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卢梭早已阐明，政府得以形成结合的目的，便是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自由和平等，人们对于自由与平等关注已久，在民主时代里就更是如此，但差异在于，不同时代里人们对二者的偏重有所不同；在民主时代中，人们爱平等甚过爱自由。人民有一种对平等向往并加以追求的理想境地——当所有的公民都参加政府管理工作，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消失，没有人能要求享有压制他人的专权；这样一来，人们彼此之间完全平等，同时，人们也将完全自由，而反过来，亦是如此。
然而，托克维尔却指出，平等可以在世俗社会中建立，但是无法在政治界推行，即便有某种平等能在政治界建立，但那里却没有政治自由可言。在他看来，在民主国家，平等和自由是两件不可调和的事情。自由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特点，它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不同时代出现，但真正彰显了民主时代特点并且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这种对平等的热爱成为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那么，在民主国家，为什么是这样呢？托克维尔分析了几个原因：
第一，身份平等的获得或破坏过程中经历的斗争是艰难的，发生的变革更是深刻的；而政治自由则是通过不加以执行可以废除的，因此人们对于平等有着更强的信念和依恋感。
第二，平等与自由所产生效应的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一来，自由所能带来的好处常常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以致人们难以辨认他说带来好处的缘由，并且，这种非经常性的好处也只能使一部分人享有，但是，自由过度构成的危险却是所有人普遍得到认识和承认的。二来，平等带来的好处则是立竿见影的，且普及到了每一个人，每时每刻人们都能感受到平等带来的好处，但是，极端平等带来的危险却只有少数头脑清楚、观察力强的人才能发现，往往这些人对此避而不谈。
第三，享受平等的欢乐出于自然的性情，而享受政治自由则需要人们付出努力和代价。如此一来，在民主社会中，平等带来的激情 既是强烈的，又是普遍的。
这是民主国家具有的共性特点，但在欧洲的现代国家，便有些许不同。尽管自由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时代出现，但是在欧洲的所有国家里，人们对于自由的真正热爱和认识，是在其身份趋于平等的时候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并且，它是作为平等的结果而出现的。在君主制传统下，平等作为一种事实先于自由存在，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普遍追求倾向甚于人们对自由始发的热爱，到了民主社会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便成为了一种天然的追求，但是，对于平等的追求并不因此止步。人们渴望在自由中享受平等，如若不能自由，人们也愿意在奴役中享受平等，但是绝不能忍受像贵族制度中那样的不平等，即便在这里，人们是自由的。不难发现，人们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在今天尤为突出，人们要求实现平等，不仅是世俗社会的平等，更有政治界的平等，主张参与政府管理的平等权利，不可抵抗的力量一旦极端化，便会形成某些潜在的危险。民主时代，随着身份的日益平等，大量的独立个人出现，个人主义逐渐强盛，尤其是经历民主革命建立起民主国家中的人们，他们对于新社会的冷漠、怀疑和隔膜都使得原来不平等的仇恨永久保留在了新建立的平等社会内部。
如何应对并化解这样一种平等极端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日益强盛的个人主义的潜在危险，呢？托克维尔指出了一条路，他说“如果人类打算长久地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必须要让结社的艺术随着人们身份的平等而发展完善”“要和平等产生的诸种恶行作斗争，只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它就是政治自由”，由此，他阐明了美国通过自由制度应对个人主义，也即是，用自由来抵制平等造成的个人主义的政治实践，具体说来，美国的自由制度以及人们所能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让每个人重新获得一种社会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并逐渐内化成为一种习惯和爱好，也就成为美国的民情的构成部分。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建设大加赞赏，但是，正如他所说，他并不认为照搬美国的经验是可行的——因为美国的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美国民主制长期稳定发挥作用的要素。但是，我认为，在这之中可以确定托克维尔论述的两个要点是：认识、热爱并努力实现政治自由的重要性；通过结社的艺术来实现政治的制度化，保障政治自由权利。亨廷顿对以上两点是极为认同的，但显然，他在托克维尔之上更深入了一步。
托克维尔全面讨论了结社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提及了政治社团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政党在美国初建，并未得到充分探讨；同时，托克维尔所作的对比研究也多集中于欧洲、美国等基督教文明国家；而亨廷顿的研究不仅包括对政党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化的探究，还对新兴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状进行了全面和深入剖析。如果说，托克维尔从身份平等和政治自由的二重观念层次上，对美国及欧洲的民主进行了成功的探讨，那么亨廷顿便是在社会与政治的双向制度维度中，对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社会秩序进行了透彻分析。
托克维尔明确提出美国民主国家得以构建与维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经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借鉴，但是，要是单纯照搬则是不可行的，这是托克维尔给出的谏言。然而，二战以后的新兴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国家或主动选择，或是被动接受以西方为典范的道路，在本土特殊国情作用和影响下造成了各重要构成要素间的不平衡，甚至导致了摩擦的产生，由此，形成了一种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的局面。
亨廷顿本人关注的正是这种动荡的局面，分析的焦点正是新兴民主国家。他指出，现代性无疑孕育着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是，在为实现向现代性转变而进行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对于新兴国家和地区而言，也是传统秩序国家向民主国家过度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动乱；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这种政治局面的问题和表现归根结底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变革，也即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落后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在亨廷顿看来，这种发展差异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因此，要改善这种动荡不稳的状况，依他所言，对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必须要建立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并通过这种政治制度化的实现来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政府，从而有效地解决政治混乱造成的动荡和不稳。
也就像托克维尔所言的，平等普遍化和极端化使得不同社会势力崛起发生，共同走向权力和利益斗争的舞台，形成了一种亨廷顿论述的普力夺政体。这种政治局面急需一种强大的力量来介入、引导，从而解决问题，而这种强大力量在在现代政体中表现最为独特的就是政党，这是因为，现代政党能够组织起强有力的政府，实行有效地政治管理，应对动荡，平衡多方力量，从而促进稳定，这也是政治制度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政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政治制度化方面，政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能够有效地抵抗传统政治中的刻板、简单、从属和不团结的情形；而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党的构建、组织、领导和作用的发挥也可以体现出来，包括权威的合理化、新的政治职能的划分、创制和执行以及扩大政治组合参与政治等方面；在这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政治参与，这与平等观念意识和情感的普遍性是紧密相关的。但是，不可否认，在亨廷顿这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制度化是相互区分的，尤其是政治制度化与扩大政治参与两者的达成情况以及发展的优先性与民主国家的国情尤为有关。
这也就是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国情分析所体现出的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尤其是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美国的民主革命不像欧洲国家是为了平等，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公民便基本普遍享受了平等的权力：先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现代化逐渐展开，政治制度化才逐步确立。欧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则与此正好相反，故而托克维尔不建议其他国家完全照搬美国的经验；与此类似，亨廷顿从第三世界国家自身的国情出发进行分析后指出，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如果要想较为有益地吸取西方民主制的示范效应，欧洲的历史经验比美国有更多的参考价值，因为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国情以及进行中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国家是类似的。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尤其是二战后，平等范围的逐渐扩大以及民主化浪潮的兴起，使得扩大政治参与超越了政治制度化的建设；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在特定政治秩序的引领下，普遍优先发展经济、社会现代化，认为通过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达成再进一步实现政治的现代化，而这正是亨廷顿抨击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发展道路，才造成了社会势力的疯涨，甚至动乱发生，而政治现代化又没有得到重视和有力推动，政治呈现出一种衰朽的状况，更不用说通过组织政党并将之制度化从而建立强有力的、有效的政府体制来解决冲突、动乱等问题。
雅各比同亨廷顿一样，他也抨击了时代的政治衰朽和退步，关注消沉的理智洞察力和雄心，他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人自身上。由此，他绘制了文化倒退的曲线图，包括激进派丧失了刺激性以及自由主义者丧失了骨气，并揭露了多元文化主义形成的骗局。正如他所坚持的，在这个政治衰竭，乌托邦精神消失的时代，要与广泛的精神不振和顺从斗争；尤其是知识分子，在他们被合法性专家排挤甚至是转变为专家的文化氛围中，必须坚持知识分子原本的角色，这样才能让乌托邦继续存在，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正需要乌托邦的存在。
如果说雅各比讨论的是知识分子通过坚持自身原来的角色，来发扬一种精神，从而保有对社会、对政治得一种美好期待；那么，雷蒙．阿隆则是用了更冷静的视角反思了在政治发展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他这里，知识分子应当坚守客观的立场，回归平凡务实的道路，而不是以任何方式依附于一个与国家相混同的制度。因为，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政党，还是非意识形态的商业化，知识分子要么丧失了思想行动的原本自由，要么卷入思想商业化的漩涡。所以，知识分子要抛却一切官僚主义以及文化的专制，抵制专家对大众的专制倾向，使人回归于不可替代的人而不是沦为可计算反应的群体存在。
当然，无论是追求平等、自由的抽象理念，还是在民主社会中进行身份平等和政治自由的多元实践；无论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还是政治现代化中的制度化建设；无论是多方势力争夺统治权利的普力夺式的混乱和政治衰朽，还是有限政党进行有效政府组织的稳定局面，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必然会或多或少卷入或参与其中，知识分子乃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那么，回望我们自己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他的成功一方面应证了政治家的预言，而他的问题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因此，作为知识分子，又作为具有强烈意识形态依赖的医院，就更应深思我们在身处之世的身份、角色和作用。
17.05
约翰.密尔 《论自由》
威廉.洪堡 《论国家的的作用》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
曼斯菲尔德 《托克维尔》
亚力克西.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
亚力克西.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迈克.桑德尔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主题：理念自由到实践自由——民主的推动和保障 密尔的自由论思想建立在对维多利亚统治英格兰的时代中，日益平庸化的社会对个人独特性加以销蚀，大众舆论对个人言论自由进行压制的大力抨击和反思之下。在反抗之中，他主要探讨了社会权力干预个人自由的性质和限度。他提出，人类可以个别或集体地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预的唯一正当目的，是为了自我防卫，是为了防止某人伤害别人或伤害社会。
与密尔比较相似的是，洪宝也从二元论的角度对自由进行了探讨，只不过，他分析的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在保障人的自由所应发挥作用的界限，这个界限表现为确定国家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保障安全，保证公民合法自由的确定性，保障国民行使权力过程中，人身、财产不为外部干扰。也即他所说主张的，国家的任务是关心“负向的福利”，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外敌的侵犯和不受公民之间的相互侵犯，倡导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守夜人的国家”，国家之所以重要，只是源于它是人类能够借以实现培养其自身所有力量以获得进步和自由的重要条件，而它本身并不是目的。
尽管密尔和洪宝都倡导个人的自由，也都从整体与个体的角度进行了二元分析，但是二者的自由思想还是有所差异。洪宝是从国家权力及其发挥作用的角度来分析良好的国家机构设置的界限和效果，而密尔则更多从个体正当权力的行使及其适用原则出发进行论述的；此外，洪宝在分析中，潜在预设了公民意识、公民素养以及个体政治参与能力的普遍性特质，坚信公民大多数领域的政治自决，而密尔则对个体的觉悟持消极看法，在他那里，社会是保守的，舆论是强大的，这导致社会中人的自由受到威胁，这表现在中产阶级强烈的名望观和体面观，大众对不合常规行为的不宽容，由此，他极力捍卫个性，主张个人自由不受社会过分干预。
密尔的自由论思想在托克维尔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密尔的自由思想的核心在于，他强调，要捍卫不屈从于多数意见的个性的价值，也即个体自由的价值。托克维尔也提出了关于自由的观点，但与洪宝、密尔等人都有所不同，他认为个体可以与多数抗衡，他主张让人们不必刻意追求统一。当然，托克维尔提出的这一自由的主张是与其对民主的剖析紧密联系的。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所谓旧制度体系中，存在着一种非规律性、时隐时现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受到了阶级局限，与法国的特权观念相关；任何人都可以对抗法律，也准许人反对专制，但是，旧制度的设计从来没有想过为所有公民提供最自然的、必要的保障，自由逐渐狭隘化，走了样，但自由的诱惑力始终没有减弱，自由在众多人心中深留着它与生俱来的特性。在极力消解个性，让个体自由变得暗淡的中央集权时代，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显示法国这样的文学传统和激情，以至于催生了他特有的文人政治，或者说文学政治，思想家们基于哲学抽象的原则和普遍理论构筑了他们的理想政治蓝图；但是，即便是有着，彰显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理想政治蓝图的指引，法国大革命仍然失败了。托克维尔深入剖析了原因，他认为，这是源于“为革命提供理论准备和观念资源的哲学家等人在公共自由这个维度有着严重的欠缺，对由之派生的权利、规则和制度安排是陌生而有隔膜的”。文人政治不是基于人类事务的经验、传统和习惯，而是根据来自于理性和自然法原理；并且，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乏，使得人们没有体验到自由的政治。总之，在托克维尔的分析看来，公共生活的参与、政治自由的体验，在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中意义重大。
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盛于法国乃至欧洲，但最先成功影响的地区则是北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美国的革命便成功了，欧洲思想家构想的理论蓝图在美国逐渐成为了现实；美国的民主实践得到了托克维尔的赞美，还引发了他对民主的深刻思考。在托克维尔看来，为了建设一种自由的社会，人们经过努力结社，从而与多数权力进行抗衡，保护个体享有的自由，但他所讲得自由与密尔基于个体价值的抽象原则自由不同，也与洪宝的在国家中享受的宽泛自由不同，这是一种主动参与，进行参与的政治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美国的民主社会的构建之中。具体说来，通过结社实践，形成了某种理论，人们对于这种理论加以学习，构成了美国形式民主社会，即宪政形式与乡镇自治形式的基础，在践行政治自由的过程中实现一种有效的自治，这种有效的自治具体是以民主社会中的两种地方行政形式体现的：通过乡镇政府，人们学习生活的自由实践，体验自由；通过陪审团，人们学会自治，掌握自由的艺术。由此一来，它可以使人们对参与政治生活产生一种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则是托克维尔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是一种有灵魂的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指出法、美两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那就是地方行政所保障的公民的自由体验和自由艺术的学习。法国高度的行政集权剥夺了地方的这一自由，但是在美国根本不存在行政集权，同时美国的联邦制度还保持了地方行政，而这一联邦制度是由主权的人民、建国者和结社而成的政党共同构建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尤其是民主实践保证了自由的成功实践。然而，美国民主实践的有序开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独特的条件，托克维尔分析了三个方面的维护美国民主共和制的原因：优势的自然地理环境、法制和生活习惯与民情，其中，民情的贡献是最大的，法制次之，自然环境为末，有得天独厚的环境，还有独立的司法与法学家精神，更有尊重劳动、追求财富、崇尚民主、主张平等、热爱自由的民族整体道德与精神面貌。
尽管美国的民主实践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大力赞赏，但他也直言，民主共和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持续存在具有本身的特殊性，只从政治制度本身仿效是难以成功的，因为美国有独有的民情。如果，能够将一种人民对国家工作的影响即便不都是直接或不可抗拒的，但享有一定主权的任何一位公民都能凭借权利影响管理的民主社会设想移植到某一社会，并且能够在社会中渗入人民的习惯和思想中，在美国之外亦是可能建立民主制度的；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言，过去政治社会中难以改变的是法制，而现在，难以改变的则是民情。那么，集多种特点于一身的民主共和的美国，未来走向又是何样的呢？托克维尔对美国之后的发展包括领土扩张，人口的特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联结都进行了可能性的预测，确实如他所言“世界将出现一个难以想象的全新局面”、“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两大民族，出发于不同的起点，但似乎在朝同一个目标前进”，他所言的正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俄国人通过与全副武装的文明搏斗与人斗争，利用士兵的“剑”进行征服，通过奴役，不断集中了权利；美国人则是通过与荒原野蛮搏斗与自然斗争，利用劳动者的“犁”实现征服，不断增加私利，通过自由，限制着个人力量。 最终，事实上，两个民族确实如他所言，实现了“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的预言。
从密尔到洪宝再到托克维尔无一不对自由进行了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自由作为了政治社会的重要追求和个体独立的标准，可以说，他们都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先锋和卫士。密尔主张个人自由，且基本上将自由放在了社会的对立面，坚决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更多是从理论上原则上进行探讨和分析；洪宝认同公民自决，且将自由作为国家权力作用的目的与作用界限的标准，明确主张国民在国家中享受自由，开始走向自由的实践；托克维尔则走得更远，主张自由实践，认为没有无民主的自由，倡导人们在民主社会中先懂得自由，然后去享受自由。可以说，民主推动了自由实践的演进，也为自由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17.03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
约翰•洛克 《政府论》（上篇、下篇）
让•雅克•卢梭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社会契约论》
主题：政治生活如何成为必要，又是如何实现和维持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他的回答。他认为，人的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具有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为了共同的利益合群而参与政治团体。那么，这个政治团体具体是什么，有什么显著特征呢？依亚里士多德所言，它是由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的人组合而成的公民集团，也即为城邦。
这个政治团体一旦产生，便就有了三个不同层次上的目的：
首先，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体现为城邦中军事和经济生活；
其次，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体现为城邦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再次，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实现人类的优良生活；
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阐明的，要实现这样一种人类最优良的生活，就必须要有治理得最优良的城邦，而要实现这种最优良的治理，就要具备最优良的政体，那么，为了阐明什么才是最优良的政体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同政体、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和僭主政体六种不同的政体形式，他分析了每种政体的特征、建置、维持以及危机，以及不同政体之间转化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但是，在所有政体中，只有谋求符合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实现道德的生活的政体，才是最优良的。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六种不同政体的区分之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尤对君主政体进行的深入研究，他对君主国进行了专门论述。马基雅维利从自身丰富的政治经验与阅历出发分析了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状况，尤其分析了君主国的种类、建置方式以及危机；最后，他着重指出了一个维持君主国持续长存发展的根本措施，那就是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实现共同体的独立；与此同时，他也阐明了维持一个良好统治君主应有的品质，比如，宁吝啬不慷慨，宁让人畏惧而非受人爱戴、守信等；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可谓言真意切，忧国忧民。
关于政体的认识，到了启蒙思想家这里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对于君主论的思想，英国思想家洛克就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不同。他从反对王位世袭论和君权神授说思想上立起了批判君主制的靶子，进而系统阐述了公民政府的真实起源，实际上是源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此外，洛克还指出，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同时，在政府行政不得当的时候，权力又可回归于人民，也即主权在于民；他又初步提出了分权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思想中影响深远。可以说，洛克的政府论思想有极强的时代背景，他的论述实际上极大地支持当时共同革命政府推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尽管洛克提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以及分权而治的主张，但是到了法国思想家卢梭这里，这个思想方才得到深入透彻的阐述。卢梭讲到人类不平等的原因有多种，但最终形成了自然的以及精神的两种不平等；那么，政府得以形成结合的目的，便是改善这种状况，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自由和平等，而这种自由、平等的权利正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秩序加以保障的。那么，这个契约是如何达成的呢？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随着环境的变化，人类个体的力量无法保卫自己的生存，而人类又不可能产生新的力量，便只能联合使用现有的力量，一致行动，战胜阻力，从而得以继续存在。这股联合的力量既然依靠许多人的共同协作形成，在这种协作中就必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因素需要加以考虑：一是将个人力量集合维护人类全体的利益，二是不损害不忽视个体应有的关怀，尊重个人的权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契约的达成便成为了必要和可能。社会契约的内容正是为了保障这样一种兼顾和协调全体利益与个体权利的社会秩序的，正如卢梭所言，社会契约的达成尽管通常是未被正式公布的，但它在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为人所默认和公认。在这种契约精神下，每个个体将个人的权利转让给集体，个体虽然失去了天然的自由，但是获得了约定的自由，不仅得到了失去物的等价物，还获得了保护其所有物的力量，这对于每一个构成集体的成员而言都是同等的，由此，有社会契约为基础，个体联合形成了一个公共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的公共人格即构成了卢梭所言的政治体。
感想：借用卢梭的一段原话总结这个月的阅读，“只觉得有千道璀璨的光芒炫我心目，成群结队的鲜活的思想涌入我的脑海，强烈有力，有彼此纠结，令我沉浸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中”，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但是，回顾两年的读书时光，过程并不总是这样，短暂的读书生活里，充满波折，不乏煎熬；但是总能体悟充实感，获得意义感，因而我感到很庆幸；最后，想用一句心中的一句话与你共勉“专注自身只为成长，脚踏实地莫要踌躇”。
17.01
达尼洛.马尔图切利 《现代性社会学》
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
彼得.L.伯格 《与社会学同游》
杰弗里.C.亚历山大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一直在思索，我要从怎样的一个角度切入来对整个社会学学科理论的阅读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不得不承认，与第一次接触原著不同，再次阅读，在各方面都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这种感受很明显，但是却很难以言表。
通过综合性阅读，通过再回顾，会强烈感受到社会学研究的特点，无论是思想的哲学渊源，还是研究的方式突破，是研究的主题深入，还是理论的矛盾变化，都是社会学的学科魅力所在，不仅表现为思想深处的睿智思索，不断推进的学术承继与批判反思，还有对现实社会的殷切关怀，永不停止的生存探索与未来发现，这总能引发我对于我们人类自身以及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思考，甚至激励着我们行动。
那么，对于社会学的总结，我没有刻意寻求一个统一的线索，试图把所有的人放入其中，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如此丰富而又复杂，以至于不能总结得到位。我选择了多条线索，这些线索是横向的，在每一个理论大家的思想中或许都有体现；同时，在每一条线索中，我想进行纵向的概括综合或是比较分析，以此表达出我的一个思考路径。那么，总结分为两个部分：
一、思想倾向——哲学思辨1.社会观 探寻社会的本质问题，围绕着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的社会思想界的争执，在古典时期开始就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社会唯实论主张，社会是具有客观性的独立实体，社会先于个人并决定着个人的本质，社会唯名论则坚持个人存在的真实性，认为社会不具有真实性，实在性，社会研究应该从了解个人的动机、目的、意图和行动入手。
涂尔干指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并不意味着社会可以摆脱个人，也不是说社会是一种超验的存在物，而是认为个人仅为社会实体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社会的实体性仅仅意味着社会具有不同于个人特征或不能完全通过个人特征加以认识的特殊实在性；而韦伯则认为，社会真实存在的是具体的行动的个人，正是各种行动者的行动组合才构成了社会和社会各类组织；与涂尔干、韦伯皆不同，齐美尔的社会观的观点则是对二人的批判性综合，他认为，无论社会唯实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的观点都有失偏颇。社会唯实论中，简单认为社会不依赖于个人并决定个人的独立实体，过分夸大了社会的独立性和既存性。没有看到社会对于个人的依赖性和社会本身的生成性，而社会唯名论则只承认作为社会构成要素的个人的真实性，否定了作为综合体的社会的真实性，故而，齐美尔提出，社会不是定型的或已完成的实体，而是由个人之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重塑和改造而持续生成的，是具有真实性的综合体。
2.认识论 早在孔德开始，通过采用实用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构建的区别于哲学、宗教、伦理学得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上回避思想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孔德认为，追问无法证实的物质或精神本原是没有必要的，只须面向经验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古典社会学思想依然具有受哲学认识论影响的印记。
涂尔干早期的实证主义不仅继承还确立了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地位，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在涂尔干的研究中亦有体现，他注重的是认识并解释社会经验的事实；然而，在他思想的后期，在其宗教思想中，也显示了他的唯心主义倾向；后来，帕累托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涂尔干的思想，尤其是功能注意的理论，他提出了一种社会进化和社会变迁的理论，精英循环的论述，足以说明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唯物主义倾向；谈到唯物主义，不得不提及马克思，虽然在早期，作为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成员，受到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影响更大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思想，还有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他的哲学历史的论述既体现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更体现了一种辩证哲学观；而同时代影响较大的另一位德国思想家韦伯则与之不同，韦伯的社会观是唯名论的，他主张关注和研究从主体的人出发的行动，理解意义，受到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影响较为深刻，韦伯的思想的后继者也或多或少带有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倾向；像后来的舒茨，在其现象学社会学中意义的再阐释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有效沟通的达成等。
3.方法论 如果说，在孔德那里，实证主义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是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回避，那么，在涂尔干这里，它正是作为一种方法论逐渐确立了在社会学领域的主流地位，它主张从一种整体视角出发把握社会经验事实，遵循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则。从涂尔干关于自杀的实证研究开始，就显示了这一方法论的强大活力，而后，它也吸引了意大利学者帕累托的关注，在其非逻辑行为的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实证主义方法论运用的痕迹，他试图通过这一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一致性的规律，包括德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滕尼斯也表示了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赞同态度；而同样是德国社会学奠基者之一的韦伯则与之不同，这是一种从个体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人文主义的方法论，他建构的是一种理解和诠释性的社会学，后来学者，像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研究，也体现了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理解意义的方法论特征；几乎在韦伯的同一时期，德国的另外一位思想家马克思的思想特征也凸显了出来，也即其开创的一种批判主义社会学方法，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当时、后世乃至现代社会都有强烈的影响，并且，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承继甚而是批判性发展，包括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工业社会批判、哈贝马斯的用“交往理性”进行的理论改造等在内的理论思想都体现了批判主义方法论的传统。
4.二元论 无论是社会观、认识论还是方法论运用上，从古典到现代的社会学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一种二元对立的思想相关联，并且，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在思想家理论中有着极为不同的位置。
在古典时期开始，社会学家的思想中就包含了诸多的二元对立，比如，涂尔干和韦伯在诸多方面就体现了二元对立，社会观上的唯实论与唯名论，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而在齐美尔那里，二元对立则是被否定的，他所提出的社会互动形式的理论，即否定了唯实论，又否定了唯名论，体现了他的认识论的改变，呈现调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再到了现代后四大家那里就发生了转变，开始对二元对立进行超越，布迪厄提出了一种实践逻辑和场域理论，他想要超越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与能动、微观与宏观的对立，哈贝马斯则重新审视理论与社会现实，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旨在批判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对立，二人都试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超越；最后，在吉登斯这里，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这不仅涉及到社会观，还有认识论，更有方法论，也就是他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进行的综合，实现的对二元对立思想的全方位的超越。
二、研究取向——社会学研究 无论是社会学家的思想倾向、认识论、方法论立场如何，最后，都是落实并体现在其社会学研究上。
1.研究主题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主题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结构、秩序等，像古典时期的涂尔干关注社会整体，研究社会的秩序与社会规范；韦伯则将焦点放在社会行动上，探究社会行动的意义以及合理性基础；还有帕累托，通过社会非逻辑行为分析，寻找社会一致性的规律。而微观主体，则将目光投向社会的微观层面，齐美尔对社会学进行了区分，他所进行了一般社会学研究，以及曼海姆对于知识领域的专门性研究，戈夫曼通过日常接触的观察分析，所构建的符号互动论思想等。
2.研究层次也有宏观、微观与中观之分，宏观研究，多是从理论出发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他不仅研究宏大的主题，也研究微观的主题，就如帕森斯所进行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分析以及社会系统的分析，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理论综合研究的色彩；在帕森斯之后，亚历山大提出了科学的连续统的概念，也试图从理论上再次进行综合性研究；但是宏观的理论研究也有其弊端，它通常忽略了最鲜活的经验事实，另一种微观研究也极大地发展，滕尼斯就关注的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布迪厄着眼于人们的一种实践感，从做直接的经验事实中阐发观点，构建理论；尽管如此，也有学者提出无论宏观的理论分析，还是微观的经验研究，都不能很好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现实需要，于是提出一种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中层的研究层次，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并运用中层研究范式进行了大量研究，比如，他对社会失范现象中越轨行为的分析以及参照群体的研究。
3.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式层次怎样区分，都不是截然分开的，通常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并且，从古典到现代，理论家都在共同的研究主题上，或是理论模型上，或是社会事实上进行了探究，我暂时从中寻找出了几条不同的研究脉络进行联系。
一是关于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古典时期，涂尔干便论述了社会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与社会分工，可以认为，是社会分工促成了社会团结，也就是社会整合方式的改变；而帕累托则进一步发展了涂尔干的思想，提出了社会进化与变迁的而规律与方向，比如，他在精英循环理论中指出了“狮子”与“狐狸”两种领袖人物在精英循环中的地位和作用；帕森斯则是在涂尔干社会整合的构想摇摆中，明确指出了道德整合的方式，他构建了一个完备的系统功能理论，指出整合的作用正是为了促进这个不断分化社会的平衡，但是，到了布迪厄那里，强调的元素则变成分化，比如，他分析了社会各种再生产的类型与方式，他认为分化是必然的，发、但是，分化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整合服务。
二是关于理性化，理性化具有历时的特征，也具有共时的特征，韦伯一方面对宗教进行研究，指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理性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分析了理性在现代社会制度中的作用和影响。他既认识到理性是西方新教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中的重大作用，又悲观地预示到理性化的牢笼的产生，对人的控制的形成。可以说，韦伯的理性化带有一丝明显的含糊性；而这在马尔库塞那里，就清晰多了，那是一种去个性化的世界客观性绝对地战胜个体的批判主观性，是一种单面的理性化；再到福柯那里，理性化连续地表现为完全消除任何批判距离的可能性，成为一种服从的理性化；最后，到哈贝马斯这里，却有所不同，他颠倒了韦伯的描述顺序，重新回到一种更为传统的概念，在其看来，理性化，通过不同的形式必然在现代化的整个世界中被保留下来，正如他所肯定的一样，一种民主的理性化持续并发展着。
三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早在齐美尔开始，便对现代社会生活进行了关注，他认为，对世界的陌生感表达了人的形而上学处境的本质，人始终受到了在生命冲动和生命采取的形式之间的一种不可克服的紧张，正如，他对与货币媒介在现代生活中地位和影响完好的体现了这一点；而滕尼斯也关注人的共同生活，他指出，人的选择意志逐渐取到了本质意志的支配地位，共同体的生活像社会迈进，以民族国家、全球化等为特征的社会高速发展；但在戈夫曼看来，现代状态描述了形成了其最完善的学术版本，个体和社会世界间的距离和这种距离的体验明确的和真正的成为这种社会学的中心主题；最后，在吉登斯这里，构成现代性的距离成为分析的中心，不管是行动者和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分析，还是空间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分析，尤其是通过现代个体用以弥补其信心缺乏感的必要反省。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关注和阐述都是对社会秩序可能性的探讨，体现的都是思想家对于人类所生存的社会的深切关怀。
11.26—12.28
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单向度的人》
《审美之维》 《现代美学析疑》
欧力同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贺雪峰 《华中村治研究》
主题：马尔库塞：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斗士——从理论到现实的批判 作为“新左派运动”的领袖人物，马尔库塞始终站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斗争的前列，把对哲学、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的批判结合起来。我从马尔库塞思想的哲学基础、对现实的批判分析，审美王国的解放道路以及后继者的批判反思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今天就前三个方面进行汇报。
一、思想基础
马尔库塞的思想基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从海德格尔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构成的哲学基础。他结合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与海德格尔的实存分析，以新的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同时结合黑格尔对劳动过程的辩证抽象思考与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现实考察，由哲学分析逐渐过渡到社会政治—经济批判。
二是由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与元心理学构成的心理学基础，他反对并批判以弗洛姆为代表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将精神分析社会化，而是根据社会—历史内容，对弗洛伊德以性欲理论为核心的本能理论思想做了重新解释：
一方面，马尔库塞坚持弗洛伊德的观点，把人的本能欲望与需要看成是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内驱力，赋予弗洛伊德的理论以鲜明的哲学意义。
另一方面，他又区分了“性欲”与“爱欲”两个范畴的不同意涵，着重说明的是社会、政治和文化，他批判西方工业社会在“基本压抑”之外，更增加了“额外压抑”，这种过度的压抑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施行原则”，它使得人被牢牢控制在工业文明统治之下，使得爱欲不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既然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比以往任何时候受到的压抑严重，那为何被压抑着人性的人们不能致力于一种解放的事业，去追回他们失去的人格，恢复作为人的价值，争取自我实现呢？这就到了第二部分他对现实的批判。
二、批判现实
在马尔库塞等人看来，社会构成了人们反抗压抑的巨大屏障，形成了难以突破的弹性力量，它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形式，强行压抑或迂回消解了人性的反冲力量，以维护自身的稳固性，最终形成一种单向度的社会。
一来，人成为“单面的人”。人的真实需要被打压，反而被强行施加的“虚假的需要”麻痹，从而失去了个性，自主力，失去了对社会控制的内在反抗性、否定性，成为了工业文明的奴隶，成为屈从社会需要、丧失批判性的麻木的单面人。
二来，社会政治成为了没有政治反对派的“单面政治”。国家的目的被普遍的接受，传统的反抗因素得到控制，就连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也消退了。用马尔库塞的原话讲“经济与政治自由的丧失，在生活得到保障且舒适的国家中，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损失”。
三来，人的思想也变成了“单面的思想”。当代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生产和支配，要求对人进行全面的操纵与控制，强行推行的媒介传播对人们进行说教和操纵，规定了观点和习惯，建立了单面的思想与行为的模式；此外，马尔库塞还论述了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单面性。他所分析的单面性是现实的，也是超社会制度的，是发达工业文明社会中客观必然的现实。
那么，面对这一现实，人们该有怎样的出路呢？这就引出了第三部分他所构想的审美王国的乌托邦。
三、解放道路
马尔库塞分析马克思所论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解放道路，在今天体现为一种“现存的社会主义”，并提出了一些反思。他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分析转向了对生存个体的分析。他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作为与当代资本主义不同的工业文明的另一种体制，而革命表现的则只是量的变化，劳动工具造成的对人的压抑依然存在，人无法消除被压抑、奴役的状态，仍是不自由的。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区别于“现存的社会主义”的“自由的社会主义”，从“美学—爱欲”方面来进行考虑，使“工艺与艺术”相结合，“劳动与娱乐”相结合，使“社会必要劳动能被组织成与人的解放了的真正需要相谐和”，从而消除对人的一切的约束和压抑。总之，马尔库塞着眼于将人的道德的和美学的需要变成人的基本需要，将爱欲普遍化作为追求目标，并使之得到满足，由此来构想人类的未来。
在思想理论及现实社会的批判思考之外，马尔库塞对现实社会中的学生运动实践也采取着一种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他也被视为学生运动的“思想领袖”。然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继学者当中，则产生了态度分歧，甚至也产生了理论走向上的变化，这也即在第四部分中要概述的法拉克福学派中对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批判唯物主义立场的批判思考。
四、批判之思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继学者中，以哈贝马斯为代表，在实践上，对学生运动持保留甚至公开批判的态度；在理论取向上，放弃了法拉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唯物主义立场。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的理论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来掌握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坚持的黑格尔的真理概念以及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公正态度都显示了这一立场的弱点，因为它不再能适应七十年代及之后的现代社会。
由此，哈贝马斯把批判的理论改造成一种现代化理论，将合理性概念作为批判理论的关键，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建立以“交往合理性”为核心的批判社会学，一方面，他加强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研究，阐释了危机的领域转移以及阶级的调和特征；另一方面，他修正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摈弃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范畴，将“交往行为”作为基本的社会范畴，主张用“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否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换句话讲，哈贝马斯的理论兴趣更多转向语言哲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并且他试图与这些理论取向相结合来改造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放弃对社会的否定批判，更多关心生活质量、人权、生态问题、个人发展以及参与社会决策的公平机会，逐渐走向了一种“激进的改良主义”。
感想：1.读马尔库塞，就像看向一面镜子，需要明眸而视，更需要冷静反观；
2.感觉自己的思维形成了一种定势，思考似乎进入一种瓶颈期，想要寻求一种突破；
3.社会学延伸阅读时间实在拖着太长，下个月抓紧时间看书，进行社会学学科总结。
10.9—11.9
詹姆斯．G．芬利森 《哈贝马斯》
威廉．詹姆士 《实用主义》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形而上学思想》
《后民族结构》
《合法化危机》
《包容他者》
辩证 批判 反思
哲学立场 关照社会 理想良方 归于实践
跨学科性
社会哲学研究的新方法（1）语言学转向
（2）意识哲学范式向更广泛的哲学范式转变
哈贝马斯对自笛卡尔以降，形成的众多关于主客体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全然抛弃，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意识哲学范式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背景下，表明了他的基本哲学立场。首先，他不把社会视做与众多主体对立、偶然发生互动的客体，而认为社会是我们栖息于中的一种介质；其次，他不将哲学视为学科中的学科，或是优于自然科学的学科，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素材，在学科中展开合作性的研究；再者，他把社会现实的主体性这一维度放在了首位。由此，他提出了社会哲学研究的新方法，这一方法与语言运用分析和语言学转向紧密相连，它主要探讨着有关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故而突破了意识哲学的范式，从对先验主体性的关注到对语言结构的关注，并以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了认知主体，或者换句话说，以一种主体间性取代了主体性。哈贝马斯详细论述了语言运用和命题的意义，并指出言语意义的理解取决于言语的有效性，包含着真实、正当和真诚三种，而言说的主体正是运用这种有效性声称来进行行为的调节，进而达成主体间的理性共识。这也是哈贝马斯意义的语用学理论中的重要观点和理念。其中，语言在它看来正是一种行为，而普遍语用学则被其用来作为交往行为理论基础的语言交往的把握方法，言说主体通过三种有效性声称进行行为调节而达成的理性共识也正是交往行为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包含哪些内容，他又是运用语用学如何阐释的呢？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阐释了三个主题：
一、“交往理性”的基本概念
二、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生活世界和系统
三、现代性理论，解释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
理性概念的内涵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将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个人内部世界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都有各自不同的适当要求，在这三种不同的世界中，分别要求人的言语行为要有真理性、正当性和诚实性，也就是说这种适当要求必须是有效的；那么，这三种世界则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理性分类：认知的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美的实践理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但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认知的工具理性成为了唯一具有通用倾向理性，进而膨胀成为一种系统理性，形成了近代理性主义的问题所在；尽管如此，哈贝马斯同时也指出工具理性或系统理性并非近代的全部，作为生活世界的近代成果——交往理性，也被培育了起来，它不仅照顾到了三种理性的平衡问题，还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以应对近代社会派生出来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什么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又是指什么呢？这与交往理性有何关系？
哈马斯将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部分：一是致力于文化意义及其价值再生产的交往理性的领域，以生活世界为基础，人们的目标是共同的社会整合，二是对物质再生产有贡献的系统理性的领域，以功能的子系统为基础，致力于社会的系统整合。社会的秩序正是取决于共享的意义理解的交往理性与有序的工具理性系统一起，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同时，为了避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有必要进行行为的调整，这种行为的调整在交往理性领域是通过语言进行沟通的，在系统理性领域则是通过控制媒体，比如，权力与货币，来进行。由此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行为取向：交往行为与策略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中，前者体现在主体表现意义的活动上，后者表现为主体进入世界的活动中。
交往行为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一个共同的语境，采取提出适当性要求，包括真理性、正当性和诚实性的基础上，谋求对方承认、理解的做法，而策略行为是根据命令对听者的意向决定行使影响力，贯彻自己的目的。哈贝马斯分析了交往行为对社会生活的而积极作用：首先，通过交往行为能够达到谅解或沟通，故能继承和更新文化系统；其次，通过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再次，交往行为使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成长，为完成个人人格的同一性，即社会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它只有沿着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生活世界——理解来调节行为才能发挥效力，而相应沿着物质再生产——系统整合——子系统——控制媒体的策略行为的调整是软弱无力的。那么，这两个部分的关联如何，是如何相互作用影响社会的秩序的？
近代社会发展，经济、国家子系统从生活世界中独立分化，人们不再使用语言交谈而是货币、权力控制媒介调整行为，依靠语言的交往被无价值、媒介控制的相互行为取代，交往成本降低，交往危机减少，使生活技术化，交涉的程序规范化、数字化，使交流格外顺利向前发展。生活世界则分成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物化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形式出现，这是源于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物质再生产中危险的不平衡波及到了生活世界，被系统的命令所侵犯的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有时不能顺利进行，产生了主体性的危机乃至病理现象，这时人们不再有坚强的人格自我同一性感觉，进而形成一种内在的殖民化，这种现代社会的生活的病态现象让我联想起诸多学者类似的阐释。比如，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力商品化现象的经济意义行为从生活世界分离，与通过货币与系统相连，而工资劳动者将生命付与市场进行匿名定价的过程涉入了生活世界，潜伏着生活世界的系统理性化与非人格化；还有韦伯所讲的非理性化，近代设施及制度经营过于理性化而使之陷入牢笼，将人们包围，使手段变成了目的；这也就像齐美尔所说，人们逐渐流连迷失在手段的桥上而不愿意再往前一步，再也看不到目的在何方。正是因为，看到这些，马克思选择说明发生的事实以及破坏性，倡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恢复社会的整体性；韦伯则试图从客观上去理解；齐美尔指出了美学的出路，但是哈贝马斯认为，他们都没有看到，生活理性化。作为生活世界的近代成果，交往理性被培育起来，这是一种力量，可用此来应对近代社会派生出来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面对近代社会不可逆转的多元化、后习惯、后传统状况日甚，生活病态的社会现状，哈贝马斯开出的处方是在交往理性化原则的基础上使“商谈理论”具体化并加以活用。商谈理论包含着道德、伦理、政治以及法律多个方面的内容。在道德商谈中，通过有效性的并被大部分行为人倾向接受的规范引出理性的协定，使道德秩序得以可能；在政治商谈中，发挥理性决议的稳定作用，使得法律与公民社会通过商谈产生一致的观点、价值与规范，确立有效而正当的法律，从而建立秩序良好地政治体系；而这之中，有效的法律与道伦理等实用因素相一致，支持道德、规范辅助协调个人的行为并建立社会的秩序，这在生活世界内部，实现私人与公共自主权力的平衡；而在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对立上，通过法律这种“交换装置”进行连接，发挥“铰链职能”作用。因为这是一种作为交往的法，将法治国家看成各种各样交往形成的总体，法的系统和道德、政治紧密联系，将政治权利的产生以及使用按照民主主义的方式进行组织连接，进而实现了生活世界对系统的改善。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它是一种不屈服于任何强迫与权威，所有的参加者在自由平等的立场为实现全体的利益而进行讨论的共同体。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发觉，他所带有的乌托邦成分。比如，以“交往理性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商谈是否默认了人类的语言、理性化以及行为，是否是带有生物种上人类的特权化色彩，尽管哈贝马斯是对近代理性化启蒙遗产进行了坚决维护，这又是否是一种理性中心主义的体现呢？阿培尔对这种商谈也提出了质疑，尽管哈贝马斯再次强调所有当事人平等的参与协商，但是，他对自己所开出的处方进行了修正，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通过政治社会的实践来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实践商谈构思反馈到生活世界，引起思考，斟酌商谈在具体场合实现扎根的条件及顺序。
感想：哈贝马斯的乐观主义以及捍卫近代理性化启蒙遗产的使命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从哈贝马斯与众多思想家地论战和交流中，我既看到一种卫士的忠诚与坚定，也看到了一种学者的谦逊与温和；但是，我也明显感受到对于哈贝马斯思想的把握并不容易，总结十分伤脑筋，希望继续加深对社会学的拓展阅读，珍惜当下时光！
8.20—10.8
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
《亲密关系的变革》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
《失控的世界》
《超越左与右》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
《自反性现代化》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流动世界中的文化》
安东尼．肯尼 《牛津西方哲学简史》
主题：现代性——对现代机构和制度产生进行的分析现代性的涵义解释 吉登斯并没有对现代性做过明确的一个界定，但是，他只是指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词；他还对后现代性与激进现代性做出了区分，将后现代性解读为脱离或超越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系列内在转变，但是，他否认我们迈入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认为我们只是进入了一个现代性后果比从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普遍化的阶段，也即他所言的激进现代化。
现代性的动力来源 由吉登斯来看，现代性与工业文明密切相关，且至今也仍未结束，那么，这一现代性到底如何得以产生呢？由此，吉登斯区分了现代性动力的三种主要来源：
第一，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无线范围内时空伸延的条件，提供了准确区分时空区域的手段。
第二，脱域机制的发展。它使社会行动从地域情境中“提取”重组关系。
第三，知识的反思性运用。系统性知识生产本身成为再生产内在组成部分
现代性的维度分析 吉登斯对于现代性产生的动力来源的分析，在我理解看来，也即是对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力分析，由此可见，在他这里，社会变迁的动力并不是单一的，这里体现了他对前人存在的一种“化约论”的超越，这种超越还体现在他对现代性多元维度的分析上。吉登斯将现代性分为四个维度进行制度化分析：
②监控
A B
①资本主义 ③ 军事力量
D C
④工业主义
①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生产的体系，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在这个四分维度中，它意味着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是一种日益从政治生活中脱离开来的经济。
②监督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的人口的行为的指导，但不局限于政治领域，意味着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
③军事力量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意味着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
④工业主义的特征在于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意味着自然的改变，也即一种人化环境的发展。
这四个维度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存在深刻影响：
A——监督对在互促发展中与资本主义相联的民族国家重要性巨大
B——民族国家实施监督行动与转变性质的军事权力相关，国家权力垄断是支撑
C——战争工业化
D——劳动力的商品化连接点，使抽象劳动列入生产的技术设计之中。
吉登斯同时也指出，现代性的“不连贯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民族-国家在自己的疆域内垄断了军事暴力手段，而在此之前的文明形式都未能做到这一点。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四个维度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或者我们可以认为，他受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商品化分析的影响，也提出这一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将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联系起来的纽带，而监控的发展将二者联系得更加紧密；工业主义与军事主义相结合，形成战争的工业化；军事力量的扩张又使得资本主义突破本土的发展向全球化扩张。 ①②③④四种制度维度都存在着三种现代性动力来源，这四个维度的划分框架分析在其进行现代性内容的具体分析中得以体现。
吉登斯指出了他所言的现代性研究的内容，包括三个大的方面：第一，对世界的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第二，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第三，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我从中总结了吉登斯现代性研究具体内容的四个主题——自我认同、亲密关系、政治道路、全球化。
（一）自我认同 （个体反思） 现代性的制度性反思带来了一系列的意外后果。一是体现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包括与四种制度性维度相对应的一系列人为不确定性的风险——经济崩溃、生态恶化、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核大战的爆发；二是制度化反思已经跨越社会结构层面，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分，引起了自我认同的一些变化。
在传统社会中，人的本体性安全是通过亲缘关系、地域性社区、宗教和传统习俗来维持，现代性对自我认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是现代性的影响条件下的产物，指的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的理解的自我。
在吉登斯这里，自我认同与生活制度紧密相关，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自我认同和全球化中转型，是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辩证法的两极，自我与社会第一次在全球化背景下地联结起来。那么，具体说来，在现代性的情境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成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的过程，他们依据抽象系统的知识规划自我，而抽象系统也包含在自我的形塑当中。在晚期现代条件下，作为一种意外后果之一，自我也遭受到了一些两难困境。吉登斯详细区分了几组不同的两难困境：一是联合与分裂，个人在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强烈变迁时，必须不断地保护和重构对自我的认同。社会系统对自我的影响不只是分裂，它也可以融入到个人经验的框架之中，即互动情景的差异化可以导致自我的分裂也能促进自我的整合。二是无力感与占有，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的异化是不可抗拒的，个体因被剥夺了自主性而感到强烈的无力感。三是权威与不确定，在高度现代性的情境下，包括自我领域在内的许多生活领域都不再存在决定性的权威，权威的服从对于消除不确定性无能为力。四是个人化与商品化，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化的系统阐释，深刻地分析了依据市场的标准来进行价值衡量带来异化的残酷现实；吉登斯则比较乐观地认为，基于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投射必然会反抗这种影响。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自我反思性，这种自我反思性则外化表现为现代社会拥有的专家系统上，通过它，我们的各种不良经验（包括疯癫、犯罪、性、自然等）被存封。生存焦虑伴随生活政治兴起进入自我反思之中。全球化及专家系统使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人们以反思代替实践，但并不彻底，自恋流行，专家知识系统侵入生命本质反思之中，人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产生生活政治的追求。
由此，吉登斯提出必须从个人和社会这两个层次去寻求化解现代性意外后果及存在问题的办法。他提出了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这两个概念，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力图将生活从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等传统和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凭借一种权力的等级概念运作，关心权力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目标是要将无特权群体从不幸中解脱出来，服从于正义、平等和参与等级履行的责任；而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也是一种与当地和全球的辩证法及现代性的内在参照体系的兴起相关的自我实现的政治。它关涉的是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这里，全球化影响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前者从宏观的角度去探寻解决政治、经济、生态、核战争等问题的途径，而后者则是从微观的个人角度去寻找解决个人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问题的途径。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解放政治有利于生活政治的实现，生活政治能反过来推动解放政治的进程。吉登斯极力规划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超越现代性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模式——后现代性。对应现代性的维度，吉登斯勾画了后现代性的蓝图——超越匮乏型体系、技术的人道化、多层次的民主参与以及非军事化，此外，吉登斯也指出了这些维度的可实现的现实性因素，这是一个具有理想化的社会构想，它的最终走向始终绕不开这一条还在继续的激进现代化道路。
（二）亲密关系 （他我关系） 吉登斯批评福柯的理论方程式，他认为话语理论在史实面前常常是脆弱不堪的，他更相信活生生的事实，那就是民众处于一种自发的性蒙昧主义状况之中；于是，吉登斯也批评了福柯的“压抑假说”，他认为在福柯所进行性压抑分析所存在的史实中，性话语的膨胀主要体现在社会上层阶级，尤其是一种浪漫之爱的观念，主要存于资产阶级群体，它通过众多的社会等级而扩散，这是因为贵族们掌握了书写工具和书写方法，而对于社会下层特别是底层来说，大部分是目不识丁，所以性压抑正是体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和底层之中的，尽管如此，吉登斯也承认了福柯权力理论构建中的贡献，同意他所言权力的压抑性和生产性。
那么，吉登斯理论中对于亲密关系的变革到底是怎样的呢？这里必须提及两个重要的概念——“可塑性性征”和“纯粹关系”。在前现代社会，性行为与生殖行为是一体两面的，这本身就包含着性行为中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关系和剥削关系，因为生育行为对于女性来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所以性行为带着可怖的特征，女性无法获得性行为的快感。而进入现代社会，得力于避孕技术的发明，性行为与繁殖分离开来，这首先使女性与男性在性快感的可获得性上形成了平等的地位，女性不再是被剥削者的从属性征，性行为摆脱了它的可怖性；其次，现代性使可塑性性征得到发现和发展，可塑性性征使一种去中心的性，脱离了生殖的需要，社会个体可以在行动中自由的发现自我，为了追求快感而开放自己的性行为，从而使各种“反常”的性行为方式得到极大的扩展；最后，男女平别的性关系和可塑性性征使纯粹关系的发展得以可能。这种纯粹关系的产生也即意味着亲密关系的变革形成，吉登斯指出了这一纯粹关系的特征，包括：两性平等、个人自治、生活政治民族化、激情的私有化、男女两性对性快感的平等追求、反常恋爱形式的涌现。这样一种自由平等的性关系实际上暗含的是一种亲密关系民主化的倾向。吉登斯指出，纯粹关系使一种民主化的关系，也包括两性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以及朋友关系在内的生活政治民主化，这导致了对生活世界的一种颠覆性的影响。
政治民主化意味着个人有足够的资源以自治的方式参与民主进程，在广泛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各种民主可能性之间存在一种对称，而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学在制度反射性的语境中运作，关注生活方式的种种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把日常生活中被经验的隔离搁置一边的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这也即是指上文所提到的自我认同问题。
（三）激进政治 （政治方向） 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哲学，呈现的两条政治化道路：一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国家计划进行宏观调控，它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之上；二是把竞争性市场作为经济繁荣的动力，它建立在市场哲学之上，标志着政治思维的转变。在此之外，吉登斯提出了它的第三条道路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是要在公共机构与市场之中寻求一种平衡，而不是再回到传统对国家的崇拜，或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之中。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旨在形成一种与我们的时代相关，与当代形势相连的政治思维，也即，如何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维护左派的价值，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整合，保护弱者，限制不平等以及积极定位政府角色。
这里提到了一个左派价值，的确，吉登斯区分了目前两种明显不同价值倾向：一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称之为新右派，它赞赏经济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占据重大位置，接受财产所有权，承认社会等级上升变迁；另一种是左派，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代表现代化，放弃过去，承诺一种更加平等、更加人道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恰是右派反对的，从而重新回到早期社会制度。
吉登斯主张，摆脱或左或右的固有因果关系，主张激进主义回到原来的意义上，准备大胆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这里的激进主义指的是，认识到哲学保守主义坚持的连续性的重要性而变得温和了的激进主义，包含激进注意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吉登斯的这种对左派与右派进行超越的折中化的政治主张，还是明显体现出中间偏左的倾向，也即他所言的一种激进的政治，将吉登斯这一激进政治的第三条道路设想再一次进行概括，即在新的全球市场社会，创始一个既能保持充分竞争，又能保持身份认同，社会凝聚力，人文关怀，相互信赖的无局限社会。
（四）全球化（文化影响） 全球化是吉登斯进行现代性制度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此地发生的事情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技术的、文化的，而吉登斯更强调了从文化的角度和政治的角度解读，而信息的全球化以及知识的全球化正是现代性制度扩张的表现。吉登斯将全球化进行了一个阶段性的区分。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主导者主要是西方以及源于西方的制度的扩张；这是一个“后传统”的社会，也是第一个人全球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它的社会秩序是全球社会，但不等于世界社会，而是“模糊空间”意义上的社会，其中，社会纽带不是从过去继承而是必须被制造出来，在个人和集体层面是个艰难却蕴含了极大报偿的过程，聚焦于一种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而现阶段的全球化，表现的特征是日益颠覆前一阶段的全球化结构，吉登斯从四个维度来讨论这个新兴的全球体系：一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电子金融体系的到来而发生了转型；二是国际劳动分工呈现出新的面貌，复杂度提升，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更大分离性；三是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出现；四是全球军事秩序的建立，各种暴力手段四处扩散。
关于几位大家对现代性的不同认识的比较 首先，我们来看吉登斯，吉登斯认识到的是一种激进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现代制度的扩张，全球化过程逐渐普遍化，伴随着这一过程而来的是一系列内部变化，包括传统的撤离，以及对传统的挖掘和使之问题化；他关注的是时空伸延，认为即便是遥远的过去事件的活动，对现在依然存在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他揭示了现代性的强迫特征，现代性将其自身与传统并置，使传统演变为一种强迫；他遵循着双重解释的原则，指出现代性一方面消解着传统，另一方面重建着传统；他的论述体现着一种关系思维，比如，他指出全球化影响与个人素质的改变不断增长着交互关联。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吉登斯的现代性最为显著的一点是，他所言的现代性自身具有的深刻的反思性特征。
接着，我们来看贝克，贝克关注的是社会的阶段性特点中的显著因素，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他指出风险社会的产的原因，缘于工业社会道路上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社会具有自反性，成为其自身的一个主题和问题。
再接着，是拉什，拉什在区分现代性阶段的基础上，指出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是个性化的强大纲领，不受公共纽带束缚；他主张一种美学的自反性维度，从阐释学方向，理解现代性中同期反复的社群现象以及不断变化的本体基础。
最后，是鲍曼，他更多使用的是一种“流动的现代性”的概念，以区别为一种后现代的或晚期现代性；这样区分缘于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自我推进、自我强化的具有强制性和强迫性的现代化；他的分析视角是放在文化之上的，认为现代性从固态阶段向流动阶段引起了文化地位的丧失；他的现代性分析带有一种明显的种族的色彩，极力追求一种道德的方案解决现代性流动给文化带来的问题；他主张建立一种美学化的道德规范并从种族角度加以理解。
从吉登斯和贝克二人来看，二人在现代性论述上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承认了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及其呈现的特征，即，现代性是继旧的简单现代性之后的新的自反性现代性时代；都在认识论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解读；都将风险的概念置于重要的分析位置。不同的是，在侧重点上，吉登斯强调社会转变的动态性的过度特征，也即激进现代性，现代性尚未结束，后现代性尚未到来，而贝克强调社会转变的静态性的暂时结果，也即处在风险社会之中；在风险认识上，吉登斯更多将风险与其他机制比如信任、专家系统联系，而贝克则更多来揭示风险的影响；在对待专家系统的态度上，吉登斯主张要充分信任专家系统，在现代性社会中，人们离不开对专家系统的依赖，而贝克主张打破专家系统的权威垄断，认为人人都有可能是信息的提供者，成为某方面的能手，人们对专家可以是不信任的。
从吉登斯和拉什二人来看，二人的现代性思想中都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性，只是，吉登斯的分析多是以认知性为前提，预设着能动作用对社会现状的批评，而拉什则从解释学的方向出发，试图理解，强调个性化，不受束缚。
从吉登斯和鲍曼二人来看，都指出了现代性的强迫性特征，不同的是，吉登斯着重的是从现代性与传统关联的角度分析，而鲍曼则着重对文化的地位受到流动现代性影响来分析。
拉什和鲍曼二人，都从美学的角度提出应对现代性困境的方法，拉指出通过理解不同的对象来阐释，实现理解，鲍曼则想要寻求一个道德的方案，建立一种美学化得道德规范，而吉登斯则提出了后现代性若干社会特征的构想，无论这些是否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或是有着某种种族主义的色彩，我认为都体现了他们想要改变，从、想要更美好的夙愿。最近看到一本书，扉页上写着海明威一句话，“这个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们为之奋斗”，而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或许不够我们想象般美好，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为之奋斗。
感想：针对本月阅读，比较是局限的，我相信还有更丰富得内容发掘，期待自己拓展阅读，深化思考；时间管理地优化对我很重要。
6．10—8.20书单
欧文·戈夫曼 《日常接触》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安东尼·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学》
《迪尔凯姆》
《社会的构成》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对吉登斯的总结主要分为三个大的部分：
一、吉登斯对社会思想史若干思想的重新解释
二、吉登斯对社会科学的逻辑以及方法的改造
三、吉登斯对现代机构和制度产生进行的分析（这部分放在下个月报告中）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部分，吉登斯对于社会思想史的重新解释，这里的社会思想史主要分析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社会学的思想，其中，他又着重重新解释了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他所言的重新解释，也即是指将各社会学家的思想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背景进行一种分析。那么，它是怎样分析的？分析的结果如何呢？
（一）研究取向 吉登斯指出，古典社会学强调的是秩序与进步，现代社会学则着重的是理论综合与分化，呈现出理论的多样。同时，他也指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多样，来源于方法论的分裂与对立，而方法论的分裂与对立又根源于某种关于人与社会的不同假设。那么，当前，正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取向：包括①从孔德到斯宾塞再到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②以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其中，无疑的是，实证主义一直长时间占据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地位，尽管如此，这种研究取向也遭到了挑战。一方面，发迹于美国的科学哲学、语言学及经验主义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扎根于欧洲的批判理论与解释社会学以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的研究态度展开了自己的研究。这些不同研究取向所显示的理论的分裂与对立的历史困境主要源于科学与人文长期对立，这一对立的根源在于现代性内在的矛盾性以及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的张力。
（二）重新解释 吉登斯将理论分裂与对立根源于科学与人文对立，又将这一对立根源溯源至现代性内在矛盾，将之与现代性勾连起来，我认为是极具创造性的。由此，他系统总结并重新解释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根主线：①资本主义范式，以马克思最为典型，吉登斯分析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现代性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动力，而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级斗争则是现代性问题的表现；②工业主义范式，以涂尔干为代表，他代表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现代性的起源与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社会失范正是现代性隐含的问题所在；③理性化范式，以韦伯为典范，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的来临，而资本主义起源归结为精神的推动，现代性发展本质上是理性化发展的表现，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理性化扩张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正是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
（三）理论不足 无论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还是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把他们放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都显露出不足。实证主义过分强调实证，把主客截然分开、割裂二者的联系，使研究者独立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难以做到的，对科学亦是无意义的；人文主义无法提出一套可供后人遵循的的方法原则，无法设立任何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批判主义提供的批判向度与价值介入，存在风险，本身也需要批判，由此，他本人提出了其后现代思想和全球化理论。
（四）分析结论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涂尔干、韦伯，吉登斯对其思想范式进行分析的目的是要强调，三者的社会学观点都牢固建立在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的不同认识观念的基础上，古典现代性理论普遍存在着化约论的倾向，把复杂的现代社会化约为某种单一的维度，把社会变迁的动力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动力。由此，他本人提出，现代性的多个维度划分，并且构建了他自身的现代性理论。
接着，我们来
看第二部分，吉登斯对社会科学的逻辑以及方法的改造。
1.在吉登斯这里，
社会学是什么？他自己作过一个极简明的定义——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重点研究的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从吉登斯的分析与界定中，我能感受到，他把社会学放置于一个宏大的意义领域之中，并且他是十分认同和肯定社会学之于社会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他对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做出了区分，他明确指出，社会学是对现代特征的出现的反映，否则，社会学应该用社会科学替代。关于社会学的定位总是存在某种争议的，被称为是一门毁誉参半的学问，一方面，人们将社会学与颠覆性联系起来，与激进主义主张联系，另一方面，那些对社会学有直接接触的人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枯燥无益的学问，显然，吉登斯是占在第一种立场上的。
2.吉登斯
社会学研究对象是什么？他是怎样提出并确认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呢？为了确定研究对象总是不得不在现实中作一种选择，而选择事实，提出概念都要求运用一种价值关联的程序。那么，我认为吉登斯本人也遵循着这种价值关联的法则。 他的原话有一句“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这个“制约我们的世界”，即是其所言的社会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涂尔干思想的影响，而他的关切点则在于社会结构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过程；由此，他采取了对社会结构的高度形式化和抽象构思，创立了把社会制度当做时空关系安排的一种新型类型学。由此，吉登斯指出他的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即人们的所说和所做，他们的信仰和欲望，他们如何构建机构和制度，以及他们如何互动。
3.那么，吉登斯进行
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什么？具体研究方法如何？在社会学研究的倾向上，总是充斥着这样的一些二元论主题，比如，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等。具体说来，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决定论所认为的社会规范制约行为，社会外在于个人意愿，具有明显的威权性质；而与之对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则认为所有的社会整体皆可化约为个人的、逻辑性堆砌。在这种对立中，产生一种“中间派”研究立场，力图在社会性与个人性，客观与主观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交叉点，那么吉登斯正是这种构想的实践者。他沿着两条线展开分析：一方面，沿着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早已强调的社会制度、社会互动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展开；另一方面，沿着与集体性相差别的个人能动性而展开。这种“双线交汇”被吉登斯称为克服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二元论的“二重性”。他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实现的。具体来讲，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觉得以实现的机制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而惯例形成于实践当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在人们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的实践意识，这种意识无需演说和意识形态话语宣传，就能对行动起制约作用。或者，我们可以简单来讲，人创造了社会，但同时也受着一定客体性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客体性因素中，吉登斯关注的是时间与空间。这一方法论的显著特点及创造性在于，以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在结构与个体之间架通以准确描述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之间的自然互动的桥梁。再者，不容忽视的是，吉登斯同样极其主张，是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理解人与社会的生活，既要客观又要用富有内省的态度去看待社会科学的对象。另外，还应该有一种批判的感受力，这是吉登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特点之一。他的思想对于传统的社会学既定观点来说具有批评力，同时，他明确指出他所理解的社会学是与社会批判之间存在必然而直接的联系的。这种批判的感受力是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主体应该具有几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分析过程中几种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的感受力之一——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以及批判的感受力。
4.吉登斯是
如何提出结构化理论的？
解释社会学以主体的某种霸主地位作为自身的基础，功能论和结构主义提倡的则是社会客体的霸主地位，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理论的目标就包含宣告这些建立霸主体制的努力的破产。在结构化理论这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不是个体行动者经验，也非任何形式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还藉助这些活动，在活动中再生产出使他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从概念上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论重新建构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是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社会系统存在着结构性的特质，吉登斯索要考察的是社会活动如何开始在时空的广袤范围内伸展开来，由此理解制度的结构化。
吉登斯所言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规则是规范性要素，表义性符号，是对人类行动者活动的协调；资源包括权威性和配置型资源，是对物质产品、物质世界各方面的控制。吉登斯所做的具体研究工作：一是考察作为结构性关系转换关键的各种实践是如何在日常惯例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二是考察制度化实践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连接起来的方式。
感想：1.感动：吉登斯的思想非常具有综合性和包容性，同时他关怀生命，关怀社会，关怀世界，启发我去思考去理解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2.节奏：保持连续性有节奏的阅读对我非常重要；3.珍惜：读好书。
5.8-6.8书单：
皮埃尔.布尔迪厄 《实践感》
《艺术的法则》
阿尔弗雷德.舒茨 《社会实在问题》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社会理论研究》
《社会世界的现象学》
一、学术承继与批判旨趣 舒茨十分认可韦伯关于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赞同社会科学的性质必须是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本质上关切的是社会行动，同时，他也赞同韦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通过理想型理解社会现象，认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正是诠释性的，要理解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舒茨对韦伯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承继。
同时，舒茨又在某些方面展开了批评，比如，他认可他的老师米塞斯对于韦伯意图为社会科学建立严谨一致方法论基础立场的强烈批判的合理性，认为韦伯的理想型虽然在其自身研究中行得通，却仍然有必要指出架构较健全理想型概念的方法，这是因为韦伯在概念处理上存在系统的模糊性，他没有指出“理解”、“主观意义”、“行动”等概念的清晰特质，比如，他未对“内在行动”和“外在行动”，“过程行动”与“结果行动”做出区分对一些基础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做详细地检验，比如，他没有对行动的自我意义与对他人意义，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以及对行动中意义的结构进行更深入分析，而这些问题都是与时间经验现象有关的。
正是基于对韦伯思想观点的兴趣，舒茨发现了韦伯观念中的一些模糊性，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韦伯关于价值关键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运用同韦伯一致的价值中立的客观态度来进行研究，从而回答这些他提出质疑的问题。那么，他是怎样来进行研究的，来解答这些问题的呢？
二、研究方法与哲学引入 第一部分中提到，舒茨指出韦伯所提到的一些关键概念的模糊性以及概念指涉的若干问题与时间经验现象有关，那么，在对这些概念再次进行深入探讨时，只有经过最严谨的哲学反思才能加以研究，这与他的研究立场有关。舒茨认为，只有说清社会存在的基本现象的模糊性质，才能确保社会科学方法的精确掌握，而以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才能排除阻碍研究的假问题。因此，他选择并引入了胡塞尔和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通过二者关于内在时间意义的概念，将之用于行动分析上。
具体说来，舒茨引入了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生命意义流等概念，以现象学观点对行动进行分析，回答一个诠释社会学中的关键问题“社会科学是否在他那个范围内能够提供对人类的真正理解”，阐明了在面对面接触、人际关系对话、约定之外，无法达成对行动的真正理解。
刚刚提到，怎样才能达成真正的理解，但这是舒茨结合现象学对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进一步阐释，那么，要理解的是什么？这也就要提到舒茨关于社会行动的意义构成的分析，这也是韦伯所没有深入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
事实上，韦伯将主观意义与行动者联系起来，进而诠释性解释并揭示了社会行动的特征，提出了他关于社会行动的类型划分，为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然而，科学的标志实际上是一种客观性，社会科学如何追求主观意义，从而对其进行理解和诠释呢？舒茨所做的就是他试图针对一般或特殊的主观意义脉络去构建客观意义的意义脉络，试图构造一个关于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与普遍理论。那么，这个理论构建的过程及其内容如何？
三、研究内容与现象分析 既然是理解意义，自然离不开对胡塞尔的概念运用，这种对意义的理解，也即是理解常识生活的最高实在，这个最高实在就是被当做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世界，没有人对这种理所当然的世界提出过质疑甚至是思考，这是因为迄今为止这个生活世界经受住了检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舒茨要做的，正是通过考察日常生活多样类型，包括，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前人世界、后人世界，实现对日常生活基本结构的理论说明。
在这种日常生活世界中，理解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常识世界，而发挥作用达成理解的是人的生平情境和知识储备，一个真正理解的实现，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形成，包括，一种主体间性视角的转换，从“彼在”出发来察省，“我”在“此在”察觉的事物；对经验外部世界成分的“变形自我”，对反省自我的达成理解；对同伴关系变换与影响及其对应世界理念型的认知。其中，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就是对常识世界最重要类型化的理解，它是日常生活解释中运用的方式，包含对行动意义的主观解释，对行动的情境的界定等。由于行动是通过设计出来的行为举止，要理解行动，就须区分并理解这个设计得以激发的原因动机，以及这个行动指向目的的目的动机。然而事实上，行动把设计转化成外显行为，展示的都是个体自我的一个片断，只有把个体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形式和类型都包括在内，根据关联思考，才能理解他人主观意义的真实。
我想来举个例子，希望更好说明上面讲的内容，假定我们采用书信的方式进行通讯，我想约朋友端午节来我家做客，于是我开始着手写了一封信，写完信送到邮局投递，我期待回信，希望从中了解朋友的答复。那么这个过程中，希望与朋友共度佳节就是激发我书信行动的原因动机，朋友收到信件收到我的邀请并做出答复——推辞或赴约便是目的动机，在这个过程中，我行动的主观意义是明显的，那么对于邮递员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理解便不同了，我只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把投递员这个个体看成一个职业群体的代表，我主观上理解的他的行动意义是完成职业职责，同时他的行动本身也体现了“为我达成目的”的客观意义，这两者都是客观意义，主观的理解，则要把他还原成一个个体，去理解邮政人员行动所关涉的关系与情境，甚至面对面接触，才能达成对他行动的真正理解。
四、学术批判与阅读思考 布迪厄对于舒茨的社会现象学进行了批判，认为他把社会科学简化成了一个二级构成“社会舞台上演员生产的构成之构成”，忽视了外在性与现象学的生活意义，无法超越对社会世界经验固有特征描述，排斥了实践的意义，而这一点正是布迪厄本人非常看重并加以研究的，因此，布迪厄他从克服这种社会现象学的客观主义倾向上，提出一种对主客观的超越，从而离开客观化和客观的观察者确认的位置，以便力图使该位置本身客观化，提出其实践逻辑与实践理论，并进行反思。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某些方面舒茨和布迪厄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他们都对这个生活世界的理所当然行进行了思考和质疑，他们的思想观念中都体现了一种关系的思维模式，一种批判反思的研究态度，并且在某些概念解释，如生平情境与习性上亦有共通之处。
尽管布迪厄在试图超越主客对立，他抛弃站在二者中间任何一个位置，而让这个位置本身客观化，把它当做一种对象进行研究，他的实践逻辑并不是一种严格的逻辑的逻辑，而是有关某种游戏意识的逻辑，由此，他创设一些概念来说明这些问题，就如场域，惯习，资本，把他们看成布迪厄概念分析的工具，还是离不开一种结构化的思维。那么，舒茨呢，他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理解社会，并且重构更完善的解释社会学理论，至少，他在结合现象学上的分析，即使是晦涩难懂的，但却依然有解释力。无论布迪厄，还是舒茨，阅读他们的著作，会产生思想地碰撞，这些碰撞不停地让我的思维受到刺激，进而去反思自己过去的行动，包括阅读与交流中的种种经验，去反思我们认识和理解人与事物的方式，思考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的这个理所当然的世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奥妙。总之，心存质疑，进而思考——至少可以解开一些谜团，真正理解事物之所是，我之所是。
4.6-5.7书单：
皮埃尔.布迪厄 《国家精英》
《继承人》
《再生产》
《关于电视》
《自由交流》
《言语意味着什么》
《自我分析纲要》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单身者舞会》
一、布迪厄方法论倾向（1）关系思维模式 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要对它进行准确地把握，就要超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将目光从对“社会事实”的过分关注，转移到对关系及其维持和再生产的上，超越整体与个体的二元对立。
（2）反思性的批判 进行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反思性地考察科学的对象以及从事科学研究者自身；通过“对象化的对象化”，将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本身作为对象研究。
二、总体性的实践理论（1）提出实践理论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思想构建包含着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考。
客观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外在于行动者的客观结构因素决定；主观主义者认为主体性及其自由意志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布迪厄认为过分信奉客观主义会造成人们对行动的主观性的放弃和不作为，而过分的推崇主观主义则会落入自由意志决定一切的陷阱，因此，他提出，要反思客观性，客观结构最终须通过人的实践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人的惯习不完全由自由意志决定，而是会受到存于场域中的，客观环境的外在影响把经验内化进人的意识中，而这呈现的是一种动态性的特征，这是布迪厄试图超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对立的表现，由此，他提出了其实践理论。
在方法论的倾向上，他反对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试图实现一种分裂习性下的对立面的协调；他把宏大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关注由客观主义的知识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以及这些客观关系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关系。
（2）如何进行分析 布迪厄提出三个核心的概念“惯习”“场域”“资本”，依照关系思维的模式，围绕三者的关系对其实践理论进行阐释。
惯习是由积累和沉积在行动者身上的一系列历史经验构成的性情倾向系统，是外在于行动者的客观规则、价值等在行动者身上的内化形式，行动者据此指导和解释自身的行动。
布迪厄认为，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比如经济、艺术，而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的客观关系的空间，比如，支配、统治关系，这个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场域，正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而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着则利用着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其在场域中的位置。
布迪厄也关注到资本，资本是一种在特定场域中的有效资源，与马克思相似的是，布迪厄概念里的资本也体现的是一种积累性的劳动，是以物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的，并且也有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二人都将资本与社会行动的分析结合起来。不同的是，马克思强调的是经济资本，而布迪厄关注的更为宽泛的资本，对资本进行的区分和作用分析，除了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除此之外，布迪厄还提出了符号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概念，它是一种由认同行为反馈形成的资本形式。各种资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且存在着一种兑换率，作为权力的形式表现，调节着个人与社会。
在布迪厄看来，实践就是惯习、场域和资本相互互动、作用的产物，惯习是在场域中得以形塑形成的，同时又不断生成新的场域结构；而场域又是一个资本争夺的空间，而资本的分布决定着场域的结构，资本的类型和分配也同样影响着包含在惯习之内的习性和能力的获得与改变。
那么，围绕着这三者，尤其是根据场域概念进行的思考，就是布迪厄从关系角度的思考。
（3）自我反思实践 布迪厄提倡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并进行反思性批判，那么，如何运用这一方法论来对布迪厄自身进行分析呢？也就是说，他本人为何有这一种方法论倾向，为什么要提出这种实践的理论，关注惯习、场域、资本等概念，这就需要把他本人及其研究当作对象来进行分析，也就是通过他所说的“对象的对象化”的反思达成。
在某种程度上，我想，也可以把布迪厄的社会学研究旨趣看作是习性，它的形成与他处的场域中的配置有关。
就布迪厄自身的经历来讲，首先，童年的经历，尤其是寄宿生活，让他过早懂得生活全部意义；其次，进入哲学场后，作为法国知识场空间的期待的哲学，所秉承的经院观点所强调社会出身与世界的关系，造成的社会疏远和傲慢，使得布迪厄感到不自在，甚至深恶痛绝；最后，他逐渐对哲学产生拒绝，逐渐转向非现实虚幻的人种学和社会学研究，由此，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进行了人类学、社会学调查，他表明，这段战争期间的经验调查使其人生观发生了改变，由此，他也将关注的焦点放置于社会之中。
布迪厄将这种与社会学解释直接相关的经历呈现的特征来对他自身形成的知识特性进行分析和解释。
他的出身低微与学业上的成功使他产生了一种分裂的习性，它与布迪厄自身所处的位置、拥有的配置及其变化息息相关，这些配置所拥有的资本状况及其在场中的作用，形成了他的独特性情倾向，而这种倾向的习性则是一种对立面的协调，同时表现着紧张或矛盾。布迪厄所形成的分裂的习性与他所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中发挥作用，形成了他独特的知识特性，也就是他所提出的实践理论。
三、符号暴力与不平等 布迪厄认为一切社会都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依靠符号暴力维持着存在。
符号暴力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它是通过既误识又认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特点是把不平等的等级系统自然化，使权力支配关系合理化，它运作的先决条件是把外在的客观社会规则、价值、等级系统等内化成为行动者的性情倾向，也就是惯习，这个内化转变的过程须通过符号资本的运作把权力关系进行处理，伪装成与利益无关的事物。
那么，社会行动者对于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不能领会，反而认可这样一个暴力的世界为理所当然，并加以接受，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智结构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行动者一出生在某个社会世界中，就有一整套假定和公理，无须喋喋不休地劝导和潜移默化地灌输，行动者就接受了。行动者对世界地深信不疑地接受正是源于客观结构与认知结构的直接一致，这也正是现实主义支配理论的基础。
（1）高等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符号暴力的执行者，大学的中立性被知识分子视为理所当然，在大学教育场内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处在最不利于认识大符号暴力的位置上，比一般人更加受制于社会系统施加的符号暴力。事实上，大学教育体制保存、传授神圣化了利于维持权力关系的文化系统，维持或扩大着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并掩盖着学校的社会再生产功能，从而保证学校对符号暴力的垄断和使用。因此，知识分子成为权力关系中的支配阶层符号暴力合法化与实施的合谋者，这也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对大学教育体制的误识，是惯习的表现，是由认知结构和客观结构决定的。大学教育场中，通过对合法的符号暴力实现垄断与再生产，使得不同出身的人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地位差异永久化。
（2）性别支配是符号暴力的典型体现，男性秩序借助在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之间所获得的近乎完美的无须中介的相关关系，被行动者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社会结构是一种时间空间的社会安排，产生不同的性别分工，这种认知结构体现在身体和心智之中。男性将支配关系通过社会化过程铭刻在生物性因素之上，赋予这一关系合法化，并且强加给两性 以两套不同的性情倾向。在婚姻场中，男性成为婚姻策略的主体，运用婚姻策略来维持增加符号资本；而女性被视为交换的客体，在交换中作为门当户对的符号流通，行使着符号的职能，进而维持着符号的价值，这些价值通常体现在女性的美德，体貌装束等多个方面，这样一来，它使得女性在这些方面来做出努力以维持或增加自身符号价值。由此，可以发现，男性支配是基于符号交换的经济逻辑，是基于在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社会构建中被制度规定的男女间根本不平等。符号资本的经济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那么，男性的支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维持着自身，女性要想摆脱这种符号暴力作用下的不平等，就要质疑符号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展开符号斗争的集体行动，进行符号革命。
四、引入两位大家比较（1）马克思&布迪厄 马克思研究资本的产生、运动及影响，实际上是为了通过资本的运动揭示出隐藏在其中的剩余价值的产生、实现与分配，进而揭露资本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阴谋与事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工人阶级的觉醒，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布迪厄研究资本的区分和作用，资本在特定的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它们与权力紧密相关。布迪厄通过将资本、惯习与场域结合起来，通过探讨三者的关系来揭示关联着场域的权力关系，尤其是与符号资本紧密相关的符号权力，也就是符号暴力，它将符号视为一种建构现实的权力，建立社会的秩序，布迪厄要做的就是要揭露这种符号暴力垄断作用下的权力关系及其中产生的各种不平等。
（2）布迪厄&福柯 同样都是法国的思想大家，我认为福柯与布迪厄在研究上有许多关联，比如，他们都对权力关系给予了极大地关注，揭示权力关系运作的表现，然而他们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在研究对象、方向、分析方法的选择上的不同，具体如下：
共同之处：
1.属性：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哲学教师学衔；哲学位置临近；
2.研究范围：无视哲学与历史科学界限，扩大哲学的传统定义；把自主与以科学为装备对社会世界的干预结合进入政治领域；完善实现学术研究与承担责任的调和；
3.行动范围：关于波兰的行动的一致；
差别：
1.属性：福柯出身外省大资产阶级，布迪厄出身乡村；福柯的同性取向，布迪厄则没有；福柯自诩为哲学家，布迪厄则与哲学决裂；
2.投身领域：福柯投身于哲学场，布迪厄由哲学投入社会科学场，服从学科限制，注重问题理论和方法等问题；
3.与法国知识场期待的关系：福柯关注并符合法国知识场的期待，布迪厄与法国知识场期待对立，而投入到艺术实践、知识世界分析中
4.研究行动方式：福柯倾向于个人进行传统学究性的实践研究，布迪厄投身于团队的集体事业当中，投入冷门任务和计划中；
布迪厄认为，他与福柯的研究上的差异根源于二人颠覆性的配置与支持占位的区别，这种配置塑造了二人不同的习性，而这个习性又影响并塑造着他们各自投身的场域结构。
感想：阅读十分顺畅，很带劲儿，希望保持这个势头；另外，运用布迪厄的反思性实践来思考自我，我觉得很有意义；下个月阅读计划是读完布迪厄剩下两本，接着转换一个视角，阅读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之前的帖子空间容量不够，每次发帖都要删减以前写的内容，只好另开一贴。
[ 此贴被邱婷在2017-06-23 09:5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