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读书汇报（4.14－5.13）
一、书目
《社会行动的结构》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社会的构成》
二、汇报内容
（一）帕森斯：唯意志论行动理论
帕森斯认为社会理论进行经验研究的主要方面就是分析人的行动，这是因为人通过表达意义的各种象征，表现出它们的主观感受、观念和动机；而且，所有这些主观因素才使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决定我们的行动。因此，帕森斯从人的行动角度进行分析，通过从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三个方面来看之前的行动理论，综合分析之后提出了唯意志行动理论。1、功利主义主要是以原子论、合理性、经验主义和目的随意性这四项特点为主的行动理论体系，功利主义主要体现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其在探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时，强调手段的选择性合理标准，以代价最小的手段达到利益最大的目的。功利主义对应社会秩序问题的研究，其把价值模式简化为单一的成本问题，通过效益分析来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主义提出原子论，其社会秩序在此条件下变得具备随意性和不可预料；而自由主义要保持相应的工具性手段的行动结构，秩序就只考虑外在于行动的社会结构，其通过强制或奖励手段来调节人的行动，在此期间不考虑人的主观性，即其是反唯意志论的。功利主义因此就会陷入二难推理的困境，在考虑主观性的时候就需要保留个人主义，但在考察秩序问题时，其摒弃人的主观性，强调目的导向，秩序来源于外在结构，是行动者无法左右的因素。2、实证主义比功利主义更接近于自然主义，其行动模式更加排除了人的主观性因素。实证主义强调实证科学是人作为行动者与外部现实之间惟一可以认识的重要关系，用可观察的因果关系来考察社会行动体系，将主观性完全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决定行动的原因主要是从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等来考虑。实证主义完全忽视人的主观性，忽视了符合领域相对独立的作用，其将行动者相应的因果关系还原为自然科学中的关系，而这很难解释社会行动者的随意性和可选择性。3、唯心主义则是相反的立场，其主要强调人的主观性，行动中的文化价值和主体意志的理解，把时代精神、共同理想和一般价值作为理解行动的出发点，忽视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外部条件的约束。
帕森斯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行动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功利主义中获得手段－目的图式，考虑韦伯关于行动的内涵界定，同时也参考涂尔干的道德在行动中的整合作用，提出唯意志论行动理论。帕森斯明确指出了行动者在行动中努力朝规范化实现行动意义的倾向，为行动者及社会研究者提供明确的价值标准去判断行动意义及其实现状况。帕森斯认为，在分析其行动意义及实现状况时，考虑的最小和最基本的就是单位行动，每一单位行动的基本构成包括目的、手段、条件、处境和规范性成分等要素。从单位行动的各个要素中可以看到，在一般行动过程中，人们在确定目的和选择手段的时候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其目的、努力、规范构成的价值因素体现了主观方面的因素。但这又并不是完全受人们的主观性因素影响决定，其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自由意志。其自由受到相应的处境和条件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受到相应的社会文化中的价值规范因素的调节，处境相应地为行动提供机会和阻碍，其处境和条件等体现了客观方面的因素。在人们的自由意志对行动起到一定地作用时，价值规范作为基础相应构成的社会秩序对行动也起到一定的调节和指导作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存在着张力，一切行动都包含着这种关系，正如帕森斯分析的行动理论中诸体系类型的图式，每种行动理论的关注行动的方面不一，产生不一样的理论结论。实证主义理论更加强调处境的成分，把正确的科学经验只是作为行动者对于所处处境进行主观取向的惟一有理论意义的方式；唯意志论行动理论则认为科学只是的方法论体系都未能全部囊括行动中所有重要的主观成分，其体系中明确包含着具有规范特性的成分，同时也绝不否认条件成分和其他非规范性成分的重要作用；唯心论行动理论主要将行动变成一种发散过程，其条件成分的作用消失，成为一种观念或规范性的成分的自我表达过程。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理论正是以此为基础上把对社会行动的研究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强调行动的目的－手段图式、强调人的意志能动作用、强调主体朝向目标性，通过分析各种社会行动的一般性主观意向，从而能够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变量，在此基础上能够为研究社会行动问题提供相应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原则，从而把抽象概念应用于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中。
（二）默顿：功能分析与社会结构
默顿的中层理论即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创立可以推导出能够接受经验研究的假设的特殊理论，逐步地而非一蹴而就地发展概括化概念体系，即能够综合各种具体理论地概念体系。同时，默顿进一步发展论结构功能主义，其对功能分析总结了相应的范式，定义主观意向概念，提出功能、正负功能和非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并强调功能需求与功能选择，提出结构语境、动态和变迁的概念，进而阐述功能分析有效性问题。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适的后果，负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适的后果，正功能与之相反具有正面贡献，非功能则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调适、为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无助于系统调适、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在进行功能分析时，不能只依靠功能的后果来考察相关社会事项，而应该注意判别分析对象系统的性质与界限，功能分析局限于整个社会，事项会对某些个人和亚群体具有功能而对其他个人和其他亚群体具有负功能。一旦我们摈弃对特殊社会结构之功能必然性的武断假设，我们就立即需要某种功能选择、功能等同或功能替代的概念，如果某个功能事项被另一功能所替代，这就表示其满足该系统的功能需要，其在可能变异范围上是可以选择的。
社会结构是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结构指社会系统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功能则体现社会和各部分在其生存和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默顿强调社会结构或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影响，其中文化上明确规定的目标以及社会结构所现代的达到这些目标的合法方式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要素。默顿认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文化事项对行动者的行为影响十分重要，其对个人或群体造成的客观后果进行功能分析，决定着在解释所描述的事项时应包括的方面，从而对功能的主要线索分析提供一定指导作用。同时默顿强调社会价值观决定着社会追求目标，社会规范规定着为达到目标所可采用的手段。一旦文化结构与目标同社会结构或制度化手段之间发生抵触，就会出现社会失范甚至导致越轨行为等后果。一定的社会行动类型与社会结构相关联，正常行为和越轨行为都受社会结构的因素影响，社会结构是有组织的社会关系，其与个体和群体的获得有密切关系。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冲突，特别是社会文化事项之间存在的紧张、压力和张力的关系对行动者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中的动态和变迁，。
（三）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是对功能主义的一种扬弃和超越，指出它的普遍的话语结构、它对于经典的解释、它的研究方案的范围以及它和该领域中其他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案的关系，新功能主义本身或许比任何其他得理论更能代表一种典型得综合性理论形式。其定义出新功能主义参照新马克思主义，作为已经出现的这种新的认识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广义的学术趋向。通过对原初的功能主义进行基本原则的批判，在传统和竞争中，综合理论传统的要素，在竞争中作出一种有效的回应要求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框架来理解社会科学的性质。社会科学知识的消长必须按照一种新的、比正统做法更精细的标准来进行评估。以一个后实证主义的模型为基础来判断和解释社会学知识的进步与退步。在评价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时，社会学传统是批判性分析的单元。在以传统为界限的框架的基础之上，我们勾勒出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多种不同模式，并用一些古典和当代理论与经验互相转变的重要个案来展示我们研究方法的生命力。新功能主义通过对帕森斯传统的核心思想的重建从而区别传统的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尽管在一些重大性和常常是根本性的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功能主义思想，但它们又不能截然分开。新功能主义通过综合传统的理论要素，针对微观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民俗学方法论和现象学为主批评功能主义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层面，而忽略论个体的自由性和创造性，通过对功能主义的弱点及批判的分析重建新功能主义，以此提高解释力。
社会学被两种相反方向的有关知识消长的理论所驱动：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硬科学，亦即社会学是准自然科学的正统观念的翻版，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是客观的和有因果关系的，社会学应该效仿自然科学寻求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软科学，亦即像文学和人文研究一样，进而产生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而亚历山大倡导的研究方法则是后实证主义。亚历山大强调科学连续体的一端是抽象的、概括性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另一端是具体的、经验性的、事实性要素，而科学话语的其他要素，包括意识形态、模型、概念、定律、命题、方法论假设和观察性陈述等，则位于两端之间。一个方面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于提供一般模型和明确的意识形态取向，是非经验的形而上学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具体的对经验层面和结构中解释社会过程，是经验可观察的方面。致力于行动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和意义的符号学及后结构分析，同时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了以前对帕森斯的行动和价值理论的不同看法，并开始批判性地考察当代民主制度地问题，从而发展出一种市民社会地社会学模式。亚历山大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多维度的，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因此相应地提出社会科学连续体，主张以多维地后实证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在此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阐发、衍化，到修正，再到重新建构等理论发展，使得新功能主义重新建构存在其合理性，功能主义通过了阐发和衍化，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到后期需要重新建构完成从功能主义到新功能主义的过渡。
（四）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结构的二重性
结构化理论的主要立场之一，是以为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关乎行动与结构的关系，结构化理论不是二元论，而是结构的二重性，人的行动建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又为行动提供相应的条件。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我们说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结构理解为规则的两种性质，即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资源也具有两种类型，即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如何确定行动、意义和诸体系的概念，确定它们与结构、制约等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吉登斯提出的行动中的自我的分层模式体现出结构与行动的模式，就是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激发过程视作根植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了解活动的环境和条件，活动的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饿的惯有特性，以例行方式监控着所进入情境的社会特性与物理特性。行动的理性化是指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理论性的理解，这同样是例行性的。而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和例行化与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区分开来，理由指的是行动的根据，而动机指的是激发这一行动的需要，而其并不与行动的连续过程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需要区分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及无意识，尽管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几乎总是可以用话语的形式，就自己之所以给出自己的意图和理由，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说清楚动机。无意识层次上的动机激发过程是人的行为的一项重要特征，同时日常生活的绵延固然是作为意图行动流发生的，但行动还产生了以外后果，其系统地反馈回来，成为下一步行动未被认识到地条件。结构通过人的行动建构，结构又反过来给予社会生活以形式和框架，给行动提供相应条件。结构的二重性在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不断组织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结构二重性不仅表现为社会结构本身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体现出经过人的实践活动建构的结构是行动得以建立起来的条件。社会结构对于个人不仅具有制约性，但同时也成个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具有一种记忆痕迹，使得行动具有主观能动性，也具有某种偶发性。
在结构化理论中，通过认识结构与系统概念之间存在的差异来把握这些特性的。在考察社会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同时考虑到横向的组合向度和纵向的聚合向度：前者即社会关系在时空里的模式化，包含了处于具体情境中的实践的再生产；后者则是指不断重复体现在这种再生产中的某种“结构化方式”的虚拟秩序。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它们以系统性的形式。在社会总体再生产中包含的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称为结构性原则。在这些总体中时空伸延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可称为制度。结构化理论中的规则是行动者在行动时所以来的制度及各种符号构成，正式制度是指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遵守的政治、经济等规范性制度，也是支配性规则，相对的非正式制度则体现影响行动者的各种心理、习俗及文化等规范性规则。结构作为被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或资源，除了作为记忆痕迹的具体体现和具有协调作用之外，还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其特点就是主体的不在场。相反，循环反复纳入结构的社会系统则包含了人类行动者子啊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被跨越时空再生产出来。结构二重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它又需要以行动者身处日常社会活动绵延并构成这种绵延的反思性监控过程为前提。除了区分系统再生产中的自均衡因果循环与反思性自我调控，还需区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将整合理解为不同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实践的交互关系。社会整合意味着面对面互动层次上的系统性，是共同在城情境下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系统整合指的是那些在时间或空间上身体不在场的人之间的关联，跨越广泛时空范围的不同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区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它们相互统一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
三、读书感想
社会学追求一种积累性的科学，不管是结构功能主义，到新功能主义、再到结构化理论，总的来说都是一种扬弃和超越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冲突，针对传统的理论分析和借鉴，并针对不足和局限构建和发展相应的社会理论。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其中的理论思想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价值。
3月读书汇报（3.13－4.13）
一、书目
《资本论》后半部分
《马恩选集》第一卷
《马恩选集》第二卷
《马恩选集》第三卷
二、汇报内容
1、生产力需求、交往形式与分工
从封建时代，经历行会到手工业再到商业，直到大工业时代，历史的发展脉络都是后者控制着前者，前者是后者的桎梏，在历史的发展中，生产力需求与交往形式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而分工在两者之间发生一定的影响，分工将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使得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之间发生一定的矛盾，其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带来一定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分工的前提下，使得生产力需求和交往形式发生一定的冲突，矛盾进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正是从生产力需求、交往形式、分工三者的基础上，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来理解唯物史观。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首先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生活，其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而在满足了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在此基础上，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是一种以实践对象为中介的实践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正是在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中产生、发展的，没有物质生产实践，交往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交往形式和内容随着生产力发展及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其相应的发生变化。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谈到周围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生产力需求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及交往形式。推动历史发展的冲突正是来自于生产力需求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同时，交往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形式属于比较局限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一个地域必须单独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保障。也正是如此，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异己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而在生产力需求及交往形式的冲突发展中，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就使得生产和交往的进一步分离。分工起初只是性别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有在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分离地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并发展到后来的精细化的工业大分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地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地分离，城乡之间地对立贯穿着文明地全部历史直到现在。分工是在生产力发展异己人的需要和交往扩大地基础上产生的，并且随着生产力地发展，都会引起分工地进一步发展，而少量的交往和需求的有限则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等级资本。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少的，各城市之间的有限交往和少量联系、居民稀少和需求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在生产和交往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新的分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过长期的斗争，瓜分了已开辟的世界市场，工场手工业完全依赖商业的发展，这种集中逐渐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则引起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使其的动力，产生了大工业时代的最广泛的分工。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以上就可以看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与生产力需求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分工则在此作为关键性力量影响其内在关系。
2、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宣言
正是在上述三者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基础上产生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在历史发展中，分工是产生异化的根源，要实现人类解放只有消灭分工，从而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找到现实之路。分工固定化使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这种社会力量不是个人自身联合的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这种异化的力量产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同时也使得极端贫困普遍化，这就使得这种异化的力量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共产主义正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的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
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正是资产阶级的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其具备了历史必然性，即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的武器了。
3、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中强调，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为市民生活。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各方面的存在，因此，社会上层建筑的形式构成与变化之原因的探索就只能到市民社会中去进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客观物质的基础上，并不是从精神方面来体现，其是人们现实生产活动的直接结果。人类社会结构就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和矛盾基础上。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人们的一切生产活动就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而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成了社会的现实基础。正如前面谈到的，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影响相应的需求和交往形式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社会现实基础的社会关系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最终引起相应的社会上层建筑的形式构成与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明确分析社会现象、社会结构，就应该从人们的生产活动所构成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来考察，并不是从其自身根源或人们的思想层面来考察。整个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正如马克思阐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社会结构的静态分析必然要找到其物质基础，而对整个社会发展运动过程的动态分析则需把握其内在的运动规律，掌握其阶段性和历史性特征。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变迁根源于生产力的变化，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就到来了。时代变迁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中表露出来，作为原因分析的物质基础，而不能从社会意识这个变化结果来追寻原因，它是作为客观物质变化的主观映像。正如整个社会形态从亚细亚到古代的、封建的，再到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正是生产力作为主要的推动力。 人自然形成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之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成第二阶段形态，再到后面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成为第三阶段形态。整个从政治经济学到来看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都遵循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时刻区分物质关系和社会意识，一种是生产的经济调节方面发生的无知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变革的物质现象；另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并客服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批判其为资本阶级统治的辩护，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秘密，分析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4、反杜林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是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起点，把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决定其伦理观念的价值向度。批判了杜林的抽象的个人，其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人的性别和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什么了，这两个人再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强调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伦理意义上表明道德具备现实基础，其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依靠现实的个人作为基础而形成的。思想、观念、意识的阐述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这些观念是关于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的活动、生产、交往、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决定着社会状态的变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真正的人类解放在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消灭私有制、人的劳动异化关系的消除，旧的分工消灭后达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消灭私有制，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根据社会计划来运用，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界的生存调节进入真正人的生存调节，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任，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无产阶级不但必须解放自己，而且必须解放全人类，因为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整个社会也就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杜林的道德论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像即概念去衡量对象，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从社会最简单的要素推出永恒真理，避开了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属性。而马克思前面强调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因此，道德的产生也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等联系一起的。人们在从事物质活动和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各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使得相应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产生一定的冲突和矛盾，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而调节这些矛盾将形成一定的观念和意识的直接产物，这就会形成道德，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道德发展也会相应的经过否定之否定得到发展。同样的，杜林从社会最简单地要素出发推论出两个人组成的平等公理。杜林认为平等是道德正义的基本形式，也是法律正义的基本形式，是一切社会和一切时代的永恒真理。恩格斯强调原始家庭构造出来的男女之间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无法构建出平等公理，且不平等的起源，并不是由于两个人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了肯定的要求，出现暴力产生不平等。杜林所强调的两个人意识的平等只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物质基础，排除了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属性的抽象的观念。人们是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来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他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因此，任何一种平等观念只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是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平等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历史为前提。真正的平等是一切成员，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杜林认为不平等产生于暴力，相应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破坏永恒的公理，一切自然和社会规律被暴力可耻地歪曲了。恩格斯依据关于善恶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对杜林关于政治暴力绝对的否定的观点进行批判，从伦理意义上对政治暴力进行了价值辩护。暴力在历史中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而这个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是不可能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工具的。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政权。
5、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法国的启蒙学者们认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能够按照思维的理性来构造现实，建立理性王国。但是现实的发展与资产阶级建立的理性王国不一样，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法国大革命对建立理性王国的尝试宣告破产。面对理性王国与现实社会的冲突，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空想描写理想社会制度，提出直接共产主义理论，平等的诉求不再限于最初的政治权利方面，逐渐拓展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价值批判指向由消灭阶级特权，发展为消除阶级差别本身，由最初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发展为现实主义精神和接近科学形态的理论表现。圣西门明确了社会的对立形式，认为以宗教为纽带结合起来的科学和工业将会占据社会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地位，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傅立叶关注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提出社会历史划分为 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阶段，任何历史阶段不仅有上升期也有下降期。欧文则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改造的基础，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应当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服务，并指明了阻碍社会改革的是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形式，提出通过合作社和劳动市场向共产主义过渡。致力营造合乎人的尊严的社会环境，践行共产主义思想。但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决定来生长于这一历史使其的理论的不成熟。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只能通过自己的头脑，以思维着的理性来评判现实，描述未来。
唯物主义历史观机器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唯物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不再向之前只停留于空想着的思维理性的产物，而是从现实基础出发，从物质的经济基础中探寻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点。人们通过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精神活动时候，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画面，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只把握整个画面的轮廓是不够的，而需要把握各个细节，从特性、原因和结果等方面加以研究。人类的思维任务经历来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宏观认识和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微观研究，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折旧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中，陷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而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地发展和人类地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地反映，只有用辩证的方法，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在于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充分显露，现代工人阶级不断壮大，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来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实施中发现出来，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发现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两个内在矛盾，一个是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一个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占有代替来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产品的人，生产资料由分散的、个体的状态转变为社会的并为资本家所掌握，劳动受雇转变为终身受雇，逐渐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个别工厂在不断的竞争压力下，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规模扩大，不断强化自身组织性，但这对于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和发展前景却是盲目的，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且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个字进行生产，使得个别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家不断改进扩张自己的机器，这就排挤了工人阶级，形成劳动人口过剩，产生一支产业后备军，更增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超出了市场需求的扩张，使得个体生产的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随之发展到不相容的地步，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全部社会只能由工薪职员来执行。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摆脱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6、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4月份补充）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原始社会，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阐述原始社会家庭关系和氏族制度的基础上，深入论证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本质和消亡的历史规律性。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恩格斯在论述时坚持来从生产力发展演进来揭示社会现象产生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氏族制度的伟大，但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原始氏族制度体现了原始公有制和原始民主制精神，但也由于封闭性和局限性阻碍生产力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原始氏族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私有制和阶级必然产生。在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整个历史时代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不断地提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财富的不断增多，由原先的归氏族所有，逐渐转变对财富的私人占有，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来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
私人占有现象的出现使氏族成员在占有上的差别日益突出，氏族内部乃至整个社会由于财富的私人占有的作用，财富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贫困人数日益增长，从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氏族组织就开始瓦解，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来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私有财产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就是这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这个机关就是国家被发明出来了。这期间，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验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与之交换的普遍商品，这样依赖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开了一系列其他缺口，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
私有财产逐渐变成了目的本身，一方面形成来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地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地胜利竞争，而另一方面，也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不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地产物；国家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段，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明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按照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地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
三、读书感想
整个看马克思著作的过程都是问题解答、知识点逐渐清晰的过程，在开始看马恩选集前就带着许多之前想要了解的问题进行阅读，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从解答到推翻再到解答的过程，整个阅读下来算是基本了解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个在之前的学习中只是相对抽象的概念范畴。
2月读书汇报（2.9-3.12）
一、书目
（假期及开学一周期间：《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下册）
《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论》第三卷前半部分
二、汇报内容
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就是围绕剩余价值的研究，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等方面来展开，生产作为基础进行资本积累，运用交换的手段进行资本流通，从而能够进行剩余价值的分配及消费，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分析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出发，了解剩余价值de生产、实现过程，理解社会总资本的整个再生产及流通过程，才能更好地理解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有更清晰和深刻地见解。
（一）资本的生产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主要阐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来考察，围绕着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问题，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自身的生产进行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出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的本质。
1、商品、劳动及其社会关系：
马克思以商品的特性为开端，进而衍生出的人类劳动的二重性，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由物与物的关系来表达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衍生出来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使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成为有用劳动，决定产品存在的劳动是不同质的。而将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这一点存在，商品价值体现的就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即简单平均劳动。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一般劳动。马克思谈到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也就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价值形式存在三种：1、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价值表现的两级分别是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2、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商品世界的其他无数元素上，这个价值本身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每一种特殊等价形式都与其他的特殊等价形式并列；3、一般价值形式，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获得一般等价物的性质。这种一般等价物与商品金的自然形式结合就成为货币形式的胚胎。也正是商品世界的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用物与物的关系来表征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商品通过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货币或商品的交换过程中，货币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是价值尺度，用来计量作为价值的商品；货币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是价格标准，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整个商品交换过程就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即W-G-W，全部过程表现为商品流通。
2、货币、资本及其剩余价值生产：
马克思接着以货币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展现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W-G-W与另一形式G-W-G，在此过程中流通的货币以及转化为资本。前一种循环的始极是商品，其最终目的是消费，即体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后一种循环的始极是货币，其最终目的是资本增殖，即体现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此循环终，货币额增加了一个增殖额，即G-W-G’，G’=G+◀G,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这个循环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货币在流通终产生的增殖额为资本的积累奠定了物质基础，是资本不断增殖的必要保证。在G-W-G’的流通中，与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即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这种变化只能从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消费中产生。劳动力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而劳动力的价值则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劳动力之所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正是由于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劳动力作为商品，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大于它自身的价值源泉。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就是以流通为中介，购买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在生产领域中的价值增殖过程作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准备。在生产过程中，转变为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称为不变资本，而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改变自己的价值，称为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即生产过程前是C=c+v，生产过程后是C=c+v+m，m=v+▶v，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这全部进程是转变为劳动力的那个原来不变的价值的自行运动。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即m/v。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这两个比例把同一种关系表现在不用的形式上：一种是对象话劳动的形式，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一个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是同一个资本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比决定的。M=V*m/v，M=k*n*a’/a。平均工作日的绝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或者说是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有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预付可变资本量这两个因素而得出来的。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其分为两种形式：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绝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相反，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而正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分工协作得以发展，甚至到了机器和大工业时代。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力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协作地发展使得手工业引进分工并发展分工，最终发展成一个以人为器官地生产机构，成为工场手工业。构成此生产机构地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片面地局部工人组成的，或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而成，或依次经过一些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各种劳动因而各个工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互相以来，迫使每个工人在自己的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因此形成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特别是劳动强度的规律。工场手工业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而机器和大工业时代则与工场手工业不同，在生产方式的变革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劳动力为起点，即通过分工协作来发展生产机构，而大工业则以劳动资料为起点，从工具转化为机器，通过发动机、传动机、工具机或工作机构成。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及劳动强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地工人阶级受资本的支配，同时游离出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制造来过剩的劳动人口。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劳动力价格与剩余价值的相对量与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成正比，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为劳动的必要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表现为工资这样的转化形式。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其中直接表现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的转化形式为计时工资的形式，另一种由生产者的工作效率来决定的转化形式为计件工资的形式。
3、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无论是商品与劳动的二重性所表征的社会关系，还是货币转化为资本所体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另一方面劳动的价值被货币形式所掩盖。通过对商品、劳动及其社会关系的理解，对货币、资本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梳理，明白不仅拜物教这种异化状态，同时私有制对工人的不断剥削，这些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每一个社会生存过程，都是再生产过程。如果剩余价值作为收入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周期地获得并消费，这属于简单再生产过程。而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则是资本积累地过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所有权与劳动地分离使得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由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地不断再生产和它地规模不断扩大地再生产。在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原始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其只不过是通过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强制其成为雇佣工人等方式，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由原始积累产生出资本技术构成地变化，即生产资料地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再资本地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地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但这决不排斥可变部分的绝对量的增加。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过剩人口具有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三种形式。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二）资本的流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主要阐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围绕着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对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针对生产过程开始前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的购买过程以及生产过程后商品的销售过程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实现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正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再研究完生产过程后，必须对流通过程进行研究，才能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以及内在规律有更全面的理解。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经历的不同形态及循环过程，阐明资本流通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揭示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规律。理解资本主义的总流通过程，首先理解单个资本的不同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运动，通过单个资本的周转过程揭示出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
1、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资本的循环过程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经历G-W这个流通行为。第二阶段，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其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第三阶段，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经历W-G这个流通行为。
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第一阶段G-W<A Pm体现为由货币资本G转化为生产资本P。在第一阶段的行为中主要是生产要素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在第二阶段W<A Pm…P，货币资本将已经分离的生产要素通过购买再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是资本的无偿劳动，为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经过生产过程P…W’，产品是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其价值为P+M。在第三阶段W’-G’，商品作为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职能存在形式，成了商品资本,通过出售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商品资本的实现因此的分离，使得生产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采取了独立的货币形式，剩余价值可以用于个人消费或是资本积累，从而进行资本主义再生产规模的变化。整个循环就是G-W<A Pm…P…(W＋w) –(G+g)，资本价值在流通过程中采取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资本表现为一个价值，经过一系列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形态变化形成循环运动。
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P…W’-G’ -W…P,表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即再生产，而且是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如果全部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则体现生产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如果剩余价值全部或部分用于资本积累，则资本是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运动。W’ (W＋w)－G’ (G+g)－W’ (W<A Pm＋w)前者为再次购买等值的生产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后者作为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本循环公式为：P…W’-G’ -W…P’，生产资本按更大规模开始新一轮循环，P’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结果。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剩余价值必须达到能承担生产资本职能的最低限度才能实现资本化，在此之前职能以货币形式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其职能在于价值增殖，而不是简单的贮藏货币。这种货币积累基金是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可以体现准备金的职能，用于消除干扰因素以维持生产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W’-G’ -W…P…W’，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起点和终点的W’价值相等，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终点W’的价值大于起点W’的价值，为W’’。商品资本循环不同于货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在起点和终点W’作为商品资本，是增殖了的资本价值，无法消除剩余价值的痕迹，商品资本循环不像货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作为单个资本的循环运动，其体现出单个资本循环的特殊形式，也体现了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运动。这个循环不仅包括以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商品资本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要受到社会总产品各个部分的价值比例关系制约。
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形式。资本流通不同与一般商品的流通，产业资本在流通过程中与一般的商品流通是交错在一起的，产业资本流通在总体上支配着一般商品流通。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生产时间是指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领域内的时间。生产时间越是接近劳动时间，生产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的生产效力就越高，资本价值增殖的程度就越大。资本流通时间则是资本停留在流通过程中的时间，分别经历了G-W和W-G的两个过程。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互相排斥，流通时间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饿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流通费用则是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缩小好的费用，包括纯粹流通费用、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这些费用服务与资本流通过程，前者不参与价值和剩余夹着的生产，后两者所话费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费用参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资本在流通过程的延续，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变化。
2、资本周转
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过程，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资本的周转时间计量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那段时间。资本周转次数n=U／u，即一年除以资本周转时间。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循环一次的时间是不同的，由此可以看到资本形式的不同表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资本逐渐转移其价值到商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取得了固定资本的形式，而一次性将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的资本取得了流动资本的形式。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是由资本价值的不同流通方式，从而不同的价值转移方式，因而产生不同的周转方式决定。流动资本与流通资本不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资本，通过生产资本的价值转移方式不用决定的，而流通资本是与生产资本相对立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统称。预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其总周转就是这两类资本周转的平均数，借助货币资本循环计算出预付资本的总周转速度。
劳动期间指的是一定生产部门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互相连接的工作日的数目。劳动期间的长短，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周转的影响不同。对于固定资本而言，劳动期间的长短不影响其周转速度。而流动资本的价值是随着生产过程的进行而同步转移，劳动期间较短，则流动资本的周转期相应缩短，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加快，束缚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预付资本量就越少，劳动期间较长则情况相反。生产时间是指资本被束缚在生产领域的时间，劳动时间是生产时间，但是生产时间不都是劳动时间。流通时间则是资本停留在流通过程中的时间。流通时间中的出售时间受销售的空间距离、交通运输工具及供货契约的规模等影响。
资本的周转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应的周转时间是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在流通过程中，一部分流动资本从生产资本中游离出来，采取了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形式，承担着流通资本的职能，而在此过程中如果没有追加的流动资本，则生产过程就会中断。为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资本家根据相应的情况追加相应的流动资本。在流通期间和劳动期间相等、流通期间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时，资本间是交替进行周转，而没有游离的资本出来；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且不是简单倍数时，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与游离出来的资本相等；在流通期间小于劳动期间时，游离出来的资本和总资本中为流通期间预付的那部分资本相等。价格变动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第一种情况，生产规模不变，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不变，流通期间从而周转期间发生变动，流通期间缩短，预付资本游离出来，流通期间延长，预付资本束缚起来。第二种情况，生产材料的价格发生变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价格上升，需追加资本才能维持原有规模，价格降低，则预付资本游离出来。第三种情况，产品本身的市场价格发生变动，价格下跌，预付资本在流通过程种丧失，价格上涨，在流通过程种回流多于预付资本的货币。
一年内生产的 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额之比，成为年剩余价值率。可变资本年周转次数n，反映了预付可变资本与实际使用可变资本的差异，这正是理解年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率间差异的关键。可变资本消耗在劳动力上，生产过程中创造出自身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品，而只有在流通过程中实现产品的价值，将其转化为货币形式，可变资本的价值才真正完成一次周转期间，这决定了周转过程中发挥职能的实际可变资本总额的多少，影响可变资本的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对于社会角度来说的可变资本的周转，周转期较长的不断从商品市场取走产品却在周转期结束前无法投入价值产品。因此，可变资本周转期间的长短对于社会角度的资本流通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缩短周转期间能够降低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剩余价值的流通则是流通价值实现货币形式，若按原规模再生产则是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实现的货币将进行个人消费，而非进入生产过程。而按照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剩余价值则部分或全部进行资本积累，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3、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研究对象是各个单个资本生产和流通的总和，即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过程。前面已经对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循环运动作了考察，同时在资本周转期间分析了资本流通的本质规定及其运动规律。而社会总资本是各个单个资本的总和，因此其相应的运动规律及流通本质也适应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但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是单个资本运动的简单相加，而是单个资本运动时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产品的实现，通过分析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来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内在规律。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货币资本是运动的起点，是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同时预付资本停留在货币形式上，也对生产资本的规模构成一定的限制。
作为单个资本产品的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为总资本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也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以一定的比例关系等价交换，以实现对消耗掉的社会总资本进行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构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前提条件。对于社会总资本运动的恰当形式是商品资本循环公式，商品资本循环公式W’ (W)－G’ (G)－W’ (W<A Pm)…P…W’；w-g-w中不仅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在该循环运动中，通过说明这个总产品W’的每一价值部分会变成什么，才能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社会总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在每个部类中都包含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年产品的价值为c+v+m。部类一：c1+v1+m1；部类二：c2+v2+m2，其中2（c+v+m）=1(v+m)+2(v+m);1(c+v+m)=1c+2c,社会总产品价值为1(c+v+m)+2(c+v+m),年价值产品为1(v+m)+2(v+m)。（1）部类二中的内部产品交换，即部类二中v2+m2的消费资料由工人阶级和资本阶级个人消费，在这又细分为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消费。（2）部类一中的v1+m1与部类二中的c2交换，即部类一中的生产资料与部类二中的消费资料交换，通过货币流通完成，通过储备货币或资本预付，并通过货币的直接回流或见解回流来完成此交换过程。（3）部类一中c1生产资料用于本部类不变资本的补偿，第一种方式是一部分生产资料产品直接加入本部门再生产以完成对不变资本的补偿；另一方式是生产资料产品通过部类一内部的部门间的商品交换加入再生产以补偿不变资本。
社会总产品各部分间的流通实际上是由许多相互对流的交换活动所构成，为对流双方的资本家所持有的货币储备为社会总资本积累提供了必要的货币来源。在部类一中，一些资本家A处于卖的阶段，不断把剩余价值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进行贮藏，把商品不断投入市场，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另一些资本家B处于买的阶段，不断将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不断将货币投入市场，取出生产资料进行再生产。这对流的双方的价值比例关系只有保持平衡才能保证再生产的连续进行。这种资本积累将影响部类二v+m与部类一c的交换比例关系，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就必须1(v+m)>2c。
（三）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3.13-3.20的补充总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主要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围绕着剩余价值是如何分配的问题，主要研究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并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剩余价值如何在各资本家集团中进行分配的问题。马克思就是在本卷中研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阶级关系等等现实中的关系，同时，揭示论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矛盾，例如生产与实现、与消费等等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周期性危机当中，体现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永恒的，而是过渡性的。
马克思首先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当中阐述了利润的本质及运动规律，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的转化形式，在成本价格的表明的形成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的起源，必然从可变资本部分转移到总资本上面，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及剥削关系。即m/C的p’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并且在资本周转速度、不变资本的节约以及原料价值变动的影响下在量的方面发生变动，p’与m’表现两种不同的关系，p’不能表现出剥削程度，只是表现全部预付资本的增殖程度。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等量资本也就占有不等量的剩余劳动，生产不等量的剩余价值。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在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由此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一般利润率计算的平均利润。价格同商品价值的偏离，对于社会总资本来说会互相抵消的，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较高资本构成，生产力高，价值低于价格；较低资本构成，生产力低，价值高于价格。有机构成不同的各生产部门原本具有不同的、特殊的利润率，这些部门中的绝大多数的资本构成是和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构成相偏离，只有中等构成部门的资本产生的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接近一致。按照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量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来均等地瓜分社会总剩余价值，从而分得相应的平均利润，价值围绕着运动的中心，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这种价值的体现则为市场价值。较好条件的生产的个别价值低于中等条件的个别价值，而中等条件的个别价值低于较差条件的个别价值，当哪个数量占据较多的时候，市场价值则依照哪方偏离，即当较好条件的数量较多时，则由较好条件来调解，反之亦然。马克思谈到在供给和社会需求相一致时，商品则按照市场价值相一致的市场价格出售，但这实际上不会存在绝对的一致，供求和需求的差距会进行调节。之前资本主义的积累的一般规律是造成人口过剩的人口规律，而在利润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形成了利润趋向下降的规律，造成资本过剩。而在此基础上，资本家通过不断的扩大生产，使利润量增大来弥补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造成不顾需求的扩大生产，最后需要通过危机来解决。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人口过剩、资本过剩的资本积累规律和利润趋向下降规律都显示资本主义的过渡性和局限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则通过社会分工的发展形成与产业资本独立出来且职能相对独立发展，从而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其通过参与利润的平均化，使得购买的价格低于其实际生产价格，从而按照其资本量取得相应的利润。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借贷的资本成为生息资本，货币资本家将其让渡给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作为职能资本使用，并通过让渡在一定时间内取回并获取利息。生息资本作为资本商品，利息则表现为生息资本的客观基础，利息作为利润的一部分，其在不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不能获得平均利润，但以利息形式分享职能资本家获得的平均利润，从而将平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两部分。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逐渐变得表面化、人与人的关系则物化。土地所有权，从而对直接生产者土地的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资本并作为独立的自行运动自行增殖的价值，作为劳动的凝结，土地则并不是劳动的凝结，而是自然力的运用，主要是作为使用价值来运用。研究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形式，是研究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前提，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在地租关系中，构成三个并存的相对立的阶级为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在利用自然力生产的产品的生产价格按社会平均生产价格出售，其将获得一个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来源于自然力的运用而降低来成本价格。这种自然力就具有垄断的性质，由那些包含这种自然力的特殊地段的所有者来支配，其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这样，超额利润就转为地租。这种地租是级差地租，产生于支配者一种被垄断的自然力的个别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和投入该生产部门的一般资本的一般生产价格间的差额，自然力作为其基础，土地所有权将已经创造出来的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级差地租非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被使用在等面积的不同级别的土地上产生的不同结果，形成的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其由肥力和位置来影响。由于存在资本主义经营垄断决定了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职能由最差的土地的个别生产价格调节，其不提供地租，其余较好和最好的土地在同量的土地面积上投入同量资本获得的超额利润则转为级差地租。第二种形式表示等量资本连续投在同一块土地上所产生的不同的生产率，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资本不同价值部分的超额利润和不同的超额利润率，在这两种场合都是按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其连续投资所能取得的超额利润的量在租约期间内，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则归租地农村主所有，而不会转化为地租，而土地所有者则通过增加地租来获取追加资本带来的超额利润。土地所有者力图缩短租期，租地农场主则最大限度在租期内连续投入资本来获取超额利润。级差地租在生产价格不变、下降及上涨，生产率提高、不变、降低相应地衍生出九种情况。最坏耕地地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相对，因而不会产生级差地租，而在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最坏耕地也有可能产生级差地租，即使最劣质地土地也必须缴纳绝对地租，意味着市场价格必须高于生产价格形成一定余额，租种劣等地地资本家才能在获得平等利润后还能交出绝对地租。地租取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地全部差额或是一部分，完全取决于供求状况和新耕种地地土地面积。土地所有权本身并不创造地租，但它是使农业部门地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地根本原因。马克思地地租理论阐明存在作为价值和生产价格差额地绝对地租，从而也就证明率平均林润和生产价格规律发生作用也是根据价值规律，而不是与价值规律相矛盾。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进行批判，强度收入来源于劳动创造的价值后，指出了竞争的假象。根据整个资本论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趋势作出总结，谈到分配关系以及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危机时刻的到来，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在谈到经济关系后，进而谈到阶级关系。
三、读书感想
马克思从最基本的元素商品、劳动开始，发展到资本主义在农业种取得支配地位和反映这种关系的经济范畴地租，在思维种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整体，完整揭示出了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包含其各元素的作用、地位及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主义主要是追求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基本点，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等方面来展开研究。资本主义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组成的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及劳动力，而工人阶级则与生产资料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韦伯则是从理性的范畴来看待资本主义，新教的节欲及不断再投资资本成为其救赎论的基础，其中，理性计算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世界的祛魅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前提。
在接下来的阅读中，充分运用时间！
12月份读书汇报（截止2017年1月18日）
一、书单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宗教与世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
二、汇报内容
宗教社会学：从“行为”这一关键词来看，正如韦伯将行动类型分为四种：传统式、情感式、价值理性、目的理性。韦伯将权力支配的妥当性基础分为三种纯粹的理想类型：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理斯玛支配。同样的，除了韦伯的制度层面的研究外，对于文化层面的研究也可以从行为这一关键词的角度出发，社会学研究的并不是宗教世界当中的宗教现象的本质，而是因宗教而影响的行为，因为此种行为是以特殊的经验及宗教特有的观念与目标为基础。理解这种根据日常目的、以以以为取向的宗教行为，同时分析这类行为对伦理、经济、政治等领域活动的影响，并且明白确认出各个领域所秉持的各种异质性的价值之间所可能产生的冲突。韦伯认为首先得区分两个方面：一是与书结相敌对且以救赎为其去向的信念宗教；另一是接受现世且试图适应现实的纯粹仪式性或律法的宗教。后者的适应世界可能导致一种纯粹官僚体制式的道德伦理形式，实用主义并当一切禁欲主义及神秘主义；前者救赎宗教所信奉的是神圣的信念，基于能够有益于救赎事功的影响的伦理行为，这些事功可以是：1、纯粹仪式性的行为或典礼（个人性卡理斯玛、背离理性行为）；2、社会性事功（善行的论理性系统化、邻人伦理）；3、个人的自我完成（个人神格化形式）。救赎的系统化与理性话因此导到日常生活与非从日常性宗教生活之间的严格分野。问题便在于如何抵抗世俗以处在神圣恩宠状态。救赎的确定感旺旺导引出一种宗教性受选意识，将产生达人伦理，救世主宣称自己是人与神的中介，自命与神合一。而信仰总是构筑于对意义的坚信上，信仰者的行为以此为依据。
韦伯将各种宗教活动进行分类，首先是巫师与祭司作比较对照，分辨祭司与巫师，祭司用来称呼的是那些负责一个规则化、有组织且持续性的，关注影响神的经营的人员，有别于巫师的个人化的且随机式的行为，明白巫师主要是以巫术手段来影响鬼神，而祭司以其作为祭奠上的职司而试图荣耀神祗。祭司阶级的决定性要素在于这些执事者是积极参与某种类型的社会团体，他们是为这些团体所任用的，或是团体的器官，为团体成员的利益服务，有别于自由职业的巫师。祭司是他们具有特殊的知识，固定的脚说以及职业的资质，使得与从奇迹与启示所展现出的个人天赋的巫师与先知有所不同。祭司与巫师之间的区别就其鸽子知识本质的不同来确定。分辨祭司的理性训练及巫师飞理性训练，纯粹经验技术性的训练。也就是说祭司是一种恒常的、有法则制定的事物之执行者，而巫师的活动是断断续续无常秩的，其就个别情况为个人服务。祭司是一个由众多成员与一行政体所组合而成的组织团体的一名职司者，而巫师是个自由的从业者。祭司乃是在知性上足具资格来从事一门特殊的知识体系，及一套概念精微的教义的人。巫师的知识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相关联于非理性的手段，而祭司的教育缺失以理性的训练、理性的宗教思想体系、体系化的伦理训练为基础。当一个祭典没有祭司，即不会出现形而上学观念之合理化与独特的宗教伦理。发展由于祭司阶级之外的一种或两种力量联合的运作，亦即先知，形而上学观念或宗教伦理之启示的担纲者；以及俗众，非祭司身份的祭典信徒。没有组织的祭司层存在，即无理性化的宗教生活可言。其次，韦伯指出先知作为纯粹以个人之身负有卡理斯玛灵性的人，基于本身的使命而揭示一套宗教教义或神圣的命令，他可能是一宗教的创建者或改革者。先知不同于祭司，祭司所从事的是一套神圣的传统，而先知带来的是个人的启示，且基于一套新的律法法而疏离起权威的人。先知很少出身祭司阶层，通常是个俗人。祭司是旅行他所属组织性救赎经营大业所托付给他的责任，而先知则如巫师般是凭其个人的禀赋，以纯粹卡理斯玛的风格行事。先知也不同于巫师，先知揭示一种启示，并非巫术性的法术，而是一套教义或某种义务。先知是为己之故而推展其理念，从不计较任何报偿，活动是自发无偿的。先知可能会具有立法者性格或只是一名教义导师，先知本人知识希望过新样式生活或将自己作为他人的模范人物。即使命先知预言与模范先知预言，可能沦为秘法传授者。宗教行为也可能导致典型的大人现象：禁欲的与神秘论的。禁欲的宗教行为乃是受到上帝的引导，因此个人感觉自己乃是上帝意旨的工具，而是神的容器。在于如何达到一种类似于神的状态。其彻底舍弃现世，在于安息于神的怀中。达到一种神秘的合一境界，某种全新而殊异的知识便随之而来。这时对于世界之不二意义的感知所构成，号称神秘论者的实在的知识。禁欲者认为冥思是怠惰与放纵状态，神秘论者认为禁欲者乃自溺于无谓的紧张关系与斗争。禁欲者以事业成功确定本身救赎，而神秘论者从未确定其本身是否得到救赎。两者都未接受现世，禁欲者认为现世不过是功成名就的舞台，神秘论者认为此世的成就与救赎无关，且存在阻碍救赎的诱惑。禁欲者在伦理带动下走向先知预言或社会关系的革命性翻转。神秘论者转变为一名秘法传授者或称为某千禧年革命福音的倡导者。
韦伯同时分析了身份、阶级与宗教，明确各阶层对于宗教的态度。1、农民阶级的宗教性，农民的命运是及其密切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十分依赖游记的过程与自然现象，经济上则极少导向合理的体系化，农民达之上只有受到奴隶化赤贫化的威胁下，才会成为宗教的担纲者。伦理宗教产生因素主要是两点：一是农民针对城市灵珠与财主而嫌弃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影响；二有关社会身份齐平化的规制。农民称为非巫术性宗教的担纲者是极其罕见的，其社会伦理之规定上有一种反市民倾向的特色，宗教本质上就是城市的产物，正如早期的基督教就是个城市的宗教，以城市为基础的独特的发展，就基督教之特质所在的伦理性救赎宗教与个人的虔敬而言，城市乃为其真正的温床所在。2、军事贵族与宗教，军事贵族通常并不容易转变成一个理性的宗教伦理之担纲者。展示的生活态度与一种慈悲的神意之思想，或者是一个超越性神祗之体系化伦理的要求，极少有内在亲和性可言。唯一发展超越精灵信仰即为神秘主义的宗教，提供仪式性的手段以改善人在此世或彼世之运势；带有强烈预言或改革色彩之宗教运动时期，经常会将贵族导到先知型伦理宗教道路上。通常，当先知型宗教对其信仰战士有所许诺时，它自然会结合贵族的身份感觉。圣战的观念肯定里一个世界神的排他性及不信者在道德上的罪恶，军事贵族发生真正关系，在于某些宗教发生为信仰而战的口号。3、官僚制与宗教，官僚体制一向都是包含广泛的、冷静的理性主义之担纲者；它也是一种有纪律之秩序的理想与绝对价值标准之保障的担纲者。官僚制的特征经常是，一方面极度蔑视非理性的宗教，而另一方面却又将之视为可利用来驯服人民的手段。官僚制对宗教事务的这种特殊态度，典型地具现于儒教。纯正儒教性格完全缺乏救赎需求的感觉，或任何超越性伦理基础之联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适合官僚身份团体之习惯的，实质上则为机会主义－功利主义且经过雕琢的技巧。基本上都带着一种轻蔑的，不关心的态度允许精灵信仰的活动成为流行的民间宗教。4、商人阶级的宗教，商人贵族生活之强烈的现世取向，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倾向先知型或伦理性宗教。商人阶级愈是拥有特权社会地位，就愈少倾向开展一个彼世取向的宗教，不管何处，对宗教保持怀疑或漠不关心是广泛流传于大商人或金融家之间的态度。一个人愈接近那些近代理性经济经营之担纲者的阶层，即具有市民经济之阶级性格的阶层，就愈容易倾向一个伦理的、理性的教团宗教。商人阶层惟于资本主义之兴起及主见强调宗教伦理之际才发扬起来。5、最为劣势的特权阶层之伦理的救赎宗教，经济上最为劣势的阶级，如奴隶及自由的零工，从来就不是特殊类型宗教的担纲者。倾向于小市民宗教，各种非公认的教派类型的宗教，信奉具有革命性的、和平－共产主义式与伦理－理性之性格的教团性宗教。近代无产阶级与近代资产阶级态度一样，对宗教保持一种漠不关心或拒斥的态度。意识从依靠个人自身之成就的意识转变为取决于纯社会性的因素，市场状况受法律保障的权力关系。因此，其不具有宗教的性格，宗教情绪性成分比理性成分更易感召。6、知识分子阶层，宗教命运长期受知识领域各种发展强烈影响。
韦伯通过神灵而非神的概念来进行宗教社会学的研讨，前者更为根本。一种实质的看不见的存在，不具人格性但又拥有某种显灵的意志，会在事件的过程中显现。诸神可能具有普遍性，也可特属为地方神或专司神，纯正一神论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宗教社会学所着重的是人类的宗教活动或行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联。对于宗教行为之分析同样重要的是被归结到神或诸神身上的竞争，以此观之，对神的侍奉变成一种强加于神的义务，即强制神。专门化导致众神之间在兴致上的分殊化，对于信奉者的生活样式间接产生各种影响。对秩序需求也可用来解释禁忌的概念，视为经济与社会层面之理性化过程的反映。随着信仰的理性化，有可能强制神的观念随之没落，代之而起的是通过礼拜而对神的崇拜，因而出现原罪的概念，与原罪概念俱来的一个大转变是祈祷与祭祀之不灵验已不再能归咎于神的无能，而归咎于人类触犯神，找来神怒的错误行径。信念的宗教及救赎宗教才得以形成。宗教活动随之为传教性的，形成一种具有共同体形式的永久组织。与卡理斯玛型信仰召唤者并起的是一种新的组织关系之发展，即俗众的组织。宗教共同体的缔结导到宗教的官僚体制化。新宗教的确立，界定神圣与世俗的各个领域。神圣知识与信仰的分别：神圣知识一般而言是指经书圣典及教义的知识，经典所包涵的是启示与神圣传统，而教义则是教士与教权制理解下的经典诠释之清楚界定。除此之外还需传道，即一种对于宗教与道德主题的集体性指示。这是先知预言宗教与启示宗教所持有的。司牧意指当人对于职责有所怀疑时给予实际的忠告，慰勉与精神上的支持。信仰是一门知识，只不过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并且本质上是救世主宗教所持有的。信仰本质上并非可验证的或纯粹理性的一种知识。随着知性化的增长，信仰主见丧失其力量，且称为一种神学式的信仰。
韦伯同时关注宗教信念伦理与现世的紧张关系，救赎宗教愈是循着信念伦理的途径体系化与内化，与现世关系愈紧张，从习惯到规范，其拥有神圣地位，具有妥当性，宗教对法律制度与社会习惯领域发挥定型化作用。当伦理预言打破被定型化的规范时，突发或渐进的革命出现，经济生活各种需求由对神圣诫命的再诠释。宗教义务基于信念伦理的体系化，为整体生活态度配合宗教救赎目标带来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存在宗教之主张与世界之现实间的固有矛盾。宗教信念伦理与现世的紧张关系有着不同的表现：紧张性表现于此类宗教与基友的共同体冲突上，带有社会革命性格使所有奠立于地方性或领域性基础上的社会结构遭到质疑的威胁。紧张性表现于与经济事项件的冲突，即存在于非现世性额度爱的原则与现代基于企业经营的经济生活的理性化之间的对立。紧张性表现于宗教与政治因素间的紧张性，政治是与宗教的同胞之爱相对的，暧昧与妥协带来更大紧张性，与国家之间关系难以界定，救赎宗教的普世救赎主义与政治行为的个殊排他主义难以兼容。紧张性表现于宗教与艺术的关系，神秘的宗教意识一般与审美活动有亲密关系，存在基本亲和性，但伴随着艺术来自于理性化与知性化后，宗教视其为被造物的神性化。紧张性还表现于性爱与宗教的关系，同时也表现于知性问题，宗教持有的知识与纯粹科学知识的层次不同。
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韦伯的主旨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整个人类的社会发展进行全面剖析，以期总结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韦伯在分别从制度及文化角度来分析理解，在文化领域，韦伯力图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间的生成关系，进而找寻资本主义发源于西方的独特的精神动力，同时韦伯比较分析了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以及未出版的伊斯兰教，明确其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抑制作用。整个文化领域的研究都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即西方为什么产生资本主义？而东方文明国家为什么没有滋生出资本主义？韦伯强调西方的新教伦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而其他国家的宗教伦理则有碍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特定的宗教信仰内容对经济心态的制约性，以近代的经济风格与禁欲基督新教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联来说明，只是就因果关系的一个侧面来追究。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是仕途纵观时尚最重要的文化宗教与其文化环境中的经济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找出与西方发展加以比较的问题点，以追索出因果关系的两面。唯有相对比才能让西方宗教的经济伦理相异于其他经济伦理的固有要素获得清楚的因果归属。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惟独发展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以经济的内在律动为本解释并不足，还需从其特有的精神来理解。韦伯说明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可被认为是一种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新教的精神是生活理性化的资源之一，而生活理性化则有助于创造出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正是在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格的特殊遗憾下指称的，指的是近代的资本主义。别的国家也曾有过资本主义，但全都欠缺那种独特的风格。基督新教并非资本主义的唯一、甚至充分的因素，基督新教团体的清教派源于宗教信仰等实践的心理动机是韦伯研究的主要方面。韦伯以一种理念型的形式来阐明这些心理动机，其必须尽可能全体通贯，而非细密反映历史真实。基于信念，通过不断增长的理性化，最后使一切巫术皆扫除尽净，世界的一完全解除魔咒。教徒相信着可以在一种严谨遵从神圣命令的个人生活里以及在符合上帝意旨的社会成就里妥得受选征兆。惟有受选者真正拥有有效的信仰，经由个人事业成功印证信仰的效验。禁欲有助于生活各层面的理性形塑，个人财富只限于维持个人生存。而所谓世界诸宗教是的事那些成功地将一批信仰群众季节起来环绕着一个中心的宗教理念或伦理的宗教，即儒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理解作为人类一般活动之实际动机的心理性与现实性因素，理解人类行动中各种不同要素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将所有的因素都化约为单一的一个，即形而上学认为具有决定性的那一个。韦伯借着基督新教之外的儒教和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来检视物质环境对宗教信念与思想的影响，反之，检视后者对道德行为对经济取向的影响。同时间接地肯定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惟有西方文明产生出合理的经济体系、合理的法律行为、合理的艺术等等。其他的文明并不是没有理性化现象，但是不足以创造出科技性工具，并提供其本身向前发展所必要的精神装备。正如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发展理性资本主义，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行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儒教被视为伦理学说，价值上的消极与传统的特性表现，即传统主义决定性的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而道教并非占据支配地位，亦无法给予革新的动因。印度教则是一个具备文书教养的世袭性种姓阶层，此种姓制度正是抑制从印度内部产生资本主义的很重要的因素。古犹太教则是一个市民的贱民民族的宗教，此阶层代表的是一个愈来愈无产化、理性主义的小市民知识阶层，其贱民性格及两重道德价值标准也使得其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总之，韦伯强调文化领域的宗教社会学的目的是找出宗教行为如何在某些方面因应或影响其他的人类活动，并且受这些活动的影响。
11月读书汇报（10.11-11.9）
一、书目
《支配社会学》
《支配的类型》
《非正当性支配》
《法律社会学》
《宗教社会学》
二、汇报内容
主要从支配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来看支配结构，支配是权力的运用，而权力是支配的方式。支配意味着权力的行使，权力意味着强制，任何支配要持久的进行，都必须要诉诸某种正当性，通过正当性为核心而展开，对支配界定和分类，理解支配者行使命令的内在依据。韦伯把权力支配划分为的三种纯粹的正当性支配类型：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理斯玛支配。从三种理想类型之间的关系，看待三种支配类型之间并非有序进化关系，而是广泛分布且交错存在于经验世界。同时理解存在非支配（反权威主义）以及非正当性支配。进而从三种支配类型关系间理解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及卡理斯玛支配与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对应理解，通过韦伯的社会行为类型构建，分析官僚制、家产制及卡理斯玛权威，进而更好地对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及卡理斯玛支配，以及三者支配形态之间的变迁。
支配是权力的一个特殊个案，所采取之经济手段的模式，反过来对支配的结构发挥决定性的影响。明确支配的定义与一般概念下的权力的关系，作为将个人意志加诸他人之行动的可能性的权力的支配可以存在各种形式。广义上的支配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纯粹理想的支配类型：第一种是基于利害状况的支配，最纯粹的是市场的独占性支配，所奠基的影响力来自于对财货或具市场价值之技能的掌握，被支配者形式上维持自由，并且单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另一种是基于权威的支配，最纯粹的是家父长权力、官职权力或君侯权力，奠基于支配者所要求的绝对的服从义务，而无视于任何个人的动机或利害关系。两者间界线并不明确，任何典型的基于利害关系的支配，尤其是原本机遇独占地位的支配，都可能逐渐转化为权威支配，其转换过程是渐进的。但存在于事实之权力与权威主义之权力间的明确的两极对立性。第一种乃是机遇一种纯粹的所有，以及市场交换规律下厉害妥协的形式，第二种则来自诉诸绝对之服从义务的家长式或君主。狭义的支配概念，排除来那些权力基于一种厉害关系的各方在形式上自由的互动的情况，支配：即支配者所明示的意念（命令）乃是要用来影响他人（被支配者）的行动，而且实际上对被支配者的行动的确产生了具有重要社会性意义的影响，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内容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支配是权力的运用，而权力是支配的方式。支配意味着权力的行使，权力意味着强制，任何支配要持久的进行，都必须要诉诸某种正当性，作为支配者行使命令权利的内在依据，解决被支配者何以自愿服从支配者的问题。
支配作为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命令的可能性，支配可能会基于不同的服从动机，由最单纯的习惯性服从，到最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真正的支配形式都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之成分。不同的动机决定不同的支配形式，支配的基础需要正当性的信念，每一个支配系统都企图培养及开发其正当性。但由于正当性基础的不同，连带地导致了不同的服从形态，不同的行政体系，以及不同的支配方式。韦伯将权力支配的妥当性基础分为三种纯粹的理想类型：法制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卡理斯玛支配。法制型支配是理性的基础：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律规定之下有发号施令的权利；传统型支配是传统的基础：确信渊源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及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正当性；卡理斯玛支配是卡理斯玛的基础：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三种理想类型的划分要看我们对政治现象的系统性分析而定，三个理想类型通常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中，其并非有序进化关系，而是广泛分布且交错存在于经验世界。即使在传统型支配长期存在的国家也不断的会出现卡理斯玛支配，而卡理斯玛支配出现后，在例行化过程汇总同样会存在传统型支配和法制型支配两个方向，而我们可以用社会学的类型来决定某一具体的支配形式是否符合或接近某种类型的支配。在三种纯粹支配类型中，法制型支配时最晚出现，具有一种特殊的普遍性。
除了三种纯粹支配类型之外，还存在非支配（反权威主义）以及非正当性支配。例如属于权威主义的卡理斯玛支配，也可以从一种反权威主义的角度来诠释：因为卡理斯玛支配的妥当性完全奠基于被统治者的承认，其被视为当然的义务。当卡理斯玛组织转向理性化的过程时，此种承认极可能不再被视为正当性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而转变成其正当性的依据：即民主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在卡理斯玛制的转化过程中的反权威主义取向，通常会导向理性化的方向，通过迅速有效的官僚组织稳固政权，以巩固被统治者的忠诚，摧毁各支配力量特权，创造出经济利益，与政权结合，以为其正当性根据。但直接诉诸民意制下的政权，会削弱经济活动形式理性化措施，强加上实质的公道观念，对经济生活的形式理性化是种干扰。同时还有非支配性的团体行政与代表制行政，即支配者的任何行动必须符合成员的意志，使用成员所赋予的权力为他们服务，这处于支配权力的最低程度。而非正当性支配，即城市的类型学，其权力来源的非正当性，体现其非正当性支配。
支配类型 正当性基础 根本原则 服从形态 纯粹类型
法制型支配 理性的基础 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理性） 依法制定的一些客观、非人格的秩序；因法律占据职位的管辖权 官僚制
传统型支配 传统的基础 人的权威（传统） 踞有传统所认可的支配地位，传统习惯规定；由传统限制，对个人的恭顺 家父长制
卡理斯玛支配 卡理斯玛的基础 人的权威（卡理斯玛） 卡理斯玛其启示、英雄气概及非凡禀赋；对卡理斯玛特质领袖的恭顺 卡理斯玛
正因为正当性支配类型的基础不同，相应的需要不同的服从形态，不同的行政系统，所以韦伯认为体现法制型支配最纯粹的类型是官僚制，而传统型支配最纯粹的类型是家父长制，卡理斯玛支配结构则依赖个人权威。支配是支配者所明示的意念（命令）乃是要用来影响他人（被支配者）的行动，而且实际上对被支配者的行动的确产生了具有重要社会性意义的影响，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内容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这对应韦伯的社会行为类型的构建，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纯粹的类型：即传统式，通过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决定的行动；情感式，通过当下的情感和感觉状态所决定的行动；价值理性式，通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自身价值，无关于成功与否，纯由信仰所决定的行动；目的理性式，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体行为的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对于前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理性行为。法制型权威体现出形式理性化，和目的理性行为类型对应，通过对理性官僚制来理解。官僚制具有理性的性格，即事性的支配下，其行动在规则、目的与手段的计算。立足于目的理性，理性官僚制必然因其处理事务的巨大优势；传统型权威来自神圣的习惯，其对应的传统式行为类型，通过家父长制来理解；卡理斯玛权威来自于其启示、英雄气概及非凡禀赋，其对应的是情感式行为，卡理斯玛支配奠基于对一种宣誓的意义与价值的情绪性的确信。
法制型支配－目的理性－官僚制：官僚制支配结构体现出支配结构理性化、组织化的共同体行为，其根本原则是一个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命令权利的担纲者是由合理规则的制度赋予正当性，服从乃针对规则，而非对人。就一个特殊而持续性的结构而言，官僚制仍须结合于一个维持其运作的经常性收入的前提，只有完全成熟的货币经济才能成为租税制度的稳固基础，城市共同体行政官僚化程度发达。行政官僚化一向就意味着行政事务之某种程度的拓展，官僚制的构建在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和财政集中程度、行政手段的集中、行政管辖事务在量和质上的扩展、社会差异的齐平化等。理性的官僚制设计目的理性的运作方式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拓展，其最终会因其效率优势，取代其他支配形态，体现理性主义的发展。官僚制一旦确立，即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官僚制乃是将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理性且秩序井然的结合体行动的特殊手段。作为支配关系之理性组织化的工具，对于控制官僚制机构的人而言，官僚制一直都是种无可匹敌的权力手段。由于特化的专门知识愈成为官职保有者权力的基础，支配者从一开始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专家知识而不危及自己地位，其体现出理性的性格，以及目的与手段的计算，采取即事化的支配。
传统型支配－传统式－家父长制：家父长制支配结构体现出受传统的权威关系所制约的共同体行为，其根本原则是传统的人的权威，这样一种权威奠基于传统的神圣性，一种具有习惯化与恒常化的神圣性，要求对特定任务服从。在前官僚制的支配结构里，家父长制支配乃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此一支配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关系，家父长制源于家长对其家共同体的权威，家中权威的信仰基础来自恭顺关系，这种信仰植根于长期共同生活，家中的依附者乃自然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对传统的恭顺和对支配者的恭顺构成了家父长制的两个基本要素，传统的力量限制了支配者，从而有利于权力服从者。家产制支配是家父长制支配结构的一种特殊变形，通过分配土地给家中年轻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将家权力分散化。将家产制关系定型化，最初是一种习惯性的因素，结合来传统之神圣化的力量。家父长制体现出传统的性格，其依赖传统所赋予的权威，及相应的恭顺关系。
卡理斯玛支配－情感式－卡理斯玛：卡理斯玛支配结构体现出既非传统，亦非依赖理性规则，基于具体的个人权威，其根本原则是卡理斯玛的人的权威，对非日常事物的归依，对卡理斯玛的信仰，即信仰某个带来实际启示，或具有天赋资质的人物，视为救世主、先知或英雄。一切超日常的需求，往往于一个原理上完全异质的基础上被满足，特别是卡理斯玛的基础上。领导者是肉体与精神皆具特殊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禀赋的人。卡理斯玛力量奠基于对启示与影响的信仰，将人从内部革命起，再依据其革命的意愿来形塑外在事物与秩序，其在于理念是以何种方式被那些被支配者与被指导者加以内化和体验。其感情式的信仰，体现出感情式性格，并奠基于此的权威支配。
三种纯粹的类型属于理想类型的界定，其只是作为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参考，我们用社会学的类型来决定某一具体的支配形式是否符合或接近某种类型的支配。现实的社会支配类型相互混杂交错的状态，其支配结构中，诸种因素的变动相互影响，导致社会共同体支配形态的变迁。这就涉及到支配者、行政机构以及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受支配的权威类型处于相互作用关系的影响。三个支配结构不是处于同一历史发展脉络中，体现出社会变迁的多元性。各种支配类型得以形成、稳定所依赖的条件不同，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包含着行程不同支配类型的条件是，形成各种支配类型在社会中相互混杂、竞争的状态。
正如卡理斯玛支配的例行化，卡理斯玛支配在纯粹状态下属于初生期，具有一种特殊的非日常的性格，是以个人人格的卡理斯玛特质的妥当性和实证为基础。卡理斯玛权威的形成，要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以及被支配者的积极行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但如果要维持一个持久性的关系，由共同体或政治性的教权制团体，卡理斯玛支配的基本特质必须加以改变。卡理斯玛职能存在于初始阶段，无法长久维持稳定，终究会被传统化或法制化，或两者的联结所转化。卡理斯玛支配只是一个成分，所有的变形都源自于卡理斯玛支配者、门徒及其被支配者都希望其转变为日常性的持久性拥有。卡理斯玛与传统相互渗透，一个奠基于英雄个人信仰，一个奠基于传统权威，两者管道流通。卡理斯玛很容易转变成界定传统的、身份地位的规范。当一个政治体的组织方式全然根据世袭性的卡理斯玛原则，将为氏族国家，所有权利及利益都传统化了。也有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被支配者的欢呼赞同发展成一种正规的选举制度，一种根据规则制定的直接或间接的选举权。此一过程跨向理性的，从感情性信仰中解放出来的每一步，都推动这种转变，支配者选举满满朝向代议制度发展。管理干部可能为其成员寻求，创设或占有个人性的职位，并享有相应的经济利益。（俸禄—给俸组织；官职—家产制、官僚体系；采邑—封建制度）。如果卡理斯玛要转变为日常现象，则其反经济的特质必须转变。必须适应某种财政组织形式，以供给团体的物质需求。因此，在例行化的过程中，借卡理斯玛而通知的组织大幅度转变成日常性的支配：家产制、身份制或变型的官僚制。一般而言，例行化的过程无法免于冲突，职位性卡理斯玛、世袭的身份和个人卡理斯玛之间的冲突。
也如家产制刀理性官僚制的发展过程，当传统型支配开始发展出特别的行政机构及武装力量，者两者成为支配者个人的工具时，家产制即可能发生，这时家父长制下团体中的伙伴才会被视为子民，原属于团体所共有的权威，现则成为个人的权利。其支配形态基本上还是传统型，尽管权力时依支配者个人意志行使。构成家产制支配类型的条件包括：庄宅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货币化，分权或军事征服产生的政治支配、行政管辖事务的扩大等。家产制国家最主要的权力竞争时政治支配者和望族之间的竞争，由于缺乏官僚制的行政技术，支配者很难完成对同志区域的全面控制，而起不得不防止望族的权力争夺。正是源于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的需要，以及政治支配者和望族之间的不断竞争，形成家产制国家发生转变，产生家产官僚制，最典型的是乡绅的治安长官、望族行政等出现，但这与理性的官僚制有一定区别。望族行政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在于，有产阶级在行政事务之执行，强烈习律性地奉献国家以及自己与国家的一体化上，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则为由于尽量缩小行政的范围，遂赋予经济上的主动创新一个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天地，尽管营业伦理仍受相当强烈的习律的约束，治安长官行政作为家产制最极端边缘的例子。
三、读书感想
这个月读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明白其在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范畴下，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分析不同社会的促进及抑制因素，了解各社会类型的因素，其对应的是不同的支配类型，体现不同的服从形态，以及不同的行政体系，从而分析资本主义在不同社会是否发展的不同现象。明白从这种差异性出发，来看不同社会的不同逻辑及性质，分析不同影响因素，比较相似性与差异性，从而得出不同类型的支配结构，而在此过程中体现不同的逻辑框架。在面对不同社会现象是，要运用此种差异比较，梳理社会中的不同因素，分析不同的社会性质和类型，得出相异的发展脉络。同时韦伯的这种形式上，抽象、逻辑方式下解释意义问题，归纳方式抽取理论，实质上，依据实质秩序，不断回归到具体问题和现实秩序中的冲突上来看适用性，整套理论与实际的运用也是需要学习运用的地方。
10月读书汇报（10.9-11.9）
一、书目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学术与政治》
《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与历史》
《经济通史》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二、汇报内容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科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理论之所以可能，首要的条件就是刻画社会科学在对象、工具和方法诸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质。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韦伯认为最主要的任务一是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二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保持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但是对于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的批评意义和目的在于，科学的技术性批评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地评估和权衡，而在这过程中最需要做到的就是价值无涉。而对于科学的技术判断后，决策者将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在各种价值之间权衡，从而上升到决策。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要依据哪些价值判断，从而决定其行动。这也就是体现了科学能够使人在目的建立之上阐明价值的基础，对价值判断是人进一步理解其追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同时也让人们能够更好地批判它们，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所以要明确的是，科学并不会直接地作出价值判断，而是给予人们价值评判的基础，这也决定来价值无涉作为逻辑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都与韦伯所强调的客观性无关，不具备更多的科学真理。价值无涉正是界定了科学的有效性界限，它要解决的是存在的问题，涉及到客观性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判断间要划清界限。因此，人们需要从理解和确立价值标准，区分不同类别的价值，定义出价值判断的标准。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其包含着两种基本的要素，即价值和意义，实在作为文化科学的对象，因为它在与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中变得重要了，便对我们有了意义。因价值关联而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总是个别的现象，这不仅指它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而且还意味它始终与特定价值观念相关联而产生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能接近社会事实，社会科学是建立在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中，而不是找寻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证明和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体现的是价值概念。人们无法运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即建立精确的自然规律的方法来达到文化科学的认识目的。只有在无限多的现象中认识有限部分是有意义的，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有意义，正如韦伯对货币经济的交换普遍性质和市场的交往技术研究，对于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的兴趣过渡到对于交往技术的研究。但规律越普遍，理论就越抽象，在因果关系上归属个体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意义也越小。规律性体现了其包含了许多的共性现象，要满足这个条件，就只能是不断地抽象才能将这种共性的认识提升为理论，而这样的研究将经验还原为普遍或客观，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大。规律并不等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而仅仅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手段。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时有耳闻的基础。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总值，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质。
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文化现象意义的形成从两方面考虑，从价值关联的角度看，取决于人们对于世界的态度；从文化现象形成的角度来看，它依赖于产生文化的行事，而且包含外在于行动以意义的内在精神活动。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将据此而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作出因果解释。理解既包括合理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或神入的，即对于他们情感关系的重新体验。理解活动具有双重的主观性，理解对象的主观性和自身活动的主观性。其最为明显地表现在韦伯为理解设立的目标合理的行动的理想类型上面。韦伯认为，人的行动或社会行动包含两个基本因素：动机和目标，这两者与人的内在状况直接相关的。韦伯关于目标合理的行动这个理想类型的阐述包含以解决问题和矛盾。目标合理的行动与非理性的行动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极不确定的。其引出了理解和文化意义之间的矛盾，愈是目标合理的行动，因其具有一般性，最缺饭文化意义的独特性，因而也最可理解；相反的，愈是富含文化意义，因而实际上愈难得到清楚地理解。理解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具有相对的可能性，而目标合理的行动的理想类型作为理解的手段，其效用也是很有限的。
自然科学运用的是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现，以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即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合规律性是科学。韦伯的理想类型是作为与自然主义相对立的方法提出来的，韦伯以此作为对抗自然主义偏见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的手段。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体现，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其是一个乌托邦，是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发现的，即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类型并不是由韦伯首先创造的，他只是揭示了文化科学理论结构的理想类型的特征，澄清了人们在这方面的混淆，并不能把理想类型当成是一种本质或实在。要明确理想类型之能事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社会科学借助理想类型来明确规定概念，通过衡量和比较，确定相关概念的界限，理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重要成分，对现实作出衡量及比较。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强调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不能将理想类型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这也是历史相对主义容易混淆的地方，同时自然主义将现实还原为规律也是混淆了现实与理想类型。韦伯强调理想类型都是暂时性的和相对性的特点，它表明自身是从某一个或一些观点出发而形成的一种理想构想，绝不代表唯一可能的观点和见解；随着实际的认识的获得，原有的理想类型当然就不再有效，为了达到更深入的认识，就需要构造更新的理想类型，这种理论结构的不断更替既促进了对实在的认识的进展，也是这种进展的表现。
韦伯提出的价值无涉、理解、理想类型等在实际上又广为运用的方式、方法和原则，对于韦伯的方法论哲学特点，主要体现在因果多元论及价值中立的特点。从韦伯的方法论角度出发来理解韦伯的理性主义，对于西方具有普遍意义及价值发展方向的文化现象，其因果关系如何？同时，针对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独具的合理性文化现象，营利及可计算性不在中国或印度等出现，韦伯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的本质，中国的氏族以及印度的种姓制度使得理性主义无法彻底摆脱传统主义，因而不像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那样具有普遍意义及价值。韦伯认为理性是一切现实事物的内在规律及本质，由于其内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而成为现实性。对于韦伯的理性主义理解主要从两大方面来看，一方面是韦伯将社会行动类型分为四种纯粹类型，将理性化与社会行动类型的思想结合来理解；另一方面是韦伯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种理性类型来理解理性主义。
对于第一方面来说，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纯粹的类型：即传统式，通过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决定的行动；情感式，通过当下的情感和感觉状态所决定的行动；价值理性式，通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自身价值，无关于成功与否，纯由信仰所决定的行动；目的理性式，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体行为的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对于前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理性行为。但这只是韦伯针对社会行动所定义的四种纯粹类型，并不是在实际行动中，四种类型之间区分明显。对于传统式行为，其依据传统遗留下来的习俗或习惯在不同程度及意义下可以被有意识地加以维持，从而不断接近于价值理性行为。目的理性行为可能带有价值理性的指向，其只有手段部分属于目的理性范畴。情感式行为在排除当下情感或情绪后，得到一种升华，从而可能转向价值理性行为或目的理性行为。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对于目的理性来说，价值理性式是非理性的，而对于价值理性来说，目的理性式是非理性的。社会学所着重研究的事那些实际上的规律性可被观察到的行动，即行动过程中会在一种典型地相似的主观意义引导之下重复地发生的行动。社会行动的取向可能是加以维持地有意识的习俗所发生的，也可能通过对行动的终极立场的、始终一贯地按部就班朝向其信奉的价值进行有意识的倾向，还可能是行动着将其行动指向目的手段和附带结果，针对各种可能目的之间的各种联系进行利害状况的分析。就理性自身的性质而言，目的理性式行动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是理性行动的原型。因为纯粹理性的特点就是在于意识里河内心的无拘无束，社会行动过程中体现的明星规律性，即不取决于任何有效的规范，也非基于风俗，而是完全取决于行动着尽量配合他们主观的正常估算下的利益，并将行动倾向于这种主观的想法和知识。当他们越严格地依目的理性来行动，则会越同样地对既定情境做出反应，因此便出现了行动和态度上的一致性、规律性和持续性。从社会行动类型的理性化理解的角度来看最初对于西方文化现象的普遍意义及价值，其在于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分离，而中国及印度则是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无法脱离。也就是说从行动的理想化的意义来看，对目的理性式行动这种规律性行动的实现和扩张构成最大的障碍在于，传统式行动倾向于习俗习惯为作用机制而发生。即行动的理性化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便是把内在未经思索地接受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替换成深思熟虑地有计划地适应利害状况。理性化可以有着不同方向的变化，它可以积极地朝向有意识的价值理性化，消极地却也可以朝着牺牲风俗习惯、牺牲情感式行动甚至最后不利于价值理性式行动，而只为了成全一种弃绝任何价值理念的纯粹目的理性式行动，其是最终替换了传统式行动。
对于第二方面来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这两个概念在韦伯的整体社会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分析的范畴，在经济社会学中获得了充分运用。通过韦伯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种理性类型来理解其理性主义。韦伯将社会行动层面上将理性化分为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行为，对应的经济行为也可以通过理性化来理解，正如经济行为在经济秩序和法秩序中使用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正如前面说到的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对于目的理性来说，价值理性式是非理性的，而对于价值理性来说，目的理性式是非理性的。同样的从形式理性中来看实质非理性，从实质理性中来看形式非理性，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的关系，就像货币计算与实物计算一样，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所蕴含的合理的非理性悖论。正如韦伯谈到的货币计算，从形式理性的角度来看，纯粹在技术层面上，货币是最完善的经济计算手段，在经济行动的取向中形式上最为理性的手段，货币计算而非实际的货币使用，是目的理性的生产经济之固有手段。但是从实质理性的角度来看，货币计算形式上的合理性本身不能够说明事物的实质分配方式，形式上的合理性只有与收入分配方式相结合，才能说明物质供应的方式。同样的实物计算与货币计算一样作为理性的技术，作为计算的基础，必将在归属问题上发现其理性的限制，这也体现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资本计算同样也能反应形式上与实质上合理的非理性悖论，形式上合理的资本计算的最高程度的条件是财货市场的自由、企业自由、自由劳动、实质的经济契约自由、机械性的合理技术、形式理性的行政与法律、经营与家计和资产分离、货币制度最大可能的形式理性等等方面。资本计算只有在劳动者屈从于企业家企业家的统治时候才是可能的，这在实质层面体现了经济制度的另一种特殊的不合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在任何情况下，原则上是分离和冲突的。
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区分来理解韦伯的理性化，理解西方特定的、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及价值的文化现象。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分，能够更好地解决社会理论的困境，提供社会分析的工具，足以分解社会各生活领域的社会现象，理智分析社会的结构面。同时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分提供来比较，有了不同的参照，使得任何社会都有了反省的机会，同时预设了批判的可能。形式理性是以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为目的，强调的是西方特有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同时，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分能更好地考察和分析现代社会秩序的紧张冲突关系，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中强调功能、效益、计算的形式理性与强调平均、博爱、同情的实质非理性之间的冲突。在韦伯看来，理性具有二元性，其贯穿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到处充斥着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也因为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而使得西方文化获得进步的动力，从这点也能够理解西方文化中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不论是目的理性、形式理性，或者是价值理性、实质理性，两种理性化并非相互独立的理性化，而是理性化的两个方面，两种理性在理性行动中的紧张关系中展开，两者的区分十分的相对，正如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对于目的理性来说，价值理性式是非理性的，而对于价值理性来说，目的理性式是非理性的。同样的从形式理性中来看实质非理性，从实质理性中来看形式非理性，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的关系，但在经验层面两者又相互存在。
三、读书感想
这个月看韦伯确实比较吃力，特别是刚从涂尔干转到韦伯的时候，看书速度很慢，经常需要来回琢磨其中的话语才能基本看懂。读完一本书会有一种很散的感觉，好像韦伯的著作看完了，但是抓不住主线的感觉。特别是看到经济部分，感觉整体不知如何将内容串起来，关联度不强。需要通过后面韦伯的著作的阅读，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韦伯的逻辑框架，从而更好地把握韦伯的思想。同时，根据总结的韦伯的理性框架，不论是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或者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能够更好地理解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更好地把握韦伯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范畴，考察因果多元论中的观念因素等等方面。
9月读书汇报（8.30-10.8）
一、书目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社会学方法准则》
《自杀论》
《道德教育》
《教育思想的演进》
《原始分类》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孟德斯鸠与卢梭》
二、汇报内容
主要从社会团结、自杀、道德与宗教三个方面来阐述。
1、社会团结
涂尔干通过确立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即外在于个体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确立社会团结。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种是个人直接隶属于社会，个人意识维系于集体意识，社会从某种程度上由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组成，体现出一致性的共同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由相似性产生出来的团结发展，个性丧失，社会依靠一种向心力保持凝聚力，形成机械团结；而另一种是依靠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团结，即协作性法律和恢复性制裁所规定的关系，劳动越分化，个人越贴近社会，个人活动越专门化，整体的个性与部分个性同步发展，社会更有效地采取一致行动，由这种劳动分工产生的团结为有机团结。由团结产生的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1、共同意识与个人意识之间的关系；2、集体意识的平均强度；3、集体意识的确定程度。机械团结无法像有机团结把人们紧密结合起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它自身纽带不断松弛。随着社会变迁，人们相互维系的方式发生改变，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化，两种团结相应的两种社会类型，一种社会凝聚力顽强由相似性产生，由同质的大众构成，另一种则由劳动分工产生的灵活社会团结，由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特殊功能，由不同部分组成，其相互协调、相互隶属、相互进行制约。这种社会类型依赖于职业环境，具有各自的功能。涂尔干认为社会生活有两个来源，一是个人意识的相似性，另一是社会劳动分工。对于第一种来说，个人是社会的，混于集体类型里，其产生的法规是压制性的，强迫人们执行一致的信仰和实践，意识相似性越是显明，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越混同；对于第二种是个人与他人互有差异，相互依赖、约束，社会事所有个人联合而成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法规是恢复性的，产生分化的各种职能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两种法规体系伴随两种道德规范体系，第一种公共道德支配范围越大，集体实践受公共意识保护；而在恢复性完备的地方，每一种职业都有职业道德，比公共道德轻微，但也具有权威性，个人与其不断接触，形成牢固系统，变成相应义务。第一种压制法伴随的道德规范体系具有一致性和超人般权威；第二种恢复性法伴随的道德规范体系使个人留有自由空间，第一种逐渐搁浅，第二种不断涌出。而社会分工的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社会容量则在社会密度增加过程中不断增加，随着范围扩大，逐渐产生异质状态，差异的进一步发展是的人类产生了专业化倾向。
整体来说，涂尔干是从个人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出发来理解社会，在《社会分工论》中明确了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涂尔干认为需从孔德所创立的社会学学科来处理该关系问题。对于孔德、圣西门等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不是根据抽象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个别部分的单一集合体。在此基础上，涂尔干对于个体结合而成的社会，其认为社会才是思考和解决相关领域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是涂尔干的基本问题，考察个人人格必须在不同社会类型当中来看，这也涉及到了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对于卢梭来说，他的《社会契约论》主要是由全体个体所达成的契约，其个体主权不可转让且个体利益和主权者利益的一致性。只有在这种一致性的条件下，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才是符合人的自然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卢梭主要是基于抽象的个人主义来思考社会、政治、经济等相关问题。而涂尔干认为在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将个人权利及自由置于国家之上，任何侵犯个人自由及平等的行为将受到约束，那么以契约国家的形式来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模式导致了社会的失序。而新的工业生活条件自然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整体上重建社会秩序，但这仅依靠自由、平等原则并不能实现。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必然是外在于个人的存在，个体的联结通过其社会属性来达到秩序状态，并不是由人为随意建构出来，依个人的意志而改变，社会是一个高于个人意志的必然性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搭建现代社会的道德秩序。以社会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进一步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具有相应的法则观念以及社会作为有机体来看待的思想，是涂尔干思考整个社会团结和塑造道德权威的重要方面。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体生活有一种超越功利原则的精神联结，即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同一社会的每个成员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体组成的一个有着独立生命的体系。意识越是能够使行为感受到各种不同的关系，就越能把个人紧密地维系到群体中，社会凝聚力就此产生，并附上其标记，共同意识的团结作用能强烈地让个体意识到所属的群体。涂尔干用社会来代替宗教的作用来表明这种精神联结，社会构成其道德权威的对象，这也就涉及到后面说明的道德权威及宗教方面。在《社会分工论》及《社会学方法准则》中，涂尔干通过社会类型和统计的方法，找到以社会分工为特征的正常社会类型。他通过确立正常的社会类型来恢复秩序和实现社会团结，同时，从反面的《自杀论》也进一步阐释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涂尔干认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转化的环节中，法团以及职业团体在社会团结中的重要性，而正是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好的理解涂尔干的自杀、道德以及宗教的重要性。
2、自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自杀类型，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来展开解释和论述，其更进一步地揭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涂尔干对于自杀现象的研究是对于统计资料及统计方法对于其社会学方法准则的直接运用，他认为自杀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也同社会分工一样，会呈现出病态的一面，其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自杀现象，当既定社会在既定时期发生的自杀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把握整体社会事实，其属于社会层面。涂尔干像《社会分工论》中一样通过法律法条来探究社会团结类型一样的方式，通过自杀率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性自杀事实的表象来分析自杀类型。同时《自杀论》是对其《社会学方法准则》的充分运用，不论是比较法来进行验证，确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将比较的社会置于同一发展时期加以考虑，也从定义入手，将所有类型涵盖，并对应进行相应的解释，从普遍的特征来定义，并根据其存在的一般条件来进行验证，从而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通过定义、分类、比较、解释，将自杀作为社会事实，自杀与非社会因素无直接相关关系，不具备相应的影响因素，通过比较法、间接实验法，加入转换影响因素所对应的社会自杀率来看非社会因素与自杀的关系，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自杀现象，从而通过自杀类型来看其社会条件，理解对应的社会类型。他认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自杀的倾向，是所有个体倾向的根源而非结果，社会自杀率只能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每个民族都有一种集体力量推动自杀，其来源于个人原因之外的一种集体倾向。这种倾向由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或反常等构成，对于集体心理状态产生于群体本性并存在群体之中，然后影响个人，使其完全内在的存在。对于利己、利他、反常在社会中由不同比例组合形成典型道德，三种思潮相互克制，达到平衡。但当其中一强度超过一定程度时，便在形成个体化时成为自杀诱因，这种强度取决于组成社会的个人本性、个人联合方式、打乱集体生活的运转而没有改变它的基础结构的暂时性事件，分别对应的是利己、利他和反常倾向。因此，他将自杀分为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反常自杀。
对于自杀类型，其对应于不同的社会整合及社会制约，其根本也是基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虑。在整合性社会中，其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且通过共同的目的将社会成员联合起来，当个体逐渐不依赖社会时，将个人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容易出现利己主义自杀。同时，对于在机械团结的社会类型中，个性被淹没，个体过渡地融入到社会中，不重视个体生命的同时也不珍惜他人生命，其也容易造成利他主义自杀。两者都体现出以共同的信仰和情感及共同目标来凝聚和约束个人的社会力，将他们整合起来对个体的行动进行控制和调节，也只有社会能起到这种调节作用，拥有个体所认可的权威和道德力量。从自杀类型来理解，利己主义自杀正是个人无法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及基础，其社会无法再对其进行约束及调节作用；利他主义自杀则是个体依附社会，使得其存在基础高于个体生命而造成的自杀，取决于个人依附社会的方式；反常型自杀则源于个人活动因为欲望等缺乏制约使其产生相应的痛苦。现代社会的自杀主要表现为利己主义自杀和利他主义自杀，涂尔干认为只有在社会达到一定的整合程度，自杀率才能相应的降低，而不会出现社会的病态自杀现象。涂尔干不仅从《社会分工论》中正面论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从《自杀论》中进一步揭示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反常或病态的一面。两者都是基于涂尔干对于人性的两重性来思考，这也对后面理解涂尔干关于宗教的理解提供一定基础。
3、道德与宗教
涂尔干借助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道德事实，创建一门道德科学，在《社会分工论》中，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其形成一种新的道德秩序，而不只是简单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方法准则》中，道德的特征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进行解释和考察；在《自杀论》中特定的自杀类型对应特定的社会整合程度，其反应的对应的道德构造；在《道德教育》中对道德实践理论的探讨，涂尔干通过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处理道德生活的事实，将其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在《原始分类》、《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则重点阐述了原始宗教的研究，并通过宗教的研究来反映道德的起源及变迁问题，通过研究原始宗教，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其基本要素，从而更好地理解道德。
关于道德三要素的考察，即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以及道德的知性或自律精神。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道德规范的行为追求时非个人目的的，这要明确道德的目标是社会，而社会不是个人的总和，而是个人相互联系形成新的事物，其区别于个人的性质而具备其特殊性质。道德领域的起点从社会领域出发，其高于每个人的目标，其必须明确社会与个人是整体与部分的不同。其以社会领域出发，通过社会不同于个人总和的特殊状态，与个人联结，将个性通过纪律限制、自我克制得以发展，从而不像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反常等现象，道德从社会出发根据我们本性需求来约束和限制。社会是道德的目的，社会也是它的创造者的目的，总体社会具有一种意识，其反应其集体存在的意识体现，每个民族都有其相对应需要的道德，直接与实践这种道德的民族社会结构有关，而权威体现的是集体存在，社会结构真实反映在道德体系中。正是由于社会无限超越个人，掌握无可比拟的权力，形成强有力的权威，成为道德的有力条件。道德即是一种绝对法则，让人们服从，又是人们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完美理想，其体现了义务和善的方面。宗教信仰和道德实践在历史中融合成为单一体系，如果将宗教因素从道德中剔除，有可能连道德要素一并剔除，因此要借助科学语言将原本由宗教符号表示的真正的道德要素转译出来，从而更好地理解道德特征，从存在道德观念的宗教观念中提取理性代替物，通过研究原始宗教把握现代社会道德准则的最本质的要素。正如乱伦禁忌的起源来自氏族的外婚制，其源于人们对血的敬畏，而血的神圣性源于图腾的神圣性，图腾又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表象。乱伦禁忌与原始社会的图腾制之间的关联需通过理性或科学的方式来揭示其内在的道德要素，尽量避免宗教带来的复杂要素的干扰。涂尔干明确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及解释的基本方法准则，集体表象作为社会事实的基质，其约束力不同于物质环境，社会现象具有威望，而这种慰问来自于个人内在的认同，而这种力量外在于个人，不是依据个人意志和动机而改变，其体现出集体意识的权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通过考察原始宗教中人们如何通过参与宗教生活去创造和表达他们的集体理想，从而进一步理解道德理想生成和作用的方式，阐述宗教生活的神圣性，相当于更好理解道德理想在社会生活中生成的。道德理想作为集体表象，表达的是特定社会对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是该社会的成员对支配其共同生活的那些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的认同。一方面，社会制度以物质化的形式将具有神圣性的道德理想保留在凡俗世界；另一方面，这些制度也构成了反诉世界中个人活动的准则。道德理想是社会的灵魂，制度框架是社会的身体，身体只是对社会的灵魂的一种外在化和物质化的表达。社会生活正如宗教生活的圣俗两元结构，正如《社会分工论》中，社会团结是内在事实，法律、道德准则则是内在事实的外在表象；在《自杀论》中，社会意识是内在事实，而法律和道德准则是其外在表象。这种外在于个体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感觉等是社会意识，属于社会的灵魂，但其不可被直接观察，因此借助社会意识的物质表现来理解。正如《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通过考察图腾制度所赋予的神圣性，来对应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应位置，从而理解其内在关联。不仅如此，通过法律、道德、风俗等来考察社会的自我意识或道德理想，透过社会的外在身体来捕捉社会的内在灵魂。也就只有社会学才能为人们的道德实践提供一个规范的基础。
三、读书感想
通过一个多月的阅读经典，一点是，解释内在事实，需借助外在表象来理解，这需要不断地剥开这些外在表象，进行更好地定义、分类、比较、解释。另一点，看到一些理论点也会思考到实际调研过程中的一些农村现象，例如社会变迁、贫富差距缩小、价值转变、社会整合等方面，会思考涂尔干分析现象如何将许多要素串成整体逻辑链条。在这一个多月中，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希望通过之后的学习，能够更好地将比较法加入到思考当中，保持纯粹的心态来阅读经典著作，让自己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 此贴被aizw223在2017-05-16 23:4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