,无论是《疯癫与文明》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在《规训与惩罚》中三个阶段分别是古典时期、转折期以及现代社会。在古典时期惩罚强调使用暴力的手段以及公开处刑。转折时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暴力惩罚带来的问题开始将惩罚的方式从暴力转向灵魂,同时也更体现人道、博爱。到了现代社会,通过监禁的手段惩罚罪犯,同时惩罚要经过司法的审判才可以执行。
单影:
前面大家讨论了什么是人文科学知识,其实我对于惩罚权力运作的界定也有疑惑。因为还没看过《规训与惩罚》,但从梁淑怡同学的讲解,我还是没能明白人文科学知识与惩罚权力运作具体是什么关系呢。以及惩罚权力运作的模式是什么。以及梁淑怡同学刚才提到说惩罚的对象是肉体和灵魂,那么从肉体到灵魂的控制是怎么来影响惩罚权力运作的。梁淑怡同学讲到福柯笔下的罪犯还是疯癫者他们被规训的方式都是从非理性、反人道向越来越博爱、理性和人道的方向转变。那么被规训者的主观意识形态是怎样随着规训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去思考。
杜楠楠:
对于以上提出的问题,知识与权利的关系应有顺序性,因为《疯癫与文明》是福柯早期的作品,此时他更关注的是知识的问题,而到后期发布了《规训与惩罚》时,他已将知识与权力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同学们所说的肉体的规训和心灵的规训其实是福柯笔下的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形成主体的自我。而到了《规训与惩罚》阶段时,福柯才处理了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他研究的知识-主体-权利的三个核心。
实际上《疯癫与文明》才是福柯的早期著作,在这本探讨所谓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学的著作中,福柯对西方理性的历史提出了质疑,询问理性是如何通过排斥疯狂建立一个他者,并进一步将这个被排除在外的疯狂作为自己的支持对象,从而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的。此时福柯认为知识问题占据问题的中心,他或将某种知识体系的形成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难以言传的经验的破坏或排斥。《疯癫与文明》探讨的是划分的历史分析,一个社会如何思考事物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无论这里的划分还是社会的思考,实际上都是指福柯所说的知识。
到后期时,他的研究成果才集中体现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权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分析。他将此前分析的知识与权力问题明确的结合在一起,考察以更复杂的方式处理了在早期曾经关注的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充分考虑了这些不同类型时间的抑制性问题,主体问题则隐晦的方式出现在对纪律和生命政治的探讨中。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发现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之所以能够实现对细枝末节的管理,在于它不完全是外在的更多依靠。行动者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特殊的主体这种规范性就成了权力纪律,权力运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王岚:
那关于“全景敞视建筑”这个概念大家又有什么理解呢?
梁淑怡:
全景敞视建筑是目前监狱、学校和医院常常采用的建筑形式。它的中间是一个圆柱,四周又有一个环形,在这种建筑中,权力者可以在中间检查和调查被监禁在环形建筑中的犯罪者和疯癫者。福柯就此还提出了一个新词全景敞视主义,这是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基本原则。其对象和目标不是君权的各种关系,而是规训的各种关系。
赵珂:
关于全景敞视主义,我还想到,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梁淑怡同学主要讲了惩罚的变革三阶段,还有一点补充的就是规劝的空间与手段,规劝不仅需要上述讲的三种手段,权力话语也通过对空间的巧妙设计、构造与生产来完成对个体的监视和可能的改造,并使个体服从于权力的眼睛的管制范畴和规约体系。而规劝的结果,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医院、工厂、学校、机关等社会机构纷纷仿效了这种全景敞视建筑监狱的权力模式和规训策略,空间规训的最终结果就是将现代社会变成一个庞大的监视网络。而规劝的意义在于使个人成为一个被驯服的人,使人具有更好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学校培养学生,同样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这种规劝也存在一定弊端。
梁淑怡:
全景敞使建筑也会有一些弊端。因为在这种建筑里的人,每个人被隔离在一个个的“格子”里。在监禁在“格子”里的罪犯需要独自在这里反思自己的错误,但是作为思想本身有问题的人他可能会将自己的思想禁锢在错误中无可自拔,甚至助长这种错误。而疯癫者被监禁在这种全景敞视建筑中也可能变得更疯癫,其精神疾病不一定会被抑制。
王岚:
我突然想到“规训”和“建构”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一些关联?它们之间是否有一些区别和联系?比如我们常说女性气质是被建构出来的,这里的建构和规训是否有联系?
鲁自玲:
我认为建构是比较大的一方面,而规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一方面,可以建构的东西有很多包括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规训。
杜楠楠:
对于同学提出的“规训与建构的区别”,我认为其所描述的“建构”是不具体的,比方说对一个女性应该是长发的描述是一种建构,而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一种建构,建构可以是微观的描述也可以是宏观的决策。而规训是一种管理,是一种权力纪律,是规范性的要求。
梁淑怡:
我对《疯癫与文明》中的第二与第三个阶段有些迷茫,请问大家如何让看待自我隔离与自我认同?
赵珂:
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比如《疯癫与文明》中的精神病人,第一阶段是社会想给这些精神病人贴标签,污名化这些群体,认为精神病群体是不正常的,是与普通人不一样的,比如设置精神病院,而自我隔绝主要是一些行动,精神病人受到社会影响,会采取一些行动,把自己隔绝起来,不与正常人接触,这主要是一些行动方面的,而自我认同可能是一些涉及心理方面,自己从意识层面就认识到自己是不正常的,不应该与正常人接触或者交流。
丁蓓蕾:
我对刚刚同学们说的自我隔离有一点疑问,刚刚同学说自我隔离是个体(精神病人人)他自己认为自己不同于其他正常人选择自我隔离从而处于社会边缘。但是我们在考研的时候,有学到一个叫“标签化理论”,标签化理论是指周围环境中一部分人对个体及其行为定义或者标定的。那如果这样精神病人他的隔离就是被动的隔离了。
赵珂:
标签理论就像你刚刚讲的是周围环境中一部分人对个体及其行为定义或者标定的,应该是和污名化相似的过程,社会先给他们贴标签,不是正常人,然后这一过程是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的过程,首先先是被动隔离的。
王岚:
大家的发言都很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些疑问我想还需要大家不断的进行阅读,从书中找答案。那本次论坛就到此结束!(鼓掌)
[ 此贴被张腾腾在2023-11-20 10:06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