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9——2016.1.19
本月书单：
《财富的分配》 克拉克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
《有闲阶级论》 凡勃伦
《制度经济学》（上、下） 康芒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科斯 阿尔钦 诺斯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诺斯
    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这一集体性变量引入对经济行动中个人行为的研究，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诺斯认为经济理论中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行为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制度强调的是对经济行动中个人行为的约束。在我看来，制度经济学认识到了经济行为中的人是一种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社会合理性人”。
    经济学理论中制度的产生至少存在三方面原因：其一客观存在的根本原因，即人口增长等原因造成的资源的稀缺性，从而改变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这导致相互矛盾的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对稀缺性资源的争夺所导致的冲突；其二是为克服稀缺性所导致的对效率的追求。前者强调的是由冲突导致的秩序，是对所有权的要求；后者强调的是由合作导致的秩序，是对物质生产效率的要求。这体现了制度产生的第二方面原因，即社会秩序的要求，在稀缺性情况下，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涵盖在制度经济学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的，这其实揭示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即弥合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差距，以使得在增进社会总效益的同时也有益于私人效益。康芒斯剖析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财富概念，认为古典经济学只强调物质财富的一面，没有看到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而不是如斯密所认为的那样，社会财富等于个人财富之和。康芒斯认为企业家个人渴望追求的是稀缺性，因为能获得较高的利润边际，因而有的企业家可能会如凡勃伦所揭示的那样，为了自身的效益而人为地操控物质生产，以保证稀缺性，从而获得高价格，然而这是不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其三是个人心理原因，即制度是符合人类两种本能的。一是凡勃伦所谓的攀比性心理，产权的排他性是符合这种本能的；二是康芒斯所谓的安全稳定的预期，这是与康芒斯关于财产的未来性观点相一致的，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决定着企业家的投资倾向和获利机会，而制度的稳定性和规则性却可以减少这些不确定性。
    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对产权进行界定，制度经济学引入了产权概念，认为产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激励机制，因为产权是对一种经济品的排他性的权力。资源的稀缺同样要求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唯一的资源配置制度并且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然而这种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有时候过高的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可能会阻断这场交易，从而交易费用被引入制度经济学。这也就牵涉到康芒斯所认为的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单位。产权学派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这种社会成本，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同的产权结构有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科斯、阿尔钦和登姆塞茨将产权理论运用到企业管理上，认为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稀缺性资源，通过合作生产得到的产出大于分别的产出之和，因而合作生产的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但合作必然会导致“搭便车”的偷懒问题，这必然需要一个监察机制的存在，而这又是需要成本的。“搭便车”是产权结构无效率的体现，诺斯认为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需要由伦理和道德力量来克服这一现象。张五常则将产权理论运用于土地租佃问题上，他分析了产权结构，和阿尔钦一样认为私有产权比起国有产权和共有产权是更具高效率的产权形式，因为私有产权的权力是完整的，而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的权力却是残缺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皆受到限制，从而不利于资源的配置效率。他还认为产权结构虽然相同，但是仍存在着不同的合约安排和选择，这是由于存在着风险分担等不确定性因素。以上的产权似乎都未涉及到国家的角色，然而诺斯认为产权是由国家界定和行使的，因而离开国家谈产权是不完整的，产权需要以国家的“暴力潜能”作为基础，从而把政治力量引入到经济学当中。
    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制度不是一层不变的，时间会使它变得不稳定并且得到创新和变迁。对制度变迁的认识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技术变迁）的结果，最经典的代表是马克思；一是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技术变迁）的原因，它的代表是诺斯。制度变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科斯认为制度变迁的重要目的就是使外部性内在化，从而使潜在利益变成既得利益。也就是说，当制度变迁的成本下降时，或者新的潜在利益出现并大于变迁成本时，就会出现制度变迁。对于制度变迁的机制，舒尔茨认为经济增长导致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增长，从而要求制度发生“滞后调整”；拉坦则从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角度阐述了制度的变迁，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作为制度供给的社会科学知识则能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然而，诺斯通过在整个西方经济史中考察了制度的变迁，认为经济革命是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变迁。因为制度上的安排形成了激励机制，第一次经济革命时的公共排他性产权的建立，第二次经济革命时的知识技术存量，如专利权的建立，这些形成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从而使经济得到增长。
    总的来说，我主要阐述了经济行为中制度的产生以及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制度经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既是粗线条的也是精致的，说它是粗线条的是因为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也是置于效用和成本这一衡量经济行动动机的要素之下，说它是精致的是因为制度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中人的分析更为丰满，既考虑到人的个体性的一面，也考虑到人的集体性的一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就是经济学认识到了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因而必定会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也必然要遵照社会规则所限定的经济权利与义务来行事。而行动着的人也可以主动地设置制度安排来获取潜在的利益，因为如舒尔茨所言，制度提供着服务，这种服务是满足我们经济目标的需要的。制度经济学认识到经济行为中的人是集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于一体的矛盾统一体，制度的存在与变迁就是为了调和这一矛盾，如专利权就有益于私人利益，激励了个人的发明和创新，从而有益于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因而人的经济行为是合理的，而非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理性的，追求的是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利润最大化。
感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保持求知若渴的心态。

2015.10.26—2015.12.8
本月书单：
《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 魁奈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杜尔阁
《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原理》（上、下） 约翰•穆勒
《经济学原理》（上、下） 马歇尔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李斯特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目标是富国裕民，何谓财富，如何增富及增富过程的经济运行规律也就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探讨对象。本次汇报涉及三条线索，其一是财富认知的变化；其二是个人与国家在增富过程中的角色及利益关系；其三是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这三条线索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只有清楚了财富的本质，才能知道如何增富，而不同经济行动主体在增富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价格则是增富的风向标，因为某一行业的价格变动反映着该行业的利润变化。
    亚当•斯密是对社会经济进行系统论述的先驱者，后来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进行研究的。对财富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表面数量到内在质量的过程。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学派认为财富是金、银，重农主义学派则认为财富的源泉在于农业生产。斯密则在批判重农主义学派认为制造业是不生产阶级的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因而他的财富观念为由土地和劳动创造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在此基础上，其后继者李嘉图提出相对价值概念，认为财富与交换价值之间没有必然关联，财富是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足程度。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集大成者穆勒则融合前人观点认为财富是具有交换价值的有用或合意的商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斯特是斯密及其后继者理论的反叛者，他的没有明确提出财富的概念，但从其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部分。而马歇尔则以不同于前人生产的“消费”角度，认为财富是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财富的认知存在两个阶段的转变，其一是由肤浅的金、银数量转变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这一阶段认识到劳动才是财富的创造者；其二是由生产者的商品数量转变为消费者的商品效用，这一阶段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认识到财富，即商品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差异，从而认识到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
    对财富认知的变化导致对增富途径的变化，财富增长在本质上属于生产的范畴，因而对增富途径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本质转变，即由重商主义的贸易增富转变为重农主义的生产增富，从而奠定了生产在财富增长过程中的根本地位。斯密及其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认为自然秩序决定了人的利己本性，因而收入的节约和追求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成为必然，因而整个社会的资本必然也会得到最有利的运用。斯密认为一国应在全世界范围内“购买最便宜的产品”，主张“不加管制，放任自由”的贸易政策，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及其后继者基本上认同国家的富裕以个人的富裕为基础的观点。而李斯特则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有其特殊利益的行动主体，国家的独立和权力是财富持续增长的基础，若一国在实力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么在自由贸易制度下，尽管该国能获得暂时的眼前利益（以较便宜的价格购买所需物品），但它迟早将落入经济依附地位。李斯特认为斯密及其后继者将抽象的交换价值看成是财富的基础，因而在贸易中，忽视了不同性质劳动的差别，农业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差别，以及不同国家实力之间的差别，从而认为斯密及其后继者关于自由贸易于所有国家皆有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李斯特认为一国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在一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关税制度要发挥不同的作用，以便建立起本国的制造业和商业，而不能盲目地跟随自由贸易政策，生产财富的能力才是一国财富持续增长的基础。
    价格是利润的风向标，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价格的构成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斯密认为商品价格由生产该商品的要素的价格构成即工资、利润和地租，他认为价格只是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因而根据他的论述可以得到一连串的等式：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中包含的绝对劳动数量=维持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必需品数量=生产这些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劳动价格=工人工资，因而斯密认为工人工资与商品价格是同向变动的。地租是因使用了土地而必须支付的租金，是商品价格中除去工资和利润的剩余部分。李嘉图从价值论和地租论两方面对斯密进行了批判，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相对劳动量而非绝对劳动量，因而不认同斯密的这一连串等式，并且认为商品价格下降与工人工资上涨是相容的，因为随着固定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商品中包含的绝对劳动量将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交换价值将绝对降低，而是取决于与其他商品交换时的相对数量比例，因而商品价格与工资并没有直接关联。李嘉图认为地租来源于对土地肥力的使用，地租是肥力较好的土地与肥力最差的土地之间的产品差额。肥力最差的土地的产品价格就是该商品的生产成本，因而商品价格中并不包含地租。
    总之，尽管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但是前者认为交换价值取决于绝对劳动数量，因而认为商品价格与工人工资同向变动，而后者认为交换价值取决于相对劳动量，因而认为商品价格与工人工资没有直接关联；尽管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地租是价格的结果，但两者的机制却不一样，前者生产成本中包含地租，商品市场价格由于供求数量关系的作用围绕生产成本这一“中心价格”上下波动，地租就是商品市场价格高于“中心价格”的价格剩余；而后者生产成本中不包含地租，地租只是剩余产品。而穆勒则继承了李嘉图的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相对的，所有商品的价值都不可能同时提高，但是商品的价格却可以由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导致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涨或下跌。
斯密、李嘉图、穆勒对价格的论述是从单一的生产角度进行的，而且他们的论述明显是以社会静止不变为基础的，他们考察生产商品的要素，考察生产商品的成本，也考察了供求数量关系，从而认为商品价格由于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的影响一直围绕着“中心价格”波动，这种均衡是由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决定的，并没有考虑到时间的长、短期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不同，从而没有将动态的社会进步因素纳入考察范围。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可以说开创一个分析经济现象的新视角，他认为价格分析应同时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入手，因为就像剪刀的两刃一样，供给和需求是决定商品价格的两种力量，从而肯定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反作用。他的价格理论以边际效用为基础，而边际效用是指商品达到一定数量所提供的效用，超过这一数量将不再增加效用，这样就可以对阻止或促进某一经济行动的动机进行货币衡量。马歇尔对价格的研究是在静态的基础上，所做的动态研究，即考虑到时间因素，从而考虑到社会进步因素对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的影响。马歇尔通过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所造成的均衡理论，认为短期时间内，商品价格主要受供给与需求的数量关系的影响，而在长段时间内，商品价格主要受生产成本的影响，而在这一长段时间内，生产设备的变革等各方面都会发生作用，从而使生产成本也会发生变化，一般来说是下降。
    总之，这几本书读下来，我隐约感觉到经济学至少有三个转变：其一是静态分析转变为动态分析，也就是说从假设社会静止的理想类型分析转变为加入更多的社会现实因素；其二是有宏观国民经济分析转变为微观经济行为分析；其三是局限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分析转变为涉入更多的社会因素分析，不过这些转变都是发生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
感想：1、平时多思考，火花才能源源不断。
2、新开启一门学科就像开始一段新的路程一样，万事开头难，所以更要打好基础。
3、对经济学的认知的转变：视角狭窄→精致。

2015.9.26-2015.10.25
本月书单：
《社会行动的结构》（后400多页） 帕森斯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默顿
《西方经济学史》 巴克豪斯
《国富论》 亚当•斯密
    这个月结束了社会学的阅读，所以本次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小总结。对社会学这一学科进行总结，绕不开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打算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这一关系，这个新角度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建构，互构以及解构，它们三者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揭示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脉络，即建构代表了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互构代表了对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关系进行融合的尝试，而解构则代表了对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关系进行反叛的尝试。建构解释的是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互构和解构则解释的是当代社会学理论。
    一、建构
    建构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个人是被社会建构的；其二：社会是被个人建构的。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涂尔干，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韦伯。
    涂尔干的早期思想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典型特征是它是外在于个人并且对个人具有强制作用的，这说明社会中的个人是被动地被社会约束的。这与早期涂尔干的方法论指导以及对法国社会现实的关注不无关系。涂尔干在方法论上借鉴于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客观主义视角，从而开创了社会学“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客观主义视角要求以“局外人”的眼光观察社会事实，这必然导致社会观察者认为个人是被先在于个人的社会建构的。另一方面，社会学产生于对病态社会的诊治，涂尔干所处时期法国经济秩序十分混乱，他对经济秩序混乱的诊断落脚于契约，契约这一社会存在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客观性和无主体性，也就是说，只要契约订定是符合客观规范的，不管签订的主体是谁，即可生效。这体现了这一时期，涂尔干只认识到了社会规范对个人的强制作用。当然，涂尔干的晚期思想中，通过对宗教生活中的信仰和仪轨的研究，他逐渐认识到了处于社会共同体之中的个人是内化并认同该群体的共同规范的，也就是说规范不再仅仅是外在于个人的强制存在。
    而韦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强调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的理解，这与他借方法论于社会心理学不无关系。要做到解释性的理解就不能像涂尔干那样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观察，而是必须深入到具体情境中，作为“局内人”来理解这一社会行动发出的意图，也就是这一行动的发出者对这一行动的接受者的回馈的预期。因而韦伯这一“解释主义”方法论强调的是个人的主动性及其对社会的建构，也就是说，尽管个人是处在社会共同体之中，但是他并不是被动地被社会建构的，而是主动地按符合其意图的原则进行选择，从而反过来建构社会。韦伯论述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亲和关系时，从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的发生学的角度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宗教改革之后，新教教义是逐渐经过信徒的选择，才形成与资本主义契合的新教伦理的，但这种选择发生时，现代资本主义还并不存在，因而不可能带着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目的去进行教义选择。所以信徒的这一行动成为建构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重要因素。
    二、互构
    面对涂尔干的强结构弱行动以及韦伯的强行动弱结构思想体系，互构在这里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建构的，也就是说个人与社会并不存在孰强孰弱的关系，只存在孰先孰后的关系。这里的代表人物是吉登斯。
    吉登斯为弥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裂缝，他直接提出了“结构二重性“理论。也就是说，一方面，个人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只是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另一方面，个人先接受社会的一套现存结构并使行动受其指导，但是个人的行动受到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的影响，可能产生意外的后果，而这种意外后果被例行化时，反过来又建构了结构，因而社会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哈贝马斯则认为个人与社会是同一的，个人的特性必须在社会中才能体现，个人的特性就是他的社会性。他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也是相互建构的。
    三、解构
    解构在这里的含义就是对社会现存结构进行解构，揭示现存秩序的真相，它针对的是一种深度异化现象，也就是说，个人被结构裹挟着前进而不自知并积极参与这一裹挟力量，这一结构是特权阶级为维续现存秩序而建构的，并以使人们“误识”的委婉化方式表现。解构就是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其他可能性选择。这里的代表人物是布迪厄和福柯，他们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解构主义者。
    布迪厄的解构基于他的反思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粉碎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维续的各种神话”，必须将社会预先建构的对象的社会建构过程本身当作研究对象。也就是说，被社会中的个人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是怎样被建构的。
    福柯的解构基于他的方法，即考古学与谱系学，从事物的现存状态入手，以此溯源，从而以古鉴今。比如他对“不正常的人”的谱系分析，“不正常的人”这一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手淫儿童”，而这三者都不是自然存在的事物，而是由于”妨碍法律判决“、”不遵守纪律“、”对儿童性的干预权力“，而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因而，我们可以知道”不正常的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权力与医学知识相互作用的结果。
    布迪厄和福柯两人都深刻地认识到现存结构的”欺骗“本质，认识到了权力是如何隐藏起来发挥支配和维续现存秩序的作用的，认识到知识和教育系统在这一”欺骗“过程中，发挥着将特权神正并不断再生产的作用，也认识到在这种结构中个人主动性的虚假性。
    四、救治方案
    从建构到互构和解构，我们看到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形式。前面已经提到社会学的产生就是为了救治病态社会，因而针对建构、互构和解构，对病态社会的救治也有不同的方案。建构与互构更多的是改良派，因为他们是在现存解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运作，也就是说他们是认同现存秩序的；而解构则是革命派，因为他们不仅完全反叛现存结构确定的秩序，并且也反叛了现存结构中个人主体性，也就是说个人的主体性是虚假的。个人软弱无力被社会建构时，救治社会的药方则倾向于增加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比如涂尔干提出的“职业团体”；当个人强劲有力主动建构社会时，救治社会的药方则倾向于寻找一位“明君”，比如韦伯对“卡里斯马型”人物的推崇，认为他的存在是打破“理性牢笼”的突破口；当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存在强弱只存在先后的差别并相互建构时，救治社会的药方则倾向于“中间道路”或者说妥协的方案，比如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以及激进民主政治的“超越左与右”的道路，就是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种妥协。解构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真相，是为了解放，因而救治社会的药方在于打破现存结构，进行一场重新洗牌的运动，比如布迪厄提出的以结构对抗结构的方案，知识分子身份特殊，一方面尽管他是支配阶层中的被支配者，他支持现存结构，并通过施教或受教的角色进行结构再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他具有较强的反思能力，因而布迪厄认为只有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参与到这场力量角逐中来，才有胜利的可能。福柯直接进行彻底的”知识革命”，打破现存被历史的建构的知识体系。
感想：1、深刻体会自主性这三个字，要时刻关注自己的成长状态。
      2、有问题，找队友。

2015.8.20——2015.9.24
本月书单：《词与物》 福柯
《不正常的人》
《必须保卫社会》
《主体解释学》
《性经验史》
《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
《社会行动的结构》（读到400多页） 帕森斯
    本次汇报的主题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吉登斯）、“风险社会”（贝克）、“发达工业文明”（马尔库塞）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哈贝马斯）的人的状态。这个“人”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也不是具体的单个的人，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
    吉登斯认为“后传统社会”中的人是能动者，即面对结构强大的先在力量，他也能进行反思并对结构产生建构作用，而并不是只是被动地被结构所塑造。“后传统社会”是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即对现代性的反思阶段，它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由简单现代性这种结构因素造成的传统的丧失，而传统的丧失意味着指导日常生活的惯例失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机制遭到破坏，从而威胁到人们的本体性安全感，使人处于焦虑之中。因而作为能动者，人们重建受损的本体性安全感，这种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不再是对“传统共识”这种结构性因素的认同，而是对自我的认同。生活风格是现代性自我认同的基础，“后传统社会”充满着生活风格的多样性，因而自我的认同需要一种生活政治，即个体对生活方式的决策。这种选择性体现了能动者的主动性。同样，亲密关系由传统道德和伦理中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变革为一种纯粹的平等的关系。这种纯粹关系强调的是能动者之间的相互协商，是对一种新的民主化情感的选择，而这种情感的民主化体现了公共领域的民主意识。也就是说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相互建构。
    吉登斯强调惯例及实践意识对本体性安全的重要性，布迪厄换了一种说法，认为惯习和实践感引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布迪厄认为场域中的位置及场域之间都是有等级差异的，较高等级往往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人们往往对各种场域既定规则的真相认识不清，以为只要习得该场域的规则便可以成功地进入该场域，从而处于“误识”状态之中，这种“误识”包括两种机制：其一是惯习虽具有可习得性，但这种可习得性具有不可逆的积累性，也就是说人们没有认识到最初的惯习即社会出身的影响是最深远的，并且惯习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范围，因为人们往往倾向于与自己惯习具有亲和性的实践；其二是没有认识场域的规定规则是符合特权阶级利益的。布迪厄分析了作为社会再生产机制和晋升机制的教育场域，人们认为学校是公正对待所有社会成员的机构，它的淘汰和挑选机制都是公正的。然而布迪厄将人们的这种“误识”真相揭示出来，认为教育场域披着公正的外衣，实际上却再生产着社会的现存阶级结构，为特权阶级提供神正论，并不是低等级地位人们认为的“救世机构”，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炼金术的骗术罢了。这种“误识”状态离不开人们的共谋，并且是维持现存社会秩序的基础。所以布迪厄以揭示人们的“误识”的真相为旨趣。
    哈贝马斯则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缺乏理性批判力的人，他在这一点上与马尔库塞是相似的，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文明社会的人是单向度的人，也就是缺乏否定、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只不过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哈贝马斯的出发点在于缺乏理性批判力的人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系统出现了合法化危机，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对政治系统的决策“是什么”并不了解也并不关心，更不用说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了，因为在大众传媒等文化消费的熏陶下，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没有批判能力的文化消费者。因而政治决策的通过也就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大多数选民只是在“人云亦云”或者被候选人许诺的“利益”所驱动，决策过程只是形式民主，实质却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因而这些决策在执行时肯定会遭遇合法性危机。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以期在交往参与者具有批判能力的前提下，达成理性的决策成果。
    而马尔库塞则侧重于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的人是异化程度更深的人，也就是说人们异化的不仅是身体，思想也被异化了，马克思曾认为的最具革命性的工人阶级现在却成了最保守的现存秩序的守护阶级。马尔库塞本以为在发达工业文明中，文明的压抑本质将被改变，因为物质文明充足到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因而人们被束缚在必要劳动上的时间减少，而自由支配的、非异化状态的时间增多。然而，现实却是物质文明已变得充足，人们却仍处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被异化的状态，劳动仍然不是目的本身。用马尔库塞的话说现在的人们只是“高级的奴隶”。发达工业文明中的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忘却了自己仍被奴役的本质，而曾拥有的革命批判精神早已被消磨掉，处于一种盲目的普遍幸福感状态中，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早已成为不可能。
    处于“监狱群岛”中的人是福柯笔下的人，这是一群心甘情愿被规训的人，被规训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对人进行规训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种“被规训”其实就是处于权力和知识的相互作用机制之下的被建构，无论是疯癫的人还是不正常的人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这种被社会建构出来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实际上在权力的作用下已经被划分了等级，人们“心甘情愿”地跟着所谓的“主流”走，被“主流”所规训。因此福柯的谱系学是要进行一场知识的革命，把那些所谓的低等级的知识的活力焕发出来，从而使知识的世界不再只有一种声音，并且知识不再有等级之分。福柯笔下还有一种人的形象，这种人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这是一种与被规训的人截然不同的主体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符合某种外在的被建构的标准，而是要在一个总的原则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自己的生活风格。
    总之，除了吉登斯以外，其他几位大家对现代社会的人的评价几乎都是悲观的。布迪厄关于人的“误识”、福柯关于人的“被规训”以及马尔库塞关于人的“单向度”，都是看到了现存秩序为了持存而对人的欺骗，找到一种权力运作的隐形机制，从而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合谋。在布迪厄那里，权力的运作是以教育场域的“中立”运作作掩护，从而掩盖现存秩序的再生产的真相；在福柯那里，权力的运作与知识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的特性也是在于它的“中立性”，随便提一下，权力在布迪厄和福柯这儿的涵义是相似的，指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某种狭义的政治特权。在教育场域和知识的“中立”表面下，权力在发挥实际的作用。而在马尔库塞那里，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权力是通过“中立化”的技术发挥作用的，技术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加强了对人们的控制。然而现代社会的人们之所以如此容易被欺骗并参与这种欺骗的合谋，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所揭示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缺乏理性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在时间和忘却机制的作用下，人们将事物最初被权力所建构的事实遗忘，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理应如此，所以现存秩序也得到人们的合谋而得以持存。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体现了齐美尔的“文化悲剧”思想，即现代社会物质文明极度发达，而由于缺乏理性批判精神，人们的主观思想却越来越同质起来。
感想：有些限制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要勇于突破自我，野蛮成长。

2015.6.24——2015.8.18
本月书单：
《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疯癫与文明》 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
《知识考古学》
《规训与惩罚》
《爱欲与文明》 马尔库塞
    福柯是一位用后现代方法阐释现代社会的大家。他的知识考古学相对于主流学术而言，是离经叛道的。自黑格尔以来，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都没有逃脱出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这一主体主义核心思想的包围圈，以此为出发点，思考问题的方式，尤其是历史学，主要是以连续的、整体的、目的论的角度考虑问题。而福柯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知识考古学分析是以断裂的、差异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理论、制度、实践都是具有深层可能性的经验知识的，其发展可能由于整个认识论领域的断裂而具有间断性。他认为西方文明史上出现了认识型的两大转变，第一阶段是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这一段称之为古典主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世纪至今，这一段称之为现代性过程。因而福柯在无论是对疯癫、临床医学，还是在对惩罚的研究中都是以这两大断裂为基础的。
    福柯看到的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社会，现代人是被规训了的人，这个规训社会是由权力和理性一步步打造出来的。权力对“非理性的东西”进行势必要进行惩罚，那么，何为“非理性的东西”？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这样一种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方式，造就了“非理性的东西就是不利于‘我’、异于‘我’的东西”，福柯很好地在对疯癫的研究中阐释了这一点，疯癫因这个标准遭到禁闭和排斥，疯癫的内涵也一步步由这个标准进行筛选而发生改变，比如说疯癫刚开始不仅包括病理学意义上的病人，而且还包括懒惰者，流浪者等等，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懒惰者和流浪者可以成为劳动力，因而他们不再是疯癫。所以说，这部疯癫史其实也是一部文明史，理性史，它同时也反映了理性是如何一步步驱逐“非理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自己的独霸地位。这种观点与弗洛伊德关于文明与本能的观点相似，弗洛伊德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是以理性压抑“非理性的”本能为基础的，现代文明是一种被压抑的文明，这与福柯的现代社会是被规训的社会何其相似。
    福柯的规训内涵是从惩罚发展而来，尤其是从禁闭、监禁这种惩罚方式发展而来。福柯认为权力对“非理性的人”的惩罚经历了由肉体权力政治学到肉体权力经济学的转变。因而惩罚的方式也由君主权力报复性的肉体酷刑转变为经济合理的全景敞视主义监禁。由于这种惩罚机制使用层级监视，规范化制裁和检查等机制，适合管理数量众多的个体化社会成员并通过持续性的记录获得关于个体化的知识，从而使惩罚实质上变成治疗和教育，使“非理性的人”再次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因而它被广泛的运用到社会有机体，包括学校、教育、医院等，福柯用“监狱群岛”这个词很形象的表达了这一现象。惩罚的标准变得有层次、连续，并囊括了从最严厉的法律到最轻微的偏差，从而整个现代社会都在一种规范化权力的控制之下，都处在监控之中，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被规训的社会。这种规训其实是对理性的服从。
    福柯批判这种理性独大的现象，认为它限制了人认识自己和世界的角度，因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提出了一种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新方式，使被理性规训的人看到另一种角度的自己和世界，从而使关于人类的知识得到规整，“非理性的声音”得以焕发生机，这些“非理性的声音”在科学史上是很少见的。在福柯看来，人的目视，包括监视对知识的形成起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人们看到了某样事物，用话语对它进行描述，我们就获得了关于它的知识。因而在临床医学的研究中，人就是通过目视及与之相关的记录，一步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认识自己的，医学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基本方面，因为它涉及疾病与死亡，即人类的有限性。权力使人们可以对“非理性的东西”行使监控权，也正是这些监控使得人们获得各种相关的临床知识，包括临床教育等等，在福柯看来，这也是关于人的科学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的原因，因为人类不断地把自己当做认识对象，获得关于自己的知识。因而，福柯认为权力产生了关于人的知识。关于监控，韦伯把它看作是科层制的基础，吉登斯把它看作是超越时空的结构因素，即权威性资源。
总之，福柯的这四本书揭示了理性与权力，时间以及知识之间的关联。西方现代文明中，自现代性发端以来，理性一直以韦伯意义上的目的理性的形态不断发展，究其原因，在弗洛伊德看来，是因为社会尚处于缺乏型社会，生存斗争乃主要矛盾，因而生产性的发展压抑其他方面成为理性的主要目标。人们认为监禁的刑罚代替了肉体酷刑是刑罚史上重大进步，是刑罚的“理性化”，因为它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事实上这却只是惩罚技术的精致化。这种所谓的“理性的”进步只是将一种更加沉重的枷锁加诸在现代人身上。
    处于“监狱群岛”中的人们是理性枷锁的同谋者，他们心甘情愿地被规训，就像布迪厄象征暴力的同谋者一样，处于惯习与场域相适应的“如鱼得水状态”。时间对这种同谋状态的形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就是随着时间渐渐地忘却了某种理性秩序当时存在的可能性条件，而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状态并接受它。因而福柯的考古学就是要进行这样的记忆工作，把当时的可能性条件挖掘出来，以使人们重新认识理性秩序的真相，这一观点与布迪厄的关于理性的历史性是相似的。
    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把周围的一切都当作是主体的认识对象，这样就产生了许多知识，尤其是人类将认识的目光投向自己时，如临床医学等，主体获得的关于人类的知识便不再是“纯粹的”，而是掺杂了以理性为基础的限制因素的存在，因而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知识不仅是单一的，理性一枝独秀的，而且关于人类本身的知识也不能使人类认识自身，反而会使人陷入知识的陷阱，被规训。人本来是丰富多彩的，由人组成的社会本也是多样性的，人和社会之间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相互再生产，然而现代社会却在目的理性的支配下，使得人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只具有被规训的理性特征，成为了失去了多样性的异化的人，因而福柯通过揭示理性确立的可能性条件，来阐释社会中存在的多样性因素。
感想：不急不躁，稳稳当当地打基础，打算再看一个多月的社会学之后，再转入其他学科。

2015.5.15-2015.6.22
本月书单：《言语意味着什么》 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
《关于电视》
《科学的社会用途》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
《后民族结构》
《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本次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所造成的合法化危机来探讨哈贝马斯建构交往行为理论的现实意义。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18世纪才开始形成，其形成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彻底分离。这时候的公共领域不同于我们的一般理解，它是公共权力机关，也就是国家。与公共领域相对的就是不受国家干扰的、以私法为基础的私人领域，它是自由竞争机制下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国家和社会的要求是以公众舆论为媒介，通过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来协调的。在这儿提到的公众舆论是具有知性的公众通过批判论证形成的，因而组成资产阶级公众的私人必须既是有产者，又是受教育者。一方面是因为只有有产者的自律是扎根在商品交换领域的，因而与捍卫作为私人领域的兴趣是一致的，并且接受教育的前提也必须是有一定的资产。另一方面是因为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公共领域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文学公共领域的交往使作为资产阶级公众的私人逐渐发展出了批判能力，从而使他们具有主体性。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时期，公众极力减少国家官僚的决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并且通过具有批判能力的私人的相互交往，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得到了公民的认同，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性。
    然而，随着资本的集中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出现，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了转变，这种结构的转变主要在于组成公共领域的“人”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构成公共领域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其实也反映了“国家干预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冲击。民主化的趋势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到来，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动摇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首先，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如劳动领域的失业问题，原来完全是有私人自己来承担，而现在社会福利国家对之进行行政干预，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私人领域的再政治化过程。其次，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变化，由批判的文化转变为消费的文化。这主要归结于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尽管文化的商品化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这时文化的商品化为资产阶级私人接触文学作品发展自主精神提供了条件；但是现在的文化商品化由于对销售量的追求，使得出版商更青睐于俯就大众的要求，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文化以迎合大众的需要为准，而不是给大众提供导向，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已经渐渐地去政治化，对于公众的自主性批判根本毫无助力。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对新闻场的分析的观点与哈贝马斯相似，布迪厄认为新闻场的商业化，即追求收视率，也使得新闻媒体更多地迎合观众的口味，所谓的与众不同的哗然取众的事件成了记者们的目标，而这些事件大多是去政治化的，并且在这种“求异”机制下，整个新闻场其实同化了。大众传媒的发展，尤其是广告宣传的效用，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使得代表性公共领域再封建化，也就是说，广告上宣传的事物总是具有很高的声望，公民也总是会受其影响，而这使得政治领域开始利用大众传媒来为自己效力。
    因而，在公共领域中，从私人领域发展出来的社团和从公共领域发展出来的政党开始取代由私人组成的公众发挥作用。一种人为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这种公共领域中，有一个庞大的“没有明确意向”的后备大军，他们手中的选票决定着重大政治事件，然而他们大多数时候对政治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去对之进行理性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形成的公众舆论不再具有批判功能，而只是具有展示-操纵功能，公共性失去了批判力。而社会福利国家通过这样的公共性形成的行政决策也就失去了其合法化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合法化是指政治系统的决策能否得到公民的认同。
    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实践哲学是交往行为理论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哈贝马斯强调实践理性，认为实践理性包括三个角度：善的角度；合目的性的角度和正义的角度，并认为话语理论将它们分别与伦理问题，道德问题和实用问题联系起来。而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实践理性，即是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虽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理性，即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最终压倒了价值理性成为惟一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实践的实用意义和伦理意义的落脚点在于这样一个问题：“我”应该做什么？而实践的道德意义则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即落脚点在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这样一种转变必不可少的就是对话和商谈。从这儿可以看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韦伯的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之上，批判韦伯的目的理性的单一面向，同时继承并发展，认为除了韦伯所强调的目的理性之外，还包括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实践理性。
    交往行为是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即一种通过交往而得出的理性，当然，这种理性只是“可接受的”，而并非一定是真理。这种共识的达成在于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而这种有效性要求的认可在于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表现。哈贝马斯将行为者的对象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与认知-工具理性对应的是客观世界，它的有效性要求是真实性，即描述是符合这个客观世界的；与道德-实践理性对应的是社会世界，它的有效性要求是正确性，调节的是人际关系，即行为要符合规范；与审美-实践理性对应的是主观世界，它的有效性要求是真诚性，即真诚地表达自己独特的主观经验。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交往行为只有三种，即呈现事态的会话行为，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行为和自我表现的戏剧行为。
    交往行为得以完成有哪些必须的条件呢？首先，行为者具有言说和行为能力，交往行为中的语言完全可以“以言行事”，言说者的话语表达的就是字面意思，行为者可以就字面意思进行商谈；其次，存在在交往行为者之间的主体间性是交往行为的前提，即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知识；再次，行为者之间不存在特权，相互之间是平等地协商和论证；最后，这一点很重要，就讨论的话题，每个行为者的表达都要符合相关的有效性要求，并且在表达时要考虑到其他行为者的期待。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交往行为结果才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性，才能被所有行为者认同，从而弥补从公共性到伪公共性的转变造成的对合法性的破坏。在我看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了社会学研究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融合。
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乌托邦”色彩颇为浓厚，在我看来，这可以用吉登斯关于社会科学“双重解释”的观点来解释，交往行为理论既是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延续，也是对建构现实的一种指导，指导合法性的重建，这是一种吉登斯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乌托邦。
感想：1、总结颇为揪心，有一个想法总结到一部分之后，写不下去了，只能放弃，害我情绪低落了半天。
2、我们就读书私下的交流也是一种交往行为，也要符合交往行为的要求，在同一个知识背景下，表达符合有效性要求，往往结果也是很可喜的。比如说，可以明晰一个人看的时候对某个观点的模糊看法，可以对不确定的看法找到盟友，或者换一种角度看；也可以发现被自己忽视的问题。

2015.4.12——2015.5.14
本月书单：《实践与反思》 布迪厄
《国家精英》
《再生产》
《继承人》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单身者舞会》
《男性统治》
《自我分析纲要》
《遏止野火》
    布迪厄整个思想体系的构建过程，都体现着这样的信念：“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则是空洞的”。他并非像帕森斯那样，想建构一个无所不能的元理论。反而认为科学理论应以科学惯习的形式出现，即科学理论是一种形塑经验研究，又为经验研究所形塑的临时性构造。因而他建构的理论来源于具体研究，又在具体研究中不断发展，得到具体的解释。他的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系统，这也体现了他在做研究时，时刻的警醒，时刻的反思。本次总结是围绕场域这个中心词来进行的。在布迪厄这里，场域是个很灵活的概念，确切的说它是一个没有概念的概念，场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要根据具体经验来判定的。比如说场域的界限在哪里，布迪厄认为场域的界限停止在场域效用不再发挥作用的地方，这样的话，光凭理论上的推论肯定是难以确定的，因而必须付诸具体经验，只有在经验中，才能知道效用停止在什么地方。因而，通过场域概念，可以看出布迪厄反对学究谬误，即将逻辑的事物当成事物的逻辑，从而反对将理论关系当作实践关系的做法，进而反对当前社会科学界唯理论主义的风气与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分割开来的不合理的劳动分工。通过场域概念，我认为布迪厄的一切科学研究的起点，在于对实践的真实逻辑的考察。
    布迪厄是哲学专业出身，他对实践的逻辑的探索应该离不开他早年在阿尔及利亚以及在自己老家贝亚恩所做的人类学调查的经历。他认为观察者容易形成一种“习得的无知”，即用由全部积累起来的客观化工具支持的逻辑来分析被观察者的实践活动，这种理想人类学的做法无法全面地解释日常的合理但不是产生于深思熟虑或计算的行为。因为日常实践活动具有紧迫性，根本没有时间去计算，注重于现时性，排斥反省，缺乏严密性和恒定性。日常实践活动的逻辑是一种模糊的逻辑，反而构建的解释模型具有精确性，因而这两者之间肯定是不会完全相符的，造成事实既受多种条件决定，却又未被完全决定。
    实践的逻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它其实是一种实践感知图式，即惯习，它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身体化了的社会结构，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行为者从小自然地从教育的接受灌输，并在经验中不断得到强化，同时它是一种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随着个人的经验而调整，不断的重新形塑。实践活动就是在它的引导下进行的。实践逻辑的模糊性就在于，每个实践领域的特殊性，都需要一些基本图式和象征体系的多义性的自动适配，从而造成双重含义或双重作用。也就是说相同的惯习在不同的场域拥有不同的含义。
    惯习具有一种持久性，它作为一种实践感知图式，体现在实践行为中，行动者通过组织调动过去经历的实践，对客观潜在性关系深藏在现存事物中的未来进行实践预期，因而惯习引导的实践活动总是能很好地符合未来的预期。
    惯习它并不能单独地发挥作用，它与场域是相辅相成的。行为者要进入一个场域，必须内化该场域的实践逻辑，即惯习，这是对该场域合法性的认同。
    场域是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构成。这种客观关系结构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依赖于位置占据者所拥有的资本总量，资本结构及这二者随时间的变化。这种均衡被打破然后回复到另一种均衡，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场域变迁的过程。而位置占据者的性情倾向就是由位置结构所决定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场域和惯习都是一种关系束，都是由某种社会结构决定的，只不过场域是与位置相关的客观关系束，而惯习是与立场相关的历史关系束，这反映了布迪厄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取向。
    权力场域是一种特殊的场域，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元场域。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利益是历史建构的产物，从而吸引行为者参与到场域中来，认同场域的目标和游戏规则。场域实际上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行为者（包括个人和集体）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资本总量和改善资本结构，最终要争夺的是合法支配权，即符号权力。布迪厄认为发达社会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而是一些各自分化，只在一定程度上总体化了的实体，它有一系列彼此交织但日益走向自我调整的场域组成，每个场域都包含它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在某个场域可能是支配者，而在另一个场域则是被支配者，比如，一般来说大学教师，在文化场域则是支配者，而在经济场域则是被支配者。那么在这些场域中，国家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布迪厄认为国家是各种场域的聚合体，是斗争的场所，它掌握着一种元资本，支配着其他资本的兑换比率，从而调控着所有的场域。
    惯习表达的是社会建构的知觉和评价原则与决定惯习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从而表明，社会行动者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际上这种行动者只是作为表面上的主体而已。惯习与场域的相符，就是一种“本体论契合”，行为者在场域里能“如鱼得水一般”，并且形成一种信念经验，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经验，是对既定秩序的根本接受，这种信念经验是符号权力的基础，即强加给人们的各种分类系统，使人们把支配结构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从而接受它，从而为社会支配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因而社会秩序得到再生产和延续。
    布迪厄认为场域中的资本有三种最基本的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这三种资本皆可转化成符号资本，而这种资本是行为者在场域中进行争夺的最终目标。符号资本的魅力在哪儿呢？符号资本展现的是一种“社会炼金术”，它把任意性关系变成合法关系，把事实上的差异转变成得到正式承认的区分，从而使支配变得不可辨识，使支配者主导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这其实是一种支配者使自己的位置合法化的过程。比如说，赠品其实是根据服务的策略，建立起来的依存甚至奴役关系，类似于“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赠品这一行为就将经济资本转变成了象征资本。
布迪厄认为，我们的社会世界充满了预先建构的并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这些观念并非是先验地存在与我们的理性思维之中，而是一种历史的建构，符合特定场域中掌握符号权力的占支配者的利益。它在一种婉转化的形式下，掩盖着支配结构的真理，使人们误识了它，没有看到它的支配真相，从而使这些观念在被支配者的同谋下获得不断地再生产，支配结构得以延续。比如说，教育系统，它使遗产继承合法化，为支配阶级提供“特权神正论”。
    所以，布迪厄提出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将社会预先建构的对象的社会建构过程本身当作研究对象。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粉碎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维续的各种神话”，掌握社会法则的社会根源的必要知识，从政治上瓦解它们。因为这些神话掩盖着体现在各种社会机制客观性和各种分类图式、偏好与品位的主观性中的等级制形式。这既是提出一种反思社会学，也是提出一种生成性社会学。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比较特殊，它是支配地位中的被支配者，知识分子更难以发现社会世界中的符号暴力（社会行动者在合谋中不认为这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它），甚至还为这种符号暴力添砖加瓦，因为知识分子本身通过各种教育的灌输，已经身体化了这些由历史建构起来的观念。因而，知识分子应该反思，反思知识分子是为占被支配地位的支配形式的操纵者，知识分子对统治其实践的各种社会力量视而不见。这种毫不犹疑地使用预先建构的观念进行的构建对象的实践，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主体对客体的研究罢了。因此，布迪厄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如何才能获得自主性呢？布迪厄认为社会学家作为文化生产者，应该进行自我分析，这是社会学的社会学最重要的形式。分析社会学家自身的生产条件，以及在社会世界中所占据的位置，从而能够看到社会学家的性情倾向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对自身有一定的了解，反过来克服那些社会力量的控制。
    将社会预先建构的对象的社会建构过程意味着要对社会预先建构的对象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分析其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一种生成性的分析视角。因为对同一个对象来说，它可能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含义。这跟涂尔干的反常识干扰，“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给研究对象下一个定义”有相同之处。比如吉登斯所说的老龄化人口，这只是在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背景下才产生的。因而，布迪厄认为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并不是对立的，相反，理性有其自身的历史。而且，在日常的实证主义看来的理所当然的那些“社会问题”都是社会的产物，尤其政治（科层）场域在这些问题的普遍化和神圣化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认识了这些建构的社会力量，才能尽量避免这些力量的影响。只有了解各种决定机制，才能得到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
感想：这个月阅读布迪厄，总的来说，幸福指数很高，因为我从他的作品中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学习了一个学术人该有的品质，对自身的反思，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空泛的反思，而是要反思身为文化生产者的自身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从而了解哪些社会力量影响了自身，从而影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而且在我看来，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大家，客观地揭示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维续的各种神话，从而使得社会学在政治解放也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遏止野火》中，通过揭示在他看来，全球化运行机制的真相，至少对我这个井底之蛙的关于全球化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促使我从另一面进行思考••••••

20115.2.28——2015.4.10
本月书单：《超越左与右》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现代性的后果》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自反性现代化》 贝克 吉登斯 拉什
《风险社会》 贝克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弗朗西斯•福山
《第二性》 波伏娃
《实践感》 布迪厄
    这个月的整个汇报，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现代化过程中，个体化和标准化的思考，虽然不成熟但是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部分是关于吉登斯对现代性的两阶段划分，即简单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第三部分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发生的意识形态世界局势变化，吉登斯和福山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是关于风险社会。
个体化与标准化
    这部分的内容涉及两个关键词，个体化与标准化。个体化，我暂且把它理解成社会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增强，有自己的独特性；标准化，我暂且把它理解成统一性，一体性，也就是同质性，这两者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互不相容的。但仔细思考一下，个体化与标准化其实是现代化这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各个大家也都对这两方面进行阐述，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异化劳动”意味着人不再是为了劳动这个目的而劳动，而是本末倒置，把劳动当作求得生存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广大的工人阶级就是“异化”的。在这儿，“异化”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标准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结合，工人逐渐从一个具有独立技术的个体（这时他是一个价格较昂贵且相对独立，具有创造性的熟练工人）转变成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的一个依附于机器的附属品（这时他是一个价格廉价且具有替代性的非熟练工人），工人成为机器生产链条中的一个螺丝，他要做什么，怎么去做，都会根据整个生产过程安排好，也就是说标准化，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像一个没有自己思想的机器。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笔下，工人阶级的个体化与标准化是不能协调的，是对立的。这可能与马克思的政治取向有关，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平等现状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灭亡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人才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由机械团结型社会向有机团结型社会变化的过程。在机械团结中，社会规模较小，社会成员之间同质性很强并具有可替代性；而在有机团结中，社会规模很大，社会成员之间异质性很强，不具有可替代性，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差异带来的相互依赖性之上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转变的呢？涂尔干认为是社会分工。又是什么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出现呢？涂尔干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因素，其一是物质密度；其二是道德密度。社会分工导致个性及个人自由得到发展，个人意识逐渐从集体意识中脱离出来，获得独立性。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不断个体化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不少社会问题，涂尔干给当时法国社会现状作出的诊断是：政治疾病与社会疾病同出一源，缺少能够将个人与国家联结起来的次级组织。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就是个体化导致社会失范，这要求由一个适当规模的次级组织出面，来制造一个由该组织成员皆认同的共同意识，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标准化。在涂尔干的笔下，个体化和标准化是可以协调起来的，虽然说在涂尔干看来，社会是第一性的，但是我尚未明确个体化和标准化何者更重要。
    韦伯终身致力于德国政治，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管理”这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理论，他的“管理”经历了由实质理性化向形式理性化转变的过程。政治上“管理”的转变导致权威类型的转变，即由传统型向魅力型再向法理型转变，法理型统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形式理性化，按照一种客观订立的准则进行“管理”，有规可循。因而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这其实是一种标准化。然而，科层制这种组织形式虽然便于大规模组织的管理，但是却阻碍了个体化的发展，太过僵化的条条框框阻碍了创新性和灵活性。（每次谈到韦伯，总是气短）
    主客观文化之间的悲剧是西美尔思想的重要内容。这种“文化悲剧”是现代社会独特的现象，物质文化（客观文化）日益精妙，然而个体文化（主观文化）却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个体化和标准化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张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主客观文化之间的悲剧呢？西美尔认为是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生产分工。生产分工导致产品的意义不是源自生产者的心灵，而是产生于它与别的渊源不同的产品之间的关系，碎片化的特点使专门化生产出的产品缺乏精神性特征。专门生产出的产品不是源自对主体的反映，或创造性精神的反映，而只能在远离主体的客观成就中找到。其二是消费的扩大。消费的扩大对应生产专门化和标准化，因为消费的扩大取决于客观文化的增长，因为一个产品越是客观，非个人性，越是适合更多的人。消费模式是联结文化的客观性和劳动分工的纽带。劳动分工使事物自身的专业化与人类主体分离（人类难以表达自己的个性），现代社会实现了文化客观化，从而现代人被包围在缺乏个性的事物当中。
简单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
    从古典三大家对现代性描述的单一维度中，吉登斯发展出了现代性的多维度，包括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督机制和军事力量四个制度性维度。这四者，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被其他维度化约。它们彼此独立，相互影响，比如说，以工业主义这一维度为定点，它和资本主义有直接联系，因为资本和工业生产的结合，既使得资本积累速度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促进工业技术的不断革新；它和对信息的控制和监督有直接联系，因为工业生产的整个机制需要并促进对信息的控制和监督，包括对工人工作的直接监督和工作信息的收集，比起直接的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说，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达到控制目的的方法；工业主义也与军事力量关系密切，因为工业技术和军事力量的结合带来大规模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是否现代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按部就班发展至今呢？吉登斯认为，是也不是。是是因为现代性的主要制度性维度并没有发生变化，现代性的所有一切都在这表面下进行。不是是因为发展至今的现代性已不是其诞生之时的简单现代性，而是反思性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简单现代性，以启蒙思想作为引导，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的发展来源于对自然的控制，社会越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程度就越深。在这儿，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主义的精神气质，即对经济增长的绝对追求。环境保护和生产发展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般生产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民族国家是其主要的社会形式，监控机制和军事力量都是以一个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发展的。解放政治，即对生活机会的追求占据着主导地位，政治体系控制着社会变迁的步伐。监控机制的发展极易导致极权主义社会，军事力量的发展也易导致国家间的战争，风险在这儿看来，是外在的，可控制的。简单现代化是一种线性现代化。
    而反思现代性，顾名思义，是一个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新阶段，怀疑论成为普遍的指导原则。不确定性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论调，自然已成为“人造自然”，生产率已取代生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经济增长，而是在环境保护和生产发展之间寻求一个新的平衡，这是一个后匮乏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慢慢变得模糊，国际间的合作成为重要的社会形式。生活政治，即生活方式的选择成为纳入解放政治的重要内容，社会变迁已不再主要由正式政治领域控制，这是一个后军事社会，即对暴力的使用最小化。人们已经意识到风险是人为的，不确定的，难以控制的。反思性现代化是一种非线性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它既需要传统作为其合法化的基础，又不断地消解传统并对生活进行再嵌入。简单现代性消解着封建社会的传统，反思现代性又消解着简单现代性的传统，在这里，可以看到结构二重性的影子，已存在的结构是生活实践的背景，又不断被生活实践建构着，这也许就是结构的自我新陈代谢。传统的消解会使个体陷入本体性安全感的危机中，因为生活的连续性被打断，吉登斯提倡一种积极的信任来重建被威胁的基本信任，这种积极的信任要求首先要了解自我，然后才能与他人建立平等的纯粹关系，这是一个自主，独立的过程，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主动性。
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主义的胜利？
    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这是否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吉登斯和福山分别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吉登斯认为，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它已不再适应社会现状。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曾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与资本主义相比，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能更加公平地分配这些财富。然而，社会民主主义在现今已没有了其阶级基础，蓝领工人人数大量减少，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都动摇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支持结构。社会民主主义将大政府看作其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个人主义”盛行，与集体主义之间产生分歧，已不存在当时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环境（战争）。因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取而代之，新自由主义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一方面它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无拘无束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保持传统制度（尤其是民族与家庭），它设想的是一个个人能动性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发展，而责任和义务却在其他领域得到发展的社会。吉登斯认为这是很天真的，因为市场必然不断地消解着传统，他认为，当今社会的政治形式已超出了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政治主体已无法确切地进行划分，比如生态问题，它就是一个超越阶级和党派的问题，任何人都得为其负责。因而吉登斯综合并超越了老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的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在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及与自然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它强调的是一种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态度，从这儿可以看出，与右派的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相比，生活民主主义应该是中—左派。这是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因而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线型的，也绝不可能等同于经济增长。全球化也并不是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与政治合力的结果。那么在这样一个传统和习惯已趋衰落的社会，我们应如何去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应对生态问题。
    个人、国家和其他社会机构开始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有必要重构国家，建立个人的自主性和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体，这是一个民主化不断加深的过程。“第三条道路”强调平等和对弱者的保护，在老民主主义观点看来，对平等的追求和对弱者的保护，是通过诸如取富济贫的累进税制度来实现的，但这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可能会达到一种相反的效果，因而第三条道路支持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建立一种协作机制，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市场利用和公共利益得到考虑的双重目标，这要求建立一种社会投资型国家，政府应当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这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平等意味着包容性，包容性意味着世界主义和多元主义，以及积极的评价差异。以老年人为例，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依然健全，一个平等的社会，不是让他们推出劳动力市场，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应该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出劳动力市场。
同样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背景下，福山认为世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趋同，人类之间的差异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差异。自由政治和经济体制需要健康有活力的文明社会。正如《信任》副标题所展示的：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他探究的是某些现代化之前的文化习俗对现代社会成功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现代经济繁荣离不开理性计算，法律、契约和理性经济为现代经济成功创造了前提条件，但福山认为这些条件虽必不可少，但是建立在习俗基础之上的相互关系、道德义务、对群体的责任以及信任是现代社会成功的先决条件。
    福山的这一探讨，打破了以往关于传统与现代化对立，传统只会拖现代化的后腿的说法。福山充分肯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认为其80%是正确的。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对人类本质的简单思考：人类是理性地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个体。但福山认为这不是完全的人类本质，人类常常是非理性地以群体的形式来追求功利的目标。因而他提出疑问：人类为什么是以功利最大化的个体出现，而不是作为更大社会集团的一部分？人类既有自私性又有渴望成为较大群体一部分的要求，而后者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能产生。因而福山认为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即这个社会的文化特性，对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它的竞争能力及其重要。
    那么，福山是如何论证经济繁荣与社会美德之间的关系的呢？福山划分了两组国家，日本、德国、美国一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法国、意大利南部一组，这种划分异于一般的划分。福山认为前一组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在进入现代化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央集权并不发达，因而没有阻碍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从而社会具有较高的社群组织能力，信任程度高，超出了家庭亲缘范围，因而形成专业经理人员的管理，发展出大规模企业，从而企业寿命长久，竞争能力强大，成为一个品牌。而后一组国家的公共特点是，都曾经拥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因而缺乏社会中间组织，从而社群组织能力低，信任局限于家庭亲缘范围之内，大规模企业难以发展起来，中、小企业缺乏竞争力，寿命短，难以形成一个品牌。
    尽管大规模企业在灵活性、快速做出决策等方面不如中小企业，但其在发展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等耗资巨大的规模性经济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尽管低信任度工厂和高信任度的工作效率可能不相上下，但每个工作者都希望在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工作氛围下生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后来学习日本的“精简生产”以取代自身发展起来的“泰勒主义”，因为“精简生产”充分给予底层工人权利，信任他们，从而发挥他们的能动性，而“泰勒主义”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管理模式，每个个人似乎就只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时刻处于监督和控制之下，缺乏灵活性，尽管它确实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但其产生的浪费也是很大的。
然而福山认为，高效率的管理模式并不一定是普遍适用的，而是要考虑到引入地区的社会文化特性。比如说，“精简生产”只适用于高信任度的社会，若将之运用于低信任度社会，这将会成为工人的强大武器。相反，“泰勒主义”管理模式，适合于低信任度的社会，福山认为，由于美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两面性认识不足，其一是个人主义，其二是社群主义，这两者皆源自新教文化，不仅别国人，甚至美国人自己一直认为他们是个人主义社会，因而发展出适合规模经济的“泰勒主义”管理模式，生产效率确实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却受到极大的损伤，表现在民意调查中，对他人信任感的下降，以及犯罪率和诉讼率的上升，当然这只是构成美国“信任危机”的一个方面，还包括美国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共同价值难以形成等方面。
    在这里，福山也谈到了信任和法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信任度低的社会，法规可能比信任度高的社会规范得更细致。因为已无法根据一些文化传统去解决一些“常规”事务，反应在经济上面，就是低信任度的社会在经济生活中要付出高昂的事务性成本。如果是高信任度的社会，如日本，其网络组织成员之间并没有正式规定和协议，各成员都相信其他成员会按常规来行事。
信任是一个社会创造经济繁荣的重要前提，信任属于社会文化特性的组成部分，与意识形态无关，尽管市场自由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但是高信任度的社会将会是经济发展得更好、更长久，我觉得福山将这个道理诠释得太到位了。
风险社会——贝克、吉登斯的共同关注
    虽说贝克和吉登斯两人都关注了风险社会，但是我觉得吉登斯的笔调似乎更乐观、轻快，而贝克却浓墨重彩地将我们正在经历的风险社会展现在我们眼前。贝克、吉登斯都认为今天的现代化早已不同以往，现代化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即贝克认为现代社会经历了由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而吉登斯认为现代化经历了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转变。他们两者都认为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自身的主题和问题。
    贝克讨论了两个很重要的逻辑，对应着古典工业社会的是财富分配的逻辑，这涉及的是“饥饿”问题，在现代化的这个阶段，经济增长是第一要素，风险处于附属地位，因为财富是具体可感的，而风险具有某种非现实性，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种共谋，对各种风险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此时的风险是个人性的，并且通过医疗技术可以解决，遵循“谁污染谁负责”的因果关系。
而对应着风险社会的是风险分配的逻辑，人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风险的后果，认识到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即那些生产风险，无论是直接威胁生命还是贬损其财产等，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贝克说得很对，贫困是等级制的，但化学烟雾却是民主的。此时的风险是全球性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因果关系被打破，因为某一污染结果可以找到数个污染源，单个污染也许都达标，但是通过偶然性合在一起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却没有人考虑其“达不达标”，因此，这种问题需要联合各方力量一起来解决。
    贝克认为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也导致了社群性质发生变化，前者是一个阶级社会，追求平等的理念，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应分享的蛋糕，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解放政治”，即生活机会的获得，这是一种需求型团结；而后者，追求安全，每一个人都应免受毒害，也就是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即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是一种焦虑促动型团结，这种团结将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正如贝克所说，在阶级地位上，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地位上，是意识（知识）决定存在。如同吉登斯一样，贝克也着重探讨了专家知识。在风险社会中，知识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并且人们评估危险的自主权丧失了，因为很多东西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日常认识范围之外。在这里，专家地位变得微妙起来。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只有通过专家“理性”地确定，才可能被认定为风险，而这种认定在现代社会主要不是依据对健康的影响，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副作用。而过分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在这儿也就显示出其弊端，从而使严格的科学实践与对生活的威胁的容忍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共谋，以作为科学理性核心的因果关系为由，阻碍人们的抗议。因为风险已被容许存在，各种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经科学“理性”确定，每个人却成了这些毒物的集大成者，这些所谓的可接受水平混合在一起的后果无人知晓，究其源头也无法确定。这会因果关系的逻辑面对文明风险早已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已成为对人和自然的全球污染的保护者。
    贝克对风险社会中的政治新局面也进行了阐释。曾经由政治体系主导社会发展方向，而现在一种亚政治开始对决策产生影响。司法和媒介的公开性是亚政治的主要场所和形式。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开始形成，这一政治文化要求公民广泛参与，用社会生活来充实法律中的抽象条文。政治的理性选择，等级化的手段—目的模式开始崩溃，被强调咨询、互动、协商和网络的理论所代替。亚政治没有计划，不受决策的影响，只有在其实现的时候，才作为社会变迁而意识到自身。这发生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领域，在这里，立法和行政部门都把握在这个领域手中，起作用的是一个不分立的权威模式，社会目标只需受影响群体事后认可，作为已成为现实的次级后果。
感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2014.12.25——2015.2.7
本月书单：《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的构成》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亲密关系的变革》
《为社会学辩护》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戈夫曼
    这个月主要是关于吉登斯的阅读，丰富的内容让我不知如何入手去总结，我发现结构化理论可以说是吉登斯庞大著作体系的一个核心，所以我主要按照这样一条思路来进行总结的：结构化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我用了一个小标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与新的道路（结构化理论的内涵，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建构的一种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结构化理论与晚期现代性（结构化理论的应用，主要从社会变迁和个人生活的变迁两方面着手）；最后，用乐观的吉登斯这一小标题作为总结，因为纵观吉登斯的写作风格，尽管晚期现代社会是高后果的风险社会，但其字里行间仍透露着一种乐观的心态。
一、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结构化理论的产生）
    吉登斯认为当今社会学界深受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影响，以至于无法应对当代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如全球化，为了重建现代化理论，他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史上的古典三大家的主要思想，写出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这本著作，从而为他的结构化理论以及晚期现代性研究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复杂多样来自于方法论的差异，即批判主义（马克思）、实证主义（涂尔干）、解释主义（韦伯），而方法论的差异则来自于个人与社会的假设不同，受西方社会古典社会理论影响，一直存在着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假设的两种“二元对立”传统，其一是“强结构弱行动”，即个人是社会的玩偶（源自于涂尔干），其二是“强行动弱结构”，即强制性问题、权力问题及大规模社会组织问题无法解释（源自于韦伯）。吉登斯批判性地继承了这二者，提出了其结构化理论的核心部分：结构二重性，即结构是由行动构成，反过来行动又被结构性地建构，行动与结构是相互依赖的而不是二元对立的。
    吉登斯认为不管社会学理论关注的问题多么“宏观”，都要求对主体及主体的能动性进行精确地解释。他在著作中也确实无时无刻不显示出对行动者的能动性的关注，因而在建构结构化理论时，他对解释社会学进行了建设性的批判：1、存在主义现象学（舒茨）：“自我经验世界”与“主体间世界”的紧张，过于强调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是进行自我理解的前提；2、后维特根斯坦哲学（温奇）：自我理解以被主体占有的可公开的语言学形式为基础；3、常人方法学（加芬克尔）：没有修正的自然主义语调和索引性表达与人文科学传统中“解释学循环”（任何一种描述都不能摆脱“解释”）相对立。通过对与人类行动“解释性地理解”相关的三大传统进行批判，吉登斯认为这些传统没有充分解决以下问题：能动行为和行动的描述问题；交往和解释学分析的问题；社会学分析框架内对行动的解释问题。这些问题吉登斯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有详细阐述。
    吉登斯认为“解释社会学”的基本难题在于：无法应对作为社会生活综合特征的制度化架构、权力与斗争问题。这关系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通过批判涂尔干和帕森斯，以及马克思关于秩序、权力和冲突的理论，认为涂尔干和帕森斯的“功能分析”反映的是一种机械化的再生产，而马克思的分析则只是明确地与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吉登斯认为理解社会秩序的关键不是“功能分析”的“价值内在化”，而是构成社会的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上所做的转变，再生产必然是生产，变迁的萌芽存在于每一个促成任何社会生活“秩序”形式再生产的举动中。
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就是始于对现代性的研究，认为古典三大家都具有化约论的倾向，即将现代性的维度化约为一个单一的维度：资本主义（马克思）、工业主义（涂尔干）、理性化（韦伯）。但现代性是多维度的。
    吉登斯在写作过程中，批判性地引用众家理论，稳稳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二、 超越与新的道路（结构化理论的内涵）
    正如吉登斯所说，结构化理论是一种“内部批判”，试图超越三种突出的思想传统：解释社会学、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尤其是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其解释能力有限，但在当代社会理论中一直独占鳌头。结构化理论试图摆脱社会理论的客体主义与主体主义的对立，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结构二重性，即行动与结构是相互依赖、相互建构的，行动建构着结构，而反过来被结构制约。吉登斯虽然强调行动者的能动作用，社会（关系）没有人的能动作用就不复存在，但并不认为社会系统是由行动者创造的，社会系统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而是强调行动者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对社会系统的转变。
（一）、时空中的共同在场（日常社会活动或具体情境）
    结构化理论认为在社会活动的具体情境中，行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流”，只有对其进行反思性监控时，它才成为碎片化的，即行为。行动者对日常行为流具有反思能力，但这种反思能力只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话语层次上，而行动者的认知能力根植于实践意识，即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去做的意识，因而理性化的对行为的解释是不完整的。行动者认知能力的有限也会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并使之成为行动的未被认识的条件，从而我们知道行为并不总是“合意”的。必须对行为者的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做出区分，从而引入了惯例的概念，因为惯例很好地联结并区分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惯例是实践意识层次上的，将有待引发的无意识成分和行动者表现出来的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分隔开来。
在日常社会活动中，惯例占支配地位。惯例是行为者本体性安全或信任的来源，也就是抑制焦虑的无意识来源。惯例来自例行化活动，即社会生活的循环往复，而这一般发生在一定共同在场的情境中，一定的情境是区域化的，而区域化又是由一定的时空组成的。例行化的实践是结构二重性在社会生活连续性方面的主要表现。惯例其实就是一种结构。
    在日常社会生活的接触中，存在三种身体定位过程，其一是定位于日常生活流中；其二是定位于个体整个生命时段中；其三是定位于“制度性时间”的绵延中，即社会制度“超个人”的结构化过程中。共同在场是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时空中的不在场的个体之间建立的社会纽带和社会互动形式明显不同于共同在场的情形。
（二）、时空中的不在场（大规模的时空范围）
    制度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跨越时空“范围”的实践。社会系统是由行动者或集体穿越时间和空间而反复再生产出来的关系模式所组成。结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和资源，是一种“虚拟秩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实践将每日生活世界中的时间绵延与制度的长时间绵延联结在一起，楔入其间的是人类个体有限的生命周期。
    结构化理论把结构看成是社会系统的某种属性，只有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存在跨越时空的连续性这一点上，才存在结构，而连续性又只是通过置身于具体情境中的行动者受反思性监控的活动体现出来，这些活动具有一系列合乎意图以及意图之外的后果。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认为结构只具有制约性，但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还具有使动性，它虽然限制了某些方面但同时也开启了另外一些方面。权力就是如此，它也是兼具制约性和使动性。这是一种在更大规模的时空范围里，个体不在场的行动，因为个体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这主要涉及的是不同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原则变迁所带来的社会转型。
    简而言之，结构化理论认为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即作为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个体肯定是身处日常社会生活连续流中，本身就会受到作为本体性安全的惯例的引导，这种惯例其实就是跨越时空的规则和资源，并对生活连续流进行反思性监控，由于行动者的认知能力有限，从而发生一些意外后果，而这些意外后果也会在社会生活连续流中的例行化，进行惯例的再创造，成为社会系统再生产并发生转变的基础，从而实现结构性原则变迁所带来的社会转型。
三、 结构化理论与晚期现代性（结构化理论的运用）
    这一部分讲的是吉登斯将结构化理论运用于当代社会的分析。吉登斯认为现代史是非连贯性的，即现代社会是与先前社会秩序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会。对这一独特存在的分析，吉登斯一方面从全球社会变迁的历史出发，构建出社会转型的一般架构，从而阐明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另一方面从个人生活变迁的角度，阐述现代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一）、社会变迁
    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是现代社会反思性的组成部分，并通过它来改变现存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社会影响巨大。至少从两方面可以看出：其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并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对立的阵营；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激进政治”。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理论界地位崇高。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演进的观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认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是生产力的不断扩展，并且“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产生的社会演进方案是：部落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其间夹杂出现于东方“停滞”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一种“进化论”似的演进观，把传统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都归结为物质生产力（即配置性资源）的发展，吉登斯对这种“化约论”进行强烈的批判。吉登斯引入时空边缘、片断特征、跨社会系统和世界时间的概念，前二者主要是针对“进化论”所认为的“较高级社会”必定脱胎于“较低级社会”，而片断意味着没有所谓的“高级”、“低级”之分，时空边缘则认为各类社会变迁片断（社会系统）都可能同时存在；跨社会系统的概念主要是针对“现代化理论”的内生原则，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受到广阔的国际体系的影响，世界时间承认跨社会系统的变迁模式给片断转换带来的影响。
    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是社会时空关系组织形成的转变，而社会系统中的时空关系必须与权力的产生联系。他认为权力（支配）与意义（表意）和制裁（合法化）一样，是社会理论的基本研究领域而不是次级领域。在结构化理论中，权力是作为支配结构再生产而产生的，支配关系到两种资源，其一是权威性资源，其二是配置性资源。吉登斯引入时空伸延的概念将社会系统的时空特征与支配结构联系起来，并认为储存能力成为决定权力的根本。权威性资源的储存来自于监控，监控与行政管理能力紧密联系，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人口等信息方面的控制，书写等传媒的产生非常重要；其二是行政人员的直接地监管。
    吉登斯勾划出全球变迁历史：裂变性的传统国家（阶级分化社会），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其中绝对主义国家是一种过渡形态，仍属于传统国家，所谓阶级分化社会是指存在阶级划分，但并不构成结构性原则的基础。这三者并不构成一种由低到高的“进化论”似的论调，它们甚至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吉登斯认为权威性资源对传统国家至关重要，而配置性资源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决定性的。三者各有以下特点（不太完整）：
裂变性的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尚未有明确的主权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权威性资源对统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阶级剥削很少侵入生产过程，“政治”和“经济”尚未分离，一般只能监控少数中心城市和统治阶级内部，对“越轨”的控制也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地方自主性很高，民众与国家主要是通过税收联系起来，国家内部以武力或力相威胁对统治及其重要，但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却受到限制，城市是权力集装器，城市和乡村是共生的关系，拥有“地方性知识”。
    民族国家：有清晰的国界和主权意识，民众皆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并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和公民意识，高度行政管理能力，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监控，以至于极权主义成为当代社会的特征，阶级斗争深入生产过程中，阶级关系靠“单调的经济强制”和劳动管理的监管技巧的共同作用，“政治”和“经济”部门的分离，配置性资源对统治具有决定作用，实行内部绥靖，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并且暴力工具只是间接统治资源，民族国家取代城市成为权力集装器，城市和乡村共生关系消解，拥有“世界性知识”。
    绝对主义国家作为一种过渡形态与传统国家发生分裂，对民族国家的产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应于欧洲16世纪到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土地和产品的商品化，随后工业主义的到来，劳动力的商品化，这实际上说的是时间的商品化，这带来了社会制度的转变和日常生活的转变。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传统是例行化的基础，时间体验与社会生活实质交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例行化的日常活动与传统相剥离，“日常生活”大部分不再具有道德含义，仅习惯成“麻木的经济强制”，这样的本体性安全程度相对较低。工作场所和机器的集中化，行政管理能力得到加强。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之间相对和平，其军事力量主要用于非欧洲的殖民地区。
    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没有将军事力量的影响考虑进去是非常遗憾的，因而他认真讨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他认为军事工业化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这种力量形塑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轮廓。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缺乏连贯性，现代社会产生的动力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秩序的发展这种单一的动力，而是还包括工业主义、高度的监控、对暴力工具的垄断。而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的政治形态。吉登斯认为虽然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协商增多，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消解，相反，只要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的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可能产生的。
（二）、个人生活的变迁
    我们身处在后传统的社会世界，这个社会世界是被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并为抽象系统所认可，时空的重新安排使得地方和全球重组，从而使得个人的生活发生深刻的变迁，自我认同变化巨大。自我认同是指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这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的世界，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高度监控、军事工业化）改变着日常社会生活，人们的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带来焦虑，因而必须重建作为自我认同条件的基本信任，“重新发现自我”。
现代社会是不确定性的。现代性反思性依据新的知识信息作出即时的阶段性的修正，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现代生活被怀疑所主宰，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强。信任是联系自我和抽象系统的媒介，抽象系统抽空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并产生全球化的影响。抽象系统意味着专业化，而专业化一方面，由于狭隘的关注，导致较少地关心更为广泛的后果；另一方面专家也在大多数时候成了外行人，对某一事情的全面控制成为不可能，这导致了高后果的风险。现代社会也是一种风险文化，知识环境的反思性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参量，风险意识是焦虑的根源之一。现代社会具有多样选择性，传统控制丧失其地位，地方性和全球性的交互辩证法重构着日常生活，个体在多样的生活风格中进行选择，生活风格是构成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因为它是自我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使自我陷入了四种两难困境：其一自我反思性投射中背景时间和被传递的经验的丰富性与发展道路的个人性；其二是众多机会的存在与选择的无力感；其三是没有终极权威使得自我反思性投射要在信奉和不确定性之间把握；其四是个人化与商品化的经验。
    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个体生活的变换要求心理重组。对自我认同的追求使得现代社会治疗术丰富，这种治疗术一般与自我叙事有关，这是一种将过去与未来的拓殖联系起来的方式，这有助于重新树立起本体性安全和基本信任。对未来的拓殖，传统的道德已被自我参照体系所取代，本体性安全要求隔离一些打断日常生活连续性的领域。内部参照系统所控制的决策具有局限性，导致生活政治，即对生活方式的决策的兴起，并重新给那些受现代性核心制度所压抑的道德和传统问题予以重要性。吉登斯着重强调了性的私有化，性将亲密关系的变革与经验的存封联系起来。性以往是与传统道德和伦理，尤其是与生育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缩小家庭规模的要求促使避孕术的发明，使得性同生育相分离，性成了一个个体性的特性。性关系领域的女性性自主和多元的性关系，使得亲密关系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亲密关系被纯粹关系所取代，纯粹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代表着亲密关系的民主化，体现着公共领域的民主意识，从而与全球性民主政治语境联系起来。正如吉登斯所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公共领域的民主化为个人关系的民主化提供本质条件，而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自我的自治性发展对更大群体的民主实践涵义深远，这反映了全球现代性规划的开放性质在日常社会实验的不确定性的对应物。
四、 乐观的吉登斯
    虽然后传统社会高后果、高风险，各种各样的威胁生命安全的因素存在且具有不确定性，但吉登斯是乐观的。他将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认为乌托邦也有现实的部分，并且可以为人们提供行动的念想。他充分相信个体的能动性，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就是对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应答。人是不会坐以待毙的，行动者只会积极地参与到现代性中来，而不是退缩回去。比如说，当今世界是“核战争时代”，军事工业化造成的全球性危机，但这可以通过探求一种乌托邦式的规范的暴力政治，限制核的使用，通过和平运动，对军事力量的安排造成一定的影响。
感想：吉登斯特别强调个体的能动性，看书修炼的过程也急需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在遇到消极情绪时，以最快的速度排解；在遇到积极情绪时，赶紧化为动力，开足马力前进。

2014.11.19——2014.12.23
本月书单：《社会学——关于社会化的形式研究》 西美尔
        《货币哲学》 西美尔
        《宗教社会学》 西美尔
    本月主要是关于西美尔的阅读，西美尔的思想实在太丰富和细致了，所以我的整个汇报是按照总——分——总方式来进行的。第一个“总”是今天要汇报的内容，即我对西美尔思想的总的感知，“分”的部分是我对这三本著作分别做的总结，第二个“总”是我这个月的读书感想。
第一个“总”
    较之于古典三大家，西美尔的思想让我耳目一新，我觉得古典三大家关注的重点在一些与日常生活有些遥远的事物，分析也较为抽象，例如：涂尔干，他是社会唯实论者，关注的是如何实现社会的整合和有序；韦伯，他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特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何以可能，从而落脚于德国的社会发展；马克思，他也有研究有关于货币的内容，即资本，但对资本的研究只是达到他揭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资本主义社会必将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取而代之的目的的手段。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位大家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只不过前两者是所谓的“改良派”，后者是所谓的“革命派”。但总的来说，他们关注的东西挺“高大上”的。
    然而，在我看来，西美尔就“接地气”多了，即他更注重现代化过程中，个人层面上的东西。这可能跟他的心理学背景有关系，在我阅读的这几篇主要著作中，都能看到他分析的心理学倾向。关于这一部分的阐述我将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关于西美尔社会学的内容。西美尔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化是人们选择的生存方式，社会化在他这儿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的“社会化”，即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在我看来，他的社会化是指旨趣相同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组成一个“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群体化的过程。因此，对抗虽然是一种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形式，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化”。这个“社会”也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普遍性的统一体，而是各种“具体的社会”，并且这些“社会”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因为它们只是对社会存在物的解释不同罢了。早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就强调社会并不是先于个体成员而存在的，而是一些社会关系的总和。西美尔着重分析了几种社会化的形式，包括争端、拥有秘密等。西美尔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关系，这是他研究的基础，比如在研究货币时，他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从发的，在研究宗教时，他认为宗教源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的纯粹化和绝对化。这可以与涂尔干和韦伯做一下比较。涂尔干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社会事实，所以研究社会分工、自杀率、原始宗教等，都是把它们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物在研究，所以涂尔干的最原始的宗教生活形式是图腾崇拜；而韦伯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关注这种行动所带来的他人的反馈，所以他对宗教的研究是侧重于信徒对信仰宗教（新教）所作出的回应（即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天职观”，“禁欲”等等）。其实，这儿也可以特别考虑一下西美尔的社会关系和韦伯的社会行动之间的联系。
    其次，从货币作为人的个性解放的手段阐述西美尔对个体个性、独立性的重视。人的个性的解放，货币就是很好的一个手段。在目的序列中，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相较于实物形式，具有客观性和精确性，拥有一定量的货币就意味着拥有自由，因为一定量的货币除了意味着要交换的东西的价值之外，还意味着对许多其他东西的选择权，这对个体来说是自由的。货币将占有与存在分离开来。物物交换时期，事物的占有和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只有事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才能占有它，但是货币却打破了这种局限，使得财产拥有者与财产自身可以在相距遥远的地方各自发展，只要拥有了一定量的货币，就意味着对许多事物的权利。但是货币的作用也是不充分的，货币已经成为手段变成目的的最极端的例子，使得人们对一切事物质的估价都约简为货币量的估价，一切以“花费了多少钱”来衡量。这使得一些具有很高价值但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东西被人们漠视，个体的努力不仅需要客观上的回报，即货币，也需要个体的认可，即精神上的满足，而精神上的满足是无法用货币代替的。
    西美尔认为主客观文化之间的关系反映着生活风格。在一些低级文化的较小的社会群体中，主客观文化几乎是平衡的，但是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物质文化（客观文化）日益精妙，然而个体文化（主观文化）却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个体的言谈、写作、交流越来越不准确，不高雅，流于肤浅。西美尔认为这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社会分工使得个体的个性和人格不能得到发挥，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凌驾于个体文化之上，并且物质文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更新和发展的，但是主观文化却受到个体自身的限制，只能掌握客观文化的有限部分。西美尔认为货币从时间、空间和生活内容的变化速度这三个方面给现代社会生活风格烙上了一些特点，如理性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可计算性等。
    再次，西美尔的宗教观点。西美尔认为人的内心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在《宗教社会学》中，他认为宗教人即真正的信徒是一个具有宗教天性的人，他是不需要什么教义和仪式的，教义和仪式是那些没有宗教天性的人才需要的，宗教来源于人的宗教天性，即宗教虔诚这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却是来自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爱国主义等情感中就包含着忠诚等宗教意义的情感，所以，西美尔认为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宗教虔诚情感的纯粹化和绝对化，并且对象化，从而形成宗教，即像爱情这种情感一样，因为内心有爱的需要，然后才找到爱的对象，宗教是因为人的内心有宗教虔诚的情感，才找到“上帝”这样的对象，并且宗教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些生活中的情感。西美尔认为宗教的发展趋势不应该是越来越成熟，而是越来越“纯”。
    最后，西美尔思想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疾病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出现了对立，社会分工造成的个体的个性化发展已经不与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相适应，因而他提出了职业群体这种次级组织作为药方。但是，在西美尔那儿，个体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是一个自身独立的整体，尽管在个人内心中难以调和，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是可以统一到个体的生存中去的。从西美尔对习俗与法的区别也可以感受到：他认为习俗是个人美德和法的基础。小团体的生存原则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习俗；大团体的生存原则是客观的——抽象的准则，即法律。而个人的则是个人的道德。认为习俗不能适应规模扩大的团体的需要，也不能适应个体的个性化的需要，所以从习俗中分别发展出了适合更大规模社会和个人的准则。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个体是有两套行为标准的：其一是作为社会成员要遵守的客观的法，其二是作为整体的自身要遵守的个人的美德，但这两套标准是统一于习俗的。
2014.10.12——2014.11.17
本月书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
《保卫马克思》 路易•阿尔都塞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韦伯
《社会学主要思潮》（古典三大家部分） 雷蒙•阿隆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刚读到一半） 西美尔
    这个月的汇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对古典三大家的总结；2、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分工思想；3、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总结；西美尔的社会学开了个头。
一、古典三大家的总结
    古典三大家生活的年代基本相似：马克思（1818—1883）；韦伯（1858—1917）；涂尔干（1864—1920）。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他们分别作出思考并发展出自己解释社会的一套理论。我对他们的总结是立足于这样一个问题：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他们是如何促进社会的秩序与进步的。
马克思与对抗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看法可以归结为的一个词：对抗性。这种对抗性突出表现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认为现实社会中当然还存在其他的社会阶级，如土地贵族、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下，其他社会阶级都将转化为这两大对立阶级。最终社会将会只存在两大对立阶级，社会矛盾也将达到临界点，对抗性也将实质性地表现为两大阶级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并且其对立趋势将不断加强？马克思认为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即资本的生产和积累造成的。资本家通过购买自由劳动力为他生产，使货币增殖从而转化成资本。这是如何做到使产出价值多于投入生产价值的呢？因为虽然表面上工人受雇于资本家时，获得了一份看似与其劳动力价值相等的工资，但实际上，工人为资本家提供了无偿劳动，创造了资本的源泉——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心总是贪婪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了使工人生活更为困难的两种方式：其一，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他们的劳动强度；其二，提高劳动生产率，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使得工作日中属于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缩短，而属于资本家的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在生产上的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从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生产的转变。生产工具的每一次进步，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一部分无力竞争者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另一部分能适应者进入资产阶级行列，从而使得社会阶级逐渐简化为两大阶级。
    机器的生产和运用，虽然创造了新的生产部门，从而提供了就业岗位，但总的来说，它把更多的劳动力抛出了生产线，使他们成为产业后备军。而且贫困使得工人阶级像低等生物一样大量繁殖，这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而工人阶级的工资不仅难以提高，甚至还降低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而机器的使用更加便利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最起码一点，机器的使用削弱了工人罢工对资本家的杀伤力；而且机器逐渐代替了生产中原本属于工人的位置，使得工人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劳动者，而成为机器的一个附属品。工人工作的专门化、局部化、简单化，不仅使得他离开工厂后难以生存，而且也使得较贵的熟练工人被较便宜的非熟练工人，如妇女、青少年、儿童等替代。而熟练工人的工资往往是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就出现两种极端现象：工人阶级越来越贫困，购买能力越来越低；而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力度也越来越大，产品也越来越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一边倒”的趋势下，该如何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呢？如何实现社会平等呢？马克思认为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措施，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同时也认为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的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因此，他从两个角度阐述了资产阶级必将灭亡的规律：其一，工人阶级最终将不能忍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从而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其二，资本主义社会产品滞销，不能实现商品的“惊险跳跃”，从而生产过剩，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终将自行灭亡。马克思在这儿就显示出他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认为人类社会最终进入一个非对抗性社会，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他描绘的未来社会的蓝图。
涂尔干与分工的、失范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涂尔干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直观的描述之一就是：社会分工。那么社会分工是如何产生的呢？涂尔干反对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社会分工的副产品。社会容量的增加和社会密度（包括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的增强才是造成了社会分工的原因，因为只有社会分工，才能使人们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社会分工有何功能呢？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的道德影响，即它所带来的团结感及这种团结感所带来的社会整合是很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团结这种内在事实是由法律这种外在事实来表现的，因此，不同的法律类型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团结类型。涂尔干通过考察，认为人类社会的法律是由压制性法律为主向恢复性法律为主转变的，从而认为人类社会的团结类型是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社会分工是与有机团结联系在一起的，不同于建立在强烈集体意识基础上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建立在分工造成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异质性所导致的相互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然而，现实社会却出现了一些反差的分工形式，即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过于发达的分工。从而引向对社会失范的讨论。
    涂尔干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直观的描述之二就是：社会失范。社会失范导致人们的行为出现偏差，如自杀率的升高。那么社会失范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社会失范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整个社会原有规范的功能已经不能很好的发挥；第二种是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建立。涂尔干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出发，考察了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失范产生的原因。
    涂尔干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社会是第一性的这个重要基础之上的。我认为最能体现他的社会第一性的观点的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核心思想，他通过探索宗教的最原初形态即图腾崇拜，认为宗教其实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崇拜，并根据他常用的同一种原因造成同一种结果这一原则，认为所有宗教都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崇拜。宗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力、集体力、道德力。
涂尔干认为人类社会起初的状态是一种环节社会：社会规模很小，个人完全淹没在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同质性很强，社会整合来源于强大的集体意识，即公共道德。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急剧变迁的分化社会：社会分工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很强，个性及个人自由得到发展，个人意识逐渐从集体意识中脱离出来，获得独立性。尤其是经济领域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个人欲望像“无底洞”一般难以满足，经济领域如工、商业，道德缺失严重，本应该是实现社会协调一致的手段的经济，现在却本末倒置，成了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且这种状况由经济领域影响到社会其他领域。而传统的集体意识却越来越无力，新的道德规范类型却尚未建立，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的行为偏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涂尔干的最终目的是要为混乱无序的现实社会建立起一种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道德标准，实现社会整合。然而他认为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必须建立在一个稳定的群体的基础之上，如果群体缺乏整合，道德规范体系也难以建立起来。涂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明确提出政治疾病与社会疾病同出一源，缺少能够将个人与国家联结起来的次级组织。这种次级组织有两种，一种是地方群体；一种是职业群体。涂尔干认为地方群体的联结靠的是一种外在纽带，易分解，而且随着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地方群体的稳定性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而职业群体则不一样，这是个人为其奉献一生的永久群体，个人总是最紧密地依附于它，群体的稳定性绝对有保证。因而职业群体才是他所寻找的群体。但是职业群体有各自的利益，会产生冲突，因而涂尔干认为该整体框架必须依附于中央机构，即国家。国家是社会思维的大脑，它的思考是为了引导集体行为，它的责任是制订某些对集体有利的表现，而这些集体表现不同于遍布社会的模糊的集体表现，如神话、宗教等，这些表现具有更高程度的反思。如何使人们接受这些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呢？答案是通过教育，这在《道德教育》这本著作中应该有体现，但是我没看过这本书。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实现了整合。涂尔干认为最发达的社会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这是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韦伯与理性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韦伯的总结，真的很让人头疼，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因为他涉及的知识面实在太广了，有时候对一个问题的论述，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扯那么远。我接受了雷蒙•阿隆的说法，即韦伯是通过世界史以了解他那个时代，并使以现状和结果为目的的世界史能为人们所理解。我认为他对世界历史史实的处理应该是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的，这些史实在他的笔下都是围绕着他的某一个理念而排列的，并不是按照史实的客观发展顺序来进行排列。他以一种世界眼光探索德国的发展道路。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一著作是韦伯早期的作品，从中明显可以看出韦伯是一个心系德意志民族国家兴衰的学者，并且致力于使德意志国家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是为该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的，但并不是服务眼前的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是要有利于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批判了德国转型时期出现的以经济为一切衡量标准的现象，并认为这种经济的发展腐蚀着人的天然的政治本能，使得德国成为“政治侏儒”，急需政治补课。社会联合分崩离析，必须重建民族的社会联合，才能应付未来的严酷斗争。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韦伯看来有一个突出特点：理性化。它表现在经济的理性化、政治的理性化、法律的理性化、宗教的理性化等方面，但是这些方面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经济的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有两个重要要素，其一是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其二是合理化的劳动组织。光有营利欲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是以合理的方式来获得利润，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组织，即企业或公司，并理性地计算投入和产出，具有可预见性。那么，现代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方发生？韦伯认为“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文化起了关键的作用。新教的“预选说”救赎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亲和性，这样，就将新教的禁欲精神与生活中的营利动机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韦伯通过考察基督教、儒教、印度教与古犹太教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宗教都经历了一个“脱魔化”的过程，即理性化。
    政治的理性化。这表现在人类社会的统治权威类型及统治方式的转变：由传统型权威到卡里斯玛型权威再到法理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类型。相应的，统治方式则是由家长制到个人权威统治再到官僚制的转变。韦伯认为，官僚制是理性化的统治方式，官僚制把整个社会以一种非人格化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使社会效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然而，官僚制却忽视了个人的个性需求。韦伯一直在寻求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点。
    法律的理性化。这表现为法律的思维方式向理性化转变，将裁判案件的原则抽象地概括为一条或数条原则，并逐渐形成一个法律体系。这是法律由模糊不清的实质合理性转变为形式合理性的过程，这使量刑少了随意性，更具合理性。

二、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分工思想
    分工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清楚地认识到分工的发展程度反应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我认为对分工的论述并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反而是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所以马克思对分工的论述，其着重点在于分工的发展所带来的所有制的变化，分工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而分工思想是涂尔干整个思想体系的根基，他透彻地分析了分工产生的原因及结果。
分工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认为分工产生的前提是劳动者集中在一起，这一观点其实与涂尔干的观点有共同之处，涂尔干认为分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社会容量（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社会密度（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的增强。然而涂尔干提出劳动分工使得人们能够在生存竞争中彼此共存下来，而不是自相残杀。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涂尔干却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社会分工的副产品。
分工导致的结果
    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承认社会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马克思认为分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成为一种异化的分工，使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会发生矛盾。并且机器体系在细节上的不断发展也是通过分工来进行的，从而分工逐渐把工人的操作变成机器的操作，最终机器替代工人。分工所造成的这种共同生活并不是工人自愿的，所以这对工人来说是某种异己的外在力量。工人的个性和自由也受到阻碍。
然而涂尔干却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适合的方式，因为它可以带来社会团结，这种团结是由社会成员之间的异质性所造成的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是一种有机团结。而且社会分工有利于人们个性的解放。
分工的前途
    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的分工必须消灭，因为它会带来许多社会矛盾。其消灭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把大多数人变为没有财产的人，并使之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对立（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其二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须的前提。然而，涂尔干却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必须促进它的发展和进步。

2014.8.24—2014.10.10
本月书单：《资本论》（第二、三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这段时间我主要是与马克思进行了交流，总结也主要是围绕《资本论》里的主要思想展开的，其中也会夹杂一些马克思的其他著作的思想。《资本论》这一大部头花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基本看完，很值得，尽管我知道根本谈不上掌握了多少马克思的思想。在进行这段时间的总结之前，我将之前做的摘要和小总结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但仍有种不知从何处着手的感觉。从大的方面来讲，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以减少社会在运行中的痛苦，他认为社会历史规律是必然的、无法逃避的，所以只能寻找减缓痛苦的办法。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社会关怀。《资本论》分别阐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资本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现在我把我在这一个多月中与马克思的密切交往的部分成果跟大家分享。
一、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可以说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核心成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价值的实体是劳动，价值的量的尺度是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工人除了提供必要的劳动之外，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剩余劳动，也就是说工人得白白为资本家干活。所以，剩余价值可以理解为工人在一个工作日中，总劳动中超过维持其生活的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要求，提供剩余价值的是工人，享受剩余价值的是资本家。
    剩余价值产生的核心条件：货币拥有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一无所有的人。因为只有工人才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通过这一购买行为，货币转化为了资本。
    剩余价值有两种生产方法：其一是在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获得的绝对剩余价值。其二是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情况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改变工作日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来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除了能给资本家提供个人的消费之外，最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用作资本的积累，以便扩大再生产，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二、 资本的循环
    资本的循环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即产业资本的三种特殊形态的互相变换：货币资本转变成生产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准备阶段；然后生产资本转变成商品资本，这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即资本的增殖过程；最后是商品资本转变成货币资本，这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商品的惊险跳跃阶段。在这当中，货币资本转变成生产资本（即买）、商品资本转变成货币资本（即卖）是资本的流通阶段，生产资本转变成商品资本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因此，作为资本家个人的消费和工人工资的消费的购买不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但属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实际上，资本的生产和流通在现实中是交织在一起的。
    资本循环的周期性过程是资本的周转，而资本的周转时间会影响年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周转时间取决于劳动期间、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其中生产时间取决于预付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固定资本（主要是一些机器、产房等劳动资料）的价值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商品中去的，而流动资本（主要是一些原料、辅助材料等，也包括工人的工资）则是不断更新，一次性地转移到商品中去。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周转的速度越快，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这是他十分乐意见到的场景。
    社会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由此可以看出资本的生产经历了由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的转变是必然的。机器体系是作为最适合的生产资料的固定资本，因为它代表着社会智识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使得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机器体系的不断发展的道路是通过分工来实现的，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器的操作，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机器就会代替工人。这是符合资本家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生产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将下降到最低限度。工人也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作用者，而是逐渐被边缘化，其主要身份则是成为机器的监督者和调节者。
    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包括直接再生产过程和以流通为中介的消费过程。主要依靠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来进行积累，即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并且，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各自内部皆有直接的积累，前者是由第一部类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而后者则是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可变资本。马克思还通过计算说明，产业资本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产业资本的分配比例，产业资本的作用有无扩大的可能。
三、 货币
    货币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的，它的本来职能是作为商品交换之间的一般等价物而存在，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而正是由于这种职能，即任何商品都可以转换成货币和货币可以转换成任意商品，货币就超越了它的本来职能，成为一种让人心动不已的权力，仿佛拥有了货币就是拥有了全世界，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中，资本家总是尽最大可能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所以他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榨取工人。因为货币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有时候甚至是一种事物。资本的增殖也可以说是货币的增殖。这样，货币发生了本末倒置的现象，它不再是一种便于商品交换的手段，而成了人们整个活动的目标，人们受到货币的无形奴役，在货币面前奴颜屈膝。而马克思的说法有点让我困惑，他说：“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东西。”为什么说货币来到世间，一边脸上就带着天生的血斑？它的到来不是为了便于人们之间的交换和交往吗？
四、 利息、地租和工资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一三位一体形式中。年产品中新追加的劳动的价值等于工资加上地租加上利息。利息是一部分利润，它表示的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而支付的，这必须发生在资本主义农业的基础上，即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地租在本质上是一种超额利润，马克思深入分析了极差地租和绝对地租。极差地租是在一种土地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主要包括两种极差地租类型：一种是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所造成的；一种是由在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产生的。而绝对地租来自于产品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虽然利息、地租和工资是总收入的组成部分，但三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利息和地租是剩余价值，是无酬劳动，而工资是有酬劳动。这三者也对应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工人。这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经济归因。
五、 资本主义越发展，利润率越下降的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因为利润率是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的比率，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逐渐增加，这必然导致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
    这个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衍生出：1、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要绝对地发展生产力，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存现有的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2、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这乍看起来是一很矛盾的命题，反映了一国人民中部分人民纯粹由于富裕和过剩而必定饿死。这是因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而资本过剩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的过剩，也就是说，资本家只能使这部分资本闲置起来或部分地毁灭，尽管同时有相当多的相对过剩人口，但相对的过剩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而这是不符合资本家的要求的，他们可不是“慈善家”。
    马克思还通过对这一规律的深入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的表现：1、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2、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比。
六、 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约每十年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种危机主要是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呢？这主要是由于资本家的获利欲望所引起的相互之间的疯狂竞争。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获得利润，获得积累，因而并不是根据市场上的实际需求来进行生产的，尤其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市场的扩大，货币以及信用货币的发展，货币成为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手段，生产者更是丧失了对自己生产过程及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控制，以至于不知道产品有没有进入最终消费（这种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而资本家却为了利润而继续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必然会引起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生产刚开始时，资本家可以通过开拓海外市场，把廉价的工业产品销售到社会发展阶段更低的社会中去，但这些市场也被工业产品填满时，经济危机就再也无法避免。而经济危机发生时，信用主义将被货币主义所替代，人们只相信真实的货币，这又更加重了危机，因为随着信用主义的发展，资本家之间一般都采用货币的支付手段，只有相互抵消后的余额才用货币来清算，这样流通中的货币量比实际的社会总商品的货币量要少很多，人们都只相信真实的货币时，货币量是不够的，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危机一般首先在批发商和提供借贷的银行那儿发生，而不是在零售商那儿爆发。经济危机其实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自我化解矛盾的一种方式，通过毁灭部分财富，来平衡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恢复过来，进入下一个周期。因而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无法根除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七、 异化劳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区别都已消失，只存在有产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工人出卖自己的唯一商品——劳动给资本家，为资本家创造满足其贪欲的剩余价值。异化劳动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异化，它表现在：1、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是成为自然界的规律。2、工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在劳动过程中，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与他，不属于他，并转过来反对他自身；3、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是因为他们过着类生活，即人有意识的劳动，主动的劳动，因为劳动而去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的相异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而是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离开了机器，他就无法再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别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肉体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都只能通过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体现和实现。通过异化、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即资本家。
八、 资本主义自身的命运
    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否定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取得合法地位，这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创造并发展壮大了使自己毁灭的力量，即工人阶级。资本家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不断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在机器工业生产时，由于大部分劳动已经变得十分简单，所以资本家用妇女、青少年和童工等非熟练工人来替代成熟的男性熟练工人。马克思对使用童工深恶痛绝，称之为“人肉买卖”，“为成熟就被摘掉”。并且实行换班制度以便使机器处在永远的工作状态中，每时每分每秒都在为他创造利润。机器作为工人劳动的更高效率的替代物，使工人的就业机会绝对地减少了。面对机器和工人自身的竞争，对于工人这种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就不得不接受资本家所提供的越来越低，甚至低于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工人的生命力越来越弱，而每个工人家庭为了创造更多的劳动力，就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这样，劳动力市场对资本家来说是可喜可贺的，而工人阶级却陷入了一种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像低等生物一样通过大量繁殖来保证种族的不灭。而且，资本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剥削工人，如给工人提供环境极差、收费极不合理的住所。资本家对工人的毫无人性的、一切以利益为目的的残酷剥削必然带来工人阶级的反抗，工人阶级也将成为他们的掘墓人。并且，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也使得危机越来越严重。最终资本主义私有制会被其自身所否定，从而将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
感想：1、无论是看书还是写总结，要克服畏难情绪，着手去做，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等着我们。在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时候，一晚上我叹气的次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为真是看不明白呀，所以心下暗自决定以后一碰到与哲学相关的就“绕道走”。但在看马克思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作出回应所写的《哲学的贫困》的时候，我顿时很欣喜，因为关于黑格尔的东西，我现在能稍稍看明白一些了。而且还能进行一点点的联想，尽管我并不知道这对不对，但我很庆幸我没有“绕道走”。
2、这一感想来自对《社会分工论》的重温，在看马克思时，突然对分工的东西很感兴趣，想着马克思和涂尔干生平年代差不多，想看看他俩对分工的看法。结果我一回忆，发现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一些东西全没印象了，所以重新拿来这本书细看。第二次看的感觉真的比第一次看的好很多，我边看边问自己，第一次看的时候干嘛去了。第二次看，我感觉无论是在掌握整个脉络上，还是细节上，甚至在联想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让我深刻明白经典看一遍是绝对不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回过头来细细品味。
3、对下一段时间的自己的期待：继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阅读；尽最大努力把涂尔干和马克思的分工思想好好的整理一下。

2014年6月—8月书目：《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涂尔干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韦伯
《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上册）
《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下册）
《儒教与道教》
《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
    这段时间主要看了韦伯的著作，在看完《经济与社会》这一庞然大物之后，我系统性地选择了韦伯有关宗教方面的作品。《经济与社会》的阅读提供了很好的基本知识基础。不同的思想家对同一社会现象自然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汇报的第一部分内容是：涂尔干与韦伯有关宗教研究的一点思考。主要从方法论和内容这两大方面来阐释。
    就方法论而言，我们知道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代表了社会学界的两大取向：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在对于宗教的研究方面，涂尔干将宗教看做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并通过图腾制度这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宗教生活的基本原理和命题；而韦伯主要研究人们的宗教行为，解释性地理解宗教，把它看作是一种以意义为取向的行为，并认为外在的宗教表现过程非常多样，只有从有关个人的主观经验、观念和目的的角度出发才能解释这种表现。涂尔干认为任何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要给研究对象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明确地给出了宗教的定义，即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而韦伯并不执着于给宗教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着重于理解宗教行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意义。
    涂尔干和韦伯对宗教的分析都使用了历史分析方法。涂尔干在分析宗教时，使用了大量的人类学材料，侧重对宗教的起源、发展过程的描述；而韦伯在对儒教、印度教和古犹太教的分析中，似乎也暗含着一定的历史时间顺序。涂尔干和韦伯都特别看重分类，并把分类看作是研究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研究的目的本身，只是两者的分类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例如在研究宗教时，涂尔干将宗教的仪式态度分为积极膜拜和消极膜拜等；韦伯的“理想类型”则是其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了便于研究而建构出来的各种类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绝对意义的类型。在研究宗教时，韦伯试图将各种宗教活动的类型找出来，包括巫师的宗教活动，教士的宗教活动以及先知的宗教活动。他的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是为了分析的尽可能全体通贯，而不是细密反映出历史真实。
    就内容而言，总的来说，涂尔干的宗教研究与他个人的社会关怀是相符合的，他想要改变法国社会秩序混乱的现状，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而集体意识的重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要想生存下去不仅需要一种令人满意的道德一致性，还需要最低限度的逻辑一致性。而宗教是一种集体现象，有着社会的起源，宗教力就是一种集体力，就是人类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可以把宗教作为一种作用力来重塑社会的和谐。
    而韦伯的宗教研究也是基于现实的考量，现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的时代，宗教也趋于理性化，即脱魔化。探讨了不同阶层对宗教所持有的态度，宗教伦理与尘世中的经济、政治、性与艺术之间的紧张关系。韦伯主要研究的是世界各大宗教的经济伦理，即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与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也即把宗教伦理看作一种引领生活的“精神驱力”。具体讨论了对各宗教的伦理影响最大并形成这门宗教独特的性质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尤其是对西方社会特有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化为何没有出现在同样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和印度社会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基督新教是理性的改造世界，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上帝考验的手段。个人不能浪费时间，因为工作才能荣耀上帝，个人财富的享用必须只限于为了维持个人生存，提供一种清简且服从神圣律法的生活所绝对必要的物质。这样就创造出了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氛围，即工作上的最大生产力与生活上对奢侈的拒斥，导致以投资的方式再投入工作中，从而累积起资本；而儒教虽然也体现出一种理性，但它是理性地从外部适应世界，适应社会秩序，从而具有一种保守性，社会变革性相对不强，而且中国人没有清教徒那种受宗教制约的中心的、内在的、理性的生活方法论，而且其经济组织形式一般建立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缺乏理性的客观化和绝对的人际目的联合性，体现出一种“对人不对事”的办事规则；而印度教则是一种出世的“禁欲主义”，探究世界的意义，对此世漠不关心，顺从此世的任何安排，以期待彼世生活的改善，正如其社会的下等种姓，比上等种姓更加遵守“社会规则”，而并不像我们平时认为的那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下等种姓为了彼世“翻身”的机会而遵守此世的“种姓礼仪”。就此而言，印度的社会变革性较之中国，更不强。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并非是一种机械性的因果关系，两者可以相互促进，新教伦理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
    汇报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两点想法：第一，马克思的思维和逻辑的严谨和缜密让人叹服：《资本论》的主要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第一卷主要讲资本的生产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本身是商品流通，所以马克思从商品的分析出发，开始了他的思考，人类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分离，就出现了能交换的产品，即商品，而货币是商品价值的价格表现，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从而过渡到对资本的研究。资本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但又不能不从流通产生，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即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人，因为劳动力消费过程，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从而转向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剩余价值又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即生产方式不变，只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和相对剩余价值，即生产方式变革，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改变工作日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而生产的。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是资本的积累，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这又回归到商品。并转向对资本的积累的研究，考察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的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力量的原始积累和发生在真正的殖民地上的矛盾，即个人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
    第二，关于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韦伯是解释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认为“新教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产生的“精神驱力”，并对现代资本主义持肯定的态度。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判“新教精神”，认为资本家的“禁欲”“节欲”不是对自身，而是对工厂中的工人，让工人居住在环境极差，工资极低，劳动强度极高的环境下，并美其名曰“禁欲”。马克思是批判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采取的是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产生来自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这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这是顺应历史规律的。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将被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必然性所否定，即工人阶级将反抗资产阶级，这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并重建在自由劳动者协作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的个人所有制。
感想：1、团体作战比单枪匹马更有感觉，之前在学校一个人去图书馆读书时，常被室友戏称为“疯子”，在读书会里面，“疯子”才是正常人。团队是一个极佳的交流平台，无论你读的是哪一位大家，都有“同进度”的人一起交流。
2、慢慢学会思考，渐渐摆脱“为书”、“为上”的恶习，即使思考错了，也不要紧，至少我已经思考过了。
3、对于阅读的速度很疑惑，不知怎样的速度才是适中的。

2014年5月—6月书目：
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学术与政治》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教育思想的演进》
    涂尔干看到法国中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中学的整体事业应该是以文学、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学习为媒介来开发心智，但现实状况却是中学教师们以专业知识的掌握为目的的，本应该是途径的东西却成了目标。因此，他通过对法国教育史的研究，来把握教育理论，从而弄清楚教育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法国的古典教育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加洛林时代（预备阶段和初级阶段）——百科全书式的教育，“自由七艺”，但“三科”才是最主要的学习科目，尤其是文法的学习，“四艺”被认为是奢侈之物；12世纪到16世纪（人文主义时期）——学术组织的发展，包括大学、院系、学院、考试；16世纪到18世纪末（人文主义时期）——文学课程体系。法国的教育从早期开始就具有形式主义特点，教育的内容就由加洛林时代的文法形式主义再到经院哲学的辩证法形式主义，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形式主义。古典时期的法国教育是一种贵族式的教育。直到现实主义者的教育理论出现，法国教育才开始从只重视精神训练发展到渐渐接触具体事物，进行世俗训练。社会责任的增多导致教育体系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
    涂尔干认为人自身和自然都是理智应该应对的客观对象，这样就出现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研究领域。中等教育的对象在于激发并发展一种思考能力，一种不同于完美多面手的理性能力，通过三重修养，即语言修养、科学修养、历史修养，培养孩子学会清晰地思考。
看完一部分涂尔干的著作之后，发现涂尔干是一名唯实论者，关注的都是道德、宗教、自杀、社会团结等社会事实，强调要摒弃以往的观念，要作为“新生儿”去研究这些现象。并且喜欢用历史的方法去考察事物，寻求事物的发展脉络。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这应该是涂尔干哲学方面的著作。我所知晓的哲学知识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本知识，虽然硬着头皮将它通读了一遍，只能说通读，因为读完之后，真的有些不在状态中。实用主义最先形成于1895年至1900年的美国，在法国称之为“现代主义”。
    涂尔干首先分析实用主义与传统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基本要素就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因为传统理性主义认为思想和实存是割裂开的，真理是绝对的；而实用主义则认为思想和实存是与生活联系起来的，真理是多变的。涂尔干认为可以把实用主义看作是一种连续主义的形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形式。
    实用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真理问题。理性主义认为思维只能把自身添加在实在之上，但不能改变它；而实用主义则认为思维和实在是一个和同一过程的部分。实用主义的真理标准就在于观念必须趋向于这种实在以及它必须带来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是特指对思辨秩序的需求的满足而不是随意的主观上的满足。实用主义必须诉诸社会学性质的诠释是因为真理的非人格性的存在。
    实用主义没有认识到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的两重性。而社会学认为社会的东西往往比个体的东西具有更高的威望。
《社会科学方法论》
    每当开始一位社会学大家的学习，我首先读的必定是他的方法方面的著作，因为方法几乎贯穿这位大家的所有作品。在韦伯的方法当中，值得注意的有一下几点：1、社会学是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将据此而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作出因果解释。这种理解包括两种，一种是合理的，一种是对情感关系的重新体验；2、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认识这种独特性；3、价值关联是解释文化对象或历史个体的形成和文化科学工作者兴趣的根据，价值分析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揭示了实际的文化意义。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因为它们不给我们提供知识，后者正是经验科学的任务和目的；4、理想类型。从形式上看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概念结构，它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相对的和暂时的；5、价值无涉。作为经验科学的原则向文化科学提出客观性的要求，关于实在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在韦伯这里，是一种原则，而不是方法。价值关联是用于对研究对象的确立，而价值无涉则是用作因果分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本书体现了韦伯的文化论观点，强调思想、观念、文化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韦伯强调西方修道僧的禁欲与基督新教的禁欲的生活样式之间，存在着许多亲和关系，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与基督新教的伦理之间也存在着亲和性。基督新教的伦理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渊源。基督新教强调入世的禁欲，强调节约时间，强调增耀神的荣光的“天职”，即劳动，强调简化宗教仪式，节约资本，这些都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是指西方特有的、近代的理性经营的资本主义，强调理性。并认为日常生活具有宗教意义。意识与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意识可以指导行动并被行动建构着。以往强调行动对意识的作用的研究居多，而韦伯则更强调意识对行动的作用。
《学术与政治》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韦伯有着双重的关怀，即学术与政治，而他又将学术与政治进行严格的区分，即将理论和实践严格区分开来。在“以学术为业”中，认为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教师也不是领袖，他不应该将自己的价值思想灌输给学生，他要做的就是让学生接受异于自己价值观的思想。科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人有“清明的头脑”。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将政治定义为：“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并提出了重要的权威理想类型：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现代性就是由传统型向法理型转变。以政治为业包括“为”政治而生存和“靠”政治生存两种。并分析了专业官吏、职业政治家、新闻工作者、政党的出现。政治给人带来的内心感受是权力感；政治家具有的决定性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唯有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本书是韦伯第一阶段学术关怀的体现，感觉应该首先读这本书的。韦伯在本书中分析了西方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古典西方社会结构的特质造成的。古代西方文明很不同于我们国家，古代西方文明的奴隶制是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然后商业逐渐消失，物物交换开始发展，从而进入“封建时代”。封建时代的德国农民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下几个阶段：分成关系（依附关系）——固定的实物津贴（生活必需品有了一定的保障）——货币报酬（通向无产阶级化，意味着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决裂）。韦伯反对“普遍历史规律”，即认为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他批评了当前“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的普适性，即“过火”地从经济角度看待各种问题。并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这里的“政治”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是否有利于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是否有利于民族的担纲者——民族国家）。他认为，而德国天生是“政治侏儒”，所以现在必须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以提高国民的政治素养。我认为这里已经表现了韦伯对社会政治的关怀。
感想：1、遇到困惑，多和学长学姐们交流，他们是“过来人”。
2、坚持；积跬步，成千里。

2014年4月—5月书目：《社会分工论》笔记
《自杀论》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美 詹姆斯.C.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 美 詹姆斯.C.斯科特
    本月本打算继续专心地阅读涂尔干的相关著作，然而计划有变，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要求非常严格，而我的论文内容又是有关“被征地农民”的，在完成了一部分内容之后，指导老师不太满意，觉得背景知识太单薄，要求我读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这两本斯科特的专著，所以本月我的读书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涂尔干；其二是这两本书。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将该书划分为三大部分：⑴、社会分工的功能；⑵、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⑶、分工带来的反常形式。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我有很多的疑问，比如为什么明明讲的是社会分工，却突然变成了社会团结，然后又变成了法律？在整理笔记的时候才慢慢有了一定的了解：
    劳动分工在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构成社会和道德秩序。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些；在两人和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的真正功能。由此过渡到社会团结，因为分工是形成社会团结的一种要素。然而法律表现出来的社会团结是本质的，所以，过渡到研究法律，认为只要把不同的法律类型区分开，就能找到与之相应的社会团结的类型，而法规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压制性制裁，包括刑法；另一类是纯粹的恢复性制裁，包括民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由此前者对应的社会团结类型是机械团结，或相似性所致的团结；后者对应的是有机团结，或分工所致的团结。
    在对机械团结进行研究时，提出了集体意识和犯罪的概念，因为压制性制裁所针对的就是犯罪，这种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行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是指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而犯罪必定会有相应的惩罚，惩罚的一切特性都是从犯罪性质中产生的。所以惩罚所制定的规则本身就是社会相似性最本质的表现。刑法始终坚持维护所有人之间相似性的最低限度，使个人无法威胁到社会整体的安全；此外，刑法还迫使我们去尊重那些能够展现和体现这些相似性的符号，以此来保护相似性本身。
    在对有机团结进行研究时，认为恢复性制裁法规不包含共同意识，它的范围已经远远扩张到了集体意识之外。并且特别提出了契约法，因为一般来说，契约就是交换的象征。交换总是有赖于发达到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的。契约实际上是协作的最高法律体现。协作性法律和恢复性制裁所规定的关系，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团结，都是从社会分工中产生出来的。专门化的工作摆脱了集体意识的影响。并且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具有递增的优势，机械团结将不断退化，而有机团结将不断进化。
    涂尔干认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但是，社会容量相对来说只是一个附加因素。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逐渐产生了分化，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竞争变得更加残酷了。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生存条件。由于集体意识逐渐产生了非确定性，因此分工取代了相似性变成了团结的主导因素。
    在正常状态下，分工会带来团结，但是分工也会出现反常，包括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分工过于细致就会导致每个工人的会达不到正常水平。这表明，专业化并不是发展得越快越好，它必须根据需要的发展而发展。
《自杀论》
    《自杀论》被认为是社会学将实证方法运用于研究的首部著作。确实，该书中的各种统计数据以及制作的表格非常之多，而且内容特别细致。《自杀论》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自杀率。涂尔干在研究自杀现象，首先也是给自杀现象下一个定义：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涂尔干试图找出自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找出解决办法。通过分析自杀现象所存在的各种非社会因素，涂尔干得出社会自杀率与精神错乱没有任何明确关系，与身心特点（种族、遗传）也无关，与物质环境（气温、季节性气候）也无关的结论。并分析仿效这种心理因素，并认为仿效并不是自杀的一个原始因素。然后考察了社会因素。每个群体都有一种特殊的自杀倾向，直接考虑导致自杀的社会环境，然后再考虑这些因素个人化所引起的自杀。
    涂尔干始终遵循他的因果关系的原则，即一种原因必然对应着一种结果。根据自杀产生的原因，他将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并且根据自杀的社会类型的病因学分类，探讨了它的形态学分类：⑴、利己主义自杀（冷漠）：产生于过分个人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人和社会联系的纽带松弛了；⑵、利他主义自杀（强烈的激情或坚强的意志）：某种极端利他主义所导致的。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式：义务性利他主义的自杀、非强制性利他主义的自杀和强烈的利他主义的自杀。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使个人过分从属于社会；⑶、反常的自杀（恼怒；厌恶）：产生于自杀者的活动失常并由此受到损害。还列出了几种混合类型的自杀：⑴、反常的利己主义自杀（激动与冷漠的混合；行动与梦幻的混合）；⑵、反常的利他主义自杀（过分的激动）；⑶、利己——利他主义自杀（被某种坚强的精神所缓解的忧郁）。
    涂尔干认为只有社会环境的变化才能导致自杀人数的变化。一定的道德素质和一定类型的自杀是互相对应和互相关联的。自杀违背了社会道德，是一种反常现象。并且认为利他主义自杀在当今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我们必须关心的利己主义自杀和反常的自杀。涂尔干根据不同类型自杀产生的根源，认为利己主义自杀是由于社会在各方面都没有足够的整合作用使它的所有成员从属于它。改善利己主义自杀的唯一办法是使各种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以便这些群体更加牢靠地留住个人，个人更加依恋群体。涂尔干认为最适合于不断地使人们恢复这种有益的团结一致的感情的团体是职业团体或行会。自杀的反常发展和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弊病是相同的原因引起的，自杀人数在当代异常地增多表明文明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动荡。为了减轻自杀这种弊病，应该做的是发展专业性分权，即职业团体。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这本著作适合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放在一起看。涂尔干改变了我们对乱伦禁忌产生的原因的通常看法，以往我们认为乱伦禁忌的产生主要是出于生理学上的考虑。然而涂尔干通过考察乱伦禁忌的起源，发现外婚制是乱伦禁忌的最原始形式，而外婚制是与图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乱伦禁忌也是与图腾制度密切联系的。
    外婚制是以氏族为基础的，一个氏族必然拥有一个共同的图腾。外婚制是一种接触禁忌，它主要是防范同一氏族中男女之间的性结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禁忌，与血液有关（女性在进入生命的某个时期就会定期流血）。在图腾制度中，血液与图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图腾这种被膜拜的神就是栖身于血液中，所以这种对图腾的感情也转移到了女性的身上，同一氏族中的女性成了该氏族的神圣事物，禁止与凡俗事物接触。并且，在原生氏族中，亲子传承完全是母系的，只有女性才能使图腾代代相传，所以，女性的血也就很可能获得更高的宗教价值。这种观点大大不同于大众化的通俗解释：之所以把妇女隔离开来，是因为“女性是不洁之源”。涂尔干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时间的推移，使真实的原因从习俗中逃离出去，后来者为了解释这种习俗根据当时的情况而锻造出来的。
    经过逐步的演化，图腾制度及与之并存的氏族特有的亲属关系消失以后，外婚制便与一种新型的家庭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外婚制慢慢地被限定在划定的范围，相互之间被禁止结婚的人数也减少了。最终变成现在的状态，即差不多只有在长辈晚辈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才严禁结婚。
    该书中，还记录了一些宗教的相关内容，包括一些书评，对理解涂尔干笔下的宗教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一些阐述。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这是关于东南亚农民政治运动和反叛的研究，本书开篇引用托尼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是对那个时期东南亚农民的一个很深刻的描绘，“齐脖深”意味着农民的生活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已经濒临生存线边缘了，任何一阵细浪都可能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何况是数年的灾荒，繁重的地租、赋税以及成为殖民地后，被纳入世界市场的所增加的风险。
    因此，在传统时期，农民的生存道义在于要保证他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就是说不能饿死，在他们看来，社会公正就是给了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因此，“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东南亚农民宁愿种植有稳定收益的种子，使用有保证的耕作技术，而不愿意使用平均收益更大，但风险更高的技术或种子。因为已经“齐脖深”的他们再也经不起任何的风险了，这是不同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为此，他们还发展出了一套的社会安排，互助并给自己在灾荒年留一条退路。而且，作为地主，对他的佃农们也负有义务，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不让他们饿死，并承担更多的风险，在青黄交接时给予粮食、生病时给予帮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阶级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地主要有收益，那么他就得保证有农民为他工作。因此，在传统时期，尽管农民受到地主的剥削，但是由于地主保障了他们的最低生活，从而他们觉得社会是比较公正的，因而较少地发生农民反叛运动。贫困并不足以使农民发生反叛行为。
    但是，在殖民地时期，殖民地的国家政权和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农民面临新的市场不安全性的威胁，传统农业产量波动变大，农民的收入波动增强。乡村和家族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功能被破坏。许多传统的生存“安全阀”，即许多辅助职业减少了。曾在生产过程中承担风险的地主现在不仅收取更多的地租而且还是收取固定费用，从而使农民面对更大的农作物和市场的风险。国家本身越来越有力量牺牲耕作者的利益以稳定国家税收。因此，农民的最低生活越来越得不到保障，濒临生存危机。斯科特认为农民的社会公正感主要体现在互惠准则和生存权利。在人际交往中，互惠起着核心作用，而生存权利是界定在互惠基础上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得到满足的最低需要。在殖民地时期，这两者都不断弱化，农民的社会公正感被破坏，感觉到遭受再也无法忍受的剥削。因而在其他条件的推动下，产生了农民反叛运动。但是除了反叛之外，农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被动的适应这些变化：⑴、对地方自助形式的依赖；⑵、对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的依赖；⑶、对政府资助的保护和援助形式的依赖；⑷、对宗教的或反对派的保护和援助机构的依赖。但这些都只是只能是短期的。
《弱者的武器》
    斯科特在分析了农民正式的反抗性斗争之后，将他的关注点放在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弱者的武器”。这是因为他认为以往研究农民革命和反抗的研究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历史过程中，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因为这个代价是他们难以承担的。如果这样做，他们可能是自取灭亡，或者即使成功了，得到的结果也不是他们所坚持的。农民采取日常反抗形式，可以使他们避免公开集体反抗的风险。这与他们的阶级特点是相适应的。农民是散布在乡村的“阶级性弱”的分散的阶级，缺乏纪律约束和领导层，最适合他们的形式就是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的广泛的游击式消耗战。他们日常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没有宣言、没有预期、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例如用嘲笑、粗野、讽刺、不服从的小动作，用偷懒、装糊涂、反抗者的相互性、不相信精英的说教，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的行为。这其实是农民的政治参与。斯科特认为正是这种日常形式，如同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形成的珊瑚礁，最终导致船只触礁，出现危险。
    对从属阶级而言，在面对强权时，他只能展现其安全的和适于展现的那一部分。并将自己对于强权者的不满收入“隐藏文本”。正如赛达卡穷人对富人的不满总是在私底下、个人小群体内表现出来，而在富人面前则表现出顺从的态度。
    真正的反抗被认为是有组织的、非自利的、具有革命性后果、否定统治基础的行为。而一些“日常反抗形式”则被认为是无组织的、自我放纵的没有革命性的后果、与统治体系的融合的行为。斯科特不同意将后一种反抗形式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和毫无结果的。他认为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曲解了从属阶级在强制背景下从事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真正的基础。要求下层阶级的反抗具有某些“原则性”或是“非自利”的，不仅是乌托邦的和对于基本物质需求的道德意义的贬低，而且是一种对阶级斗争基础的错误建构，阶级斗争首先是关于占有工作、产品、财产和税收的斗争。“面包与黄油”的问题是低等阶级的政治与反抗的本质所在。农民阶级的反抗并不是出于某种宏大的目的，而只是从自身出发，想改善生存处境而已。他们的敌人不是非人格化的历史力量，而是真实的人。
    将赛达卡本土的见解与来自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和典型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统治阶级要能够将其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从属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斯科特认为从属阶级最受制约之地是行动领域，最少受到束缚的是信仰和解释层面，这正好与葛兰西的想法相反。
    在阅读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试图带着我论文的相关内容进行阅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有许多感触。首先，现在农民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处于“齐脖深”的境况了，追求的也不再只是最低限度生存保障，也不再是为了不饿死而选择最保守的耕作方式，“被征地”农民大致符合“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想方设法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其实我认为东南亚农民的“安全第一”原则也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能保证最稳定的生活不至于饿死就是他们最大的利益了，他们也是经过了理性的计算的，而不在于获得数字上的平均获利的增加；所以，我对“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标准有了疑问，如何判断一种行为是否符合理性？是客观存在的某种量化指标还是当事人自己的心理标准？其次，“被征地”农民失地后追求的保障不再是最基本的，而是包括发展在内等等。尽管斯科特所描述的农民与现在的农民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关于农民的道义经济也是适合现在农民的。“被征地”农民也如同地主剥削下的农民一样，他们的野心并不大，只不过前者是使自己更好地有尊严地生活，后者是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农民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生存没有了威胁之后，是很难发生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的。
    斯科特关于弱者的武器的论说与我所观察到的现象很类似，城乡结合部的被征地农民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会采取各种行为：政府给予经济树苗补助，农民们就抓住机会，在田地里种上密密麻麻的树苗；政府按房屋面积给予补偿，农民们就将自己的房屋加高加大等等，这些行为都是身为弱者的被征地农民的武器。农民的日子好过了，也尽量避免与政府产生直接的冲突。
感想：第一、本月感触最深之处在于写毕业论文，毕业论文的写作让我看清了自己肚里没有多少能拿得出手的东西，知识面相当狭窄，不能灵活运用。沮丧之余，也鼓舞了我的斗志，我还是名副其实的一名“水货”，要加倍用心阅读经典，汲取知识。阅读的同时也得学会运用，“两经”着实缺一不可。
第二、阅读过程中，有种焦灼感，尤其有些知识点不能连接上，总结的时候抓不住主线。

2014年3月—4月书目：《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导读》 张畅
    《原始分类》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孟德斯鸠与卢梭》
    《社会分工论》  其笔记还没有做完
    第一次写读书报告，尽管看了一些涂尔干的著作，可是仍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写，后来慢慢发现这几本著作有些共同点，那就是其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相似性，所以，我打算从方法的层面上来汇报我这一个月的收获。
    我细细研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因为刚刚接触这类书籍，而且语言有些生涩，花了将近5天的时间，才了解了个大概。《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是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重要标志。整本书都在探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和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概括起来就是，社会学要研究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去研究，有很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
    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不是社会中的普通现象，它是指普遍存在于团体中的一种强制力，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到的现象，不管它是“活动状态”（关于思想、行为和感觉的现象，如语言符号系统、货币制度、信贷手段、职业活动规范）还是“存在状态”（社会中一些外貌的、形态的现象，如各地区人口的分布）。
    对于如何观察社会事实，涂尔干认为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要把社会事实当作客观的“物”来考察。很多时候，人们的思考总是先于科学而存在，科学就变成了验证思考的方法，其研究思路大致为：想象出某种观念，然后观察事实，用观察到的事实去验证观念，这将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测性。涂尔干对于将社会事实看作“物”，提出了三条具体规则：第一、是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要保持价值中立，即在科学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见。这是因为人都是有情感的，情感可以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不可以作为科学真理的标准。社会学者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有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第二、是对研究过程本身的要求，要根据社会现象的外部共同特征进行定义。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给予研究的事物一个明确的定义。只取这样一种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外形已经明确，具有一种团体现象的特征，并且能够将一切相同现象的性质都包括在它的定义里。在确定定义时，首先要从事物的外形着手，找出它基本定义的物质。第三、对研究资料的要求，要客观地观察事物的外部特征，社会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必须想办法从那些排除了个人特殊现象和已经确定的事物入手。把科学的根基建立在坚实的土地上，而不是建立在浮沙上。
    对于社会事实中，如何区分规则现象与不规则现象，从存在形式上看，前者可称为普遍现象，后者可称为特殊现象。涂尔干认为判断一个事物是否不规则，首先必须明确规则现象的前提条件，以及表明规则现象的迹象。而不是在研究开始时先入为主，用观念去断定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提出了三条规则：⑴、在一定社会中，一个社会现象是否为规则现象，与这个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在同一类型的各个社会中，确定一个社会现象为规则现象，必须考虑与这种社会相联系的进化时期。⑵、用检验方法验证第一种方法得出的结果，看它是否符合这样的条件，即规则现象依赖于一定社会类型中社会生活的普遍条件。⑶、如果被考察的社会现象所附属的那种社会仍处于变革中，还未完成其整个演变过程，那么，用检验方法去证明它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如何检验，就是在发现某种现象是普遍现象以后，追溯社会现象起源时的条件，看是这些条件是否变化，来判断是否是规则现象，如果前后一致，则是规则现象，反之，则是不规则现象。
    只有在社会类型既定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一种社会现象是否规则，因此，社会学的任务之一是确定社会类型，然后分析各种社会类型。涂尔干提出的分类原则是：首先，根据社会的组合程度去进行社会类型的分类，以最简单的或者只有唯一的组织环节的社会作为分类标准的基础。然后，分析社会内部，根据社会各部分之间结合的方式以及它们与该社会凝聚的紧密程度，分析各种社会的异同及其变化情况，根据这些异同来区别各种社会类型（用科学的方法抽取最具代表性的某些社会，通过详细地解释，确定分类标准，然后，根据社会内部的情况，对社会类型进行具体的分类）。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而不是研究的结果。
    对于解释社会事实，涂尔干也提出了规则：社会现象的确切原因应该从那些以往的社会现象中去寻找，而不能从那些个人意识状况中去挖掘。即社会事实必须通过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是在社会事实之外寻找解释。他还强调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社会环境是社会进化的确定因素。如果忽视了这种社会环境，社会学就不可能得出任何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可以依赖的唯一共存条件，离开社会环境，也无从研究社会事实。研究社会事实，最基本的是确定社会类型和分析社会环境。
    对于检验社会事实的规则中，涂尔干提出了共变方法，认为它是最适用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因为它是从事物的内部关系方面去比较它们，以建立事物的因果关系。用比较方法排除各种时间因素的障碍，遵循的规则：研究各种社会事实，必须比较它们相同发展阶段的状况，而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在一个社会最后阶段中发生的情形与另一个社会中最初阶段所发生的情形进行比较。
    最后，涂尔干总结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征：⑴、社会学脱胎于哲学，但独立于哲学。⑵、社会学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⑶、必须把社会事实当作社会的事物。
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指导下，开始阅读另外几本书籍，发现涂尔干深入地把他的方法运用到每一次研究当中：
1、涂尔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比如说原始宗教，犯罪及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都具有团体性或者集体性，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产生影响。
2、涂尔干在研究社会事实时，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是它们下定义，因为这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他总是强调要站在客观的立场，排除以往生活中常使用但未经科学验证的概念的干扰，从社会事实的外在特征入手，得出能够包括同一类现象的定义。
比如在对原始宗教进行研究时，将以往认为宗教是超自然的、神或精神存在的定义推翻，因为它们不是原始的，以及将宗教与巫术做比较，宗教具有一个道德共同体，即教会。最后，给出了宗教的定义：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
在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中，他通过一些以往的社会主义定义的分析：⑴、对私有财产提出限制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集体主义学说。这一学说确实提出了收回个人占有生产手段的权利，可并不是收回所有形式的财富。个人依然留有一种拥有自己劳动产品的绝对权利。⑵、废除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效果，是将所有私有财产制度从共产主义的混合体中解放出来，结果，这将使其本身变得更真实。换言之，人们可以这样来推理：为了使财产被当成是真正个人的，财产必须是个人自身的劳动和独立的劳动。但是，通过继承传递的世袭财产却不具备这个特征；它不过是个人侵吞的集体劳动。⑶、社会主义是指个人对集体的从属地位。这种个人对群体的服从，在某些社会主义学派的基本精神中是微不足道的，最重要的是，它们反而提出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找出它们对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共性认识，提出社会主义的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定义：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或多或少要求所有经济功能或者部分经济功能（尽管是分散的）与能够起到指导和认知作用的社会器官建立完备的联系。其次，人们也把那些虽然与经济秩序没有直接关系，却有所联系的理论称为社会主义。
在对犯罪的定义中，刚开始提出犯罪是对集体感情所构成的危害，但马上被推翻了，因为虽然许多集体感情被触犯了，但并没有确定为犯罪。由此看来，与犯罪相应的集体感情同其他一些集体感情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它必须达到一种固定的平均强度。它不仅要铭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而且要刻得更深。它绝对不是一种游移不定的、浮于表面的和变化多端的意志，而是深植在人们内心里的感情和倾向。所以最终得到的犯罪定义为：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
对于在进行科学研究之前，对所要研究的事物的概念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会现象实在太复杂，有时候可能既属于这个方面，又属于那个方面，那么，在接下来的收集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3、分类是涂尔干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内容。他在《原始分类》一书中，对几个非常原始的分类体系进行了评述，包括澳洲分类体系，其他澳洲人的分类体系，祖尼人、苏人的分类体系，最后是中国的分类体系。其目的是要探讨究竟什么是这种分类体系安排的模型？最终得出的答案是社本身。涂尔干和莫斯认为，尽管每个社会都有分类，但人类的心灵并不具有建构这种复杂分类的能力，这种分类在自然中是找不到的，它们是文化的产物。他们认为，最初的逻辑范畴就是社会的范畴，最初的事物分类就是人的分类；无论类别的外在形式，还是类别之间的相互关系全都起源于社会；如果事物的全体被构想为一个单一的体系，这是因为人们就是这样来看待社会本身的，所以逻辑的等级体系也是社会等级体系的另一侧面，知识的统一性也不过是扩展到宇宙的社会集体的统一性而已。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对社会团结类型进行了分类，将其划分为机械团结或相似性所致的团结，有机团结或分工形成的团结，并认为后者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4、分类不是研究的目的，而是为了更方便地研究。一般随着分类而来的便是比较，涂尔干认为，比较方法中的公变方法是最适合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涂尔干在进行社会主义研究时，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社会主义的基本公理是：在经济利益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社会利益；共产主义的公理是：经济利益是反社会的，实业生活应该减少到只需为社会提供严格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的程度，以便为其他活动形式，如战争、宗教、道德、艺术等留出空间。在社会主义中，实业代表被指定为社会的指导者；在共产主义中，这些人除非他们从经济事务中摆脱出来，否则不能履行他们的功能，而且，共产主义通常贯彻的一个准则，就是这些代表必须是从实业领域之外选举出来的。政府管制在共产主义中是必不可少的，而社会主义则具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使经济生活处于从属地位的惟一方式，就是无法忍受任何限制。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在社会中增加和尽可能广泛扩大有益的用品；而共产主义道德则是高度禁欲的，它打算尽可能地限制这些物品的生产，丰裕会被认为是危害道德的因素。社会主义显然是因为首先努力加强经济活动，所以才鼓励人们组成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以便凭借更多的人数使社会协作具有更大的成效。共产主义则倾向于将社会切割成一些尽可能小的群体，因为它担心过于广阔的疆域会唤醒人们心中的欲望，担心过于活跃的生活会刺激人们的需求。在每个大型社会中都不可避免会隐藏着多样性，因为这样的社会包含着大量的因素，它们延伸在一个庞大的区域里，具有截然不同的生存条件，这种情况与作为共产主义前提的绝对同质性，观念和感情上的相似性，以及均质性显然是不相容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实业主义的；都声称经济利益就是社会利益。这大大颠覆了我心中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的看法，真的很令人吃惊，当然暂时我还没有那个理论积淀对其进行评价，打算在读马克思的时候认真探讨一下。
5、涂尔干多次强调，一种结果只能有一种根本性来源，虽然这种说法我暂时是不太同意的，这种说法有点像主成分分析。他强调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探讨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主张在事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探索。
感想：总的说来，这个月过得很充实，早上提着电脑和一壶热水，背着书包上图书馆，晚上同样的装备回寝室，电脑人脑沉了，水壶轻了；每周找个同学打下羽毛球、乒乓球，运动一下，时间一天天过得飞快。我的室友们都挺羡慕我，觉得我有目标，有坚持。而且，对于在电脑上，将我认为的著作的重点、难点记录下来，我有些疑惑，真的太费时间了。大家方便的话，给一些建议？

“新手”上路是一个顾虑、困惑、费时费劲。。。的过程，我们的读书恰恰是一个克服它们的过程。读书以及笔记和总结的方法是在试错的过程中才会选出适合自己的方法。个人觉得经典可以晚点看，现在在经典上试错，以后可能对它没什么印象。涂尔干貌似较简单，其实不然，作为经典大家对新四大家以及后继者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你的状态很好，也很善于发现问题，加油！

写的真好，向你学习

写的很好，也感觉你非常努力哦，想你看齐！

“与经典对话，真是让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可参考的理解方式，完全如“新教徒”一样，直接与“上帝”进行沟通，每一次的理解，都很小心，总怕一不小心就会将大的方向理解错了。”哈哈，毕业季，你能有这样的状态，实属难得！借用贺老师的一句话：深刻的错误，往往比肤浅的正确更重要！经典阅读，最重要的是用心！另，刚开始读书，建议你可以读一些入门类书籍，如《社会学思想名家》等，不必急于钻进去，刚开始，心态最重要！

能够看到我跟你态度上的差距。而且你第一次读书很有专业性和说服力。榜样啊，抱抱！

第一次写读书汇报确实不错，刚开始读是练坐功，先让自己定下来，慢慢沉下去，一本，两本……一个月，两个月……慢慢地就会发现自己的变化，量的积累会有质的变化，加油！

哇，师姐读的好认真呀，学弟最近也在读涂尔干，对比之下，顿觉惭愧，要向师姐好好学习。不过我也有一点小小的建议，涂尔干的几本书的写作时间上是有一定顺序的，感觉先从分工论开始看会比较好，然后再是方法论，接着是自杀论，这样一个顺序会比较容易理解涂尔干的思想脉络

怎么说不知道怎么总结呢，总结得很好嘛很有社会学的味道嘛。善于提问题就是个很好思维习惯。读书无定法，最重要的读明白，暂时不明白也没关系，泡得久了自然就明白了。读得有困难可以适当看看导读性的读物，但是不要一要困难就去看导读性的读物，看得多了就会形成思维惰性。读书最重要的过程就是克难攻坚的过程，知识性的理解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涂尔干总结的不错，阅读过程中能把握方法论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有疑惑说明读进去了，这种自我提问方式是你的思维特点。还有你的读书状态挺好，态度也很认真。毕业季能坚持的这么好，不容易。加油！

读得很好，总结的也很不错，能从方法上把自己的阅读串起来很厉害了！阅读经典与大师对话既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也要敢想敢问，不用急不用怕一步一步来。这个月节奏保持的不错，继续加油！读经典还是散发书香的纸质版更有感觉，读书笔记也可以写在笔记本上，既可以练字也可以促发思考，电脑是个好工具但也很费神分神，自己可以慢慢探索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

感觉你暑假进步很快，已经尝试对比涂尔干和韦伯的范式传统了，还比较韦伯和马克思分别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相信在这种联想与思考中你会成长的很快，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努力就很棒了。继续加油哦  

读书总结写得很好，一开始读书就系统化，还有这么好的状态，真不错。读书的困惑在读书的过程中就自然解决了，继续保持，肯定能有大突破！

涂尔干和韦伯的对比思考，总结的很好。读书的状态也很好，继续加油！进步越来越大~

读书很踏实，读书不怕有困惑，慢慢体会，加油。

已经读完两大家了，而且读得这么给力，并且有很多的自己思考，要向你好好学习！

看你那么认真地在图书馆读书，看你那么认真地回宿舍自己手写读书总结，又看你那么认真地将手写板往电脑上输入（一边思考，一边停顿）……很佩服你，你真的很棒！加油！做优秀的你~

“庆幸自己不绕道走”，并能有一些联想。这都是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真真切切的读书心得与经验，这些一次次惊喜与自我解惑也在不断地见证者你的成长！巾帼读书很在状态很棒，也很有韧劲，继续坚持哦。可以多多交流，你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学习的。。。一起加油

资本论是个大块头，读下来对读书状态，知识积累都会是一个收获颇丰的经历～从分工出发的比较，很值得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看到一处风景～期待你的发现～

迎难而上，会有惊喜，一直很厉害，

无论是看书还是写总结，要克服畏难情绪，着手去做，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等着我们。很受用的一句话，好样的。

很喜欢跟巾帼进行交流，从你那里我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以后继续向你学习，多多交流！

汇报中的内容很丰富～给我很多启发呢。状态不错，继续加油～齐美尔是个神奇人物，知识点可能有些琐碎，却个个值得深思，并且在其背后有齐美尔独到的个性与关怀。

可以感受到，很踏实、很认真、很用心，读书，简单而纯粹地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尽情享受“苦尽甘来”！

你的总结很认真很细致，对三大家的把握很到位，你看到了他们眼中的社会特点。纵深的和铺展的思考都不错，你的状态一直很好，加油！！！

我也正打算总结一下古典三大家的思想，看了你的帖子满满的动力啊。哈耶克的总结真的很赞，看完你的总结特别想看那本书了。

你的总结很认真，也很有自己的看法……一起加油！

这个月的总结有点长，西美尔的思想也确实很细致，希望看帖的同仁不要嫌弃，谢谢大家一直鼓励我，我会加倍努力下去的！    

真的很棒，一如既往的踏实，深入地扎根。。。把你的正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吧!加油

读书的状态特别好。这个月进步特别大。对齐美尔的主要思想的理解非常好，而且自己的思考也很深入。一直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