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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凯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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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凯戈读书报告（更新至2020.9.27）

2020年1月12日-2020年8月31日
【书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齐美尔《货币哲学》《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宗教社会学》《社会学》《桥与门》《大都会与精神世界》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葛兰西《狱中札记》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上、下）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默顿《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科学社会学》（上、下）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权力精英》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

【小结三】
  社会的共同生活总要采取一种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国家。尽管全球化在不断推进，但反全球化的力量甚至能与全球化的力量势均力敌，在今天看来，这一现实显得尤为明显。
  国家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生产力发展不够的结果，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被迫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外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们掌管着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防卫、治安、司法、外交等）——这是这一阶级诞生的本意。这一权力带来的利益让他们无法割舍，他们为巩固、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开始牺牲劳动阶级，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公民的剥削。所以，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机器，是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国家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剥削更多的公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顶点则昭示着变革。
  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这个国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要用暴力压迫被剥削阶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压迫是由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国家是社会的代表，准确地说，国家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代表。展望未来，当某一天国家本身终于代表了整个社会时，国家就是多余的了——因为不再有个体的生存斗争，也就不再有这类冲突，也就不需要国家这个镇压力量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让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社会资料，但这种占有不是说说就能成的，只有在物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它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说到底，这种实现还是源于新的经济条件的出现。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打个比方，在论述“为什么小明上了好大学”这个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小明从小学开始就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这一回答忽略了小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说现代）的国家是这样的，不等于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的。恩格斯的文章补充了对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分析，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篇报告则是结合近期的阅读从其他视角、主要是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的视角，讨论这一话题。

  西方，准确地说是欧洲，从中世纪早期的封建社会到18世纪的专制社会，逐步形成了民族国家。这里所谓的国家，在埃利亚斯看来，指“一种统一的、完整的、稳定的社会形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就算不上国家。扑克牌上的红桃K、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武力征服了庞大的疆土，但很快便土崩瓦解，无法成为一种稳态。为什么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离心力很强大？这一点涂尔干是讨论过的，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不发达、古代社会的机械团结基于成员的同质性，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分化，具有类似的生活方式、心理感情、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彼此相近。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程度低，自然缺乏凝聚力。
  反之，工业或城市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社会有机体就像生物有机体，每一个器官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分工导致职业与角色专门化，成员彼此具有不同的能力，每个成员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必须依赖他人，造成人们彼此的相互依赖感、团结感和与社会的联系感。有机团结的关键变量是异质性，而异质性取决于社会分工程度。
  中世纪的欧洲领主（不管他们有没有“国王”的名头）并不具备管理大片领土的手段，这一点和中国历史很不相同。在那时，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程度低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基于土地的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是有限的，因此领主的税收只能以作物为主；作物又无法长期保存，一年里或多年中总有丰有欠，收入缺乏稳定保障，领主也就不能长期维持一支常备军队和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而这些军政机关是领主实施暴力以强迫他人服从的关键。但上级领主还是需要臣下为他效劳，既然没有强制他人行事的可靠手段，就只能对臣下的服务进行酬谢，即将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分封给他们，这样便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领主。
  这里补充解释一下：把国家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比如韦伯就把权力定义为“贯彻自己意志并排除所有反抗的机会”，是一种自上而下单向的强制性，通常以暴力手段为根据。
  新领主在经济上基本也是自给自足的，不必仰仗中央的调拨供给。没有被他人攥在手里的命脉，谋求独立自主的离心倾向自然会滋生，这种倾向在历史上一再使得征服扩张而成的大国瓦解。这就是欧洲封建社会，“封建”意为“封邦建国”；同样必须强调，这和中国的政治名词“封建社会”有本质上的区别。
  政治上的离心力量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互相配合，使得整个中世纪呈现出分分合合的局面。总有强大的领主崛起占有广袤的土地，但又无法进行有效治理而不得不再进行分封；臣下一旦发现中央虚弱便会借机走上独立之路。不过在面临外敌入侵时，臣下又需要一位坚强的领袖带领大家抵御外敌，中央的权势和威望便又借此建立起来。
  前面说过，这些分分合合的势力事实上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转折点发生在中世纪中后期。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以来的混乱纷争终于结束，欧洲的社会经济也逐渐恢复发展，人口不断增长使得有限的土地入不敷出，对内的扩张（垦荒）和对外的扩张（征服）几乎同时开始。十字军东征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除封建主外，很多下层也怀着“改变命运”的理想积极从征。很显然，“为基督而战”只是幌子而已，至少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人口流动倾向，即大量农奴被迫离开日益内卷的土地，背井离乡前往城市，转行商业、手工业等，市民阶层慢慢崛起了——之所以不说出现，是因为早在希腊罗马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有功能健全的城市了，只是其发展进程在中世纪早期遭到阻碍而已。现在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市民阶层有了底气，敢于逐渐与封建主脱钩，获得了“自由”。以新的自由市为中心，商品交换蓬勃发展，市场焕发生机，对货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新的货币经济逐渐挤占自然经济的份额。新的社会分工推动了新的经济模式出现，而新的经济模式又会催生新的分工：如商品交换带来了贸易需求，贸易则带来了运输工具（马、车、船等）和运输设施（道路、港口等）的改进。
  社会职能日益分化，同质的个人变得异质化，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小共同体无法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必然导致相互依存的程度提高。不仅是人与人，城乡之间、城与城之间也会相互依存，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群体也是如此。联系这些主体的纽带，首先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其次是对交往过程进行约束的行为规范，规范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法律。这里也可以联系到涂尔干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从整体上规定各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范，一方面监督社会中的各种法人群体及个人行为，一方面又协调法人群体之间的关系，并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力。货币和法律是两项最重要的无形的基础设施。
  异质主体的合作之外，就是同质主体的竞争。封建时代，不成熟的国家之间会相互竞争，如前所述，不愿意被人吃掉，就只能想尽办法吃掉别人。残酷斗争的结果有胜有败，每胜利一次，再次胜利的筹码就大了一分。得到货币经济利好的领主们手上得以掌握一笔资金，它可能来自自由市的缴纳，也可能来自征收作物的交易，总之这笔资金能帮助领主稳步地巩固势力，维持一支常备军队和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以此努力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律；越强的领主资金越雄厚，越能在斗争中掌握主动权，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便出现了。最终的结果不难想象，越来越多的人被淘汰，成为越来越少的人的附属。地区统治者出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君主”。
  但是，货币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时代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只要土地依然是最基础的资源，只要自然经济的根基依然深厚，周期律就不可能被完全摆脱，领主们还是会面临离心力的冲击。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静静躺平等待货币经济时代的到来；应对手段上文说过多次，就是善加利用自己积蓄的经济实力，建立一支常备军队，构建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税收机构。利用军政机关，领主们努力垄断暴力，并用暴力垄断赋税（当然，垄断暴力的前提是垄断赋税以增强经济实力，二者是相互促进的），通过暴力垄断和赋税垄断维护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依然是土地。统治逐渐巩固、稳定，直到这时我们才能说，近现代意义的“国家”出现了。（事实上当时的欧洲存在着一种商人共和国，他们掌握的土地很少，主要经济实力来自垄断贸易路线的收入，例如威尼斯。而威尼斯的衰落正是由于它掌握了过少的“最宝贵财富”即土地，一旦贸易路线被奥斯曼切断，所有的辉煌都归于毁灭。）
  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具体分析某个西方国家的历史沿革，只需要探讨他们的共性。大致上看，目前所说的军政机关更像是在帮君主处理“家务事”。随着领地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庞杂，亲属、近臣已经无法胜任管理职位了，权力就必须外延到家庭和宫廷之外，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的分工逐渐明朗，职权逐渐清晰，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而不再是君主的附属物。权力从君主手中滑落，他们并无法抵抗，因为现在他们离开这一机构的协助已经什么事都办不成了。这一机构的成员就是官僚。众所周知，韦伯政治社会学的讨论重心就在官僚制度上。
  外部以土地为中心的斗争之外，内部斗争也一直存在。在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为了权势、财富、威望等切身利益相互争斗；同时，与中央斗争的传统艺能也没有被忘却，君主也还是坚持与离心力做不懈斗争。但君主处于漩涡的中心，作为国家里权势、财富、威望等地位都最高的人，他有实力对全局进行调控，可以将各种复杂的冲突斗争导向对他有利的方向；甚至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他不惜主动挑起各势力之间的争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这个宫斗剧的俗套故事，其实就是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转变的过程。君主越来越娴熟地运用自己的调控能力，就是专权越来越强大的体现。君主一边把贵族从他的封地上剥离出来，一边从市民阶层手里敲诈资金，一边利用宗教的力量强化社会控制，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压制这些势力的反抗，或维持这些势力的平衡，甚至调整臣下的身份地位（最典型的如给实力雄厚的市民阶层封爵，使之转化为新贵族）……凡此种种，最终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这种所谓的“帝王术”在技术上很高明，因此很依赖君主本人的能力，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得到妥善利用。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专制主义一样也要走向自己的末路。变革的重大背景是城市、产业的发展，市民阶层崛起，他们不再把等级特权当作求之不得的至宝，反而把这种特权当作前进的障碍。这时的社会里，新兴资产阶级不再甘于身居体系之中等着被舍与利益，他们要求取得国家政权，要求国家机器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变革到来了。
  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所谓“民主化”，但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对暴力和赋税的垄断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这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深入探讨。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要造成一个无政府状态，反而是要增加公共权威的力量和权利，其后果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封建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的社会政治经济新秩序。无疑，统治阶级需要“旧制度”的这一套官僚机构，不管统治阶级是专制君主还是资产阶级（或新贵族）。他们依然需要暴力垄断和赋税垄断来保护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只不过以前是土地，现在已经让位给资本了。
  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到今天都是社会的主流，但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并不以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为终结。19、20世纪，西方国家的外部斗争和内部斗争依然存在，只是斗争的主体、内容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斗争中的国家在社会紧张的压力下，在相互竞争的漩涡中，相互推动着向前发展。合作也是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大帝国（如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名为帝国，实质上是王国、公国、自由市、教会领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权组成的松散政治联盟。伏尔泰评价过：神罗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国家联盟、邦联、联邦等走马灯般出现，它们努力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维持国际平衡的平台，却总是难以保持稳定，难以真正贯彻自己的意志，就是因为这些更大规模的统治单位没有国家拥有的“法宝”：暴力垄断和赋税垄断，以及作为具体表现的常备军队和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最终，当代国际舞台的主要舞者依然是国家。
  历史流淌到了今天，国家的社会发生的基本规律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和平与发展不可能永远是时代的主题，国家之间、尤其是高度同质化的工业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能完全避免。分工越发展，社会内部的相互依存程度就越深；联系高度紧密的社会就更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现代的战争只会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容易激起全局的普遍震荡。吸取教训的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免造成最坏的结果，很可能也只是一步步地走向下一个坏结果。

【小结二】
  上一篇报告有三点判断需要再指出：
  一，社会学的变革不全是社会学家主动推动的，而主要是为社会现实的变革所决定的。
  二，“帕森斯王朝”一统江山不久，“帕森斯批判”又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第一主题。
  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事实上代表了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潮，改良性是社会学与生俱来的深刻烙印。
  它们结合起来就是社会冲突论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冲突论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冷战进入白热化，滑向世界大战边缘的冲突频发（如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再加上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局势异常紧张；对美国而言，一是苏联崛起（主要是军事实力增强），二是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三是第三世界国家努力摆脱大国控制，都使美国的既有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各种运动风起云涌，社会矛盾尖锐且互相交织，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
  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学思潮，也就是功能主义学派看来，维持现状、稳定当下最重要，因此冲突是有害的，是一种“反功能”，一种病态现象，变迁也是对社会的威胁；社会学应当寻找消灭、遏制社会冲突的良方，寻求所谓“长治久安”。这种预设是在刻意回避问题、掩盖问题，显然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无法把握时代的脉搏，一批学者就此提出了对“帕森斯王朝”的质疑与批判。这种批判的局限性会在后文提及。
  冲突论的思想渊源是多方面的，除重镇马克思主义外，韦伯、齐美尔等都有各独具特色的冲突思想。我不是编教材的，不必把这些东西复述一遍。事实上我没有读完冲突论相关的所有著作，不可能对他们有全面的认识。下面只以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为例。（科塞是默顿的学生，当时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师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米尔斯、拉扎斯菲尔德等，学生里也有种子选手布劳等，人才荟萃不亚于有索罗金、帕森斯、霍曼斯坐镇的哈佛大学。写完帕森斯、默顿后写科塞，似乎能把这些人物串联起来……）
  《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开宗明义，直接点明了作者的立场：他是个改良主义者，或者不那么意识形态化地表述，他是个改革派。一方面，像他的导师默顿批判帕森斯理论过于宏大一样，科塞批判当代主流社会学理论过于追求稳定：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调适上，关注社会静态特征，想尽办法维持现存结构、防止各种失调和紧张。虽然帕森斯自称受到了韦伯的极大影响，但科塞认为反而是涂尔干与帕森斯的联系更多。韦伯对冲突的讨论并不少，我在去年11月的韦伯总结中谈到过。虽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论断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韦伯依然认同“社会充满冲突”这一基本判断。他认为社会分配不公会导致冲突，权力、财富和声望三要素高度重合会加剧冲突，社会纵向流动率低也会带来冲突。如卡里斯玛型领袖对大众的号召就是以挑起冲突为主要手段。
  而涂尔干，他的“社会失范”等概念是在探讨“面对威胁的反常社会如何重新整合”这一命题时提出的，可以说，涂尔干的确是在努力研究如何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在一战前矛盾重重、阴云密布的欧洲，涂尔干的研究得以继续充满反思意识和人性关怀；但在二战后独霸天下、不可一世的美国，这种倾向便使得社会学完全保守化，冲突成了破坏、分裂、威胁、反功能，甚至被类比为“心理病态”，社会学应当像医生一样“治疗冲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梅奥的霍桑效应。人际关系理论出现前，管理学理论如泰勒制是完全把工人当作机器的附属品，但现实中工厂的运行却往往不可能实现科学管理理论所设想的状态；梅奥和早期工业社会学理论就是在此处提出了异议，他们的方案无非是用一些“小恩小惠”拉拢工人，保持工人的良好情绪，提高工作积极性，通过这种短时刺激缓解车间内的紧张关系。他们完全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车间里的紧张关系为什么会存在？
  另一方面（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之间隔得有些远……），科塞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冲突的功能》中暗示，美国社会学回避冲突的倾向与社会现实分不开。二战结束后冷战随即开始，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领袖，非常避讳提及“阶级”“冲突”“斗争”等苏联气息浓厚的词汇。不管美国变成什么都不能变成苏联，这似乎成了一种底线思维，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不触碰红线——米尔斯说不，于是他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更何况，科塞写作此书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他是德国流亡犹太人，年轻时还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身份非常敏感，无法在书中表露出过于激进的倾向。但科塞在此时还创办了杂志表达异见，并没有向极右势力低头，说明拒绝马克思主义主要还是科塞自己的选择。
  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科塞持有的应当是一种温和中立的立场。这不是科塞开创的，他认为帕森斯之前美国社会学本就有这样的风气。不管是以沃德、斯莫尔、凡勃伦、库利为代表的“结构改革者”，还是以萨姆纳、吉丁斯为代表的“枝节改革者”，他们的共性是都直面问题，不避讳把冲突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当现存社会模式出现危机时，他们也不会避讳推动实现社会变迁——“社会学就是产生于改革当代社会的热情”。几十年过去，这一初心发生沧桑巨变；科塞认为，除社会历史背景等宏观因素外，还有社会学家的个人因素。
  以前的社会学家主要是纯学术研究人，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应用社会学兴起，各种公共或私人的科层组织都开始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当纯学术研究日益转变为应用研究时，研究者就要部分放弃自己选择研究问题的自由，转而满足委托人的需求。说直白点，这些委托人就是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需求就是要“加强共同的价值理念”，“维持现存制度的结构”。所以为雇主服务的社会学家出现保守倾向并不奇怪，不研究雇主关心的议题就得不到政府经费或企业赞助，这很现实。并不是说社会学家从此放弃自己的人格了，但这对社会学研究路线的改变却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冲突的功能》以齐美尔为抓手重拾冲突研究，就颇有些“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意味了。默顿为科塞选择这个题目，一定也是有这方面考虑的，毕竟默顿也主张要“对社会进行系统的、合理的和实证的研究，并驾驭这堕落的社会”（语出《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我自己读过齐美尔，也体会到齐美尔的思想不像马克思那样有一个总框架（甚至不如韦伯的思想系统），他对多样的事物之间联系的探索和感性认识相当有新意和洞察力，但总显得过于零散。综述齐美尔散落各处的冲突相关思想（以及其他类似研究方向的学者提出的理论）很有必要。
  围绕齐美尔等人的冲突思想的总结和批判，科塞提出了16个命题，涉及冲突的物质和非物质原因、现实和非现实冲突、亲密关系中的冲突、群体内与群体外冲突、意识形态下的冲突、冲突与变迁等方面，简直是一本冲突论的小百科全书，我也没必要复述一遍。其实《社会冲突的功能》这本书思路很清晰简单，就是它的字面意思。所以我们能看出来，科塞本质上依然是个功能主义者，虽然他也谈到了冲突的反功能，但主要还是找正功能，努力把冲突范畴镶嵌进功能主义研究中。比如我们后人一直挂在嘴边的社会安全阀。
  如果紧密关系中每一次冲突机会都导致直接的爆发而不是压抑敌对情绪，那么就不会出现敌意的积累。这就类似锅炉上的安全阀，当锅炉里的水温过高时，它可以使多余的蒸汽排泄出去，而不至于破坏整个装置。社会安全阀也是排泄出去社会中的敌对情绪，以维持现存社会结构，避免出现锅炉爆炸的结局。这样，冲突就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继续用锅炉打比方，我们能推导出更多结论。比如社会结构越僵化（锅炉越老化），安全阀就越重要，因为僵化的社会无法承受冲突的打击，如果不允许情绪发泄，只会比普通锅炉更快爆炸。没有安全阀制度或安全阀制度不完备的社会都潜藏危机，而安全阀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接触：政治笑话、讽刺资本家是安全阀，信访制度是安全阀，特殊时期放松言论管制是安全阀，就连发放各种特别福利也可以视为安全阀……
  但安全阀只是缓和矛盾的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避免锅炉爆炸的根本办法是停止加热或迅速降温，这都不是安全阀能做到的。准确地讲，安全阀其实就是转移矛盾，转移敌对情绪的目标；这种转移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系统付出代价（锅炉失去部分蒸汽，效率下降），一方面也会导致个人付出代价（蒸汽散逸，无法发挥自己的价值），而且还有一定的外部效应（环境温度可能被泄出的蒸汽波及，旁人可能因此受伤），这些都不容忽视。
  除减压外，安全阀还有其他正功能：它可以作为报警机制，每次开启安全阀都是给管理者（或统治阶级）提醒，警告他们危机正在酝酿；如果社会就此开始反思，必然会推动新制度、新规范的出现，安全阀便成为变迁的催化剂。

  对《社会冲突的功能》的讨论就到这里吧。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不是单纯的理论思辨，而是引用了大量经验研究材料，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难得的。哪怕近七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写出这样水平的学位论文，也绝对是学生生涯的完美交代了。

【小结一】
  这次写读书报告的时间跨度是最长的，距离上一次有六个月之久。之所以拖这么长，主要是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这段时间读的经典大家很杂，跨度大，总结起来有难度，没有很好的切入点；二是在家期间条件有限，有些想看的书或者无法买，或者找不到电子版，或者找到的版本很不好读，应该体系化的阅读变得碎片化了，总之阅读体验不佳，收获也受到影响；三是自己主观上也出现了放松。趁着这个机会，我必须敦促自己抓紧时间总结。
  我的经典阅读从2019年4月开始（5月下旬到6月毕业季中断），到11月前都是在与三大家对话；12月到2020年1月上旬是三大家前的“前社会科学学者”们，1月到7月（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则是三大家之后的20世纪社会学的各位代表人物。我觉得有必要梳理一下自己的阅读轨迹。
  社会科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术分类，但科学与艺术的分离（政治与道德分离，政治学与伦理学分离）其实早就已经在进行了，往远了说比如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二者真正的分道扬镳，应当是十七世纪笛卡尔的逻辑推理方法出现后，尤其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做了很好的示范后，理性主义成为一批社会研究者扛起的大旗，其代表人物是伪装成文科生的理科生霍布斯。十七世纪后期，社会运动、革命风起云涌，人们开始对脱离现实的、高屋建瓴的、用逻辑推导出来的社会理论产生怀疑，他们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现实就是科学的养料，代表者有洛克。
  于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扭作一团，共同影响了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代表之一孟德斯鸠，他并不认为霍布斯摆弄逻辑推导出的一堆大道理是科学，认为其只是一种艺术甚至话术；但其实他自己推导出的也是一些一般规则和历史演进规律，《论法的精神》和《利维坦》的写作方式颇有类似之处。
  孟德斯鸠和同时代人遇到的问题是：经验是模糊的、主观的，到最后就成了无法证实的一家之言，失去了说服力。从经验主义开始便与自然科学说再见的社会研究者，此刻又一脸羡慕地回望自然科学不断取得的新成果，这种羡慕催生了实证主义的诞生。启蒙运动时是没有“实证主义”这个词的，但它的内核已经在慢慢形成了。（当然，一群人羡慕自然科学，就有另一群人羡慕人文学科。比如卢梭，他便继承了人文主义理念，把人文主义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社会学另一条路子的遥远起源了。）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诞生了，众所周知其背景是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与社会学相关联的思潮很多，社会学的分类、支系也不少，但依然能看出三条清晰的主线：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批判主义路线，二是孔德、斯宾塞、涂尔干接力开创的实证主义路线，三是反实证的韦伯、齐美尔等人，我们称之为解释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事实上代表了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潮，改良性是社会学与生俱来的深刻烙印。（就连批判主义范式的社会学研究也绝不能说全是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
  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为社会科学实证主义路线的奠定做出了很大贡献；传入美国后，实证主义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影响力最大。但与此同时，一批德国人对这种肤浅的路子嗤之以鼻，还是一心一意地进行哲学研究。当他们沉溺在思辨中无法自拔时，以美国为主阵地的实证主义已经野蛮生长，数学、统计学手段大量引入，几乎一统社会科学江山。经济学已经与传统社会科学说再见，心理学更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自然科学特质了。这时生气地跳出来的德国人很多，比如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叔本华、尼采等，而我们最熟悉的还是韦伯。韦伯和他的同僚桑巴特、齐美尔等都是反实证主义的中坚，他们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不同，社科研究不能直接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
  其实，上述以“人”（社会学家）为基本点的分析，对学科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人是个体的人与社会的人的统一，社会学家既有个体性也有社会性，他们身上既有个人特色也有时代烙印。社会学的变革不全是社会学家主动推动的，而主要是为社会现实的变革所决定的。这个现实变革，最简单地讲，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争取统治世界到已经基本统治世界的状态的改变；这种状态的改变首先会扭转那些国家的主导理想（指导思想）。
  19世纪的主题是工业、革命与扩张，这是西方国家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社会中的新声音表达了正在上升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信念、理想和目标，这种声音逐渐压倒了那些旨在维护和保存现有传统的旧势力的声音。在社会学中，就体现为将理想付诸未来而非现在，对未来充满希望，进而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感兴趣。代表着新力量的社会学家们积极尝试，想说明人类确实沿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前进。
  当然，被压倒的另一个声音并没有消亡，歌颂过去的社会学家也一直存在。但这种声音注定无法与第一种声音相抗衡，因为上升绝不仅仅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生命体验，而是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共同体验。当阶级的上升与民族的崛起相向而行，进步便必然成为社会最高亢的号角。进步成为共识，成为理想，成为目的本身。
  涂尔干和韦伯是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学的过渡人物，或者说，他们是19世纪社会学最后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还没有离世时，西方大国已经在“世界体系”中登上了顶峰，保守主义抬头了，越来越多的人把现存的社会形态、传统的东西以及“美好”的过去视为新的最高价值，并将它们理想化。在20世纪来临前，实际的进步逐渐能为人所感知，但总体上还是缓慢的、有限的；但站在20世纪的当下，当进步取得的成果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时，进步本身是否有资格继续作为一种目的越来越受到质疑。
  这种质疑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但一再发生的强国对抗性战争和战争威胁、科学技术带来的屠杀武器所引起的对科技的批判、对发展的反思、对未来的迷茫不是唯一因素。20世纪，西方国家的新势力已经普遍替代了旧势力，新的斗争双方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部分收入改善了或联合起来了的无产阶级掌握了统治权力或参与统治，斗争变得公开化、普遍化，但烈度显著下降。阶级意识从未完全退潮，但民族意识却越来越重要，以至于逐渐成为社会中最高价值的理想。因为一个阶级的地位是可变的，甚至一个人的阶级也是可变的，哪怕变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民族的基本特性和个人的民族归属绝不会变。人们把自己与民族等同起来，把民族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民族冲突的烈度不断加大也为这种倾向推波助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顶峰。
  但不管是阶级属性还是民族属性，西方大国在此时似乎都走到了他们的“进步尽头”。数百年来绵延不断的上升似乎停顿了，相对“劣等民族”的绝对领先地位实现了，那么下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如前所述，新目标从开拓、进取变成了维持、保存。于是，将理想付诸未来、对未来充满希望的19世纪社会学逐渐变成了歌颂现在、稳定现在、捍卫本民族“永恒价值”的20世纪社会学。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帕森斯。
  “斯宾塞死了。”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开篇如此自傲地说道。这是对20世纪社会学亲手埋葬19世纪社会学的绝佳注解。帕森斯所研究的“宏大理论”，正如米尔斯一语道破的那样，本质上是“概念的组合与分解”。在这里我们不必特别关注宏大理论家们到底在空中楼阁上说了什么，但似乎可以看出：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成高屋建瓴的抽象理论（艰涩难懂的语句只是它的外壳而已）反而使社会学研究变得更困难。这些宏大理论不是引导我们向上探索的梯子，而是阻碍我们看见太阳的云层。
  埃利亚斯对此做了一个精妙的比喻：帕森斯的理论，例如模式变量，其实就是把社会看作某个玩牌者手里的牌，每一个社会都是各种纸牌混同的结果；但不管怎么混同，纸牌总是这些（模式变量只有五对），组合花样多但数量总是有限。这是对丰富的社会现实的巨大简化，它是如此抽象，以至于用简化后的理论进行现实分析时，事实上什么都分析不出来，不得不再借助各种纷繁复杂的“补丁”才能真正运用于经验现实。
  在宏大理论家们的笔下，首先个人与社会是割裂的，其次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死”的概念，是现有的、稳定不变的、成为模式了的、（在他们看来）也是最好的一种“状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就是典型的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眼光看问题。
  这是不是帕森斯的责任呢？其实早在他的前辈那里便已经有了这样的倾向，而帕森斯也绝不是一个人，他所代表的事实上是当时社会学的主流，这一主流无疑是上述20世纪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反映。社会通常应当是稳定不变的、平衡的，偶尔有一些小干扰，但会力求达到新的平衡——这种把“运动”看作“静止”的某个小插曲的观念，显然和唯物主义运动观（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截然相反。
  毫无疑问，这种缺乏解释力的宏大理论必然会遭受如潮的批判。“帕森斯王朝”一统江山不久，“帕森斯批判”又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第一主题。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最后都会导致整个社会学界陷入对虚无缥缈之物的反复拉锯。承自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在芝加哥学派手中发展壮大的实证主义传统当然不会因此消亡，但却明显出现了理论研究与经验调查脱节的危险。这个危险被帕森斯的学生默顿察觉，后者为社会学研究打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补丁：经验功能主义，或者说中层理论。

【感想】
  写报告比读书难，所以六个月里我磨磨蹭蹭不断拖延，回头看才发现我特么一篇报告都没写……这是第一篇，我计划在短期内尽快完成第二、第三篇，作为居家读书生活的汇报，算是对自己的交待。


2019年11月27日-2020年1月11日
【书单】
韦伯《支配的类型》《非正当性支配》《支配社会学》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霍布斯《利维坦》
洛克《政府论》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下）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社会契约论》

【小结】
  本阶段阅读长达45天，内容以马克思恩格斯、涂尔干、韦伯三大家之前的西方古典思想家著作为主。
  首先我总结一下不久前结束的韦伯阅读。相比19年夏天刚开始经典阅读应对涂尔干时的窘境，我真心觉得自己在本阶段有更大的收获。原因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我部分实现了五月许下的宏愿，锻炼了能力，培养了心性，比以前读得懂、也坐得住了；第二，读韦伯是按照作者的生命历程顺序读的，就能从书页中读出韦伯的变化进步，读出韦伯对自己的修正反思，就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韦伯和我一起成长！所以韦伯的思想虽然不好懂，而且也不像读马恩那样激起我的兴趣，但整个过程依然很有收获感。
  在上次的报告中，我说涂尔干和韦伯的思想对话不多，其实这是相当武断的言论，毕竟我读的又不是全集，也许他们的互动只是被我漏过去了而已，很可能是他们有交流，只是我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奥妙罢了。这次集中读了三大家们的“背景板”，的确发现了他们思想的很多共同来源。

  年代最早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一位开创者。按他自己的话说，《君主论》一书写的是“事物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想象方面”，也就是记述实然而非应然，这让这本书显得相当邪恶。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拥趸，却大谈特谈君主该如何抛弃道德，如何用种种霸道、阴谋治国理政，如何操纵人民的心理为自己服务，并肯定贪欲和战争都是合理的……这并不是精神分裂；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只是为了实现马基雅维利心中的理想，也就是意大利的独立富强。最能让意大利强大的是共和制，但眼下内忧外患、国之将亡的局面，则只有君主制才能铲除国家衰败混乱的根源。
  把政治从道德中拔出来，把政治学从伦理学中抽出来，把国家从宗教中拯救出来，独立地用理性和经验总结政治规律，而不是像前人那样构想“理想国”或“乌托邦”（事实上每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国，我在最后还会谈到）；这种目标指向明确的务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很大。举个例子：“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垮台……做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这种“把握时代脉搏”的理念几乎是后世所有社会科学家的指向标；马基雅维利主张人民的作用远大于贵族、人民是君主实现统治的基础，国家的强大依靠人民的支持而不是上帝的恩赐，这些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

  论臭名昭著，霍布斯（1588-1679）恐怕不亚于他的前辈。《利维坦》这本书是很矛盾的，我觉得这体现了霍布斯所处时代和他本人的过渡性：他是近代唯物主义的开创者，但还是把思想、理性当作社会历史的全部（在社会历史领域滑向唯心主义，这倒是前马克思时代思想家的共同特征）；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奉《圣经》为圭臬，却又用缜密的推理取消了神的形体，其思想主张与“宗教是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几乎没有区别；他对君主制推崇之至，却又不断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言……
  韦伯所说的“祛魅”（这个词成了当代中国文科生的最爱之一，成天挂在嘴边），霍布斯为之做了很大贡献。“如果能消除这种鬼怪的迷信恐怖，随之又将占梦术、假预言以及那些狡猾不轨之徒根据这些搞出的许多其他事情予以取缔，那么人民就会远比现在更能恪尽服从社会的义务。”为了这个目的，霍布斯用了《利维坦》一半的篇幅重新诠释《圣经》，期望将“纯净的上帝”从教会的邪说中解救出来；他在全书开头进行了相当多数学自然科学的推理，明确在自然界中物质决定意识，马克思在论述意识的作用时举了蜘蛛和蜜蜂的例子，同霍布斯的蜜蜂蚂蚁无意识论异曲同工；他主张“无知是真理与谬误的中点”，被“魅”所蒙蔽的人还不如一无所知，得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方法论。
  霍布斯对韦伯还有不少其他影响。比如需求与创新互为因果的观点，二人是一致的；韦伯的三种统治类型在霍布斯这里已经有了雏形，甚至已经对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做了一定区分；霍布斯已经在用“理想类型”分析问题，这我在下面还会谈到。
  作为“性恶论”者，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人是野蛮的，他们本性邪恶，不会停止争斗和猜疑，“人对人像狼一样”；订立契约、创造一个庞大的利维坦（神话中的巨兽，比喻权力巨大的国家）目的就是止暴制乱，实现人类最根本的目标：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无论哪位思想家，无论作出何等假设，“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在此后都成了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共识。
  可自然法学说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无论主张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无论怎么把和谐状态或战争状态以及订立契约的过程描绘得栩栩如生，他们的预设都是假的、虚无缥缈的、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最先对此开炮的是一群严谨的德国人，韦伯的前辈们）。在我并不全面的阅读中，只有霍布斯直视了这一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也不相信所谓的“自然状态”真的存在，他只是把人类历史上的事件抽象出来、综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反映本质的“理想类型”。包括自己推崇的利维坦即君主专制政体，和自己不看好的贵族制、民主制等都是理想类型，只是模板而已。
  之所以骂声不断，我想霍布斯自己也清楚，就是他的目的性太强了。他的很多论述相当精辟，不少至今仍在各个国家有所反映（比如美国持枪权、三权分立制度，中国的人大制度、看守所制度，世界各地的动乱等，我不想将理论过多结合现实），可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势让时人和后人相当难堪。他觉得没什么，甚至毫不在意地公开玩弄“双标”，比如认为异教徒在欧洲传教违反自然法，但在世界传播基督教又符合自然法；比如讨论君主时挂起“理想状态”的牌子，讨论人民时又结合现实，描述大量的丑恶社会现象，以证明把权力交给利维坦才是正确的……

  几十年后，洛克（1632-1704）率先举起了反旗。我读了《政府论》几十页，意识到洛克真正读懂了前辈。霍布斯把自己打扮成保皇派，但字里行间还是在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摇旗呐喊。只不过他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而洛克想把广大工商业资产阶级都给框进来。所以霍布斯必须要骂，而且要骂得彻底，但终归要站在“同志”的立场上批判。
  不过洛克写文章的逻辑性实在不如自然科学背景深厚的霍布斯，《政府论》生动诠释了什么叫“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去除那些啰里啰唆的冗余，这本小册子的观点很直接：
  第一，人性本善，自然状态就是自由、平等、独立、理性；
  第二，自然状态这么好，为什么人们还是要订立契约、组建社会？因为自然状态没有是非标准，没有裁决人，没有保障裁决执行的权力，所以要有政府；
  第三，私有财产是最重要的，人们施加劳动，就把事物变成了私有财产，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它；
  第四，为了履行职责，政府需要法律；为了防止腐化，政府需要分权；
  第五，主权在民，人民有权推翻坏政府。
  这些无疑都是资产阶级的核心诉求，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后世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自由是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人民群众而非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这都是洛克的精神遗产。《政府论》的最后几章简直是那句名言的生动诠释：“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还有一些论述很可能启发了韦伯，促使后者提出“卡里斯玛之后必将滑向传统型或法理型”的论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洛克是“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恩格斯语），而“光荣革命”的第二年，孟德斯鸠（1689-1755）降生。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何与伏尔泰、卢梭齐名的孟德斯鸠没能进入先贤祠，读完《论法的精神》后我有所理解了。作为一名世袭贵族兼大富豪，孟德斯鸠妥协得比洛克还厉害，不如霍布斯，但也差不多了。能论证出“富人不浪费，穷人就会饿死”之类的观点，他被马克思恩格斯骂得体无完肤也不算意外了。
  孟德斯鸠也利用了“理想类型”作为分析工具，看来韦伯确实只是这套方法的集大成者而非发明人。科学研究本身不在于教人应该做什么，而在于使人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将要做什么，这是韦伯重要的理念，在孟德斯鸠这里也已经初露端倪（见下文）。
  涂尔干和他的联系更多。《论法的精神》不是论法律，而是论法背后起作用的因素和背景；这个法也不是法条，而是社会的一般规则和历史的演进规律。涂尔干终其一生推介的社会学，是以实证主义为理念的，像霍布斯那样摆弄逻辑推导出一堆大道理，这不是科学，只是一门艺术。大道理最终还是要经受经验的验证，这就指向了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
  但是，经验是模糊的、主观的，无法被最终证实，研究社会的学者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兴趣。但对社会做实验是不可能的事，统计在那个时代又难以开展，于是他们想到了比较：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就是一种比较吗？在涂尔干看来，孟德斯鸠是运用比较法的先驱：从历史资料中搜集信息，结合自己的经历与观察，比较将复杂多样的民族遵循的“法”，从中归纳出普遍性、一致性的原则。涂尔干认为，是孟德斯鸠让归纳首次出现在社会科学中。
  当然，孟德斯鸠的所谓“比较归纳法”是不纯的，他的论证过程很薄弱，前提预设却很强烈（比如不信任人民，重视贵族，对东方文明的倨傲态度等）；《论法的精神》处处是假设、断言，是用比较法来论证推理，而不是用推理说明归纳出的结论；他的一只脚还是踩在历史的泥淖中，本质上还是个相信“理性能推理出一切”的理性主义者。
  但是，孟德斯鸠对涂尔干还是有价值的。马基雅维利开创的“分析实然而非想象应然”的道路，被孟德斯鸠发扬光大：用历史、生活、习俗、宗教等来解释“法”，这无疑就是涂尔干倡导的“把社会事实看作客观存在物”和“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这是社会研究从艺术走向科学的关键。
  涂尔干持社会唯实论，主张社会学研究整体，不涉及微观个人（所以《自杀论》不是论自杀行为，而是论自杀率）；《论法的精神》描述对象是社会现象，是具有共性的统治类型，在这一点上二人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孟德斯鸠已经超越了自然法学说（后者的立论对象依然是个体）。
  从事物本来的存在秩序出发得到对事物的解释，从而找到“法”；对政体的分类不是根据人的角色不同，而是根据不同社会的结构、性质不同；用共变法寻求可能的因果关系，用控制比较法寻找真正的因果关系；对政治品德和教育的重视……这都是涂尔干遵循的道路。

  卢梭（1712-1778）是一位特殊的存在：他的文字煽动性太强了。硬要说的话，这或许是一种诗人气质？他的想象太过瑰丽以致有时候都刹不住车，比如他固执地认为非洲大猩猩是一种野人，还把反对他的狄德罗嘲讽了一番；很多错谬的论述也体现出他的自然科学常识连早他一百年的霍布斯都不如。于是，不意外地，卢梭也就必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直接把孟德斯鸠的路子扳了回去，继续讨论应然而非实然：“我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我不要争论事实。”这是他的思想个性所决定的。
  卢梭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我们在初高中学历史时就已经知道了。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人类历史不是线性前进，而是具有进步与落后的两面性；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向前进一步；发展到顶点的不平等将成为转向新的平等的基础，这个新平等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更高级的新事物；以及渗透在精辟文字中的辩证法……这些思想都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吸收。
  卢梭是“性善论”者，但他的思想大大超越了洛克那种非黑即白的相对简单的观念。卢梭所说的善良不等于有道德，道德是一个社会伦理标准，而善良只是指不好斗、温和；善良的反义词不是“邪恶”，而仅仅是“不善良”——已经有点“双因素理论”的意思了。所以我认为卢梭的性善论是中性的。在洛克那里，人们抛弃自然状态仅是因为纠纷无法裁决，未免给人一种“还有一条未曾选择的路”（即回到过去）的遐想；卢梭则直接断绝了这一可能：傻子才想回到过去，关键是如何在现有的社会生活中实现自由与平等。因此，卢梭是洛克的继承人，也是洛克的超越者。
  相比其他社会契约论学者，卢梭特别提出了公意概念：公意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表现，而众意只是许多个人意志和利益的总和。这在我看来至少有两大影响：第一，公意是合法性的体现，另一位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看得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正是韦伯；第二，公意的形成依赖社会风尚和社会团结的维持，这对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和重建社会团结思想影响很大。
  卢梭的思想是矛盾的。他对法国大革命影响巨大，实际上他在字里行间描述着自己对革命的恐惧，但他的思想却又与大革命中的“罪恶”有深刻关联；
  他推崇自由，但他的“自由”和我理解中的现代自由主义似乎是两回事（我没有读过相关著作，日后再来回顾）；
  他提倡“人生而平等”，但又反对绝对平等，理想状态是“没有一个公民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
  他呐喊“主权在民”，却又认为所谓“选举贵族制”即资产阶级代议制是最好的制度，权力不能交给人民，因为人民在历史上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
  他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可他又怒斥金钱败坏人的头脑、品德，资本主义精神会毁灭国家；
  他的“公意”提倡人民意志，可与众意的区分，尤其是对“多数人暴政”的辩护，未免让人浮想联翩……
  或许我们应该秉承卢梭的观念：不管有多大分歧，时代的底线共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仅这一点就足以消解许多不必要的争执；或许我们应该思考卢梭的主张：好与恶不是事物的性质，而只是人们的判断，一个事物完全可以在这里是好的，在那里是坏的，所以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他的书里什么都有，能读出什么东西取决于读者自己。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毕竟聪明如伏尔泰，也会误解“善良”一词，讽刺卢梭的性善论是想回到过去“用四脚爬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有什么可得意的呢？  附带说一句，因为“玩弄文字”的能力超群，卢梭非常喜欢在写作时开启忽悠模式，尤其是在《爱弥儿》和《忏悔录》里；大家可千万不要被带到沟里去了。

【感想】
  自2019年4月以来，从涂尔干、马克思恩格斯、韦伯再到其他古典思想家，结识了这么多位人类文明史上的智者，是我的荣幸，也是我过去一年乃至一生中最大的收获。接下来还要认识更多的大师，阅读更多的经典，这让我对2020年充满了期待。不多说了，就我们个人而言，要乘风出击，破浪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就我们的集体而言，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祝大家新的一年取得新的进步！


2019年10月7日-11月26日
【书单】
《社会科学方法论》
《学术与政治》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儒教与道教》
《宗教社会学》
《印度教与佛教》
《经济与历史》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支配的类型》（在读）

【小结】
  采取了“先马恩后韦伯”的思路，我在本阶段阅读韦伯著作期间确实发现了韦伯（1864-1920）与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的大量交集，这也帮助我打消了对自己的思路“特立独行”的疑虑。多说一句，虽然涂尔干（1858-1917）与韦伯同时代，但二人国籍不同，交流受限，思想的对话并不多（不等于没有，他们共享着类似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源泉，只要用心寻找，肯定有相当多的相通之处）。而且相比另两位大家，涂尔干的思想对初学者的友好度更高，适合用来“入门”，在此就不必拘泥于时间先后了。
  1864年，韦伯和第一国际同年诞生。当出身名门世家的韦伯度过他幸福、优渥且相当充实的童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欧洲思想界和革命界掀起一场场滔天巨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内部派系林立、思想混乱，激烈的思想交锋、残酷的现实斗争和繁重的研究工作耗尽了马克思的精力，他于1883年病逝；同年，19岁的韦伯进入军营服役，正式开启了成年生涯。1889年，恩格斯指导成立了“第二国际”，韦伯博士毕业；1894年，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给当年刚成为经济学教授的韦伯及其同僚们带来强烈影响。1895年，恩格斯逝世，而韦伯则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学界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人的身份深深影响着后人韦伯，时代也在深深影响着三个伟大的头脑。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德国长期分裂的现实与渴求统一的理想之间的悬殊差距，无疑是“德国多思想家”的成因之一。迟至拿破仑失败才觉醒、奥地利衰落才复兴、1871年才完成统一的德国只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但终究还是赶上了；它奋力追赶老牌列强，迅速拥有了与国际政治地位不匹配的经济实力，对这一状态愤愤不平的德国政府与民众在国际事务上经常表现得态度激进甚至头脑发热。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的不匹配成为后来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肇因，可潜藏在这一表象矛盾背后的、深层的矛盾，即日益发达的经济与僵化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尖锐起来。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与韦伯之间的思想交汇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韦伯在《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处境》中提及：“在东部农业中，阶级斗争是一场徒劳且无望的战斗，财产和劳动者都会因此受害。”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工人的利益不同，因此工人阶级其实找不到“共同群体利益基础”，所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是不现实的。当然，韦伯也同意阶级冲突尖锐化这一事实，不过除了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外，他还提出国家在剥夺地主的“受托管理人资格”，地主阶级日益衰落的经济社会地位与长期维持的政治欲望之间存在矛盾。德国东部正在实行的土地政策，即以租赁的方式让农业工人享有小片土地，创造了大量小地产；他们大多消费自己的产品，不雇工，并满足于最低可能的文化追求。在重视文化精神的韦伯看来，这是严重的时代倒退（他将拥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称为“恐怖中的恐怖”）。韦伯因此与社会主义者一致地主张土地国有，但又进一步希望国家将国有后的土地出租给大农场主，实行集约化经营；因为土地留在国家手中，最终只会将土地委托给某个丝毫不懂得经营的官僚行政部门，这必将成为农业农村的灾难。
  在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韦伯自称“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哪个阶级有资格领导民族，衡量标准是该阶级的“政治成熟性”，也就是该阶级有没有把握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能力。虽然共产主义者宣称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在现实中可能不过是二者利益的恰好符合，甚至这种符合可能都是一种虚妄、附会。韦伯不太认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比如他认为民族国家绝非只是“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组织；民族国家并非立足于经济基础，而是“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甚至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级。所以在香港问题上，我们会本能地厌弃“港独分子”，而不会在意对方是否和自己同属“被统治阶级”。因此韦伯主张，统治阶级光有经济掌控力是不够的，它们更应该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从历史来看，那些掌握了经济权力并渴求政治权力的阶级，远未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度。
  比如被马克思恩格斯寄予厚望的德国工人阶级，在韦伯看来，他们就是一群没有政治教养的实利主义者——因此，韦伯很乐意将自己视为这种工人阶级的政治对手。韦伯认为，必须在工人阶级内造就一批“工人贵族”，这些人应当有相当的政治素养，为此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这和马恩对工人贵族的厌弃态度完全背道而驰。韦伯在《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一文中明确表示，欧洲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不能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机会也微乎其微；但欧洲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会削弱市民阶级的力量，而导致对抗市民的贵族阶级（在德国就是容克地主们）顺势而起。这种诡异的此消彼长决定了德国无产阶级斗争不仅不是大跃进，反而导向大跃退。
  在《世界经济简史》中，韦伯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母权制”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过，韦伯并没有对这一套逻辑进行攻击，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新逻辑：即原始状态的所谓“性乱交”只是一种幻想，单纯的“母系社会”只是偶然情况，并非普遍存在。男性始终是家庭的主导者，因为男性始终是经济生活的最主要承担者。之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假象，是因为男性离开了家庭，原因之一是男性要承担从事战争（这是最主要的）等职能，所以女性就成了家庭的主导者，因为家庭中只剩下女性了；当战争向车马时代转变，买得起重武器等昂贵装备的贵族承担了战争任务，平民男性便正式回归家庭，所谓的母系社会就此转变成父系社会了。“母权制”这个词之所以不存在，就是因为即便在之前的所谓母系社会，女性也一样要服从于男性的威权——即便女性是无男性常驻的家庭的主导者，她一样是作为能劳动的价值对象买到家庭的。在这里，韦伯的立场和恩格斯其实是一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白无误地表达：妇女解放的社会条件在于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走出家庭束缚，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妇女才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性别平等才能变为现实。
  还有所谓“原始共产主义”，在韦伯这里也是不纯粹的。韦伯认为原始家庭从一开始就存在家长制，即家庭的财产完全归属“一家之长”，这跟“共产主义”可谓八竿子打不着。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即韦伯反对马克思对工厂和手工工场的区分。手工工场被马克思视为作坊工业，其实工厂一样是作坊工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自由劳动力、固定资本和纪律管束的集中劳动；韦伯想证明的是，工厂绝不是从手工工场中脱胎的，毋宁说它是与手工工场同时存在或在其之外产生的（进而，马克思所谓五种单线递进的社会形态也遭到了质疑）。最初始的工厂与手工工场的区别只在于使用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玩意儿：机械和资本簿记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在韦伯看来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即系统精确的计算，这一思想和韦伯对理性的重视相呼应。
  上一篇报告，我提到了马恩对奴隶制的辩证思考：“我们都认为奴隶制是落后的，腐朽的，不人道的。当我们在进行此类批评时，我们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无二致。对社会的思考、对历史的研究，最后归结于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残暴，这毫无意义。暴力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才是目的。奴隶主奴役奴隶，光靠暴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以及奴隶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些需要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实现，因此，奴隶制诞生的前提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奴隶主有多残暴，而是他如何得到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财产可以通过剥削、欺诈、偷窃而来，但归根结底，首先是由劳动生产出来。”
  韦伯是怎么看奴隶制的呢？控制成本的重要一环就是劳动力，事实上，奴隶制是很费成本的，它只是在那个时代比奴役、压榨法律地位高尚的自由民便宜。这也是为什么奴隶制往往呈现很残酷的样态：因为不进行最彻底的榨取就不能弥补成本。同样，要发挥奴隶的最大作用，就必须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是土地尽可能大；还必须让奴隶最便宜、享受最低程度的生活资料。奴隶制瓦解的原因很简单：奴隶的来源变少，变得昂贵，奴隶要交配要生孩子，成本再也无法控制；奴隶的繁育问题和由此而产生的家庭生活让全方位的彻底压榨无法贯彻。
  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时，韦伯主张，这种逐利倾向只是一种现象，一种结果，关键动力应当是大众市场需求。大众需求不能靠每个人消费的增加，而要靠需求的普及，如社会上层的奢侈品逐渐下移或产生替代品。16世纪，海外贵金属持续流入欧洲，农产品价格上涨，但工业产品却上涨缓慢，因此价格是相对下降的。这种相对下降来源于经济与技术的变革，下降又逼迫工业不断压低成本，这个过程又推动了经济与技术的变革，推动了发明创造的狂潮，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感想】
  回想起来，指引我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是个大人物——恩格斯。还是初中的时候，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副手”的豆腐块，里面就提到了恩格斯。我当时对那篇文章的内容颇感兴趣，顺带也特别关注了这位“第二提琴手”，后来在县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天价的《恩格斯传》。一颗小小的种子就此生根发芽，造就了今天的我，并将指引我继续走下去。感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祝他199岁生日快乐。


2019年9月9日-10月6日
【书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四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古犹太教》

【小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应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仅仅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学说的延续或阐发，事实上，虽然马恩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哲学贡献，但他们也毫不讳言黑格尔在很多地方的见解远远落后于同为唯心主义哲学大师的康德——有的同学看完这句话便得出“马克思在贬低黑格尔的学术贡献”这一类结论，我建议你不妨马上扔开这份报告。
  不成熟的理论和不成熟的生产相适应，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被不发达的经济关系所隐藏。任何学说都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比如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人们思考时，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由各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一切都在运动、变化、消逝。”——这是古希腊式的原始、朴素的世界观。但是，这种思考方式虽然能帮助人把握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无法构成画面的细节；不知道细节也就看不清总画面。人们有认识细节的需求，为此，不得不把事物从联系中抽出来，从单个细节的特性、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方面分别研究。这是早期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普遍方法，它时间悠久、影响极大，也给人们留下一种思维习惯：把各种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联系，把事物视为静止的、固定不变的、死的。这一思维被引入哲学领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便定型了。
  形而上学地说，事物在思想上的反映就是概念，概念这一研究对象是孤立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应当逐个、分别加以考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正负、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原因结果、具体抽象……这些对立的事物绝对不相容。这种考察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但一旦超过某个界限，“绝对的真理”就会变成绝对的谬误。生和死都是能被阐明的概念，但它们在现实中的呈现方式却无比复杂：婴儿脱离母亲的一瞬间不是一个生命的“生”，而只是“出生”，“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至今西方国家仍在为堕胎是否属于谋杀而争论不休；“死”同样不是突然的一瞬间，对死亡时间点的确认也存在争议。推而广之，有机体每一瞬间都在吸收外界的供给并向外界排泄，每一瞬间都有旧细胞的凋亡和新细胞的生成。这样，有机体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也不是它本身。“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反思的出现，离不开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当自然现象的面纱被缓慢揭开时，人们发现：对立的两事物是不可分离的，而且不管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任何孤立的概念，只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才有本来的意义；一旦推而广之，两个对立的概念便可能互相融合，可能交换位置，甚至互相转化。形而上学的框框已经容不下这些反思——辩证法重生了。
  无论主观地还是客观地“仇视”辩证法，人们都不能否认，直到采纳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后，人类的历史才脱离古籍中乱七八糟的、“一堆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的集合体”的糟糕形象；人类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人类的发展过程，人们要做的就是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发展轨迹，并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其“必然性”，即内在规律性。
  黑格尔在这一重大时代任务面前止步了。作为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人类世界出现前便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反映，他搬出的救兵不叫“上帝”，而叫“绝对真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今天的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很容易便能想到：既然历史发展是个过程，是一条直线（或射线）而非线段，那么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所谓的终结，黑格尔心心念念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根本就同辩证法相矛盾。
  因此，辩证法只有脱离唯心主义才能焕发生机。摒弃唯心主义必将导致唯物主义，但时代呼唤的绝不是18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这种机械性思维已经过时了。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进步：自然界也是互相联系、不断发展的，因此现代唯物主义从诞生之时起就是辩证的。
  更深刻的变革发生在社会历史领域，这一变革其实也早就在暗流涌动了。人们发现，旧的历史本质上是一本“帝王将相”的家史（鲁迅语：“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原来只被当作从属提一提的“食货志”部分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威力”；从来不被唯心主义历史观所重视的物质利益和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生产及一切经济关系再也不是能被随意忽略的可有可无之物了。最终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即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经济基础），而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由经济基础来说明。唯心主义历史观被抛弃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了。
  旧（空想的）社会主义与新唯物史观绝不相容。空想社会主义辛辣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它却没有能力说明这个生产方式，也就提不出解决方案——他们的方案无非是消灭摧毁之，“砸烂一切”。这种“豪迈”的方式其实是投机取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历史联系，它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是必然的，从而，在一定历史时期灭亡也是必然的。批判不能再仅仅针对其有害的后果，必须要关注事物的进程本身，这就必须透过现象深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隐蔽着的内在性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用剩余价值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让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这个宏大的理论体系让很多人望而生畏。但其实只要放下身段耐心认识它、理解它，你必定能获得相当多的教益。我想起几个月前的一次讨论会上，有同学提问“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什么意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前两个较容易理解，第三个，不妨以《资本论》的主题为例。资本主义出现前，以生产资料由劳动者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制普遍存在。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剥夺小生产者，消灭小生产制。而小生产制之所以被消灭，是因为它只能和有限的生产力、狭隘的社会相容、共存，经济社会在发展，这种制度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并在不合时宜中找到自己的“出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小私有制的否定，这是第一个否定；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第二个否定，是否定的否定。
  这样说还是太抽象了。一颗种子在合适的条件下被播种，很快它发芽了长出植物，原来的种子消失了，我们说它被否定了，被代替它的植物否定了；植物生长、开花、结果，果实成熟，植物本身则凋零了，植物就被否定了，即否定的否定。但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结果的不是一粒种子，而是几十粒，如果这些种子被处理、改良，那么我们将得到更丰富的植物。动物的生育过程也是一个道理。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从而不断完善，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进步性。
  再比如，前文提到的古希腊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它弄不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无法绕开的，哲学家们选择了“搬救兵”。于是出现了独立于肉体的不死的“灵魂”，出现了鬼神，出现了宗教——古代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否定了。如前文所述，唯心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又站不住脚了，被现代唯物主义否定；所以现代唯物主义是对否定的否定，它不是对古代唯物主义的简单恢复，而是加入了两千年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积累。这是一个“扬弃”过程，即“既保存又克服”——保存了古代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而克服了它的原始形式。
  如果说自幼受过的教育可能让我们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带有“先天的”倾向性，那么可以谈一谈“平等”。在《马恩选集》的很多地方，“平等”这一概念受到了各种质疑。自然和野蛮状态中的原始人是平等的，不平等反而是一种历史进步，是人拥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体现。文明进步，不平等随之进步，否定平等。随着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君主制，人民拥护君主的出发点是保护自己的自由，但君主却注定要压迫人民，并使不平等登峰造极。到了顶点的不平等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所有人民在君主面前都是平等的，大家什么都不是。不平等成了平等，但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平等也不是对自然、野蛮状态的原始平等的恢复，而是更高级的形式，用卢梭的话说即“社会契约”。
  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不是消灭、破坏，甚至口头上宣布不存在。把种子碾碎、把动物杀害，是哲学意义上的“否定”吗？不是，因为事物被第一个行为消灭了，第二个行为便无法进行了。“否定”应当是为了发展，为了前进。它的过程是曲折的，它的结果是向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道理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用辩证法武装自己的头脑，能帮助我们摆脱很多幻想。比方说，我们都认为奴隶制是落后的，腐朽的，不人道的。当我们在进行此类批评时，我们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无二致。对社会的思考、对历史的研究，最后归结于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残暴，这毫无意义。暴力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才是目的。奴隶主奴役奴隶，光靠暴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以及奴隶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些需要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实现，因此，奴隶制诞生的前提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奴隶主有多残暴，而是他如何得到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财产可以通过剥削、欺诈、偷窃而来，但归根结底，首先是由劳动生产出来。
  总结《马恩选集》对我来说难度太大，因为内容太丰富了，我从没有奢望能用一篇小小的总结把我这段时间来的所有收获表达出来，更不用说“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这种天方夜谭的目标了。但这份报告总得有个结尾，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去年考研时遇到的一道论述题：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今天读完了《马恩选集》，我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生产力发展不够的结果，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被迫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外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们掌管着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防卫、治安、司法、外交等）——这是这一阶级诞生的本意。这一权力带来的利益让他们无法割舍，他们为巩固、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开始牺牲劳动阶级，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公民的剥削。所以，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机器，是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国家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剥削更多的公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顶点则昭示着变革。
  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这个国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要用暴力压迫被剥削阶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压迫是由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国家是社会的代表，准确地说，国家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代表。当某一天国家本身终于代表了整个社会时，国家就是多余的了——不再有个体的生存斗争，也就不再有这类冲突，也就不需要国家这个镇压力量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让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社会资料，但这种占有不是说说就能成的，只有在物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它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说到底，这种实现还是源于新的经济条件的出现。
  好了，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就连百度百科都会说得比我更好。作为蹒跚学步的“幼童”，我的报告基本没有个人创见，一切天才的论述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感想】
  很多同学或学长学姐基本没有通读《马恩选集》，而只是挑选部分篇章很快地划过去。有选择性地阅读是可以的，但他们挑选的篇章或远远不够，或过于偏门，让我非常遗憾。我个人认为后来者如果有时间最好全部读，至少不能随便抛弃一些关键内容。我读完后选择了一些个人认为重要的篇章，干脆列在下面。
  其实如果不买全套《马恩选集》的话，单独弄到下面这些或大或小的册子（有些只有几页纸）并不容易，可行性不高，所以大家看看是个意思就好了。有几个原则必须事先声明：
  1.《马恩选集》非常经典，已经是马克思、恩格斯优中选优的作品，我的第一建议还是全部读；
  2.下述文章篇目来自《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我建议直接拿《选集》看，因为这些小册子很难找到单行本，而且有些篇章在《选集》中只有节选内容，没必要全文阅读增加负担；
  3.第二卷以《资本论》节选为主，《资本论》是必读书目，因此不再列入。第四卷的书信也不列入；
  4.这些全部是我的个人意见，是根据个人读书经历作出的个人感悟，没有任何权威性，也不负任何责任，请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必读
第一卷
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节选自《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部分
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马《哲学的贫困》第二章
恩《共产主义原理》
马、恩《共产党宣言》
马《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恩《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马《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第三卷
恩《<德国农民战争>序言》
恩《法兰西内战》1891年导言
马《论土地国有化》
恩《论住宅问题》
马《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马《哥达纲领批判》
恩《反杜林论》
恩《卡尔·马克思》
恩《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选编自《反杜林论》引论第一章和第三编第一、二章）
恩《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第四卷
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恩《法德农民问题》
恩《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推荐读
第一卷
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序言
恩《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马、恩《关于波兰的演说》
马《雇佣劳动与资本》
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恩《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鸦片贸易史》《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第三卷
恩《论权威》
恩《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节选自《流亡者文献》第五节）
马《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第四卷
恩《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恩《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恩《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恩《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2019年8月6日-9月8日
【书单】
1.《资本论》卷三（补完）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二

【小结】
  下面是对《资本论》卷三的总结。
  马克思没来得及整理这本巨著，甚至于它的成品只是一份字迹难辨的草稿，恩格斯在序言里详述了他编辑此书的艰辛——他的工作是将这本书几乎重写了一遍。对于恩格斯如此，对于读者更甚。但卷三内容非常丰富，价值不可估量；它在马克思去世时仍未完成，在恩格斯临终前才告出版，它是两位伟人的生命结晶。我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开始我的整理。
  我上个月曾表述：卷一是总纲、剩余价值学说的起点，卷二是延续、学说的推进，那么卷三就是完成、学说的终结。卷一解决了几个问题呢？一，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及相关基本概念；二，资本的积累过程；三，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卷二亦然，它考察了三个过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以及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分析其比例关系和矛盾。
  卷三接续卷二，开篇的内容便是“发现资本一般运动过程所生的诸种具体形态”。马克思说明了剩余价值化为了利润，剩余价值率化为了利润率，那么，分析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其实就是分析利润是如何被瓜分的。一到三篇，就是分析产业资本家如何获得产业利润；第四篇就是商业资本家如何获得商业利润；第五篇，借贷资本家如何获得利息；第六篇，大土地所有者如何获得地租；第七篇是马克思对《资本论》全书的大总结。
  分析从抽象转向具体。在卷三，分析的不再是抽象的资本，而是具体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大土地所有权；分析的不是抽象的剩余价值，而是具体的利润、利息和地租。我认为这个转向至关重要。研究过利润、利息和地租的经济学家太多了，如古典学派；但马克思是第一位首先讲清楚了“剩余价值”问题，再将利润、利息和地租视作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来分析的学者。为什么说这个重要呢？举一个我熟悉的例子：人类在几百年前便不断发现过恐龙化石，但长期以来并不知道这一特殊的、统治过一个世代的物种，发现了不同的化石便冠上不同的大名，孤立地开展了漏洞百出的分析；直到学界首次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类群时，“恐龙学”才取代对单个古生物的零星研究，实现学科的革命。系统的恐龙学出现后，对每种恐龙产生正确认识才是可能的，看到不同恐龙间的联系才是可能的（恐龙的共同点不是长得大，更不是长得像），对其进行分门别类才是可能的，清晰地理顺不同恐龙各自的发展史、而不是像扯毛线团一样越扯越紧才是可能的，推广研究结论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单个生物才是可能的，把恐龙与其生活的时代联系起来、从而统合生物与环境才是可能的……将上文中的专有名词换成“剩余价值”和“利润、利息、地租”，是完全适用的。
  用卷三中的表述证明我的例子。剩余价值是可变资本的产物，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但资本家提出，资本生产所得到的增殖额，是整个预付资本的产物，也就是说由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共同创造。这样，剩余价值就被抹杀了，取而代之的是“利润”。利润率是利润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必然大大小于剩余价值率，这就极大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这就像恐龙研究，这种新发现的物种骨骼结构像蜥蜴，爪子像蜥蜴，皮肤像蜥蜴……于是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蜥蜴。结果，后来发现了骨骼结构像鸟的恐龙，发现了没有爪子而有兽趾的恐龙，发现了长毛的恐龙……关于“蜥蜴”的谬论才被彻底推翻。
  还有一个证明是平均利润。不同的经济部门投入等量资本肯定会产生不等量利润，其原因是不同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所谓有机构成，简单点说就是c:v，复杂点说就是什么什么技术构成什么价值构成什么的，其实就是指资本如何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中分配，亦即单位劳动力能推动多大量的生产资料。这个分配当然不是由着资本家的性子来的，而是由产业特征及其发展状况所决定。不同部门有机构成不同，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生产出的利润是不同的，这样便产生了矛盾：资本家要赚钱，谁愿意少赚点呢？于是资本便“自由”地向高利润部门转移，高利润部门就会供过于求，就会利润下降；而低利润部门则供不应求，利润上升。这样升升降降，（理论上）直到各部门得到大体相当的利润率时，资本才会停止转移。通过部门间的竞争和资本的自由转移，利润便转化为平均利润。剩余价值与利润不相符，与平均利润更不相符；而且平均利润与剩余价值没有建立直接关系，于是更强化了利润来源于资本量的谬论，剩余价值更被扫到一边，剥削被掩盖得更彻底，甚至会得出结论：“工人靠资本家养活”。
  马克思关于不同具体形态的类型学我不再复述。但《资本论》的终章即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似乎不太惹人注意。
  马克思花了这么巨大浩瀚的篇幅论述了：利润、利息和地租都是剩余价值转化、分割而来的，工人的工资是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补偿劳动力价值的新价值。而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很有市场的“三位一体公式”却认为，资本创造利息、土地产生地租、劳动取得工资。系统批判这一公式，也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全面考验。而马克思的批判也堪称范本。
  首先，马克思指出，资本和土地、劳动不是同领域的概念，资本是一种“关系”，土地是一种实体，而劳动则是“活动”，它们无法并列讨论。而之所以有这种混淆，就是因为提出者混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甚至认为价值来源于使用价值，从而认为劳动、生产资料（资本）、土地都创造价值。
  其次，确实，资本让资本家取得利息，土地让土地所有者取得地租，劳动力让工人取得工资，但这些过程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的，只提“三位一体”显然忽略了这一共同背景。而重点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剥削所得的剩余价值。
  再次，马克思在第六篇地租论中已经论述得很清晰：土地没有价值，只有使用价值，而地租却有交换价值，土地和地租怎么可能保持一定比例？同理，劳动—工资也一样，劳动是创造价值的过程，本身没有价值；工资是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没有价值的劳动怎么创造工资呢？资本创造利息从逻辑上看倒没什么问题，但庸俗经济学家却把资本解释为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是物，创造的利息却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样本不矛盾的关系又矛盾了。
  最后，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劳动的作用便被掩盖，劳动的生产力看起来就像是资本的生产力；尤其是开始考虑流通过程后，剩余价值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实现；而且这个实现很受市场状况的影响，因此看起来价值就像是在流通中产生的。马克思的贡献就是用条缕清晰的分析破除了这个障眼法。利润、利息和地租都只是不同的收入形式，它们的实质都是剩余价值；而工资就是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收入。收入的实体无非是物化的社会劳动，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三位一体公式”却成了障目的一叶，让庸俗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个实体。事实上，这个公式是障目的结果，所以，其实是从维护资本家利益出发的庸俗经济学家自己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感想】
  马克思说过：“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是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对马克思的妖魔化也是司空见惯了，可只有真正读过《资本论》才知道，马克思向来只是严谨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科学地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地结论，从没有对资产阶级群体或资本家个人进行人身攻击。相反，空想社会主义者骂来骂去，最后总归结为对统治者人品、道德的指责，这种指责虽然有力，但无用，反而会使社会主义者被盖上“破坏者”“残忍”的帽子。只是扣帽子还好，问题是很多人遵循着这些教条行动，在现实中制造了大量令人恐怖的人间惨剧，反而让正义的运动蒙羞，对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路线错误”，走得越远越反动！
  世界是不属于不学无术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时事评论家”，他们成长为真正的学者的道路，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2019年7月4日-8月5日
【书单】
《资本论》卷一、二、三

【小结】
  马克思的伟大用不着我说，我蹩脚的夸赞并不会让喜马拉雅山增加几米。同样，我的疑惑也不会让喜马拉雅山减少几米。读完《资本论》后，我的脑子里有一些混乱的想法，也参与过一些零散的讨论。下面主要是尽最大努力，理清自己理解的《资本论》的行文思路。
  卷一是《资本论》的总纲，也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起点。因此，马克思在撰写和修订卷一上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因翻译问题（我读的是郭大力、王亚南20世纪30年代的译本，语言比较文白夹杂）增加了一些难度，但仍是相对能理解的。
  卷一开篇的内容和高中思想政治课本第一册、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本内容相差无几，连顺序都没有太大改变。以第一章为例：明确定义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一点与齐美尔的定义大不相同）；提出劳动的二重性，进而是商品的二重形态，从而得出重要的论断：商品的价值，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商品为交换而生，因此第二章是交换。交换的中介是货币，过程即流通，这也是第三章的内容。在所有要素都登场后，G—W—G循环登场了，即资本总公式。公式中的一个矛盾：从第一个G到第二个G，发生了增殖，货币变成了更多的货币，价值变成了更大的价值；从而，核心概念“剩余价值”应运而生了。
  价值增殖的两个途径，一是“加班”，即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这是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这就引出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二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即剩余价值相对可变资本变多，这就引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在这两篇的分析中，得出了几条重要公式。
  基本概念的最后一环，即生产出价值的劳动的价值，实为劳动力的价值。对劳动支出的偿付，即工资；未被偿付的部分，即无偿劳动，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
  地基建构完成后，卷一最重要的分析即资本的积累过程。社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无间断的更新的流，即再生产。这样，生产过程参与者的动机，原本模糊不清的动机，此刻便显现了。资本家为维系再生产，就必须扩大生产；为扩大生产，就必须加强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并将剩余价值化为参与下阶段生产的资本。伴随着资本积累，很多历史现象能够得到解释：对劳动力需要的增加却伴随着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其关键在于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从而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可变资本）。能供养的人口越来越多，劳动力的地位（可变资本的占比）却日趋下降。这就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雇佣人数增加，但相对生产规模的扩大却不断下降；对女工童工的需求增加；人口代际更迭加速；农村劳动者不断变为城市无产阶级；过剩人口的生活状态必然在劳动者平均水平之下，“贫困”诞生并蔓延。书中所举的触目惊心的案例深刻揭示：资本积累伴随着贫困积累，努力与报酬已经分开，某些人一直在劳动，某些人一直在休息；穷国的人民都悠闲，富国的人民却都贫穷——阶级形成了。
  下面两环属于补完，即资本原始积累与殖民贸易。资本原始积累即资本积累的起点，亦即再生产的起点。除了众所周知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制造了一大批失地的无产者），还有消灭寺产的宗教改革、为土地盗掠大开方便之门的政权更迭、压榨被剥削者的立法、利用货币贬值从长租期中牟利……自古以来，正义与“劳动”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仅有“我们”的时代是例外！而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殖民制度、国债制度、新赋税制度、贸易保护制度确立，资本积累便是谁都无法遏止的狂潮。从生产关系看，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剥削；或者说，资本主义只是一个极有效率的剥削方式。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从而以民穷实现了所谓“国富”；殖民者剥削落后民族，从而以世界的赤贫实现了基督教世界的富裕。这就是卷一的叙述逻辑。
  卷一留下了两个问题（当然不止两个，是我只发现了俩……）：一，从资本积累过程看，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分散的私有财产存在天生的矛盾。二，再生产过程如果只有生产是无法延续的，剩余价值不仅需要生产，还需要实现。于是有了第二卷。
  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把公式再推导一遍意义不大，我所希求的仍是努力理解马克思的叙述逻辑，跟上他的思维。总循环公式，即G—W(A+Pm)…P…W'(W+w)—G'(G+g)，它说明了：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资本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即赚钱。公式以资本价值为起点，以增殖了的资本价值为终点；生产过程（P）不过是赚钱的中介。资本的循环过程，为生产与流通的合一。产业资本循环其实就是货币资本的循环。
  从货币资本（G）开始乃是循环的第一阶段，从生产资本（P）开始的P…W'—G'—W…P’则是循环的第二阶段和流通的第一阶段，它表示再生产过程。在其中，资本的价值增殖、商品生产物（表现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实现，都由W'—G'完成。所谓的总流通过程W'—G'—W发生在P…P'之间，这就揭示了流通只是生产的媒介，而绝非相反。在第一循环，以货币资本为始终的过程似乎表明剩余价值乃是在流通中产生的；第二循环破除这一假象的同时却营造了新的假象，即生产的目的似乎是生产。虽然在第一循环已有斩钉截铁的论断，但第三循环也呼之欲出了。
  W'—G'—W…P…W'/W''，商品资本的循环的特殊之处在于，从W'到W''（再生产规模未扩大则仍为W'）的过程，自始便包含着剩余价值。W'便在总循环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全部商品的消费（W化为A和Pm）是资本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第三循环可以用来表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因而产生了第三个假象，即生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
  这些假象，就是我们不得不统一考察三个循环的原因。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否则循环便无以为继。我对三大循环的通俗化理解，便是如上所述。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我们在讨论G—W时也是在讨论W—G：G是由W而来的G，W也是由G而来的W；对于商品所有者的W—G，就是对于购买者的G—W。其他，便是引入了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的概念。
  资本循环以周期过程的形态出现，即构成资本周转。所谓“经营”“提高效益”的秘密就蕴藏在其中。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总和即周转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机能的生产资本有不同的周转，从而区分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二者的区别在于，固定资本经过长时期多次的生产过程，才逐步将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其垫支也是逐步回到资本家手中（相应于固定资本的磨损）。而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快得多，其垫支经过一个生产过程和商品的销售过程就能全部回到资本家手中。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并非马克思的首创，他提出这一点的目的在于揭示被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掩盖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从而揭示西方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真正来源——可变资本的掩饰。这一批判，可以一直上溯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分析周转，就要分析周转时间和周转速度。产生影响的便是两个组成部分，即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这些概念的纠缠曾让我痛苦不堪。生产时间的最重要部分是劳动时间（此外还有储备时间、自然力作用的时间和停工时间）。衡量劳动时间长度的是劳动日，而劳动期间是若干相互联系的继起的劳动日，它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的期间，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的期间。每劳动日的生产物都只是部分生产物，它必须到一个劳动时间的期间之末，才成为一个完成的使用价值。关于剩余价值率与年剩余价值率，也是令人头疼的区分，连整理者恩格斯也在备注里小小地抱怨了几句。总之，哪怕一年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年剩余价值率也会随周转期间变化。（其他的记不住啦……）
  接下来是一个必须提及的要点。资本总公式在表面上说明，资本流通发生了货币增殖，产生了剩余价值。但在流通领域中都是按价值实行等价交换，剩余价值无从产生；贱买贵卖只能改变商品总价值在不同资本家间的分配，不能增加整个资产阶级占有的货币财富。而剩余价值为原价值的一个增殖额，是新产生的社会财富，这说明剩余价值不在流通领域中。但如果资本家不把货币投入流通领域，既不买也不卖，而是贮藏起来，那么就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前面讨论的都是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这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探讨的重点内容。马克思对前人的谬误作了扬弃，提出了社会生产的二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生产首先要满足第Ⅰ部类的需要，其次要满足第Ⅱ部类中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需要；接着，第Ⅰ部类提供富余的生产资料提供给第Ⅱ部类，第Ⅱ部类又要提供富余的消费资料给第Ⅰ部类——这两个富余在价值量上相等。各部类年生产物总价值也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那么就应该有Ⅰ(v+m)=Ⅱc。说白了，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是为了考察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什么条件下达到平衡。
  什么条件呢，第一就是上述两个部类的平衡。第二，两个部类内部还有细分，第Ⅰ部类内部，投资在不同生产资料上的资本需有平衡（如重工业和轻工业）；第Ⅱ部类内部，投资在不同消费资料上的资本也要平衡（如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第三，提取折旧与固定资本更新也要平衡。这就是“按比例生产”，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分析完简单再生产后，就是扩大再生产。用公式表示区别，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是Ⅰ(v+m)＞Ⅱc，其实现条件则是Ⅰ(v+Δv+m/x)=Ⅱ(c+Δc)，即第Ⅰ部类原有可变资本价值、追加可变资本价值与本部类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必须等于第Ⅱ部类原有不变资本价值与追加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是简单再生产分析中“按比例生产”的体现。
  卷二的作用，我想了很久。卷二总体上讨论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提出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因为扩大再生产是社会的常态，因而也是在探究经济增长的奥秘。单个资本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继起，整个社会的按比例生产，这些都是理论上应然的，在现实中不容易做到，或者几乎不可能完全做到。这就是说，资本再生产过程时刻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对经济危机的探讨，很多地方都有涉及。比如货币实现了买与卖的分离，从而诱发着危机。
  卷二的流通过程是对卷一生产过程的补完。在基本概念和假设澄清后，卷三便要探讨资本生产的总过程及其具体形式。
  但总结一二卷的行文思路已经让我白头搔更短，卷三才刚读完，且放过自己，下个月回顾后补充吧。其实关于马克思对抽象和具体的认识，马克思的阶级划分、对劳动的认识以及劳动与机器在产生剩余价值中的定位等等问题，都是些浅薄的思考，前人不仅回答得比我深刻，问得也比我精彩，就不在此赘言了。

  我对很多和我交流过的同学的话深以为然。我的思维方式是对当下读到的内容，用曾经读过的内容或经历过的事情为例证，以“印证”书中的观点。这种方式或许行之有效，但最大的弊病，乃是这样始终无法真正理解作者的脉络。马克思的第一章也得很好，第二章也很好……甚至也能说出好在哪里，却始终无法理解《资本论》为何要这样写，为什么它是第一章而它在第二章。这是我一开始就像要做，一直在努力做，却最终做不到的事情。总的来说，不能把握这一脉络，读书就只能浅尝辄止，在知识不断被遗忘（量的衰退）的同时，仍不能真正在理解经典大家的思维方式上有任何突破（质的无法突破）。

【感想】
  老是讲，“读书状态已经渐入佳境”，那其实就是还没入佳境；“接下来还要更努力”，那说明现在还不够努力。读书至今四个月了，这样的“未完成”状态仍有很大问题。毛主席说，世上没有直路，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便得到成功，这只是幻想。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等诸君，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却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能责备他们吗？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我还要对我的第一篇总结作再思考。我那时觉得学知识并不是读经典的目的，一则读经典绝不是学知识的最有效办法，二则知识自有其时间地点人物条件的局限性。现在我反思，学知识并非不是目的，而仅仅不是主要目的，亦即，读经典也应学知识。否则，所谓学思维、提升能力，这根本不是初学者所能应付的远大目标；没学会走就开始跑，最终就会变成扯淡。
  所强调的是不要把学知识当作主要目的。即不要用不懂的知识折磨自己，不要纠结于错过的知识；在无力思考思维时，权且思考知识，以避免不思考。
  低头前行，不断前行。


2019年4月1日-5月8日
【书单】
《自杀论》
《共产党宣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社会学方法论的准则》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原始分类》
《教育思想的演进》
《哲学讲稿》（在读）

【小结】
  这段时间的阅读以涂尔干为主。涂尔干是重要的早期社会学家。在以往的印象里，作为社会唯实论的代表，涂尔干关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立场常常被极端化理解。事实上作为社会学开山时代的重要人物，涂尔干并非如常人设想的那样“言必称社会”，其分析的出发点往往是个人。影响“个人情感和活动”的力量——这就是社会在《自杀论》中的定位。
  作为开创者之一，涂尔干在阐述自己的社会学观点时的突出特征便是长篇大论地辩驳前人观点。仅以《自杀论》为例，第一编“非社会因素”110多页只讨论了一件事：以上列举常人认为的导致自杀的因素与自杀率的变动无关。今天写论文如果这样搞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挑剔前人。不破不立，“破”正是开宗立派者必须承担的责任。
  “建立一种明确的社会学方法”也是涂尔干加诸于己的责任。作为传统学术界培养的知识分子，涂尔干青年的学习领域非常杂，但面对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危机，和孔德一样，涂尔干选择了运用“实证科学”对社会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社会事实必须加以细致考察才能被真正了解，也就是说研究事实必须以事实为主，而不是以一般性原理为主……考察所得的证据还必须合乎规律。所有这些，说明如果忽视实际的考察，只用一般的哲学推论，就无从进行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方法论的准则》一书，社会事实的定义很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涂尔干得出这一定义的逻辑过程：
  第一步，将社会事实与纯粹个体事实作区分，明确社会事实不是什么，从而得出其普遍性、强制性、外在性、突生性等基本特征；
  第二步，阐明真正的科学准则，以此明确了以成为真正科学为目标的社会学应秉持的准则：把社会事实当作“物”，超越观念阶段，反对主观内省，致力于描述和解释事实；
  第三步，要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借鉴到社会领域，就必须考察社会事实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常识而非科学在社会问题的考察中占据统治地位。为此，涂尔干以犯罪为例，指出“犯罪”是正常社会现象，而“犯罪率上升”是病态现象，清晰地展现了科学方法相比常识的优越性；
  第四步，对社会事实的类型学研究，科学地划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这是新学科诞生的关键步骤；
  第五步，在观察（第二步）、描述（第四步）的基础上，解释社会事实应遵循的准则。这是我认为的本书精华。必须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不能混淆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这些是至今仍有生命力的重要思想；
  第六步，在解释之后，求证亦即检验的准则：用共变法寻找可能的因果关系，用通过统计手段进行控制以排除无关变量的比较法寻找真正的因果关系。
  借此，涂尔干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搭起桥梁，使社会学逐渐摆脱思辨性，成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孔德的忠实信徒”终于完成了对孔德的超越。
  一种异样的感觉是在读《原始分类》时产生的。这本小册子表面人类学、实质社会学，表面谈分类（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实质谈涂尔干一以贯之的思想——“社会学主义”。
  一方面，书中文明的排列顺序是澳洲、印第安、中国、希腊，排列依据是从简单到复杂，且后者包含前者的要素。涂尔干认为，研究简单社会是研究复杂社会的必要手段，因为复杂社会难以观察到构成要素和内在逻辑。似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涂尔干在分析复杂社会中国时太过草率。就“分类”本身而言，对我最有启发的反而是对祖尼人和苏人等简单社会的考察。
  另一方面，文后附录的导言中，作者在高度评价本书的地位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找出了许多缺乏逻辑的片段和方法上的缺陷。附录占了全书的近一半，几乎把前文批判得体无完肤。“在很多地方，涂尔干和莫斯既没有为他们的阐述提供依据，也避开了那些与他们的论断相反的事实。”包括其他关于预设立场、主观臆想等批评，这些评语如果不是针对涂尔干和莫斯，放在今天基本等于“你在制造学术垃圾”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接受对方的结论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亦步亦趋行为吗？
  我个人认为，“分类表达了他们建构于其中的那个社会。”这似乎才是涂尔干的真实目的，在结果上也有所印证：在接纳“分类”为重要议题的同时，人类学也接受了涂尔干的基本预设，即分类源于社会因素。这么看，《原始分类》和《自杀论》内核并无二致。
  社会学主义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淘汰了，但其中的思想精髓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它认为，要承认社会事实与自然现象有相似性，都服从恒定的规律，可以用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它也指出，社会事实是自然现象的特殊类型，区别在于自然现象能从特殊推导到一般，社会事实不能一概而论；它强调，社会学是自主和自我满足的学科，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它主张，社会学是一门根本性质的社会科学，所有与社会事实有关的学科都应从属于社会学……总之，是野心相当大的蓝图。
  需要检讨，我在开始阅读涂尔干著作时没有认真考虑遵循作者的生平时序，因此在阅读过程中出现了思维混乱情况。譬如，没读过《社会分工论》就很难认识到《自杀论》最后部分的深意，更不用说《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了——读这本书的全过程我都是云里雾里一脸懵逼的。《职》是我这段时间读得最快的一本，也是最不明所以的一本；现在检讨起来，没有循规蹈矩先行阅读《社会分工论》应该是很重要的因素。
  综上，我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感觉，即涂尔干（这几本书中体现出的涂尔干）努力想完成的工作，一是解决社会危机（如前所述），二是用他主张的社会学解决社会危机，为此就必须建立并推广独立的社会学和成熟的社会学方法。为了完成这一宏愿，涂尔干献出了一生，甚至有些用力过猛、“走火入魔”：一切问题都归因于社会的主张确实为他招来颇多非议。其实用涂尔干自己的理论就能发现异常：按照《社会学方法论的准则》中的共变法，两者发生共变关系，完全可能是因为存在另一个同时决定它们变化的现象。这样，涂尔干很多似是而非的、看起来很有力的论证，其实在效力上都要大打折扣。但思想、理论可能遭受考验，但他对社会学的贡献将永不过时。
  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涂尔干认为国家越强大，个人就越会受到尊重。举个很不恰当的类比（毕竟二者在逻辑上并无关联）：社会学越强大，社会学者和社会学生就越会受到尊重。社会学的强大是社会学人奋斗出来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从手上的这本书开始吧。
  吉登斯总结社会学三大家时指出，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韦伯关注理性，涂尔干关注工业化（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分工），构成了现代性的三个侧面。涂尔干的一切思想主张（尤其是对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道德和教育的强调），离不开19、20世纪之交西方尤其是欧陆、法国动荡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社会危机（第三次强调这个了，看来接下来必须好好关注才行……）。对涂尔干的全面总结，或许要到下个月读完其大部分著作后才能做出。

【感想】
  读经典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很久。
  是文法吗？实话说仅就涂尔干论，可能是翻译的原因，也可能是作者自身的原因，他的著作在文法上并无太大可取之处，想学习行文写作，不如多读几篇国内学者的专著，甚至多读几本名著小说。
  是知识吗？诚然，经典作家无一例外都是领域内最杰出的学者，阅读他们的著作一定是在汲取领域内最顶尖的人类智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站在“授”者的角度上考虑的，如果相反从“受”者的角度呢？我相信大部分学子会本能地选择“鱼”，也就是以直接汲取知识为第一要务。
  那么问题来了，从最有效率的角度讲，读涂尔干的介绍论文，读他的生平简述，读教科书上对他的总结，甚至查阅百科，难道不比这样一本本啃大部头经典更好吗？不会产生厌烦情绪，不会导致错误理解，不会全盘接受思想中的糟粕，不会因阅读能力低下遗漏关键要点，不会因好大喜功盲目贪多丧失本心……
  为什么还是要读经典呢？
  锻炼能力。阅读的能力，分析的能力，总结的能力，学习的能力。以往读书，总的来说都是为了个“爽”字，专拣喜欢的读，合上书，除了心情愉悦外一无所获。这是要不得的，时间长了必然养成读书的惯性，而且读得越多越积习难改，越无法调整。这并非对我此前十多年读书生涯的否定，而是对及时转向攻读经典之必要性的肯定。一定要读，读了一定要思考，思考一定要消化吸收、为我所用；这样的阅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培养心性。这一个多月的阅读经历，让我逐渐沉静下来，这沉静包括三方面：
  一是“坐得住”。经典构成了一处精神家园，帮助我从躁动的环境中隔离出来（暂时而非永久，主动而非无意识），帮助我首先沉下心，接着学会沉下心好好做一件事，不仅是读书，而是未来人生中可能面对的一切险阻。
  二是战略定力。“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经典作家们说的一定都是对的吗？能做到这一点的那是圣人，难道我们百年思想解放的成果是培养了一群相信世上有圣人的新青年吗？对作者的某些言论、观点、分析深以为然，甚至引以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我自己读涂尔干短短一个多月也有这样的体验，这没有问题。但是，巨人的肩膀是用来攀登的，不是用来依偎的；前人的成果是用来鉴戒的，不是用来自我束缚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些大道理往往要亲身经历后才能有切身体会。
  三是坚强。我是个厚脸皮的人，但那不过是外在的伪“坚强”，要锻炼起内心的坚强，就必须经历风雨，见识风浪。阅读经典是一段苦修，涂尔干尚且如此，之后的韦伯、马克思只会更甚。一个多月来，收获也有，喜悦也有，但更多的是痛苦、焦虑、怀疑。按照故事的常规走向，下一桥段应当是“愚公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实中毕竟不存在上帝。逃避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可以救你，只有自己能救自己。这就是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我能消化一本书，就能消化十本书；我能面对涂尔干，就能面对韦伯、马克思；我能坚持两年的苦读，就能坚持两年的各种逆境；我能攻破学习的难关，就能攻破其他难关……量变引起质变，大抵如此。
[ 此贴被郑凯戈在2020-09-27 09:53重新编辑 ]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Posted: 2019-05-09 18:37 | [楼 主]
崔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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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戈写得太好了！不仅是内容的总结，更是你的体会，读的我好感动！你文笔也一级棒！而且也让我反思自己，我在读的过程中确实很大程度是在吸取知识，有时候总结不及时又会遗忘，思考的深度也不够，就总是会觉得收获感不是很强，接下来我也要着重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了，不能只是停在嘴上说说了！一起加油！
[ 此贴被崔昌杰~在2019-05-09 20:09重新编辑 ]
在通往优秀的道路上茁壮成长~
Posted: 2019-05-09 20:03 | 1 楼
小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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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很好，也很踏实努力，总结也写得很棒，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一起加油走得更远(ง •̀_•́)ง
朝气蓬勃，努力生活；好好学习，天天读书(๑•̀ㅂ•́)و✧
Posted: 2019-05-09 22:32 | 2 楼
李景宜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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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围观未来的大师！

凯戈要火！
[ 此贴被李景宜2019在2019-05-10 11:52重新编辑 ]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
Posted: 2019-05-09 22:35 | 3 楼
史天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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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学习
Posted: 2019-05-10 09:02 | 4 楼
朱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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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真好啊，认识特别深入
Posted: 2019-05-10 12:18 | 5 楼
李沁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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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得又快又好！第一次写总结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Posted: 2019-05-17 20:21 | 6 楼
郑凯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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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需要自顶一下才能上去……
另，对每一位驻足评论的同学表示由衷的谢意。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Posted: 2019-08-08 23:45 | 7 楼
李佩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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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很有启发
Posted: 2019-08-09 10:24 | 8 楼
杨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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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向你学习！
Posted: 2019-08-11 20:18 | 9 楼
万书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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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想法的总结，读书也非常用力，行文也很有逻辑~加油
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Posted: 2019-09-05 21:13 | 10 楼
郑凯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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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知道我之前的格式就是一坨翔……让大家看得很不舒服真是抱歉了。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Posted: 2019-09-05 21:58 | 11 楼
陈浩然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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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分析清晰通透，下集预告令人期待，凯哥厉害！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Posted: 2019-09-18 22:47 | 12 楼
冯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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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弟的感想写得入心，真切。慢慢来，一定会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Posted: 2019-09-28 15:24 | 13 楼
万书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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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得很好，读完很有收获~
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Posted: 2019-10-20 10:00 | 14 楼
史天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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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读常新！向凯戈学习
Posted: 2019-10-25 20:57 | 15 楼
邓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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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凯戈的总结都有一种深入浅出的感觉，很有个人特色，一起加油！
Posted: 2019-10-28 10:52 | 16 楼
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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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加油！
Posted: 2019-10-28 16:03 | 17 楼
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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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戈总结的真是妙！
Posted: 2019-10-28 17:04 | 18 楼
马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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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你的总结，有种大开大合之势。对马恩的总结非常有深度，尤其是否定之否定给了我新的启发。
逼着自己拼命向上
Posted: 2019-10-28 17:32 | 19 楼
冯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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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弟对马克思的总结有自己的心血与热情，给了我新的启发。点赞！虽然我也看完了马恩选集，但马恩思想实在太伟大了，总结无处落手，故不结。
Posted: 2019-10-30 08:50 | 20 楼
陈浩然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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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的过程就是发现自己成长的过程。精彩的论述属于马恩，精炼的感想属于凯哥！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Posted: 2019-11-04 19:40 | 21 楼
李景宜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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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后，人们会说，这是《郑凯戈选集》中写的最好的几篇之一。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
Posted: 2019-11-05 23:10 | 22 楼
郑凯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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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发报告时是我弟弟的生日，这次发又是恩格斯的生日。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巧。（笑）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Posted: 2019-11-28 23:22 | 23 楼
冯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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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弟的报告很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Posted: 2019-11-29 20:49 | 24 楼
陈浩然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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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的天价买来的种子今天正茁壮成长，将来一定是棵参天大树！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Posted: 2019-12-02 17:10 | 25 楼
郑凯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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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网站实在是年高有德了，调格式调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大热天的全身冷汗，这个社会还能不能好了，女人到底……对不起背错台词了。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Posted: 2020-01-13 18:16 | 26 楼
郑凯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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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量破万了啊……感谢大家，感谢了。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Posted: 2020-07-09 00:09 | 27 楼
郑凯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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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突）血（然）来（想）潮（起），更新一篇，过段时间更第三篇。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Posted: 2020-09-01 08:51 | 28 楼
万书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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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直白，很有内容，很有条理，读完很受启发~
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Posted: 2020-09-04 11:09 | 2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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