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读书报告
书单:
韦伯《宗教与世界》
《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学术与政治》
《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在读)
总结:韦伯的宗教
韦伯的宗教是他理论建构中以事实说明“社会唯名论”的重要部分。从目标——手段——达成视角考察宗教行动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从宗教行动及其意义入手分析,其中可以看到支配的正当化和法律的威信的重要性,韦伯宗教部分与其支配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紧密相关,将他的方法论运用到解释印度教、儒教与道教和犹太教等具体的宗教,他密切关注宗教团体的宗教行动,通过分析一系列宗教行动来说明一个主题:宗教行动是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当然其中还有对伦理、政治、艺术以及性的影响,这些会顺带谈一下。
先从宗教的产生谈起,韦伯认为宗教的中心问题是神义论问题,神义论是指宗教“教义”及一套神学或护教理论体系如何解释现世存在终极“意义”的问题。宗教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宗教需求,无论是处于不利处境的人们对于“苦难”需要解释因此而安分守己,还是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需要寻找人生“意义”,宗教都能通过教义来解释和满足。对于宗教的起源这点韦伯的理解与涂尔干截然不同,涂尔干从“社会唯实论”的角度分析,认为宗教只是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一种强制结构,宗教源于社会力量,是为了约束个体行动的产物。韦伯认为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取决于人们的各种行动动机,人类的宗教活动或行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联用象征符号来显示它们的意义,宗教更多的是代表了宗教共同体的行动意义,因此韦伯是从宗教行动入手考察各个宗教的。
另外,韦伯认为宗教带有巫术性,随着人类行动的理性化,一方面宗教行动开始基于一定的理性,希望通过宗教手段达到其经济目标,另一方面祛魅的科学逐渐从宗教中脱离并与之不兼容,因此具有巫术性的宗教无法独占解释现世的权力,宗教也因行动动机理性化而理性化,韦伯认为宗教行动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所以他关注的点在于宗教的理性化过程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总的来说,韦伯论述宗教行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采取的是这样一个思路:
韦伯从宗教行动与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入手,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新教、印度教与佛教、儒教与道教,以及犹太教,按照之前论述宗教行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的思路,首要分析的是各个宗教的宗教共同体行动动机,他们的行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现世”取向的,虽然各个宗教有论及“来世”和“彼岸”,但他们的行动是指向现世的,并且他们的行动遵循的是经验法则,因此宗教行动目的是经济性的,甚至是理性的,这就决定了宗教理性化的发展倾向。例如印度教发展出两大教义“轮回说”和“业报说”貌似着眼于“来世”,但本质上是宗教共同体对现世行动的经验指导和规制,并且行动具有“善恶的可计算性”。
基于理性化后的宗教需要而产生的宗教行动会产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宗教观念和信仰以说明其行动的“意义”,即宗教行动进行因果推断时采取的具体法则。韦伯认为宗教行动的因果推断采取的法则是以卡里斯玛的有无为准,连带着一系列“唤醒”卡里斯玛的巫术性手法。卡里斯玛这个概念是韦伯对一种特殊人格的定义,即一种具有超自然的天赋、能力和品质的人格特征。卡里斯玛的唤醒手法常常是巫术性的,印度教通过“禁欲”和“冥思”唤醒卡里斯玛,犹太教借助集体和个人的“忘我”、战舞肉食和饮酒的“狂迷之道”和“欢呼赞同”继承人以唤醒卡里斯玛,儒教中央君主以保证战果和国泰民安来证明卡里斯玛,官僚也沾上了卡里斯玛,官吏的资格以卡里斯玛为前提。
另外,需要一个观念来解释卡里斯玛的存在,就产生了精灵信仰。精灵信仰成为最原初宗教行为中的抽象化形式。精灵最初并非神或魔,而是某种物质,却又不得而见,具有非人格性。这种精灵信仰是如何产生的呢?精灵被用来解释卡里斯玛存在的有无而产生,精灵作为卡里斯玛资质“背后”隐藏着的某种“存在者”,精灵存在于某人或某物,则具有卡里斯玛,卡里斯玛丧失则是由于精灵的离逸。
具备上述两点宗教基本定型,定型后会对截然不同的阶层及其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一个阶层(多半是具有卡里斯玛者)会在宗教共同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获得恩惠,这一阶层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宗教共同体。
犹太教的祭司群体与先知不同,先知是一个拥有纯粹个人性卡里斯玛禀赋的人,基于个人所负使命而宣扬一种宗教教说或神之诫命。“个人”的召唤是决定性因素,先知与祭司以此分道扬镳。犹太教的祭司是通过掌握对代表耶和华命令的律法书解释以及礼仪手段的知识上的教育而获得威信,利未祭司被组织成世袭性卡里斯玛的氏族,一种排他性的身份团体,且要求独占一定的神谕形式、祭司教诲与祭司地位。祭司利未人和各地方的种种古老祭司阶层相互同化,各个圣所的祭司门阀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当耶路撒冷的祭司阶层在北方王国政治性崩解之后得出最后结论,并提出古老传统中闻所未闻的要求:自从之后,唯有在耶路撒冷这一个神殿具有完全资格的献牲,且各地圣所的耶和华祭拜都要停止,这一要求使得耶路撒冷独占崇拜。
在印度教中,婆罗门源自原始巫师,后转化为一个教权制的有教养的种姓,由“家庭祭司”发展,基于“知识”即一种秘密,由子孙独占教理的传授,因而婆罗门阶层除了教养资格外还讲究出生资格。后取代了祭司的地位,承担祭祀的责任并进行苦行和禁欲。婆罗门构成了一个“种姓”,一种极端严格且排他性的世袭身份制,包括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刹帝利(骑士)、吠舍(自由民)和首陀罗(奴仆)。印度教中种姓制度成为其宗教共同体进行隔离的一大手段,种姓制度如何而来?有人认为种姓是人种的分别,人体测量学的调查研究将种姓的人类学特征进行区分并建立两者的关联。但韦伯表示并不能就此认为种姓是“人种心理学”产物,不过人种的差异性对种姓秩序的发展的确意义非凡。(此处不细说,见印度教的总结部分)
较为特别的儒教,卡里斯玛不再严格附着在具体个人身上,而是附着于他的宗族。高贵的宗族属性决定着受封的资格,家庭出身等级越高封官级别也就越高,分封的列侯具有广泛的统治权,后“御史”基础上形成了真正的君主“独裁制”,与围绕君主统治衍生的官僚制取代旧的分封制度。君主通过官僚制广纳贤士以对抗按功绩和恩宠擢拔的官吏,因为士人阶层并非完全通过巫术性的技巧独占卡里斯玛,但毋宁是需要经过科举等一系列考试证明其切事性的政治能力。他们的理性和行政管理能力在斗争中取得了间歇性成果,并与绝对独裁(君主)勾结起来,对皇权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
历史上一直有的四种主要禁欲主义新教形式:1.加尔文宗,指其在西欧、主要在十七世纪的西欧有较大影响的区域所采取的那种形式;2.虔信派;3.循道派;4.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截然不同的禁欲主义新教之间都存在一个相似的教义:或多或少强调一种职业即“天职”的敬业观以及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教义将禁欲主义宗教与非禁欲主义宗教区分开来,天主教逃避世俗活动,但是新教却认为职业体现了上帝的意志,新教徒努力工作以获得上帝的恩宠和救赎。
但在韦伯看来,这种卡里斯玛性格是反日常的,甚至是革命的,卡里斯玛共同体本质上不是一种恒常性的“制度性的”组织,他们时刻都可能因为日常的经济原因而走向死亡。因此不仅是拥有卡里斯玛这一阶层,他们的门徒也希望因卡里斯玛所带来的恩惠能够日常化。以色列同盟时代,卡里斯玛战争英雄只有间歇性的权威。相比之下,在印度,其社会秩序就仰赖卡里斯玛群体之一“氏族卡里斯玛”原则建构起来,但世袭性卡里斯玛若因一个人明显欠缺资质会丧失卡里斯玛,可见卡里斯玛即使在氏族中也不稳定。因此卡里斯玛的日常化便一直是宗教行动的目的,这种目的也是经济性的。
卡里斯玛的日常化会使其内在结构性格发生变化,宗教共同体或成立一个国家,或变为一个教会、教派、学院或学派、政党或新闻从业者。但通常卡里斯玛共同体,起先会成为支配者或支配者的伙伴,卡里斯玛的宣示内容转化为教义、教条、理论、或行政规则、法条、或僵化的传统。也就是说,那些非正式的行动“意义”被抽象化为各种宗教观念和相应的救赎手段。
随后一定的生活样式和社会关系从这些宗教观念和命题中油然而生,日常的宗教行为不断重复和升华,反过来又强化和内化了人们宗教观念。经传统或法律正当化该宗教共同体的团体行动与其中存在的支配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社会秩序。这些社会秩序涵盖方方面面,包括经济领域,也就是说经济秩序从中产生。因此,宗教的性格深深烙印在经济当中,宗教行动便是这样在其理性化中对经济产生影响的。
纵观犹太教、印度教和儒教,都是宗教行动基于一定的理性,希望通过宗教手段达到其经济目标,犹太教建立严格的礼仪隔离和道德二元性是为了落实于外交政策上,并非助力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经营,虽然犹太教的生活有着高度的理性,但其救赎行动指向现世行动的宗教伦理——恢复于神所喜的状态,犹太民族更像是一个游离于世的宗教共同体,他们行为更接近价值理性,为了保持耶和华的宠幸而坚守。韦伯认为印度教是以现实所可能的最理性的形态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在理论的建构下在现实中尽可能产生影响。然而韦伯总结印度教的结果发现宗教共同体总是出于理性的动机试图实现经济目标,但其救赎手段往往没能导致理性的结果。虽然在儒教中士人阶层明显的切事性格和理性,他们生来为反传统,而自身却转变为传统(为了保障阶层的利益)。传统的代表氏族组织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到阻碍的作用,西方的理性管理和个人信用发展受阻,任何变革须与地方望族阶层取得协议,另外家产制下行政和法律机构同属于一个官僚制机关,行政与法律制定并未分离,导致法律一直停滞且由皇帝自由裁量,没有西方认为最重要的私法规定,法律权威的阙如使得经济领域秩序混乱,理性经营很难发展起来。
宗教理性化过程产生的理性正是韦伯认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韦伯通过上述思路得出宗教研究的最终结论在于宗教行动是否产生理性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简单来说,韦伯从宗教理性化过程的这一纵向维度进行论述,纵观犹太教、印度教和儒教,发现除新教外的宗教共同体总是出于理性的动机试图实现其经济目标,但从中发展出来的救赎手段往往没能导致理性的结果。只有新教成功地理性化并成为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之一,也得出最后结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原因。
宗教部分先在此具体说明,之后会做一个韦伯总的汇报。
感想:
1、读书想法:从韦伯的论述中感觉宗教就是支配阶层进行教化和控制的工具,所谓的“正统”和“异端”不过是支配地位的不同。韦伯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其论述的结论常给我一种“唯西方论”的感觉,将西欧宗教理性化作为一个理想类型去评判亚洲的宗教,那么西欧的就一定是好的吗?是理想的吗?在我看来并不尽然。
2、读书状态:一直比较平稳,努力一点点地进步吧。在读单本的时候时常试着去联系其他单本,试图找出他们之间的逻辑,等到读完一大家最后一本书时稍微能够串得起来,回头再理理思路就清晰了。很享受能够串起一大家经典的感觉,之后还会把韦伯整个串起来
3、读书计划:下个月要开始读马克思了,又激动又有点担心自己看不懂。
[ 此贴被陈万莎在2017-10-13 10:34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