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读书报告
2016年1月读书报告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三卷本）
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
萨缪尔森《经济学》
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学，经济学是科学吗？熊彼特认为科学有两个要素，其一就是提炼的常识；其二就是经过加工的知识。以往的经济学都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或者说是从主题进行研究。A、从分析工具的角度而言，研究经济学史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给人以方向，当前的问题和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和方法做出的反应，否则难以掌握现在问题的方法与意义，需要放在特定的背景下思考；同时它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想，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原有的思想上；经济分析史会带来思维的方法，即想象；还会形成新的分析结构，即经济分析工具本身的发展。B、而从研究主题的角度而论，经济分析史更是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史展现了主题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完善，主体的冲突与补充，这些都可得知。
分析工具与主体的分离
A、分析工具的完善。主要是经济分析，它是一种科学的科学，它描述和解释经济事实以及为此提供工具。它类似于布迪厄的对象化的对象化，经济分析研究科学程序的一般规律，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与过程，产生科学的活动方式，推动某些程序方法的形成，形成科学的动力与发展的机制。
①经济分析的科学方法：观察与推理，a首先是想象，这是分析前的认识行为，b然后就是想象概念化，c收集资料，论证与推翻结论，d形成科学模型。想象就是要认识现象间的关联，及其与其他现象的区别，概念化与丰富原有事实是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这两种活动改进与修正原有想象，构建科学模型并不断重复b、c过程。
②经济分析的技术：经济史，统计，经济理论，经济社会学这四者，他们形塑了经济分析的理论边界。经济史提供的是经济与非经济事件的联系，其重要性体现在经济事件都在历史中。而统计学通过不断论证与解释经济事实，明白解释的经济事实。经济理论对人类经济行为意义具有广泛知识。经济社会学，是一种普遍化或类型化的经济史，研究人们怎样行动，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制度。
③经济分析工具演进的路径：
1、柏拉图：管理家庭的经济，对理想城邦超经验的想象，并非分析，但理想国的观念也是与观察实际的国家所得到的资料有关。
2、亚里士多德：以分析的意向为驱动，a不仅提出概念，而且将概念综合成理论工具，分析工具；b不仅研究变化的状态，还研究变化的过程；c以目的性及利弊讨论社会制度，功能分析。他将欲望作为分析的基础，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出发，谈到分工、物物交换以及货币，也论述了国家、私有制与奴隶制的起源。
3、经院学者：将公平价格与成本联系起来，发现了竞争均衡的条件，具有分析性的前进；纯经济学是他们的产物，奠定了分析工具与命题的基础。
4、顾问行政官与小册子作家：主要涉及农业问题，技术变化与组织变革，制造业与国际贸易较少，全面的论述近代新兴国家所遇到的经济问题。研究“国民经济”的萌芽形成，他们依靠观察实际情况而进行分析、推理。他们开始将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联系起来，既用政策原则也用分析原则说明问题，对经济有机体状况的各种条件做一般性的分析。
5、配第：他运用数字进行推理，他认为科学就是测量，创造出处理数据的分析工具，他们概括的规律是数字和推理的产物，不允许将数字与推理分开，这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类似，他认为这比许多比较级、最高级等形容词更加有效。
6、魁奈：他所有的主题都是建立在科学的纯经济分析上，而没有超经验的因素发挥作用。a他所有的经济学都意味着某种对某种经济学原理的承认，以最小的牺牲追求最大化的满足，涉及效率最大化，与古希腊时期完全不同，并进入经济分析的领域，提出竞争最大化；b他有一幅全面的分析图景，人口原理、工资理论、交换的货币理论；c资本理论，实际问题的分析性概括，企业家作用；d界定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劳动与资本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只生产效用，不产生剩余价值；只有土地才生产剩余价值。他最富有创见的是《经济表》，那是对静态经济过程的全面描述，它采用社会阶级结构图景，它展现的是总体的经济均衡，产量投入与产出的均衡，经济均衡概念的一般方法表现了经济现象间广泛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开辟道路，经济过程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流转，自成体系。
7、杜尔阁：模糊的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涉及到各个领域。
8、杜能：a第一个使用微积分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形式；b从数字中得出自己的概括，构建理论与事实的关系；c他想象出经济量的普遍依存关系和用方程式来表达；d引入一种分析工具，经济过程的“稳定状态”；e他发展了一种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
9、李嘉图：将几个集合的变量，根据假设，建立简单的单向关系，如此他就使得构成普通经济学的各个要素被联系在一起，建立一个有系统的统一体。
10、西斯蒙第：使用了时期分析的特殊动态方法，他发现经济生活是受序列的制约的，序列的每一个都为过去所决定，同时指向未来。它发展的是动态模型，过渡现象是经济过程的本质，不仅同经济过程的实际问题有关，也同经济过程的根本理论有关，但最终会形成一个新的均衡的经济有机体状态。
11、穆勒：经济分析发展到穆勒达到了一个高峰，它们为经济学的目的和程序建立理论，穆勒认识到制度对经济有机体的影响，即预期某种形式的特定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对所有的现象都进行经济分析，不加区分，分析经济的4个生产要素，并对应4个所有者，土地—地主，劳动—劳动者，资本—资本家，组织—企业家，在进行概念化后，分析经济过程图示。a静态过程的图示是：以静态均衡为枢轴，把不变的经济过程中所能观察到的那些经济现象分开，各种要素的加入会使模型更复杂，但是不会丧失其根本简单性。b而相对应的动态图示是对造成根本变动的力量的分析，分析未来的静态过程。
12、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了另一种分析模式，无差异曲线，边际效用分析是适合于所有经济问题的分析工具，边际效用原理的应用范围延伸到生产与分配的整个领域。
13、一般均衡分析与局部均衡分析：局部均衡分析创造性的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的结合，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相互作用，考察选择的作用。一般均衡不同于局部分析，仅仅只是考虑内部平衡，而是考察所有因素的相互作用，所有因素的之呢过相作用与反向作用。一般均衡理论依靠自身动力向前，瓦尔拉探究研究对象的性质，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将方程式纳入一个体系之中。
14、凯恩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通货膨胀》的分析工具是a静态的，但是对动态发展有密切联系；b短期均衡理论；c只限于分析较高与较低程度的因素；d分析关注总量。
15、宏观经济学：研究过去，推测未来。从凯恩斯的分析拓展而形成的，此时的分析工具注重统计资料的运用，经济理论与统计方法间，有新的联系；运用旧工具，产生新结果；动态研究新进展。
16、制度经济学：用经济学方法、概念分析制度等社会学、文化史，摆脱纯经济学的研究，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产权、制度的替代效用等。
17、公共选择：以市场因素研究分市场因素，集体选择的经济学。
后面还有很多的经济分析的更新，例如是计量经济学等，但是一方面涉及不多，另一方面觉得分析的进展并没有。以上是经济学分析的进展，它不同于主题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常注重的思想史的脉络。
B主题的丰富。经济思想的演进。
1、柏拉图：家庭经济，关注人的发展，提供的是理想蓝图，城邦的发展。
2、亚里士多德：家庭、物物交换，以及货币与国家的粗略展现。
3、自然法学家、经院学者：
4、顾问行政官：
5、重商主义：金银是为唯一的财富，贸易顺差、出口垄断主义、殖民地发展是主要的三个主题，商业是主要的领域，为了获得金银。货币数量论的提倡者，认为货币即价值。
6、重农主义：农业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增加财富。“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商业只是转移价值，并不生产。他们提倡向地主征收单一税。魁奈是重农学派的高峰，他提倡自然秩序，自由放任与单一税政策，劳动与土地都是非生产性， 只生产效用，《经济表》展现的是社会阶级结构划分，将产品的流动，使得总量间达到均衡，计算总量的投入与产出，自然法。
7、杜尔阁：财富的形成
8、古典之前：探讨了人口问题，人口=财富，重视的是人的劳动生产性，人口越多，创造的财富就会越多。也涉及到工资与失业等。
9、斯密：劳动价值论，生产性劳动，工资、利润、地租是商品价值的三个部分，专业化分工，区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工资基金说。利益集团的政策、国家的职能、税收、自由竞争与放任
10、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利润货币论，货币数量说。
1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人口压力、报酬递减。
12、萨伊：财富就是效用，生产创造需求，生产、消费、分配，经济均衡。
13、西尼尔：4个公理
14、穆勒：生产、分配、交换。制度对经济有机体的影响，特定变化的影响，国际需求方程式。
15、古典：国家的守夜人，看不见的手，价值理论。
16、西斯蒙第：完善古典理论，强调消费不足危机。
17、马克思：生产、交换、分配、消费4个领域，资本主义的发展，制度。
18、门格尔：边际效用，需求级数。
19、李斯特：国家的发展，生产力比财富重要。
20、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生产要素不是隔离的，而是相互作用。
21、马歇尔：局部均衡，微观经济学，人的选择，人的需求，生产要素扩展到4种，加上了组织。供需均衡是工具，研究方法。
22、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对经济的作用，非市场因素发挥作用，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将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
23、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主题。
24、凯恩斯：探讨社会总产量的三要素，消费刺激论，以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刺激需求。强调国家作为调节者的角色，政府发挥职能。
25、熊彼特：经济增长的创新理论，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探讨不同于马克思。
26、萨缪尔森：混合经济模式，市场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27、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集体行动是如何实施的，以及它为什么难以实行。
分析工具与主题融合，以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延伸与区别
经济学发展到现代经济分析与经济主题的划分仍然存在，但是划分方式不同，现在主要是将他们划分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这既是主题的划分，也是分析方法的划分。微观经济学研究生产过程如何展开，经济活动背后的确定性的机制是什么?背后的机制是供需分析。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斯密。它是关于单个市场、消费者的行为的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市场机制背后的原理以及政府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是凯恩斯。它是关于经济总体运行的分析。经济学一直在探讨生产可能性边界，以此为工具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即最大化消费品，最后导向经济发展的三种趋势：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混合经济。市场：研究如何解决三大经济问题，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消费者偏好和技术是市场的核心。现代经济的特征是贸易、货币、资本。政府：效率与公平是其2大关注点，也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稳定通会膨胀与失业的周期性波动。混合：合理划分市场与政府的界限，长期且持久的过程。在效率的市场机制与管制、再分配的公共机制两者之间寻找一条黄金分割线，经济学是很好的分析工具，有限制的混合经济，市场与政府必须共存。
C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供需平衡，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是其研究工具，曲线的变化其基本作用是个人的偏好，而研究观察的均是市场需求，从个人需求到市场需求。需求曲线向下，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发挥作用，影响需求曲线因素有平均收入、人口、相关商品价格、偏好等，供给曲线向上，边际收益递减，影响供给曲线的是技术、成本、相关商品价格、政府政策等。供需关系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
弹性体现的是供需对价格的变动的反应，需求与供给都是选择的产物，选择导致价格弹性，这体现的是需求与消费者行为，边际效用决定市场价格，消费者剩余对公共选择有很大影响。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形式或者说研究假设的变化，a完全竞争：假设利润最大化，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同质产品是其保障。个人边际成本=社会边际成本=边际效用，完全竞争经济有效率，边际成本相等原则，适用于分析任何效率问题，最小成本生产。限制是市场失灵，因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不完全信息。b不完全竞争：差异化产品（罗宾逊）影响价格，根源在于规模效益与进入壁垒。有三种主要因素，规模经济、进入壁垒、策略互动（相互依赖性）。分为垄断竞争经济与寡头经济。垄断竞争与完全竞争的唯一差别是前者产品是有差别的，后者产品是同质的，都拥有许多买者与卖者，价格既定。垄断竞争是不完全竞争的过渡形式，少数几个企业，考虑策略性互动。c垄断：完全竞争与垄断是不完全竞争的两个极端，不完全竞争是普遍情形。垄断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它减少消费者福利，技术促进垄断，垄断利润又促进技术发展。对其应对是对垄断进行管制，反托拉斯政策，鼓励竞争等政府政策发挥职能。
生产要素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因素，体现的是财富与创造财富的因子。讨论要素的需求与供给如何联系起来，要素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且相互依赖。（门格尔、马歇尔）边际收益产品等于成本时，利润最大。工资是劳动的边际产品，地租是土地的边际产品，利润是资本的边际产品。劳动的需求—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是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它能影响到产出，而劳动的供给（工作时间、参与程度等）则一般都当做是无限制的。土地是自然资源里最重要的一种，但并不仅如此而已，自然资源都会影响到产出。资本是投资的收益率，未来收益的折现。生产要素还包括企业家或组织，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也很重要。
D宏观经济学：整个经济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影响消费者、企业、市场的总体因素。短期，研究产出、就业、金融环境与价格的变动，即商业周期；长期，研究产出与生活水平的变动趋势，即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是高产出及快速增长、高就业与低失业、价格稳定。运用的工具是财政政策（政府支出与税收影响投资与产出、储蓄）和货币政策（决定短期利率）以影响国民储蓄与投资，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它研究的是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需求由价格水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影响，总供给由价格、成本、资本、劳动、技术水平、潜在产出水平。总供给与总供给的宏观经济均衡影响产出、就业与失业、价格与通货膨胀、外贸等。消费与投资是宏观经济学的两大支柱，（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期与收缩时期，消费与投资的互动发挥的作用差别极大，高消费导致低投资与经济增长缓慢，消费的决定因素是收入、财富等，投资的决定因素是收入、成本、预期等。
a商业周期与需求理论，现代商业周期理论基于凯恩斯主义，它分析金融、投资、政府支出、税率与对外贸易的波动，影响消费效应而波动放大，并决定总需求，政府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将消减衰退与通货的严重性，不当则会放大这些效应。总需求的变动在短期内对总产量、总就业、总价格水平产生强烈的影响。而快速的产出增长会促进投资成倍增长，而较高的投资水平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增长，不断互动直到经济产能达到饱和；此时经济增长减慢，缓慢的经济增长导致投资支出减少，并通过投资乘数作用使得经济陷入衰退；而后开始复苏。
b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有4个要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变革。古典经济增长的模型是劳动发挥最大作用，土地丰富，依靠劳动与土地；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则是在劳动与土地的增长效应发挥殆尽后，使资本积累与技术变革发挥重大作用，经济增长的极限源于其4个要素自身的限制，其极限也就是长期稳定状态。
经济学的本质
经济学是以稀缺的要素生产，最大化提供商品的效用，在不同个体间分配，通过交换以满足个体有效需求。它并不仅仅只是微观与宏观两个分支，经济学的主题是效率与稀缺性，稀缺性促使资源投向最高回报率方向，否则就可以在任何方向、任何程度进行生产，效率则要求讨论生产要素的组合，工资、利润、地租、组织的结合，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目标则是满足需求，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满足需求，故而需要考虑到分配，分配后交换以获得各种需求，这涉及到效率与公平这个两难问题，在效率与稀缺性的限制下，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平衡。经济学为了满足上述，提出假设以便更好地向目标演进，例如“经济人”、“信息完全”等，但是具体的假设有哪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设的分析意图很重要，以此排除不确定性，依据一系列假设而定。而且经济学现在越来越远离假设，走向现实。而研究假设的不同也与分析工具的不同有关。经济学的范围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济学短期与长期的效应区别很大，流量与存量也是其重要概念与分析方法，边际量与总量的作用，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经济学的特点就是混合的产物，投资与消费的混合，竞争与垄断的混合，市场与政府的混合，效率与公平的混合，宏观与微观的混合，假设与现实的混合。均衡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重要的经济分析点，经济学同样也是选择的产物，个体在要素中选择，个体在集体中的选择（即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转变），集体在投入产出中的选择。
读经济学有很多感触，但是需要系统的在回顾，方才能对经济学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的理解。
2015年11月读书报告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国家的兴衰》
《权力与繁荣》
布坎南《成本与选择》
《同意的计算》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张五常《经济解释》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萨缪尔森《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指研究非市场决策对市场的作用，以往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市场内部是如何运转的，而非市场因素对市场无法发挥作用。而公共选择理论就是研究集体行动，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决策、行动等非市场现象，那么什么是集体选择、集体行动？（选择从古典经济学就存在，斯密以货易货，等价物即代表了选择，也体现了机会成本，而只是在货币出现了以后才消失。后来又在边际学派、马歇尔、新古典学派中产生混淆。）
个体理性能够推论到集体理性的假设？个体是相互依赖的，经济学也可称为集体选择的理论。他们认同“理性人”的假设，这不同于科斯。行为人都有是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倾向，没有无主体的集体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同制度经济学一样也认为经济利益对人有约束作用，制度规则也会。如果没有制度、规则，能否实现利益最大化？不能。斯密等人认为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自然会产生规则，自由竞争必然最大化，组织内部的人可能一致行动，获得集体收益最大化，而个人私利最大化可能导致无法形成组织，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收益。公共选择理论也批判科斯、马克思的观点，他们认为个人的理性必然导致集体的理性，所以只要“理性人”假设成立就可完成，或者形成阶级统一行动。在小集团中，尚可因为有丰厚的集体行动回报，只要进行沟通并达成强制执行协议，可实现及体力型，但大集团却因为个人获利微小，成本收益不匹配，“搭便车”更加诱人，而往往导致非集体理性，自愿的集体行动难以实行。由于每个人都希望扩大产量，增加收益，结果导致产量的极大增加，价格下降，反而使自己受损，但理性人又没有办法不去增加产量，否则他的损失更严重；而如果只有她一个人付出成本建立组织，那就仅他一个人受损，她就不会如此，收益没有达到预期，每个人都渴望“搭便车”，理性人人不相信他退出分担成本时，其他人也会退出，故谁都不会采取行动，集体非理性一直持续。
但布坎南认为个体理性是可以导致集体理性的，因为集体选择是按照顺序排列的，且可传递的；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有相同的边际替代率；各独立公共物品之间存在递减的替代率，故而个体理性可以推论到集体理性，由此他认为才能够评价集体选择。但他认为从个体选择到集体选择需要跨越的桥梁是要依赖于：只有个体可以评价公共物品，个体需要认为他从中可以获得收益；其次，个体因为某些决策规则而被结合在一起，那群体决策就是个体决策的结果，但个体选择到集体选择仍有两个障碍：第一，两者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个体只是其中的一环，无法预料最终的结果，有不确定性；第二，对最终结果的责任不同，责任感不同。其实两者有相似之处，前者奥尔森认为集体理性必然导致集体行动，成本收益的考虑已经包含在理性计算之中，集体理性与集体行动同构；而布坎南认为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一样只表明了一种性质，与行动没有直接关联。之后需要考虑成本收益，他是以个体主义为中心，个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奥尔森一样，其两个障碍也是奥尔森的应有之义，他们对规则的作用方式一样，但是理解不同。
那么从假设到操作层面的运行又是如何的？我们必须要通过组织以集体行动获得公共物品， 但是为什么有些组织建立了起来，并发挥积极作用，但有些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来？这与集团的规模有关，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要考虑3个问题：①提供一定量的集体物品，总收益是否超过总成本。②他愿意提供的话，他的收益是否超过它的成本，边际收益、成本。③他又应该提供多少，多于、等于还是少于他的份额。前两者的收益必然大于成本，但第三方面才是由于个人选择而导致的公共选择的问题。小集团，收益大于成本，自发产生理性行动以获取集体物品，即使收益成本不成比例，仍激励他采取行动，而大集团则离帕累托最优较远，不太可能增进集体物品，甚至不提供任何集体物品。而一旦可从大集团中最大受益者获得的集体物品比自己购买的还要多，就没有激励自己承担成本去采取行动，少数人“剥削”多数人。集团规模与集团利益有关，市场企业，鼓励退出，以获得垄断利润，排他利润，零和博弈，分蛋糕。非市场企业，鼓励进入，共容利益，正和博弈，分担成本，做蛋糕。小集团往往是共容利益，大集团则是排他利益，规模变小。大集团希望规模小，但是又希望留守的成员一致行动。这样就有了策略性行动，讨价还价使成本不断提升，集体行动更困难。
布坎南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最小有效联盟的对称利益。多数以保证实施，对称则保证分配稳定。但他更多的是从成本收益分析，而非讨论集团规模。它使用集团选择成本分析法探究相互依赖成本的大小，以此来决定是采取个体行动，自愿行动或集体、政府行动。他的分析与奥尔森正好相反。成本决定规模，与规模决定成本，收益成本不匹配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所以小集团可采取策略性行动以获得公共物品，而大集团则需要足够的选择性激励才会采取行动。布坎南也认为应该差额利益、差额征税，积极的激励是奖励，消极的事惩罚。但奥尔森认为仅仅如此还不够，理性自利的人既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市场下交换，追求社会利益，但有可能发挥消极作用，利用权力强迫他人就范。布坎南在规则、制度选择层面不同，虽然两者在操作层面类似，奥尔森的子集团与不看按你的分散化，他更倾向于立宪选择。
规则、制度层面呢？奥尔森对权力的关注源于他认为国家的兴衰是由于分利集团的大量存在阻碍经济发展，这些集团不会分化成子集团以提供选择性激励，反而会造成僵化。在规则层面，两者都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即将经济与政治。奥尔森认为权力导致繁荣，布坎南认为经济计算形成规则，以实施宪政民主与国家规则，他们一个强调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并推崇政府发挥作用；另一个则表明立宪经济学的作用，推崇社会契约对经济的作用。他们方向不同，权利——民主。
奥尔森要将经济框架与经济学理论融合，此经济框架即有政府也有市场，政治、经济原因都有。政府决定经济增长，一个强化市场性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创造和保护个人权利，并能够强制性执行各种契约，并受到约束不能侵犯个人权利，以政府协调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个人权利可以保护财产权利，从而使人们专注于劳动创造与贸易收益，必然导致个人收入增长、国家繁荣。经济成功的市场经济有2个必要条件：A可靠而明确界定的个人权利；B无任何强取豪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目标是获得所有的潜在利益，法律与理论秩序。其产生条件是与政府有共容利益。共容利益的起源则是民主政体或至少是代议制政府。
布坎南认为集体行动需要在立宪层次上达成一致，而市场交换与政治交换相同，唯一的差异是无替代选择，存在讨价还价空间。个人有激励采取策略性行动，要减少乃至消除需要决策成本等于边际决策成本。引入非全体一致规则，立宪变量，并以此推论并形成立宪选择的一般性模型。
以上是公共选择的三种差别，以及他们的内涵。
经济学的主题以及其对市场、政府、制度的推论
1、经济学最重要的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增长，或者说繁荣的保持。如何保持国家的繁荣，人们收入的增长，一直是困扰经济学家乃至整个国家的问题。那为什么人们希望繁荣？满足需求。门格尔认为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且需求的等级是不断提升的，越高级就越难以满足直接需求，而且越高级就越需要其他的要素配合，限制也就越多。而且并不是需求引起了人的欲望，反而是人的新活动的发展引起了心的欲望。马歇尔认为用于满足需求的并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的效用，劳动与生产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所以除了生产不出任何效用的物质外，一切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人的无限需求表现在需求的种类上，不断有新种类的需求出现，而对每一种物质的需求是有限的。需求的饱和规律表明，某物对任何人的小勇都会随着拥有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并不如拥有量快，边际效用递减，直至为零。
2、那么需求是否都能够得到满足呢？不行，如果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任何物品就都没有价格，就像水一样，不会存在利润，也许有交换，但不会有交易，私有制不会存在，资本主义不会存在，经济学这门学科也不会存在。如果需求量大于供给量，有欲望，并可以支配财货满足就是有效需求，有欲望但是无法满足就是潜在需求。这就涉及到经济学的主体之一——稀缺性。这种情况下，涉及到哪些需求得到满足，哪些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这与怎样合理分配生产要素，分配物质的效用有关。怎么保障这些满足又关乎所有权，国家的建立与的形成（这方面产权学派的研究则给与详细的解答，）因为具有稀缺性，就会产生竞争，他们就成为经济财货，人们就有激励将这些财货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并对需要进行排序，以满足最重要的需求，而牺牲次要需求。（布坎南就是通过互投赞成票来使所有人都受益，牺牲自己的次要需求，来换取别人赞同自己的主要需求，并以同样的方式满足别人的需求。而这个就是宪政民主的基础，通过构建全体一致或者多数规则等来使得立宪选择可以得到完成。）而经济学的目标就是利用稀缺的要素进行生产，以最大化提供商品的效用，并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以满足人们的有效需求。
3、生产最大化也就是效率，稀缺性与效率是经济学的两大主题。怎样才能最大化的生产以获财富的增长呢？资源的稀缺导致国家、社会需要决定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故而需要在物品的各种可能的组合中进行选择，生产什么；在不同的生产技术中进行选择，即如何生产；还需决定谁将消费这些物品，即为谁生产。①生产什么由利润决定，更广泛的含义是指支配权，不论是对资源的占有还是对权力的占有。②如何生产则取决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生产者的最佳方法就是采用效率最高的生产技术，以使成本最低，获最大利润。有时生产技术的改进是渐进的，有时是迅猛的。熊彼特认为正是商品的重新组合实现了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新组合而不断地打破平衡，新组合与其他要素的匹配带来的循环流转过程，以及旧组合（以前的新组合）落后于新组合而产生的阻碍发展过程的这三个过程。而且他还批判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蕴含在生产要素的价值之间，生产过程并没有实现增值，要素的新组合实现了价值增值，而不是人的劳动带来的剩余价值，他也将这个过程视为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转移。③为谁生产则由供给与需求决定，需求决定消费者价格，供给决定生产者价格，供给之上与需求之下的两条曲线所决定的区域将决定谁将消费这些物品，而其他则是不存在的贸易点、消费点，与无效率贸易点、消费点。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才是效率之义。当然也要确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它提供了经济体进行选择的菜单，它涉及的是机会成本，选择问题，到底是应该选择生产面包还是生产啤酒？（布坎南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影响选择的成本，以区别于选择影响的成本，以及客观成本，是一种放弃。）布坎南认为从非最优点以最优轨迹移动，不一定会到达最优平面（由最优点形成），可以处于最优平面之外（不存在），也可以处于最优平面之内（无效点），而最优点到最优点也不一定是最优移动，当然最优点到非最优点，以及非最优点到最优点也是如此。
4、生产最大化是古典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思想，他们只关注财富的生产才会导致经济的繁荣，但是却忽略了消费才是最重要的目的，而西斯蒙第则认为应该以消费为目的，生产、交换、消费是一体的，他代表了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补充，而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还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对人的消费，他研究剩余价值是为了说明剥削的本质，而剥削展示的是生产者的劳动所得不归他消费，反归资本家，资本家无偿占用剩余产品以供自己消费，而使得劳动者只能维持基本生存，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由此造成对立，并形成阶级，而马克思最终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最重要的就是生产资料共有，按需分配，如此就解决了消费问题。他们以消费来说明经济繁荣的条件以及繁荣的目的。而重农、重商、古典主义将注意力放在生产、分配、交换上，第一种增加投资的方式是压抑消费，以此促进经济增长。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增长的方式，他们认为通过贸易顺差以获得金银输入，金银即财富。重农主义强调农业生产，唯一的生产性劳动就是农业劳动（马歇尔与他的差异很大），通过农业生产达到财富增长。古典学派的斯密尤其强调生产，每个人从事自己效率最高的生产对自己最有利，也能最大限度的获得社会财富。李嘉图虽然也研究分配，但是生产仍是他的主题，尤其是关注地租。穆勒关注生产、交换、分配，但是不研究消费，古典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不研究消费，才成为他们的特点。而他们正是以压抑消费，积累资本以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交换，但是并未明确通过增加消费来投资。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增加消费来增加投资，凯恩斯认为要通过消费与投资来研究国民收入或社会总产量。消费可以再循环流通到资本家手中，用于投资，而储蓄则会减少社会总资本，要使投资+消费=社会总产量，就要使储蓄等于额外投资，通过政府投资来使得社会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量，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的平衡能使经济繁荣，社会总产量增加。
5、上面所讲的是以两种方式来扩大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生产过剩还导致经济危机，有效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生产的私人占有与社会的，而且因为消费过低反而无法刺激生产，而这必然是由于阻碍资本循环导致经济危机。面对经济危机，不同的经济学家开出不同的药方。以斯密为代表，自由市场本身是一个自循环系统，它是平衡的，足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则看到了经济危机，并通过分析资本运行过程而认识到危机的根源，他认为既然危机来源于自身，那么危机本身也会产生解决危机的方法，资本主义的矛盾会自发促使两大对立阶级的形成，而无产阶级必然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而从制度层面消除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而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问题并不需要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可以解决，政府发挥自己的职能，通过政府规划投资等政府干预措施缓解乃至消除危机。以市场、政府、制度变革来消除危机的三种方式各自争论，对财富增长的不同看法引发很多经济学家融合这些争论的思想，混合经济就是其中一种，萨缪尔森认为市场+政府能够最有效地消除危机，市场与政府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奥尔森认为权力是可以促进繁荣的，可展开。）
上面所讲的是经济的阻碍，但是经济也有可能达到均衡状态，稳定经济发展。供给与需求，需求价格随着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下降，供给价格随产量增加而增加，供给曲线向上，需求曲线向上，必然会交汇，均衡状态才不会有资源浪费，资源配置最优，它在里面涉及成本与选择，均衡是必然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曲线，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替代反映了资源的有效利用情况不同。享受与等待的均衡，现在满足与未来满足的均衡等，选择理论不仅仅是均衡，它还包括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奥尔森与布坎南等。）
经济周期有三个阶段，发展、平衡、阻碍发展这三个必然过程，马克思对整个经济周期的分析都很详尽，他认为繁荣与萧条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制度的不适应导致萧条。资本主义与繁荣也有很大的关联，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的顶端，它表现为繁荣，但他并没有涉及马克思所谈的相对剩余人口与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问题，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的动力何在？即繁荣的动力。物质生活是其基础，而市场经济则是其发展的中坚力量，资本主义是其上层，高利润的区域，但是资本主义是依靠物质生活与市场经济而充盈的，依托下层与中层。但资本主义也有弊端，垄断乃其特征，而且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更深一层推进垄断。（熊彼特的新组合是强调创新的作用，以及其带来的资本的集中。）刘易斯则是探讨繁荣的发生条件，他认为取决于节约，知识增长，资本的使用。（韦伯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这又源于新教伦理。）
6、那么经济繁荣或发展所依赖的条件是什么？①贸易。正是通过贸易，世界被联接起来，“相对生产剩余”通过贸易而互相满足，更极大地提高效率。世界经济也许不像沃勒斯坦所说的是，中心、半边陲、边陲的世界体系，但是这种经济体系却能够是各国受益，欠发达国家输出原材料，输入制成品；发达国家输出制成品，输入原材料，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更大效率。穆勒提出了国际需求方程式，需求量决定具体的作用方式，贸易是以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为基础，不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都揭示了专业化对效率的作用，包括重商主义都强调生产优势产品，然后相互交换以获利。对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联系，涂尔干的分析表明，劳动分工促使专业化，以避免生存斗争，即摆脱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马克思也有类似说明。②货币。货币统一度量衡，可以用于衡量交易，并简化交易过程。货币虽不等值于财富，但是可以通过货币调控经济运行。凯恩斯的宏观调控就是依靠货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良好运行。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特征使其成为最好的一般等价物或支付手段，③资本。现代经济的发展都是依靠大量资本进行投资才能得以运转，并提高生产效率。马克思认为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马歇尔将资本看做生产的四要素之一。包括凯恩斯都认为资本对投资进而对社会总产量有重要作用，发展经济学刘易斯，制度经济学诺斯也强调了资本的作用。（可展开）资本的积累会使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从根本上促进繁荣。资本与劳动会使报酬递增，直到最大报酬率。④知识。知识存量与技术存量扩大了人类福利，资源基础的扩大取决于技术的改进，从而最终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增长。知识存量的增长改变了相对价格结构，促进生产力的重大改变。刘易斯也将只是作为经济发展的条件之一，只是有利于新观念的形成，有利于创新作用，提高利润，抓住经济机会，促使经济增长，但是要对人进行训练。
7、以上涉及到到的都是市场内部的运作，而非市场的因素也对经济有极大的贡献。政府的出现是因为市场本身有产生很多的问题，且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①外部性。外部效益是每个人都渴望的，但是很多时候产生的正好是负外部性而不是外部效益，负外部性是强加于他人身上的成本，市场只能低效生产。为了有效生产，就需要消除外部性，只有依靠政府的统一规划才能得以消除。政府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来消除外部性，而私人却因为存在成本收益的差别而没有人愿意采取行动。但政府作为强制性第三方却可以提供公共品，以此来使市场有效运转，保持完全竞争均衡。（但是公共品却并非只有依靠政府，私人自愿组织也可以有效解决，灯塔就是例子，政府通过授权私人组织，私人就可以成为替代政府的机制。）②不完全竞争。或者说是部分垄断，典型的无效率。它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价格，相对价格变化。（完全竞争没有人能够影响价格）垄断是不完全竞争的极端情况，社会产出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非最优平面。市场无法克服这种无效率，必须有政府制定政策，如反托拉斯法和反垄断法。布罗代尔表明技术创新不断推进垄断，与马克思相同，但一般难以保持长期垄断，不同企业家都有创新的可能，但资本对有效的生产要素组合或“新组合”有重要意义。对不完全竞争的制约即是市场对竞争者完全的开放。③交易成本。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完全市场的假设就崩溃了。市场中的交易也存在搜寻成本，讨价还价成本，执行监督成本。（当然也可以算作负外部性）有些经济行为因为交易成本高昂甚至难以实行。科斯定理表明交易成本为正，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交易成本与产权的关系，影响效率。企业的存在将交易成本分为两段，其一是企业外的交易成本仍然存在，但企业内的交易，其成本消失。企业的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有效运行，其规模大小即为企业内的交易成本等于市场的交易成本。④公平。前面三个还涉及低效率，但公平与效率无涉，最优效率也有可能导致不公平，甚至往往是高效率与极不公平并随。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学的两难困境，也即生产与分配的脱节，效率高低似乎对公平的影响无差异，但公平却深深地影响效率，影响到生产积极性。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会制定政策以尽可能的消除贫富差距。例如反贫困政策、福利国家。对再分配的矫正需要通过税收来进行，累进税与转移支付都是很好的方式。但是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管制，如何管制则需要思考，因为对公平有2种看法：其一，不公平是社会造成的，个人难以解决，政府理应消除这些不利；其二，不公平是个人不良行为造成的，个人应承担其后果，自行矫正。
8、上面所说的几种市场问题，分别需要从政府、市场、企业、政府着手解决。①政府。政府的职能是以A促进竞争以及提供公共物品以消除负外部性，从而提高经济效率；B通过财政税收与预算支出等方法，进行收入再分配，促进公平；C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与稳定，减少失业与通货膨胀。凯恩斯就表明影响经济的三个要素，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由预期收益与市场价格决定）和利息率（由货币数量与流动性偏好组成），但这三者并不能保持平衡，除了货币数量外，其余4个都是市场自发行动决定，难以控制。国家需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使社会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时的储蓄量，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失业，“投资社会化”。政府通过此两种宏观经济工具，影响增长率与产出水平，就业率与失业率，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率。改变了人们以往对政府的恐惧，仅维持最小的政府。而政府运用的政策工具则有税收（公共支出的来源，减少私人支出；也进行补贴【马歇尔的向报酬递减产品征税，向报酬递增商品补贴】），指出与转移支付（福利政策、社会保障），管制（指导经济行为）。②市场。市场中的内在逻辑，供需平衡等前面已经详细分析。对市场的控制因素，其一是消费者偏好；另一个是资源与技术。（熊彼特、刘易斯、诺斯均谈及）③企业。企业的建立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高效率。因为他可以提供统一的规划，企业家决定一切。诺斯从价格理论出发，说明价格较高，需求就会减少，替代性方案价格较低，人们就会选择替代性方案。企业的存在就是因为企业的价格较低，替代性较强，不必为每一次交易支付成本，对交易成本最大适应性变化是企业的出现，从而组织和决策生产与销售，企业在集中化决策上有优势，但一旦企业的交易成本高于市场，那么人们就会回到公开市场中去。
9、政府与企业其实都可以算作组织，而市场则强调个人的自利，即个人主义行为，但是个人到底是选择个体行为还是选择集体行为？经济学本身可以称为选择的学科，前面已经提到的供求平衡，以及机会成本等都是指选择，生产要素如何组合，由谁掌握这些要素，生产产品如何分配等等都是选择（包括需求的满足）。而经济学后期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对选择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非市场决策或集体问题。布坎南认为集体行动是为了减少私人自愿行动所强加的那些外部成本。他用集体行动成本分析法表明个人会选择相互依赖成本（外部成本+决策成本）最小的规则。而个人在个体主义行为、自愿组织行为、集体或政府行为之间如何选择要看三者的相对大小。个人行为外部成本较大，自愿组织决策成本较大，政府行为也是决策成本较大。个人是私人行动和集体行动的唯一决策者。那么从个人选择可以推论到集体选择吗？亦即个体理性是否会导致集体理性？科斯和马克思都认为可以，只要有“理性人”假设便可完成科斯交易，或者必然会形成阶级，采取一致行动。而奥尔森与布坎南则认为个体理性并不会必然导致他们群体选择的一致，布坎南虽然认为个体理性可以推论到集体理性（可传递的排序，相同边际替代率，递减的替代率）。但仍有需要跨越的桥梁：个体评价，和可获益两点。且即使如此，仍有2个障碍需要克服：a个体选择到集体选择并非一一对应，个人只是其中的一环，难以预料最终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B对最终选择的负责不同，所以集体理性并不一定代表群体理性的行动。而奥尔森则认为小集团有丰厚的获利，可实现集体理性。而大集团则因为成本收益不匹配，“搭便车”更诱人，而没有人愿意付出，导致集体非理性，集体行动难以实行。
那这些组织的规模应该多大？科斯的界定是清晰地，组织内的交易成本等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即为组织的规模。但个人也需要决定是否采取集体行动。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要考虑3个问题：①提供一定量的集体物品，总收益是否超过总成本。②他愿意提供的话，他的收益是否超过它的成本，边际收益、成本。③他又应该提供多少，多于、等于还是少于他的份额。前两者的收益必然大于成本，但第三方面才是由于个人选择而导致的公共选择的问题。小集团，收益大于成本，自发产生理性行动以获取集体物品，即使收益成本不成比例，仍激励他采取行动，而大集团则离帕累托最优较远，不太可能增进集体物品，甚至不提供任何集体物品。而一旦可从大集团中最大受益者获得的集体物品比自己购买的还要多，就没有激励自己承担成本去采取行动，少数人“剥削”多数人。集团规模与集团利益有关，市场企业，鼓励退出，以获得垄断利润，排他利润，零和博弈，分蛋糕。非市场企业，鼓励进入，共容利益，正和博弈，分担成本，做蛋糕。小集团往往是共容利益，大集团则是排他利益，规模变小。小集团往往会产生很大的激励，但大集团是分利集团，除非在大集团内部形成子集团以克服这种不利，而布坎南也是通过组织的分散化来解决。
10、个人可以自愿选择，但政府、组织也会提供保障，形成规范，而这些的前提是对产权的界定，产权的界定并不是唯一的，而是随着新信息的获得，资本的潜在有用性的发现以及交换不断变化的。产权的界定有其均衡状态，巴泽尔认为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放在产权的框架中分析，其分析单位也是个人，而组织等行为都可以分解为个人行为。而一个人的行为有效性是源于他保护、共享他人资源，政府等组织做的保护的努力，但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现实中的产权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界定，人们往往愿意将一部分属性置于“公共领域”，它们归于一人，并不是最有效率，将其分归于不同的专业化个人，反而可以带来专业化收益。公共领域中的属性，要获取就要花费资源，且会发生竞争。不确定性甚至会导致重复投入，降低效率，为减少损失，唯有订立合约，建立组织，相互约束。而组织最好是政府，它成为“剩余索取者”，则必使得效率提升，因为政府将获得最后收益。产权对经济的作用是效用最大化替代利润最大化，以及如何通过产权界定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最大化产出。（诺斯也有类似的论述。）
11、产权是制度的一个方面。诺斯设计了一个有关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的经济模式，他认为创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是经济增长本身，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从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组织变革与创新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路径依赖则延伸了新古典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基础：稀缺性——竞争的基本假设，以及作为一种驱动力量的激励，还引入了不完全信息，关于现实的主观模型以及制度的报酬递增等，对其进行了修改。将微观的经济行为与宏观的制度激励结合在一起：a特定的制度约束格局有特定的经济和政策模型，特定的制度约束规定了组织运作的范围；b观念和意识形态形塑主观选择；c制度约束界定政治与经济的交换关系，从而决定政治——经济系统的运作方式。政府界定并形塑经济体系基本激励结构的产权，且其管制也影响经济绩效。
12、制度的分析又是如何？制度可以分为2个层面，一种是强权型，一种是契约型。他们两个方向不同，权利——民主。奥尔森认为权力导致繁荣，他强调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并推崇政府发挥作用，一个强化市场性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创造和保护个人权利，并能够强制性执行各种契约，并受到约束不能侵犯个人权利，以政府协调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个人权利可以保护财产权利，从而使人们专注于劳动创造与贸易收益，必然导致个人收入增长、国家繁荣。经济成功的市场经济有2个必要条件：A可靠而明确界定的个人权利；B无任何强取豪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目标是获得所有的潜在利益，法律与理论秩序。其产生条件是与政府有共容利益。布坎南认为经济计算形成规则，以实施宪政民主与国家规则，他表明立宪经济学的作用，推崇社会契约对经济的作用。布坎南认为集体行动需要在立宪层次上达成一致。关于离线汴梁，他提出了4中：a涵盖面的大小；b代表权的权重，功能性要素与随机性要素的混合；c代议制程度的变量，即直接民主的程度；d从涵盖面较窄的决策规则到涵盖面较宽的决策规则的变动，即全体一致的程度。这4个变量可推论到其它函数，形成一般化模型。究竟个人是走向立宪民主还是强权则要看个人选择与政府、组织的安排。由此从组织操作层面到宪法、制度层面。
前面完成的是从市场——政府——制度的探讨，1——6是研究市场的作用，人与人的关系，涉及生产与分配中的合作与竞争，交易、分工、市场、稀缺性、效率；7——11是从人与组织（政府）间的关系，组织对人的规范作用、保障作用，公共品、合法性、产权、集体利益；制度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包括立宪与契约的政治层面，而后面12、13要探讨的则是组织与组织之间，或集团、政府相互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国家的兴衰、政府间的博弈。
13、韦伯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就是说明新教伦理对西方世界的促进作用，使西方经济进入资本主义经济，而奥尔森也对国家兴衰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分利集团的大量存在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它们会降低效率，加剧政治分歧，排他性，延缓技术创新、管制困难、决策缓慢。分利集团的多少与范围和国家的兴衰有重大影响，分利集团少且涉及部门为弹性价格部门，此时是微观经济或部门问题，不会有普遍经济萧条或宏观经济危机；分利集团多且为固定价格部门时，是宏观经济问题。前者不会造成严重的非自愿失业或实际产量的损失，而后者会导致非自愿失业与实际产量损失，长期稳定、边界不定的社会会随着时间推动而从前者变为后者。而共容利益则会有利于国家繁荣，乃至国家间的繁荣。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和在社会学中很类似，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这些是一脉相承的。还有很多相似的点可以探讨，不过更多的是延伸到政治学。。。
感想：读书感受如过山车，有起有落，奥尔森的部分效率最高，布坎南的时候就相当痛苦，一点一点的琢磨。另外交流使我产生了很多原来没有的思想，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这样理解以前的所读的大家，觉得好奇妙。
2015.10月读书报告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下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
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制度的发展脉络
经济学从古典发展到新古典，凯恩斯学派的变迁过程，古典的总量经济学主要研究总量的经济作用，这种研究将个体掩盖在经济行为之中，直接研究总体的经济表现。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则研究个人在行为中的表现，静态局部均衡分析。从古典到新古典，对人的假设都是“理性人”，“理性选择预期”下的经济活动，而凯恩斯则批判了他们的理论假设，认为他们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分析的前提太美好，假设条件从未满足过，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他就是要研究这些假设前提，不过是从宏观的角度。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差别并不在于那些方面，而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对人的考虑，宏观分析已经将整体要素的分析包含在内，整个经济的运行已然了解，那么微观分析存在的意义在哪？我认为就是它包含个人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抽象框架的分析，所以凯恩斯批判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但是他自己其实也并没有将人纳入到分析之中，研究假设的前提并没有将使他将要素与人结合在一起。古典与新古典表明，经济学只是一种分析工具，要素自己在流动、结合，从而生产、流通、消费，但是人却不见了。就像科斯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只是一种“选择分析，以消费者最大化效用与生产者最大化利润为目标，是与研究对象完全分开的研究方法，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只是偏好集合。它们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没有交易的市场。”相对而言，社会学确实一套研究框架，既有结构对人的约束，也有个人的选择，这两者相互作用，动态演变。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对人产生影响的制度，制度的演化对人与经济的影响。社会学对人的研究形成的偏好集合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从而改进对经济学的研究。
将经济学与社会学进行融合在科斯才真正的实现，但是凡伯伦开创了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制度是由人们形成的思想与习惯构成的，它们取决于人的心理与生理状况。”制度是一种思维习惯，但这并不表明制度是稳定不变的，制度会随外部环境的刺激的变化而变化，他是从心理学、文化等角度研究制度对人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经济不会自动走向均衡，而是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关，非理性因素发挥的作用要大于理性因素。他探讨人类社会的变迁就是为了说明社会结构的进化是制度的自然选择，制度在不断的适应这个过程，但同时制度也在形塑多种精神气质，从而对人的精神气质进行选择，使其适应选择。制度与人相互作用，人的某些关系形成制度，生活方式就是由各种制度综合形成。在这种变迁—适应—变迁的过程中，制度与人都得到发展，而只有思想层面发生变化，才有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凡勃仑对未开化社会到工业社会，劳动阶级到有闲阶级，生产性到消费性、非实用性，的讨论，表明制度对社会结构、个人的影响通过两个方面：1、成员的习惯，2、对不适应者的选择性淘汰。每一级都被迫接受上一级的行为礼仪标准，上一级的荣耀标准决定了下一级的行为标准，不断向上一级学习，又不断被拉开差距，制度在此的作用使得同层级的人同质，不同层级的人异质，并努力追求制度的设置标准。凡勃仑看到的更多的是制度的保守作用，对进步的阻碍作用，涉及了经济学的思想，使用了一些经济学的概念，但并没有使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康芒斯则运用经济学的概念“交易”、“所有权”等概念分析制度对经济的作用，但是并没有使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是使用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他强调了所有权的重要性，产品是正统经济学家基础，而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交换并不是通过实际的产品展开交换，而是指所有权的交换。没有确定的所有权就无法生产、消费，正统经济学认为生产、消费交换相辅相成，与所有权没有关系。他的分析就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稀缺性展开分析，稀缺性代表了对人的控制，而效率代表了对自然的控制，经济社会都是依赖于此，并通过冲突、依赖与制度而延续对稀缺性的分析，他认为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三个研究成分，利益的冲突是主要的形式，它源于：1、产品是否充裕；2、个人所得鄙视另一个人所失，没有纯粹的净所得，故而必然不能满足所有的人；3、冲突又因为所有权没有确定而扩大，前两者一起作为一个方面，所有权作为另一个方面都可以改善利益的冲突。政治经济学不是在协调中建立秩序（新古典尤其是马歇尔的观点），而是在冲突中建立秩序，并用产权解决冲突。人与人是相互依赖的，利用社会分工进行合作，但合作并不一定能导致预期的利益的协调，而是产生一种秩序，以使阶级利益得到协调，这种秩序是未来可靠的预期，根据过去经验而作出的判断（制度的作用），是冲突、依赖、秩序三者结合起来的是交易，他将交易概念一般化，与“生产”概念相对应，“生产”是人与自然的活动，而“交易”是人与人的活动。稀缺性与效率，和生产与交易类同，生产与交易构成了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而制度正是在无数次的“交易”中形成的，交易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市场，平等人之间的交易），管理的交易（上下级之间的交易）与限额的交易（政府与个人的交易），不同的经济制度只是这三种交易类型的不同组合，而交易冲突也不是对抗性的冲突，而是所有权的冲突，可以通过国家与法律制度进行调节，他们可以吸收进制度框架之中，制度通过集体化的行动抑制、解放、扩张个人行动。从而取得社会进步即经济增长。康芒斯分析了稀少性，交易与制度的关联，但没有研究稀缺性资源通过制度如何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没有使用经济学的方法。
用经济学的方法将稀缺性资源通过制度完成对最优配置的是科斯，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方面没有提出与旧制度经济学有创新的学说，依然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制度的运行，以及制度对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科斯通过“交易成本”才真正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以及制度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交易（供求曲线）与企业内交易（生产函数）都是瞬间完成的，交易费用为0，交易是不稀缺的。而科斯认为交易费用表明交易是稀缺的，可计算的，可以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之中，克服了康芒斯的难题。而企业的存在是因为企业能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使通过企业获得的收益要高于市场交易的收益。以往的研究都假定人是理性与效用最大化者，企业、市场等经济体系的制度都被认为是既存的，而非研究对象，但现实中却存在一些不经济的行为、利他行为，而不是斯密所说的每个人都是自立的，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行为推动资源配置最优化，产值最大化，市场的作用会推动制度的形成与秩序化，既然市场的效率最高，那么企业问什么会出现？它从价格理论出发，说明价格越高，需求越小，那么人们会选择替代性方案，企业的存在是因为价格较低，一旦企业的交易费用较高，那么人们就会回到公开市场交易。企业存在，可以使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较低，趋近于0 ，但企业外的交易仍有成本，发现与搜寻交易意图成本，谈判、缔约成本，监督履行成本。外部，价格决定资源配置，协调生产、交易；企业内部，企业家决定。交易增加，企业就会变大，但是企业的组织也要成本的，不可能无限大。企业的规模需考虑不同企业的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并与产值最大化共同界定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边界是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与市场的交易成本或与其他企业的交易成本相同。企业能降低交易费用是因为制定的交易规则与法律制度，市场上用以保障物质供给与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与社会制度在企业内更易实施，市场难以使用私人规范，而只能依靠国家的法律制度等。
科斯发现在交易费用为0时，不论何种权力安排、制度，资源配置都能达到最优，他通过交易费用为0来说明交易费用在形成经济体系的制度影响时发挥的作用，此时，可以无限次谈判，参与者有动力去发现与制定提高产值的规则。正交易费用时，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参与者也没有动力去发现与制定最优化产值的规则。制度设计不同，权利安排不同，需求也不同，进而导致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的变化。由此制度经济学就将制度与经济学的核心—资源配置联系起来。他认为要处理经济学与制度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需要改变，1、避免通过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比较分析，来研究制度，而应该将分析建立在实际存在（研究对象）上讨论制度，经济学的理想模型不包括人，脱离现实，即不可用，而社会学的理想类型包含人，人的互动存在其中，与现实联系。2、不必要将分析集中在制度的不足之处，而应考虑不同制度的总效应。3、将生产要素不仅仅看作实物，也应看作是行使的权利，非纯粹的经济分析。科斯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制度与资源配置相联系，但他没有具体分析制度的表现，而这由诺斯完成。
诺斯提出“新经济史”的概念，对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重新组织，并用当代经济理论的观点与方法提出假设、验证，将经济结构与经济绩效联系起来，研究经济结构理论化，以及该结构的稳定与变迁。而他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史方面有2个缺陷，其一是它的目的不再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化，其二是他们假定经济在无摩擦的社会运行，即使想要解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认为创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是增长本身，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要设计一个有关制度创新的与制度变革的经济模式，从产权到制度，及其他组织变革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他认为要解释经济变迁需要人口统计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制度理论，以弥补新古典理论的缺陷，构建一套分析框架。 人口理论，他运用人口统计文献，而对知识存量增长的分析与对制度中的激励结构变革一起考察。他的制度理论分为产权理论（个人和团体的激励制度，获得经济增长），国家理论（国家规定并实施者产权的结构，对产权的效率负责），意识形态理论（解释观念、思想如何影响个人对变化客观环境的反应，简化交易决策过程，是制度稳定、社会秩序）。产权理论，产权有助于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从而对个人产生刺激，提高私人收益率，使私人收益率等于社会收益率，有利于生产性制度安排的出现，促进经济增长。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知识存量与技术存量扩大了人类福利，资源基础的扩大取决于技术的改进，从而最终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增长。知识存量的增长不仅仅改变了相对价格结构，促进生产力的重大改变；同时对经济与政治制度的长期变革带来一种进化的秩序。国家理论，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阻力，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现今是非人际关系化交换，重复交易的确定性与规范性不复存在，代之以专业化，以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交易，欺诈与违约普遍，再次信息不完全，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下，私人组织规范不能发挥作用，唯有通过中立的第三方保障。但国家有两个目标，其一是确保经济增长的产权，其二是税收最大化，两者相互冲突，并导致为了第二个目标而偏私，破换产权，反而不能提供激励，需以宪政民主限制，监督产权，有效实施。意识形态理论，约束个人最大化利益追逐，是经济增长具有活力。意识形态、观念的一致有助于降低维护秩序的成本，以及达成交易的费用。人们持有的信念决定了人们的选择，这些选择有构建了人类行为的变化。经济变迁很大程度上是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感知源于参与者的信念，已感知的现实—信念—制度—现状—感知的现实，循环往复，意识导致不同的制度结构，以进一步解释经济绩效。
上述三种构成制度理论的理论，在《经济绩效》中发展成为非正式约束、正式规则与实施特征三者，意识形态理论等同于非正式约束，正式规则由政治规则（科层制度）、经济规则（产权）与契约构成。政治规则与实施都属于国家理论，非正式约束与正式规则相互作用，但二者往往不匹配，二者的紧张会导致路径依赖。他还探讨了制度分析方法论的三部分：1、人类合作；2、人的行为假设（动机和对环境的辨识共同构成，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处理信念的心智构念不足，使得需要简化制度框架才能成行，结构化的行为限制了人的选择，但也使路径依赖有了确定性。）；3、交换中的交易费用（人类行为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结合就可以理解制度）。那么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了？企业家与组织是变迁的足交，形塑了变迁的方向。相对价格的变化与偏好是变迁的来源，变迁是由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与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的互动形塑我们的生活，是制度变迁稳定性与变迁的根源。制度变迁的路径有报酬递增与以明显的交易费用为特征的不完全市场共同形塑。路径依赖是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它源于报酬递增，改变于未预料到的选择，它不仅延伸了新古典的稀缺—竞争基本假设，并作为一种激励，通过引入不完全信息，关于现实的主观模型，以及制度的报酬递增，修正了该理论，将微观的经济行为与宏观的制度激励联系起来。
诺斯的研究路径：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与《结构与变革》中，对人口增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早期只注意到所有权，并没有关注其他的制度，对制度与组织的关系也分辨不清，只认识到所有权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而在《结构与变革》中，他关注了制度的理论基础，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也实际知识存量与资本存量对经济兴衰的影响，并从横切面与纵切面展开分析。在《经济绩效》中探讨了制度分析的方法论，以及制度的组成成分，制度变迁及其路径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在《经济变迁》中探讨意识、观念、意向性对制度的影响。由此他将制度的具体形式、内在构成、演化路径、影响因素、动力都涉及，制度与经济绩效的相互作用完整了，这就是他研究的演进路径。
至此，经济学既有制度的约束又有个人的选择，宏观微观结合，假设前提也得到说明。当然对制度的研究还有马克思，但马克思是对制度的变革，而不是改良。
古典：总量经济学（假设难以实现）——新古典：微观—宏观（经济学的缺陷：没有人）——制度经济学：凡勃仑—康芒斯—科斯—诺斯（将制度与人的选择结合起来）——奥尔森(集体行动难以实现)
感想：通过将宏观微观经济学对比分析，在研究制度经济学，能更清晰的发现经济学的脉络，前后的继承性，也就对后面研究集体行动难以实现感兴趣。经济学越来越有趣了。。。
2015年8.18-9.27
读书书目：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也有关于就业方面的论述，不过是关于总供给曲线的论述，斯密与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对其有所谈及，他们认为劳动是衡量价值的标准，但也说明某一既定价格条件下，愿意就业的劳动者人数，正向的关系。但凯恩斯认为就业曲线和总供给曲线不同，就业曲线是总量或全体的就业人数，而供给则是某行业，范围较小。
传统就业理论建立在以萨伊为基础的理论。萨伊分析了物物交换的社会，认为在该社会中，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这也是李嘉图、穆勒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换，产品不是用于自己消费，便是提供给别人消费，消费别人的产品必然是以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换。每一个供给都对应着需求。因为生产者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他人进行交换自己所需但又没有的物品，并且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最大的满足。那就有一个最大需求量，必然会相应生产处最大的供给量产品，已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那每个人都会尽最大努力生产，那就会达到充分就业，也不会有生产过剩。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而且从萨伊所说更像是需求在诱发供给，以达到最大满足，充分就业可实现于最大满足没有实现和正好实现的状态。一旦超过就是生产过剩，因为是供给创造需求，而如果是需求决定供给，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会出现相反的问题，即生产力不能适应生产方式所对应的生活水平。上面供给决定需求，要求需求不断适应供给，但需求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习惯风俗，不会轻易变动，相互矛盾。而这是在物物交换的社会，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论证现代社会的供给与需求也是相适应的。
1、劳动价值论，就业量与劳动工资是有供给与需求双方共同决定的，实际工资是劳动的正效用，即动力，而劳动的负效用是对身体的负担，导致边际效应递减的原因。一定的实际工资对应一定的劳动的供给，那么在既定的劳动工资下（此既定工资如果太低造成无法满足最低生活所需，也算是自愿失业？高于最低生活所需，但是低于让所有人劳动的工资，那些没有就业的人算作自愿失业？）不愿就业的人就是自愿失业的人，且由于人的需求是无限大的，都希望满足不同数量的、不同质量的需求品，故可以将产量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使雇佣的劳动者最大。但现实是需求并不是无限大的，要不然就是需求被抑制。那么除了自愿失业者与摩擦失业者，其他人都可以就业，上述两种属于经济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所以既不会导致生产过剩也不会导致就业不充分。故萨伊的传统就业理论仍成立。2、利息论，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认为投资源于储蓄，而储蓄是为了获得利息，以获得更多的将来消费，利息是等待与延迟消费的补偿。投资可以看作是供给曲线，储蓄则可以看作是需求曲线，利息则是两者的均衡点（马歇尔）。利息高则储蓄高，利息又是投资的成本，投资多，利息高。而且多余的储蓄可以自动的转换成投资，由于利息的作用，所以国民收入不是被消费就是被用于投资。3、货币论，凯以前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并没有改变上面的分析，因为货币只具有交换价值。它的作用在于促使物品互相交换，本身没有价值，不会对经济现象造成影响，而只是使他们同等比例的变化，人们追求的并不是货币，而是用货币交换所得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不会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但凯恩斯却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且必然会充分就业。
他认为投资与消费共同构成了国民收入或就业量，短期中，收入水平决定就业水平，可交替使用，就业量为国民收入除以平均工资。国民收入等=消费+投资，储蓄=收入-消费，所以储蓄=投资，以上是均衡收入与充分就业时所需达成的条件，也就是事后的储蓄与投资相等，在未充分就业前，事前的储蓄与投资并不相等，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会造成经济波动。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收入与储蓄天然的相等，整个社会的流出与流入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凯恩斯则认为出口流失（储蓄）与进口补充（投资）的差额需要增加投资才能够使整体的资本循环，将出口与入口人为地连接在一起。而储蓄数量与投资数量最后相等是因为收入等于卖家超过成本的部分，该部分不是卖给消费者就是卖给企业。企业家现期投资等于向其他企业家购买的设备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那部分，故储蓄必然等于投资的增加额，由此便可用消费倾向代替储蓄倾向用以研究，储蓄与投资的关系最后转变成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消费由消费倾向决定，投资由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决定，在资本边际效率低于利息率，储蓄意愿更大，投资量会小于储蓄量，就业量下降，消费减少，供给大于需求，生产过剩，生产规模必然要萎缩，以适应降低的消费水平，社会必然会失业与萧条。
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的相对数值大小决定投资，消费倾向决定消费，那此三因素就是决定因变量就业量的自变量，当然还有既定因素，他们影响自变量，但是并不决定自变量，自变量是对就业量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既定的因素作用则较小。他的目的就是研究这些自变量，从而通过政府的干预作用使得经济正常，就业充分。他认为要想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使资本边际效率、利息率、消费倾向保持一定的比值，但不能认为它们惠天然的保持该特定数值。消费倾向受客观、主观因素和收入的影响，客观因素的影响是：①工资单位的改变，②人们改变现在和将来收入水平的差距的期望，③收入和净收入差额的改变，④计算净收入时资本的意外波动，⑤贴现率的改变，大略等于利息率，⑥财政政策的改变。而在消除了工资单位的改变后，客观因素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是稳定的，习惯会使得人们把差额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当即消费。但是长期，生活水平是可以改变的。主观因素源于几种动机，它们是影响作用很大，但是变化缓慢，而收入与消费倾向相互影响，所以在最后，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取决于人们的心理因素，因为长期的稳定性对短期造成很大的作用。边际消费倾向，衡量消费的增加额与收入的增加额之间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接近1，则投资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就业量的巨大变化，充分就业容易达到；如果边际消费倾向接近0，要促成充分就业，就需要大量的投资，而现实中，边际消费倾向的系数处于0与1之间，且更偏向1，这就导致双重后果：投资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就业量的巨大波动，同时为取得充分就业所需的投资量又极大，并且会在投资达到充分就业后继续增加投资会通货膨胀，使价格无限上升。
资本边际效率由预期收益与供给价格（重置成本）共同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类似一种贴现率，它使得提供的预期效益的现在值等于供给价格。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部分原因是该资产供给量的增加，相互竞争使预期效益递减，部分是资本设备受到压力，导致供给价格提高。短期中，资本设备的影响较大，而长期中供给量的增加影响较大。预期的改变通过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而影响生产新资产的积极性。预期价格的上升的刺激作用并不在于提高利息率，而在于提高既有存量的边际效率，对产量的刺激作用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的上升，而对将来利息率的下降的预期会降低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今天的设备将和将来低成本的设备竞争，今天会被将来取代，但这种作用不会太明显，因为对将来的利息率的预期会部分的反映在今天的利息率，但仍有抑制作用。有两种风险会影响到投资：其一，借款人的风险，对可能得到的未来收益抱有怀疑；其二，放款人的风险，即放款人的信心（信用状态），这些共同作用于投资，任何一个投资都有他的资本边际效率，而成规能确保我们经济行为的稳定性（长期预期），并且可以以此修正预期，用货币政策很难改变利息率，而可以根据一般社会效益计算的长期资本边际效率的国家机关直接投资，因为资本边际效率的市场估计值会有非常大的波动，以致用利息率难以抵消这些波动。
利息率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心理上的储蓄倾向的相互作用，是放弃流动性的补偿，是使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和现有的现金数量相平衡的价格，而非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对投资资金的需求与自愿放弃目前消费量趋于均衡，古典理论的利息率是是在自变量是资本需求曲线，和不同的利息率在既定收入条件下的不同储蓄量，当资本需求曲线移动时，新利息率取决于两条曲线的新的位置的焦点（另一条是利息率与储蓄量间关系的曲线），但凯认为两者中任一条移动，那么收入就会改变。古典理论建立在收入不变的假设就会崩溃，因为根本就不知道那条才是应有的收入曲线，除非引入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予以确定利息率，否则就没有唯一的曲线，古典理论的错误在于将利息率等同于等待的报酬，而非不储藏货币的补偿，故他没有将经济制度的自变量分离，投资储蓄被经济制度所决定，而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利息率才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因素。
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决定利息率。流动性偏好是指储藏货币的倾向，它受三种动机的影响，交易动机（又分为收入动机和业务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投机动机通过货币数量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而经济制度又会影响到交易和谨慎动机所需的货币量，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吸收的货币数量对利息率的影响较小，短期投机动机的作用明显，长期货币数量的增加会立即将利息率降到必要的程度，以致提高就业量或工资单位的数量直到交易、谨慎动机将其吸纳完全，长期前两个动机作用较大，稳定。流动性偏好是主观愿意持有现款。
货币数量，货币具有零生产弹性（不能生产更多的货币），零替代弹性（不能减少对货币的需求），满足流动性偏好（对货币的需求），即对货币的需求的3个性质是货币利息率的来源。利息率提高时，无法通过对货币的供给量的自然调节作用来降低利息率。失业源于想要货币，而又无法生产出来。凯恩斯认为货币对经济制度有刺激作用，并且消费倾向、预期效益、供给价格、流动性偏好都由人们的心理状态影响，而只有货币数量是可以进行调节，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A群众的流动性偏好的增加需小于货币数量的增加，否则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能导致利息率的增加。B利息率的减少会增加投资数量，而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下降要比利息率的减少慢，否则利息率的增加不能增加投资。C投资量的增加会增加就业量，但如果消费倾向也下降，就业量就不会增加。D就业量增加，价格会上升，程度受物质供给函数和以货币衡量的工资单位的影响，产量的增加，价格上升，对流动性偏好的影响是维持一定的利息率所需的货币数量须增加。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的自行调节依赖于货币工资的自由伸缩，他们认为货币工资的减少会通过制成品价格的降低来刺激需求，从而会增加产量和就业量，直到货币工资的减少量正好等于由于产量的增加导致边际效率的递减。而凯恩斯表明货币工资是刚性的，并且他们对现行行业论证建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上，故将个别行业的论点转用到整个行业的就业量是错误的，进而无法回答减少货币工资对就业量的影响。减少货币工资并不会直接增加就业量。如果那三个因素保持不变，有效需求也保持不变，就业量和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具有唯一的联系，故有效需求是预期投资与与其消费的总和。故只有通过考虑三因素的探讨减少货币工资对就业量的影响。控制货币数量，使货币工资与货币数量相匹配，使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维持稳定，从而就业量固定不变，稳定的货币工资适用于封闭经济，开放经济并不适用。自由放任经济中，政府需加以控制，直接投资比货币政策更有效。货币数量改变通过利息率进而影响有效需求的数量，它受三个因素影响：a流动性偏好，确定利息率下降了多少。b资本边际效率，这会增加投资量。c投资乘数，衡量增加的有效需求。
利息率是高度心理作用的现象，其均衡值不会低于相应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低于就业水平，真正地通货膨胀会出现，货币被吸收，而高于充分就业，长期平均利息率不仅取决于货币当局的现行政策，而且取决于市场对货币当局将来政策的预期。短期利息率易于为货币当局控制，但用货币政策压低长期利息率比较困难。长期利息率有社会成规决定且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而资本边际效率则易于变动，利息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相对大小也不确定，繁荣与萧条也源于此。经济波动与流动性偏好波动、消费倾向的波动和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有关，但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是主要影响因素，对将来经济活动的预期效益的不稳定性导致经济活动的伸缩，资本边际效率会偶然大于利息率，从而导致繁荣，而在之后利息率的会大于资本边际效率，进而导致繁荣。这种经济危机的周期（3-5年）源于两点：经济正常发展时耐久性资产的寿命，通过磨损、老化等方法使资本设备短缺所需要的时间，其二是保管费，使得产品必须在3-5年内吸收完，必然导致降价，而且存货被吸收，代表负资产，会影响到就业，直到吸收结束，就业量才会有所好转。资本边际效率估计的巨大变动不能为利息率的相应变动所补偿，而在自由放任的政府中，除非人们的心理状态改变以后逆转，否则要避免就业量的巨大波动就根本不可能。
投资乘数，收入的增加量与投资的增加量的比值。通过投资乘数可以计算出增加的收入，就业函数和投资函数类似，就业函数受产量和价格的影响，它是总供给函数的反函数，衡量有效需求与就业量的关系，此有效需求将分解成消费与投资，且由于每个有效需求水平都存在着唯一的该有效需求在不同行业的分解，故各行业的就业量可以相加。有效需求满足前，有效需求相加，就业量增加，货币价格上升，满足后，实际工资递减，收益递减；有效需求满足时，工资、价格、利润总支出同比例增长，而产量和就业量不再变化。有效需求在充分就业水平条件下，通货收缩，会压缩就业量和价格。而有效需求超过充分就业水平，通货膨胀，但仅仅影响价格，这种不对称性源于工资的刚性，价格下降调整时具有刚性，会阻碍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就业量减少。同时工会会抵制价格的下降，而一旦有小于充分就业的倾向，同时货币工资无限下降，那非对称性就会消失，但是充分就业便没有稳定状态，知道利息率不可能降到更低，或直到工资为0.故经济制度要有稳定性，该因素的货币价值必须有粘性，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动机是利润最大化，使利润最大化的就业量取决于总需求函数，即他预期的来自消费和投资的产品卖价，故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预期。
短期预期取决于交易的其他方面的长期预期，生产要素只有在能改变以后的预期的范围内对就业量发挥作用，并且预期是立足在原有已经实现的预期之上的，预期与结果交织在一起，它们不会发生猛烈的变化。而是逐渐修正，调整，预期只会影响下一次预期，而不会影响到下一次决策，但它对就业量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短期，可能对长期也会产生影响。建造能满足新预期的要求的资本设备，可导致比长期水平以后的情况还要多的就业量和现行消费量，如此预期的改变便可造成就业量的高潮，上升到高峰，在下降到新的长期就业量水平。预期的改变代表了消费倾向的改变，仅仅是预期的改变便足以造成经济周期的波动，更何况预期会加在原有的预期之上，任何时候的就业量不仅取决于过去的预期，还取决于现在的预期。
凯恩斯认为经济制度的特点是虽然它在产量和就业量上有很大幅度的波动，但它并不是稳定的，他确实可以在长期停留在正常状态以下的经济活动水平，而又不显示复苏，或完全崩溃的现象，它会循环往复，而要解释现实世界，需要4个假设条件：①边际消费倾向需使产量和就业量间的比例大于1，但又不太大，使投资量不会引起消费需求的无限增加。②资本边际效率曲线需使资本的边际预期效益和利息率变动时，但不会因此导致很大的投资量。③就业量的改变不会使货币工资的改变和就业量的改变过分不成比例，而造成巨大的货币工资改变。④经济制度的稳定性，繁荣与萧条交替进行，围绕充分就业波动。他认为现代的问题在于平均就业量下利息率太低，而这无法通过货币政策解决。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日益下降，它支持社会控制的投资量的政策，也支持消费的政策，因为无论在现有消费倾向下，无论对投资采取何种政策，都无法维持充分就业，故须促进投资与消费，使消费量伴随投资量的增加而相应的增加，且可通过消费倾向的提高而使消费量达到更高水平。虽然私人主动性支配的事物应加以集中控制，但仍有广泛的领域不受影响，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成为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但除了以此来使消费倾向与投资诱导协调外，没有更多的使经济生活社会化。国家与私人的主动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效率与自由可并存。
对凯恩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将解决问题的方法指向流通领域，不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而马克思则将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于生产领域，而非生产过剩，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才是根本，所以对策也不是凯恩斯所说的通过投资保证流通领域的通畅。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才是问题的中心，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没法解决剩余价值，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而凯恩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回答。其次是凯恩斯的分析都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部，他认为导致失业的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利息率三者的不平衡，但它将其归结为人的心理层面，而非制度层面。他的对策也是在维护制度的基础上开展的。最后，凯恩斯并不认为传统的理论是错的，只是认为他们分析的基础—的理论假设难以实现，对现实并无作用。所以凯恩斯分析这些理论假设，以完善古典理论。但是以马克思而言，凯恩斯的解决方法治标不治本，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马歇尔为首的微观经济学家与凯恩斯为首的宏观经济学家，马歇尔的静态均衡理论是一种折衷主义，他强调的是1、分析个体，研究行为的动机，单个人在环境之中是如何选择的，环境的制约性是单个人选择的背景。2、他的分析方法是局部均衡理论，将相反的因素放在同一分析之中，研究它们的共同作用，从需求与供给的两个规律同时发生作用而形成均衡。3、马歇尔强调需求是无限的，供给会自己创造需求。4、假定短期内外生变量是均衡的，研究短期本身。5、供给与需求均衡，利息 作为等待的报酬是均衡点，均衡是常态。依赖需求弹性的报酬递减与供给弹性的报酬递增函数，促使供给与需求交会。6、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经济活动的肯定性，假定人是“理性人”，具有完全的知识。7、自我调适的经济，不需要政府的干预。8、理性选择预期，以平均数的代表性企业作为研究的方向。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起点是无法均衡的经济危机。1、他研究总体，个体消失在总体之中，被相互抵消，研究只受理性、成规的影响。不是人的均衡，而是要素的均衡，要素在自行运转，有可能会导致要素运转、投入产出的不匹配。2、依赖均衡思想研究动态演变，而不仅仅像微观经济学只有基调是动态的，它整个都是动态的，研究预期的作用。3、需求是有限的，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生产与消费是两个截然分开的经济过程，而不必然是一个连续体。除自愿失业、摩擦失业外，还有其他的需求导向，有无数条需求曲线，没有办法形成唯一的均衡点，无数条交汇点。而一旦生产过剩，就业不足就会导致经济危机。4、以其他要素的长期预期研究某一要素的短期变化，长期是稳定的，但是也依旧是研究短期，短期内变化较小，也可以看作是不变的。5、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三者是均衡的。利率并不是均衡点，它是放弃的动机的补偿。6、经济活动是不肯定的，行为人拥有的知识是不完全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巨大，充分就业需要的条件难以实现。研究“经济人”假设这一前提条件。7、心理动机难以改变，需要政府干预以实现经济有效运转。8、研究整个行业的运转。
宏观与微观的相似之处是很大的，1、虽对长期有不同看法，但主要是研究短期的经济变化。2、都有一定的假设前提条件，要素的运转，预期可以发挥作用。
经济学从古典到边际学派，再到马歇尔的均衡对上述两者的综合，再到凯恩斯对马歇尔的批判，当然也与马克思资本主义制度外的冲突解决机制有明显的差别。
感想：读了这么久的经济学，总算有点感觉了，对经济学也越来越感兴趣，期望能好好地领悟经济学。。。
2015.6.20-2015.8.20
书目：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配第《政治算术》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
休谟《政治经济文选》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对价值的不同理解、发散
重商学派，重农学派、斯密、李嘉图、穆勒、西斯蒙第、马克思，这一脉络走下来，有很多的继承与批判，斯密在批判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很多经济学的概念，发展了经济学理论，开启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此乃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李嘉图则在继承与批判斯密的基础上，完善劳动价值论、分配论、赋税原理，将古典经济学推向了高峰；穆勒则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总结，综合与完善其理论关注各个领域；西斯蒙第则因看到古典经济学家未看到的历史发展，对古典经济学展开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关注消费领域；马克思是在借鉴经济学家的基础上，联系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现实，批判与吸收各经济学家的优势，关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领域，将经济学推向了新的高峰。
我觉得从重商学派到马克思，尤其是古典学派，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价值，也可以说是财富，虽然财富与价值并不等同，但是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是财富的内在本质，而价值更能够将经济学家的关注领域统筹起来，居于核心，并赋予其重要意义。衡量价值的尺度是经济学家的关注点，并产生不同的意见，形成不同的流派，代表不同的阶级，他们积极探求如何能获取价值，提出不同的理论，要求不同的国家政策。
重商学派认为货币是价值的体现，而金银是最好的载体，故而他们极力追求货币，他们认为对外贸易是获得剩余价值的最好形式，他们要求积极地展开贸易，并获得贸易顺差。而获得货币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他国用金银购买本国商品，其二是本国的输出价值大于外国的输入价值，他们必以金银返还。重商学派代表的是商人、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认为货币源于流通，所以他们不关注生产领域，反而关注流通领域。他们所有的观点都是保有货币、增值货币，鼓励殖民地贸易，抵制征收赋税都是如此，但他们混淆了货币与资本。重商学派中，关于劳动价值论，配第是最清晰的，他是重商主义的顶峰，他最早提出了等量劳动，价值相等，并认为不同物品之间具有共同性（也就是价值），剩余价值是地租，工资与地租相对立，将劳动划分为必要部分与剩余部分。并以等价物的形式衡量价值，他认为一个海员等于三个农民，就是如此，并用统计算数予以证明。
重农学派认为货币只是普遍性的价值尺度，商品才是重点，土地生产物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业劳动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资本是积累的价值，所以他们认为农业才是唯一的生产性行业，生产阶级即土地耕种者维持自身的生存外，还提供社会纯产品，维持非生产阶级与非劳动阶级。由此可以看出重农学派并没有将普遍性的劳动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而仅限于农业劳动，他们代表的是地主与贵族的利益，他们将目光放在生产领域上，通过生产获得价值与剩余价值，所以他们反对高关税，鼓励自由贸易，因为它们会妨碍农业利润，价值的积累。重农学派中，杜阁是最顶峰人物，他区分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但是他错误的将商人、匠人作为非生产阶级。他认为商品的交换标准，即平均价格有供给与需求决定，但是并没有认识到商品价值本身对价格的内在作用，而仅仅从具体形态进行了分析。同时他也对剩余价值进行了分析，不过与农业劳动有关。
斯密有时认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有时又认为谷物决定商品的价值，前者是不变的、内在的劳动量衡量的媒介，后者是以变动的、外在的商品交换到的劳动量为尺度，两者并不能完全相等。所以他的衡量标准是变动的，使得他对价值的理解是混淆的。他认为劳动产生价值与剩余价值，而不仅限于农业劳动，斯密混淆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即混淆了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的价值，误以为劳动的价值等于能支配的他人的劳动。他也区分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与重农学派不统，他是以商品的使用时限为标准，不能供日后消费的就是菲、非产生性劳动，由此他对阶级的划分也不同。对资本的构成，他认为有消费、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三个部分组成，但是他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的错误认识，使他对利润与剩余价值的认识也不正确，他认为剩余价值是由利润与地租组成，由此更没有认识到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区别，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不同，这些他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缺陷。不过他认为货币只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商品的流动支配货币的流动，商品是源，货币是流，货币差额是不重要的，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才重要，它代表着剩余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价格，他认为不仅受供给与需求的影响，更受商品价值的影响，即劳动的量的影响，不过他没有认识到社会必要劳动的本质意义，且对价值与价格的区分也不明确。他区分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等，但是由于他混淆了价值，使得他对这些的理解都不透彻。斯密关注生产领域，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倡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但是政府要提供必要的、有限的功能，征收赋税是必要的，但是要以普遍大众和特殊人群进行区分来支付不同的赋税。
李嘉图明确的表示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事劳动的相对量，而不是斯密认为的支配他人的活劳动。李嘉图对价值有更深的认识，他认识到物化劳动对价值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同样混淆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他批判斯密的错误，但是他一方面没有弄清斯密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而采用供给决定价值的规律，没有认识到劳动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他也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没有认识到价值是质的同一性，价值以抽象劳动为基础，使用价值是以具体劳动为基础，具有特殊性。他还混淆了交换价值与价值，只强调相对价值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价值实体本身的重要性，而且忽略了价值形态的重要性，导致他没有了解货币的职能与重要性。当然他认识到了商品价值由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与价值增值构成，但他并没有相应的区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而只是以整个劳动日来衡量，这使他忽略了延长工作日对工人的剥削，并认为工人的穷苦是暂时的现象，以至于他对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利润、工资的研究都是不透彻的。所以他也混淆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不明白价格对价值的背离。他也区分了固定资本了流动资本，但是混淆了他们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关系，也就没法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明白剩余价值不等于利润。总体上，他对劳动二重性的忽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他继承与发展斯密的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他对价值的价值的理解是做好的，它既关注生产领域，也关注分配领域，但是它代表的也是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没有看到它的灭亡，只看到了生产的扩大，而没有看到有购买能力的人民的缩小，只看到了生产与流通的统一，而没有看到他们的矛盾，更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资本注意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西斯蒙第就是由此对他展开批评。
西斯蒙第对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与李嘉图相同，但是它的重点并不是增加价值与剩余价值，而是商品的消费。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财富积累的手段，享受才是积累财富的目的。国民享受的增加才是价值、财富的增加，他认为生产、收入、消费是一个循环体系，前者必须转化为后者，否则就无法支持下一步的运转，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他认为生产应该适应消费，使财富与人口、生产与消费保持正确的比例。他是从伦理的角度考察经济学，关注公共利益，将消费作为重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手段代替目的，为生产而生产，这些都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困境，这是之前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认识到的。但是他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角度批评资本主义大生产，即以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形式代替其发达形式，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并没有分析清楚矛盾的起源与本质，导致他只能寄希望于西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繁荣与发展来解决问题。
马克思的思想就不需要在赘言，并且都体现在对前面的经济学家的分析之中。价值这个核心概念就将这些经济学家勾连起来，得以对比他们。
感想：将经济学连接起来和社会学不一样，不是以人物为划分，所以要寻找主题，将他们联系起来。还有就是刚开始读经济学，是一个重新积累的过程，和读社会学是一样的，所以现在还没有后期读社会学的融会的感觉，但是不断积累，这个过程肯定会到来。
2015年5.16-6.22
吉登斯：《国家的构成》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批判社会学》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瑞泽尔：《当代社会学及其古典根源》
《经济思想史》（在读）
社会学与现代性]
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就是沿着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而发展变化，现代行为社会学的发展铺设了研究背景，确定了研究语境，现代性促使剧烈的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社会断裂，凸显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学作为从政治学中分野的学科，它到底应该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研究路径与研究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些都困扰着古典的社会学家。他们依然保持着政治学家对人的关注，但是他们关心的是人，但不是人的本质，善还是恶，而是人所处的场域、结构以及它们对人的作用，研究处于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中的人是其两大主题，同时也从人的行动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社会学本身是源于传统社会的不断瓦解与现代社会的不断形成与巩固的时期，所以他们建立的都不是确定的、固定的知识，而是可以不断补充完善的知识，构建与现代性发展的知识是不断地得到反思性思考的知识，解构与建构时刻不停地进行，它是一种实践的知识。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家经过仔细地观察，剖析社会现象，剥离社会现象的表层，探索社会现象的实质，探索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真相，经济问题、失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范畴，同时也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其中，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看待，这就是社会学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这与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家紧密相关。社会学质疑我们的习以为常，发现背后的不平等、权力、能动性等等，通过透析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此真正的认识社会，并努力改造社会。
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学科，其历史性表现为它分为古典、当代、晚期现代，与现代性的发展相契合，不同阶段的社会学具有不同的特点，具有发展性与创新性。其现实性体现在研究现今社会。古典社会学家不只是研究本时代的社会现象，同时还力求开创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概念，方法论与理论，解释图景，研究的领域，以确立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为之后的研究构建研究模型与路径。这些都是因为现代性的剧烈变迁导致古典社会学家力图以一种新的方法解释它们，理解现代性。
自孔德确立社会学的概念，并构建科学的图示，明确社会学的学科位置，就已经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分离开来，学科定位也强调了源于现代性的社会学的不同。而斯宾塞则将社会学进行分类，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正是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的研究路径。最具有现代性特征和开创性的是滕尼斯和涂尔干，滕尼斯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的不同，社会关系的差异，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纳入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此乃对现代性的直接描述。而涂尔干则对滕尼斯进行了回应，展开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同时他还将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即现代性的剧烈断裂称为“失范”的社会，而处在这其中不能很好地适应，规范自己的行为的人就是“失范”的人，他提倡研究社会事实，以此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开创实证主义方法论，客观事实和客观的研究维度，强调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整体的社会观，社会作用于个人。而韦伯则完全与涂尔干不同，他认为社会学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事实，而应该从人文性的角度研究人的行动，基本的分析单位应该是社会行动，提倡微观和主观的研究维度，“解释的理解”，他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并且建构理想类型以描述分析。他对现代性的理解是现代社会导致科层制的发展，目的理性的极度发展会导致现代社会中的人陷入理性化的“牢笼”，而人又无法摆脱这种困境。马克思则与他们都不同，他是批判性的社会学家，他对现代性的看法是“异化”，资本主义社会是“异化”的社会，其中的人是“异化”的人，人的本质被扭曲，人不是自由的劳动，而是被剥削、被奴役，所以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向，即“异化”的社会导致阶级冲突严重，无产阶级必须站起来反抗，由此摆脱“异化”。齐美尔也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关注行动者，而且更加关注具体微观的人，他不是要建构宏大的社会变迁的理论，而是要开创微观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说它联结了古典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为后面的社会学家研究开阔了空间。
当代社会学是在现代社会凸显出现代性的后果，对人造成的破坏作用等，对个人产生的具体影响。这其中既有整合理论、也有其他的创新性的研究。对古典理论进行总结的是帕森斯，他以功能理论将它们勾连起来，试图以系统、功能将各因素综合起来，但它更多的是强调正功能，对系统的维护作用，他只看到了现代性的正面效应，而这正是其他的人对他的批评，认为他没有冲突等等。默顿对他进行了修正，提出负功能、越轨、失序等概念，同时以中层理论来将他宏大的社会理论与具体的微观现象进行联接，从而更有助于研究社会，认识社会，更注重是实证的研究。除了功能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整合，还有一些对古典理论家并未涉及的领域进行研究，在这里面，冲突理论尤其对功能理论进行批判，而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则则承接齐美尔的研究，开始对微观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现代性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只注重宏观的、具有正功能社会现象。
当代社会学的发展，已经展开了整个的现代性的整个画卷，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社会变迁的效果开始显现，资本主义不再只是追求一次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工业化也向其他的产业进行扩张，同时军事战争的破坏性也深深的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与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所以古典社会学家更多的是静态的眼光观察社会变迁，而晚期现代则是以动态的视角观察社会变迁，他们将互构的观念践行到对现代性的理解当中。
在古典、当代社会学中，主观与客观、能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对立是社会学摆脱不掉的研究维度，而布迪厄则提倡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弥合理论与方法，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等的二元对立，主观客观化、客观主观化，形塑一种生成性的结构主义。并对象化对象化，以此反思我们的研究，以及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福柯则是要颠覆我们的认识，解构主题，认为知识制造了人，他要求以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考古学、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将权力分析与知识分析联结在一起。并且发现现代性就是规训的时代，塑造标准人，规范主体化，他解构一切都是为了说明社会监狱化，个人被社会规范内化，认识不到自身被监视，他希望能够解放主体，寻求生存美学。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看作是原来平行发展的系统与生活世界，因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公共领域不复存在，晚期现代社会合法化的危机，这一切都源于目的理性的发展，带来现代性的巨大灾难。哈贝马斯认为摆脱这种困境需要构建交往行为，通过对话与沟通促进相互理解，系统目的理性化，生活世界交往理性化，互不侵入。吉登斯对晚期现代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整合，他认为古典理论家都只是谈到了现代性的一个维度，他认为现代性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军事暴力。此四者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时空分离、脱域、全球化也使得危机遍及每一个人，但他认为个人的能动性会发挥积极地作用，各种社会运动会有助于解决这类问题。他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他看到结构的能动作用，而其他的理论家都只看到结构的制约作用。开创二重性的概念，将二元对立相互联系，互构，也将布迪厄、福柯、哈贝马斯的理论整合到他的结构化理论中。
社会学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现代性在古典时期导致的是研究范式的开创，现代及晚期现代则是对其整合、创新、重塑的过程。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的维度都与现代性的实践与知识息息相关。
感想：社会学这门学科给了我很多快乐、很多忧伤。在读经济学时，方能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学对自己的影响，根深蒂固，造成阅读经济学相当不适应，但是还是要尽快的调整，适应经济学。。。
2015.4.10-2015.5.15
福柯：《知识考古学》
《词与物》
《疯癫与文明》
《规训与惩罚》
《性检验史》
《临床医学的诞生》
德勒兹：《福柯 褶子》
读书报告
知识、权力、伦理与人
如果说很多社会科学家是在建构人的话，那么福柯正好相反，他是要打破我们的认知，我们已经有的共识，他是要解构，他研究的都是那些很偏僻的领域，临床医学、疯人、精神病院、监狱等，就是为了将我们引入一个从未被探讨的领域，观念史、风化史的研究，他对这些的关注都源于他对现实中的人的忧虑，她要解构主体，他从三个角度对人进行了探讨，知识制造人，权力作用于人，伦理解放人。他认为知识才是世界的中心，而不是人，知识型是不同科学间的关系，是词与物的知识空间，描述的是断裂的历史。以往的研究都是连续的，以思想史作为研究方式，找到主体的意识，19世纪的主题就是挽救主体，反对偏离，展开全面历史的研究，追求合理性。而福柯认为断裂才使主题，解构主题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福柯以考古学为其研究方法，考古学研究断裂，分析不同序列的关系，讨论不连续性，断裂造成知识型的变化，从文艺复兴到现在，西方经历了两次断裂，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分别从从相似性原则到统一和差异原则，最后是有机原则，由此对知识型进行了重塑，知识型是历史的，用以分析社会的深层结构，不同时期不同，他通过分析某些尚未被研究的领域来研究知识型，通过话语分析，陈述地描述，福柯将知识进行了整理，以知识考古学进行的探讨，不断比较，在理性与非理性，词与物，结构与历史中发现话语实践，知识的形塑作用，词与物的统一、分裂、统一、分裂，人从不存在到存在，最后消失，都是西方知识排列变化的结构，但是知识空间是危险的中介，具有不稳定性，她会冲击着主体，消解主体。现代社会是分裂的社会，二元对立，相互消解，一直被期望的人文科学并没有消除甚至是减少这种影响。他推翻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理论建构，从最根本的问题“人并非主体”入手开始质疑，质疑人的地位，解构了我们固有的范式，知识型，重新思考秩序，思考人本身。
考古学贯穿了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主体必须置于知识中，考古学就是对科学史、知识论的改造，取消真理问题（科学与非科学），起源问题（科学与前科学），从而获得了知识与科学的全新认识，而这两个问题最终是主体问题，根本目的是取消主体。谱系学是考古学的发展，引入了权力分析，将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知识与权力是一个相互连带的关系，权力制造着知识，知识无处不体现着权力，知识即权力。权力通过知识使其得以合法化，权力——身体——知识三者作用在一起，权力塑造知识，也塑造着人。现代人是权利与知识奴役下的产物，根源在于现代社会将人的认识实践化，伦理化，西方文明鼓吹的自由、平等对人进行着各种形塑，由此展开了对知识的批判，对知识背后权力的批判。
他对权力的研究主要是在于对现代人的发展研究中，区分、规训、个体化，疯癫与理性的对立中，他展示了区分，他将疯癫作一种考古学的研究，考察知识权力下的个体，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不正常的，没有绝对正常的人，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居于疯人院中，有一些并非疯人，但是被关进疯人院，而一些疯人却处于社会之中，未被关进去。他试图说明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现象，其实是权力阶层的一种共谋行为，文明的产物。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定义为疯人，是人为现象，一部分人基于各种因素，通过权力作用于人，表现在知识上，构成区分标准，理性对非理性进行压制，排斥非理性、疯癫，形成我们群体与他们群体，权力、知识发挥作用，疯人被送离共同体，不被接纳，理性与非理性，疯癫与文明间的对话空间破裂，再也没有共同语言，被资产阶级制定的理性大行其肆，不论是被界定为非理性，予以排斥，实行隔离，还是在精神病院中对其规训，使其劳作，为民族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对其矫正，使其驯服，使之成为一个标准的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利用权力制造的知识、规范，疯人院的生活成为疯癫的核心，成了象征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的一个缩影，一切疯癫都是文明的产物。
规训是区分的下一步，新的权力话语被运用，从最开始的惩罚肉体，到后来的被操纵的灵魂，最后是被训练的肉体，规训手段从层级化监视，到制度化裁决，最后是检查。权力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赤裸裸的展现，而是隐藏起来，但他从未消失，而是位于知识背后，社会越文明，越制度化，就越名正言顺的实践，各类考试就是明证，权力通过知识合法化，权力——身体——知识联系在一起，最先作用与肉体，身体，然后通过知识作用于灵魂，间接作用于身体。规训具有社会功能，使其训练成有用的身体，以维护社会的秩序，而现代社会是全景敞视，使规训达到了极致，规训不再仅仅是身体，还有各种知识关系，权力关系，权力网络化，将整个社会都笼罩其中，使监狱成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社会监狱化。
最后是主体化的过程，他在性史中讨论的主题道德，关注自我，追求生存美学，通过身体将权力与伦理联系起来，从权力到伦理学，他希望寻求一种自我的解放。主体化是指主体标准支配现代人自我意识的组织的过程，在生存美学和自我关注下，一些训诫就被提出来了，规定了自我关注的样式，个体将不断地内化，而生存美学就是要反主体化，主张回到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上。
他的理论由此丰满，知识、权力、伦理构成了他的三个支柱，知识制造主体，权力形塑主体，伦理解放主体，展现的是一个知识、话语、权力、伦理交织的网络。福柯分析的是有关人的各种质疑，以及各种质疑的推理实践，考古学的分析使得分析各种形式的质疑成为可能，而谱系学则是使得分析各种质疑形式及变化在实践中如何成为可能。而要分析知识的进步，需要探寻表达知识的推理实践，即词与物，其中，对生命、语言、和劳动的质疑服从于“认识的”规则；要分析权力的各种表现，即监狱和疯人院，就必须追问表现权力的各种关系，和合理的手段。从社会和医疗实践出发形成对疯癫的质疑，规定了“规范化”的形式；要分析主体，就须探寻个体根据哪些自我关系的形态和样式被认可为主体的，即对自我的关注，从某些惩罚实践出发，对我们犯罪的质疑中，展示生存美学的作用。由此达到积极的自由，达到一种风格化的生活态度。
感想：保持昂扬的精神，简单
3月读书报告
布迪厄：
《男性统治》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单身者舞会》
《再生产》
《继承人》
《国家精英》
《实践感》
《反思社会学》
《艺术的法则》
《言语意味着什么》
福柯：《疯癫与文明》（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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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的反思 布迪厄对现代性的思考，与他自己的个人实践有很大的联系，他在高等教育体系里接受了正规的理论训练，之后他又到阿尔及利亚等地展开了人类学研究，导致他对很多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见解，他对社会科学不再仅仅是从宏大的理论展开进行研究问题，反而从实践的原则进行研究，实用主义大受欢迎，尤其是它与常识联系在一起，嵌入制度中，体现在社会组织中，表现在行动者的思想中，预先建构无处不在，我们时常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问题，思考的都是之前社会学家思考的问题，并且是从他们的理论、方法，视角进行思考。布迪厄认为我们需要反思，巨人的肩膀也是构建的，理论大厦还有很多的预设，而一旦我们接受这些理论大厦的构建，就会对很多问题熟视无睹，认可已被建构的结构，这就要求全面、自我质疑，将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即对象化的对象化，打破以构建的理论大厦，对理论视角、实践视角进行理论反思，反思性的理解其实是他对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对立统一、相互渗透的逻辑的一部分，当然这项工作不是一个社会学家的任务，而是所有的社科学者以集体性的事业进行回应。
布迪厄的反思性表现在他对二元对立的认识上，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二元对立，最典型的是韦伯与涂尔干的二元对立，涂尔干是客观主义的最典型的代表，实证主义。而韦伯则是主观主义的代表，解释的理解。之后的很多社会学家就是沿着他们建构的理论用来研究社会现象，并且造成这理论解释的截然对立，也导致社会现象截然对立。而布迪厄就试图打破二者的对立，还有物质分析与符号分析的二元对立，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对立，形成一元论的理论框架，将所谓的二元对立置于关系系统之中，从而从对立同一中理解，这有点类似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也类似于辩证法，他要建构的是实践原则下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整体性的理解”，从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双重角度进行分析，即生成性结构主义。他的关系系统中，主观主义是次级客观性，客观主义是初级客观性，客观主义是从社会物理学的角度分析，结构代替人，人只是机械的执行，物质资本分配。主观主义是从社会现象学的角度分析，关注建构能力，忽略了结构的作用，对应的是符号范式。布迪厄构建的是实践理论，即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先建构社会空间结构，再引入行动者，形成网络、惯习与性情倾向，但是客观主义优于主观主义。
唯理论者和唯方法论者，唯理论者的集大成者是帕森斯，但是只是概念的整合，其后对他进行修正的是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但只是为理论而理论，空洞的理论。唯方法论的典型是扎拉斯菲尔德，构建模型，获得标准化答案，为方法而方法，而没有将方法作为分析理论的一部分而予以提炼，方法的使用与方法的反思没有结合。布迪厄提倡的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科学，关系系统中的对立统一也体现在方法论上，既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也不是整体主义，而是关系场域中形成的一种实践原则，既包括细节，也考量整体；既有行动者也有结构。布迪厄研究的是关系系统，构建社会空间结构，分析客观的社会关系，包含哪些社会关系，形塑在社会关系中的力量线，权力关系。他的二元超越还有历史与现实的对立，即所谓的历史性生成性。
而布迪厄的概念其实也是从关系系统中衍生出来的，场域与惯习也体现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结合，场域是网络，结构，而惯习是积淀在个人身上的历史关系，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惯习与场域的相互作用即关系系统的相互作用，社会科学的对象即历史性的行动在身体和事物中的两种实现方式，即惯习与场域的关系。
而布迪厄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其实和哈贝马斯类似，即合法化问题。哈贝马斯关注的是合法化的危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不协调，导致了生活世界的坍塌，工具理性大行其是，最后导致认同危机，哈贝马斯通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交往行为理论，重塑生活世界，解决认同危机，从而解决合法化危机。而布迪厄则认为合法性需要不断地得到稳固与强化，否则也会导致危机，尤其体现为再生产的合法性。在社会中，优势资源或资本的获得者就构成权力，权力场域是元场域（包含经济、文化、社会、符号等资本），资本在特定场域才能发挥作用，不同资本在权力场域的兑换率不同，数量与结构决定了其在权力场域的位置，支配着与被支配者，行动者行动者的目的就在于维持或改变其位置。在关系系统中，对立表现在处于场域中不同位置的人利益不同，不同于总体利益，作为各力量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场域中特定位置的占有者因不同的惯习采取相应的策略，惯习与场域、位置有关，从而形成各种关系。表现为不同种类资本的斗争，形成不平等，支配关系，同时不同资本间对合法资本或权力的界定也会导致争斗，贬低对手，赞扬自己。而同一表现在权力的再生产，即巩固不平等，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为了使权力的再生产合法化，得到被支配者的认同，权力的再生产采取隐蔽的形式，以表面的平等遮掩实际的权力关系，权利拥有者采取再生产的策略，消除初始位置与最终位置的对应关系，他们继承所得的资本结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习性，转换成文化资本，通过学校的机构转化成其他资本，从而完成权力的继承，支配者习性的一致，促使他们与被支配者形成间隔，并使再生产合法化，社会空间的构成性差异永存。整个现代化的发展，促使霸权、支配必须得到认同，权力关系必须合法化，象征暴力不断蔓延，因为更温和，“理性化”机制也越来越有效，所以合法化所需要付出的社会能量增加，合法化的风险增加，表象不可或缺，权力的斗争与合法性、认同的需要，使得普遍性概念（自由、平等）得到推进。
总结的时候本来想从布迪厄个人总结的，即关系系统，后来又想到合法性，就觉得可以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对比，最后联系到他的场域与惯习，就将整个的放在现代性的场域中对比，对比古典四大家，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吉登斯的现代性，福柯的监禁、权力等等都可以联系。
另外读布迪厄分析艺术，福柯的疯癫是很好玩的事。
1月读书报告
曹卫东： 《曹卫东讲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合法化危机》
《交往行为理论》（一、二）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形而上学思想》
哈贝马斯一直被称为后现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自己并不承认自己属于后现代的人物。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完成的设计，他一直思考的都是现代社会中的问题，经典作家所思考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化是怎样实现的，社会秩序是如何实现的等问题，他也进行了探讨，并与韦伯、马克思展开对话。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用来阐释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工具，并且就未来社会的状况进行了抽象性的预测，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做出的解释框架与预测，在马克思以后有很多作家对其理论进行过批判，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不适合进行解释社会中的问题，尤其是有些问题已经不再是现代社会的问题，而是后现代的问题，哈贝马斯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具有解释力的，只是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重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类的历史的理论，它有适用的领域，它适用于解释社会运动与阶级冲突。因为其自身的传统中是存在问题与局限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想成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社会进化理论和达到它原来确定的目标，就必须重建。而为什么他一直强调可以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因为在19世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被认为是当时最科学的理论，任何文明化的历程都可以看成是有机系统的发展，解释的框架是人类的自然进化，自然而然合理化主题也就纳入了社会进化的理论，用以解释社会合理化。而为了避免将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过程相混淆，必须把总体概念分解成交往行动与合理性行动。而通过合理化研究现代化的过程，也可以对比马克思、韦伯通过合理化的过程对现代化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合理化是技术合理化和组织合理化的过程，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工具的不断升级，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下也在不断的进步，从此体现出社会合理化的发展与进程。并由此可以展开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系列的思考。而韦伯关于社会合理化的认识就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也正是在这些亚系统中，西方理性主义才具有社会意义。韦伯对社会合理化有另一番的见解，他认为社会合理化是现代化进程的表现，确切的说是西方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是普遍化的过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范围将会出现这种理性主义的过程。而韦伯之所以将现代化描述为社会合理化，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企业遵循的是合理的经济行为，国家机关遵循的是合理的管理行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遵循的是理性的计算，这些都是目的理性行为。韦伯在此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在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中需要解释的不是经济行为的目的理性化，而是其制度化。合理化过程在韦伯的解释框架中发挥的是示范作用，它所带来的是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蔓延。在韦伯的四种理性化类型，韦伯据此认为理性化是一种目的理性化，目的理性的强势发展，手段、目的等一切方面的“可计算性性”，使得价值理性逐渐丧失其领地，正因为价值理性的式微，形式理性（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合）打败了实践理性（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韦伯认为形式理性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合理性的困境，即合理性的“牢笼”。
而哈贝马斯所探讨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否仅是一种合理化过程，哈贝马斯对合理性的定义也不同于韦伯所解释的，他认为合理性是指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一种素质，经过论证的断言和行之有效的行为是合理化的标志。韦伯使用的是一种复杂的实践合理性概念，其出发点在于把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协同起来，而另一方面，韦伯仅仅从目的理性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合理性，没有把它用于研究文化系统的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运用到制度层面上。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理论结构存在错误，行为理论概念在结构上的不足，阻碍了其从其他的角度研究合理化，而这个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需要使用交往行为的基本概念进一步考察。交往行为是指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追求的是以言行事的目的，达成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主体间相互间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认可基础上的。这就不同于韦伯的“自上而下”的视角，而是以一种主体间性的角度衡量沟通的双方，交往行为对应的是生活世界，而其他的行为（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性为）只是交往行为的一个方面，对应的是生活世界的某些方面，他们都是间接沟通的临界状态，都具有某些方面的片面性。交往行为模式是一种全面沟通的媒介，而交往行为与生活世界发生联系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反思的方式，这与其他三种行为有所不同，言语者把三个世界聚成一个系统，并把这个系统一同设定为一个可用于达成沟通的解释框架，交往行为提出了有效性要求，而获得专业化的知识的生产，并取代传统知识主宰的互动的功能，从而导致一种日常生活实践的合理化，亦即导致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并且还会出现一种由私人组成的政治公共领域，进而改变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前提，从交往行为看，合理化表现为生活世界的结构转型，表现为一种知识系统的分化对日常交往的影响过程。既包括文化再生产形式，也包括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的形式，也正是因为有了交往行为概念，社会合理化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矛盾，矛盾双方分别是日常行为的合理化与目的行为亚系统不断增长的复杂性，而日常交往的合理性和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是联系在一起的。系统与生活世界复杂性的不断增长，就会产生各种危机，发生系统与社会危机。哈贝马斯由此就展开了他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探讨，当然也与他之前很多的关心产生联系，将其与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都联系起来。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是合法化危机，但是又不仅仅只是合法化危机，还有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与动机危机，整体而言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危机表现为经济控制问题，通过把利益转移到控制层面，系统危机就获得了一种客观性，从而具有从目的理性行为中产生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其实在彻底分化的世界观层面上，共识的需求越来越依赖于一种动机合理，否则就会导致合法性危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关系重新政治化了，那就更需要合法化，而合法化的过程又诱发了普遍的动机，即不同的大众忠诚，但也避免了群众的参与，公共领域中的公民失去了他们的权利，公共领域不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剥夺了公共领域的原有基础，但是却并未赋予它新的基础，公共领域失去了沟通的中介作用，而这正是缺失了价值理性的扭曲的生活世界所必然面临的。合理性越来越得到满足，合法性就越来越不足，哈贝马斯认为要使合法性得到满足，就要求动机是合理的，应该使政治少干预经济，避免所谓的殖民式干预，使公民走出私人领域，参与到对话中，重新构建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并不认为现代性仅仅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而是将上面所提到的交往行为，生活世界的构建看做其主要的领域，并且改造韦伯的合理化过程与理性的“牢笼”，积极地构建公共领域，赋予现代社会以合法性，当然包括动机合理，从而对现代社会展开新的解释，以交往理性与沟通理性重建对社会的理解。
感想：读哈贝马斯的书很痛苦，有时觉得很明白，有时又觉得不明白，一直在这种感觉中煎熬。。。
11.21——12.26读书报告
书目：
韦伯 ——法律社会学
齐美尔——时尚的哲学
齐美尔——形式社会学
齐美尔——货币哲学
报告
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的是形式社会学，他研究的也是同一个主题，即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但是他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在于其他人研究的多是社会的实质，即具体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社会的运行等等。但是凄美而认为社会现象的形式更值得研究，他打破了常人的思路，转而认为社会的实质内容是千变万化的，但是社会现象的形式则是稳定的，所有的现象都可以以研究形式为手段，研究一种形式便足以理解很多社会现象，而一种社会现象又有很多种形式可以研究。形式制约并决定着内容，而这一点，我觉得类似于结构论，形式就是一种结构，以结构来形塑社会内容，而这种形塑是通过外在的客观性研究，通过体悟认识社会的。
他研究的是社会化的过程，即它是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在观察社会，理解社会。社会化过程必然涉及到人，人才是社会化的主体，而齐美尔研究的是社会群体。这既发生在小的群体里，也发生在大的社会群体里，甚至是社会群体之间。不论是社会群体的斗争，还是社会群体的交错，社会群体的扩大与个性化的发展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在研究。其他的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韦伯、马克思也都研究了社会群体。
涂尔干讲社会群体是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对立中引申而言的，就他而言，社会是一个统一体、整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室友关联的，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体是个体的有机结合，整体大于个体简单之和。这就构成了社会整体观与社会有机论的基础。社会有机论则在于社会与个体能够有机结合，但社会与个体之间又存在对立，如何才能让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涂尔干试图通过职业团体构成一个桥梁，使二者成为一个统一体，从而解决二者的对立，并且能够有效的达成以社会群体为中坚力量的社会，是社会从原始走向现代。
韦伯谈论的是团体，经济团体、政治团体等等。这些团体又分为共同体与结合体，分别由情感或传统为基础构成，和由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为基础构成。这又牵涉到理性化与社会行动的问题。他的团体都是按照社会的类型分类，先是通过宗教类型进行分类，比如说儒教区、新教区。又通过政治、法律、经济对其进行划分，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交叉影响，但其主线仍然是经济，以及讨论文化（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整体而言，韦伯的社会群体研究，在于他所处的时代，研究原始到现代的流变。他发现其发展是从团体到个人，原始社会是巫术型社会，那时的人们因为生存的需要，也因为意义的需要而结合到一起，而这种共同体式的团体又通过仪式等得到不断的增强，这种相互作用不断的相互加强，相互促进。现代社会通过祛魅而使得意义社会丧失，共同体式的团体朝向个人发展，个人越来越占据社会的空间，而其中发展到极致的是拜金主义，所以韦伯才称现代社会乃是理性的牢笼，理性发展到极致，使人丧失了生活的意义，个人盲目的徘徊在社会之外，目的乃是个人计算的准则，在资本主义时期个体化、理性化达到了极致，发展成为个体主义，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个体主义绝不是终点，韦伯并不想被围困在社会的牢笼之中，他希望个人能够重建意义的世界，同时也能将个人凝聚起来，重新以团体的形式处于社会之中。
而马克思则是以阶级的角度来阐释类似的想法，他虽然将社会分成了5个阶段，但是他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时期，研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群体的斗争，他也研究群体中的经济，但是不同于韦伯，韦伯以相互作用的关联，来研究不同的团体。他是研究两大对立阶级纯粹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其资本论就是典型的表明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剥削无产者（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还只是单个的贫困的穷人），他们是如何压榨他们的劳动力，获取剩余价值，虽然剩余价值来源于生产领域，但是其剥削、压迫却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无产者是如此的贫困潦倒、如此的一无所有，以至于他们除了压榨他们自身以外别无他法，然而当他们竭尽压榨自身都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时，即当他们通过纯经济的手段没有办法改善自身的时候，无产者就会开始寻求非经济手段，例如政治与军事手段，他们会形成工会联合在一起，最终形成阶级，这个时候两大群体也就产生了。整个社会此时不仅仅限于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社会斗争也随之出现，虽然到处都存在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也并不是没有好处的，作为弱势群体的无产阶级将会站起来，积极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改变自身的状况，而且通过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将会朝向合理化、人性的方向发展，并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是，不再有斗争，不再有阶级，社会以一个整体式的群体存在，类似于原始社会，但是又不同与原始社会，他是早已超越原始社会的共同体式的社会，是一种“扬弃”。
而齐美尔对群体的理解，则体现在齐美尔对形式，即结构的研究，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群体化与个体化并存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对此，涂尔干认为人与人的斗争不可避免，而要摆脱这种形势必然要进行社会分工，但是分工又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个人主义等，涂尔干的解决方法是通过职业团体解决这个问题。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化使得个性获得自由，扩大了个人行为的活动空间和行动的到无限的发展，而社会的群体化则使个人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也使得劳动分工结构之上的专门化与个体化产生的各种群体不断的交融。个人既是统一体也是复合体（相互交叉影响而形成的个体），这类似于涂尔干，但在涂尔干那里是两者的对立，齐美尔这里只有分化，还不存在对立。齐美尔认为群体化的过程就会使得群体中的个体化不断的拉平化，即取消个性。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人是孤独的，故而他希望通过社会群体的扩大调试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但是群体的扩大，联系就会变得稀薄，使得在人面前一切都是客观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客观的，个性被抹平，人依赖于特定的群体，但不依赖于特定的人，任何人都是可以替代的，只有群体是不能替代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被彻底的斩断了，个人是原子化的，没有了难以割舍的持久联系，质的个人即单个人越来越不重要，量的个人不断取得胜利，多数原则就是典型。现代社会是五光十色的，客观文化盛行，但是个人却是没有颜色，没有个性的，而群体正在此时体现它的价值。
感想：
1、这个月看书的时候还没有很多的感觉，但是写报告的时候本来是想写他的形式社会学或者是货币哲学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就写到了社会群体，然后就转念一想，就想到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他们也写过类似的，就开始写他们对群体的认识了。
2、还有就是这个月的《本硕论坛》对我的启发很大，给了我很多的思考空间，虽然有些只是很零碎的东西，但是可能以后会在有启发吧。
3、读书趣事不只是读起来很好玩，黄盼的八本书也在不断的激励我。
10月读书报告
马克思：全集第八卷、第四卷节选
《反对林论》
《自然辩证法》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与历史》
《经济与社会团体》
《支配社会学》
政治、经济关系与现代社会主义
恩格斯通过反驳杜林的观点阐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杜林将整个生产过程分为生产与分配，生产又包括生产与交换，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是并列的，分配不是由生产产生的，而是纯粹的意志活动来决定的。杜林并不认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消费不足导致了危机，然而消费不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此之前并没有造成危机，而且如此严重的危机也只是在近100年才出现。人们的消费不足是建立在剥削制度上的，但只有生产过剩才能造成危机，消费不足既不能说明过去为什么没有危机，也不能说明现在为什么有危机。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产品分配是经济过程中重要的三个元素。随着分配上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为抵御外敌而发展成国家，从此也具有使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与统治条件。可分配不仅仅是生产与交换的消极产物；它反过来影响生产与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所以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但是旧有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越是活跃，分配就越快达到它的界限，并超过它而发生冲突。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批判封建的生产方式与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他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替代，然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加以肯定，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先否定封建制度的因素反过来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为生产本身的桎梏，分配造成了阶级的对立。但杜林认为对于现存分配制度的差别与原因，乃是社会的暴力或者道德与法。政治关系是社会基本关系，经济关系只是政治关系的从属或结果，他将现存的所有制解说成是暴力所有制，经济现象由政治原因解释。对物的经济统治是以对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统治为前提的。奴役表现为由暴力统治所指挥的雇佣劳动，人对人的间接依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只能由直接依附（暴力或政治原因）来解释说明。对物的统治是好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对人的统治，即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是坏的，必须被废除。但是即使是暴力，也要求具备实现暴力的手段，而这些工具是生产出来的，所以暴力依然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即以经济力量、物质条件为基础，由此即使以杜林所说的，分配方式却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如果分配方式是必须被废除的，那么生产方式也必然要做出改变。并且即使我们排除各种暴力的作用，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随着生产与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分化为对立的两个阶级，必然出现压迫与统治，也因此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无政府状态，这说明暴力等等皆源于经济因素，一切政治权利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并且人类的发展也说明了这点，人刚脱离自然界，那时人们是平等的，在这种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必然有一些共同的利益，但是这不能让所有人全都负责，必然有某些个人负责，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权利，这就是国家权力的雏形，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相互抵触的利益，冲突不断，并越演越烈，作为协调的公共机构越来越不可或缺，所以政治功能到处都是以执行社会职能作为前提，并以经济作为铺垫。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对物质资料的需求与日俱增，劳动力具有了价值，奴隶制形成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即是一例。所以不是暴力支配经济，相反是暴力被迫服务于经济诉求。私有财产也不是由暴力掠夺而来，而是由于生产与交换关系发生了变化，是为了促进生产与交换。
现代社会主义
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与封建制度不相容的，当某一个阶级利用自然与社会规律服务于该阶级，生产力就会不断提高，但以前与该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现在正桎梏该生产力。中世纪，社会生产力已经突破封建制度的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相应的生产力，社会政治制度尚未变革成功，与先进的生产不相适应。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是正如封建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的发展，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这种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利用方式，并产生了严重的阻碍，在经济领域要求自由平等的地位，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形成对立的桎梏，阻碍其发展。特权与不平等盛行，而当经济领域自由平等要求摆脱政治领域的阻碍时，其波及范围必然极大，并促使政治领域，生产方式等发生变革。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冲突不可避免，现代社会主义正是这种冲突的反应。以往所有的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都是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产物，即都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每一个时期的法律、宗教等上层建筑都由它来说明。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构想的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而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互斗争的产物，是他们相互斗争的历史的经济的过程，以往的社会主义只是单纯的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并没有说明这种生产方式，因而也就无法找到解决的手段，它只能简单地将其破坏。而现代社会主义则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与其必然性，也就说明了其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质，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更明确了其剥削与灭亡的基础。而无产阶级也利用资产阶级用以对付封建制度的平等观念来要求其生存空间，并反对资产阶级，力图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当自发的社会分工成为生产的基本形式，产品也就具有了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交换，即买与卖，是的个体的生产者能够满足自己各式各样的的需求。在整个社会无计划的生产旁，出现了个体有计划地生产，有计划的生产更有力量，击败个体生产，并能够作为一种新的形式存在。以前商品是属于劳动者的，即以劳动为其基础。但现在劳动不再属于他们，社会化的生产成果不归使用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人所有，而是归提供生产资料的人、即资本家所有。两者的对立依然包含了现代一切冲突的萌芽。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必然会得以鲜明的表现，即外在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影响到了个别商品生产者通过产品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社会，使得他们丧失了对他们社会关系的控制，一切都变得具有偶然性。商品生产的规律不经过生产者并同生产者相对立下，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规律而自行运转，商品支配了生产者。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的生产规律越来越公开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生产者日益变为孤立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用来加剧无政府状态的正是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即个体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与具有组织性。个别生产的社会化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鲜明对立，并产生矛盾。而机器原本用来改善生产者的劳动状态，但是反过来却成为资本家对来对付劳动者最有利的工具，他不断地夺走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直到将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被奴役的工具为止，并使工人阶级的全部时间都变可以随时用来增值资本的劳动时间，一部分工人的过度劳动以另一部分工人的失业为前提。市场的扩张受到较弱的规律支配，市场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不可避免，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并越来越剧烈。商品不流通，货币成了流通的障碍，商品的生产与商品的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了，生产方式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反对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不首先变为资本，即剥削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工具，就没有办法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横亘在人与生产资料之间，阻碍着他们的结合。而这一方面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能力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力迫切要求摆脱这种生产方式的桎梏，而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现代的生产力，资本家的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干薪的职员负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被消除，反而被推到了顶点，到达了顶点，其发展必然是要发生变革的，这种变革必然要求承认社会生产力的本质，因而使生产、交换、分配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契合。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质将为生产者自觉地应用，造成危机与周期性崩溃的因素变为生产力最为有效的杠杆。社会力量一旦认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社会成员的需求，并有计划的进行调节。而那时生产资料一方面为社会直接占有，用以扩大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日益将大多数的人变为无产者，从而使得他们处于生存的边缘，这样就不得不完成这种变革，这种生产方式使得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无产阶级将取得最终的政权。生产资料的扩张力冲破其生产方式加给的桎梏，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还会消除生产力与产品的有形浪费。人也才第一次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规律也将被人熟练的运用，服从人的支配。而此时人才完全自觉地创造历史。
2014年8月24—2014年10月13日读书报告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
《马恩选集》四卷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他研究的是经济学，即研究生产、消费、 但是他的指向是政治学，即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和共产主义的建设问题，而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来源是他的哲学，即他的唯物主义观、历史观。
作为来源的哲学
在马克思以前，在欧洲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认为凡是现存的即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即是合理的。现存世界只不过是观念的外化，是绝对真理的体现。思维是第一位的，物质是第二位的。马克思则与以前的思想家不同，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它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认为精神乃是物质的产物，物质是第一位，精神是第二位的。现存世界乃是实在的，他要研究的是现实的人，并且是将人放在历史行动中进行考察，历史是受一般规律支配，而人不能凌驾于历史规律之上，反而是受历史规律的制约。即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发展要受生产力的制约。而且马克思采用的是辩证的方式看待社会，否定之否定，而不是机械的旧唯物主义。
但是他研究哲学，目的是经济学，而他的哲学与经济学的的连接点是唯心主义经济学与唯物主义经济学。他是想说明唯心主义的经济学的立足基础是错误的，以其为指导的经济学也就必然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经济学认为分配是整个经济学的重点，分配涉及的是利益的再分配，而生产的产品是已经生产出来了的，需要做的就是将这块蛋糕分配好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的问题都在于分配，只要分配处理好了，现存问题能够解决好，同时从现实社会中直接所能看到的就是少数人非常的富裕，而大多数人则是无比的贫困，所以给人的直接感受就是因为分配的不合理所以导致了阶级之间巨大的差距，使得少部分人挥霍无度，而绝大多数人则贫困潦倒，连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所以才会导致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但是唯物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位的，所以其经济学认为分配不是最重要的，相对而言生产才是最重要的。生产是产生所需要的对象，分配是按照社会规律进行分配，而交换是依照个人的需要进行再分配，消费是满足个人的需求。故而生产才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表现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而交换表现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总的来说，生产直接是消费的，而消费也直接是生产的，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主体，而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对象。所以消费也是生产，是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交换与分配是生产到消费的中介要素，交换与分配自然也就是生产的一个环节。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还不断在生产出其中的生产关系，因而不断的生产出分配关系，故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的连接点。
经济学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就是剩余价值论，即无偿劳动而获得的以商品形式体现的剩余价值，体现为利息、地租、企业主收入，是资本家竭尽全力追求的，但也代表着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剩余价值以商品的形式表现，价值是剩余价值的基础，而交换价值是剩余价值能得以体现的方式。商品能够存在的基础是其使用价值，这种有用性是价值实体，满足我们的生活需求。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要比例合适，一种使用价值可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等并交换，这个比例，就是价值量，如此商品的根本目的就被舍弃了。价值也就进一步代替了使用价值，而价值又是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人们从事劳动的乐趣—生产商品被量化，劳动的积极性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异化的劳动。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将人本身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这样商品的形式和它借以表达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就与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与物的关系完全无关，人本来是劳动的主体，但是劳动在这个过程之中，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劳动力成为了商品，人的异化在此时极为明显，人与商品、货币分不开了，仿佛已经不再是人利用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反而是商品自身进行生产，甚至是利用人进行生产。商品作为主体与客体存在，并且商品作为推动力，支配着人的命运，商品拜物教也就产生了。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利息作为利润的一部分，即执能资本家从生产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表现为资本的真实果实，反而利润表现为附加值，资本主义拜物教就越发强烈。资本物神的观念也就产生，对资本的无止境的追求使得劳动越来越从属于资本，不仅是形式上的从属（绝对剩余价值所导致的），还有实质上的从属（相对剩余价值所导致的）。
而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剥削与压迫不断加强，并且随着机器的使用，人的异化与被奴役更进一步，人不止要和人进行竞争，更要和机器进行竞争机器的产生彻底的改变了社会生产的手工技术的基础，同时也使资本摆脱手工业技术基础加在资本对劳动统治上的限制，使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牢固的确立下来。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与活劳动的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量。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体系运转的一个部分。劳动过程只是作为价值增值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劳动则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而社会生产力是以固定资本来衡量的，而机器乃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而劳动资料变为固定资本，就从自己的物质方面失去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并在物质上同工人相对立。生产力越是发展，机器越发展，剩余价值积累的越多，阶级矛盾、压迫就越严重。
作为指向的政治学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包含着许多危机，并且阶级矛盾、冲突不断加重。商品可以转化为货币，但是货币不必立刻转化为商品，由此造成了商品与货币的分离；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分别起价值尺度与价值实现的作用，这种形态变化会导致货币危机。信用危机也时常发生，当生产力提高，现有的一部分金银闲置，不再执行资本的职能，市场上的一部分商品只有降价才能完成流通过程与再生产过程，固定资本也会相应的的贬值，价格普遍下降，再生产陷入混论与停滞。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发挥不了作用，信用制度崩溃，信用危机发生。并且一国的信用危机会把支付手段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期间内，信用危机在一切国家爆发，同样都发生信用崩溃。生产力的提高，也使得固定资本经常变动，资本循环经常受到影响与破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真正界限是资本自身，资本自身的循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生产只是为了资本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现有的或有支付能力的的需要。资本一方面不断积累、扩大，另一方面广大劳动者的需求总是被限制在平均需要水平之下，劳动者的被剥夺与贫困化和资本为生产而生产，无限制的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产生激烈的矛盾，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成为必然。而这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结合点。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必然分化，资产阶级不断积累剩余价值，剥削与压迫其它阶级。中间阶级面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少部分人不断积累财富，成为资产积极，更多的人沦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不仅与其他阶级竞争，自身也相互竞争，资产阶级部分人也沦为无产阶级。最后，人数越来越少、但越来越富有的资产阶级与人数越来越多、但越来越贫困的无产阶级相对立而存在。两个阶级间矛盾、冲突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不可调和。无产阶级具有其他一切阶级不具备的特征，只有解放其它阶级才能解放自身。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法律已经固化，并未资产阶级服务，所以只能诉诸于革命，重新建构一种新的制度，才有希望。马克思将这一切都归于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共有，物质基础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生产、分配、消费都平等，私有制也不存在了，就没有阶级，也就没有压迫。这是其政治学的指向。
读书感想
这两个月一直在读马克思，也是比较曲折，资本论第三卷读了一半，又觉得自己好像似乎没有弄明白，所以就又从头读了一遍，而且自己对级差地租也确实是不了解，整个的步调也就放的比较慢，同时也尝试新的思考回顾方式，最后感觉读起来还挺好，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还挺顺的。我个人也觉得每天抽半小时看看自己做的笔记，效果还挺好的。
2014.6.24—2014.8.23读书报告
韦伯： 《学术与政治》
《社会学的方法论》
《儒教与道教》
《古印度教》
《古犹太教》
《宗教社会学》
马克思： 《资本论》两卷（第三卷未完）
读书报告：韦伯所写的这一系列的宗教社会学都是为了探讨为什么只有新教伦理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而其他的宗教（儒教、印度教、古犹太教、佛教）等则无法成功的作为一种宗教伦理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形成资本主义。
儒教是一种宿命论，它提倡的是顺应现世，韦伯为了对比中国与欧洲国家，首先探讨了中国的物质领域，就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既有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也有不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中国与西方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中国人也有逐利观，职业、地理迁徙等有利条件，但是也有两大强有力的不利因素，一是传统主义伦理的桎梏，它形成了一种隔离层，这种隔离层形成某种“垄断”，妨碍竞争，使得社会难以发生变革。二是缺乏技术实施的基础。科学技术无法在这片土壤生根发芽。第一类有三个方面，①伦理组织。中国的城市缺乏政治特殊性，缺乏由武装的市民组成的政治性誓约团体，同时缺乏共同体组织。在城市，行会遍布城市之中，对成员的生存握有绝对的控制权，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行会的发展、联盟削弱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进程。而在农村，宗族将每一个人都连接起来，即使他迁入城市也摆脱不了，宗族观念深入人心，即使位高权重，出钱出力，回馈乡里。②氏族。氏族是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营利共同体，但其内群体性质限制了个人的独立与发展，与理性的经济经营共同体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③强有力的集权阶级。帝国过早的被和平统一，使得帝国没有生存压力，政治权利的竞争迫使国家的经济、政策合理化，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最好的例子，百家争鸣。而皇帝是政权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祭祀，在政治与祭祀上拥有很大的权威。老百姓千年来的思想只是拥有一个稍微开明的主子，从未想过自己做国家的主人。社会经济领域没有形成激烈的变革，货币经济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传统主义。货币经济与俸禄结合以后，促使他们不断的维护现有经济条件。所有这些使得他们改善自身，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除非有军事革命或宗教革命这样的外改革，才能打破“僵化”，塑造全新的权利分配与经济条件。第二类，技术实施基础。①货币。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货币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②土地。土地被不断的分割，不断的细化，也限制了技术的进步。③法律。中国的实质伦理法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负面的影响。现代资本需要有理性的、可估量的法律作为保障，但是实质伦理法无法发展出明确的形势与程序。
既然社会结构因素并无显著差异，韦伯就将重点转移到了中国的价值体系——儒教，与其担纲者——士人。儒教的统治地位是具有神权政治性质的世界帝国及其官方规制的学说相统一的一种产物，即皇权与相权或者说是知识精英（主要是政治和文化精英，经济精英被排斥在外）的合谋。士人是中国社会的优势团体，他们被吸纳进中国的社会秩序中，他们维护现有的体制与利益团体，对经济事务嫌恶，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君子理想。私人的此世取向以及对经济的态度，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因此，国家与社会的态度是“静态的”，只有当传统和官僚阶层的特权受到威胁，才会考虑行会、市民的诉求。政府未采用“动态的”态度，因为中国不存在扩张性资本主义利益，这也使得中国社会发展不完备，中国的官吏过分强调智慧的理性主义的自由发展，而这又蔑视宗教，但为了驯服民众，宗教的作用是必要的，但是其外在的与内在的进一步发展，都被斩断，以免形成与官僚权力相对立的独立势力，儒教缺乏来世论与任何的拯救学说，它是面向现世的礼仪规范，它教导人服从传统，追求和谐，最终达至中正平和，因此，儒教徒并没有清教徒的那种此世与来世的紧张，儒教徒只需接受现世，适应这个世界即可。顺应此世，追求“君子”典范，排斥经济，乃是儒教徒的义务，而这恰恰有碍于资本主义。它和新教的区别是“适应”与“改造”的区别。
儒教与新教，与世界的关系分别是“随和”与“紧张”的状态，儒教是顺应世俗权力，追求和谐均衡发展，无条件的肯定与适应现世的伦理。中国人深受无数习俗的束缚，但却没有发自内心的，核心取向所调节的统一。而这些与新教差别极大。个人感觉儒教与新教类似“传统型”（维护现存制度）与“卡里斯马型”（超验的上帝，带来变革）。①儒教是发展既有的有机个人关系，将氏族有机牢固的联系起来；新教则是冲破氏族纽带，建立信仰共同体。②儒教的伦理是巫术，传统牢不可破；而新教是超验的上帝的旨意，崇尚理性的、客观的进步——以伦理与理性征服与支配现有世界，而带来的无休止的劳作的绝对使命。③儒教，共同的行为深受个人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影响；而新教则是将一切关系客观化，以理性的律法取代传统。④“适应”与“改造”此世。儒教是由外而内被决定，是一种消极的自我控制，一切是为了保持面子；而新教是由内而外被决定，是一种积极地自我控制，以善工表现上帝的旨意。
道教的道具有绝对的价值，其意图是将此世的行动缩减至最小的限度，因此排斥现世，追求个人“正确的生活”，同时推崇无为，降低对个人的控制与追求。但道教一直为儒教正统人士所排斥，其无法战胜儒教，也未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严苛，无法逾越，印度教认为人们有平等的机会，只不过不是在此世，而在彼世。氏族与种姓在印度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其在这方面类似中国的氏族，都无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教的救赎是绝对无它的从此世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激进的拒斥世界，拒斥的不是世间的烦恼，不完美，而是世界的无常性，世界是永无意义的再生与再死之轮，印度教的唯一问题在于灵魂如何方能免于卷入业——因果律机制下的世界之轮？救赎也就成为其唯一的思考，它带有“个人主义”的性质，个人只能帮助个人救赎，这比基督新教的孤独的个人更为艰难的前行，而救赎的目的是达至涅槃。他们面向来世，也立足于来世，拒斥现世，这种绝对价值使他们处于反理性的世界里，因此不能开展一条通往现世的、理性的生活的态度，而这全然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
佛教也排斥现世，救赎的目的是脱出业与因果之“轮”，而进入永久的死寂，这才是真正的个人救赎。结合现世的利益，理性的目的行为皆为背离救赎之道，反而应专注于冥思的内心活动，纯洁无物。它着眼于超越此世与祖先崇拜，寻求恩赐与救赎，但是这种强烈的反现世也不能促使资本主义的发展。
古犹太教的经济活动中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要素：家内工业，手工业与大工厂制度下的营业劳动的组织化，但是缺乏这些是否就一定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呢？虔诚的犹太教徒从不以经济活动内认可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内在伦理，他们的生命理想是精通律法和决疑论的学者生涯。古犹太人缺乏的是“现世禁欲”这一决定性特质，即缺乏个人救赎确证观点所产生的一种与现世的统一的关系。整体而言，古犹太教几乎是印度教与儒教的结合，儒教正是从救赎中脱离出来，而专注于现世的发展，没有了那种此岸与彼岸的紧张性，而印度教本身就难以发展资本主义，故而古犹太教也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儒教与清教的对比，儒教导致中国停滞不前，清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发展成资本主义。儒教最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清教则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值得思考的是，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如何打败儒教的呢？军事革命作为外部革命，打破了“僵化”，破坏了其社会基础，塑造了全新的权力分配与经济条件，不同的利益团体涌现。同时军事革命带来的社会基础的重塑导致了各种思想的涌入，其中资本主义思想是一种压迫力量，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则给与了同情与协助，三种力量综合发生作用，军事革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合力打败了传统主义，而后军事革命又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合作打败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在当代中国，以社会主义为思想体系，又有什么样的特征与影响呢？其担纲者是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与某些阶级合作？
韦伯的宗教观与涂尔干的宗教观对比
涂尔干的研究主题是宗教社会学与知识理论，它研究的是最原始、最简单的宗教，用以确定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并探讨思想与范畴的基本概念的起源，是宗教亦即社会的根由。而他的研究方式是问题史的方法，并将澳洲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同时对比美洲印第安部落。他的研究路径是通过研究宗教来研究社会，通过社会决定论来说明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即是集体力、道德力，从而形成道德个体主义。他的理论重点是他的社会决定论，用社会决定论来分析宗教，他将整个论述分为信仰与仪式两方面。信仰，氏族被看成是一个自治的社会，对其他的氏族是封闭的，或仅仅有外在的或表面的联系，整个氏族好像是自给自足的，但是正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只是一个单一整体的部分，是一个单一宗教的要素。一个氏族对另一个氏族的信仰，从不是采取冷漠、怀疑或敌视的态度，而是共享他们的信仰，并且有时也表现在膜拜中，一个氏族对另一个氏族的信仰往往是部落成员默契的成果，每个氏族不可能完全的独立确立其信仰，调试是必然的。整个宇宙由此在图腾间划分，同一对象不会见于两个氏族，这是部落共同参与的默契与规划，故整个部落才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社会。宗教信仰共同体，氏族，图腾等构成了共同体，以及社会。在仪式方面，集体图腾制度是个体图腾制度的先决条件，个体图腾制度诞生于并生存于集体图腾制度的框架内，是其固有部分。个体宗教只是公共宗教的一个简单方面，个体在其内在意识中为自己所组织的膜拜只是集体膜拜适应个体私人需求的结果。所以是先有社会再有个体。而膜拜表面上是强化信徒与神之间的归附，其实是强化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对社会的归附。总体而言，宗教力是一般力的原型，宗教利益不过是社会利益和道德利益的象征形式，宗教力就是道德力，是从社会角度出发的各种观念和情感，是社会在其实际的作用。社会以个体为媒介发挥作用，但是社会也有自己的追求，个体被聚集，相互加强联系，加深了解，社会由此形成集体力，道德力，社会性得以加强。从上所述，涂尔干主要的关怀应是塑造道德的个体与社会。
韦伯的研究范围是现世的一种人类活动的宗教行为：一种根据日常目的，以意义为取向的行动。他的研究路径是非实证主义的，而是以理解宗教行为对其他领域（伦理、经济、政治、艺术）活动的影响，并确认各领域所持有的各种异质性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他的研究重点是宗教行为对伦理与经济的影响，其次才是对政治与教育的影响。他研究的领域是与世界敌对且以救赎为取向的信念宗教（新教与印度教），接受现实且试图适应现世的纯粹仪式性或律法的宗教（儒教与犹太教）。他的主要关怀是宗教与其他活动的紧张性，因为这种紧张性推动理性化，而这种经济伦理又有助于资本主义。①与既有共同体的冲突。这是一种无差别的爱，打破有内、外伦理之分的二元论。②与经济事项的冲突。即经济生活的理性化。③与政治事项的冲突。政治与同胞之爱想敌对。④与知性相冲突。它与宗教不相容，并不理会意义的问题。
读书感想：这两个月读书状态，真的是。最先开始读韦伯的宗教社会学，阅读起来很有意思，很有感觉，但是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不是很流畅了，不止速度降下来了，而且感觉状态也没有之前的好。还有就是之前对总结的形式做过很多的调整，最近和师兄聊天时，向师兄借鉴了一下，发现总结的时候比之前有感觉了，而且相应的对做笔记的方式也有了重新的认识，还是在本子上做笔记比较好，虽然在书上划线，简短的笔记也有用处，但是在本子上做的笔记更有助于弄清线条，也有助于前后之间的联想，发散。自己也会多进行这种方式的总结和记笔记，应该就能更好地读书与思考了。
2014.5.21-2014.6.20
韦伯：《经济与社会》三卷本
读书报告：
在《经济与社会》的三卷本中，韦伯花了很大的力气进行每个方面的论述，经济、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支配社会学都在其中得以体现，其中关于支配的论述，即我们所熟知的政治类型的论述，卡里斯马型、传统型、法理型，他一开始就向我们表明他所论述的是权威而不是权力，权力是一种强制，不顾他人的反对是采取行动，而权威则是自愿服从，这才是他这里想要说明的支配的正当性。卡里斯马型来源于对某人个人的英雄品质的崇拜与忠诚，传统型来源于对悠久传统的信仰，而法理型则来源于对以定规则的合法性的一种认同。韦伯详细的论述这三种支配，但是却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韦伯个人还是比较推崇法理型权威，这与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想要说明的一样，这是一种普遍理性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三种权威的发展其实最后都会变成法理型处于统治地位，卡里斯马型本身不能持久，他必然会程式化为法理型或传统型，但是他认为传统型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壮大之下必然会处于不利地位，普遍的理性化使得法理型逐渐扩大它的优势，最终传统型会被自然的淘汰，当代社会的发展，基本上已然说明韦伯的观点，现代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法律之上，法律赋予人以权力，民法、刑法、商法等法律不都说明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等都是以法律为基础。依靠传统而维持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覆灭，也能说明法理型取代传统型势在必行，只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才能有效地加速经济运转，才能够在当今世界生存。而法理型主要是依靠规则建立起来的，规则是被建构的、是抽象的，体现的是一种秩序。而它的建立则是基于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目的理性是指行动者对行动目标和手段进行理性的权衡后选择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则指的是行动本身体现价值的理性，这两种都是合理性行动，对应的是法理型权威。另外两种是非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与传统型行动分别对应的是卡里斯马型权威与传统型权威。这两种行动主要是普遍理性化过程对应所产生的行动类型。但是这两种行动却存在着实质的区别，价值合理性行动体现在行动中的某种信仰，终极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为此可承担任何后果，即绝对性；而目的合理性行动则注重的是行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一切都是可计算的，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各处的合理计算，即相对的。而这种目的理性正好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目的理性产生于新教伦理，而其作用效果则是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欧的发展，并逐渐扩大、直至在全球形成了一种理性主义。而价值理性来源于天主教，其本身即为目的，面向来世，也立足于来世，对现世并没有丝毫的留念。所以其作用效果也没法在现世有所体现，同时它的终极价值也对现世产生了损害，致使其更难有所展开与传播。而且这两种理性相互排斥，各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理性，而对方其实是不理性的，和另外两种非理性没有差别，两者的本质差别也阻碍了他们相互转化，相互支持，所以现代社会只有一种行动类型与权威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并发挥实质性作用。而在当今就体现为目的理性与法理型权威。不过，个人觉得，既然合理性能够分为两种类型，即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且两者差别较大，那么法理型权威对应的是否应该也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目的理性对应的权威，另一种则是价值理性对应的权威。这样才能真正地说明现状。
读书感想：这个月读书状况很是不好，主要是因为毕业论文加上毕业，所以整个人的时间就被占据的满满的，自己弄得焦头烂额的，写论文写的有些毛躁，导致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完全静心，加上这三卷本的书，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读的。所以自己更加的焦虑。不过好在后来，自己终于调整好状态，能够在整个毕业季节中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书，我觉得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真正的安心，也很庆幸。
2014.4.18-2014.5.20
迪尔凯姆：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孟德斯鸠与卢梭》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教育思想的演进》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经济与社会》（未完）
读书报告：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是韦伯那代人立足两个世界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快速切换，新时代正在确立，旧时代的影响尚未消除，社会变迁剧烈。而现实社会的这些问题引发了他们的思考，但他们用经济或者政治方式考虑问题，他们所思考的是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而韦伯更多地将他的思考放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宗教方面，他摒弃了现代人的思维，以“理解的解释”进行分析。那代人对于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起源，同代人认为起源于1.贪欲，2.卡里斯马型企业家，3.犹太人，4.进化，5.唯物论，6.各种作用力。但是韦伯对所有这些都进行了驳斥，韦伯就认为贪欲、卡里斯马型企业家、各种作用力一直以来都是普遍存在的，而犹太人的问题则在早期西欧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进化论、唯物论也是不存在的。韦伯欲探索西方独特性的根源，最后将他们归为文化，即宗教方面。他认为是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不同于同时代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新教伦理的确立。他首先探讨了资本主义精神，它是通过对比传统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使之明晰。传统主义认为工作是恶，满足现状，进行舒适的生活，他们工作欲达到的效果是经久不变的，而现代资本主义认为工作是善的，他们一直都是紧张工作，他们欲达到的效果是扩大规模。从传统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是教育与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来源于新教伦理，但是新教伦理本身是不能导致资本主义。故而他讨论了新教伦理，也是通过对比法，天主教是出世禁欲主义，他们厌恶尘世，希望通过向教会忏悔，得到安宁，所以他们主要是在在修道院生活。而新教则是入世禁欲主义，他们具有天职观，将职业上升为宗教伦理，他们相信预定论，认为他们需要个人面对，他们时刻充满紧张，他们通过紧张工作以驱除疑虑。韦伯又通过研究发现杰出人才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也基本上就是新教教徒。韦伯欲论证宗教信仰影响了人们对工作和商业的态度。1.新教伦理的作用。①对自然状态的驯化。新教中的蒙恩状态，新教教徒过一种理性的生活，克制自己，拒绝享受。②入世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生活转向了日常生活。③现世取向。他们虽然面向来世，但是他们在现世也要增加上帝的荣光。以上三者有助于废除传统主义，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2、新教伦理如何发展到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中世界宗教生活意义重大，而新教的预定论（选民确定、上帝的判决不可更改、判决不可知）导致了选民的时刻紧张，使得他们注定孤独（个人主义发展的倾向），只有靠证明是选民，才能驱除这种紧张（工具理性的表现），由此通过善工来荣耀上帝，因为新教教义阐明人都是有原罪的，高尚的行为是难以做到的，而一个人能做到就说明是上帝赋予的能力，个人的努力是没有用的，只有上帝才有这种能力，由此可证明自己是选民。善工就发展成为天职观，禁欲节俭，世俗勤俭，获得成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弥补了其缺陷（对灵魂归宿的忽视），推动了其发展，个人主义、理性化都得到了发展。最后资本主义精神本身组一直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战胜了传统主义。整个纵向是价值理性转向为目的理性，横向是普遍的理性化。其基本思路就是首先论述普遍理性化过程这一主题，其次是资本主义精神，传统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天主教与新教的区别，新教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这个月结束了对迪尔凯姆的阅读，其中《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最重要的思想体现。《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作者发现原始社会最能体现今天宗教存在的最基本形式，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动物崇拜、自然崇拜等等阐明了标记而非实物才是重要的，而在这之中，图腾、氏族的神都不过时氏族本身，都是氏族人格化，并以图腾动物植物的可见形式表现出来的想象，即说明氏族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氏族是社会的微小缩影，其中的宗教生活、集体欢腾也说明了这一点，平时的狩猎等等都是个人的生活，世俗生活，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单位；但是举行宗教活动，一切都是神圣的，脱离于日常的世俗生活。只有在此时社会得以形成，大家才能发现自己仍然属于一个团体，宗教仪式、集体欢腾等等都是将个人紧密的联系起来的手段，由此可以满足个人的各种需要，满足大家的集体感情。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作者阐述了原始宗教，也论证了个人与社会。社会既存在个人表现又存在社会表现，我们既不能从前者推导出后者，也不能从后者推导出前者。社会是自成一体的实在（社会实在论），社会表现与个人表现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社会表现来源于无数个人表现。对应，人有两种存在：个人存在，它的基础是有机体；二是社会存在，智慧与道德的最高实在。社会与个人类似，也有自己的目标，但是社会不以个体为媒介就不能实现他的目标。但是社会对个体本身又没有兴趣，社会只是要求个体服从于社会，服从于社会的行为与思想的准则。这体现了社会决定论，是社会把人提升起来，使他超越自身，即社会造就了人。因为造就人的是由智力财产的总体所构成的文明，而文明是社会的产品。社会只有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影响，只有通过共同行动，社会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赢的自身的地位，因此是一种积极的合作。只有这种集体活动，集体情感才能产生，集体行动正是这种情感的象征。整体而言，集体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社会决定论。迪尔凯姆从只重视社会到重视社会与个人，确实不仅提到社会所具有的强大的作用，宗教的起源即是从社会而来，社会规定了宗教或集体生活，人们聚集到一起，共同行动共享共同的思想，通过这些活动或仪式将人们紧密联系起来，促使人们注意公共生活，并忘掉个人生活，全身心的投入到集体生活之中，这些都是其重视社会的表现，而且他确实也提到了个人、个人崇拜等，社会只有依靠个人才能生存，才能体现。但是其重心仍旧是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读书感想：这个月读书状态不是太好，只有《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较好，这两本线索比较清晰，结构清楚，读起来比较顺，其他三本迪尔凯姆的书结构不那么清晰，总结的不太好。但是看《经济与社会》的时候，有些讲经济的地方不太清楚，读起来比较困难，读起来比较焦虑，不过还是一直坚持读下去，希望后面的时间能够将这篇文章读顺。
2014.3.18-2014.4.18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上下
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分工伦》
《自杀论》
《原始分类》
读书报告：个人认为迪尔凯姆对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的实证主义，形成了自己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这一范式为后人进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使它们能够有效与客观的进行研究。而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最能诠释这一点的是《自杀论》，但是最有代表性、贡献最大的应该是《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在这本书里，迪尔凯姆阐释了自己社会观，社会唯实论与社会整体观，并且详细的介绍了研究对象社会事实的特征，并且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原则也进行了阐释，使社会学脱离社会科学这一庞杂学科的笼罩，形成一个清晰、易于研究的领域，拒斥心理学，客观中立的研究社会事实，对社会事实的分析也极力使用因果分析，并标明一种原因对应一种结果，同样的结果必定源于同样的原因，反之亦然。同时迪尔凯姆反对进行功能分析，因为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纠察原因。迪尔凯姆的唯社会论和实证主义建立了其社会学的方法论。而《自杀论》则是这一方法的典型，他用数据详细的分析，并进行各国的数据的对比，说明实证主义的可行性，一再强调他的研究对象属于社会层次，也就是社会事实，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并表明社会高于个人，个人的特性源于社会，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心理状况只作用与个人，并不能以影响社会。他的论证方式与结论可能不一定正确，但是他的论证方法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贡献。他对社会团结的研究也许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理想社会的期盼，他分析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机械团结对应制裁性法律，而有机团结对应恢复性法律。机械团结建立在相似性上，以情感为联系的纽带，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而有机团结建立在差异性上，以功能需求为纽带，有明显的相互依赖。总体上，迪尔凯姆是倾向于社会团结的，因为他提到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集体意识并没有完全被破坏，以一种分化的形式存在，而在整体社会上，保留有一只价值信仰与价值观念，所以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并且这种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也是必须的。但是在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的过程中却面临社会解组的危险。社会的规范、整合一刻也不能离开道德规范的调节，在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社会中都存在，但是在他们的转变过程中，道德规范失灵，社会处于失范状态，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与调节，社会紊乱人不知所措，这个阶段最需要道德规范的有效调节。反常分工、强制分工、不考虑人的意愿的分工都会带来这种危险。迪尔凯姆对于这一点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完善的职业道德，从而来有效的约束个人。《原始分类》也属于迪尔凯姆开拓性的领域，虽然其中的批评很多，包括分类以及结论的错误、方法的错误，但它具有强力的历史、方法、理论意义。它对迪尔凯姆之后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同时之后的许多人类学家都从《原始分类》中汲取养分。方法上，他们关注了未曾被人注意的主题，还有他们的研究方法也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有人学习，也有人从他们错误的方法外另寻他法。至于理论意义，则是将首次在社会学探寻人类的社会生活等。
读书感想：这个月自己最重要的就是阅读迪尔凯姆，希望从古典三大家入手，我将自己定位为一名刚刚接触社会学的新手，希望能从此开始积累。但这个月的读书状态自己总体的感觉不是太好，刚刚复试完，自己总是有一点松懈，虽然自己也知道自己这样不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有办法一心一意的读书，同时加上有些杂事也是参杂其中，就更是没有很好地进入状态。所以自己最开始就找了《全球通史》来读，一方面这本书不难，属于历史学方面的，读起来很有意思，也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另一方面，我觉得在开始系统的读书之前，最好能够有一点点的总体纵向历史的积累，这样有助于以后对书本的理解。自己也在不断反思，也会询问一下他们的进度，知道了大家的状态，也就更有了冲劲，压力与动力共同促进我不断向前，集体读书的作用已经开始在我的身上有所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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