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至5月读书书单
《乡土中国》
《江村经济》
《人口论》
《生育制度》
读书总结
《乡土中国》

1.熟人社会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式，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珍贵。只要农民手中握有土地，即使生活多么困苦，多数农民还是会固守那份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作。农民固守土地，终其一生，很少离开，正所谓生于斯，长于斯，卒于斯。农村聚落形成以后，人口缺乏流动性。这里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上的关系上说的，如果从人和人的排列关系上说是孤立和隔膜，这种孤立和隔膜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起的集团为单位，比如一个村落，从而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农村村落，并且这些集团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种地方性产生了熟悉的人，熟悉的土地，熟悉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种强烈的“熟悉性”下，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基于契约，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范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乡土社会中，人们因彼此熟悉而相互信任，人与人的关系不需要契约来保障。于是乡土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礼俗社会，而不同于西方的契约社会。同样，在熟悉的环境下，人与物的关系基于熟悉而产生个别、具体的经验，这些经验足以解决乡土社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问题。
2.文字下乡与乡下人直接的人际交流
说乡下人“愚”多是因为他们不识字，知识不及城市人，见识少，视野狭窄。文字下乡运动，似乎是针对乡土社会中农人多文盲，为传递科学文化知识的而进行的。而文字的功用在于传情达意，以固定的象征体系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当空间的阻隔导致人们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时，文字的作用才显现出来。当人们可以面对面地彼此交流时，文字就不是传情达意的唯一方式，声音、表情、动作同样可以成为人们传情达意的一种表达、交流方式。回过头在分析一下乡土社会的特点可以发现，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空间的相对封闭，乡村生活的生产、生活区域往往相距不远，人们可以经常见面，于是交流上很少使用文字，使用声音、表情、动作来直接交流更符合乡土生活的特性。所以乡土缺乏文字普及，并不是因为乡村“不文明”，而是因为“非文字”的交流途径是乡村生活自然演进的结果，直接的交流远比间接交流更为实用方便更为乡下人所接受。 所以文盲并非因为乡下人“愚”，反而是乡土生活的特性所致。所以，费老在最后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一个社会中的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仅仅开几个乡村学校和是乡下人多识字，而不考虑乡土本色，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在“再论文字下乡”一章节中，费老也讲到，中国社会从基层上具有乡土性，文字不是在基层产生，到目前还不是乡下人的东西。不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直接亲密接触中，生活在熟人社会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识，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满足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只有当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3.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    私人道德与团体道德
费老区分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和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两个概念。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人伦等次，以“己”为中心，通过有差等的次序和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社会关系的网络，即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而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 如同一捆捆、一把把柴火摆在一起，个人之间的联系依靠一个共同的架子，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就能相互发生关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决定不同的道德观念：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依赖于他们的宗教观念。宗教的信仰，成为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从而产生两个派生观念：博爱，平等——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产生了权利的观念，人与人互相尊重权利，团体保障个人的权利，防止团体代理人滥用权力侵犯个人权利。西方社会，西方道德观念构建在团体与个人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在团体内，每一成员人人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个人不能侵犯团体和他人的利益，团体也不能侵害个人的利益。团体能够存在的前提就是团体必须是超越个人的“实在”，由此团体道德的核心就是博爱，平等 。 团体格局的社会中，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是同在的，履行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没有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所有的价值标准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才发生意义，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要他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即依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来评判。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决定的道德体系，即以己为中心外推构成的一根根私人联系网络，团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乡土社会缺乏“团体”， 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也就难以产生“团体”的道德。
4.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的转变
乡土社会是稳定的社会，人口流动性小且变迁缓慢。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间发生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在乡土社会，再也没有比血缘更可靠的规范了。
乡土社会中的地缘关系依附于血缘关系，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地缘是从商业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由于血缘关系限制了冲突和竞争的发展，所以血缘社会中商业很难发展。纯粹的地缘关系由此可以借助商业而发展，因为人情问题已不再成为商业发展的限制。商业在血缘之外发展，而地缘则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陌生人所做的约定，在订立契约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而在契约进行的过程中，一要有信用作支撑，二要有法律作保障，而法律有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必须精密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而不掺杂感情因素，是理性支配人们的行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5.名实的分离：乡土社会的缓慢变迁
在中国的基层，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与现代社会相比较，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而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只是与现代社会相比，社会变迁速度慢，社会阶层间流动慢。受传统制度、传统观念的束缚， 乡土社会中的长老权力是稳固的，但为了应对社会缓慢变迁的需求而产生了名与实分离的现象，名实之间的距离也随着社会变迁的速率而增加。社会加速变动，对长老权力在内容上加以注释和曲解，从而实现改变。当代中国社会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名实分离的典型例子。

《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一书以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描述开弦弓村人们的农业、副业、贸易、亲属关系、社会关系、习俗等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村、农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一些由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问题。马林诺斯基在评价这本书时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以复述静止过去。它有意识的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作者以开弦弓村的调查结果为视角，描述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利用以及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生活状态。从而说明了当时中国农村家庭生产这一经济体系与当时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村落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开弦弓村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这本书分析概括出包括开弦弓村在内的中国大多数乡村在经历这一变迁过程中的两股主要力量：促使变迁的外部推力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传统力量和外部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不像西方社会制度那样直接轮渡，也不仅仅是传统平衡受到了干扰。而是因为这两股力量的变化持续影响着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变迁。而在中国乡村社会和经济变迁中出现的问题则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费老所言：“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书中开弦弓村对中国大部分的农村是具有典型示范意义。而费老对开弦弓村的调查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理解并解决农村问题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借鉴意义。现实中，我们能够发现亲戚邻里关系、生活习性、传统观念、农业技术等社会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农村问题。正如费老在前言中所说：“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他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他们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社会文化变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越来越迫切的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

《人口论》
《人口论》是18世纪西欧的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的产物。该书最初的主旨并不在于研究人口问题，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斗争，这也告诉读者，马尔萨斯的理论掺杂着阶级利益和政治利益。
马尔萨斯撇开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文化背景，提出了两条他所谓的永恒性法则：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马尔萨斯的所有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两条不言而喻的法则之上。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不管有无婚姻法存在，天性和美德会促使青年男女早日结合，如果没有减少人口的原因，那么人口就会很快增加。而食物增长受土地的限制，不能像人口那样增长。由此，马尔萨斯得出结论：一、人口增殖力远大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力，据此他解释了人口迁移和饥饿灾荒的原因，马尔萨斯以罗马帝国的毁灭为例：野蛮或狩猎状态—游牧状态或摧毁了罗马帝国的野蛮部落—人口增殖力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大规模向北迁移的起因，以此解释欧洲人口北迁大潮的原因。二、人类不变的情欲导致人口增长比生活资料增长快，失衡的增长速率会带来动荡的下层社会。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人口增长的基数是多么小，由于其惊人的增长速度，如果没有任何社会限制，人口总数将变得非常巨大，超出人口环境容量，从而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食物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劳动者的勤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作用，却于事无补，因为土地会受到限制。于是，社会生活资料的总量会随着时间被快速增加的人口总量超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会内在的平衡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制度如婚姻制度中禁止早婚、社会现象如弃婴等将对人口增长起抑制作用。同时，过多的人口造成生活资料的短缺，贫困和犯罪将长期困扰下层社会，直到人口总量同生活资料总量重新达到平衡。
而自然法要保持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平衡，就要靠对人口的抑制来矫正二者的不平衡。由此，马尔萨斯又提出对人口增长的两种抑制 ：一、预防性的抑制，也就是道德抑制，由于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从而用理性约束人们不结婚、晚婚和严守性道德的办法来降低人口出生率以抑制人口增长。二、积极性抑制，即通过包括有罪恶和苦难而产生的会缩短人的寿命的各种原因，如各种脏类的职业和劳动、极度贫困、疾病、传染病、饥荒、瘟疫、战争等来提高人口死亡率来减少人口。 人口的两种抑制可以解释人口为什么没有在两性情欲没有发生显著改变的情况下而爆炸性地增长，而这种解释从社会学方面看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在马尔萨斯的模型中，主要变量是土地、劳动、人口、生活资料产出。随着人口增长，土地首先成为不变量，这意味着所有可用的土地都已被开垦；人口继续增长，起初，这可能带来某种规模效益因而增加边际产出，随后，当人口进一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劳动被投入固定量的土地，规模效益最终被耗尽，边际产出开始下降；最后，在均衡状态，人口受到抑制而达到极限——马尔萨斯极限。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推论是：除非均衡被某个偶然事件所打破——比如发现一块新大陆，重大技术创新，一次大规模战争或瘟疫刚刚消灭大量人口，等等，人口总是处于当时的土地面积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马尔萨斯极限附近。而这又意味着：无论文明如何发展，技术如何进步，在均衡态上，人口最贫困部分的生活水平永远不会高于最低生存标准，任何试图改进底层人口生活水平的努力的唯一结果是将更多的人推向极限边缘，而这将逐步摧毁阶梯状结构的文明社会。——马尔萨斯以此作为反对济贫法的理由。
他认为，社会救济或者社会福利不能使社会下层阶级完全摆脱匮乏的压力 ，因此《济贫法》是多余的。一个经济上的解释是，将富人的钱转移支付给穷人并不能提高穷人的购买力，因为社会生活资料并没有增加，《济贫法》导致穷人购买更多，这种情况下物价上升，穷人的生活水平不能显著改善，而富人的生活水平却会下降。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是社会生活资料，更确切地说是环境容量，一旦人口超过环境容量，生活资料的不均必然困扰下层人民，贫困和犯罪反复发生，成为人口抑制的主要方式。 直到人口和生活资料重新平衡。然而，由于人口负增长或者缓慢增长的困难，生活资料增长的缓慢，重新平衡的过程将会比较漫长。 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缓慢增长或者负增长，那么解决贫困或犯罪——主要的社会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发展经济，增加生活资料。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为马尔萨斯的三个命题：1.人口增长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且显著的抑制的阻止，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的随生活资料的增长而增长；3.这些抑制以及那些遏制人口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和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可以归纳为道德的抑制，罪恶与贫困。这三大命题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法则的主要内容，也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内容。马尔萨斯的错误在于忽视社会制度、政治条件等因素，用抽象的人口规律来代替对特定的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分析，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失业和贫困的真正根源，为其代表的阶级统治辩护，也是为适应当时的政治斗争，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　　
马尔萨斯的局限
马尔萨斯生活在18实际中期到19世纪早期，这一点也许是时代的局限。当时资本主义大生产并未完全普及，农业生产依然是食物的主要来源，土地高产成为为增加生活资料的主要思路。要想解决人口过多带来的社会问题，根本上需要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所以农业受到马尔萨斯的过度重视。 而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工业迅速发展。今天的生活资料不仅来自于农业，还有许多来自工业加工。和平年代，新的科学技术使农业产出迅速增加，生活资料多样化使供养更多的人口成为可能。
近代以来，历次科技革命促使经济腾飞，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普通提高，让马尔萨斯理论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首先，城市生活、避孕技术和更长的教育年限，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活成本的增加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于生育率，使生育率大大降低；其次，创新的速度之快似乎超越了马尔萨斯周期，使得每一波创新后的增长还没来得及走入边际产出下降阶段新一波创新浪潮又开始了，从而使系统长期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所有这些，与其说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失败，不如说是马尔萨斯当初应用其理论描绘世界时所处的社会条件条件改变了。或许，我们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实和未来作出新的评估。

《生育制度》
社会制度是人类有组织的体系，社会制度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一种基本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包括了：生物性的需要、手段性的需要、和综合性的需要。但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中，人类的需要也会随着社会文化的改变而产生新的需要。 性的需要是人类的一种生物性的需要，但是在后面所说的继替中，它不再是一种生物性的需要了，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需要。这种文化是由相关的一套原则和社会制度组成。人的需要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在社会文化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生物性需要而是综合性的需要。
书中区分了性爱、生殖、生育制度、家庭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生物基层上，种族延续与个体生存是相矛盾的，人是依赖社会才得以生活的，若单从个人私利上打算，这种矛盾更加突出。社会完整才是个体生存的条件，而这依赖于人口稳定，以保证足够的人口维护社会结构，而这有赖于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所以，生育制度是人类种族绵延的人为保障。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也代表了对性的限制，把性限制在婚姻之内，因为性往往带来不确定性，缺乏限制可能构成对伦理的挑战。在整个婚姻中的核心结构是父母子的结构，这样的一个结构构成了生育制度的核心。
婚姻是为了抚育，即夫妇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团体中，享有共同的社会资源，共同的社会责任。生理性抚育呈现单系性，主要由母亲负责。父权制下往往会出现严父慈母的现象，这与夫妻在社会性抚育和生理性抚育上的侧重具有一致性。而在婚姻与家庭的运作过程中，呈现出的也是单系偏重，这样的安排有效率方面的考量，然而带来的链条式的影响，包括子女的教育、继承权、嫁娶、亲属扩展方面的单系倚重，也带来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人类社会面临的状况则是由单系性的生理给养以及双系性的社会教养。但生物性的父母与社会性的父母并不完全一致，“决定亲子关系的社会关系是婚姻关系，不是生物关系”，而婚姻的意义是确立双系抚育，因而结婚不是个体的私事，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在抚育中母亲担负了生理上的教导，父亲担负了社会性事务的教化义务。无论是后来的三角关系中还是社会性断乳以及父母的权利还是以多继少中，都强调了社会制度的完整性，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中，社会制度会随着社会文化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社会制度去满足人类的需要。　　
　　
读书感悟：
1.在读书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将自己置身书中，知识与现实经历的磨合，能从读书的过程中获取读书的乐趣，当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作者的思想产生共鸣时，那是最美好的境界，心里会豁然开朗。同时，结合自身经历也能加深对书本的理解，并能够学以致用，。
2．读书不能为了读书而读书，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打磨掉自己开始读书时的激情和兴趣。读书，要抱着经世致用的心态去读，为了“用”去读书，想着读书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上的现实问题，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从而不断加强自己读书的兴趣和激情。当自己思想上的疑惑解开时，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境界，与此同时，自己的修养也得到了提升。
3.读书要有感受，要有审美感，对他人的金玉良言，要能融会贯通，并使之付诸实现。 ———巴金
当书本给我讲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物、感情、思想和态度时，似乎是每一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 ——高尔基

学以致用、关注现实先要给自己一把锐利的武器，深刻的思维和有穿透力的眼光正是我们关注现实的武器，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武器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理解现实经世致用，苦读经典才能更好、更快地打磨出这样的武器。这个月读的不错，也都是经典，现阶段培养读书的兴趣、习惯可以这样读。后面可以调整一下，从古典始，沿着社会学的理论脉络系统地读下去！时间不等人！加油！  

光林是个用功的同志，坚持读下去，相信你必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