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1月15日：
书单：
《信任与统治》 查尔斯·蒂利
《政权与斗争剧目》 查尔斯·蒂利
《民主》 查尔斯·蒂利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实践感》 布迪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
《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 冯尔康
《中国的思想》 沟口雄三
民主、信任与政权
抗争与民主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增加政府代理人和政府所管辖民众关系的宽容和平等，增强政府所管辖民众对政府人员、资源和政策的有约束力的协商，增强对民众的保护使之免遭政府独裁行为的侵害。政府能力程度和受保护协商的广度所决定的二维空间、政体的发展轨迹，对于民主的前景以及民主实现之后的特色具有显著影响。若是政府能力的发展先于快于受保护协商发展，那么民主之路就要经历威权主义，反之，则政体得以存续，民主之路就要经历一个能力建设的险滩。此外，公民身份的创造——将政体的全体臣民与政府代理人联系起来的权利和义务——是民主化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在民主化道路上，强制、资本和信义在不同地区不同的结合，会促进该地区不同政体的形成，也将决定政体变迁的不同方向。强制包括一切共同导致社会行动者的人身和财务的损失或伤害的协同行动手段；资本是指有形的可变的资源，他们与某些努力相结合，就可以增加使用价值，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也更加理直气壮；信义指社会场域（个人、群体、结构或位置）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促使他们相互重视。欧洲革命通过三个有特色的机制促进了民主化——将类属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相互分离、将信任网络整合到公共政治中，以扩大化，平等化，保护和增进公共政治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欧洲历史上的民众抗争运动的无不对民主化要素和民主化进程具有影响，以英法为代表的抗争运动促进了不同民主化道路。
信任与统治
信任是什么？信任是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而信任关系则意味着常规化地承担此种风险，而信任网络中绝大部分乃至全体成员都将重大的集体性事业——如捍卫信仰、安之子女、赡养老人、保守私人武器等——置于彼此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欧洲历史上，有关民众的生活、事业、乃至信仰、经商大事都求助于地方性信任网络，如以血缘为基础的商人团体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教区组织，如此民众难以与上层国家发生联系，而历史上国家也没有强大的能力涉足到基层民众管理统治，这与传统社会的封闭性有关。当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对基层的统治越来越明显的条件下，公民们转而求助于政府的保护和保障，并将自己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衔接起来，自此地方性信任网络北整合进国家统治体系。
信任网络的强弱与国家整合到公共政治有大的关联。一般而言，与高亲密度、高利害价值的信任网络相比，非个人的、低利害价值的信任网络更易于被统治体系整合。而在此过程中，信任网络的内部机制对其生存、转型和崩溃至为重要，对于保持信任网络相对于统治者和政权的独立性至为重要。地方性信任网络有四组机制：网络边界、为了维持、外部联系和内部控制。地方性网络为有四组机制，即隐藏（即避免被当局发现和操纵）、掩饰（借公共身份佯装；服从的程度、内部组织运作和资源的透明度保持最低）、委托（获得中间权威保护，由此降低服从程度和组织透明度，但代价往往很高）和掠夺（组织具有足够外部效力的武装力量攫取资源，同时抵抗他人的掠夺）。纵观历史，统治体系对信任网络的持久整合取决于强制手段的控制的日益减少，以及对资本和信义手段的依赖的日益增加。
蒂利认为，历史上任何时间和地方促进民主的基本过程都包括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融合程度的增加，使公共政治与类属不平等隔离的程度的增加和大的权力中心相对于公共政治的自治程度的降低。信任网络的融入，把公共政治和类属不平等隔离以及减少自治的权力中心，三者结合起来导致了民主化，民主化在他们缺席时是不会发生的，此过程中任何一个要素或者全部发生逆转，就会使政权去民主化。
政权与社会斗争运动
历史上的斗争类型大致有三种倾向，分别是斗争剧目的教区化、特殊化和分叉化。教区化是指斗争专注于地方性目标，立足于地方性团体；特殊化则是指不同的团体、条件、场合下斗争形势各具特色，彼此不同；分叉化指存在两种分叉的行为方式，一是指向近距离诉求对象，是直接行动，二是指向远距离诉求对象，是由权贵或实权人物居间调节的行动。民众的政治斗争行为大致也有三种类型，一是指令性活动，是政权要求民众表示效忠的行为；二是容忍性活动，是经过批准的民众谦卑而谨慎地进行的请愿或机会行为；三是禁止性活动，是遭到政府军队镇压的抗税或反征兵行为等。与常规意识认为的斗争对政府政权的反作用不一致，斗争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同政府权能与民主程度对身处其政权体制下的斗争剧目影响甚深，即政府的权能和民主程度容忍决定不同程度的斗争。
集体暴力的突出程度与政权关系大致如下：其一，暴力程度高的斗争往往出现在低权能的非民主政权；其二，暴力程度中等的斗争往往出现在高权能的非民主政权和低权能的民主政权；其三，暴力程度低的斗争往往出现在高权能的民主政权，由此观之，唯有建立相对民主的政权，社会运动才可以蓬勃兴旺。此外，与其他斗争形式不同，民众的集体示威活动往往具有双重性，它既可以是一场听命当局表达支持的示威活动，也可以是一场反对当局的示威活动。关于斗争之中内战和革命也需要指出，首先若是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奉献，则内战只能是内战而不能称为革命形势；其次，内战多发生于低权能的非民主政权，如秘鲁，而成功的革命则主要发生在高权能的非民主政权体制下，如白人种族统治的南非。
宗族信任与国家统治
首先要指出中国的现代国家起源。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在于借助外部势力用力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其一是扩大政治参与，促使更大群体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不仅仅限于精英文人决策，而是扩大至庞大的准官员书生参政，即魏源设想的使文人中流们在更大范围内投入整治活动。其二是强化国家权力，尤其是中央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使国家权力清除横亘在中间的代理之害，此问题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千年沉疴之疾，特别是要清除国家和农民（底层纳税民众）之间的中间人或掮客，为达此目的，国家可以实行霸道的威权主义。现代国家进程，是国家加强对基层控制的过程，也是民众参与政治的过程。
其次那么宗族又如何与现代国家统治挂上联系？首先，从中国宗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看，秦汉之前，尤其是周代是宗法制和分封制的鼎盛时代，此时期宗族以世族勋贵和地方势力为主，分封的诸侯国本身即是地方权力自治中心；汉唐宗族以世家大族或士族为主，此时期是宗族的第一次民间化，宗族即是世袭地方势力又是官僚队伍和预备官员的来源，基本是垄断政府权力；宋已降则是宗族第二次民众化时期，此时期世家大族经历唐末五代战乱被诛杀殆尽，宗族以官僚化和平民化（地主）为主，科举制完善更是保证官僚阶层的有序更新。以查尔斯·蒂利的观点分析，首先从地方权力中心看，虽然宋以来的宗族不能和唐及之前的宗族相提并论，但是宗族作为地方组织依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其对族人的管理和规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小的地方家族或宗族权力中心，尤其是族权的在明清时期的大力发展，国家在基层的统治管理避不开地方宗族的存在。其次，从信任网络看，宗族内部的信任毋庸置疑，毕竟是以父系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群体，也许宗族内部因资源等的不均会有内部隔阂，但是宗族作为一个组织对外则俨然是一个地方性信任网络，其对外的团结性和信任性不可忽视。再次，从类属群体看，宗族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群体即是一个庞大的血缘类属群体，正是血缘关系的亲近和结合，导致宗族作为一个整体往往具有对外的力量而作为地方性势力。国家对地方的统治必然要借助宗族自身组织，借助宗族的信任网络加强对地方的治理，且打击地方性豪族宗族权力也是国家历来统治地方不可缺的手段，把宗族性地方性信任网络整合进国家政权统治不失是统治地方社会的策略，也对地方性自治不失是一条路径。
感想及计划：事情越是繁多越是锻炼一个人处乱不惊的能力，也是成长；计划阅读迈克尔·曼《社会权利的来源》。
2016年9月书单：
《市场与层级制》 威廉姆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韦伯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韦伯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涂尔干
《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赵冈
《南宋的农村经济》 梁庚尧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 查尔斯 蒂利
2016年7月8月读书报告
书单：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李斯特（德）
《财富的分配》 克拉克（美）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考察》 杜尔哥（法）
《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熊彼特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维尔纳•桑巴特
《奢侈与资本主义》 维尔纳•桑巴特
《西方世界的兴起》 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 卡尔•波兰尼
《歧视经济学》 加里•贝克尔（美）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格兰诺维特（美）
《企业的性质》 奥利弗•威廉姆森 西德尼•温特（美）
资本主义起源和经济社会镶嵌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从社会学到经济学，各家众说纷坛，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教禁欲主义密不可分，也即是从新教精神文化层面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所需财富积累和勤奋节欲给予阐述；马克思则更侧重从手工业的兴起到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带来生产力巨大的发展确立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对旧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冲击；涂尔干则从劳动力数量和社会容量带来的社会分工论述社会由旧制度下的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下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新发展。这些是社会学大家的观点，那么经济学大家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呢？暂且不论不论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先来看看桑巴特、道格拉斯和波兰尼等人的观点。
奢侈与资本主义
在桑巴特看来，资本主义的早起起源的原因与韦伯解释的新教伦理的关键促进作用截然不同，他甚至认为“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物”，清教教义“与中产阶级的美德毫无关系”，桑巴特与韦伯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如此不同，但是他们二人却又偏偏都是德意志经济史学派的最有才华的后继者，并且二人共同编辑他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丛》。虽然桑巴特在此问题上与韦伯分歧很大，但是桑巴特也承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培育和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等有关，这也许就是后人所说的桑巴特在资本主义起源上前后观点不一致，而这归结为他对资本主义定义的含义不同，也不同于韦伯对资本主义研究方法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这里桑巴特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考察建立在他对其定义在“资本主义乃无限获得财富的欲望驱动的体系”。
17/18世纪西方的新富裕商业阶级和穷的旧贵族联盟改变了其时代的风貌（如打破贵族认为精神是不光彩的事），宫廷和统治阶级上层的奢侈消费与近代城市的兴起相关联。一方面随着商业繁荣为统治阶层提供了复杂多样的可供消费物；另一方面反过来巨额奢侈消费有促进了大城市的发展。以宫廷为代表的上层大规模奢侈消费强烈刺激了工业发展，致使手工业必须转变为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组织才可满足需求，同时伴随着远距离海外贸易不但开发了殖民地而且新大陆源源不断的贵金属也促进了殖民地农业、欧洲大陆纺织、工业，乃至食品等多行业的发展。奢侈消费不单是上层，资产阶级模仿上层，家庭奢侈消费尤为典型，大规模奢侈消费最终形成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理性主义、庞大规模、资产者和工人之间差别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要素。如桑巴特本人所言：“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
制度与西方世界兴起
西方世界的兴起也即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其萌芽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在14世纪，欧洲因战乱、疫病、饥荒等导致人口大减之后农业的个人收益反而不同于之前人多地少边际，也不同于17世纪人口再度减少后再度恢复带来的农业上个人与社会的收益的一致性。国家层面上看，16世纪以来以英、荷为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成功类型上，此类国家支持对外贸易，削减关税，重要的是国家议会权力在征税方面高于王权，保障财产拥有者的所有权，尤其是王权不能肆无忌惮侵占个人财产，创立和完善保护型新制度产权。在地方与国家层面，国家强大完成统一，取代地方/庄园对臣民的保护和公正，国家力量强大也是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保障，而这是分裂国家的商业阶级梦寐以求的。反观西、法等国，国家权力上，王权凌驾于议会，国内缺乏完善制度保护个人财产，国内地方壁垒致未形成统一市场，尤其缺乏交易低成本低的资本市场，而此交易成本低的资本市场恰恰是荷、英国所具备的。
对比资本主义发展两种类型的国家行为，明确有保障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行为努力变成私人收益越来越接近社会收益的活动。这是西方兴起的经济成功之道，而创立和实施所有权是国家的职责，尤其是打破地方限制扩大到国家层面，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将公正和保护的职责从庄园和地方承接过来加强国家权威的原因。纵观西方的兴起依靠的经济发展，倘若所有权得不到保障，倘若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倘若没有保障制度和所有权的国家，那么经济停滞是不可避免的。
市场与资本主义
西方自18世纪末从被规制的市场向自发调节市场转型的转变不仅意味着社会结构开始彻底转型，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转型。在斯密发表《国富论》的18世纪中下叶，他虽然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可是市场远远没有独立发挥作用，依然受制于政府（国家），故斯密一直在为自由市场的到来呐喊。自由主义的市场最迫切需求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三个要素服从市场自发调节，这三者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兴起伴随着市场的作用急需劳动力自由流动，若是劳动力成为市场的商品，那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期在那个时代渴求的；另一方面，保守势力则维持劳动力依附在土地上和传统行业，如此必然导致两大势力的冲突，即使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自由流动依然迟缓了多年。
此时，为促进劳动力如土地和货币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市场需要政府的支持，而政府恰恰弄巧成拙，“”法令。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在市场继续主导经济调控的初期，市场和政府绝不是水火两不立的对抗，此时市场的力量是弱小的，尚需要依靠政府对付旧保守势力。那么，一旦劳动力成为自由市场的一种商品，即意味着人类组织（社会）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听从市场的安排，这样一来，之前经济领域乃是社会的一个领域转变为经济体系主宰一切的社会转变，也意味着经济从之前嵌入社会转变为社会要嵌入到经济领域。然后一旦市场经济确立，自发调节的市场不但排斥政府干预，也会排斥人的主动性，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会使劳动力屈从市场需要增减，所以为了对抗自由主义，始终有一种保护社会生产组织和劳动的保护运动，以对抗自由市场的控制。
同时金本位体质的确立对市场经济至关重要，不可否认货币是整合国家经济力量最强大因素，金本位体系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稳定不可缺的关键因素。但是在遇到经济危机的萧条时期，自由主义的自发调节往往无效，为了经济恢复和劳动力生存，必须国家干涉经济，而此时资本主义国家为本国经济不惜废除金本位制，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美英借助废除金本位的货币政策回复本国经济的措施，而与此对照的是欧洲大陆诸国则在市场与干预、政府和自由的争论中滑向了法西斯独裁之路。其实，美国的型经济政策、苏联的五年计划和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道路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
经济与社会的镶嵌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已经提出了经济领域由之前嵌入社会到后来竟然会发展到社会嵌如到经济领域之中的观点，这背后反应的是经济力量的崛起到对社会事务主宰性，也是市场经济取得统治地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行其道。然而他同时也指出，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宰也致使作为劳动力的人失去主动性，社会组织也受到损害，尤其是在面临经济危机时，不但自由的市场无能为力，社会也只能听之任之，此时特别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干预，自由的市场经济再一次从放任自由转向市场和干预的二者结合。而历史上法西斯主义则是其一个教训，告诫就是经济不能完全听任市场自由放任，也不是苏联的否认市场的计划经济，即经济不能脱嵌与社会而独立。
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点更注重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网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首先从更加微观的个人经济行动层面，他提出个人是自主的，个人行动是镶嵌于互动网络，受社会关系网的制约，但是他有不赞同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其镶嵌观点调和了此两种观点，既保留个人意志，又把个人置于人际关系互动网络，镶嵌的社会网观点沟通个体与总体、行动与结构，发挥桥的作用。其次，镶嵌与经济中的信任，低度社会化的社会如霍布斯的想象的“自然状态”，试想此低度社会化的状态人们之间既无社会关系也无社会规范，信任和诚实又怎么会诞生？而古典自由学派如斯密强调的自由竞争市场信任之于经济交易行为呢？自由竞争市场下个人无法控制交易，纵然有无数市场可供选择，终难以避免欺诈。此低度社会化的社会也就是以社会孤立的行动者为中心，但是不能忘记人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社会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嵌入的观点强调具体关系和关系结构能产生信任，有关系网的监督作用，但社会关系也仅是信任和诚实的必要条件不排除利用关系网依然会有集体舞弊的可能。
格氏关于社会关系提出了三种网络结构，即高度脱耦结构、弱耦合结构和高度耦合结构，这与他的弱连带和强连带及处二者间的连带有对应，弱耦合结构合弱连带发挥的作用是其推崇的，弱连带的信任，弱耦合结构的整合能力都是关系网络不可缺的。同时，社会网络和行动优势互为因果的，个体行动会自组织出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网络结构又会产生集体行动，社会网可以在结构和行动之间搭起桥，也可以在个体和集体之间搭起桥，沟通微观和宏观层面。
2016年3月书单: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江村经济》
《乡土重建》
《云南三村》
《六上瑶山》
《皇权与绅权》
《中国士绅》
《行行重行行》
《费孝通自选集》
《民主·宪法·人权》
《金翼》 林耀华
《宗族政治》 肖唐镖
2016年1月书单:
《国富论》 亚当 斯密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李嘉图 译林出版社
《有闲阶级》 凡勃伦 中央编译出版社
《制度经济学》 康芒斯 华夏出版社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凯恩斯 华夏出版社
《信任》 福山 远方出版社
本月主要读书围绕费孝通先生著作展开，对于费孝通无须多做介绍，虽然之前也零星看过他的部分著作，但是未能及时总结梳理，借这次集中阅读做一些体系总结。本次总结主要从他的社会学思想方面展开。
费老的乡土中国概况
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在费老看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中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西方社会人们之间的团体格局，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富有伸缩性的关系网络，如费老所言，是自我主义，即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在以己为中心的格局关系之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费老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原因很简单，在差序格局之下的道德也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不是建立在团体格局中的建立在团体和个人关系上，这样道德也遵循亲疏不等的判断标准，也因为人们之间的亲疏远近而导致道德上的差序。
那么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发挥什么作用？毫无疑问，血缘关系源自生育，源于家庭，血缘关系的继替即是家庭家族继替的保障，也是社会稳定不可缺的。稳定的社会中，地缘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因此可说地域上的靠近是血缘上亲疏的反应。血缘关系也限制着某些社会活动，如亲密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群体内部通行的往往是人情，而不是直接的交易，尤其不是金钱上的交易，亲疏血缘关系妨碍金钱交易，如云南的地方以筹钱的“賩”，往往是避开有血缘关系熟人参与，因为碍于人情，碍于亲属关系不方便交易；同样在玉村农忙季节，需要劳动力的雇主往往不去雇佣本村劳力，而是到街子上去夷人做劳力，一是因为夷人劳力便宜，更重要的是避免同村熟人之间的劳务结算尴尬。如此看来，血缘熟人中交易的商业怎么办？这就要依托地缘。既然商业在血缘之外，那么地缘就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的关系。碍于熟人情面难以当场清算交易，这个空就有地缘关系填补，尤其是外来者的陌生人，熟人之间不需契约，靠信用靠口头承诺即可，而契约则是在陌生人中的约定。如此一来，如费老所言，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地缘契约下的理性商业行为也正是现代社会的特性，恰恰是乡土社会所缺的，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的变迁这也将预示着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的转变。
乡土政治：（底层）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靠的是礼治。礼是什么呢？礼是来自于传统经验的积累，不是外在强制性的法律，也不同于人治，礼生根于安土重迁的静态乡土社会，祖辈周而复始的经验传到若干子孙依然见效。这种传统的习俗已内化为人们的内心的自制克己，维持秩序的是教化，是无讼的调解教育。（底层与上层）关于乡土社会的权力有两种，即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前者是偏重上下层之间冲突、压迫、斗争和暴敛关系的支配权力，后者是偏重合作、分工同意分配的支配权力。此两种权力没有明确边界，既相互包含，也可以在世一种权力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方面相互转化。但是，在历史上，横暴权力往往长时期让位于同意权力，一是自给的小农基础难以持久给横暴权力提供坚实基础，即农业立国不足为横暴权力提供足够折腾的资本，二是皇权的长久维持必须从前代吸取教训——无为政治不可缺，如此则让位给持久的同意权力，三是底层乡土社会的士绅缓冲作用，旨在限制皇权的保护型的经纪。如此，天高皇帝远的乡土社会的无为统治让渡给底层的长老统治政治。长老统治依托的是文化的教化性权力，而年幼年轻者须向握有此教化权力的长者学习经验，故而乡土社会的长者尊者获得此同意权力。
在乡土社会，提到政治，就不开皇权与绅权关系，或者是中央与基层社会关系。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有两条轨道，一条是自上而下的轨道，一条是自下而上的轨道。自上而下的轨道即是上层权力向下的统治，自下而上的轨道即底层社会通过士绅向统治阶层反映民意。费老认为，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但是，从封建社会皇权独揽统治确立，官僚成为统治工具而不再分享权力，士大夫阶层企图以道统限制王权的正统，并最终让位于皇权正统。不过传统社会的结构下“皇权不下县”还是给地方绅士很大权力。同时还存在两条限制专制的防线：无为而治和地方绅士自治缓冲。这两道防线不意味着不可逾越的线，历史上虽有成效，但是也往往被突破，而被突破之后就是自上而下的单一轨道横行，结果是人民大众饱受统治之苦，若是过了头，则揭竿而起推翻暴政，再一次循环新的双轨政治。随着时代变迁，至晚清民国士绅的地位难以为继，尤其是保甲制度对士绅的冲击，致使此自下而上轨道难以为继。
家庭与家族：按人类学界定家庭是亲自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乃其结构，生育是其功能，只有随孩子到来组成的父母子三角关系的家庭才是稳定的。乡土社会的中国的家庭是以父子为主轴，而西方社会的家庭则是以夫妇为主轴，这与西方的家庭是夫妻两性感情获得生活安慰的中心有关，而中国的父子为主轴家庭则是因家庭乃绵续性的事业社群有关。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可以农耕，亦可以经商，家的大小依据事业大小而定，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小到夫妇二人，多到包括兄弟叔伯，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黄东林和张芬洲家庭大小与事业兴衰的关系。这里还牵涉到家庭大小的标准依据，即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区别不在人数上，二是在结构上，如仅有父子两代人的家庭，哪怕父亲有8个孩子的家庭和一个祖父、父亲、孙子3带人的家庭，加上婆媳的家庭，后者的家庭结构远比前者复杂，即使后者家庭人数不如前者，但是后者家庭结构更为复杂，故后者是毋庸置疑的大家庭。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根据父系单系亲属原则扩大的家庭组合在一起乃家族，家族的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族即家庭，家族是从家庭基础上推出来。家族的功能已不仅仅限于生育，和家庭相关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以家族来担负，而这些社会性活动也往往不是没一个家庭可以胜任的。在家族里面依据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差序，其内部家庭关系亦有亲疏远近，如《碌村农田》中关于田地买卖的事，田地的卖必须优先向本家族内部需要，且卖给家族外的人时须有卖着家族成员的公正认可。
农业与经济：在乡土社会中，农业是立根之本，无论是小农还是地主，哪怕是仕途出身者，都对土地有着天然的难分难舍情节，小农千方百计节衣缩食想着扩大土地面积，地主对小农的放贷借粮也打着增加土地的主意，而官宦人家一旦衣锦还乡也是要通过增加田产以扩大家业。数千年的扎根土里劳作也仅够一家温饱而已，倘若再遇到自然灾害，那么即使最低的生活也难以保障。农业不足以家庭为继，则家庭副业兴起，男耕女织向来是小农自给自足的典型。如江南江浙的蚕丝出产区的家庭纺织业，在江村的蚕丝业兴起对农业收益是大有裨益，即使到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村办的蚕丝业合作社工厂对家庭的补益依然可观。除此外，乡土农村尚有以内地易村为代表的家庭劳动密集型的棉布纺织业和资本密集的纸坊业，即使易村的纺织一天尚不足以纺织者一日餐饮花销，但是农闲季节剩余的劳动力依旧从事此种纺织补贴家用。易村的纸坊业已经具备脱离家庭手工业的雏形，无奈在有限的生产资料下却开设了远大于生产资料的作坊，既不能充分发挥造纸业技术改良，也是对生产设施的巨大浪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纸坊业对农村经济的补益作用。
乡土社会中，即使农村具备自给经济特性，它依然需要和外界互通有无，城市需要农村的粮食，农村需要城市加工的盐烟酒等，这就离不开市场的交易。如《江村经济》中连接城镇的航船交易，还有发挥市场交易的定期在镇发生的集市，还有云南的墟，这内地的墟不仅有产品的买卖地，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地。此外，与市场密切相关的还有玉村的蔬菜种植业，这已是城郊经济的雏形，玉村的蔬菜种植因地理位置优势靠近县城，其蔬菜不但供给县城，甚至远销昆明，这一方面是靠近市场，另一方面是交通便利，这商业化的蔬菜经营收益远远超过农田水稻收益，这已是少田地而有小块菜地玉村底层农民生路之一。
费老的乡土中国症状
关于双轨政治。在《乡土重建》中，费老指出了乡土社会若要政治良好运行，则需要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但是在传统社会往往因为上层权力的庞大导致自上而下的单轨统治，如此上下通达的模式被打破，为治理埋下隐患。那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防止皇权无底限的两重防线如何？吴晗认为此两道防线在阻止皇权方面基本是无效的，除了极个别明君外，纵然士大夫以天意征兆警告皇权，但是大多无果而终。且吴晗认为，绅权也是不断被贬低的，经历了和皇权共存、共治、奴役三阶段。在费老看来双轨政治的破坏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的保甲制度致使基层自治的单位行政瘫痪，民国期间推行的保甲制度与历史上的保甲制度目的不同，民国的保甲重在加强统治，以数量强行编制，打破传统的地缘血缘组织单位，一来打破之前自治单位，把家族式的自治挣得支离破碎，二来保甲长乃上级行政的下属，出任保长甲长的非之前的绅士，绅士既不愿担此小职，更不愿出此去压迫民众，体制内的保甲长只能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良绅逐渐退出基层政治，同时自上而下轨道铺到门户内，挤压绅士之前的自下而上轨道。新的保甲不能有效推行地方公务，就得自治单位失去合法性，这样基层社会陷入政治死角。虽然中央自上而下轨道延长，却在基层的紊乱中瘫痪。其次是士绅自身的腐化。费老也承认传统结构中的自下而上的士绅轨道也是脆弱的，仅靠士绅无形的组织和关系去防止权力滥用，既不能限制皇权也未能有效。如此导致士绅利用政治地位谋取私利，鱼肉百姓并非罕见，如宋之文彦博反对王安石改革所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此种形势下，费老提出欲加强双轨中自下而上的那一道大概只有学习英美的代议制，即以法律限制上层权力。
财富与人才流失。在乡土社会，财富的创造主要来自农业收入，但是为何农民辛辛苦苦耕作一年，却仅够温饱而矣，甚至反而欠债？这背后要数农村财富流出的逻辑，或者说是地主和城市汲取财富的逻辑。首先说地租，江村、禄村、易村和易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租地耕种情况，而地租基本维持在50%左右，这意味着东部和沿海农村凡属租地的佃户基本要缴出自给谷物的一半。佃户剩余的一半仅够自家户口，不够的还要靠副业或者借贷解决。如此一来，则源自农业的收入有一半流出农民手中到地主那里，当然这还不算政府苛政赋税。其次是债务，一是农民若遇到自然灾害谷物歉收，二是新谷物收获前一段时间农民遇到缺粮，三是家中遇到婚丧意外事件，一般情况下则必须向地主借贷。此借债背后往往是高利贷，很少一部分在高利贷下偿还大笔钱财；此外即是谷贵时农民借入，待收获谷贱时数倍偿还，地主把这多出的积累贮存至次年再高价贷出，依次地主获得谷价剪刀差，这样地主焉能不富，农民财富焉能不流出！再次是地主财富的流失，这一不限于农民与地主之间，而是地主与城市，甚至是地主与国外资本主义之间的圈子。地主的财富购买力首先来自对农民的剥削，然而地主的消费却不在农村，地主往往消费城市的工业品甚至列强入侵后国外输入的奢侈品，而他们本身却不是生产阶级，这样地主从农村榨取来的财富再一次流出到城市或者国外，而其背后是农村的贫弱和破败，原因很简单来自农村的财富没有投入农村。这也反映在民国期间的城乡关系上，如抗战导致的城乡阻隔，农村因没有城市的剥削竟然呈现出发展，而农村这样狭隘的发展是低层次的，没有城乡的互助二者都难以真正发展起来。
关于人才，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在乡土社会来自城乡的士人比例旗鼓相当，乡土的家族更会对学子物质的资助，以求获得功名的士人将来对对晚辈的提携和对家乡的庇护。而来自乡土的士大夫也往往怀着感恩和落叶归根的心思，致仕后多荣归故里，发挥己在地方自治中绅士的作用，乡土社会的人才实现自身的循环。自科举废后，尤其是随着西学兴起，出自乡土社会的读书人进入城市接受西式高等教育，这部分年轻人数年生活在城市求学，首先其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了，对农村的观念和看法也多变化；接着是他们学的西式新知识在乡土社会难有施展余地，西方工业化背景的知识在乡土社会不适应；再是当下的求学不同于传统式的科举入仕，即使读了高等教育依然不能获得旧时的功名。如此，农村出身的人才回不去了，他们不愿意回去，也不能回去。其在城市的生活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他们亦不认同农民身份，即便农村的家庭举家之力倾其所有资助他们求学。所以这些人才宁愿在城市苟且生存，也不再回去，如此农村不遗余力培养的人才外流，只出不进，实在是农村发展的缺憾。这背后反映出城乡不同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反应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城乡关系亦有此迹象，时至今日，农村的人才外流依然有着相同的逻辑。
经济入侵到乡土重建。
之前已经分析过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经济形式，除却农业之外，尚有家庭手工业，典型的是家庭纺织业。家庭纺织业不单单是农闲季节满足自给的主要产业，而且它对补贴家用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以家庭纺织业，家庭手工业等乡土社会的男耕女织背景下乡土工业对农民不饥不寒之外结余的关键。如以江村为代表的家庭丝织业对农民家庭收入的作用。当然这都是在国家完整主权独立自主背景下，到19世纪中期起，随着西方列强完成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入侵，中国的传统经济受到西方现代工业经济的强烈冲击，乡土工业更是在碰撞后遭到毁灭性打击，薄弱的乡土工业根本不敌大机器工业，这样家庭纺织业没有出路，只能破败，手工业也是一败涂地。如此一来，原有的农民从事纺织业的破产，对家庭经济大力作用的自此不复存在，直接导致农民生活受到影响，大量农家因此陷入贫困。这样以来势必加重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而土地不单是供给自给，还有地主，还有苛捐杂税，农民面临“昔日输一亩之地课税有余，今日输三亩之地课税不足”的境地，自身靠土地尚且不足温饱，那里还交得起租税！这必然影响到农民与地主的租佃关系，即佃农的反抗，还有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即费老认为的解放战争胜利国民党失败的一大原因。
乡土工业的兴衰对整个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安稳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在20世纪初的前后中国乡土工业的被破坏是否还有重建的可能？费老根据调查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农村发展乡土工业具有很多优势条件：首先是劳动力不但供给充足，而且价格便宜，因为农村过了农忙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这批劳动力可以吃住在自己家中，所以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城市的劳动者，且农忙时节可以照看农作，具备灵活生产性的半工半耕模式。此外哈，此模式之下还可以实现农工互补，如劳动力密集优势和机器的互补，如榨糖生产时人力优势和机器优势的互补。其次，电力支持，电力作为生产动力打破了之前的地域限制，如此一来工业不必仅仅局限在城市，可以再农村劳动力充足和资源密集的地方开展。其三，知识服务新形势，如江村的蚕丝新技术学校，通过学校把新技术推行给年青一代，并且江村的实验证明已经证明其可行性。这也为在外的农村人才回流提供空间，给其施展的空间。其四，合作经营新形式，工厂设备资本是蚕丝学校向银行贷款、生产原料由加入社员的农民供给、而工厂产品直接售给出口商利益发给社员、工人即社员家属、工资日付。如此一来工人积极性和工厂生产效率就提上去。但是尚有一个大的瓶颈问题决定着乡土工业的兴建与否，即兴建工业的资本来源，尤其是乡土中国农村普遍的贫穷。
中国不是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国家，西方发迹的殖民掠夺到来不适合中国，且西方列强也不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与之竞争。如此，中国乡土工业的资本既抢不来也借不来，那么只能靠自己。之前提到过乡土社会财富外流的问题，这说明乡土社会是有资本结余的，只不过是被食利的地主阶级挥霍外流，按这样的逻辑，财富不外流即可积蓄，费老给出了两条资本积累的途径，一是财富的自主积蓄，另一是政府的强制积蓄。这样资本问题就迎刃而解。
费老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 大战略”和他40年代的乡土重建思想一脉相承，这也是他对当代中国问题开出的治理方略。更是他“旨在富民”的学术理想追求的最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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