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
语言学总结
社会学看语言学，是为了将语言学的思维投射进社会学。如果语言学总结完仍旧是语言学，那么我们就说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语言学知识；如果语言学成为了社会学，那么我们就说自己收获了来自语言学思维的馈赠。从我们熟知的福柯借用索绪尔来裁定社会结构开始，我们就应该了解阅读不同学科经典的用处。我们总结的目的就是观察语言学本身的社会属性，以及语言结构映射的社会属性。
一．语言学的历史发展
大体来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前赴后继地占据了现代语言学的历史。整个19世纪都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天下，琼斯和施列格尔确立了该学派奠基人的角色，而后又经由格里姆、施莱歇尔等人进入新语法学派。新语法学派关于语言客观性和独立性的论述，关于材料第一理论第二的主张，以及重视考察当代语言和方言的做法，为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起到承上启下作用。而此时的洪堡特因主要研究语言与人的关系而处于主流思潮的边缘，他的学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施坦塔尔和施莱歇尔等人间接影响美国的结构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直接影响德国的新洪堡特主义派或新浪漫主义派，更重要的是乔姆斯基发现了洪堡特的重要作用并将其带进历史主流。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诞生于社会科学反唯心主义、反经验实证主义的浪潮中，并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殊途同归地将曾被归结为主观结果的社会事实客观化，将语言、心理、社会看做独立于个体存在的实体。他的学说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继索绪尔之后，出现了三派结构主义语言学，分别是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创建了音位学，并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成分的区分功能，因此又被称作结构-功能语法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叶姆斯列夫发明了语符学，认为语言学不仅要研究语言系统，还要认识语言背后的人类社会和知识领域。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最早对语言学发生兴趣的是人类学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博厄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他们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 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语言学都受索绪尔的影响，直到作为美国结构主义语法的反动的乔姆斯基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转换生成语法，才打破了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转换生成语法的科学背景是计算机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出现，这些理论要求语言作出形式化的突破。乔姆斯基他把语言学看成跟自然科学一样，应当建立一整套的形式化的演绎系统，能用有限的语法规则生成无限的符合语法的句子；区分了语言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指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揭示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 从20世纪60年代起，伦敦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韩礼德。韩礼德继承了从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斯那里继承了情境语境和系统概念两条基本原则，并吸收了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沃尔夫的某些观点，建立和发展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重视语言的心理学基础，而系统-功能语法专注语言的社会学基础。相比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从具体语言中抽象出普遍性规律的努力，系统-功能语法更加重视描写个别语言，并且认为这种描写本身就是目的之一。 随着各个学科的相互渗透，当今语言学也进入了交叉语言学阶段。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模糊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各种交叉性、边缘性的语言学流派层出不穷，构成新时期语言学的最大特点。二．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的社会性质
当我们问什么是语言时，我们可以顺着索绪尔的思路，先将语言与言语区分开来。如果说言语活动是跨越生理、物理和心理领域的个人行为，那么语言就是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是必要惯例的总汇，是一种超越个体行为的社会事实。言语活动是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个人思想的组合，是一套心理-物理机构。概念和音响形象在心理的结合是语言符号产生的源泉，语言符号经过发音的生理过程、在介质中传播的物理过程、进入听者耳朵的生理过程，再转化为概念和音响形象相互界定的心理现象。这一套涉及外部-内部活动、心理-非心理活动、主动-被动活动的个人行为，被称之为言语活动。而言语活动中那听觉形象和概念相结合的确定部分，超越于个人言语的部分则被称之为语言。由于跨越不同领域，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语言却只涉及一种符号系统，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是主要的，而这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故而，索绪尔定义的语言学研究纯粹是心理的，而这和语言的社会性质丝毫不矛盾。三．语言作为符号系统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敬告我们：“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对这句话最大的误解莫过于以为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形式而不研究语言的质料，只关注句法而不关注意义。然而结合索绪尔对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的论述，我们可以对语言的形式-实质有所准确认识。语言符号由所指和能指两部分构成，所指即为概念，能指即为音响形象。所指和能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语言符号是任意的。换句话说，语言符号是不可论证的，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约定俗成为基础的，强制使用符号的是规矩而不是其内在价值。所以在这种任意性基础上，索绪尔才说语言是形式，因为语言就是符号系统本身，它剥离了人为赋予的意义就全无指向性；也正是如此，索绪尔才说语言不是实质，因为实质指的是语言符号所代表的概念的自然本质的东西。符号绝非先验地存在于事物诞生之地，不会荒谬地在我们看到事物那一刻，就知晓了它姓甚名谁。符号之所以是符号，仅仅是由于，它的形式，能指与所指的关联，完全是人为指认的。 除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外，索绪尔还提出了第二个原则即能指的线条原则。语言是一个听觉系统，它决定了能指必须在时间的单向度内展开。如果说我们将目视投射于某个空间，空间的所属物将前赴后继地挤入我们的视线，这些视觉的能指可以做到在几个向度同时迸发，那么听觉的能指则必须服从时间规定的先后序列。听觉的能指只有时间上的一条线，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这就是那句名言所想表达的，“写作之难，在于将网状的思想，通过树状的句法，用线性的文字展开”。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拉康会说语言起着对思维的抑制作用。将思维这团混沌之物装进套子里，不管怎样都会修剪思维的形状，使其适应语言形式的框架。 当语言符号相对独立于所由产生的思维时，它就具有的相对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我们说语言符号的不变性，是由于：构成任何语言都必须有大量符号；符号的任意性特征决定了语言的变化在理论上虽然可能，但该性质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因为讨论事情必须以合理的规范为基础；系统的性质太复杂，以至于人们深切思考才能掌握，要经过专家的参与才能对语言的某一变化有所理解；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以及语言总是历史的产物，这对选择的自由有所妨碍。而我们说语言符号的可变性，是因为时间保证了语言的连续性，而变化即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上。时间将使对语言起作用的社会力量可能发挥效力，而我们就达到了那把语言的自由取消的连续性原则。四．语言的社会属性：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英格玛·伯格曼有一部叫《假面》的影片，其中的女主伊丽莎白主动选择失语来剥夺语言滥用的权力，因为她认为“每个声调都是谎言，每个姿态都是虚假，每个微笑都是扭曲”。语言也是审查，是意识对混沌但完整的内心无意识的压制。这和拉康对语言压制权力的讨伐如出一辙。拉康认为是语言创造出了无意识，语言的中介作用的范围远超出精神分析过程中分析者与本人之间的对话。主体的人在逐渐获得言说能力的时候，将自身逐步纳入某种既有的符号秩序之中，并就此把自己的力比多交付该制度的系统压力支配。也就是说，主体的人通过采用语言，便可对自己体内自由的本能能量施加影响并加以组织。人在运用语言的时候，尽管是在用语词塑造事物，但却对语词在他自己身上已经和正在继续产生的影响茫然无知。拉康和伯格曼都发现了语言作为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他们也将语言看作纯粹的用来压抑思维的社会事实。如果从语言作为社会互动的象征性中介的角度出发，语言承担着社会化的使命，采取他人的态度，采取前人的立场，在发现自己之前先学会遵守社会规范，那些规范性的语言拥有拉平化异己力量的魔力。于是拉康和伯格曼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语言是对思维的束缚。 然而从另一些角度想呢？顺着回顾的目视，我们将语言看成既定的社会事实和压制主体性生长的东西，然而顺着前瞻的目视呢？语言将颠倒过来，成为人类思维的产物。那么再进一步呢？我们也许会在语言诞生的伊始发现语言和思维的共谋，在语言的成长历程中发现语言和思维这一对欢喜冤家辩证地结合。 在语言和思维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上，索绪尔采取的立场是思维和语言的共生。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当构成语言的概念即所指和声音即能指单独存在时，它们都只是一团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是它们的结合让彼此划清界限。音响形象如果不和概念结合，就只是一段段在心理产生回响的杂乱声波；而概念如果不和音响形象结合，它甚至不能将自己和邻近的概念借助声音此一标识区分开来。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提到默语这一行为，它虽然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发音动作，但运动神经的兴奋却是常有的；例如在阅读非常动人的读物之后或深思之后，发音器官特别是喉头，往往会感觉疲惫。萨丕尔的话一方面自然证明了索绪尔没将音响形象看作物理现象而是心理过程的妙处，另一方面则佐证了思想必须借助声音才能表达，语言和思维难以区分彼此。 如果说索绪尔在发生学上将语言和思维看作纠缠在一起难以划定界限的东西，那么洪堡特则明确将语言和思维分离，并认为语言首要的是思维的产物，然后才有思维和语言的相互作用，以及语言作为连接主客观世界的媒介对民族世界观的重要影响，即“思维⇆（语言→世界观）”。精神力量是第一性的，语言不过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洪堡特完全把精神或思维的创造性力量提升至神圣的高度，并将其看作不可知的类似上帝的馈赠。精神力量具有它自身亦无法解释的性质，并在被发现之前已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它可以从内向外控制着所有既存材料，把材料转变为思想或材料隶属于思想。语言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人类的本性之中，它绝非一个通过从外向内的征服而不断扩展的空间领域，而是内在的和构建性的。人类的语言创造力量运行不息，直到它能最大限度和最完美地满足人类的内在需求为止。但洪堡特随即又指出“语言和精神力量是智能的同一不可分割的活动，不存在先后顺序”，这与精神力量第一性的结论有所冲突，我们只能先将这种冲突搁置在旁，看到洪堡特想强调的实际内容即精神与语言表象的转化。思维向语言的转化是思维明确化的过程，其中表象上升为概念并成为对立于主观力量的客体；与此同时，语言表象作为客体被重新知觉到，从而回到主观力量上，使语言组织思维。语言能作为客体被知觉，说明语言已经作为连接主客观世界的媒介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概念，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因为每一个外在的对象唯有借助概念才会获得完整的存在；另一方面，对事物的全部主观知觉都必然建立在语言的构造和运用上得到体现。词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语言从现象世界提取出数量不定的物质要素根植于我们的心灵，我们则通过思考从中发现一种与我们精神形式相适应的规律。语言是精神的流溢，但同时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把握世界。语言记录下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存在于世的经验，加之又有自身的组织和规律，于是，它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一种相对于使用者的客体，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在理想状态里，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中，从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中产生出了最直观、最合理的词，而这些词又以最纯粹的方式重新表达了人们的世界观，并且依靠其完善的形式而能够极为灵便地参与思想的每一组合。只要这一语言还稍微保存着自身的生命原则，就一定会在每个人身上唤醒朝着同一方向起作用的力量。 萨丕尔大体上支持洪堡特语言和思维相互作用的论述，但他重新定义了思维。在萨丕尔看来，思维不是人类天生的能力，而是和最抽象的概念等同。思维是语言的最高级的潜在内容，要达到这内容，联串的言语中的各个成分必须具有最完备的概念价值，于是思维应该是语言发展的顶峰而非开端。语言最多也只有在符号表现的最高、最概括的水平上才能作为思维的外表，它是作为先理性的功能逐渐接近思维。思维先只是潜伏在语言的分类法中和形式中，而最终才可以从语言中看出思维。“思维不和语言手拉手地颠簸着，而只是轻飘飘地骑在潜伏的语言的顶峰上”。同时，针对洪堡特等人将民族精神和语言勾连的做法，萨丕尔提出质疑，认为语言和种族没有必然联系。语言是和思维交织在一起，但基本的思维结构并不显出重要的种族差别。所有语言的潜在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经验的直觉的科学。两种语言从来不相同的只是外表形式，是思维表达的集体艺术。 乔姆斯基倒是没有将语言和思维联系在一起，而是发挥了笛卡尔关于“固有结构”的思想以及洪堡特关于“语言能力”的观点，将语言与脑机制紧密挂钩。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生物禀赋，是人类大脑固有的具有程序性或指令性的普遍语法，是无法从经验中获得的，具有不可学得性。因为操同一语言者虽然智力各异、经历各异，但其语法几乎毫无二致，他们习得语言的速度和轻松程度也并无差异。不过这已经跳出了我们此节所讨论的问题，进入脑科学领域，此处暂提一二即可。五．区分结构与功能：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
我们知道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这两种流派似乎以不同的名称演绎相同的内容，简单点说是由诸多社会学家反对的客观主义，复杂点说就是结构和功能两个概念在社会学研究中相互混淆。结构主义发端于19世纪，始于索绪尔并经由福柯、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拉康、罗兰·巴特等人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思潮，它始终关注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不是各种独立本质之间的关系，它是反个人主义的和反主体哲学的。由帕森斯确立的结构功能主义侧重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进行功能分析，而功能分析在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人的著作中已成气候，经帕森斯著名的AGIL模式又转手至默顿的中层结构理论。这两种思潮都将社会结构看做独立于个体行动的可分析单位，但其中结构与功能的区别却模棱两可。而语言学则不然，就像唯实论和唯名论成为社会学争论的焦点一样，结构与功能孰轻孰重，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冲突，则成为语言学的一大争论。 韩礼德曾直接点明，语言学不是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的对立，而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对立。组合关系研究语言形式，把语言解释为一串结构，不同结构里呈现有规律的关系；它强调语言的普遍特征，把语法或者句法看成语言的基础。聚合关系研究语言功能，把语言解释为一张关系网，其结构是为了实现这些关系而存在的；它强调语言之间的变异，把语义看做语言的基础。这是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前者是社会的，后者是心理-生理的。韩礼德认为系统是首要的，它构成语言中基本的深层关系；而结构是系统的体现，从而把系统从结构中解放出来。 而对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的区分要始于索绪尔。索绪尔认为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并区分了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句段关系指各个词连接在一起并结合成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它是以长度为支柱的并表现为在场的；我们讲话时一次出现一个符号，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成为一个序列，每个符号与其前后符号相对立，以取得自己的价值。联想关系指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汇在人们的记忆中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它表现为不在场的；联想关系主要存在于人的大脑，属于说话者语言内部存储的一部分；这种由心理联想而构成的集合并不限于把呈现某种共同点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心理还能抓住不同场合中联想的本质，有多少种联想方式，就有多少种关系。 作为伦敦学派的鼻祖，弗斯深受索绪尔影响，也将语言分为系统和结构两个要素。结构是语言成分的组合性排列，同一话语中的诸成分，通过组合关系在不同层次上组成结构，如音段组成音节、音节组成词、词组成短语或小句等；而系统则是一组聚合性单位，这些单位能够在结构里的一个位置上互相替代。因此，结构是横向的，系统是纵向的。呈现聚合关系的单位是系统性单位，呈现组合关系的单位是结构性单位。结构中处于组合关系的词项或单位决定系统中可供替换的词项或单位，而系统中处于聚合关系的词项或单位为结构中处于组合关系的词项或单位提供价值。 韩礼德区分了连锁轴和选择轴。连锁轴呈现单线、线性排列，它又称组合轴；出现在连锁轴上的是大小不同的结构，有音位结构、文字结构、语法结构及词汇结构。在这些结构的任何一点上，又有选择的可能，是在选择轴上进行的。选择轴又称聚合轴，出现的是对比关系，如音位对比、词汇对比等。正是这些对比关系赋予语言单位以意义，没有对比就没有实际。是连锁轴把出现的单位联系起来，而选择轴则将那些缺场的单位联系起来。在连锁轴上的语法是结构，关注语法的表层现象即语法形式，而选择轴代表的系统则关注语法的深层现象即语法的意义和关系。 聚合关系-深层结构-系统/功能和组合关系-表层结构-结构的对立关系是语言学争论的焦点之一。之所以社会学没有明确区分结构与功能，是由于两者均归结为社会此一大主体，社会结构同时也是发挥功能的主体。那么语言学对两者的区分能给予社会学以借鉴吗？如果从形式和实质的二分出发，组合关系对应社会结构的形式，聚合关系对应社会的实际功能；再往前走一步，社会的实际功能也可以看做一个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如帕森斯所说的四大功能，社会结构的形式可以看做那些基于相同功能的可替代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但是这样区分似乎无实际意义。那么对结构和功能的区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映射在社会学中呢？约翰·斯特罗克在《结构主义以来》中说索绪尔区分了结构与事件，即抽象的规则系统与系统所产生具体和个别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及孰先孰后的问题，我没有看到过索绪尔区分结构与事件，亦不知这是我的阅读问题还是书籍的翻译问题。不过如果结构与事件的区分就是指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区别，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一节的内容和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作一联系。六．共时语言学：语言结构的嬗变
索绪尔首先区分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其中共时语言学是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我们所关注的重心也是共时语言学范畴下的语言结构的嬗变。（1）结构主义语言学 由于语言符号此一纯粹价值系统由概念（所指）和音响形象（能指）构成，索绪尔便从所指、能指、符号这三项出发论述语言的结构主义倾向。从概念方面来说，一方面，概念在符号内部是听觉形象的对立面；另一方面，符号（两要素间的关系）又是其他符号的对立面。语言系统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且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所谓语言的价值，既包括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这体现为在单一语言符号内所指与能指的交换，也包括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这体现为符号之间的比较。符号要借助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在同一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互相限制。同义词只是由于它们的对立才各有自己的价值。假如某个词不存在，那么它的全部内容都要转到它的竞争者方面去。反过来， 也有一些要素因为同其他要素发生接触而丰富起来。从音响形象方面来说，重要的同样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从语言符号整体来看亦然。可以说，语言中只有差别，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围绕它的要素决定的。价值是纯粹表示差别的，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差别一般要有积极的要素才能在这些要素间建立，但在语言里却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一个符号所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远不如围绕着它的符号所包含的那么重要。（结构主义对社会学的影响见之后对结构主义思潮的总结）（2）转换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关注语言学习机制而非结构主义所专注的语言描写。不过其与索绪尔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致力于寻找适用于一切语言的普遍规则。所谓转换生成语法，即把一套观察到的、数目有限的而又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质的素材作为一套可以推测为无限的语法话语的投影（即从有限推演到无限）。我们要像直接坐标系的圆一样，坐标系中的点好似语言中的词，一个圆好似词的句法排列，排列时受到类似(x-a)2+(y-b)2=c2公式的限制。在批判传统语言结构模式即通讯理论模式和直接成分分析法无法解释主动语态句和被动语态句之间转换过程的基础上，乔姆斯基用公式表示法构建了一套名为语法转换规则T的新规则。一个完整的句子要按序经过短语结构规则、转换结构规则和形态音位规则。其中短语结构规则遵循直接成分分析法的语法，转换结构规则又分为无选转换式（如修正简单句的助动词、两个语法句的连接程序）和可选转换式（如更改语句的主被动关系）。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列举了包括否定转换规则、小品词转换规则、so结构转换规则、助动词转换规则等在内的16种规则，但第一语言模式时期存在转换规则力量繁冗、生成不合格的语句、被动转换规则随意运用的问题；而到了标准理论时期，乔姆斯基对此有所改进。他在《句法理论若干问题》中将生成语法分为句法部分、音位部分和语义部分三大组成部分。句法部分又叫基础部分，它包括改写规则和词典两部分，改写规则生成句子的深层结构，转换规则再把深层结构变成表层结构。语义部分负责对深层结构从语义上作出解释，音位部分负责对表层结构从语音上作出解释。基础部分的18条规则不同于第一时期没有次序的短语结构规则，其中改写规则生成前终端语符列，然后用精确再分类规则将清单的名词、动词等加以分类，再用选择规则确定该动词的句法特征；词典部分的再分类规则和选择规则保证了动名词的搭配合适，并使主宾语可以加从句以使句子在理论上可无限延长。在基础部分生成保证语义不变的深层结构后，再由转换规则把句子的基础投射为实际句子，并自动地赋予该句子以派生短语标示的形式，最终赋予它以表层结构形式。但面临转化规则权力依然过大、深层结构在转换构成中语义也会改变等问题，乔姆斯基又进行了更多尝试，这被称为他的扩充式标准理论时期。简单来说，语法生成依然由基础部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构成；其中，乔姆斯基在基础部分和深层结构中插短语结构规则和词汇，在转换部分和表层结构中插格确定原则；转换部分包括转换规则和转换条件限制；表层结构又二分为语音表达和语义解释，语音表达包括省略规则、过滤制约、音位规则和文体规则，另一项则必须途径语义、控制、制约、解释规则达到逻辑式，由逻辑式到达语用学的意义、使用理论，才能被称为语义解释。至于之后乔姆斯基的管辖与约束时期以及最简方案时期，又是一个新时期，而此处不再赘述。 我们试图将乔姆斯基的理论投射到社会学，发现其能和哈贝马斯做一比较。乔姆斯基后面不同时期的理论变更是在语法的具体操作层面进行的，即如何用简化的方式对既成语法进行描写，但他的初衷即转换生成的理论从未变过。生成-转换，简单-复杂，有限-无限，这也是从基础规则将核心句变形拓展生成无限的语句的可能性，是从深层结构上升为表层结构的过程，那么社会能否用和语言相似的方式组织呢？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既不要求历史的单线性也不要求历史的必然性、连续性和不可逆性，但他又保留了传统进化论的目的论思想。 哈贝马斯拒绝承认现实性是唯一可能的向度，但同时他也区分了社会进化的可能性范围和现实性之间的区别，亦即社会进化的逻辑和社会进化的动力之间的区别。简单来说，哈贝马斯持有社会进化有范畴而无方向的立场，他承认所有社会中的社会进化的可能性空间或逻辑和所有文化的形式属性或结构是普遍的，但他也承认有范围相当广泛的多重的社会变化机制和多样的文化内容。社会形态的核心组织原则类比语言的基础部分和深层结构，它们是由理解过程本身的内在预设所决定的，换言之是由个体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的转向，由整体分解为三个世界的语言转向所决定的；而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由语言的或社会的多样的转换原则，可将我们导向不同社会多样的具体组织形态上，走向持情境主义立场的表层结构。另一方面，趋向心理-生理学的生成语法与给哈贝马斯以借鉴的皮亚杰的生成结构主义殊途同归，语言从基础向复杂衍生、个体通过学习机制社会化、社会通过社会学习向更复杂的组织结构演化，这三种机制都依附于对个体心理的发生学研究。（3）系统-功能语法 在区分语言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结构与系统的前提下，韩礼德将目光聚焦于其认为更首要的、构成语言基本深层关系的系统之上。从功能研究语言，就是要揭示语言是如何使用的，以及建立语言使用的基本原理。对于一个发挥功能的系统即系统-功能语法来说，它具有语义语篇、词汇语法、语境三个要素。其中词汇语法凝聚了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在内的元功能。对于儿童来说语言是工具的、控制的、交往的、个人的、启发的、想象的也是信息的，而到了成年时期语言功能已缩减至三种元功能。概念功能指谈话的内容，包括经验部分和逻辑部分；经验部分是关于环境、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逻辑部分指向话语之间的排列关系。交际功能是用语言表达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的功能，包括讲话人进入语言情境的形式；它体现在语气和情态上。语气决定讲话人和听话人的角色，情态表示讲话人的判断和预见。语篇功能是指如何使语言的组成部分互相关联，即使一个语篇有自己的内在结构，使活的语言有别于词典或语法书上的例句。词汇语法是语义的体现，语义又可分为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和主位-述位系统，并一一与三大元功能对应。及物性系统用来表示参与某种交际活动的人之间的某种关系以及参与者的活动、状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分为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语气系统由包含陈述句与疑问句的指示语和包含排斥性与包含性命令句的命令句构成；主位-述位系统由指示性主位-非指示性主位和前置主位-非前置主位两种区分方式构成。而语义又是语境的体现，语境包括话语范围即说话时周围在发生着什么、谈话人关系即参与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话语方式即是当面对话还是打电话、是背稿子还是即兴发言等，这三种关系又和语义、词汇语法的三种功能一一对应。后来，针对语义与词汇语法并非总是一一对应的情况，韩礼德又提出了语法隐喻的概念，并提出了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形式，这样就将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区分开来，解决了非一致问题。 在语言结构的嬗变这一节，我们想将语言学研究的思维借鉴一二，以此映射在社会学中。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直接掀起了结构主义思潮，并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等人，其对所指和能指的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结构和事件的区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区分、所指与能指的双重任意性或关系主义特性，直接奠定了社会学内结构主义的运用方式。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非常艰深，我只看了他一本《句法结构》，但他对深层结构与浅层结构的区分，对从有限生成无限的形式化演绎系统的描绘，使我们不由与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作一简单比较，并思考一个问题，即社会的发展方向能否像语言一样在圈定核心演绎路径的基础上作预测？至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由于社会学已有很多功能主义的理论，我们一时间好像很难获取思维的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