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超研究生期间阅读书目 贺雪峰著 《乡村治理与秩序——村治研究论集》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
《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
《新乡土中国: 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
吴毅, 吴淼著 《村民自治在乡土社会的遭遇—— 以白村为个案》
卡泽纳弗 《社会学十大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三联书店, 2001
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商务印书馆, 1995
韦 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 1999
波 普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1987
科瑟 《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德 《论实证精神》， 商务印书馆
斯宾塞 《社会学研究》， 华夏出版社
《社会静力学》， 商务印书馆
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商务印书馆
卢梭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三联书店
里夫金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上海译文1987
沃勒斯坦 《开放社会科学》， 三联书店
迈纳斯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1989
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版2001
齐美尔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广西师大版2002
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三联
陈忠实 《白鹿原》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王铭铭 《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
《人类学是什么》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莫斯 《社会学与人类学》
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
《结构人类学（第二卷）》
《野性的思维》
利奇 《列维－斯特劳斯》
萨林斯 《文化与实践理性》
《历史之岛》
《甜蜜的悲哀》
《土著是如何思考的》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麦克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史景迁 《王氏之死》
王铭铭 《走在乡土上》
《非我与我》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林耀华 《金翼》
《义序的宗族研究》
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阎云祥 《礼物的流动》
黄树民 《林村的故事》
何伟亚 《怀柔远人》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
汤普逊 《过去的声音》
勒庞 《乌合之众》
史密斯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迪韦尔热 《政治社会学》
亚历山大 《世纪末社会理论》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费孝通 《江村经济》
杨懋春 《一个中国村庄 山东台头》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弗里曼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
唐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纳日碧力戈 《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
马林诺夫斯基 《文化论》
弗思 《人文类型》
布朗 《社会人类学方法》
博厄斯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摩尔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读《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随想
1．本书的研究理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入侵农业的过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阶级关系的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决定了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推进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路线。即农民、贵族、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冲突和调和的结果，决定了现代政体究竟是民主政体、法西斯政体还是共产主义政体。
2.民主观念不能泛化，摩尔的历史演化图式是非线性的，然而在他看来，英法美的政治形式是民主的，而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形式是专制的，但是对民主与专制的这种二元对立式的划分，仅仅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而已，每种政体都是这两方面的不同程度的组合体，没有绝对的民主，正如摩尔认为的“民主进程是一场漫长的而且是必然是没有止境的斗争”。但民主观念的泛化，容易成为法西斯主义历史阶段的民主入口。正如梁启超曾指出的“欲求民主，反得专制”，勒庞的《乌合之众》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民主与专制的联系，他认为群体心理是集体无意识的、易变的，一旦他们掌握公共权力，民主并不会长久，历史已向我们证实，群众的民主权力若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则很容易变成一种暴虐的权力，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中指出的，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比较稀缺的社会里，当普通民众突然获得了权力，权力就变成了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都可以取而用之，或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这个观点，即当前农村的稳定恰恰得益于农村民主进程的迟缓和不彻底。
3.暴力是把双刃剑。摩尔认为暴力在民主进程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西方民主道路的起点就是暴力革命，德意日绕开了暴力革命却付出了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的代价，但是他过于强调了暴力的积极作用，暴力在民主进程的历史中并不总是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而应将其放入具体的历史时空体系下来具体考察其作用。
4.近代中日农村组织状况的差异及原因。摩尔提到，中国农村历来被形容为一盘散沙，农民难以组织起来，而日本的农民之间是团结一致且易于组织的；中国的村庄只是农家的聚居地，而日本的村庄是生活的共同体，其原因何在呢？有人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农民的不理性及小农意识，然而吴思在《废渠的事理》中的精辟分析表明了农民是理性、精于计算利弊得失的，摩尔认为原因在于中日农村社会结构组织原则以及农村制度和政策的不同：（1）在日本，国家与农民之间有正式或非正式的控制渠道，且非常有效率，强大的社会控制系统能把现实的和潜在的不满情绪纳入现行体制，并使个人联合起来，村庄能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内部力量是原有的经济合作制度及与此相连的亲属间的义务和继承权，外部力量是国家的税收制度，农民对国家的义务表现为对国家缴纳公共税，这种公共义务的形式是农民树立起国家意识和对国家的忠诚。联想到我国现在取消农业税，是否会削弱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尽管学者之间尚存在争议，然而从政治学的角度上看是弊大于利的。（2）在中国，摩尔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过剩使中国农村缺乏长期的制度化的基础，而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加上农业政策德实施，造成农民个人主义和剩余劳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相对分散的农业社会”，的确，近代历次的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都无情的分裂了村庄，而往往国家在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无视农民经济上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这一事实，由此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加深了各层农民之间的裂痕。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显著特征是农村社会与上层阶级和国家政权在体制上的联系国过于脆弱，甚至处于断裂状态，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状态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真空，从而认为黑恶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机会，更始历来引起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国家加强乡镇基层政权的权力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国家权力在延伸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要依赖文化网络才能建立起权威，否则尽管暂时可以凭借政治手段强制的把农民组织起来，终究是要失败的。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已明确证实了这一点。过去宗族是整合村庄力量的重要纽带，然而农村宗族势力的式微，新兴的村庄精英（往往能为村庄带来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威望）与原有精英进行的权力斗争影响或改变着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尽管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却是始终存在的，即使在与渗透下来的国家权力博弈的过程中改变的也仅是其内部的排列组合而已，国家权力始终在农村的权力结构之外徘徊，新的权力形式往往被村庄精英们利用，成为证明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工具，甚至会成为各派精英之间斗争或打击报复的武器，这无疑会进一步加深了村庄的分裂，这或许是目前村民自治尚处于浮在水面的上一层油的状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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