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
讲述/陈晋 整理/梅子
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非常罕见。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早年毛泽东，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做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为了“修学储能”，然后是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这个时期，对毛泽东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毛泽东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这些文史典籍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的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那时候他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主要在偏远的农村领兵打仗，开辟革命根据地，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这让他很苦闷。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让上海的同志无论如何要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他曾在一封信中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弄到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读完《两种策略》后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候读到，就不会犯错误。读完《“左派”幼稚病》，他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给彭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保持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党内党外的同志读书。在延安之前，毛泽东没有时间写日记，到了延安以后他开始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实际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他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毛泽东的日记看，1938年二三月间，他读了李达长达八百五十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了好几个晚上同梁漱溟讨论。
中年毛泽东，读书广博而偏深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九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毛泽东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中年以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上留有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十一大类。
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泽东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作品，威尔斯写有《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书。毛泽东还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圈画其中关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证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编《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将这句话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71年发生了9•13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句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近年有关人员才知道，这句俗语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毛泽东最晚是在1941年就读了《何典》，那时他曾托人从中国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带去一些书，其中就有《何典》。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是说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用这句话比喻像花岗岩一样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这句话也是来自《何典》。
晚年毛泽东，喜读文史古籍
毛泽东晚年时，喜欢读文史古籍类的书。
从1972年开始，毛泽东先后给工作人员开列出八十六篇作品，让他们拿去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
毛泽东开列的这八十六篇作品，内容涉及史传，、政论和诗词曲赋。他非常喜爱这些作品，经常拿起来细读、圈画。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毛泽东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他读的主要是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读一些诗词曲赋。这样的读书顺序，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尤其是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他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毛泽东晚年曾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细细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当读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八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毛泽东讲这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他自己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八十二岁了，眼睛不好，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十一次，计两小时五十分钟。这期间，他已说不出话来，只是敲了三下木制的床头，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韵材料，于是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书是9月8日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七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
毛泽东读书不做样子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渴望。他是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而不是做样子。
毛泽东读书，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资本论》这部书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五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二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找来不同人写的、不同人注释版本的《拿破仑传》细看细读。他甚至找来十几种版本的《楚辞》，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了解里面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三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的阅读。他不光是自己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延安时期他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大家一起读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每天晚上读十多页，然后各自谈读书心得。1959年底，他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活动中提出来的。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毛泽东编书、荐书、讲书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别人让社会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都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读书，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领导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
毛泽东早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就曾开列七十七种经史子集给同学，认为是国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专门从事农民运动，这期间他做的一项重要事情，就是编了两套书，一套叫“国民运动丛书”，他亲自开列书目，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茅盾）做编纂于事。另一套叫“农民运动丛刊”，原计划出版五十二种，实际出版了二十六种。延安时期，毛泽东编的书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来》这部党的文献集，成为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的必读书。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在阅读大量文稿的基础上，选编了一本九十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还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的一百零四篇文章写了按语，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
除了编选一些政治书籍外，毛泽东还编过一些“闲书”给领导干部们看－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编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印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在会上讲：“我们的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让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特别是在四川开会，让外地的干部多了解一下四川的情况，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1961年，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毛泽东还指导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从古代笔记小说中编选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细读之后，毛泽东还帮助修改了序言。
毛泽东荐书，几乎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一是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推荐，目的是要倡导或纠正什么风气：二是私下里向一些个人推荐，用意更具体－－针对一些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向他推荐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他还让许世友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将军读《红楼梦》，说许世友有些像汉初大将周勃，“厚重少文”。此前许世友觉得《红楼梦》没有什么好读的，说那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要读《红楼梦》，读五遍你才有发言权。”回南京后，许世友让秘书把《红楼梦》抄成大字本给他读，据说直到去世也没有读完。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就让他读《后汉书》里的一篇《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王洪文读不懂，就让上海的专家给他讲解。《刘盆子传》讲的是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因没有出息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
毛泽东给人讲书，则是直接向人宣达他的思想观点。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的这篇谈话提出了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十二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的讲解是一次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意在让干部弄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丢弃的观点。1959年4月，他在上海会议上讲解《明史•海瑞传》和《三国志》里的《郭嘉传》，目的是提倡领导干部讲真话、讲实话，让大家做事情订计划时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史记》中记载的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一意孤行而最终失败“别姬”，是要在党内倡导民主作风。1967年他在中央会议上讲解《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则是提醒领导干部在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要注意不能让子女“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22期，摘自2011年第10期《名人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