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读书报告
书目：
史铁生《命若琴弦》江苏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8-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说也是我们关照社会的一种方式，只是其对手法的运用更甚于理论的运用。《秦腔》是一本小说，思考的是我们几十年来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未来的衰败，是作者思考的迷茫，也是乡村的迷茫。悲凉，最后秦腔的反复播放，反复回荡，甚是悲壮。我的家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路遇困境，事关内心那份情感，这时候喜欢史铁生。或许我们的生命正如那琴弦一般。
读费正清，多一个认识历史、中国历史的视野，无关对错，不同的资料运用，不同的历史关怀，不同的历史照面。
之前读了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其实也是讲述那段历史，这本讲的历史一样，分析路径不同，更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人性观。
齐美尔的书没有认真地阅读，要准备开始了，等至少读了三次再写我的理解。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评 写于2011年11月
同样地变迁，不一样的“社会”
1835年托克维尔赴美，一年后出版了成名著作《论美国的民主》，约七十年后的1904年韦伯赴美，次年出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此书亦是我国了解韦伯精神与方法的最重要门路。同一个美国，处于同一变迁的序列之中，韦伯眼中却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同样的变迁，同样地人文社科视角，韦伯有着不一样的“尖刀”。
一、 韦伯研究的起点：变迁与宗教
七十年几近人的一生，但七十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仅是弹指瞬间。从17世纪开始这个转型开始，或者是在一片“文明的荒野”上的新建工业文明，此期间的美国社会正处于关键转型时期。从政治视野着眼的托克维尔看到了美国的生机勃勃和结构的活力，为帝国和个人精神疾病求出路的韦伯，看到了文化与其所依存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两位看到的是同一个受强烈的新教精神所影响下的国度，一个看到的是民主制度的希望，一个是未来社会的牢笼，虽然他们都认为这是西方抑或西方社会所独一无二的现象。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韦伯的思想都是与时下传统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话，以探求时下西方社会何以成为今日的社会，或是西方社会特殊秩序的转型及其性向和动力。再往前看一步，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马克思等，他们所面对的都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后工业迅速发展的社会，如果换一个角度表述“社会转型”就是社会原先的秩序出现了很多的动荡和混乱。涂尔干寄希望于宗教和道德社会的整合作用，托克维尔希望民主是其救药和出路，马克思从底层社会看到了“人吃人”的惨状和资本的原始罪恶。在这点上，韦伯可谓与马克思看到的同是工业社会，同是早期资本迅速积累的资本主义时期，但韦伯没有看到“人吃人”，而是从中性描述意义上的“人吃人”的合理性或文化意义上的正当性，这是韦伯的特色。
再回到宗教这个主题或是切入点上看，宗教问题似乎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对待宗教问题上，韦伯与前人以及同时代人迥异，他不是去探讨宗教的起源、宗教与巫术的区别，而是探讨宗教在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后对其所依存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说，韦伯以宗教为切入口，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人类相互关系中的斗争问题（韦伯语，为行动自由而斗争是人类历史的发动机）。
二、正文梳理：社会与观念的暗合逻辑
在《新教伦理》的开头，韦伯即强调，在论文的开头不打算也不可能给出“宗教”的本质，其也不是文章意欲讨论的主题，“我们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毋宁是具有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之市民的经营资本主义的形成，或者，以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西方市民阶层及其特质的形成的问题”，即如今的西方社会特有的“市民的”职业理念的西方文化（宗教）的基础的问题，巫术和宗教及其上的信仰伦理对西方社会秩序的特殊性格的可能作用。
韦伯从西方社会开始出现的新一轮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中发现，如今的社会分化与已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有某种暗合，西方自古的分层不仅与犹太人的商、中国儒教下的士、印度的武士等地的分层不同，特别是与近两百年西方出现的社会分层也迥异，信仰基督教的人与现在信仰新教的人的职业比重、文化程度比重与其所在地区人口的比重表现了某种内在联系，近代企业的资本所有者、经营领导者、高级技工与专业人员多是新教教徒。在西方与非西方、西方以前与近两百年的西方的多方比较下，韦伯思考着宗教教派与一社会的职业格局可能有重要内在关联。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韦伯的重要概念，也可以说是具有独创性的概念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自古已有，也非西方独有，中国、印度、犹太等都有，可谓有资本就有资本主义，它是一种简单的基于资本而来的经营或是冒险、政治基础上的等等形式。其精神到底是什么？韦伯还是没有下定义，但韦伯强调了，或是列举了新教的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例，他也认为一地的文化必然对其所依生的环境、人有着影响，特别是伦理上的影响，并可以揭露出对命运与环境的反应能够充分解说一切的影响与因果链条。在这里，韦伯的“决疑论”思想有重要的内在作用，此即将道德的或宗教的律法和义务运用于相应各式各样前后关系与场合所呈现的个别事例，以形成价值判断，并且据此种种判断的集成来形成律法与义务的整体。我读书中对此多次有所理会，但发现很多人还是对此遗忘了，甚至不重视韦伯的“决疑论”思想，我认为这是韦伯研究的一个重要暗含点。
对于第二章的第二个想法是，“卡里斯玛型”在此有重要运用。韦伯不下定义，多用个案，其逻辑起点何在？我认为，除了“决疑论”的影响外，还有就是卡里斯玛型”。宗教、巫术如何产生不是韦伯思考的问题，但宗教自产生后并不是一尘不变的东西，这是宗教史上的重要问题，在韦伯生活的那前后两百多年又是宗教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韦伯何以面对？宗教转变的关键还是出现了“卡里斯玛型”人物，是这种特殊人物及其特殊精神推动了宗教的改革或是转变，这也是我多次思考韦伯隐隐约约的提及宗教改革，且宗教的改革是个历史常识问题，但韦伯从来不提历史的动力问题，他用“人际关系的斗争”来取代。韦伯不论述历史是如何产生的，但暗含了历史是何以转变的。“决疑论”和“卡里斯玛型”是第二章的重要内涵分析。
后三章的分析解决的是宗教教义及其转变如何以不同以往的思维和方式支配着当下的教徒，如何实现信仰伦理的转变对教徒的经济心态的转变的影响,并最终如何作用于西方社会秩序。韦伯此中提醒我们，“如今往往被遗忘的一点是：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是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确实，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遗忘的，还是我们曾今误解的，以为“除魅”就是解除宗教对人的束缚，是自由、人性的复归，在另一种意思上，确实忽视了巫术在西方与在东方文化中有不同的意义。
反复读过三次之后，我发现这个书名反而对我们理解韦伯的主旨存在一定的误导，此书名不足以表明韦伯的所说所想，我们过于忽视韦伯对“思维定式”的数次关键处的提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后均有无限的内容或说是历史事件，这个很容易忽视；人类社会关系的斗争→卡里斯玛型人物和人物→宗教改革→（可能的一次）伦理价值观改变→无意中启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经济日常生活实践→独特的市民职业\经济风格（正当性）→西方社会秩序转型→韦伯的理性化→西方社会特殊的性格→西方社会何以如此及其性向。姑且用这个线性的方式来表述韦伯的三章内容，此中不写其已有很多论述的“职业观”、“因信称义”等宗教概念对教徒实践的影响，这些确实论述太多，我个人感悟很少。我想强调上面线性方式其中有很强的“实践”意味、“未预料的结果”、隐含的“共同体”以及每个概念本身内在的多样构成因素，我们不可忽视，这也似书中的精彩所在，虽然我用了线性的关系表达，但韦伯自己也强调“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有相当部分是改革者的事业未曾相见，甚或正非自己所愿见的结果”，韦伯的思想中有相当的张力。
三章内容也充分表达了韦伯对“历史现象的本质为何”的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可以从价值与信仰上来判断，此时，要问的是这现象里独特“引人关心”或“长久具有价值”的是什么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可以由其对于其他历史过程产生影响一事，来追问具有因果意义的是什么的问题，而这就是历史因果归属的判断。这两个方面韦伯都很好的运用了，也是我们去理解此三章的逻辑所在。
三、方法的梳理
韦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中的斗争问题，其历史的发动机是为行动自由而斗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明白韦伯所反复讨论的支配、权威、宗教改革、阶级等，“理性化”则是他的一把利剑去剖析他所认知的那个历史图像。从哲学方法论上，韦伯欲超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二元局限，他在《新教伦理》最后明确指出，“我们当然也并不打算，以片面的唯心论的文化与历史因果解释，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的文化历史观。对于历史真实的解明，两者是同样可能的，但任一者，如果不是用来做研究的准备工作，反而是充作研究的结论，那么，同样会是一无所成。”所以韦伯既强调偶然性历史事件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也不忘时不时提及“选择性亲和”关系，韦伯采用一种灵活的关系，在这点上，吉登斯可谓“深得精髓”。韦伯用以分别“区别、分类”而精心设计的“理念型”有着他的良苦用心。“新教伦理”就非常符合其预设，其非铁板一块，但也不是凌乱碎片，同样处理的是“概念与现实间那不可跨越的鸿沟”，价值关联是韦伯的粘合剂，使现实与理论不至太远而显牵强，也不致过于死板而成史料堆砌，以此韦伯心中的“历史现象的本质”得以建构。其实韦伯的“担纲者”一词可谓用心良苦，又意蕴无限，其“文化担纲者”在理解韦伯的分层理论是不可小觑，感觉以前被教材上讲的“韦伯三要素分层理论”给忽悠了。另外让我有所想的词汇还有：历史概念形成、经济心态和经济风格、历史性格、客观可能性等，特别是“客观可能性”更是激起了我前所未有的思考，其所内含的“社会与观念之间的暗含逻辑”这个不是正支撑着韦伯的整个论证的基础，抽象和历史运用一心。
我试着总结韦伯，确不想雷蒙•阿隆已说韦伯是“高抽象的概念理论与半具体的历史现实相结合”，或是“精神试验的历史比较”，是一种从康德和尼采哲学到理解社会学。反之总结涂尔干，则是“具体的社会实在（几近史料）与半抽象的理论提升”，所以可以想见少数人可以得韦伯的思想精髓，而涂尔干可以有后继有人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但涂尔干的魅力和文采显然不如韦伯那样迷人。
四、面对工业社会的韦伯与马克思
韦伯与马克思都以同样融合了恐惧和赞美的态度对资本主义做出了反应，但两者的相异点很多，韦伯很少或几乎不提及“剥削”和“无产阶级”，韦伯不强调历史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这也是他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缘起之一。 《新教伦理》中仅仅提过一次“剥削”，也不提资产阶级（但不可忘韦伯论述中的社会共同体），韦伯的忧思不在当下，毕竟理性化是造成西方异于和优于犹太、中国、印度的独特因素，韦伯的忧思在于这种文化理念彻底地改变西方社会秩序之后的问题，理性化造成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合理性”，使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解的冲突，也是西方社会所无法规避的命运。同是面对资本所有者最大的积累，马克思眼中的资产阶级是不会思考上述的冲突，甚至是期望无限可能的积累，但韦伯眼中的西方人必将陷入矛盾的漩涡之中，“个人已不必再被主观地感受到就是一种经济的强制时，个人如今根本就已放弃对其意义多加思量”，宗教—伦理意涵业已褪除。在此对人的本体论的思考上，韦伯没有看到出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找到了人性的美好图景。然而当下的社会，更像是韦伯忧思的结果，而没有出现“骑马、砍柴、写诗”的乌托邦。
主要参考书目：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社会学》、《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 （华夏出版社）
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0月读书汇报
阅读书目：
1、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半本）
2、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律社会学》 ，
《经济与历史》，
《宗教社会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3、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新星出版社 ，2009年
这个月总体而言，状态还是好的，急躁的心到了下半个月开始平复。如果说9月份贺老师总结我是“快乐并快乐着”，那么这个月就是“快乐与痛苦交织着”。心里总体而言是快乐的，白天也多是快乐的，没有多少课也让我很快乐；晚上痛苦多点，难以入睡的毛病又开始严重，口腔溃疡一次竟然出现了两个。但一个月走下来，还是以收获为主的。
《民族-国家与暴力》这个月只读了半本，因为9月份读了半本，没有读下去，是因为发现吉登斯这本书其实是在和韦伯、马克思、福柯等人对话，但对韦伯实在不懂，这样读像是在看字，无思考，所以放了放，这个月再读趁心静的时候读了后一半。
韦伯是我在大一时就接触过的大家，但当时自己知识储备太少了，虽然发了两个月读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做了一次读书交流，但确实没有读懂，这次重读，我也格外细心，算是对我大学时代读书的一个小结吧。另外需要交代的是，《法律社会学》由于我对西方法律史不懂，前半部分也是如在“雾中游”，后面才有“拨开雨雾见日出”之感。
此月是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重点书目阅读的，主要是出于我想对韦伯的方法论知识有个把握并看其试验方式的考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是说韦伯的思想都是与时下传统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话，以探求时下西方社会何以成为今日的社会，或是西方社会特殊秩序的转型及其性向和动力。韦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中的斗争问题，其历史的发动机是为行动自由而斗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明白韦伯所反复讨论的支配、权威、宗教改革、阶级等，“理性化”则是他的一把利剑去剖析他所认知的那个历史图像。从哲学方法论上，韦伯欲超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二元局限，他在《新教伦理》最后明确指出，“我们当然也并不打算，以片面的唯心论的文化与历史因果解释，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的文化历史观。对于历史真实的解明，两者是同样可能的，但任一者，如果不是用来做研究的准备工作，反而是充作研究的结论，那么，同样会是一无所成。”所以韦伯既强调偶然性历史事件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也不忘是不是提及“选择性亲和”关系，韦伯采用一种灵活的关系，在这点上，吉登斯可谓“深得精髓”。韦伯用以分别“区别、分类”而精心设计的“理念型”有着他的良苦用心。“新教伦理”就非常符合其预设，其非铁板一块，但也不是碎片凌乱，同样处理的是“概念与现实间那不可跨越的鸿沟”，价值关联是韦伯的粘合剂，使现实与理论不知太远而显牵强，也不致过于死板而成史料堆砌，以此韦伯心中的“历史现象的本质”得意建构。仔细读过书之后，我发现这个书名反而对我们理解韦伯的主旨存在一定的误导，此书名不足以表明韦伯的所说所想，我们过于忽视韦伯对“思维定式”的数次关键处的提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后均有无限的内容或说是历史事件，这个很容易忽视；人类社会关系的斗争→宗教改革→伦理价值观改变→无意中启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经济日常生活实践→独特的市民职业\经济风格（正当性）→西方社会秩序转型→韦伯的理性化→西方社会特殊的性格→西方社会何以如此及其性向，这其中有很强的“实践”意味、“未预料的结果”、隐含的“共同体”以及每个概念本身内在的多样构成因素，我们不可忽视，这也似书中的精彩所在，虽然我用了线性的关系表达，但韦伯强调“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有相当部分是改革者的事业未曾相见，甚或正非自己所愿见的结果”，我们可见韦伯的思想中有相当的张力，吉登斯亦是。我试着总结韦伯，确不想雷蒙•阿隆已说韦伯是“高抽象的概念理论与半具体的历史现实相结合”。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扛鼎之作。反之总结下涂尔干，则是“具体的社会实在（几近史料）与半抽象的理论提升”或是“精神试验的历史比较”，所以可以想见少数人可以得韦伯的思想精髓，而涂尔干可以有后继有人的“社会学年鉴学派”。
韦伯与马克思的相异点很多，韦伯很少或几乎不提及“剥削”和“无产阶级”，韦伯不强调历史第一推动力的问题， 《新教伦理》中仅仅提过一次“剥削”，其实韦伯的“担纲者”一词可谓用心良苦，又意蕴无限，其“文化担纲者”在理解韦伯的分层理论是不可小觑，感觉以前被书本上讲的“韦伯三要素分层理论”给忽悠了。韦伯那对社会的忧思此次我才有点体会，另外让我有所想的词汇还有：历史概念形成、生活态度、经济心态和经济风格、历史性格、有选择亲和性、客观可能性等。特别是“客观可能性”更是难得。
以我的理解来理解《法律社会学》，我个人觉得其对我最大触动是：“法”之所以为“法”，就是能够作为“法”而予以适用，此乃精髓。
韦伯是我对大学的一点回忆和总结，文字平淡，但我内心激情涌动。湘潭大学，我四年得意成长，有个读书的氛围很重要，繁华世界，不过是过眼云烟，有人指导读书将是一生地珍重。那地、那人、那个我。
《重新发现社会》是作为放松读物，也是对“国家与社会”思考的一个小交代。此书文笔不错，思想有活力，有理论功力，但仅算中文中二流之列。
写于图书馆。这个月是真正的“我手写我心”，有知识的增加，有思维的活力，更有内心那对我本科四年无限的感动和回忆。
2011年9月读书汇报：
马克思、恩格斯《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商务印书馆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威廉 冯 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或《论国家作用的边界限定的若干想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
韦伯《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列奥斯特劳斯 《自然权利及其历史》
实在惭愧，过了这么久才发读书报告，上月读书心情总体上还是很好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读着突然没有了写的感觉和欲望。但总体而言，这个月的读书笔记还是做了，写了一个小本子，内心还是有点小成就感，很久没有如此长时间、如此认真地做笔记了。
这个月承接上个月的思考，读书以政治哲学为主，时间跨度比较大，也逐步显现了国家与社会在理论上的发展脉络，由城邦到国家在历史上的进度，“社会”在社会中分离，国家与“社会”的分与合。
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社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思考所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西方与东方，对宗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也造成了宗教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独特影响，我们不可随意定位宗教的地位与作为，所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分立的思考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没有助益的。
另外，“自然”也是个很微妙的词汇，自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自然而然”，“自然”也有个发展的历程，这里面蕴含着西方文化、政治起源的问题，到近代，“自然”已经不是古希腊时期的那个自然了。
《自然权利与历史》可谓是这个月最难读的一本书，前后读了5天多，他对话的人物很多，从苏格拉底开始，到当代。是一个对古典与现代的反思，让我从一定程度上对保守主义有了新的态度，保守主义不是负面、消极的感觉了。即使不把此书列入后现代主义之列，但绝对对理论、研究方法，我们自身看问题的背后逻辑有一个很好的思考。
新的一月已然开始，不再继续这个主题的阅读了，因为我的理论修养不足，对作者的对话的理解很吃力，读书的跨度不宜太大，时间历程可能比学科分界更难以逾越。开始回归到韦伯那里，把没有读完的读完，理解了他们的对话，还是一件很愉快的痛苦。
贵州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社区建设的思考
第一次去贵州，第一次去少数民族地区，在去之前不免对这块地区充满了想
象和些许期待，有老师的指导，师兄师姐的带领，这又是我一个学习的平台。从12号到27号，从镇山村到肇兴，从布依族、苗族到侗族，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关注点切入中国农村，不再是以前的环境问题、城中村、养老、群体性冲突等，虽然这次每个人调查的范围有限，但每天晚上听大家汇报、孙老师总结，反而比以前想的问题更多了。
一、生活经验上的异邦想象
与今年3月份进入湘潭竹埠港调查工业污染一样，从进入镇山村开始，我就被发展与公平伦理二者的平衡所困扰，到西江时这种困扰到了顶峰。整个村寨发展了，然而内部的不平衡也随之加剧。这里面一方面涉及到我原初困惑的伦理公平；另一方面更涉及因地区经济发展了，村民基于自身往日的日常生活经验理性所进行的推断也随之加剧，特别是基于政府腐败与乱作为、村干部“经营型权力”的想象。异邦的想象不仅仅是我们作为外来人的调查者会有，作为生活环境迅速变迁之地的原住民（非原著民），此种想象也真实的存在着。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基于日常生活理性的异邦想象，对地区稳定，甚至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会造成冲击，这不仅仅是发展与公平的伦理困扰，更是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所不可回避的难题。
二、国家进山与村民下山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族旅游日火。孙老师带领我们走的六个地方可谓是三个模式或数个发展阶段。镇山模式、西江模式（西江、芭莎、肇兴、偏破）、郎德模式等，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摄入程度的不同，或者通俗的说---国家进山的程度不一样。镇山和郎德人民抵制国家的干涉和旅游公司的开发，所不同的是郎德人民“曾经富过”，而镇山村依旧发展缓慢。西江自2006年后就被地方政府大力扶持并迅速成为典型，当然其实质是国家权力摄入村寨发展、旅游开发的典型，是国家进山的模范。
在国家进山的同时，在外来多种力量的进入下，村民的生活、思想也趋近于汉族地区，更准确地说是“现代化地区”，也就是说村民下山了。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是把双刃剑，对持续的民族旅游不利，但生活水平提高了肯定是大好事，部分传统的复兴也丰富了原住民的日常生活。
其中一个值得人思考的问题是在“村民下山”的同时也存在“村民上山”的现象，即西江部分村民觉得街上的已经不是我们西江人的地方了，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不是我们西江苗族的，除了那最被游客所看不起的“卖糍粑”，传统可能也会被寻求传统的外来人所看不起，再造的传统反而大行其道。有些村民不愿到山下的街道上去，情愿呆在山上的吊脚楼里，真正的西江苗绣当然也在山上了。
国家进山与村民下山、上山里面所蕴含的“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难题，不能不说体现在原住民的生活行为与言语之中。
三、家园对国家的反抗
随着旅游开发，各个村寨的经济还是获得了比传统状态更大的发展，但家园对国家的反抗却也在西江、郎德真实的存在着。郎德大姐说就是因为郎德人不听政府的话，政府一气之下就把原本上面拨付投资郎德的钱投到西江去了，也就导致了西江现在的旅游发展大大的超过了郎德。这当然是陈大姐对目前郎德落后于西江的一种自我归因，但从通晓诸多郎德发展问题的陈大姐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祖上富过”的郎德曾经对地方政府的反抗或者是不合作。西江在开发渐好的情况下，村民们也开始走上了一条软性的反抗之路，比如故意弄坏夜景灯、多次游行、上访等。
然而，家园对国家的反抗也不是“铁板一块”，村庄共同体在道德层面和生存层面也开始分化，共同体内部的认同与自我识别已经在外来力量的突入下漫漫地发生了嬗变。
在国家主动肩负村寨经济发展的任务时，国家也不可避免的要主动面对了一个两难困境。在这个场域中去讨论“强国家与弱社会”抑或“弱国家与强社会”显然是枉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部分理论探讨确实得落脚于具体情境场域之中。反抗是真实的存在，强弱可能是虚拟之争。
四、社会是个多棱镜
在这次调查过程中，孙老师从镇山开始就反复向我们讲解“社会是个多棱镜”，这也大大的扩展了我们的观察社会的思路。老师数十年来扎根在民族地区，个人的半个学术生命也献给了民族研究，老师本身就是我们这些初入者的一面镜子，让我们提前获知民族知识。师兄师姐们也多次到贵州民族地区，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社会是丰富多彩的，在“多棱镜”的思考下，我渐渐坚定我此行不是来寻找
村寨的故事与传奇，不是一个猎奇者，特别是到了郎德，由于行程较紧，我知道我有很多现象、事物没有看到，它肯定也是丰富多彩的，我只是看到了多棱镜的一个角而已。民族研究不是猎奇，不可轻易陷于“村庄平淡”的陷阱，我们不是寻找故事，我们是研究也不是讲故事。
手持“多棱镜”，我所坚持的是不断地观察与再观察、核实与再核实，不是发现一个又一个的精彩故事，我会在晚上汇报新奇点，但也会在本子上记下一个个陈述。
除了多棱镜的思考，孙老师对“知识系统”的划分也易于了我对社会现象，
知识系统分为理性知识、宗教知识、常识。这种划分相当于一把剑，把遇到的问题分为一块块的而不显凌乱，也不显惊奇怪异。我们要尊重和理解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经验与生存性智慧。这种地方生存智慧在从江的芭沙寨则表现得最为明显，可能芭沙人生活方式更为原始，虽然现代力量已经悄然逼近。对于现代芭沙人的光脚、镰刀剃头、腰刀等等传统重现或继续到底是传统的保持还是当作事业的建构，这是很多民族旅游地区所同样面对的问题。
我想，“多棱镜”的思考正是“文化自觉”所要求的。
另外，孙老师最后一晚在肇兴关于一路下来所历各个村庄的旅游发展模式的比喻让我关于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更明朗了一步，孙老师“用手巴掌的各种力量和指头来指称地方旅游发展的程度和状态，且各个未必是直线发展”，我想“未必是直线发展”是我们调查下来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以六个村寨来看，旅游开发受地方政府的影响非常之大，不是我们用“镇山”到“西江”到“郎德”的发展顺序所能概括。
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之剑已然启动，对此类地区的关注将是民族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由于个人知识和眼界有限，此行中关于“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共同体建构与解构”、“民族多元一体”等主题的思考还不深入，希望未来的学习中可以继续在老师和同仁的指导下司考。
此行非常快乐，非常舒畅。天天晚上听孙老师讲话指导，跟三位师兄私底下的讨论也同样让我受益匪浅。
郑进七月份的读书报告（7月2日-7月9日，8月2日-5日）
这个月有幸跟随孙老师，以及五位师兄师姐、晨光，还有六位学弟学妹去了贵州做社会调查，总花20余天，8月1日回母校—湘潭大学，继续跟陈占江老师学习，聆听老师的教诲。
七月读书任务的原本安排是继续读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次没有重读完，这次回来再读了导言部分和结论部分。
1.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2. 《在边缘处思考》梁治平 法律出版社 2010年
3. 另外读了孙立平先生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章
因为这次去贵州调查，思考了几个问题，特别是传统与现代，传统向何处去；国家与社会这些大问题，特别是在凯里西江千户苗寨看到了很多名签牌，即“文明卫生户”、“满意商店”等达35种之多，西江已经看不多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式口号和标语，但名签牌却不时进入眼帘。
当时发现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去过多地，要不看到的是革命口号的残壁，要不是计划生育的标语。而西江这个民族地区因为旅游的开发却是现代化标语占了主要地盘。一方面显示了国家治理方式确实是改变了，但另一方面说明了什么，我却想不出来。在武汉看了两本书，也查了些电子期刊，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回到湘潭大学与陈老师汇报了我的所见与所想。陈老师让我思考名签牌背后所存在的力量，是什么力量，他们是如何进入西江的，等问题。如果仅仅从政治治理方式的改变来看就太显简单了，这里面传统与现代的争斗就完全给淹没了，传统是如何退去，现代是借以何种方式进来，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其挣扎如何，传统要向何处去。
随后，我想到，我们经常用东方与西方的区别去做二元分析，但我们东方的少数民族呢？他们的发展处于何种阶段，他们内部变迁的动力来自何方，少数民族地区与我们汉族地区可以合称东方，中国吗？他们与汉族地区的区别我们怎么面对。这次去贵州，发现我所到的苗族、布依族、侗族农村地区太丰富多彩，为自己去之前没有认真准备材料而后悔，回来之后虽然查了些相关资料，但如果在去之前就知道，我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去发现、去理解，而不是一种探奇的感觉。这次对贵州地区的思考有很大局限，其与我们中部汉族农村旅游地区的差别更是没有理解到。
梁治平先生的这本书的视角很大，在对国家转型的问题上是坚持从清末算起，只是区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时间的特征，一百多年，我们的社会依旧面临着转型，依旧要处理国家与社会、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或是两难。如果说“语言本身是一套历经生活积累的符号系统”，那么我觉得梁先生的生活经历是底层的，他对“民间”二字的分析我非常佩服，因此他的民间社会的翻译、分析我非常赞同，单纯的公民社会或是市民社会与我们的社会相差还是太大了，法治社会并不是我们的现状，法治也是社会秩序的一种而已，不一定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可能与我们的部分民族地区当今状况相距更大。梁先生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中，其对社会的分析更加细致，注意概念的发展，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发展，他注重社会自我力量和自我主体，社会的生成与反应都是这个二元分立中的一元，不是呆板的一块，社会也自有其丰富性。
可能过多的从“国家与社会”这个视角想问题，我尽然发现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也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或是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其对宗教与科学的分析吗，不就是因为“传统向何处去”的另一种翻译。这次调研中，孙老师多次提及我们看待社会的三个系统：宗教知识、科学知识和常识。这个视角也开拓了我以后思考问题的视野，这个分类或是范畴的思考让社会事物各就各位。可能涂尔干不会提及常识这一块，也不会分析常识，但常识无疑是我们对事物第一次分类的重要手段。涂氏书中前后部分由很多需要思考，在8月中我会系统的写出我的思考，望各位同仁指点。
孙立平先生的文章，我关注的是其对“社会整合”的分析，同样归于“国家与社会”这个命题中。
此次跟随老师去调查，收获颇多，不仅仅是看了另一个民族、另一个事件和世界，他丰富了我思考问题的思考，也收获了师兄师姐们的指导，晨光的灵性，六位学弟学妹的实力的展示，读书范围的重要。
2011年6月份读书汇报
2011年6月份书单：
1.《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功能》 莫斯、于贝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3.《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 商务印书馆 1995年
4.《原始分类》 涂尔干、莫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5.《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6.《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洛夫斯基
九州出版社 2007年
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8.《论传统》 爱德华•希尔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这个月自5月5日提交了读书汇报后，我的读书时间比较充足，自己依旧坐在三教楼的考研位子上看书，希望可以弥补4、5两月的损失。这个月其实只能算26天，但浪费的时间比上两个月少多了。这个月也是遵照上个月的安排，开始从涂尔干学派开始系统阅读社会学书籍，在上个月阅读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进一步阅读，但由于《自杀论》、《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另外，从6月开始，也对每本书都做了读书笔记，以供自己学习和思考，以此来作为自己研究生生活的真正开端。
1.《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功能》 莫斯、于贝尔
本书前部分成于1904年，是法国涂尔干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莫斯的代表作，但由于《礼物》一书在我们学校文新院的资料室，而此书因去年我不幸错失，所以决定在7月份读此书的电子档。
此书结构十分简明，史料使用较多，其更多的是以当时流行做《金枝》或个体心理学对巫术的解释为起点。泛灵论和感性巫术无疑是涂尔干学派理论自足的对立面，莫氏认为前人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或错误：没有一项研究试图把不同范畴的巫术事实全部列举出来。而莫斯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考察最大数量的巫术系统。在巫术的定义上，莫斯面临的首要问题依旧是巫术与宗教的区分，莫斯认为形成巫术和宗教的这不同的两极的两个极端现象：一个是祭祀，另一个是邪咒，宗教在制造一种理想，让人们向它致以圣赞、誓言和牺牲，是一个靠训诫支撑起来的理想；巫术对此是避而远之，巫术跟任何有组织的教派无关的仪式都是巫术仪式，它是私人性、隐秘的，与受禁的仪式相近。另外，莫斯强调的是用巫术仪式得以施展的环境来定义，而不是用巫术仪式结构来定义。莫斯秉承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宗旨，认为被认定为巫师的人之所以掌握了巫术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具备个体特异性，而是因为社会对待他们以及他们这类人的态度，巫师系统都是强烈的社会情感的对象，而且就是这些情感的一部分。巫师的形象是在巫术之外塑造出来的。这都表露着整个学派的方法气息。
对于巫术的分析，莫斯认为巫术是人所共有的集体信仰基于演绎而成的对象。巫术是被相信的，不是被理解的。有巫术存在的地方，社会就必须存在，巫术被归纳到集体状态和集体力量之中。
在方法上，莫斯与涂尔干明显不同的是莫斯对分类运用比较慎重，书中也没有太多的分类系统，而是偏向于“整体社会事实”，其所选的巫术三要素显示了其方法的痕迹。
本书第二部分是讨论献祭问题。此书的结构也比较简明，献祭定义为是一种宗教行动，当有德之人完成了圣化牺牲的行动或与他相关的某些目标的圣化行动时，他的状态就会因此改变。作者认为献祭呈现双重特征，它是一个有用的行动，也是责任。献祭的各个环节及其背后，都显示着集体力量的理念性存在，反映着社会实体的特征。
2.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涂尔干
此书32.8万字，没有完全读完，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乱伦禁忌及其起源”、“论宗教现象的定义”、“现时代的宗教情感”、“刑罚演化的两个规律”。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涂尔干开篇即言，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种规矩或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准则或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地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因为在其现实和过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思想深刻的反映在涂尔干的书中，以前由于自身原因，一直没有体会到，现在发现涂尔干在讨论宗教、巫术、社会等方面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涂氏无时不在采用着分类的办法区分原型还是变种。此文立论的对立面是我们极易犯错误之处或心理学解释：这种禁忌应该完全取决于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的人类本性或社会本性，于是大家都在当前的个人生活状况或社会生活状况中区寻找决定谴责乱伦的原因。涂尔干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要转向这一演进过程的起源，直至找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对乱伦进行压制的最原始形式。涂氏的对立面好像指向的是我们每个人，由于我自身读书不多，对历史把握不足，我经常就是运用我自己的状况和经历来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这样犯了错误我还不知道。当然，涂氏认为乱伦禁忌的原初形式就是外婚制，对乱伦的压制，其前提条件是家庭关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被社会组织起来。以外婚制为基础，各种习惯纷纷形成，这些习惯至今仍然构成了我们的道德性情的一部分。
涂尔干言：集体表现的生成变化—这正是社会学的题材—并不在于某些基本观念的逐步实现，并不是这些起初模糊隐晦的偶发观念一点点解放出来，渐渐完成其自身的过程。新的状态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旧有状态已经被分类、组合起来了。这或许是其方法基础所在。
“论宗教现象的定义”、“现时代的宗教情感”两文是有数段句子很刺激我的思考，我自己就摘抄了。关于刑罚这个问题，是因为以前读过福柯的书，两者在历史文献的运用上差异较大。
3.《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涂尔干
之所以把两本书放在一起，并不是因为这两本书都不厚，而是两本书连起来了我的思考。前日读《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激起了我对涂尔干方法论的一些反思，毕竟此书理论分析较多，具体指导较少，故再度《社会学方法的准则》部分内容。
实用主义从19世纪中下开始在美国流行，迅速地影响了美国的整个学术界或思想界，并开始冲击西方思想，其中反映较大的是法国学术界，涂尔干就是其论辩者之一。两书相应，我应该进一步地明白涂尔干的方法论基础，虽然涂尔干本人说可以承认自己是个“理性主义者”，但他对历史文献的选取、对事物的分类、以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或者部分论断，都显露了实用主义“真理即是有用”的痕迹。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与美国实用主义论战，也是涂尔干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自己学派的手段之一。
两本书均摘录了部分段落在本子上，这里就不多写了。仅一句以呼应上面的摘录，“我们还太习惯于按照常识的指引来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很难将常识与社会学的讨论彻底分开。希望读者永远铭记，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
遗憾的是我对西方哲学的书涉猎不多，实用主义也只是看西方社会思想史时接触过，没有单独看过杜威等人的书，所以此书冲击不多，只是更多了理解了涂尔干分析问题的方法了。
4.《原始分类》 涂尔干、莫斯
这是本小书，但其意义很大，涂尔干多本书的历史材料都是源于此书，其分类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可以说分类是涂尔干理论分析的基础。虽然此书的理论分析部分不是很多，但其资料分析方法值得我学习。这本书也直接刺激我对日常分类问题的一些反思，以前我把分类看成是很平常的事情，也确实没有做到区分常识和社会学知识。
作者认为我们绝不能把人们的分类说成是来源于个体知性之必然性的自然而然的事情，而须反问：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这种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观念，人们又是在哪儿发现这种独特配置的蓝图的？分类图示不是抽象理解的自发产物，而是某一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是由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组成的，人是不可能在其自身上找到分类的基本要素的，而区别、归类与真正构成分类的那些要素之间具有天壤之别。
作者认为，事情非但不像弗雷泽想象的那样，人们的社会关系要以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基础，而且事实上，正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原型。不仅类别的外在形式具有社会起源，而起把这些类别连接起来的关系也源于社会。但对于决定事物分类方式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感，而不是理智，我不知道作者是怎么定义情感的。
5.《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洛夫斯基
英国人类学特别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受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影响比较大，加上马林洛夫斯基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故决定先读马氏的书，下个月在读布朗的书籍。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又翻了翻马氏给《江村经济》写的序言，也对书中的导论部分多了一分理解和赞叹，可说费老晚年提倡的“文化自觉”即源于此。
这本书的序言、导论都写的非常好，我也认真的读了这部分内容，我想虽然书中很多现象我一生无法亲见，但指导自己学习和思考的方法是一生受用的，特别是开创了田野调查方法的马氏的经验和思考。这本书我前面看的比较认真，后面就随意了些，也摘抄了些内容，希望我可以以此为反思的基础。
如果以后可以参加正式的田野调查，我也试着看看能不能做到如马氏所言的一些方法和策略。
看这种书的感觉与看《金翼》、《菊与刀》、费老、阎云翔的书的感觉非常不同，肯定与对人种的熟悉程度有关系，但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原始人没有我以前所想的那样“原始”、未开化、野蛮，确实如马氏所言，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思考方式，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结构。
此书对我有两个冲击的地方，一是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二是原始人的生存状况。
6.《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
这本书还有差不多100页没有看完。总体上，涂尔干还是在一边和其他著作（心理学、其他人类学流派）论战，一边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涂氏的研究起点，就是别人的研究成果的运用违反了他所提倡的方法论，或是别人所考察的社会类型是组合，不是最原初形式。这样说，当然不是故意不敬，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但我苦恼的就是他所运用的资料我无法评判，涂氏的分析有时自己的心理学、类比手法太多了点，有时的逻辑推理很诡异，我还没有想明白，他的分析已经完了。涂氏运用材料的选择性太强了，或许很多材料只有他才会如此大胆的使用。其中“以社会事实来分析社会事实”运用得还是不遗余力。
当然，这本书没有读完，也做了很多记号和摘录。但这本书也是我将要再读的著作，必须精读，不然，我觉得我还是不懂里面的真意义。
7.《论传统》 爱德华•希尔斯
希尔斯不是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人物，是位美国20世纪的社会学家，但也是功能学派的。读这本书只是想了结上个月看《论集体记忆》时突生的对传统的想法，这本书的导论部分写的非常精彩，确实是眼前一亮，生在传统中的我们总是喊着反传统，或是已经远离传统、抛弃传统，其实传统既离我们很远，也离我们很近。相比较而言，这本书的导论部分比后面的内容要给我更多的冲击，作者举了很多社会生活中的例子，但分析得不是很精彩。
接下来的7月份要怎么样读书，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望各位同仁指导。
2011年7月2日星期六
2011年5月读书汇报
五月是一个继续忙碌的月份，这个月过得太快了。这个月我没有做很多事情，主要的心思花在毕业论文上。记得从“五一”那天就在图书馆古籍厅去摘抄《湘潭市志》。很遗憾的是这个月读书时间不多，也读得不细，与毕业论文“工业下乡”这个主题相关的论文读多了，再次让老师和同仁们担心了。
5月份书目：
1.《世界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论集体记忆》 莫里斯•哈布瓦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孙隆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世界风险社会》：贝克是一位在后现代研究中听说过多次的理论家，其所提出的“风险社会”开创了一种认识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以前一直以为《世界风险社会》是一本系统的书，没有想到竟然是一系列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七篇论文所组成的集子。
既然书名中有“世界”，贝克也一直认为后现代的社会里的风险不同于以往的风险，不是某一地或某一领域的，而是风险充满于整个世界，我想今年3月日本大地震对这个概念做了很好的注解。第一章是“世界主义者宣言”，贝克旨在达到把大家的视野从地方引到世界或是全球。贝克开篇写道：在世界范围内，当代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向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现代性提出了挑战，并开辟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民选择了新的且意料不到的社会与政治形式。贝克以“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来讨论这个区别，他用第一现代性来描述以民族--国家社会为基础的现代性，其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主要是从地域意义上去理解的。作者不用后现代性来描述现在的情况，而用“第二现代性”，且作者并不认为只有西方有现代性，还有“世界其他部分的不同现代性”，那么第二现代性也具有了普遍性。作者认为“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得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
风险以决策为先决条件，有争议的风险定义的非实质性，与世界范围内被专家和工业制造出来的风险的实质性是同时存在的。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风险定义的政治学和亚政治变得特别重要，作者认为此处社会学具有优势，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修正社会学，以便它能为社会和政治的重新创造提供一个新的框架。这要打破民族国家、权力结构、知识定义、技术安全、风险计算、风险不确定、地域限制、责任分散等。
技术计划、工业注意的技术教条注意，不可能被简单地扩张到生态危机，维持了一种从危险的大众戏剧化而来的比过去更完美的技术专家政治。工业社会制造了一种“删节的民主”，其中社会的技术变迁问题是政治一会决策永远束手无策的。作者也期待公共领域的发展，以社会为中心。
在第四章中，作者继续定义“风险社会”，它有三个出发点：现代工业社会和自然资源及文化的关系；社会与其所制造的危险和问题的关系，它反过来超过了社会安全概念的底线；工业社会之文化意义的公共来源和特定群体之来源的耗竭、解体及丢失，从今以后导致了被期望于或强加于个人本身的所有释义工作。风险社会是一种倾向于自我批评的社会。风险理论暗示：正是无法预见的东西创造了曾经未知的情境。
第七章是作者对风险社会理论所作的一些阐述。
正是作者书中对现代工业社会、风险、自然、环境、国家日常政治、风险计算、知识等内容吸引了我，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本书我读了很长时间，也理解不了。感觉作者的思想太超前了，书中内容我有太多需要摘抄，它可能更多的是提供我一些思考问题的视角，但我无法运用。
《论集体记忆》：哈布瓦赫是涂尔干学派的第二代成员，这本书中也显露着涂尔干社会学思想。需要交代的是这本书也不是一本完整的书籍，是英译者根据法文原著整合而成的，包括《记忆的社会框架》和《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两本书的部分内容。
看《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部分内容让我不时想起涂尔干《自杀论》对自杀的理解方式。正如“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 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每一个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其考察记忆的主要领域，从家庭、宗教、社会阶层等，每一代人都是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置起来而意识到自身的，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甚至重构的。记忆不得不连接的一个问题是时间，问题并不在于内在时间或所谓绵延，而在于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时间，有参考标线的时间
其实梦不仅是非组织性非连续性、非在场的，更是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记忆靠的是我们的同伴，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日常环境，是社会记忆的宏大框架。
无论是家庭，还是宗教，或是贵族阶层，他们都不是在单纯的保存历史，而是不断的借助过去留在的物质遗迹、仪式、经文、传统、荣誉、习惯、品性，并借助晚近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资料，也就是说用现在重构过去。社会信念，无论起源如何，都具有双重性质，他们是集体的传统或回忆，但也是从对现在的理解中产生的观念或习俗。
作者从记忆的角度来整合资料对宗教、贵族阶层的形成与保持非常吸引人，虽然文中分析也有部分是靠自己想象推断的，但其对大量历史史实、宗教文献、宗教故事、贵族仪式等的运用，也是我以后要努力学习的，历史的充分思考和运用非常有利于我们分析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和现象。
作者的思考路径：怎么样才能找到机会，在一个或几个人的一是中国，揭示那些好像由其他所有人构成的总体对于每个个体意识产生的影响呢。这与涂尔干当初分析自杀问题一脉相承。从心理学问题里抽出社会学问题更是一致的。
另外，这本书中也有很多对我们的田野调查也有反思。如“现实感”和“现在中心观”的问题，我们在运用历史资料或听人描述事实时该如何把握呢？“在访问圣地的过程中，这些观察者眼中看到了什么，就将之强加给圣地，而他们还自认为只是对圣地进行了如实的描述”，难道我们的观察不是经常的如此吗？以及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思考。
大一时因为阅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曾阅读过《圣经》，大学中也听过牧师布道，我想过圣经中故事的问题，看 了《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中部分内容，足显了我当时想的无知，或是说没有意义。其对圣经故事的分析，让我想起了我们中国人是否可以对中国的孔子及儒家经典进行如此的梳理呢？或许有助于认清我国宗教发展和儒化这个问题的研究。用科塞的说话是“历史学的经验研究”，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当然《记忆》一书中显示了形态学的意味，这书中的分析显示了功能主义则更为明显。“每个时期，为了迎合基督教当时迫切要求，适应其需要和愿望，基督教的集体记忆都改造了它对基督生活的各个细节、以及这些细节所出现的地点的回忆”。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对中国人的人性分析上的名著，柏扬先生《丑陋的中国人》我没有拜读过，仅仅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的文字。
作者提出，文化是人类独有现象，它是人对自身的生物性的加工，并对这个生物性作出某一程度地调整，有良知系统和深层架构。良知系统是在人的进化过程中来自体外的对人的“程序设计”，是文化对本能的加工，是扮演着申明文化“理想”的角色，而不是去代表生活层次的“现实”。深层结构又可以是“文化潜意识”，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独特的一组文化行为，他们总是以一种只有该文化特有的脉络相关联着---这个脉络关系就是这组文化行为的“结构”，是一种针对特定范围的共时性设定。
作者在书中不是以一种纯批判的心态行为，他结合文献、历史、现实生活等方面来写，很生动形象，是一种很和蔼的形象，不是骂人的意思。作者讨论了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主要是中国人对“人”和”“心”的设计；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的“和合性”、他制他律；中国人的“个体”的设定、自我的压缩和不发展；更大的范围就是讨论“国家与社会”的问题，这个是我很感兴趣的章节，有利于从多元角度分析我们的历史问题；还有“对待世界的看法”，中国人的现实感这个问题更有助于人的思考。
作者可能是留美的缘故，其多方借鉴了弗洛伊德关于“意识”的思想，但类比和做中国式的分析还是相当到位的，没有做作的痕迹，这也让本书增加了些心理学的意味。
读这本书考虑了很多，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老师多次说我对中国的人性或是国民性这个问题理解太少，需要学习。我想我加强这个方面的理解，以后也
肯定有助于我的社会调查或田野调查的开展，让我可以更加有效得收集正确资料。
总结：这个月本想还要读亚当的《时间与社会理论》和希尔斯的《论传统》，这两本书是我想继续扩展对时间和记忆这个主题的认识。但由于时间和精力局限，没有多看，就不写读书报告了。另外，为了参加我们10级社会学班举办的读书会，我用两天时间看了《社会契约论》，读得较浅，也不写读书报告了。
这个月写毕业论文，论文前后大幅度修改了近六遍，7号写完初稿后，老师不是很满意，我自己也发现行文逻辑不清晰，但发现自己竟然无法修改，我的主题不够细或是切入点不够小。后来我停笔了3天，看了3天书和论文，就修改了第二稿，就这样不停的改。然而在答辩前两天的时候还是不能让老师满意，我又作了近三分之一的修改，终于发现文章的时间段清晰了、所表达的问题基本凸显。文章写不好，主要是我自己读书太少，对很多问题没有深入思考过，当要用的时候，发现根本不能写出来，写出来的后果是：要不连问题都说不清楚，要不干瘪瘪的套用。很大的问题是事实是事实的描述，理论是理论的套用，没有一体的感觉，不能让我的思考和运用的理论自然的流露出来。
这个月读书还算平静，我很少参加喝酒，对身体和学习而言都是值得庆幸的。但遗憾的书依旧读得不深、不专，也不够经典，还是没有进入状态。
从6月开始，我打算开始系统的读书，从涂尔干这一派开始，望老师监督、各位同仁指导，督促我进步，与大家一起成长。
写于2011年6月4日2011年4月读书汇报
自月初从汉回湘后，忙了一段时间的社会调查，应付了学校的一点琐事，读书时间缩少了不少，已经很久没有大三、大四下的那种读书状态了，内心实在是惭愧，望以后改正。
自回湘后，读的书不多，不深，且很难过自己内心这道关卡，读书汇报肤浅之处，海涵为盼。
书目如下：
《君主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商务印书馆1996年
《环境社会学》 约翰•汉尼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乡土中国》 费孝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送法下乡》 苏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苏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沈关宝，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
1.《君主论》 ：此书作于16世纪前期，作为一本政论性质的文章，其与我国的《过秦论》等唐宋时期的政论文有较大区别，若说我国的政论文是取守势的话，那马氏的书则直取攻势，且毫不避讳。自14世纪开始，欧洲战争急剧增加，意大利更是政权更迭、战乱频繁。马氏为佛罗伦萨贵族之后，亲见国家腐败、政治无力、外国入侵、教权强势等。在共和国时期，马氏进入政权，推行着改革，然而共和国还是在1512年覆灭，马氏遭遇放逐，开始总结自己在军事、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实践和思考。他希望新的政权可以接受自己和自己的治国思想，然而终成一梦。
马氏从他所阅读前人的治国书籍，结合自己20多年的经历，围绕着君主国是什么，它有哪些类型，可以怎样获得王国，该怎样对内对外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地位，为什么会丧失等探讨意大利统一和复兴之路，有些是实践的所得，有些是推论的结果。其大部分笔墨都落脚于军事、政治策略方面，而论述道德民生方面的极少。这也不得不是一个遗憾，也让他留在了口实。
马氏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可以强大统一，然而其思想却遭遇了大部分读者的批判，甚至被标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意大利后来的社会学家帕累托也被认为深受马氏思想的影响，至而其精英思想也遭批判。
马氏在上书中写道“如果你认真地考虑和诵读它，你就会从中了解到我的热切的愿望：祈望你达到命运之神和你的其他条件使你有希望达到的伟大地位”。其意是多么明确而不避。
2.《环境社会学》 ：从3月到现在看了几本关于环境社会学方面的书籍，有关于美、日两国的环境管理历史的书籍、有洪大勇主编的关于我国现有环境社会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陈阿江给了我一些启示，加上《环境社会学》。
此书是加拿大学者所著，其与我国同类性质的教材不同的是作者明确表示他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当前环境议题和问题的实质与全貌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环境问题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问题，甚至环境问题和社会上讨论的环境议题不是一回事，他们都是社会所定义和建构的产物，从自然、环境、社会三个角度来展示环境议题的突现模型。书中讨论的立足点就是：环境因素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和社会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其互动模式是复杂而具体的，且是动态的，具有不确定性。
作者在开始就提出一个主要论争：真是主义和建构主义，作者希望超越自然、社会或是自然与文化的分割，提出协同建构主义。作者分别论述了环境话语，话语权是当下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话语权也是我们当下围绕社会问题谈论很多的话题之一。作者也讨论了一个环境议题建立的各种条件：问题、科学、媒体传播、听众。风险是社会问题不可回避的维度，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风险本身就包含了一种风险，对风险的认知、定义等都是建构主义中的重要议题。
然而遗憾的是，我对作者最后提出的“突现”并没有很多领会。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章，作者的笔墨却不是最多的，似乎还没有前面的章节写的精彩，对“突现”理论我没有很多的掌握。
3. 《乡土中国》
费老是我极其敬佩的长者，大一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这本书，遗憾的是我至今都没有深刻的领会费老的其中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以及背后的那个涂尔干。需要反思的是：我至今仍停留在记住名词概念、大致意思的层面。
重读此书，是因为在今年的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一个陈占江老师指导下的反思，从3月份开始陈老师就带着我在我们的调查村做田野调查，我们围绕着主题和村民聊天，其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村民们都深受工厂的影响，十多年问题都没有解决，但奇怪的是极少村民采取法律途径来需求问题的解决。这让我联想到了费老在《乡土中国》 中提到的“无讼”，以及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
《乡土中国》写于上世纪30年代，“西风东渐”已有近百年历史，中西思潮激烈碰撞，费老回顾着历史，看着开始变异的现实，想着社会的未来，立足于社会史和他的生活见闻，写下了这一系列文章。
文中，费老借鉴了韦伯的“理想类型”视觉把我国传统社会归纳为乡土社会，这是费老分析的基础，其后的主要观点都是从乡土性出发的。当然，类型学视觉也是费老承认的，这也是他以后多点分析我国社会的起点。
当前，社会调查使用“类型学”方法的比较多，然而主动承认的却不多，现在很多调查都是以我的调查去反驳你的调查，以你的经验驳斥他的经验，用甲村的生活反对乙村的生活，各是各的观点和现象。这也是我在调查中一直反思的。费老用类型学的视觉分析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一隅，这也是我们理解百年前中国的基础。
费老的“结构功能主义”是我以前一直没有思考的问题。后来在陈老师的调拨下开始意识到费老思想中这一面思想，费老很少明确提及结构功能主义，他明确提出学习过帕克，受教于马林洛夫斯基，然而我就是忽略了费老的“结构功能主义”。
《乡土中国》不可以孤立的看，从费老的角度而言，要看《江村经济》、《中国绅士》，这也是不够的，还要对我国的社会史和制度史有一定的了解，这些方面也是我一直感兴趣的地方，以后希望在华科可以阅读更多相关书籍。
至于，陈占江老师指导我思考“费老在思考什么”这个问题是我努力不足的地方，在《乡土中国》中费老在思考什么呢？费老有哪些话还没有明说呢？
我读的费老是在忧思，在追忆，然而费老一生在前进。费老的家世决定了费老不可能不忧。陈老师说费老是个自由主义者，我的继续反思。
读书这些年，我想的太少了，没有考虑作者在思考什么，特别是内心的思考，总是就书想书。
4. 《送法下乡》、《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法理学感兴趣，但惭愧的是读这方面的书不多，苏力的书也就是这两本了，强世功、梁治平等的书都没有认真接触过。
苏力受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影响，在我国开展本土性资源的研究。《送法下乡》一书读的章节少一些，同时在对比着费老的“文字下乡”两个章节在思考，而《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则读的多些。
两本书都开拓了我对中国的法、当下农村中法的运用等的思考。苏力的思考中还多了一个权力问题，在权力已经下渗到农村基层的今天，法在我国农村仍然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法不具有独立性，中国的法治真的可以看出中国已有社会结构、资源的影响。
苏力是个自由主义者吗？我试着这么想下。
对于苏力的书给了我启示，但却让我把“法”这个概念思考的太过宽泛了，没有考虑到法的基本范围，以致把所有的农村社会的问题都归纳到“法”的范畴里面去了，反而导致进入了一个误区，“本土”想得太多了，忘了具体问题。
5.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阅读这本书也是基于当下陈占江老师指导我的调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基本已经定为思考我们调查地点的“工业下乡”中围绕的一系列社会反应问题。陈老师建议我先看看费老的《江村经济》和沈关宝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再看波兰尼的《大转型》。
这本书中记录的是江村在费老的《江村经济》后至80年代的情况，着重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重新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了。沈先生说重点研究现代化中引起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乡村工业与乡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遗憾的是我读出的内容并不是很丰富，可能是我的目的性太强了，我的重点不在文化这一面，导致了我的盲视。
由于调查地点的特殊，我十分关注江村的工业是如何发展、如何处理农业社会中农民与工业的关系。工业是如何以现代性的面目进入农业社会中。
沈先生继承费老的研究方法，也继续了费老对江村工业问题、生存问题的思考，其类型比较法对我仍然有很大的启示。其追踪调查，事情发展阶段的对比是本文的一个特色。由于作者身份和关系的特殊，很多官方或半官方资料是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得到的。
作者提的几个问题也激起了我的思考：被观察的单位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过程如何、什么在促使变化、上述这次原因与条件为何能促使变化、变迁的趋势如何。这几个问题都是我以后调查中不可不思考的问题。
这个月时间比较紧，我读书的进展不大，我的一位老师给我安排了一节课，给我们社会学系09级的学生讲一节课的“无讼”，但我讲的内容少了，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好，在古今的无讼问题没有对比好，把法这个问题想得太大了，没有考虑到法的适用范围这个基本问题，对历史还是把握不到位。这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没有充分的利用好。
在读书方面没有到达孙老师当时给我说的几条规矩，我自己要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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