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莹2017年读书报告
四月
合法化危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始终是哈贝马斯关注的论题之一。早期对战后德国学生政治态度的研究，是哈贝马斯对合法性问题进行探索的最初一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进一步研究了欧洲政治史上理性地公开讨论政治问题的发展历程，以及政府对其治理的民众所应担当的理性责任等问题，并表达了他对公共讨论在当代社会中因受工具理性侵蚀而发生异变之可能性的担心。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开始依据系统理论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哈贝马斯探索了在社会日益复杂化情势下，权力行使与采取不同形式实现政治统治秩序合法化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而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则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表现出来的各种危机，其中就包括合法性危机。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虽然合法化危机只是一种与其他三种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动机危机）一起影响现代社会的危机，但它本身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合法化危机强化了资本主义持续的不稳定性，而另一方面，合法性危机又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更加公正的社会组织的希望②。而哈贝马斯的近期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则通过修正早期的公共领域概念，探寻克服合法化危机的理性路径。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是一个描述性概念，用来指称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允许公民针对公共事务彼此之间进行公开和理性的讨论，并最终形成公共舆论。公共领域保证了“文化和政治上已经动员起来的大众”由市民变成政治社会中的公民，可以“有效地使用自己的交往和参与权利”，进入“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可见，从早期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晚近的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居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中心地位的问题是，一种政治秩序如何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合法性。显然，哈贝马斯是从理性交往和话语商谈理论角度谈论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对他来说，一种政治秩序是否得到普遍认同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它被普遍认同背后的理由。因此，哈贝马斯的合法性概念必然相关于交往理性与话语伦理。如安德鲁·埃德加所说的那样，哈贝马斯“以更加深刻的方式探讨了行政的思维方式在侵蚀对日常生活来说是根本的交往合理性中所发挥的作用；然后在他的法律研究中，他日益关注对现代社会宪法框架理性证明的可能性”。
“关注对现代社会宪法框架理性证明的可能性”，就是要求把对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从表面地观察人民对其统治者公开的同意或不同意，转移到探究隐藏在接受后面的理由。这意味着哈贝马斯在合法性问题上更注重合法性的价值基础，主张只有政治权威能够得到理性证明的支持，它才真正是合法的。那么，怎样说明一种政治权威得到了理性证明的支持？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自己所坚持的基本立场：理性地公开讨论政治问题，检视政府对其治理的民众是否承担了理性责任并得到公共舆论的认同。这意味着，一种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得到理性证明。换句话说，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投入的支持与忠诚。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概念不仅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公共领域诸类型；而且还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可以用作批评的标准对民主政治进行理性分析，确认理性的民主政治的被公众认可的程度。哈贝马斯这样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⑥又说：“在公共领域中，至少在自由的公共领域中，行动者能获得的只是影响，而不能是政治权力。一种或多或少以商谈的形式、在公开争论中产生的公共意见所具有的影响，当然是一种可以起举足轻重作用的经验变量。但只有当这种舆论政治影响通过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建制化程序的过滤，转化成交往权力、并进入合法的立法过程之后，才会从事实上普遍化的公共意见中产生出一种从利益普遍化的角度出发得到了检验、赋予政治决策以合法性的信念。”
二、公共领域的衰落与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依据哈贝马斯的论述，他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是18世纪自由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在那里，资产阶级中具有教养和卓见的阶层自发地在被称为公共领域的公共空间如咖啡店、沙龙等交往和会面之场所自由论政，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制衡政府的作用。但是，这种理想的公共领域本身却有着根本性缺陷，这就是，“尽管它依据一种理想来表达自己，比如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讨论，但在实践上这种理想远未达到。劳动阶级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一些根本的问题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在权力和经济利益方面，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是同质的。资产阶级成员之间的任何个体差异主要是经济利益，并在市场中表现出来。存在于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巨大经济利益冲突并不在讨论之中。实际上，这种利益冲突甚至在政治上不被承认。”
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扩大公民权（19世纪）和建立福利国家力图克服这个缺陷。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举措却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导致有效的公共领域被肢解。如安德鲁·埃德加所说：“哈贝马斯这里的观点并不是说，公共领域不能理性地讨论阶级利益差别。而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导致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主体性的一个根本转变，而这个转变毁灭了讨论。虽然18世纪资产阶级的自我感植根于自我表达和论证的技能中，但哈贝马斯认为，在20世纪，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两者都日益私人化了。这就是说，个人从对他们的趣味和观点的公开捍卫中退缩回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其特征表现为大规模的经济生产，跨国公司，以及在私人经济生产领域和国家中广泛的官僚主义，因而，个体日益依据在经济或行政机关里的位置获得理解。”这种情形使得每个人的生活世界日益被殖民化，人们的交往被扭曲成为一种工具性行为，只是为了获得更大利益而淡漠了相互理解。在工具理性横行的系统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但所要求的交往和自我反思技能却越来越简单，人们只需要拥有根据高度简化和组织化了的管理的经济结构所界定的情境进行灵活反应的能力即可。这样，作为公民参与公共领域活动最为重要的交往技能不断地萎缩。原先，公民的公共性发言确保了公共批判对统治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也确保了对统治的实施进行批判性监督。现在，公民失去了进行理性讨论的公共关怀和技能，“公共讨论被大众投票所取代。公共意见被归结为一种个体、主观、偏好的单纯累加，而不是一种共同立场的公开的商议和讨论。选举只不过是对两个或更多政治党派各自纲领的公民投票。真正的问题被压制在呈现在投票者面前简单选择的后面。更细致地说，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公共关系和广告可能进一步有助于侵蚀任何真正发生的讨论的质量。在‘非公共意见’的形成中，修辞取代了推理。”
可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的瓦解通过消费文化导致的公众理性反思能力的丧失和公共权力机关侵入公共领域所导致的批判的公共性原则丧失两个过程外显出来。
1.消费文化导致公众理性反思能力丧失
哈贝马斯指出，18世纪的资产阶级成员在理性讨论公共事务时，并不要求回避参与讨论者的个人趣味。相反，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理性讨论剔除公共意见中的个人的主观化成见，形成一种代表公众普遍利益的“共识”，并让这种共识成为一种“公共舆论”被表达出来。但是，随着传媒日趋商业化，新闻媒体成为消费品的传播喉舌，传播媒介在经济技术和组织上愈来愈趋向一体化而演变成为社会权力的综合体。作为社会权力的综合体，大众传媒以不可抗拒之力集中到过去只是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以攫取丰厚的经济利益。这样，大众传媒就由一种不受公共权力干涉而为广大公众提供自由发表言论的广阔空间，一种具有批评精神的理性讨论公共事务的开放场所，演变成为营销消费品的牟利机构，这个机构普及了一种以保护特殊的私人利益为中心的整合文化，这种整合文化因为能够引导民众的消费而实际上成了一种超级广告。公共领域承担起了广告功能，它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膨胀私人趣味的特殊性，使得体现私人利益的个体趣味成为一种纯粹的主观偏好，从而不适合理性讨论，就此消解了公共领域的民主功能，而从中透显出来的政治意蕴直接要求在现代政治运作中放弃培育政治讨论，“并且因此放弃理性地形成公共舆论，支持单纯汇集个人偏好的集合（例如，通过对政党纲领的投票，或通过公共调查和民意测验）。实际上，很容易看出，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个体公民分别地拥有自己的主观观点，而且这些观点不可能通过理性讨论来修正和发展。关于政治偏好的个人观点和表达被看作只是被给予的，而且不能予以质疑的事实——因而我的自由主义优于法西斯主义的偏好类似于我的草莓冰淇淋优于香草冰淇淋的偏好，并且作为超越于道德质疑和理性讨论来行使，还有——更加错误的是——我的政治偏好可能和我的冰淇淋偏好一样，隶属于同样的通过广告和宣传操纵和影响的形式。”(11)于是，在哈贝马斯视野中，“大众传媒俨然成了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化身，它不仅能够高度凝聚公众注意力，而且能够建构出公共权威，传媒技巧越成熟，操纵民意就越彻底，理性—批判的公共领域也就被消解于无形了。”戴维·莫利对此有段精彩评论，他这样说：“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剥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利的竞技场……。”(13)
2.公共权力机关侵入公共领域与批判的公共性原则的丧失
在哈贝马斯看来，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作为具有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媒介，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大，它的政治功能就越弱。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看到的现象是，公民的“政治”利益虽然经常被政治活动当作要考虑的对象，但却被还原为某些集团或者社会势力的要求；个人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或者她是一个可以进行理性讨论的伙伴，而是因为他或者她是某个需要争取竞选成功的政党所要争夺的“一张选票”；而所谓具有公共属性的东西不过是政党或者某些社会集团定期制造出来的、被掩蔽极深的真正的私利品。在这样的情形下，政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批判公共权力机关的固定领域遭遇“再封建化”，社会关于公共事务的理性对话被取消或者被管制，社会共识和公共舆论受传媒所操纵而被精心策划出来，不复是公共话语的讨论结果。公共领域的民主功能基本丧失殆尽。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衰竭症候称作“伪私人化”，它直接导致公共领域遭受公共权力侵犯，从而失去批判的公共性原则。
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证，公共领域模式成立的前提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借助这种分离，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所构成，这些以私人身份出现的公众在公共领域中有着平等的机会表达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并且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然而，随着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建立和现代传媒时代的来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生了重叠，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标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现实。这样，就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外出现了另外一个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而这个领域“不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出发，它都无法归于公共领域或者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下。在这个交叉区域，国家化的社会领域和社会化的国家领域相互渗透，无需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私人作为中介。公众的这一使命逐渐地为其他机制所取代：一方面是社团组织，其中，有组织的私人利益寻求直接的政治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是政党，政党曾是公共领域的工具，如今却建筑在公共领域之上，与公共权力机关紧密相连。具有政治意义的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直接在私人管理、社团组织、政党和公共管理机关之间展开。公众只是偶尔被纳入这一权力的循环运动之中，而且目的只是为了附和。”(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已经不可挽回地导致国家与社会的重叠，在剥夺了公共领域原有的基础同时并未为其建立起新的基础。这样，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作为国家和社会中介的公共领域衰落了，原先由它承担的中介功能由公众手中就转移到了某些社会权力机制手中，如社团和政党。社团与政党又与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从权力运作的内部推动权力的实施与权力的均衡，通过操纵传播媒介宰制公众，制造伪公共性，策划社会共识，统一公共舆论，从而进一步达到博取公众赞同（或者至少争得公众的容忍）之目的。如此一来，公共性的获得变换了路径——原先公共性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现在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获得公共性的意图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原先，公共性确保公共批判对统治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公共性也肩负着对统治的实施进行批判监督之责任，现在，公共性只在粉饰统治者的美德，不仅在公众前呈现统治的合法性，还要操纵公众，用操纵的公共性排挤批判的公共性。
最终结果必然是，公共性原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具体表现为，“公共讨论和立法规则之间（自由主义详称具有）的关系消亡了，而且，这一关系也不再是必要的了。”在过去，公共性只能在反对君主秘密政治的斗争中才能赢得，它力图使个人或事情接受公开批判，让政治决策接受公共舆论的监督，并按照公共舆论的要求进行修正。今天则完全相反，公共性是借助于利益集团的秘密政治、依靠精心策划的具体事例来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哈贝马斯有如下文字惟妙惟肖地描述了公共性原则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可谓精彩绝伦、入木三分。他说：“今天，讨论本身受到了管制：讲台上的专业对话、公开讨论和圆桌节目——私人的批判变成了电台和电视上明星的节目，可以圈起来收门票，当作为会议出现，人人可以‘参加’时，批判就已经具有了商品形式。讨论进入‘交易’领域，具有固定的形式；正方和反方受到事先制定的某些游戏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过程中，共识成为多余之物。提问成了成规；原本在公共辩论中解决的争执挤入了个人摩擦层面。如此组织起来的批判讨论当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功能，尤其是作为行动替代品的绥靖功能。与此同时，批判的公共讨论功能则不断遭到破坏。”
公共领域的衰落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统治出现合法化危机。“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也就是说，由公共领域衰落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是一种因支撑民主政治运行的文化资源匮乏而发生的危机，危机的内在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不再分离，国家可以通过预备、分配和管理直接干预社会，使得规范国家权力的普遍性原则不能够再持续下去（特别是立法者放弃了规范权力，听任行政权力无限制地自由使用）。而危机典型地表现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消解了私人领域（原先，这一私人领域的独立性使法律的普遍性成为可能），同样，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所组成的相同质的公众这一基础也被动摇了。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斗争侵入公共领域。如果说，过去，私人利益能够保持中立，并可以归结为古典利益，因为私人化的个体利益保障了公共讨论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那么，今天，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批判讨论中所达成共识让位于非公共的妥协或者直接贯彻的妥协。这样建立起来的法律，即便在许多情况下仍保有普遍性因素，也不再有‘真实’因素。”所以，当公共领域面临崩溃时，尽管权力机关的权力行使没有遭到公民的违抗，甚至得到了公众服从之忠诚，也无助于为政治权威提供合法性支持。因为，公众对政治权威所付出的服从和忠诚是没有经过反思和批判的，不过是基于私人最大利益之考量而不得不付出的表面服从和忠诚。故，哈贝马斯这样说：“尽管无限扩大的公共领域为了获得广泛赞同，向被剥夺了权利的公众反复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公众同时也远离了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以至于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
那么，解除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的出路何在？哈贝马斯的回答是，通过重构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来重建政治合法性。重构的公共领域不仅要建基在交往理论之上，还应建基在话语（商谈，discourse）理论之上。为此，哈贝马斯修正了他早期关于公共领域的许多观点。现在，哈贝马斯更愿意把公共领域一般地理解为通过其自身的市民社会基础而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的一种交往结构，而不仅仅是一种谈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场域。作为一种交往结构，公共领域更加注重进行交往的主体（政治公共领域要能够履行觉察全社会问题并将其作为议题提出的功能就必须对每一公众的声音和诉求予以考虑）和促成交往的话语（参与公共舆论形成的公众只需掌握自然语言进行交流和商谈），强调公共领域的非建制化特征，强调公共领域限制权力的职能以及强调公共领域作为政治系统的“共振板”和社会问题的“传感器”，捕捉问题并使之成为议题再通过商谈形成公共意见之功能。
六月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与布迪厄的其他著作相比,世界的苦难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也许首先并不在于它所具有的理论性如何,而更在于蕴含在这种学术实践之中的价值关怀和它所产生的社会性及政治性的效果。为什么研究社会疾苦?当代社会有着怎样的疾苦?疾苦的根源何在?怎样去揭示这些社会疾苦?所有这些方面,都源自布迪厄始终恪守的/捍卫理性的现实政治的学术立场,凝结于布迪厄身上所体现的科学、政治和知识分子公民之使命的完美统一的伟大精神。在这部著作中,布迪厄与其22位合作者,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细致深入的生活史个案,为读者展示了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理解,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在形式上,这部著作大多数篇幅是对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的经理人、农民、中学生、老人、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右翼分子及支持者,也包括那些基层的管理者、社会工作者、警察、法官等各式人等的访谈。而且,为了尽力展示蕴含于其中的/荒谬,同时也为了避免刊诸书面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访谈内容尽量保持了未加雕琢的原始形态。实际上,布迪厄和他领导的小组所做的这些访谈本身就是这些研究者运用/社会学技艺在实践中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的创造性过程。正是通过研究者的社会学解读,这些主要来自于底层的日常生活的片断和上述被赋予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厚重感。
了解什么是社会的疾苦,当然最好是去细读这部著作中每一段具体生动的故事。如果不避简化之嫌,这些细微具体、隐含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社会疾苦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形式:其一,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表现为内在矛盾形式的/位置痛苦。比如,布迪厄和研究者们揭示出,对于那些为弥补市场经济不足而
承担着所谓/社会功能的警察、基层法官、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人员来说,在他们致力于应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疾苦时在国家赋予他们的繁重的、无休无止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他们手中掌握的十分有限的方式手段之间存在矛盾,基层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必然会感受到这种张力,体验到这种/双重困境和政府体制之内存在的/制度的自欺带来的痛苦。作为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学校也陷于矛盾境地。教育体制承担着社会公平的功能,但实际上却变成了集体失望和潜在的社会排斥的永久之源。学校打破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循环,教给孩子们拒斥体力劳动,但是又对他们的未来没有提供任何保证。另外,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还提到了一类存在于家庭代际继承
关系之中的痛苦。布迪厄指出,当代社会,不管有无可能实现,父母都
将自己的期望补偿性地投射到子女身上。无论成败,许多人对父辈的期望和自己所能达到的成就之间的差距感到痛苦。这种痛苦与社会流动、教育体制、种族歧视、阶级结构和女性地位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当代世界痛苦的一个重要社会来源。比如,对于那些新一代外来移民来说,他们与父母一代产生了显著的断裂和冲突。他们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他们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认同危机。他们与过去、宗教、家族有着某种断裂;但又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之中,而是遭到更强烈的歧视,这种地位双重性给这一代移民造成心理上的焦虑和背叛感。
其二,一种集体性和社会性的解组,表现为伴随着集体衰落的个体的悲惨际遇。社会怨恨、种族歧视、工人阶级衰落等问题明显地属于这种社会疾苦的形式。
布迪厄和研究者们发现,在法国外来移民聚居区的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与交往遭到破坏,正常的邻里生活不复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些微琐事分歧,都可能成为本地人和移民之间产生摩擦的导火索。暴力行为时常光顾这样的地区,本地居民搬离,公共设施撤出,外裔族群和整个社区经受着社会排斥和污名化的过程。种族歧视、社会怨恨不断积聚,导致了对极右排外主义的政治支持。4在黑人聚居区,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沉默的暴力,合法的劳动市场衰退,毒品交易等地下经济兴起。社会信任被严重破坏,每个人只能依赖自己,生活变成了一种日复一日的生存技艺。这些地区常规的规范机制缺失,陷入一种霍布斯所讲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演变成一个自相残杀的闭合的循环,遮没了以往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毒贩向自己的母亲兜售毒品,兄弟反对兄弟,穷人反对穷人,整个贫民窟共同蹈向一种集体自杀的陷阱。更具悲剧性的是,这种边缘化的地位演变成为一套/事物的秩序,甚至剥夺了黑人对社会排斥的感知意识。
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或者更糟糕地,也不想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在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政策下,国家精英鼓吹市场的原则,而由此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后果都被推卸给了那些承担社会职能的公共服务部门。在布迪厄看来,那些承担着社会职能的人员也感受到身处/双重矛盾之中的痛苦,也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造成的。在谈到社会福利的时候,布迪厄则指出,福利形式从集体
福利到针对个体的救济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从直接针对分配结构的政策向简单地纠正资源分配不平等效应的政策的转变,这种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国家救济形式,/加上工联主义及组织群体弱化等原因,将一群具有动员潜力的人们转化成由碎片化的、孤立的穷人组成的、充满异质性的乌合之众,用官方说法,即弱势群体。
其实,在布迪厄对社会疾苦的研究中,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社会疾苦,在其背后都有着某种共同的政治性根源。正如一位敏锐的评论者所指出的:/一个世纪之前涂尔干在社会转型中找到了失范的原因,而今天,布迪厄则发现苦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运作。如果说,在世界的苦难6这部著作中,在这一点上布迪厄表达得还相当含蓄和零碎,那么在布迪厄后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中,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十分明确。通过世界的苦难一书,布迪厄不仅指出了新自由主义转向是造成当代世界社会疾苦的根源,而且,也表达出对由此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的忧虑和关切。比如,他把对法国极右势力政治支持的上升看作种族歧视、社会怨恨的结果,而这些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所导致的社会不满和社会分裂的重要形式。布迪厄将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称作/保守的革命或/进步的复辟0,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回复到过去,却伪装成进步的姿态,把倒退说成进步。
布迪厄被视为具有思想性的社会学大师，对于他的解释与研究已经从法语世界来扩展到英语世界。由于理解布迪厄思想的作者受限于自己的研究视野，往往各取所取，从不同角度解读布迪厄，难免造成了“一千个读者，一千个莎士比亚”的局面。打碎观察布迪厄的万花筒的最好方式就是回到当事人如是说。布迪厄晚年写作的《自我分析纲要》，这部遗训式的小书为我们从万花筒的碎片中建构起真实的布迪厄的形象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
“这不是传记。”当布迪厄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这段对于本书的定义的时候，他应当怀着一份将他自己视作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客观对象加以分析的复杂心情。因此，读者阅读这本书的第一感受，很容易将本书视为布迪厄以自己为个案展开的一项学术研究。具体来说，本书是将布迪厄通过对于自己个人生命史的回顾，描述了他从地处边缘的比利牛斯山区省份经海外殖民地到法国都市中心、乡村家庭环境经寄宿中学到贵族学校、从农村公务员之子经拉丁区的学术圈子到成为法兰西学院著名学者这一系列广泛穿梭于多重社会空间实现向上流动的国家精英生产之旅。
本书的确表现出了这方面的特质：布迪厄展示了自我分析的几个要素，来勾勒他在社会空间中广泛行程的线索。他的理解首先始于对于场域的理解。“首先理解一个场，一个人与这个场一起并通过反对这个场而形成。”在本书第二个章节中，他描述了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自己进入学术界这个为他赢得名望，确定他的身份地位的场域时场域的状态以及这个场域的历史演变：从制度上，他回顾了巴黎高师这所学校教学与认可的机制运行，从思想上，他展示了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兴起到结构主义革命的思潮更替。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布迪厄展示了场域中人物以及人物与他自己的关系对他施加影响的机制。这种机制激发了他应对场域采取的策略，生成了反抗与抵制的实践。他分别敬仰萨特与阿隆，却又同时与他们或左或右的立场保持距离，他给予列维-斯特劳斯以无上的学术敬意，却又对他的科学的自然主义流露不满，也许他的学术姿态最为接近科学哲学大师康吉扬，但是他却最终选择了当时法国知识界最为远离哲学的社会学作为毕生的志业。他自成一家。于是在接近最后的章节中，他回到展示自己的早年经历和童年的社会空间，为与出身地位相关的配置之形成留有一席之地，更加深入地推进了关于自我的分析。
二、
如果说，自我分析纲要是一本布迪厄通过对自我在社会空间中上升流动的社会学分析，他进行这项分析展示了他自己独特的社会学分析工具与概念体系。这就是本书译者在译后记中总结的公式：（习性）（资本）+场=实践。
借助这个公式，我们再次回顾构成本书主体的第二、三、四章节，就会清楚地看到对于场域的分析作为自我分析的起点，展示了布迪厄使用场域概念分析社会空间的独特手段，接着他通过分析自己晋身其中的法国学术场域中人物以及人物与他自己的关系及他自身应对这些关系表现出的反应与施展出的策略，来说明社会空间场中力的作用机制：场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与全部或部分介入到场中的人（而且他们本身也是一种习性与一个场之间关系的许多不同或敌对的体现）的冲突实现：可能性空间通过实施“引力”或“斥力”的若干个体实现，“引力”或“斥力”取决于他们在场中的“分量”，也就是他们的可见性，也取决于习性或大或小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导致人们认为其思想和行为给别人“好感”或“反感”。（中译本：26）最后，他展示了自我分析的核心，是对于社会出身相关的配置的重视。这些配置与它们在其中形成的社会空间相关，它们有助于决定实践。布迪厄在别处使用一个更加时髦的词儿habitus来表达这种具有关系性的基于社会出身的个人在社会空间中配置，即惯习。布迪厄之所以敢于冒着欺骗读者的风险将对自己早期生命史的回顾置于进入场域以及在场域中展开游戏的历史之后，正是想要体现他所建立的社会理论以及分析体系的内在逻辑。场域是社会的替代，其中发生的的力的互动作用，正是通过惯习实现社会化的表现状态。场域与惯习的相互沟通，指向了一组个人社会化的现实实践。
结合他的自我分析，我们看到，他的社会化成长就是他的惯习的不断养成，凭借惯习与场域体现的个人与社会的不断互动，他与场域权威游戏的策略，即是对于资本的获取也是给予资本的远离。这段历史过程即是对于结构的建构也是在发掘建构的结构。最终，在现实的实践中，他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自我。他完成了对于自我的分析之后，同时也展示了一个可供他者借鉴的分析自我的可能。
三、
所有成功人士的自传都可以展示一段个人在社会空间中向上流动的社会学轨迹。这本所谓布迪厄的自传却可以展示得更多。从对于自我的社会分析到一种分析自我的方式，他展示了自己自成一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展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概念模型：（习性）（资本）+场=实践，即被后来的研究者归纳为“社会再生产”。
因此，这不是传记！“我不想迎合体裁，关于自传这种体裁多么俗套而又虚幻，”布迪厄说得已经够多了。这是一段关于历史过程的记述，从布迪厄自我分析出发的一段历史。关于这一点布迪厄却未来得及充分展开表述。
布迪厄的整个学术生涯可以被认为是在致力于发展一门被称为反思性社会学（或称作反身性社会学的学术追求。反思性作为知识生产的来源，致力于将客体客观化，并揭示客观化的主观过程。布迪厄的反思性思想的形成即得益于他从存在主义进入现象学，后转向与结构主义对话的哲学思辨训练过程，又受益于他在阿尔及利亚体悟到的类似在抑郁热带的田野工作反思过程。在哲思与经验的不断碰撞中分离自我，辩证运动，启发他将分析的视野反转至启蒙以来，掌握客体客观化魔法的学术人主体。于是乎，对于自我的分析构成其反思性工作的终章。
反思客观化的辩证运动蕴含着历史过程，自身也构成了历史本身。如果说从分析自我到自我分析构成一段历史过程的的话，那么在此之外，布迪厄还向我们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与学术场域的初次遭遇，展示了发生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思想的战国时代，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众多布迪厄身边人物你方唱罢我等台的社会思想主流大王旗变换的画卷。从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夜晚依旧阅读胡塞尔到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拒绝的心路历程演变的刻画，展示了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成长的历史过程。从布迪厄即致力于初上法兰西学院的讲台的惴惴不安到致力于带领重现涂尔干传统的精神遗产的集体努力，他通过学术人的与学术的互动实践，展示了战后法国社会学的曲折发展、坚毅成长的历史过程。
这本小书无疑可以作为历史的一副侧写。如果从分析自我到自我分析对应于作为历史过程要素的过去与现在，那么关于未来这一发展着的要素呢？布迪厄在书中最后一章发出自问：“我为什么、尤其是为了谁而写作？”（本书的读者构成了本书展示的历史过程的未来指向。这些读者包括你、我，包括所有读了本书会生发出切身之感的所有读者。对此布迪厄始终怀着一份坚毅的乐观与信心。这份态度既是源自他站立于社会学作出哲学思考的深刻，又是基于他坚持反思性工作的理想乐观，于是布迪厄最后说道：“没什么比这一点更让我高兴了，即我成功地使得我的某些男女读者对我的经验、困难、疑问、痛苦等感同身受，并从这种与赞同的投射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认同中，得到比他们所经历的和所做的稍稍好一点的行动和生活手段。”
七月
读了他的《知识考古学》才开始理解为什么他要写《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为什么要关注不正常的人。他是针对思想史的方法而提出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总的来说思想史努力将各种现象解释为围绕某个主题或理论而出现的，展现出一致性、连续性，而考古学则以话语（话语是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而陈述是符号整体特有的存在方式，也是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为研究对象，确定话语的特殊性，也就是降低抽象的水平，以最小的呈现某种规律性/秩序的整体为研究单位，这样就会呈现出更多差异和变化，表现出矛盾，对话语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发现变化和转换。考古学的分析和思想史之间有四种重大差异：关于新事物的确定、关于矛盾的分析、关于比较的描述、关于转换的测定。
在区分两者在对新事物的确定上的差异时，福柯首先区分了两类表达，一类是首次出现的，可能由其衍生出其他的表达，可以被称为创造；另一类是司空见惯的，不断反复出现的，被派生出来的。思想史在这两种类型之间不断地确定一些关系，两种类型的表达式糅合在一起的，第一种表达的出现标志着具有独特性的突变，第二种表达则是突变后具有规律性的为下一个突变准备的积累，这样突变和积累就构成了某种巨大的独一无二的序列。而在考古学描述的层次上，独特-平淡之间的对立是不合理的。考古学描述不建立任何的价值等级；也不作根本的区分，它只是试图研究具有规律性的陈述整体，不论这种规律性是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品质，还是显得平庸。
至于矛盾（冲突、差异、争论等），思想史对它所分析的话语一般讲究一致性，认为如果人类说话或者他们彼此之间进行对话，无疑是为了克服矛盾和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在这些矛盾的表象背后是深层的一致性，为了重建一致性，就要假设一致性的存在，一致性能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大数量的矛盾。而考古学则认为话语是一个矛盾到另一个矛盾的过程，矛盾会以各种形式呈现，由会被消除，最后又可能在更大的冲突中重现，矛盾有不同的类型、不同层次。矛盾既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也不是应该抽出的秘密原则，它们是需要描述的对象，考古学不试图在矛盾中发现共同的形式或者主题，而是试图确定它们间离的尺度和形式，试图描述有争议的空间。矛盾是客观存在，既要承认矛盾，又要研究其关系，实现调和。
因此，考古学一定是一项比较分析，它比较话语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呈现出话语的多样性。此外，考古学要辨别话语出现或变化的不同事件层，比如陈述本身特殊的出现层；对象的、陈述类型的、概念的、策略选择的出现层；以已经起作用的规则为基础的新的形成规则的派生层；一种话语的形成替代另一种话语的形成的层面（前两个出现层和最后这个层次相当于第一类表达，派生层相当于第二类表达）。它用转换的分析替代了不作区分地参考变化，它要分析各个层次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互转换的，所以断裂只是涉及某一种或某几种话语形成的一般规则的转换的名称。
我第一次自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是本体论。“‘什么是爱情本身？什么是它的本性？以及什么是它的作用？’这是本体论的问题”，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这么说。据此应该可以说，本体论就是对于事物是什么，事物有什么性质、作用的论说，也可以说这一类的问题是真理问题。福柯所要做的就是回答关于知识、权力、主体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本体论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知识，人们是怎么获得知识的呢？简单地说知识就是人们对事物是什么、事物有什么性质、符合什么规律的认识，从古代到现代人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6世纪及其之前人们主要是根据相似性来认识事物的，存在着四种与相似性知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形式：适合、仿效、类推、交感。适合是指事物由于其存在空间的邻近而可以相互配合、联系，仿效是一种不受位置约束的“契合”，类推只需要较为微妙的关系相似性，交感即能够引起相类似的感觉或者对人们来说具有相似的意义。相似性只有通过记号或标记才能显现出来。人们就是通过记号来认识相似性，通过相似性将世界万事万物联系起来的，用与一物相似的其他物来认识该事物的，在这个时代，世界中的事物处于普遍联系之中。
到了17世纪左右一些思想家（主要有培根）认为相似性只是一种幻象，它忽视了事物之间真实存在的差异和例外情况。相似性不仅不再是知识的形式，反而成为了谬误的原因，是当一个人并不检验模糊的混乱区域时所冒的风险。笛卡尔就提出了要用比较的方法来认识事物，其主要目的就是对事物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知识本身发生了种种改变：分析取代了类推的等级；每个相似性都必须受到比较的证明；相似性的相互作用从无限变为有限；精神活动不再在于事物相互接近，而是相反在于识别，即在于确立事物的本性以及与一个系列的所有连续程度的关联的必然性。世界的普遍联系被打破了，事物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处于被选择的不同的秩序之中。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反映了人们认识方法的这一变化。到了19世纪左右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又发生了一次变化，进一步要求从事物深层的、不可见的内在规律去认识事物，用于认识事物的符号与自然界真实存在的事物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扩大。比如在经济学中用抽象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是财富的来源而不是货币或者可被劳动时间所具体化的劳动，在生物学中对于分类来说有机体系统功能的重要性取代了某一个被认为至关重要的器官的重要性。
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力是密切相关的。权力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控制，有控制的现象或效果出现的地方就有权力存在着，权力依靠知识来控制，知识为权力运行提供依据，权力对知识的需要和依赖又会推动知识的发展。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的反映，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存在着控制因素的社会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权力也是普遍存在的，权力关系内在于其他的社会关系形式之中。权力并不固定为某个人或群体或集团所拥有，而是在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在互动中每个单位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运用着权力，各方的共同参与推动着权力的运行，加强着权力的效果。权力出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中。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主要阐述了国家权力的运行。
对于这个层次的权力分析存在着两大对立的体系，一种是18世纪左右建立起来的契约-压迫图式，它首先假定人们根据自然法拥有一系列自然权利，为了保护自身的这些权利需要先将其中的某些权利出让赋予某个主权者，与主权者订立契约，这个主权者就合法地拥有了统治权，据此进行统治，而这个主权者有可能滥用权力形成压迫。另一个是战争-镇压图式，这种认识方式认为，统治权是通过在战争中的胜利而获得的，这时镇压就不再是相对于契约的滥用或压迫，而是统治关系的简单后果。福柯选择运用战争-镇压图式来理解统治关系是怎样的。他试图理解通过战争形成产生镇压后果的权力处于两个标志或限制之间的机制，这两个标志或限制即法律和真理，这里的真理就可以理解为知识。法律的规定从形式上划定了权力的界限，权力产生出并引导真理的效力而真理又反过来引导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为了运转需要这种真理，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从中世纪开始，法律理论就主要是为了解释权力的合法性而存在的，这样一来法律话语和技术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权力内部分解统治事实，通过解释统治权的合法权利和服从法律的义务，来缩减或遮蔽统治的事实。福柯则试图扭转整个分析的方向，揭示法律是统治的工具这一事实，从而使被遮蔽的统治关系显现出来，而且它要使之显形的统治关系，不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统治其他人这种统治关系，而是在一个社会中通过相互联系的主体共同参与得以运转的复杂的统治形式。简单地说，福柯所要做的就是分析在现代社会权力是如何通过法律和真理运转的，或者说法律和真理是如何使统治关系渗透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
福柯之所以要做这一揭示，不是将权力的运行理解为关于唯一的统治权与被统治者的统治权关系，而是将权力的运行理解为在没有唯一的统治权的情况下，人们共同参与的统治关系，是因为权力机制变了。在封建社会，权力的运转方式基本上可以统治者/臣民的术语来描述，然而在17和18世纪，出现了新的权力机制。这种新的权力机制首先作用于人的肉体及其行动，这类权力以实际强制严密的分区控制而不以统治者的物质存在为前提，它决定了一种新的权力经济学，其原则是既增加受奴役者的数量，又提高奴役者的力量和效率，这是一种没有统治者的权力，出现了规范化的权力、惩罚的权力、管理生命的权力，这些权力影响到每个人，人们既服从这些权力，又运用这些权力。这些权力需要知识话语的支持。
法律将公共权利合法化，确立了社会实体至高无上的原则，这样一来，每个人的身体和行为都与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息息相关，为了保卫社会，必须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对每个人进行规训，对犯罪进行惩罚。由此与各种知识相结合发展出了种种规训、惩罚和管理生命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关键在于将人的活动进行精确的划分，对人们的每一种活动、活动的每一个步骤进行严密而有针对性的控制，比如制定行为准则、控制其发生的时空条件、创造有利于控制的环境、对人的行为进行监视，目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塑造出健康的、遵守规范的个体，同时又防止出现至上权力的残暴统治。现代社会区分出不正常的人的现象就反映出了现代权力的这些特点。总的来说，不正常的人就是威胁社会安全和稳定的人，社会对不正常的人的规训与惩罚要与对正常人的规训和惩罚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法律对精神病人不适用。那么对一个人正常与否的判断就很重要，这往往要依赖专业知识，如医学，而且对不正常的人进行控制的责任落到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家庭或者专业化的组织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掌握知识，从而运用知识来对他人行使权力，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成为被权力控制的对象。那么，人们是如何被塑造被认可为能够认识、参与权力游戏的主体的呢？（在我看来主体就是被认为有义务、有能力支配自己行为并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这意味着个体要接受教育和训练）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福柯在其研究的后期开始关注主体，关注人们是如何解释个体与自己的关系以及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的，这些解释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记载在《主体解释学》中。他通过对性经验的历史的研究将其知识、权力、主体三者紧密联系的观点充分展示了出来，写了他的最后一本书《性经验史》。
这本书开篇于对“禁止、审查和否定是一切社会中权力一般运作的形式”这一观点的怀疑，具体说到西方社会对性的态度上，就是对压抑假说的否定。福柯通过对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性经验（可以把经验理解为文化中的知识领域、规范形态和主体性形式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认为西方社会对性的控制并不是简单的压抑。在古希腊人们就非常关注对快感的享用的方式和后果，关注养生，发展出了很多与快感的享用和养生相关的方法和理念。对快感的享用有超过需要的放纵的危险，享用的时间、地点也有讲究，如果不按照养生法而放纵行事很有可能危及生命健康，性关系与快感、健康、生命相关，因此也是养生法关注的一个方面，需要被规范。一个负责任的城邦的成员应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恰当的、必要的和充分的关心的主体，这种关心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使得各种重要的或普遍的生存活动同时成了健康和道德的目标。正确处理由婚姻确立的性关系也非常重要。一个男性结了婚就意味着他成了一家之主，有了一种权威，在家中拥有权力，要承担起影响其公民声誉的责任，因此必须有德性，有节制，管理好自己，此外还要管理好妻子，把妻子培养成有美德的善理家务的家庭主妇。在这种关系中男性是主导，女性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希腊文化中，性关系除了与身体健康和家政相关之外，还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性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同构的原则在希腊文化中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并且在各种道德评价中行使着支配权力的原则。男性在性关系中处于主动还是被动的地位对其声誉非常重要。处于主动地位是有男子气概的表现，是有尊严的、值得夸耀的，而处于被动地位则是被瞧不起的。（在在古希腊除了两性之间的性关系之外，一个成年男性与男童之间的爱情关系也是存在并可以被社会接受的，所以也有很多对男性之间关系的反思）人们认为只有能够自我控制的人才能在爱情和婚姻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管理好家政，才有能力参与城邦政治管理好其他人，所以为了城邦的秩序和幸福，因为其身份和地位可以且必须参与城邦政治的贵族更应该进行自我教化。在这一时期的爱情、婚姻中，参与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政治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
人们对爱情的本质和婚姻关系进行着反思，后来认为在恋爱中双方的感情应该完全相似，爱情对于双方来说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它都是将其引向真理的运动，类似的，对婚姻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关系从分离、不平等向统一平等变化。人们对如何享受性关系、对处于性关系中的双方的地位及权力义务关系的认识，由此形成的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要求将人们塑造为了道德的主体，既参与规则的制定又被认为应该受规则的约束。性经验的历史是权力运行机制的一个缩影。
八月
布迪厄《男性统治》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实践感》
《关于电视》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艺术的法则》
一、场域、资本、惯习
布迪厄反对绝对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他用社会结构作用于个人的形式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布迪厄用三个关键概念，即场域、资本、惯习，及其相互关系和应用来阐明其主张。
1.场域的逻辑——资本在场域中的表现
布迪厄提倡开放式的概念，认为只有将概念放在关系系统中才能界定其内涵，而这种关系系统就是场域，即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这些位置依据在不同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现的和潜在的处境。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的特有价值观，拥有各自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行动者在这个空间中争有位置，即资本。
资本表现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又叫信息资本，有三种形式：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指某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对于符号资本而言，布迪厄往往运用的是这种符号权力所产生的一种符号暴力现象，即有语言、文化、思想和观念所构成的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强加一些严格的强制性规范，比如在男性统治下的女性的认识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实践的认可行为，单纯的接受，已经内化到身体里面去了，成为了一种身体的社会构造。
在场域中，每一种资本都能对人施加影响，处在场域中的个体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增加自身的资本。因为个体在场域中处于统治地位还是被统治地位是由个体的资本的相对比例决定的。布迪厄在此提到了一种“元资本”，它能够对其它的不同种类的资本施加支配的权力，使不同形式的资本所有者争斗。对于国家权力的斗争而言，它即指对中央集权资本的权力，每种资本能赋予支配不同种类的资本及其再生产的权力。
2.场域与资本结合的纽带——惯习的生成
惯习，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即是一种社会化的主观性，受个人与社会共同作用的。场域的存在需要行动者，因为这有这样才有了历史，行动者通过采取各种策略去获取资本，形成一种客观关系结构。
由此，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作用方式：
①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个 体身上的产物；
②建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赋予其感觉和价值。 在这里，布迪厄将其惯习概念与韦伯所主张的理性行动者的“理性”策略区分开来，认为习性仅仅倾向于生成各种“合理的”“符合常识的”行为，即习性的预测是一种建立在既往经验上的假设，对最初的经验特别倚重。而这种经验并不一定是韦伯所说的理性意义上的。比如发生在变革时期的“滞后现象”。即客观结构的变迁过于强烈，但那些人被以往结构形塑成的心智结构却没有立刻随之变化，而是遵循以往的行为倾向，即惯习的作用。这种现象在经济社会学的意义上被称为“路径依赖”。
此外，布迪厄进一步分析到，个体并不存在行动的功利性、意向性，其行动仅仅是一种没有意图的意向性行动，表现出一种超功利的行为倾向。
二、商业逻辑下的生产场的自律性
当前的文化生产场，不论是新闻场还是文学场，都出现了商业逻辑在它们之间的一种僭越，甚至在科 学场也是如此，从而导致了一种“颠倒的经济”。这种经济意味着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割裂，即布迪厄所说的文化产品往往在经济上失败或很少被外界权力机构支持的时候，才能获取这种生产场所看重的象征资本。
布迪厄从新闻场的角度出发分析上述现象，认为电视正无形之中受到商业力量的影响，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五十年代，电视关心文化品味，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而到了九十年代，电视极尽媚俗之事来迎合观众。这种传播观念转变的背后是收视率在起支配作用，因为收视率是追求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而高收视率必然带来丰富的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由此引发电视主题的改变。商业逻辑制约下的收视率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了纯粹的科学生产场与文学生产场，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人或文学家“合作”，即布迪厄眼中的同谋现象，最终危及科学场与文学场的自律性问题。具体来说，如此电视对生产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①电视开始扮演真理裁判的角色：比如十大杰出科学家的评选，从而导致电视
形成了一种误导，产生了一种“命名权”；
②导致科学场和文学场的混乱：一些人误以为成功与否取决于媒介的承认和好评，而不是科学场与文化场内部同行的评价，出现“谄媚”现象；
③揭露了媒体内外一种隐蔽的合作，即“互搭梯子”的把戏：电视通过其传播范围，以畅销书排行榜暗中实施商业化手段，促使记者与作者的互惠互利。由此，布迪厄开始探讨科学生产场及文学生产场的自律性问题，亦即自身合法化的问题。
1.科学场的自律性与他律性
布迪厄在谈到科学实践时，阐述了当前研究普遍出现的一种现象，令其焦虑不安，即实用研究与大学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之间的分界线已经在逐渐消失，学者们开始关注研究的商业需求，导致单纯的科学研究开始出现了一种异化现象，即派生出了他律意义上的研究。
这里提到的现象其实意味着两种科学研究的观念，一种是“纯粹的”科学观念，另一种是“科学集体”的观念。前者是科学具有完全的自律性，是按照自身内部的逻辑来发展的；后者是一种为社会大众广泛接受的观念，并借助于话语约定俗成的自动性逻辑。科学研究的争论的焦点即在于科学场的自律性问题，而生产场所具有的自律性，也应该是一种相对的，即它不仅仅屈服于外界压力，同时又处于各种张力之中。各个场域的区分原则遵循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自律性的程度，其二是对新进入者征收的“入场费”问题。首先是自律性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世界的客观性，尤其是通过对现实的创立来完成的，从而形成了现有的学科。对于“入场费”而言，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研究能力，主要是科学资本的获取；其次是对科学的某种虔信，即强调的是个人的报酬，和荣誉一样终身伴随，并不是对金钱的追求。
科学场的混乱表现为这种科学资本并不仅仅是科学场内部的权威性资本，还包括另一种施加于科学场的权力资本。科学场越是具备自律性，其等级制度就越是根据科学资本的分配结构的不同而发生明显的分化，表现为一种“交叉结构”：外界的权力的分配采取与科学本身的权利逆向的分配形式，其中蕴含的即是科学场的他律与自律程度。而当前的科学场正在逐渐丧失自律性，出现某种学术上的失真，亦即实验室研究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它所发表的正式报告，均是社会规范性的要求。这种报告是一种非个人风格的，从而产生了一种客观性表象。在布迪厄看来，科学作品这种被制造出来的产品，已经是“保守得很好的公开秘密”。
而在科学场中，社会学科学场的“入场费”又是很低的，其对学者进入该领域的专业性要求很低。因此社会科学必须和其它科学一样，必须将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进行自我了解和自我控制，即采取一种反观性的态度，并且将这种反观性转化为由他们的科学习性所构成的一种倾向，即一种自反的反观性，从而提前作用于行为的趋向模式。
2.文学场中的“有限生产场”和“大生产场”
在商业化背景下，专业化导致了一种专门供市场之用的文化产品的出现，并且它导致了一种作为其对立面的、供象征性的据为己用的“纯”作品的出现。后者表现为：文学家要想摆脱资产阶级的要求，并拒绝除文学艺术之外的任何主人的象征新革命的后果，而这只能是在市场消失的情况下产生，由此导致了文学家无法再市场上获取商业价值。进一步说明了上述的“颠倒经济”现象。
总之，布迪厄在分析科学场与文化生产场时，都阐述了生产场的自律性问题， 或者是自主性的问题。新闻场不仅受到经济场通过收视率的控制，而且它本身又以其结构，对各生产场施加控制力。为了摆脱上述现状，布迪厄强调科学场与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由此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即上述提到的有限生产场的。人们在塔内互相评判，但互相了解，彼此进行讨论的手段应该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此外，学者必须对那些不自主的人进行斗争，避免其渗透进各生产场中。而社会学场在入场费上太低，太多的文化生产者介入到社会学场中，因此还要增加出场的责任。
九月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
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当今社会，处处弥漫着一种现代性，它主要是指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的开放的想法，还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一种改革。这种现代性是一种断裂，其在形式上异于传统的秩序，即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伴随着现代性的断裂，它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环境危机，信任危机等，从而造成了现代人不安全感的持续上升。
在吉登斯看来，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反射性现代化”的时代，其特点是社会反射性，即我们生活的环境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我们的行动反过来也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造成的风险和机遇。而这种现代性来临的一个重要动力即是脱域机制的发展。
在前现代社会中，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但是伴随着时钟的出现，并且随着全球与地区的时间的标准化，促使时空发生了离，从而形成了脱域现象。这里的“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它表现为如下两种类型：
①象征标志：指相关交流的媒介，它能够将信息传递开来，尤其是货币符号；
②专家系统的建立：它促使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
上述脱域机制中很明显蕴含着一种信任态度，它与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即缺乏完整的息，常常与风险共存。在传统社会中，信息的封闭性形成了一种“程式真理”的效应，这种意义上的知识的认知就是确定性。然而，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知识充满了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一种信任问题。这里涉及到一种假命题，即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了解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当前的风险是“人为制造的风险”，它同知识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均有关系，一方面知识的高速发展以及普及化促使人们对专家的坚信不疑，另一方面个人既是普通人也是专家，一旦知识之间出现了不协调，个人就会无法做出抉择，由此产生不安全感。现代性的特点是：不安全的情绪的来源涉及的是我们给世界带来的后果。
吉登斯强调现代性是“非地域化”的，但是仍然会产生某种熟悉感，对熟悉感的再把握对本体性安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非地域化的一个特性是我们进入了全球性的文化和信息的环境之中，是在具有共享经验的全球化了的“社区”中的一种整合。它强调一种“再嵌入”，即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有助于社会将非当面性承诺转化为当面性承诺，也就是拉近专家与个人之间的距离，构建个人的安全感。此外，在现代性背景下，个人形成了一种投射性自我认同，促使亲密关系出现了变革，其核心是互相尊重与信任；它在此基础上扩散到了社会，彼此之间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构建了个人与抽象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
吉登斯的机构化理论主要强调的是一个社会结构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有几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梳理一下：结构化、系统、以及机构。
首先，结构是一个静止的状态，结构就是各个要素之间比较稳定的关系。所谓结构看作是这种转化的结构和资源，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征，正式这种特征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的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他们一种系统化的形式。
其次，结构的二重性则是结构的属性，所谓结构的二重性就是一种他认为结构是在人们的行动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连续的、绵延的过程，是连续流动的一种形态。人类行动就是连接社会和结构的纽带。社会行动会引发结构的变化。吉登斯将行动作为一种连续性的意识过程，而这种实践意识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无意识”状态，即在例行化的日常活动中得以实现，并在行动的过程中进行反思。吉登斯认为社会行动和结构有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行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为行动提供了条件、创造了环境。一方面，社会本身存在着结构，社会结构主要是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限制来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行动中将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并以此来影响、规范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结构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主要体现在实践当中。实践的过程中包含两种意识才影响行动者的行动，一个是实践意识另一个是言语意识。（例子）
再次，人们通过一种行动来指挥和影响社会结构。这是一种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互动是行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互动就是主体行动并且在主体行动中建构的。互动三要素分别是交往、权力运作与道德关系，语言是互动的基本媒介，而道德关系和合法化需要规范来制衡。言语作为一种符号利用情景依赖创造互相意义，言语其实就是一种实践活动，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规的一种活动。通过一种对话的方式来进行交往，而互动的道德秩序与他的整合方式相关。从规范演变成为一种规则，正式化的程度在提高，在从规则上升成为一种结构，强调一种道德感知。就是一种合法化条件下的固定状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环境指导，道德产生的约束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另一种是外部环境的威胁。以道德为承诺将个人的动机价值以及社会稳定结合在一起。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其实就是用言辞表达形式对规则的法规化解释。而权力运作与支配之间则需要一个工具来链接。如同一个官员需要运用他的权力。那么他可能会采用一种行政化的手段来控制。
最后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并非外在于个人行动，而是由规则和资源构成。规则包活表义性符号和规范性要素，而资源包括权威型资源和配置型资源。规则成为一种支配手段，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是与实践紧密相关的，它们不只是对人们行动的概括，而且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同时，行动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进行反思性思考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结构。人们在进行反思性思考的时候有两种意识在影响他们的行动。
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结构会涉及到相关的资源，它们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规则和资源是相互依存的。资源可以引申成为一种权力。权力表现在社会环境中，对资源起支配作用，资源的覆盖的范围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权力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权力是在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中并且通过它生产出来的，构成了配置性资源的形式有两种，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型资源在现代社会是指社会生产力而权威性资源则是指的是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这种手段其实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在传统社会中主要是一种权威性资源（个人的集权），但是现代社会更多的是两种资源的联合形成一种权力统治关系。权力的前提是在行动者和集合体在社会互动的日常生活具体情境中形成的。
所谓结构化：结构化就是一个结构发展、变迁的过程。结构化的实质就是对行动和结构关系的重新建构，跨越时空成为结构的过程。吉登斯认为社会生活本身是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实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是同时存在的，二者不可分离地在结构化中交织在一起，结构化成为制度制约和行动创造制度的运动方式。而结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支配机构转化或者持续的条件，通过人们产生的能动性，主观性的发挥将原先的静态结构变成一个另一种结构，就是一个新结构不断代替旧结构的过程。这也构成了社会在生产的条件。结构化过程就是规则和资源在实践中不断发挥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在例行化的日常活动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
而系统和结构的概念比较相似，他是以实践作为基础，对于惯性进行反思性的监控。行动者与集合体之间生产的关系。这也解释了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将人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大环境中去。而吉登斯的结构化与国家机器、现代化理论都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结构化中对于行为的反思，在现代化中也存在对于自我的反思，国家机器中的监控也是一个现代性反思的体现。
十月
本月书单：
《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论第三卷》
《马恩选集》一、二卷（部分）
本次报告将马克思的思想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介绍：资本论和社会革命。其实资本论的二、三卷都是以资本论第一卷的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进行论述的，在这里以这几个关键词为线索来介绍：利润、商业资本、利息、信用和地租。
利润来源于单位商品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异，市场价格一定时，不同资本家生产的利润由其成本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包括两个过程：其一是生产过程，由产业资本家完成，其二是流通过程，则是由商业资本家完成。利润的本质是剩余价值，市场价格一定，不同资本家生产的利润是由其成本决定的，不同资本家的利润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因而其利润率也是围绕着一般利润率上下波动。利润率是商品剩余价值与成本价格的比率，因而其与资本的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和生产周期有关，这就意味着资本家若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缩小可变资本的比例，一方面使生产扩大，另一方面是消费下降。商人是不能产生价值的，商品的循环过程也是不能产生价值的，但是循环过程却会占用产业资本家的资本使其无法产生剩余价值。商人的作用在于将产业资本家的商品资本及时转化为货币资本用于生产过程，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出更廉价的商品才能够在世界市场立足。
信用意味着接受者在将来的一定时间会得到一定的偿付。信用在使用中是循环的，信用的授予者最终也将接受他人的信用，在这个过程中，信用起到货币的作用，促进生产与流通，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也正因为信用是循环的，当其中有人不能兑现时便会导致整个信用链条的崩溃。资本主义的趋向是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这会形成其发展的限制，而信用制度可以让资本的来源不再局限于积累，从而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创造更为充分的条件，但这也容易使生产盲目扩大超过消费的需求，从而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
地租：土地的价值取决于两个方面，即土地的位置与丰度，地租的本质仍然是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当将一定量的资本投入到土地上时，不仅会得到一个一般利润，还会产生一个剩余利润。一般利润归资本家所有，而剩余利润则是变成地租归地主所有。
相对于资本论主要侧重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恩选集则主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人的论战及其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其中既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也有马克思对其他社会思想的批判。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来源于剩余价值学说，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越开越好，但无产阶级的状况并不会得到改善，反而欧洲各国工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这加深了社会两大阶级间的对抗。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必然矛盾，进而从理论上指导了无产阶级革命。
大工业生产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大机器工厂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固化，工人运动出现了高潮。马克思认为，生产及生产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产品分配及其和它相随的社会所划分的阶级是由生产及交换决定的，因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现存的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但这种制度的快速发展却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渐解体，工人只能为资本家劳动，因为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资本家的工厂，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社会的性质，然而它仍然服从于资本家的私人生产的前提，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冲突的源头。要想使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成国家财产，无产阶级就必须要取得国家的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上述生产力解放的过程，最终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要做到这些，物产阶级首先要通过革命获取政权。在封建王朝时期，以法德为例，无产阶级要联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进行斗争，在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要武装起来，建立政党，选举代表，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不可过度依赖软弱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其易投入到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地区，工业物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只有工人阶级通过组织起来并获得理论的指导时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工人领袖有责任理解种种理论问题，从而传播到工人中间去，要求工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直至取得革命的胜利。
这个月读书的状态要比上个月好些，感觉读书的效率提升了很多，理解问题的能力比以前提升了。马克思的理论知识是很艰涩的，但是能够静下心来去研读确实收益匪浅，他这种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对于加强社会学的专业素养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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