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论：社会学研究
道德教育
教育思想的演进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涂尔干在序言中即指出，社会学不应热衷于对社会现象作形而上的思考，而应该将各种具有明确界限的、可以观察和测量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社会学还应该参考其他学科，如历史学、人种志、统计学等；社会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将各种社会现象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现实来研究。
        在确定研究课题时，将研究对象的诸多定义进行一番梳理、区分和界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经过比较，才能消除多种定义带来的误解；研究对象须通过比较以显出其同质性和特异性，才能被科学地探讨。
        涂尔干将自杀（率）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定义辨析和现象比较的方法原则，首先给出“自杀”的一般定义：任何由自己所采取的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都叫做自杀。但这个一般定义并不能将幻觉症患者的死亡跟神志清醒的人的死亡区别开来。因此，必须从这个定义中抽离出来被定义项在所属上位概念之下的种差——自杀的所有可能形式的共同之处是牺牲者在采取行动时知道这一行动的原因和可能的结果，新定义就很好地避免了一般定义所造成的混淆。
        基于一贯的社会实在论和社会整体观立场，涂尔干将自杀当作集体倾向而非个体行为来看待。他说：如果将一个特定社会在一段特定时间里所发生的自杀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就会看到，这个整体是一个特殊的事实，这个事实有着社会性质，它是一种集体倾向。
        原书布局三篇，不厌其详地引用了大量的实证材料，首先详细分析进而逐一驳斥了自杀与非社会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其次将自杀的社会原因分类并据此列举了自杀的多种形式，最后将自杀现象置于宏观的社会叙事和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其中隐藏的集体倾向。全书处处流露着作者的社会学主义立场。
        由于此书是社会学领域经验研究的经典之作，而规范的经验研究必然会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以观察和测量的具体指标，所以很有必要将这一操作化过程呈现出来，如表所示：
表1 自杀（率）研究操作化过程（表格无法显示）
        上述表格当然只能简单地展示作者的行文思路，接下来会将作者深刻的理论解释择要呈现出来。
作者始终关注道德事实，从类型学角度划分自杀的社会原因时也诉诸道德事实的解释。比如，人具有双重本性——个体性和社会性，人之个体性的道德表现就是个人主义，人之社会性的道德表现就是社会规范；人的意识状态有两部分构成——感觉及其倾向与概念思维和道德活动，第一部分的道德表现通常是欲望的节制，第二部分的道德表现乃是理智的运用。从人的两分入手，作者展开了他的整体叙事，而自杀只是整体叙事中的一个主题。作者强调，在任何时候，自杀率的决定因素就是社会的道德规范。从个人与社会取得联系的方式来说，当社会缺乏真正的集体活动，个人意识又蜷缩在狭隘的自我空间中不得拖出时，其智力过度发展却受到限制和损伤，容易滋生消沉的情绪（如忧郁、冷漠），由此引发的自杀称为利己主义自杀；当人们过分地与社会融为一体，个性程度极其不充分时，其道德活动便以崇高的集体目标为导向，滋生某种强烈的情绪而视生命如无物，由此引发的自杀称为利他主义自杀。从社会管理个人的方式来说，当社会规范失去权威和效力，个人膨胀的欲望得不到限制时，理智变得混乱不堪，滋生诸如失望和痛苦的强烈情绪，由此引发的自杀称为异常/反常的自杀；当社会规范过分地、粗暴地限制个人，个人欲望得不到最基本满足时，那些人感到其前途渺茫而无力反抗，只能愤怒地以结束生命这唯一可行的方式作最终反抗，由此引发的自杀称为命中注定的自杀。
        上述自杀类型只能从集体倾向中获得可靠的解释，个人的自杀倾向都是社会潮流引起的后果。另外，个人的自杀倾向是不稳定的，而社会自杀率却是稳定的，因为偶然现象只能从必然现象中寻找原因，所以这也能证明前述结论。
        当然，涂尔干也注意到，除开自己之外，以集体倾向来解释自杀现象的学者尚有他人。作者在原书开头几章中就运用统计资料和逻辑推理一一驳斥了将自杀的原因简化为自然因素或心理因素的简化论（reductionism）；而在比较充分地论证了自杀是社会实在之表现的观点后，他又对另一种解释自杀的社会学观点——“平均人”学说（凯特莱）——作出了批评和澄清。
        所谓“平均人”（the average man），恰好是所有个人的算术平均数；也就是说，将所有人的个性拉平、调和到平均状态后所呈现的抽象人格。凯特莱正是主张仅仅以抽象人格来解释自杀的决定原因。虽然这种抽象人格能够表现某些稳定的集体倾向，但由于抽象人格是内含于每个人的整体人格中的，总归带有太多的偶然特质，不能以独立、外在于个人的方式对个人发挥持久的、稳定的影响，因而最终无法证明个人的自杀倾向来源于相关的集体倾向。
        涂尔干认为，社会环境基本是由共同的思想、信仰、习惯和倾向构成的，而这些思想、信仰、习惯和倾向要能影响个人，就必须以某种外在于个人的方式存在；既然每年自杀的少数人之间互不往来、互不影响，那么自杀人数不变就只能是由于支配个人和在他们自杀之后继续存在的同一原因。通过分析和解释统计数据的规律性及许多重要实例，涂尔干论证了他的理论假设。
        实际上，涂尔干对自杀原因的研究与之前统计学家、心理学家、犯罪学家等对自杀原因的研究，两者的起点和思路是迥异的。涂尔干从社会整体（或社会事实）出发，将自杀现象视作集体倾向的个人表现，其研究对象是稳定而规律的自杀率，必然要从外在于个人的并且同样稳定而规律的因素来寻找解释，这种解释只能在社会环境中获知，因此他的理论假设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逻辑链条，而大量的统计资料和人种志也能够为此提供可信的经验证据。之前的学者虽然亦欲寻找某种一般因素来解释自杀现象，但由于未能准确地认识到自杀者与社会实在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事实对个人的强制力，就只能从直观的个人素质或自然环境入手来研究自杀了，这两方面因素如此引人注意，也容易获得相关的经验材料，更不必引入思辨理性，因而可以作为合适的因果链条的一端。在批判之前学者的研究思路时，涂尔干并没有否认他们的学术贡献，他认为，他们所关注的解释因素虽是必要却不充分，这些因素只是分散的个人自杀行为的诱因，远远不是稳定的社会自杀率的决定原因。虽然心中已有定论，但通过驳斥之前学者的理论谬误，涂尔干以自杀率为切入点，再次强化了自己的社会学主义立场。
        然而，涂尔干并不满足于仅仅以集体倾向来解释自杀率，他在原书结尾部分还要探寻这种集体倾向的来源——社会组织形式及其历史变迁。通过考察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变迁，作者揭示出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质变（家庭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作为中间群体的职业团体也屡经兴衰，而宗教团体丧失了其根本权威，笨重的政治团体又无法适应多变的现实情况），那些必须通过社会组织活动来执行和彰显的道德规范逐渐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整个社会就这样陷入失范状态；社会组织形式虽然历经变化，但在以往的历史中，职业团体总是一再地复兴，更何况，在分工日益专业化的今天，职业团体的重要程度十分明显，也就是说，既然几乎所有人都要进入职业团体，那么就以职业团体为中心组织来凝聚公民的道德生活，重建社会道德秩序。职业伦理的确立，既有其现实依据，也有其理论依据：首先，法国大革命摧毁了社会生活的所有从属机构，唯一保存下来的集体力量就是国家，但国家越来越不能胜任大部分社会职能，相反地，越来越多的国务活动家愿意将职业团体作为政治组织之基础；其次，各职业团体是一种特殊的、有限的活动中心，彼此需要而难以分开，同时个人依附于这些中心又与社会整体在职能上保持联系，从而能够维持社会的统一性。
        自杀率只是作者关注和研究道德事实的一个切入点，他要借此说明：自杀率的异常升高正是社会失范的表现。在社会剧烈变迁时，作为道德规范之维持者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崩析，原有的道德规范因为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境况而逐渐丧失权威，新的道德规范又未及时产生，由此导致人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整个社会处于失范状态中。自杀率的异常升高和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其它弊病是由失范引起的，种种迹象表明文明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动荡，唯有确立职业伦理才有可能化解此厄。
无疑地，涂尔干关于自杀率之决定原因的论证过程是合乎逻辑的，同时也有其经验根据，将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结合起来，这恰恰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实证原则；但由于他只关注社会现象的一般状况而将其特殊情况视作例外，就不可避免地给自己的理论留下了破绽。特殊情况有可能就是质变的发端，问题意识为人们提供了借以获得新知识的契机；任何理论破绽，都可以作为以后理论创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