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迪尔凯姆论宗教》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
《社会学百年》 袁方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 谢宇
《社会研究中的研究设计》 戴维•德沃斯
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是通过司法规范体系来考察社会团结，即将法律（相对独立的客观事实）作为社会团结的指标和研究起点，抛开个人判断和主观评价而直接穿通社会结构的某些事实。分工论研究的问题之所在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考察劳动分工的功能，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需要；第二，确立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最后，划分主要的反常形式，避免与正常形式相混淆。在功能卷中，涂尔干在确定其方法后，详细阐述了机械团结（或相似性所致的团结）和有机团结（分工形成的团结），具体而言，机械团结是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之上，它之所以长久存在是因为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集体意识占据并控制了社会成员的信仰和感情；而有机团结是以个人的相互差别和独立为基础，其存在的原因是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自臻其境，并且有自己的人格。个人人格的出现是建立在两方面的，一方面，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另一面，个人的生活越加专门化，他就会成为个人。在原因和条件卷中，涂认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则在于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简单说就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和膨胀。自然，集体意识就逐渐成为次要因素。分工不断发展，集体意识逐渐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而个人就越与自己的环境和谐共处。在反常形式卷中，涂给出了三种形式：失范的分工（分工的异常结果）、强制的分工（过度规范造成的结果）、其他形式。总之，社会团结通过法律表征：压制型和恢复型，前者是前现代社会法，适于由机械团结形成的环节社会；后者是当代社会法，存在于有机团结成的组织社会。道德是任何社会团结的根源，分工则是现代社会秩序的根基，分工是通过增加社会凝聚力而具有道德属性。
《迪尔凯姆论宗教》是涂尔干对包括《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自杀论》、《图腾和外婚制》（弗雷泽）、《神职制度》（斯宾塞）等的评论和自己的见解。在对居约《未来的无宗教信仰社会》评论中，居约认为宗教信仰存在三部分：宗教的起源（信仰）、宗教的分裂（各种科学支解着宗教）和未来的无宗教化（宗教教义的逐渐消失），并解释了宗教处于消亡的过程。涂则对居约理论进行了两点纠正：两种感情（一是将个人与同伴联系起来，存在于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团体中自主性和个性的保留；另一种是将个人和社会实体联系起来，在不同社会间显示出来，个人只能是整体的部分存在）谁在宗教起源中发挥重要作用？居约认为是前者。但事实相反。涂认为神是社会的保护者或敌人，而非个人，只有社会间的倾向才产生宗教情感。纠正二就是关于道德戒律和宗教戒律之间的异同。在《自杀论：社会学的研究》中涂阐述了不同宗教对自杀的影响程度。大体上，新教的自杀率大于天主教，最低的是犹太教。这其中自杀率和宗教教义、自由度、团结意识、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新教自杀率偏高与促使宗教保持活力的自由探索的精神有关，而犹太教长期处于基督教的压制下，使其形成了团结一致的情感和团体意识。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主要研究、分析并试图解释的是现知最原始、最简单的宗教现象，用于确定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何在原始宗教中更容易发现和解释这些形式；其次讨论了思想和范畴之基本观念的起源——其起源是宗教的亦即社会的之根由——对知识理论的重新阐释。具体包括了先导性问题：宗教现象和宗教的定义、泛灵论和自认崇拜图腾制度；基本信仰何其起源；主要仪式态度即消极膜拜和积极膜拜。在对“当前之宗教情感”讨论的见解中，涂认为宗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体系，他首先应是一个力量体系，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表明：处于宗教生活中的人会相信他参与了某种正主宰着他的力量，这种力量同时也是他能超越自己，是他认为能够更好的面对现存的困难和考验，甚至认为他能使自然服从于他的意志。在讨论的结束后，涂以书面的形式回答了伯格勒的提问。
《社会学百年》袁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学的引入产生，传播发展不断壮大、中断和补课的历来。《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谢宇）、《社会研究中的研究设计》（戴维•德沃斯）、《“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彭玉生）主要是关于社会研究方法部分，包括了定量研究、研究设计和经验社会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具体内容就不做相关阐述。
《金翼》 林耀华
《中国人的性格》 阿瑟•史密斯
《暗访十年 系列》 李幺傻
《西方社会学理论：历史与体系》 周晓红
《中国社会学史》 郑杭生
《社会学想象力》 米尔斯
《社会中的交换与权利》 布劳
《金 翼》：林耀华历史性的真实再现了闽南农村毗邻两家族的发展史，是中国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描写缩影。书中林耀华的“橡皮带+竹竿”效应道出了人际关系的均衡理论，即在中国人的生活体系中，“均衡”是核心要素。在他看来，“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络便立刻松弛”。读完后，与东林、芬洲、大哥一直到小哥有关的故事画面还在眼前，金翼之家和龙吐珠两大家族何有不同结局？其实就是社会变迁与适应能力的不同反映。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起起落落，在不均衡的状态下人们会不断努力使自己的生活重回正常的轨道，达到新的均衡。然而，人不过是茫茫宇宙中一个个小小的个体，我们总是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当外部环境、各种体系发生改变时，人们的生活也定会随之改变。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是有着强大的适应力的。“怨天尤人”没用，在变化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淡定的心态，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适者生存”的道理适应于任何时代。
《中国人的性格》：我们到底是怎样的性格？传教士史密斯通过列举不同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性格。从书中列举的性格来看，褒贬不一。时过境迁，随着国民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巨变，其性格特点也随之改变。在改变缺陷性格的同时，遗憾的是我们却淡忘甚至抛弃了部分精华，诸如节俭、礼节……当然，每个民族群体性格或多或少都优劣兼具，还是应该正反两面看待。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繁衍过程中，人的性格也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地域性差异，好好做个好中国人就行。
《暗访十年》：被誉为传媒界“最神秘记者” 李幺傻，潜伏数年，“用最危险的体验，为数亿都市底层说真话”。 第一季中揭秘职业乞丐、妓女部落、血奴、代孕妈妈、酒托群体等等充满神秘色彩的部落，揭露了不为人知的社会阴暗面，场景描写和故事情节都触目惊心，读来欲罢不能，是“中国社会问题最撼动的声音，裸陈你所不知道的社会另一面！”。无数次冒险中，李幺傻揭露了太多血淋淋的真相，和底层人民不足为人道的无奈。作者才华横溢入木三分的文笔描写震撼着读者的神经，反馈着社会现实，描摹了底层社会众生相。“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的无数次死里逃生暗访，使我对本书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可质疑终归是质疑，无论是纪实还是小说，起码作者在竭力刻画一个个被我们淡忘甚至忽略的底层群体，当然书中道出了整个社会藏污纳垢的大量场景，但这绝对不是社会主流，我们需要认清社会，以便更好发展。
《西方社会学理论：历史与体系》：这本书周晓红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可谓栩栩如生，深入浅出，体系逻辑很强，思维也很连贯。不同于其他理论书目，他对每一个经典社会学家的精辟论述都始于各家人生和社会背景的详尽阐述，将社会学的学科理论、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在其他众多理论书目中唯有本书提到了托克维尔，这个“站在门外的行家”，他同孔德、斯宾塞、马克思也被视为“支撑社会学殿堂前厅的四根罗马廊柱”。个人很喜欢这本理论书，可能是读起来比较易懂吧。
《中国社会学史》：这本书也不知道是怎么躺到我桌上的，就拿起来看了看，算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回顾吧，也系统梳理了中国三大学派：乡村建设学派、综合学派和社区学派。
《社会中的交换与权利》：布劳在这本书中思考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社会生活是如何被组织成由人类交往构成的日益复杂的结构的？是研究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一本重要著作，顾名思义涉及交换和权利，具体而言，交换发生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而权利因社会交往的过程而产生，其建立的理论和每一个对社会交往过程分析的点构成我们细致地理解社会结构的可以介入的重要的手段。交换与权力是社会交往中的两个重要维度，且二者相互作用：交换发生在平等的或是存在互惠关系的交往中，而权力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高低关系；也因此，权力的产生则使交换不公平，交换的不公平进一步促使权力的分化，获取社会报酬是两者关系转化的动力之一，是一本研究社会交换理论的重要著作。
《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将心智品质作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引子，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的全貌，主张通过个人置身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社会，才能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己的命运。米尔斯认为，成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其本质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把学术和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方式。作者鼓励研究者把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合到自己的研究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研究，会有助于自己有所得。在本书中作者还提到了激发社会学想象力的途径，并给出了喝咖啡的例子来进行阐述。这本书对反思传统和常态思维习惯，关注多样性和异质性，这对困境中的社会学也许是不小的福音。
《菊与刀》 本尼迪克特
《江村经济》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费孝通
《自杀论》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迪尔凯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
《菊与刀》：因为仇日，对一切与日有关的事物都能勾起心中的怒火。读完《菊与刀》后，仇日情结依旧不减，怒火却平息不少！
作为战争的需要，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寻求一种了解日本思想体系的模式，富有哲理性和艺术性地揭示了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成书《菊与刀》。“菊”产自中国，象征古代文人品格高尚，气节淡定，而在日本则代表皇室的家徽，象征了日本民族中儒雅谦和的一面；“刀”象征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承载了日本民族意志和好战的一面。这两个意象代表着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两极，恬静淡然却又刚烈残忍。诚然，本尼迪克特将“菊”与“刀”融合在日本民族身上时，为静与动的交锋，文与武的对话。
战争中的日本人，精神力量是至上的，即“精神是一切，而且是永恒的；物质的东西当然需要，但是次要的，而且渐行渐灭”。各就其位、恩与报恩、情义、名声等是本尼对日本民族行为模式的分析。“各就其位”是日本人对等级制与社会秩序的信赖，他们习惯于拒绝跨越等级的行为，认为“对等级制的遵守是一门艺术”，而这与美国截然不同；在美国，“除了平等，美国人什么都不信，包括自由，平等是他们的命根”。日本人看来，“恩”是债，必须还，它是被动招致的义务；“报恩”则是向人还债，是主动的。日本人对恩有特殊的敏感度，以防止自己卷入“恩情”，从而使自己陷入受恩的不安。在日本伦理中，既有为“情义出力”又有“被情义所纠缠”，情义有双重含义，在某些情况下，情义不只是忠诚，背叛也是一种美德。同时，日本人对于名声、名誉的捍卫，令人吃惊，其持之以恒的目标就是荣誉。例如，自杀是出于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日本人敬重自杀行为，这使它变成一种荣耀的、合乎目的的行为，美国人却把它视为自我毁灭行为，是对绝境的绝望屈从。
纵观本书，本尼通过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人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归结起了日本文化精神的矛盾两极，即“日本人生性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懦怯，既保守又好新”。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论文依据的是作者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本书开创了人类学新的研究领域，这使主要为战争情报部门服务的人类学在绝境中获得“新生”。序中马林诺夫斯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的里程碑” “十分钦佩，时感令人嫉妒”。
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本书的价值不言而喻，它使人类学从简单的“野蛮社会”走向复杂的“文明社会”；开创了本土人类学的发展途径；注重探讨社会变迁，将有利于人类学应用价值的推进；是以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实验性范例。总之，费是社会学的中国化和本土人类学的开创者，是社区研究的倡导者！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是费孝通留学回国后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将其讲义整理成文的一本关于农村问题和家庭问题的专著。
乡土中国，是费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权力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差序格局就是在本书中论述的。“乡土本色”略论了乡土社会的概况，为了解乡土情形简要搭建了中国乡土的框架；“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两篇则从时间与空间角度分别阐述了传统乡土中文化的传递方式，从而引出礼治之适用于较少变动之传统社会和法治之适于变动较为剧烈之经济社会；“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和“家族”，通过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比较作为中西社会结构基本单元的团体与社区，并引申出了中西结构其本质的不同；“男女有别”、“礼治秩序”与“无讼”三篇承前之礼治话题，从立法角度来具体考察分析乡土社会的秩序；“无为统治”、 “长老统治” 、“血缘与地缘”与“名实的分离”四篇则通过考察乡土中权力的归属将权力分为四类：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最后一篇“从欲望到需要”则从经济的角度，以其动机是否为单纯生存需求为界，辨析现代社会与乡土社会之经营目的的不同。
生育制度，费孝通的界定：“当前的世界上，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为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
本书以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不局限于探讨生育问题本身，凡属因种族繁衍的需要而引伸或派生的一切足以满足这种基本需要、维护此项重要功能的事物、制度，都在“生育制度”的关注之列，如配偶的选择、婚姻关系、家庭组织、双系抚育、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的扩展等等。费孝通以种族延续为出发点，论及了婚姻、家庭、性、生育、抚养、继替等问题。《生育制度》立足乡土，在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结构的研究，以从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生育制度为核心，探讨中国微观社会结构的著作，是一部家庭社会学专著。从社会本位文化观来分析中国的婚姻、家庭、生育与性等各种问题，基本上符合当时乡土社会的现实。它也是比较全面地体现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分析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
思路上强调从社会本位文化观出发，认识中国的生育制度，即种族绵延→婚姻、家庭→生育；反对站 在个人本位文化观的角度来研究，即性的生理需要→婚姻、家庭→生育→种族棉延。费将生育评价为“损己利人”，即是要说明，人类是出于一种社会性的目的而承担起这种“损己利人”的生育使命：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每个个体的生存都得依靠社会的完整。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而社会的完整必须依靠人口的稳定，稳定人口又有赖于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因此，生育制度成了种族绵续的保障。死亡是对人类完整性的破坏，人类的生存有要求社会结构的完整。那又用什么来恢复社会结构的完整性呢？“和个人生活攸关的是社会结构的完整，在这生死参差的人间谋社会的完整，就得维持最低限度的人口，于是社会一定得有新陈代谢的机构，是死者尽管死，自有新人物出世来填补他们的遗缺。”也就是说，死者死去了，破坏了原来的社会结构的完整性，需要新人顶替上去来修复受到破坏的结构。而新人的产生就是——生育。只有通过生育不断给社会提供新分子，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也就是种族绵延的根本，即：人类社会——结构完整的整体，死亡——破坏结构完整，生育——修复结构完整。
《自杀论》：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重要著作之一，是社会学历史上第一步以经验资料写成的标准的社会学著作，它奠定了社会学的合法基础，开创了实证主义、客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别是定量研究的先河，使社会学成为不以其他科学为前提，独特而有价值的学科。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学的学科化，如他认为要将“社会事实”作为仅为社会学所独有的研究对象，以及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等；二是社会团结的研究，如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机械团结的基础——集体意识的研究，对有机团结的物质基础——社会分工的研究等；而他自杀论写作的意图正是这两方面的体现：a通过具体分析自杀现象，来贯彻和验证他的方法论原则，为社会学家考察社会事实提供一个标准的实证研究范例；b因为自杀率的变化可以反映和会团结的变化。全书的框架和内容是迪尔凯姆先对研究“自杀”下定义→驳斥当时流行的各种关于自杀的自然主义和生物主义的论点，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假设，即造成自杀的尤其是欧洲各国、各地区以及各个时期不同自杀率的原因是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从而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来分析自杀理论→然后他根据社会潮流的不同，阐述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认为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使会发生自杀现象，并区分了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失范型和宿命型四种自杀类型→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自杀主要为社会整合、道德秩序等社会事实所决定，对于预防自杀的措施上，他提出建立多种职业团体，形成一种类似于集体意识的职业道德。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是迪尔凯姆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详尽阐述的一本名著，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纲领。在第一版序言中，“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给我印象深刻。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需要独立思考和创新探索为基石，普通思维可能招致困境，制约着科学研究。“社会事实”是作者的研究对象，他指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通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社会事实。”这一界定包含了社会事实区别于个体（或心理）现象的三个突出特征：1、社会事实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即它具有客观性。2、社会事实对个人具有约束力。3，社会事实具有普遍性。并区分了两种心态的社会事实：一是属于行为方式的生理学事实，如集体意识；二是属于集体存在方式的形态学事实。（一）关于社会事实的原则上，坚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即把它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并要坚持以下亚定理：1.“必须始终如一的摆脱一切预断”；2.对研究对象进行操作定义；3.“在研究某一社会事实时，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摆脱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尽量采用具有足够客观性的感性材料。（二）关于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涂尔干认为，一种社会事实，当它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以一般方式存在于某一种类型的社会里时，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现象。即使在道德上与我们格格不入，它也不应该被剔除。也就是说，普遍性是二者区分的重要标志，他称“那些具有最普遍形态的事实为正常现象”，根据他的定义犯罪也是正常现象，因为它广泛普遍存在与社会中。（三）关于划分社会类型（社会种）的准则，迪尔凯姆的标准是社会结构的简单或复杂程度。，其分类原则是“首先，以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结为基础，根据社会表现出的融合程度对社会分类；其次，再在各类社会的内部根据最初的多环节是否完全融合为一体区分出各类变种，同时，他将初民社会分为简单的单环节社会，简单合成的多环节社会和双重合成的多环节社会”。（四）关于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首先是：某一社会事实的存在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其次，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五）关于求证的准则，批判了诸如剩余法、契合法、差异法，提出共变法是最佳方法，因为共变法有一系列优越性：1.在事物内部证明事物的因果关系；2.使用资料便于选择和作更为细致的研究。通过共变法，人们可以对社会现象作出解释。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代表，在书中他通过回答“为什么近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仅仅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在其他文明中出现？”这一问题，来试图解释造成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动机，即阐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性。对于“资本主义精神”他并没有用属加种差给出一个具体定义，而是引用富兰克林的话对它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说明，如信用、时间就是金钱，经济上要量入为出、精于计算，生活上要节俭诚实、与人为善等。在我的理解中，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欧洲社会所独有的价值体系，是一种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于盘算，使社会资本正常流通，从而获得预期利润而构成一种经济和理性的观念，驱动着人们按照合理的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问题上”，韦伯从当时宗教教义入手，如路德的职业观（认为劳动是天职，尽职的世俗活动是上帝的要求）、加尔文教的恩宠论和预定论（追求世俗活动的成功成为上帝“选民”的标志，是受到上帝恩宠的最确切的证据）以及清教的禁欲主义（浪费时间是最大的罪恶，劳动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可以增加上帝的荣耀），得出结论，宗教对人们的要求是：1反对追求世俗财产；2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3要有正规的职业；4禁止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5帮上帝托管财产（不论花费并且增加这些财产），正是这五点从而使劳动者勤勉刻苦，商人精于盘算以及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普遍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样资本得到了积累，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韦伯就把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形式这一固定因果链串了起来。
[ 此贴被张宁在2012-10-08 09:3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