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1日读书报告
书目：制度经济学派
凡勃伦：《企业论》《有闲阶级论》《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早期制度经济学派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
凡勃伦将两类制度作为研究中心：①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出自人类的虚荣本能，表现为以上有闲阶级和所有权的论述；②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出自人类的工作本能，表现为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分析。另外尝试了一种进化的经济学建构。
制度是人对变化中社会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众多环境因素刺激引发个体和社会对某些关系演变呈现出来的反应，是这些反应在经济社会行动中沉淀下来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持稳定状态的思想习惯、精神态度社会心理惯性等关于生活方式的各项准则和理论。凡勃伦从两个方面的制度解剖中来切入对制度本质内涵的分析，一则是有闲阶级制度，二则是财产所有权制度，他认为二者是在共同经济力量作用下形成的社会结构的一体两面。有闲阶级起源未开化时代中性别分工的社会分化，后来在日常生活的掠夺活动中演化为一定的思想习惯结构化了这种分化，当掠夺活动被生产活动取代之后，由以前掠夺互动和当下生产活动积累的财产越来越成为获得成就和优势的象征，在社会结构中的歧视性对比赋予了有闲阶级群体生活一定的歧视性意义，衍生出了有闲阶级多特的生活理论和生活方式，包括①绝不参加生产性劳动的明显有闲原则，通过众多的繁文缛节来熏陶自身的性情，从而彰显区别于劳动阶级的尊贵荣誉的身份地位；②在明显消费原则下对自身金钱力量的炫耀性消费习惯，往往把实际上只是金钱上的那种差别理解为智力和审美的差别，从而博取荣誉和标榜自己；③所有权制度的由来是一种竞赛的本能倾向，是一种歧视性对比下的刺激力，人们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追求往往在于走在与自己处于同一社会等级者的前面，从而获得光荣和骄傲，金钱作为发挥经济力量的主要工具，成为了对有闲阶级生活水准、生活爱好等方方面面进行粉饰的利器，使金钱文化主导了这一阶级的社会心理惯性，借助服装方面的各类象征符号等要素对自身经济支付能力的自我表现成为这一社会高层阶级的惯常习性，借助并非直接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效能相关联的高级学识来点缀自己的印象管理行为，这些都同时波及到了社会结构中的其他各个阶级，但是，依然存在仁爱、和谐等非歧视性的利益，凡勃伦称其为宗教生活的部分残余，肯定了和平友善与经济效能的共存状况。
所谓惯有权利或衡平法上有效的权利要求的个人所有权发端于有闲阶级在以往不平等社会形态下积累而成的既有经济力量造就的其与经济过程的金钱、营利和剥削的荫蔽关系性质，这种工业的脱离形成了一种经济势力上的优势，导致既有利益集团意图保持和扩大自身的利益筹码，这对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个性是一种经济意向和行动上的保守主义因素，往往阻碍经济力量格局的重组和生产力的提升。从有闲阶级的起源和生活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有闲阶级制度具有保持古老人类性格和既有思想习惯的的倾向，如金钱的竞赛本能、掠夺气质的尚武精神、对超因果性质的命运的信赖、对既有宗教信仰的固守等塑造个人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性的因素。
凡勃伦从工业体系和企业制度两方面解读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活跃，具体反映在机械操作对经济生活和文化演变的影响与企业原则在工业生产和法律、政治中的渗透，这里同时存在着企业阶级和从事机器工业的阶级这种分化。这两种制度体系既存在对立的成分，表现在对人的行为风格的影响，也存在统一的成分，统一于经济动态的变化过程。现代工业体系是一种机器大工业，其主要特征在于标准的物理量度和连结造作的持续性过程。机械操作在文化上产生了多样化的影响，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日渐复杂化和精致化，机器工业迫使工人抛弃人格、神性等个体同一性的品质，服从机械操作的内部结构，唯物主义的物质因果律替代了自古传承的风俗习惯或权威法令，科学家越来越习惯于从机械的结构等方面来进行思考，思维导图类同于工程师的设计图样。机器是现代工业的物质基础，企业制度的成型则是机器工业勃兴的经济机制力量。企业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利益，着眼于买卖交易活动，目标是利润的增殖，依托的是所有权制度的确认，企业家群体作为企业的人格化形象参与工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调适工作，是生产更加经济并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状况，具有战略性特征。机械操作和企业原则在配合的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从精神导向和思想习惯的角度来看，机械操作锻炼出来的思想习惯具有统一标准化、物质因果律、实物主义等特征，培育出具有工艺匠心的整齐划一的技术工人；企业原则是建基于天赋自由的自然权利和自然秩序哲学思想，面对的是金钱上的利害关系，在信用和未知环境中来控制生产计划和把握经济动态，富有一种自由竞争、风险意识和未来预期性，塑造一种有自由行动意志的经济主体，因而企业的前途与文化的前途息息相关。也许是凡勃伦所观察的经济社会形态中企业和工业尚待制度性塑造，因此这种矛盾杂乱无章，在此不多叙述。
凡勃伦在前达尔文主义科学于后达尔文主义科学的特征比较中，提出来一种进化的经济学思想。他认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分水岭，科学观点的进化分为前、后两类态势。①前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基本态度具有浓重的分类学特征，目标在于定义和分类，科学家关注事物的初始起点和一种完满状态，认为事物的稳定存在状态处于这一起点和终点的平衡点上，达致平衡的过程遵循自然法哲学，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果法则制约下的一种永恒的关系，带有完美主义的想象色彩。凡勃伦认为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带有其所处时代的阶段性启蒙思想先入之见的影响，这些先入之见是当时生活习惯和思想习惯的沉淀。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重农学派具有万物有灵论色彩的自然权利学说，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带有社会良性秩序的主观乐观主义特征，建立在对英国贸易政策的局部经验概括基础之上，并将其归结到现实层面的经济状况，这种逻辑具有一边倒的思想倾向，另外古典理论中对平衡系统的论述，这些都具有静态的思维特性，追求稳态的经济发展和思想导向。②后达尔文主义的科学转而关注事物发展的因果作用过程，强调其中不稳定的间隔和转换过程，抛弃完美主义的自然法逻辑，把目标锁定在事物的累积性变迁序列。他认为之所以产生前、厚进化思想的差异，是因为不同时代的制度结构和生活习惯有不同的演变逻辑。经济学要成为一种进化的科学，就要研究变化中的经济行为，审视行为人的一种选择性的自我引导生命过程，就要建构一种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发展的过程理论，一种由过程本身来说明经济制度的累积性序列理论，跳出纯粹经济学的抽象逻辑，从更为广阔的文明进程中来考察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的科学重塑。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从两部分展开①一种进化的、行为主义的或者说意志的价值理论：这种价值理论源于对未来目的的收益预期，和效用价值论的立论逻辑类同。经济学说从商品移向感觉，最后又转向过程，与之对应，从遵循机械论原则移向稀缺性的原则，在转向支配个人行为的业务规则，分别强调了价值包含的实际价值、心理价值和名义价值三重意思。康芒斯对经济行为过程的研究，把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剖析运行中的机构得以运作和发力的业务规则，而这些规则都受到当时当地的经济、政治和伦理条件缓慢的历史变迁的约束。其中财产权利的演变是影响个体行动意志的主要因素，财产的含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获得扩展，最后可分为厂房等有形财产、股票等无形体财产、商誉等无形财产三类，未来性的预期因素和经济行动的自由意志，从占有东西以供自己使用和享受到对他人施用经济力量这种观念的转变，财产完成了它历史的进化，把财产的所有权和财产的管理权分离开来，呈现所有权相关的法律关系从占有物及其所有权混合的物质关系中抽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力量来运作。康芒斯对地租契约、价格契约、劳动契约的分析反映出，从封建社会中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财产权和统治权同一状态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二者分离状态，而后由于工业制度的影响，从物质的自由和财产转变为经济的自由和财产，个人的劳动能力成为一种无形财产，自由、财产和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不断的重塑和获得新的公共确认。
②作为经济行动的诱导性力量，法律居先于经济；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交易是一种可以借助国家法律、集体业务规则调节的经济行为。法律对自由、财产和价值的合法性规定和集体性确认，是个体清楚自身经济行为中可能遭遇的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承受的机会和负担，在机会的选择中履行、避免和克制的调适策略，为个体的交易活动提供对未来性的稳定预期依据，保障资本化的时空运作过程中债务的流通性，促进机体对个人交易关系的控制，以处理好一个社会中公益与私利、公权与私权的现实矛盾。康芒斯认为社会关系包括三层：冲突、依赖、秩序，三者统一于交易活动之中，他把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经济社会的稳定秩序放在主流位置，而所谓的冲突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而是交易活动的利益冲突，这明显带有阶级调和论的色彩。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一大主要特征，受到阶级政治、历史文明、当时民族国家的发展格局等主要因素的影响。
凡勃伦和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奠基摆脱了古典经济学思想中的个人主义的出发点，摒弃了自然的良性秩序、古典自由主义、边际效用理论中的个人主观臆想的唯理论成分，着眼于现实中思想习惯的形成和变迁、交易行为的时代特征和分类，把经济分析的影响范畴扩展到了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相对于古典时期经济学家对永恒关系、平衡状态的完美主义的形而上学，更强调行为人在经济变迁中对经济活动规则性事物如法律、所有权制度等的动态建构和自我调适，竟有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意味，即使因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很多观点是在迷惑工人阶级，粉饰资本主义制度。
读书感想：经济学的阅读正处于兴头儿上，根本停不下来，而且这两年来读经典读得，一天不读心里就痒痒，所以对经典思想的理解和思考还要继续，都说是“活到老，学到老”，对于热爱读书、思考，热衷于求取新知的我们，它们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应该是“学到老，活到老”。
2016.1.19——2016.5.8田志达的读书汇报
书目：
第一阶段：
1. （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
2. （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3. （爱尔兰）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
4. （英）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
5. （法）布尔吉尔贝尔《布尔吉尔贝尔选集》
6. （法）弗朗索瓦·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
7. （法）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8.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
9.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第二阶段：
10. （瑞士，属法国学者行列）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11.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12. （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13. （英）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讲义》
14.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15. （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16.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经济范畴的事情关乎国计民生，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萌芽和学科创设就表现出浓厚的国家立场和民族色彩。这个阶段所读书目论述的内容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叶），经济考察对象集中在英、法、德三国，这一时期也是英、法、德三国相继步入资产阶级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世界经济革新的重心还在欧洲（未曾比较当时欧洲各大国与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各类经济学思想的萌芽和发展依托于对欧洲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建立和传播的观察和体验，突出表现在率先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岛国——英国与欧洲大陆上法、德等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合作与斗争，其中博弈的方式经历了从简单粗暴、硬碰硬的军事较量向关税壁垒、商品倾销、经济观念的灌输等软性手段的转变，从而出现了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对立的思想发展趋向，日后演化为现代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富有学术张力的经济学思潮，成为西方经济学思想进化和学科专业化分工的巨大推动力。
一、西方经济学考察的几个根本性问题
西方经济学考察和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就在古典时期和初步发展阶段，也是在欧洲作为世界经济革新重心的历史时期孕育而生，这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的位置相当于哲学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史中的地位。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若有遗失，后续补齐，在此标记，以为提醒）：
1. 两种商品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是经济学价值理论得以发展的基础，其他如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实为价格理论）等皆与此二者相关。劳动价值论是从生产领域界定价值，认为劳动量、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可以用劳动时间、劳动人数来客观地量化商品价值的大小多少，是在经济生活层面一个具有一定确定性的测量；效用价值论是从消费领域界定价值，以商品固有属性对个人欲求的满足程度来主观衡量价值的大小，是单个消费者在具体情境下根据对客观情况的主观把握对具体商品和具体需求之间关系的评价，是在个人需求满足层面一个不确定的、标准多变的估值。效用价值论解释了为什么在具体商品交换过程中价格总是上下波动时高时低，劳动价值论则解释了为什么价格波动总是以一定的价值量为主轴。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得以不断完善的成果，建立在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和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基础之上，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并界定了社会必要劳动的经济内涵，在原则上论证劳动在商品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效用价值论是从对作为消费品的商品效用的个人评价追溯至商品生产领域，从而做出对生产某种商品有无价值和生产性消费品（即生产资料）有无价值做出评定，结合西斯蒙第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现象的考察和对商品得以顺利消费以完成资本回流的强调，这种价值论不妨看做是从消费领域入手研究经济生活的切入口。在此基础上，萨伊以其土地、资本、劳动的三要素说为前提条件衍生出要素价值论的思想，边际效用学派则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商品对于消费个体的边际效用（往往是个体欲求达致饱和的临界点时）来评估价值的大小，詹姆斯·穆勒等庸俗经济学家，包括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都持一种供求价值论，从现代经济学观点看来，实际上它是一种供求价格论，是以商品供给和需求的相对比例来衡量商品价格走向的理论。
2. 货币、信用与商业
经济学中把货币定义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其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在物物交换的发展阶段是不存在货币的，只有到了商品经济阶段，货币，作为被经济行为主体承认的价值担保品，才得到广泛接受和使用，这其中就象征着一种信用，一种在买卖时空分离的情境中，只要持有货币就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买到一定量商品的信用，这是商业得以顺利运行和不断拓展的基本机制。
货币的形态不同，对商业的作用亦有所不同。当只是一贝壳、羊肉、丝绸等具体商品作为货币时，只能够在某一小范围地域内起交换中介作用；当以金银铜等贵金属这些被全国、全球认可的有价值物品为货币时，商业的活动范围得以极大扩张，国际贸易得以发展，国家政策体系得到创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当货币出现国家以政治强制力担保规定的法定货币形态，如各国纸币、铸币，以及虽非货币却能够行使货币各项职能的债券、汇票等信用凭证，此时商业的发展衍生出资本形态的货币和依托货币资本而生的银行业、金融业等新兴行业。资本化的货币成为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引流管，极容易导致信用的泛滥，引发经济危机，而商业便是货币资本、信用资源在全社会各产业之间、各阶层之间得以流动的平台。
3. 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
农工商三大经济产业，谁为主？谁为次？这个问题不能单纯的从在国家这个经济体内三大产业以何比例共存互济最优来评判，还要从国家发展阶段、国际社会分工和国际实力竞争等总体性因素来考察分析。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基本是这个时期，具体时间需要考究），英、法、德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步伐并不一致，国力的强弱从总体上制约着各国的经济政策，从两个阶段的对立和差异可见一斑。
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重商主义是一种贸易差额主义，既热衷于对金银财富的掠夺和收敛（敛财），又具有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倾向（自保），英国和法国都曾施行过重商主义政策，这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要求加快资本积累的表现，结果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当时适合对外贸易的行业。在法国，柯尔贝尔推行重商主义，以限制谷物出口为辅助，以牺牲农业的利益来支持商业的发展，这正是重农学派出现的原因。以布尔吉尔贝尔、魁奈、杜阁等为首的重农学派反对禁止谷物贸易，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依托对农业经营、贸易的分析，发展出了以个体自由经营和贸易为特征的自然权利学说以及以农业为起始点的资本循环理论，即经济表。
贸易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考察了，意大利分裂时期威尼斯邦国在和其他大国商业竞争中的衰落，汉萨（商业）同盟繁荣时期弱小英国对他们的欢迎和优待以及后来拥有相当工业实力之后的英国对汉萨同盟的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关系到国内产业的兴衰和结构调整，在国家未开化之际应该持自由主义态度，从国际贸易中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方式来发展自身产业；在国家工业商业已经得到相当发展却相对弱于他国之时，就应该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保证国内重要产业的发展壮大；当国内产业得到相当充分发展可以和他国旗鼓相当之时，就应该重新采取自由主义政策，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更多发展机会。英国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贸易政策经历了“自由——保护——自由”的变化，最后这一贸易政策思想的成熟即是斯密和李嘉图所倡导的贸易自由主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是迷惑其他国家党政者的思想武器，这一方面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对廉价原料产地和广阔商品市场的需求愈加强烈，一方面基于英国在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占绝对优势，英国相继和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签订了麦修恩条约、阿西安托条约、伊甸条约，这些条约都方便了英国在这三个国家进行商品倾销，最后都对其国内的主要产业产生了抑制甚至摧毁性破坏。 保护主义贸易思想即是德国历史学派在当时德国国内分裂状态下，为保障国内产业的生产力能够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态度，对于以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李斯特斥之为个体经济活动中的交换价值理论，是英国这类资本主义强国对弱小国家进行经济殖民的思想手段，对德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并没有有力的指导意义。
4. 资本循环与经济周期（经济危机）
魁奈的经济表，是以农业为对象来论述社会再生产和流通，阐述了农业、工业之间的资本循环过程，但是由于农产品生产的自然特性，虽有启发意义，然而这套学说并不能用来形成解释其他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理论。西斯蒙第认为生产与消费应该保持一定的比例，即财富和人口的比例协调，他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理论，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消费对生产的决定作用，与现实对照能够发现，他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他认为产业的升级需要有能够领导并促成技术、人力、产品、组织方法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冲破一定时期内稳定环境制约下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系统，从而实现适应经济发展外部状况的结构调整——这就是他所谓的企业家才能和应该做的事情——经济周期的出现就是这类创新和企业家经济行为的结果。
二、西方经济学古典时期和发展初期的特征
1. 国家利益本位和民族精神认同
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贸易自由主义、保护主义都具有浓厚的国家政策色彩，都是为了促进本国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都是为了保证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威廉·配第用数据来量化英法两国的相对实力，以此来振奋英国政府和国民对发展本国经济的信心，既有对国家利益的忧虑也有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即强调对本国产业协作能力保护，对本国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独立性和权力的保持和强化。
2. 国民财富生产兼顾国民性考察
和韦伯从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考察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相类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在关注国民财富生产的同时也兼顾对国民性的考察。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对人本性和行为动机的研究得出了以“利己心”为特点的“看不见的手”来描述对财富的追求。其他几位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也会时不时地提及国民的勤奋与怠惰，风俗习惯和消费风格等内容。
3. 历史体验和记录多于抽象思维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作品还在思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还没有严格的专业化分工特征，因此内容大部分是考察过往的历史文献和表达自身的历史体验，结合国家经济利益的走向来提出相关的理论解释，也许这种体验在日后的经典阅读中会越来越弱化，故记录与此。
三、几个经济学的思维触点
机会成本的计算：指的是我们在做出这一经济行为决策的同时所失去将同样资源配置在其他经济用途上所能获取的最大收益，简单来说即是我们为了得到一样财富而失去的另一样相对更大的财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即是以此为基本逻辑，提倡各国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来发展优势产业，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
投入——产出原则/成本——收益原则：指的是我们的经济行为原则应该量入为出，防止入不敷出，影响生产的持续运转和升级，影响生活水平的保持和提升，这一原则是着眼于经济行为能力存续和拓展的考虑，是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领域的基本行为指南。
看不见的手与“经济人”：每一个经济行为人都是功利性地追求效用、财富最大化的拥有同情心等美德的个体，个体经济行动就是受对最大财富的无限欲求这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的。这源自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人的本性利己心和人的行为的社会合宜性是互生关系的，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驱使个人对自身行为的合宜性做出不断地界定，而友善、仁慈等美德就存在于合宜性之中，由此实现互利互惠，协私利与公益之间的矛盾。这是经济学个人利己主义/个体主义行为原则的阐释出发点。
资源的优化配置：要在市场的规则主导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要有一个权力和利益没有极度分化和对立，利益协作占主流的统一性的系统大环境。
西方经济学古典时期富有的本土意识，即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体性，虽然很多理论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资料来分析可以看出，确有智慧之处，这为经济学的后续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调，成为了以后各经济学思想流派的灵魂和共通点。
读书随想：
对经验的观察、体验和分析，就像对丛生的杂草进行修剪的过程，究竟会选择一刀切的整齐划一、形式优美，还是选择错落有致，有一种错落美甚至是一种凌乱美，后者往往是现实的真实写照，虽然未必能够完整的表现整个现实。
书中提及的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当我们用一种系统的态度、有套路的方法去观察分析思考的时候，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历史演变中我们能够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而这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是两眼一抹黑，无从察觉的，这是一种“胸中有丘壑、浩然显正气”的体验，是一种身处繁华都市“心远地自偏”的心境，回味无穷。
这一阶段的经济学作品随不是非常成熟和精细，却能够带给我们特殊的体验，对经济学思想发端的历史和逻辑思维有一个了解，防止日后陷入专业化细分后的经济学流派纷繁复杂的逻辑之中。2016.1.19社会学大总结
书目：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
贝尔特《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
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柯林斯《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第三卷
社会学的想象与现实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本书的名字作为题目？这是因为，我认为，社会学经典原著为我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图景，而这一图景和继续认识复杂社会的路径则归功于社会学逻辑思维独具特色的想象力，她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做出了启发性和开创性的解释。具体有哪些关键性的思维触点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去思考。
一、实证
实证，正如字面意思所示，用事实论证，这里所言事实是指社会事实，相对于行动的个体而言，社会事实是指那些外在于个体而存在，对个体的行动形成客观约束力的社会存在，这是一种整体、宏观层面的存在。对实证化理论倾向的解释，可以追溯到孔德所言的“人类智力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人类智力发展经历了超自然虚构的神学阶段、超验的抽象形而上学阶段和经验事实的实证阶段，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表明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朝着摆脱神学和精神性物质的控制、客观现实性不断增强的方向发展，这最初要归功于在建构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与自然科学的类比，从中借鉴了许多客观化倾向十足的思维方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对当时社会学中有机体论的发展启迪甚大。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社会学思想史上可分为传统的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三种典型，三者具有前后衍生关系，后者也基本上是在前者的刺激下对传统实证化思想的重构。
传统的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是孔德与涂尔干，孔德赋予实证五个含义：真实、有用、肯定、精确、相对。涂尔干提出“社会事实”的概念，强调从外部普遍给予个人以约束的实证逻辑出发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社会事实，对社会事实的解释要摆脱一切主观臆断，采用客观化的操作和客观性的材料，用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作为研究对象的某一社会事实，他将解释分为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提出了共变法和比较方法。这个阶段的实证思想为后期社会学思想中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思想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它过多地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而忽视了其生成性，导致在研究中理论严重的受制于经验的局限性，行动主体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缺失了对主体能动性的考察，这就刺激了反实证主义思维倾向的萌生。
反实证主义思想，典型的包括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常人方法论、现象学社会学等，它是在传统实证主义思想发展到极致的背景下产生的，即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思想的成熟和思维霸权，详情随后再说。对实证方法的修正，可以从韦伯的“理解”方法论谈起，韦伯将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因此要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就要借助理性的方法和重新体验的方法来把握社会行动的内涵和意义，韦伯将理解分为对主观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和解释性理解（根据动机把握行动意义）两种，由此韦伯提出主观恰当性、因果恰当性和客观可能性三个方法论命题（即韦伯的因果多元论思想）。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史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第一次综合，考虑到了研究的实证倾向和科学信念的建构——涉及到理论与事实的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价值问题（价值中立、价值关联以及价值判断的比较分析）。反实证主义的思维倾向于从个体微观的层面出发，通过社会互动、社会交换、社会冲突、日常生活分析、社会意义世界的建构等路径来解释各类社会现象，进而推及到社会整体宏观层面的社会学分析。强调个体心智、行动等主体能动性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和重塑，是一条从微观到宏观、从建构主义视角认识社会的逻辑路线。
后实证主义伴随新功能主义思想的兴起获得意义，是对传统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思想弥合，避免了这两者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的偏激（传统实证主义偏向于社会整体，反实证主义偏向能动个体），承认了社会研究同时依赖于个体能动性思辨和社会经验性证明，是能动性与结构的综合性转向。典型的理论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分析范式。
以上三种实证化思想都围绕着这几个核心问题展开的：①理论与事实的关系问题②研究的出发点问题（微观个体VS宏观社会）③社会学何以成为一门科学的科学观问题。
二、功能
社会研究中避不开对研究对象社会功能的分析，这和结构分析都牵涉到对“霍布斯秩序问题（人类的共同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解答。功能，是个体对于社会的整体存在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对个体而言，功能应该算是“结果”范畴，带有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解释色彩。
传统功能主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传统实证主义和生物有机体论的结合、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升华，代表人物有斯宾塞与涂尔干，他们将人类社会与生物有机世界作类比，把社会看成是有机的整体，同时将有机世界中进化、分化的概念引入对社会的观察，社会功能分析依赖社会需要的概念，社会系统要满足社会健康运行的需要就要清楚不同部分的功能和彼此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因此确立了一种经验研究传统。但是它倾向于将一切部分描述为有功能的存在，而且认为在整体层面的凝聚性是社会存续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带有整体论色彩和保守性趋向。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中可以发现，这一传统容易导致在研究中忽视冲突和不平衡，往往遵循一种演绎逻辑，先验地认定所有一切发现都有功能意义，从而总是倾向于无止境地将新功能元素纳入分析框架。
反功能主义，可以从两个侧面来分析，一个侧面是对整体论的逆反，这和反实证主义的流派一样，强调关注个体行动的意义性，富有一种建构论的萌芽，另一侧面则是对传统功能主义中保守性倾向和具体经验局限性的超越，如冲突理论和结构理论。
新功能主义，是对功能主义范式的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尝试对传统功能主义、反功能主义流派的思想进行一般性的综合，倡导一种多元、包容的分析范式，在行动与秩序之间、冲突与稳定之间、结构与文化之间确立起新的关系，开创了对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与互补的研究领域。
功能性分析建基于社会存续——社会需要——功能条件的逻辑，经历了从宏观整体功能的实现、微观个体行动的意义、功能保守思维的逆反（即冲突视角的凸显）、宏观与微观的综合倾向四个逻辑起点的刺激，不断丰富多元和中性化。
三、结构
结构，是整体论解释的一种类型，突出社会对个体的外在约束性，否定整体是部分的简单集合，否定个体的主观意向，强调社会存在内化于个体心灵和行动逻辑之中的机理。结构性思维的系统化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概念，对社会劳动分工导致社会团结模式转换的分析视角，对宗教生活中考察，都在孕育一种结构性思维。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语言学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结构的内涵，他认为人们所说或所写具有意义是因为语言预先存在的结构属性，语言就是这样一套结构属性，是共有的、社会的经验，反映语言应用中的交互主体性。社会研究分析中的结构，指的就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主体间性质，这牵涉到主体的社会行动的宏观社会环境。
结构主义，是结构性思维中的整体论产物，强调个体是完全社会化的个体，社会结构决定性地主导了个体的心灵、自我与行动的约束逻辑，忽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实践，具有一种物化倾向，坚持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结构性二元对立立场，是结构性思维最早的一种社会学分析范式。
建构主义，这种思维倾向与反实证主义、反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思想具有很强的亲和性，与结构主义思想的结合与互补，可以弥补宏观——微观、能动性——结构的二元对立。典型理论包括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生成性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一种解构主义思潮，旨在破坏既有的真理概念与科学客观性概念的基础，主张一种相对主义逻辑，思维中充满对现代性的怀疑和颠覆，其中充斥着激进的叛逆、庸俗的堕落、建设性的创造力，如福柯对疯癫的知识考古学，对权力的谱系学考察，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利奥塔对元叙事的质疑，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超前的解读，鲍曼对社会秩序的破裂、无中心特征的放大。
以上三种方法论思想有着前后相继的批判与创新关系，反映出个体与社会围绕对生存意义最终解释权的博弈和心智转变。
四、理性
这里所说的理性，并非是哲学层面的理性，确切的说应该是理性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应用，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对社会学思想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韦伯比较早的将理性和人类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借助对社会行动的分析，韦伯区分出了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目的和手段角度的区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经济行动领域形式与内容角度的区分），并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人类最后会被困于自己所打造的“理性的牢笼”之中。同时齐美尔建基于主观文化最终屈从于日益独立再生产的客观文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悲剧”，哈贝马斯所言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被日益市场化、商品化、科层化等合理化趋势——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后现代性思潮表现出来的对以往价值世界再生产概念、社会秩序的稳定循环、现代元叙事承载的现代性合法性的反叛和质疑倾向。这些都围绕着社会的理性化和个体的生存状态这一关系轴在给出独特视角的解释，因为，理性昭示着人摆脱了超自然崇拜，摆脱了神学的迷惑，相信自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对社会的发展形成有理有节的控制，但是到头来，创造出来的理性存在物作用的对象恰恰是人们自己，导致了理性化发展的悖论。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提出来沟通合理性的概念，与以往目的——工具合理性模式仅仅关注人类行动处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合理性不同，哈贝马斯将理性讨论的焦点设定在主体与主体间关系的合理性上，即主体间性引发的行动协调问题。区别于以往的独白式的理性，沟通理性是一种对话式的理性，是一种借助于更佳论据反复论证的理性，因此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
五、社会问题——理论解释——人文关怀——社会理想
社会学思想的萌生和创新，都离不开研究者真实的社会体验和历史观察。涂尔干对社会失范现象的研究，对社会秩序“理性的非理性基础”的探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揭露，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论证；韦伯对“理性化牢笼”的判断；吉登斯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考察和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推论；福柯对规训社会的论证；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超前描述。这些都发端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描，怀揣着独有的社会理想或者政治抱负。
回到原点，对社会学经典的阅读，使我有了更强的问题意识。社会是何以可能的？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何在？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又衍生出了多么复杂而多彩的社会现象？行动、结构、权力、分工、意义、秩序、宗教、现代性、全球化、情感……这些经典的社会学主题都在启发着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经典阅读令我们的思考不再放荡不羁、好高骛远，而是更加脚踏实地，追求一丝不苟、见微知著，这将使我们一生受益。
这个月的读书是希望对社会学思想史做个自己的理解，相对于单个大家的阅读，思考的视野要广阔许多，因此，总结起来不免有些漂，而且发现很多没有读过的大家的思想也很有意思，而已经读过的大家的思想中有些细节则思考的不够精到，因此，对社会学思想中很多有意思的问题还要继续思考，并要结合日后其他领域中的思想加深认识和掌握。
2015.10.26——2015.12.08田志达读书报告
书目：
《继承人》
《实践感》
《男性统治》
《遏止野火》
《关于电视》
《自我分析纲要》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布尔迪厄社会学思想带有一种批判色彩，理论建构的过程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①经院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建构；②对二元对立结构性逻辑的超越。
经院理性是一种脱离了历史和经验实践的自我中心主义式理性，是一种行动有意识否定实践无意识存在的理性，是对自我孤立构建的理性世界空间的无知崇拜，因此往往不能对人们的实践行动做出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指导。这种理性存在三种典型的错误形式：①认识范畴的自我中心主义，唯我独尊的姿态；②伦理范畴提倡一种作为利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道德主义，将自我特殊的价值评判标准普遍化，意图获取普遍化利润，维持和巩固特殊集团的特权、资本和利益；③美学范畴的审美普遍主义，否定其他群体的特殊审美体验，强制灌输一种所谓普世化的审美价值观。总之，经院理性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系统神圣化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空间内，人们感觉一切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个人能够做的只有顺从屈服。与之相对，布尔迪厄推崇一种实践理性，他认为个体行动既不是像机械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所认为的受到社会结构的严格约束，只能按照固有的程序毫无创造性地展开，也不是如目的论（理性选择理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所主张的是在个体理性的计算和规划之下想当然地如愿完成，而是强调行动的实践特性，即充分考虑到理性的历史基础，行动的历史与社会条件，突出实践在具体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的紧迫性和偶然性，带有一种经验性特征，因此他提倡一种彻底的历史分析，一种关系主义的方法论，超越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对立，主张建构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科学，反对唯理论主义（唯智主义等理论倾向）和唯方法论主义（统计技术方法等），为此，布尔迪厄创立了一套系统的社会学分析范式。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分析范式，涉及到了众多的新概念和被他重新进行定义的旧名词，这些概念术语共同超越了传统上关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和个人能动性等这类虚幻的二元对立，借鉴人类学思维方法，使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分析重归历史现实和社会经验，趋向更加实在和总体化。场域、习性、资本是他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是对社会中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是从关系角度的界定，区别于结构角度的固化和强制性，具有一种个体经验和动态生成的特性，不同的场域标志着不同的可能性空间，具有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律。习性在具有特殊生成和再生产逻辑的场域中孕育而成，是具体场域中个体行动的潜在性情倾向。二者相互依存，是一种共生关系和同谋关系，是时间、历史的两种存在形态，以机构和机制等形式表现在事物中的历史就是场域，而以认知、评价图式存在与人身体之重的历史则是习性，两者只有在彼此获得对方呼应的社会空间内（本体论的契合）才能实现彼此的再生产和新创造。另外，资本是揭开场域生成性特征和再生产机制的关键概念，对资本的理解也要从关系主义的角度来具体展开。资本是场域内不同位置的个体干预场域已有配置的综合能力，是个体习性生成和再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只有拥有一定的资本，才能过在场域这样一个力量场内攫取和维持关系自身生存的一些利益，才有权力干涉场域内的资本结构变动，是自身获得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拓展。在资本占据者之间，竞争的逻辑是常规化的生存逻辑，这就牵涉到各资本主体的行动策略，这里的策略区别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缜密计算理性下制定的主观化策略，反映的是在具体场域中个体的实践逻辑，在身体层面表现为实践感（游戏感），是对场域运行规律（而非“规则”）的体验和感知，这种策略是个体全身心投入所属生活场域、经过历史沉淀生成的力比多自然驱使下的策略，掌握了这类策略，意味着对在具体场域中展开行动时的一些必要性要素或者是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了如指掌、运用自如。布尔迪厄的整个概念体系共同揭开了“行动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行动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黑匣子，概念的内涵中突出了一种生成性、经验性、历史性、反身性和关系主义，从而成就了他所谓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
资本理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构建其实践行动理论的重要概念。布尔迪厄对资本的解读借鉴了马克思对资本（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特性的分析，突出了资本的增殖属性和自我再生产特征等方面，他将资本区分为以下四类：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象征资本），分别代表对经济资产、社会关系、文化资源和人们对前三种资本的认可（承认）的占有权能。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身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一定的社会资源的占有，这种占有能够是行动主体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一些能力，从而在一定场域和领域内获得一定的权威，对场域的资本结构的变化、场域在更大社会范围内的权限产生一定的支配和影响，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制约了行动主体在场域内的行动策略，同时激发习性的创造性内涵，实现场域、习性和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的活力都在于其再生产机制的顺利运行，都是为了维持、巩固和延续相应资本占有集团的利益，因此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投资，从而获得所属领域和层次的利润，基于这一资本的逻辑，必然存在资本的垄断和不平等分布，其中包括资本占有的合法化问题，资本之间的转换问题（兑换率），符号暴力和普遍化主义便是这样一些社会产物（经济主义将一些事物的价值评价标准统一于功利主义的视角的合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把逻辑的事物当作事物的逻辑的经院理性死而不僵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风靡）。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在这四类资本形式中，不同资本的占有者、不等资本的占有者具有区隔化的资本属性，这反映在他们在具体场域中的实践行动上。社会资本指的是一种持久性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连接生成的资本形式刺激了各类资本的集中和集聚，是实现各类资本之间转换和交换的一种资本媒介。关于文化资本，他认为，在社会中存在以文化资本为形式的资本秘密流通，即资本不平等分布的社会状况在文化资本的平等分配假象掩饰之下获得代际传递和再生产机制的延续，从他在《继承人》中对大学生与文化再生产关系的分析，另外还有在对教育系统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和行动主体的身体密切联系，当通过教育等文化资本分配和积累的机制作用后，文化资本融入了场域中行动者的习性之中，从而习性成为特殊场域中的特殊资本的属性在身体方面的归并，简单来说，资本的不平等分配借助文化传播的机制和机构传递给了下一代，使得不等的资本属性造就了资本拥有者的不等的习性，从而实现了既有资本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场域存在的规律性的再生产，各类社会集团的利益垄断的延续。象征资本建立在对资本的承认基础之上，这种承认是对资本属性的承认，是对资本带来的权力和关系结构的认可，因而具有符号化特征和象征性本质，符号化导致资本占有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象征性赋予资本拥有者在某个领域的绝对权威。象征资本使即成的客观社会结构转变成为人们信念中的主观认知结构，实现了社会现实合法化的个体微观过程，
象征暴力是对权力统治的象征维度的解释，这种支配方式强调服从和遵守行为是一种认识和认可行为，本质上是要让将统治者的认知结构加以普遍化，诱导人们对抽象的理论或被普遍化的特殊理论产生一种无知的神圣性的膜拜，制造一种真诚虚构的神正论思想或信仰，和经院理性存在很深的亲缘关系。这种暴力形式带有一种符号化的刻板印象特征和制度性的正统属性，因此被统治者往往被困于纯粹知识性的解释系统之中，而不能跳出这种无知或无意识获得更真切的感知。比如，历史随意性的永久化塑造的男性统治，既可以政治化社会事件也可进行非政治化操作的商业化了的电视传播，对不同出身的学生进行制度性淘汰与选择，同时再生产出既有场域和资本关系结构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教育系统，美国极力输出展开全球思想殖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象征暴力的手段经常被大型商业集团、政治集团或一个民族国家所垄断，国家作为一个元场域，拥有最多的资本与相应的机构和手段，能够对经济场、文化场等各个场域产生绝对的压制性权威，因此，对象征资本的竞争最为激烈，都是意图以雄厚的象征资本为基础来发展持久性的象征暴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注重社会实践理论的重建，既超越了受现实利益制约导致的传统二元对立逻辑，又建构了一种新的总体性的社会科学，实在是对既有社会学思想的一种叛逆和反思，同时却拥有一种极大的科学胸怀。它把社会空间分为场域空间、习性空间和立场空间，通过参与性对象化，将已被客观化的事物也纳入客观化的研究之中，包括客观化的主体、客体和整个研究过程，这种反思性社会学思想背后的依托是一种彻底的历史分析，一种根本的怀疑精神，一种摆脱结构主义的固化思维后更宏大的关系主义方法论主张，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经验性。
布尔迪厄的实践行动理论的分析重心在于对实践主体所处的行动场域和生成性的习性，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也引导着他对社会的思考要把历史关系和社会经济条件放在重要位置，因此他的理论分析范式可以运用于具体的现实社会层次，无论是学术场、文学场、艺术场、政治场等场域，还是国际社会这个生存环境。在全球视野下，布尔迪厄主张抵抗美国模式输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入侵，提倡欧洲要孕育一种新国际主义（维持和重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欧洲，比如超国族的联合工会组织、文化独立性意义上的欧洲，防备犬儒主义）和新社会运动（具备一种普世意志和国际主义思维的社会运动，）。布尔迪厄认为，欧洲不应该盲目崇拜和顺从屈服于“全球化”的神话，让欧洲退化为货币的欧洲，陷入美国对世界“合而治之”的策略，而应该抵抗这种“普遍性之帝国主义”，具体要保持在学术场、科学场、经济场、新闻场等场域中的警惕性，保持场域运行发展特殊逻辑的相对独立性。
读书感想：本月读的都是布尔迪厄的书，读起来很流畅，感觉读书的时光愈加珍贵，有些书，只有自己用心读过，才有最特别最深刻的刺激和感受。
2015.9.24——2015.10.25田志达读书报告
书目：
《词与物》
《性经验史》
《不正常的人》
《知识考古学》
《这不是一只烟斗》
《生命政治的诞生》
《临床医学的诞生》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
福柯的思想聚焦于个人和社会的主体性问题，即社会同自身、同他自身在个体行为中认可和不认可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背景是特定时代的意识结构与政治系统对个人的身体与灵魂的新建构，本质逻辑是在对既有社会结构的解构前提之下基于人类与社会新需要的新建构，它要解答的难题是主体生存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异化”倾向，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资格之丧失，这一问题的阐释通过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逐步展开。
一、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顾名思义就是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沿革，采用的是通史的论述形式，意图追寻知识产生、演变的社会历史机制，阐明知识背后更宏大的历史关联，是最一般化和普遍化的考察方式，极大地区别于对固有的历史现象的内部分析，是对人类既有知识的质疑和清洗。知识考古学实际上是对知识所承载的人类社会话语的一种描述，但不是描述书籍、理论、学说等等，而是研究通过时间表现为医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等科学的神秘而复杂的总体。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希望能够阐述研究对象如话语及其档案的层次、出现的条件、并和与分离的形式及环节、变化的规律等等。福柯对人文科学——关于人与社会的科学——展开了考古学考察，关注有关词（语言）与物（实在）的秩序的不同观念体系，分析纯粹的秩序经验和秩序存在方式的经验，追究现代时期知识型的根源及其历史性的内涵，描述特定时期特有的认识论空间。任何具体领域内都有着一种理性的秩序，对一定的对象领域采取态度和行动的前提是能够使这个领域的对象具有可理解性，从而人类才能够更具自身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来处理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知识考古学的关注重心在于知识领域的发展历史中存在和当下正在形成的转换原则和也已完成的结果。福柯分析了三个典型案例：①疯癫之所以成其为疯癫，并非出于一种自然现象的组合，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定义，是所谓的文明对其不认可而排斥的对象领域的命名和界定，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一种“你有病，我有药”的文化建构逻辑）②《临床医学的诞生》探讨了现代意义上的医学，论述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与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症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阐明了医学科学从既有结构中不断结构并且随历史发展获得不同时代的特殊新建构的进程。③性经验史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压抑假说”的分析和颠覆，性倒错、快感、养生、家政、性爱、肉体、身体、女人、男童等对象的关注，都表明对于性的观念体系的变化与个体的生命、家庭的关系模式、犯罪等社会行为以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进程、政治演变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
二、权力谱系学
正如韦伯所言，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理性化的世界，理性主导了人的行为和思维逻辑。与理性建构下了文明相对的是疯癫为典型代表的“异域”，福柯持一种怀疑主义的立场，展开了对“异域”的深度解剖。他认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是一种断裂，一种改变和转换，这种断裂和改变即发端于理性的自我构建以及同时对“异域”的排斥和控制。对“异域”的分析角度能够避免陷入文明中既有意识结构的框架内而变成“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循环证明之中，从社会排斥拒绝而很少理解的领域入手，也更容易对权力运作机制形成的一般化过程做出详细彻底的认知。
对疯癫的时代定义和社会体验背后就是权力的分配机制，而整套机制的建构和运行过程同时也是知识的再生产过程。对疯癫的经验从表现为排斥、禁闭、流放到后来对疯癫等类同行为的特殊控制，如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医院的出现，而后发展到现代，则是从对疯癫行为的惩罚扩展和普遍化为对社会上携带危险可能性的人的规训与惩罚，这个过程经历了对不正常的人的内涵存在多样的描述，说他是对理性、道德和社会的秩序保持持续稳定表现出妨碍可能性的人，是没有达到当下社会对社会人的行为、道德、理性程度的成熟程度要求的人，是表现出重复性的机械式的行动、像儿童一样心理和行为幼稚的人，是人的一种退化的生命状态。本能的概念是不正常的人这一对象领域得以成立的核心支撑，揭示了一种转换机制，即从关注犯罪行为等不正常行为这种局部的分析转换为关注人的本能这种彻底的剖析，从而衍生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包括身体和精神——的持续细致地监督和审查。不正常的人是畸形的人、需要改造的个人和手淫者三类群体的汇流和变态，是现代时期的一种新界定，正是以不正常的人为工具和条件，提出了保卫社会的欲望，从而促成了知识和权力的结合，使二者分别获得了所需要的权力效力和科学效力，或者称为法律话语和真理话语的合法性，从而衍生出了规训的权利以及相配套的规训的技术和制度体系，对社会所有的个体进行持续稳定的监督与严格完整的审查，生产和再生产出理性权力的分割策略，对社会空间进行严密的分区控制，凭借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治理 术来塑造出一种关于人口的生命政治，意图制造出驯顺的身体以供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
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是福柯解读理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视角，在现实中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话语——知识——权力是一个相互解释和支撑的三角关系：权力表现为司法权力、规训与惩罚的权力和法律的形式等，它的顺利实现需要知识来掩盖它的超常的独特性，从而获得了社会成员的更宽松的容忍度，进而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再生产出更新的知识和真理话语。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建构逻辑相似，二者都是对社会既有的知识系统和权力体系的解构，对基础性的意识结构和权力机制的微观网络做一个解剖分析。
读书感想：感觉福柯的思想独树一帜，有点儿逆向思维和叛逆性，但是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生存状态问题，同时可以从个体、社会、国家等多个层面来审视福柯的思想，回去之后要做更详细的思考和总结。本来希望能够对福柯的思想做概括性的总结，但是最后发现总结总是存在不清晰不明朗、表达也不准确的地方，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理解福柯具体的作品入手，反复思考和概括。这次总结有点儿匆忙，福柯的作品还有很多没有看，主要是买不到，网上都断货一个多月啦，因此，福柯关于主体性的具体分析、关于国家治理层面的作品没有看，日后有机会再看吧。
2015.8.18——2015.9.24读书报告
书目： 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 《哈贝马斯精粹》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福柯： 《疯颠与文明》 《规训与惩罚》 《古典时代疯狂史》 从世界观的转向角度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现代性启蒙的一种新的阐释。 一、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建构 这里涉及以下内容，一个问题：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一个观念：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三种发展方向：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的后现代倾向；三条走出主体哲学的路径：形而上学批判路线、权力理论路线、交往理性范式；一个焦点：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在这里，我重点对“一个问题”、“交往理性范式”和“一个焦点”做一些描述和思考。 现代性之所以称之为现代性，必然是与传统历史的时代特征大异其趣，这表现在时代意识结构或者说时代精神的迥异，另外，一个时代在人类社会进化史上的存在感需要这个时代对自身做出意识形态层面的自我确证，这涉及到文化、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自我理解、自我表现等等。现代性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就需要拥有进行自我确证的工具和手段，借助这些工具，现代性能够对自身做出一系列系统性的规范性的理论规定。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中，对这类规定的辩护和确证涉及到了主体性原则、理性化原则、同一化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合法性问题、交往行为、个体化与社会教化的关系问题、宗教与科学以及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在哈贝马斯阐释上述问题的路径中，关键性的一点在于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换。这一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一场新型的社会启蒙逐步展开：①神学、宗教世界观向理性世界观的转化更深化了一步，交往理性替代工具理性，摆脱了工具理性孤立地将世界中的一切包括自身主观客体化的倾向，将对世界的认知和行动的依托放在了对主体间性的理解基础之上，这样更加接近于社会的真是情况；②交往理性更加突出语言沟通对文化统一性、社会一体化、个人的自我认同的建构作用，交往行为理性对时代的同一化构建使经验领域的对话共识取代了神话、宗教思想的先验性的同一化力量，使人们的认知和行动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社会行动成果、交往对话共识和对自身的理性反思，这就使自我确证的路径倾向于沟通交往中交互性的辩护和彼此承认；③时代的意识结构的重塑有了新的方式，这就是一种真理获得的路径和伦理规范的形成机制。对真理的获取依托于在“理想沟通情境”下的理性沟通，这涉及到对现实社会中权力要求的放弃，内部要求包括了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的要求、对社会世界的正确性的要求、对主观世界的真诚性的要求等三种有效性要求，利用言语行为中以言行事能力和非强制性的强制力，从而实现对真理问题的澄清和深度认知，这样一来，在真理这种高层次的意识对象引领下，整个时代的意识结构也就趋向于从交往理性行为之中获得再生与重塑。另外，现代的伦理规范的规定性的建构也开始呈现一种对话伦理的状态，在时代新规范的形成之中，个体的主体性原则在文化、社会、政治领域要求获得更多的更明确的尊重和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和责任分化也会适时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过程中不断得到调节和调适，而这一切都是在追求对焦点问题的更好的论证过程中实现的。④现代性并不是对传统历史实践的全盘否定，对于神话和宗教，哈贝马斯就认为可以对其中的精华和糟粕进行分拣和重塑，摆脱掉其中混沌不清的成分，保留并学习其中包含一体化力量的思想根源，用来丰富交往行为理性的社会同一化内涵。另外，基于交往行为理性的思想根本，哈贝马斯一直热衷于一种政治商谈理论的构建。 现代性的规范内容中的主导形成机制在于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系统三者的关系。生活世界的形成和合理化过程都需要与相互承认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体间性网络，借助主体间性的机制性作用，生活世界的三大核心结构——文化、社会和个性才能实现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的功能领域建构与运行，但是，随着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程度不断扩大，交往行为在的彼此承认和理解的成本和风险也在增加，因此依托于“特殊语言”即媒介来发挥理解、协调和整合作用的系统便应运而生，所以，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其实是功能性系统的母体，而母体的活力的发展则依托于其三大核心结构的进化。由于系统只是一种依托特殊媒介而得以发挥功能的体系，因此具有特殊性和局限性，只能对系统内部的事物进行单一性地调适，当他们触及到生活世界的三大核心结构领域内的因素时，必然会引发整个生活世界合理化运行的不平衡状况，这便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了。 二、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启蒙路径 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再启蒙，不是针对思想的演化而言的，毕竟这只是思想演化史中的一个阶段，它是针对现代性的社会建构所依托的思维模式的转化，简单而言，就是向主体间性思维模式的转换，这是相对于以往主体哲学把思维重心放在主体性上而言的，因为主体间性思维模式强调交往的交互性特征，承认的是具体表达的有效性。 主体间性思维是和同一性思想紧密相关的，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新的实现路径。主体间性本质上具有相互作用性，关注的是社会交往中的机制化因素，语言就是作为这样一种机制被哈贝马斯进行研究的。 哈贝马斯从普通语用学的角度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破除了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他把主体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与个体性等概念，避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同事也保留了启蒙理性的批判锋芒。 三、初识福柯 抛弃了狭隘的自然现象的描述和医学现象的观察，福柯将疯癫作为一种文明现象来进行知识考古式的考察，突出对疯癫这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的细致描写，指明了疯癫为代表的非理性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的矛盾，从历史叙事中提炼出一种知识考古学，一种权力谱系学。 对疯癫的时代定义和社会体验背后就是权力的分配机制，而整套机制的建构和运行过程同时也是知识的再生产过程。这其中包括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发展形态，表现在规训与惩罚的演变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时期，福柯为我们呈现的是有愚人船、禁闭所、各种酷刑和断头台等众多的意象，这个阶段对待所谓的疯人的方式是全部隔离，不管死活，对待犯人是肉体上的百般残忍对待，除之而后快；②第二个阶段是一种过渡阶段，对于疯人，出现了专门的机构——精神病院，采用病理学的视角来处理这个群体，对于犯人，则是有专门的监狱等机构对他们进行教养和技术化的精细管理，规训与惩罚的对象不再仅仅是肉体，而重心移向了灵魂；③第三个阶段是一种扩大化或者泛华的规训，特征是一种全景敞视主义，它超出了针对疯人、犯人等非理性活动者的管理领域，把眼光瞄向了整个社会的人群，将超法律的规训领域与法律的司法领域、纪律的规训与刑法的刑罚对接了起来， 规训与惩罚的社会历史是有关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权力以及知识的形成的各种研究的宏大背景，从司法或法律实践的对象关系的历史叙事中可以察觉到它同时也是权力关系的演变史和知识生产的一种机制系统，规训、权力、知识三者合一的综合体为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生产出来的知识掩盖了这一权力的超常的独特性，从而获得了社会成员的更宽松的容忍度，进而扩大了自己的效应。 读书感想：对书中所讲主题的把握越来越感觉得心应手，读过几本书之后基本可以做出自己的简明的复述，读一个大家的书，刚开始速度有点儿慢还是不上力，但是两三本书下来，速度明显加快，对书里面主旨的理解也不断深化，越来越能组织成一个体系，很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与韦伯的理论体系明显有一种对称的关系，看来对前面几位大家的阅读虽然过去了，但是思考不能停。
2015.6.22—2015.8.18田志达的读书报告
书目： 《合法化危机》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交往行为理论》一、二两卷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祖荫下》 这次读的主要是哈贝马斯的书，要搞清楚哈贝马斯的社会学思想脉络还有七八本主要的书要读，所以这次就借助这六本哈贝马斯的书来谈一下自己对哈贝马斯社会学思想的初步认识。 1、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思想源泉概述。作为哈贝马斯社会学思想的标志性理论，交往行动理论突出了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完整性。①在这方面，哈贝马斯从米德的交往理论中汲取了营养，认为在从表情中介的内部活动到象征性中介的内部活动再向规范指导的内部活动的依次转化过程中，行动者对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认知和行动位置有了越来越清晰准确的界定，对自我的认识和反思，对社会的结构化定义日益明确；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不是一种单纯微观视角的行动建构，这得益于哈贝马斯对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的批判性认识，迪尔凯姆对社会的研究强调社会的整体性，突出社会存在的整体结构对个体的约束和规制，认为个体要在社会中生存就要被迫无条件地把社会规范强制性地内化到自我之中去，哈贝马斯对这种强制性持批判态度，强调社会与个体之间，结构化作用和建构性影响的互动性；③关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借鉴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系统是社会行动者用来处理生活世界中复杂的关系问题的理性化工具，哈贝马斯的论述则更具辩证性，认为系统起初源于对复杂混乱非理性的生活世界中出现的问题的合理化处理，但是后来行动者越来越依赖合理化的系统构建起来的社会认知世界，这反而削弱了对复杂的生活世界的正确认识，生活世界蜕变成了系统世界的一种社会背景，对生活世界的态度和问题处理受到系统世界的规范约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过程”。还有其他的思想根源值得挖掘和思考，我思考的还不够彻底，所以下次汇报再详细论述。 2、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同一性思想的概述。哈贝马斯的社会学思想中强调了在复合的社会中对理性的同一性的追求，这种同一性既包括社会的同一性也包括自我的同一性，对同一性的追求提出了对包容他人与社会宽容的历史诉求。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①我要先交代一下问题的缘起。现代社会中自然主义的世界图景与宗教传统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其中包含社会中自我的客观化路径、一种精神的自然化方式、宗教信仰借助政治化展开的复兴运动，植根于对立传统之中的自然主义与宗教信仰缘何在这个时代的共存和相争，引发了对现代社会复合性与同一性的思考；②这一问题中思想历史背景是世界观的构建这一根本性问题，集中表现为神话世界观与现代世界观的比较。从神话、图腾崇拜，到更具体系化的宗教信仰，而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理性的自我理解，世界观的建构都突出了一种社会的完整性，都希望把对世界的任何元素的解释都统摄在统一化的世界观系统内，这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价值观差异、宗教冲突、党派政治等之中都有所体现；③可以借助什么路径来逐步实现或者说维持一种社会的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培育？道德和法律。道德是一个社会诸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规范，它们在人们的行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道德系统，具有强烈的社会内生性特征；法律则是具有较强的政治意味，在组织化的国家社会中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生更强的社会控制效力。④同一性的建构和维持必然要遭遇复合性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冲突甚至斗争，如何保持一种社会秩序的持续性稳定和良性发展，交往行为理论中有一点讲到了交往合作化的机制，这种机制在社会整体角度来说就是社会宽容的机制化。这表现在，信仰宗教者、信仰不同宗教者、不信仰宗教者等价值追求各不相同社会群体，政治追求互有差异的政党和社会集团，不同的民族国家等等，通过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系、国家宗教信仰政策、政党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对话交往平台如公共媒体、体育竞赛等、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来交换意见、协调行动，这些都是社会宽容诸多机制的建构尝试和过程。 3、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哈贝马斯对合法性问题的论述是建立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判断基础之上，从合法化危机的视角逐步展开的。①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叙事模式：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它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表现在具有较强组织性的各类机制系统，如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合法性系统、阶级结构等，他们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效力。晚期资本主义的增长衍生出众多的危机性后果，根据系统的类别呈现出不同的危机倾向：经济危机（经济事件政治化、国家计划性组织性）、合理性危机（利益对立、结构变革）、合法化危机（系统局限性、政治化的副作用）、动机危机（传统遭到侵蚀、机制系统超载）②合法化危机的论断。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下，合法化危机不再表现为单纯的理性化的过程，而是包括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内部的矛盾、彼此独立的社会系统之间、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等在内的运行危机，同时合法化危机状况交叉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价值危机等复杂的社会关系。 4、语言、交往，一种社会塑造的机制。表情、手语、象征性事物都曾经是社会行动中介，但是只是到了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工具，交往作为社会行动的主导机制，个体不再单纯地作为社会系统、社会结构的强制对象，而是具有一种主体性的社会建构能力。这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意识结构状况下个体在复合性社会中的自我理解路径，是形成主体通性的过程，而语言交往行为是这一过程发展的机制性元素。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在社会新状况的背景下，公共领域不再是阶级性的代表型公共话语平台，而是采取了一种民主的行事原则和运作机制，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各类交往机制来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感想：这次暑假读书太少了，没能完成原来的读完两大家的计划，下次要更加集中精神阅读。现代只要开始读一个大家的著作，就想快些把代表性的作品理出头绪，把理论脉络理清楚，搞不明白就无法开启下一个大家的阅读。总感觉自己的总结有些时候深度上参差不齐，有些触及到了大家的思想核心，有些则感觉在外围打转，有些散乱。
2015.5.15—2015.6.22田志达的读书报告
书目： 《金翼》 《礼物的流动》 《私人生活的变革》 《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 《第三条道路》 《超越左与右》 《社会的构成》 《现代性的后果》 《民族-国家与暴力》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一种对社会转型进行解释的社会学理论取向，是吉登斯整个社会学思想架构的内核所在，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是吉登斯观察社会转型的两个主要视角，国家、社会、个人是吉登斯论述现代化和全球化问题与实践时的行为主体，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与一定时期内的英国政治改革密切相关，他将有关社会转型的理论和英国政党政治、政府改革联系起来，提出了在现代社会一种国家改革发展的思维框架，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①关于结构化理论。它包括三个核心概念，即结构、系统和结构二重性。吉登斯将循环反复地卷入社会系统再生产的规则与资源称为结构，存在于人类的认知能力系统之中，作为一种意识被人类通过社会行动表现出来。系统则是社会关系跨越时空的模式化，是例行化过程的一种表现结果，是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实践活动，由于具有历时性特征，所以不同的系统之间和不同时代的同类系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结构二重性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组织，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通过反复被卷入行动之中去而获得维持和发展，在社会的再生产中时时会注入新的因素、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社会机制，所以结构二重性会表现出差异较大的社会存在形式。结构化理论融合了结构对行动的制约性质，也突出了能动性对行动再生产过程的建构作用。结构二重性突出的结构作为行动的结果和中介的二重表现，蕴含着对社会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同时暗示了结构的历史性、情境性特征，也表明结构一直处于行动的区域化和例行化建构过程之中。 ②关于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首先要说一下现代化的三大动力来源，即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应用。时空分离依托科技的发展和资源动员机制的革新实现了从在场到缺场的情境转化，为社会实践塑造出一种新的活动情境。时空分离是实现脱域的前提条件，而知识的反思性应用是我们应对脱域情境下社会行动问题的有效路径。其次要说一下现代性的反思性。这种反思性意味着一种监控、检验和改造，带有建构主义色彩，实质是破坏了传统等获得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而将社会科学的论断重新引入到他所分析的情境之中去。比如说，解放政治是一种关于生活机遇的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种关于生活方式或决定的政治，前者是在既有政治价值系统和现实框架中对生活机会的追求，后者是对政治价值系统和现实框架的根本性质疑。最后，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全球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时空伸延。是现代性的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督体系、军事力量在世界层面的表现和发育形态：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其中充斥着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矛盾关系和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和生存问题。 ③吉登斯认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主体是民族-国家、社会组织、个体化的个人，如此一来，就存在一个认同问题。对民族-国家来说，它经历了权力分散、军事和宗教式的意识形态控制、边陲模糊或领土权不明确、监控和行政的非系统化组织或组织懒散的传统国家形态，以高度官僚化的中央集权格局、主权观念的发展、频繁的军事殖民活动为特征的绝对主义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形态以鲜明的民族共同体观念、国家领土主权和边界的明晰和互相承认、国家主导下的社会监控和行政控制的官僚化、其统治依靠法律和对内外的暴力工具得以维护等为主要特征。吉登斯认为在现代化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的全球社会之中，民族-国家的功能和存在感在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迫切压力和情感诉求下更加得到彰显，国家应该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改革对社会的治理模式。关于社会组织，这是在吉登斯对公民社会的论述中强调的一点，他认为培育有高素质公民组成的公民社会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追求，公民社会可以作为与国家的合作伙伴共同对如今风险密布、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变迁中的社会进行治理，推进社会民主进程，规避风险，保障公民的生存安全。而对于个体化的个人，需要面对的是亲密关系的变革和自我认同的困境，关于生活机会的解放政治向关于生活方式的生活政治的转化和当下二者的混合杂糅，在经历了传统的消解之后的个体化个人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自我认同模式，从而能够获得自身对本体性安全感和生存意义的精神和情感归宿。 ④关于第三条道路，吉登斯把它定义为一种思维框架或者政策制定框架，包含了一系列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中社会转型过程中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原则性设想。其中，吉登斯讨论了在现代社会人类遭遇的五大两难困境，即全球化（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个人主义（个体独立自主与集体责任伦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左与右（个体自由主义与集体干预主义之间的交互混杂）、政治的行动主体（现代化与全球化情境下国家与公民社会中的自组织和个人都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又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生态问题（非人类社会内部而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挑战）。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吉登斯对他热衷的社会民主思想进行历史分析和现实性考察的结果，在吉登斯的思考中，他既保留了对意识形态中社会民主思想的警惕，更突出了一种在社会民主的实践层面上现实社会问题的拷量。他提出公民社会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影响逐渐增大，国家应该适时对自身的职能和社会治理模式做出调整，不能再局限于对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迷恋，应该拥有更强烈的问题意识，比如说，在福利国家的建设方面，不能再局限于国家一手操办，一味地对公民进行保护和照顾，而应该建构一种更具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的积极的福利社会，给个人自由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相对于财富的合理分配，更要着眼于社会财富的积极增长，塑造社会投资型国家，这关乎到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也才能不断提升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对来自全球化时代新型民主压力、文化多元主义、全球社会一体化压力的挑战。
2015.4.10—2015.5.15田志达的读书报告
书目：
《失控的世界》
《自反性现代化》
《亲密关系的变革》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社会学：批判的导论》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
这个月主要看的是吉登斯的几本书，通过这几本书的阅读，对吉登斯的社会学研究旨趣有了一定的了解。
一、首先是关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建构路径的猜想。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可以尝试从以下三条相互交织的建构路线来认识和批判：①社会系统或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②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型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③传统与现代（传承与批判）的关系问题。与三条路线相对应，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解答方法。
1、从“二元论”到“二重性”：解释学、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进化理论等思潮中内在的二元对立假设，包括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等。结构二重性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
2、从“单一解释学”到“双重解释学”：立足于二元对立假设之上的社会学的解释理论，或者持一种客观主义整体论的观点，认为个体的能动性受到社会系统的严格规制，或者持一种主观主义个体论的观点，认为个体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可以对社会系统进行建构。然而现实确实这两种情况的融合，而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行动逻辑和制度机理。双重解释学指的是，作为社会科学逻辑的必然组成部分的两套意义框架的交织关系，一方面是有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一方面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在社会科学的实践过程中，这两套意义框架之间始终存在着互相渗透的状况。
3、两组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第三条路线的导向）：传统与现代，地方性与全球性。现代社会是一种后传统社会，它的发展表现出一种传统的撤离和现代性对个体的吞噬。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正经历着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之后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变革，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是一种现代性的制度的反思性和个体自我叙事的反思性。吉登斯在这里将时空概念作为现代性分析的重要维度，阐释了个体从传统社会制度中的抽离和在新的社会时空关系中的入嵌，在其中个体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获取逐渐受到抽象系统（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反思性诱导。
二、其次是关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问题
由于还没有对吉登斯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学习和审视，这次只在这里做一个基本分析要素的提取，将在下一阶段进行详细地反思性认识。
①现代性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与制度反思性
②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与军事力量
③现代性全球化的制度基础构成：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与世界军事秩序
④现代性条件下的高风险后果：生态恶化，经济崩溃，极权主义兴起与核大战爆发
⑤后现代性的轮廓：技术的人格化，非匮乏经济，各层次民主参与，非军事化
⑥当代的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现代社会转型中个体对社会发展的反思性建构动机的表现，反映了个体对在社会发展中进行反思性自我认同的新追求）：生态运动，劳工运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
②③④⑤⑥存在一种一一对应关系，同时也存在一种逻辑上的层层递进关系。
三、再次是关于自我认同与现代性的反思性
吉登斯在《自我认同》那本书中提出，现代社会中的自我“存活于世”的大困境：联合相对于分裂，无力感相对于占有，权威相对于不确定性，个人化相对于商品化的经验。这几种反映在自我对本体性安全的追求和依赖是对社会中个体基本存在性问题的解答，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对这种解答的寻求。实质上这些困境逐渐促成了高度现代性的社会发展背景下个体日常生活的转型：私人领域的惯例性事件转变成公共领域的制度性事件，个体已不再是安然受制于传统安排的个体，而是如浮萍一般，要面对水下涌动的暗流和表层的烈风。
现代性的反思性源自于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传统的终结和自然的终结使得人类不能再依托原来的社会系统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整个世界在个人的现象世界中表现为一种失控的世界，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元素。现代性的反思性包含了个体对生活世界的反思性投射与社会制度的反思性建构。后者突出表现在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型：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这种转型依托一种自我的反思性的建构，是一种社会生活存在性参量的变革，这来源于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和现代性反思性的制度化。个体的反思性，是个体依托抽象系统的理性和指导，对新的生活世界的探索性和尝试性建构，是个体在宏大的不可捉摸的大社会环境背景下以个体生存为核心的一种努力。
现代性的反思性内在含有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吉登斯的再入嵌理论所阐述的对新的惯例化生活的建构以图给个体带来新的本体性安全感和存在意义，一方面，反思性内在地预示着一切惯例化的生活都不是恒久不变的，在如今现代性的猛烈刺激下，生活世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不确定性始终萦绕在个体周遭。
四、第三条道路的诞生（下个阶段进行论述）
感想：书读的少不好总结，一定要加快读书速度，有计划地有节奏地读书和总结。暂时放慢脚步，对一些古典时期和吉登斯之前的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回顾。
2015.2.8—2015.4.10田志达的读书报告
书目：
《货币哲学》
《文化、权利与国家》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西美尔文集：叔本华与尼采》
《西美尔文集：哲学的主要问题》
《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
这次准备以《货币哲学》为例对齐美尔的社会学思想结构做个小结。
一、关于哲学基础和认识论的问题
实在与价值作为一组独立的哲学范畴，成就了齐美尔的“景观主义”的逻辑分析视角。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某种自主的秩序来排列现实内容的价值世界里，个体依靠自身的价值标准对客观世界做出独特的判断，并在心理层面对现实世界进行一种相对应的系统的主观构建，这是齐美尔的社会历史认识论方面的一个特征。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可以追溯到人类生存的需要，但是在分离的态势下依然有着重新聚合的趋势，而中介物便是分离的体现和聚合的纽带，主客体分离产生了一定的可以借助中介物来克服的距离，因而也衍生出一种价值和美感。分离状态下，主客体之间不再是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客体的特性自成体系，其社会意义的获得也不再依赖于某一具体个体的个性，而是来自客体自身这一庞大的内生性系统在社会整体中的存在意义。主体与客体从分离中而产生的独立自主性，是个体自由的一种形态，因为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再直接粗暴地相互制约，而是凭借货币等这类内含平等性、将一切事物拉平化的中介物，这表现为一定的富有理智性特征的目的序列。
统一性、客观化和个体意志。齐美尔从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立场出发，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来源于个体意志的绝对统一性，这表现在虽然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人的认识是受到多重局限的，但是，每个时代人的知识都是成体系的，而且能够将客观世界的联系统一于个体意志的世界里。对现代社会的切身体验，令齐美尔对社会元素的客观化过程有了很深的认识，以货币为例，他认为货币从一个商品交易中介的角色越来越膨胀为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而且表现形式多样，有股票、证券、借贷等等，这种自成体系的系统有自己的一条运行法则，而且这些法则在一步步地反噬这创造出他们的人的主观世界，即个体意志。
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特征从交换追溯到价值是一种实证主义的逻辑，而从价值追溯到交换则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也更具启发性。齐美尔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互动的形式，因为形式通常是稳定的、一定时期内可以通用的，但是齐美尔真正感兴趣的是互动形式背后的社会关系。《货币哲学》中表达出，价值产生于主客体背后的复杂社会关系，这表现为主客体之间的距离感、客体的相对稀缺性、客体的可获得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具有价值，而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离开了交换关系和交换背后人与世界的各种关联性，价值便难以言说。
生命价值哲学。齐美尔谈货币、说陌生人、聊时尚，其中都饱含他对个体在社会现代性浪潮下的生命价值的思考。《货币哲学》中谈到，货币的形式无个性一方面造就了个体的自由空间，但其内容空洞性则造成了个体精神世界的日益匮乏，从而产生了犬儒主义和厌世情绪，更不用说货币经济构建起来的对个体身体和心灵的奴役，这包括个体价值的货币化、理智对情感的挟持，价值情感的追求湮没于单纯对经济意义的追求而不为人所察觉。
一种美学的认识视角。单纯从齐美尔的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疏离和对立，可以断言齐美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发展持一种悲观论调，但是在《货币哲学》中齐美尔说道：人类的发展就是持续不断地创造出与世界既感性又知性地相对应的新的可能性，并且创造出新的范畴评价这个世界。况且齐美尔的形而上学立场、辩证思维逻辑都在表明，他并没有下次断言，而是以一种美学的视角来把玩欣赏社会发展中现代性的诸多碎片化的元素，比方说，他认为货币经济扩大了个体的社会互动范围，促成了个体化的成果，让个体感受到未曾体验过的行动自由，但是货币经济中的理智思维、习惯性算计，金钱对完整性人格的片面粗暴地表现有未尝不是一种新的约束，这倒是很想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言：人生就是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
二、《货币哲学》的文化解读视角
在本书中，货币是触发齐美尔对社会展开哲学思考的基本元素，货币经济是齐美尔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归因，丰厚的哲学功底帮助齐美尔可以从文化层面对一个带有明显经济色彩的元素——货币进行一种升华到人格、灵魂乃至生命意义层次的思考，整体而言是在描述货币这一单一元素对现代社会造成的宏观上的文化效应。
在书中，齐美尔立足于对货币的经济范畴的认识，着眼于货币对现代社会中普遍性价值观念的更新、个体的自由独立人格、个体生活风格变化之影响，从现在的文化社会学角度看说，这是齐美尔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进行的一种灵魂上的体验和解读、精神或心理上的美学分析。
为什么说齐美尔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解读货币以及货币经济的？他又是为何能够从文化意义上定义货币和货币世界？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
1、货币是用来衡量商品价值多少的一个媒介物，而价值概念并非商品所独有，货币从经济活动中不断获得扩大化的经济意义，势必日益占据人类生活越来越多的部分，最后，货币也会摆脱单纯的经济内涵，而成为人们衡量其他类型价值的标尺。
交换，作为齐美尔对对价值追溯的更高一个层次，是经济生活中最普遍最基础的关系类型，而在这种经济交换关系的背后，则是与人类生存状态密切关联。
货币的符号化，即货币象征意义、功能性意义的增强超过货币质料的物质价值，这种强势的意义在经济方面突出表现在货币的信用特征，在社会层面则反映出社会个体之间相对关系的符号化，这种意义的赋予来自个体主观上对客观世界的形而上地自主构建。
2、货币价值从质料的物质价值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抽象的功能性价值的转化，例如经济中的个人对市场动态的心理预期便不是单单是对经济要素的考虑，而更多地要考虑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现代性地发展，使货币不再单单是商品交易的中介，而是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比如说，毫无超大物质价值的纸币、证券、电子货币俨然是在国家政治权力担保、特许权利（如铸币权）、稳定的社会秩序等社会常态下对未来时空下获得预期利益的把握，是一种权力承载物、是文化观念的一种具象化形态。
3、个体存在与财产占有是密切相关的。身处经济行动目的序列中的货币，拥有一种独有的整合人类思想观念的路径，货币作为经济交换工具的升华，使得手段替代了作为目的的商品交易和财富增殖，获得了一种现代社会中财富最佳代表的角色，对它的衷情和迷恋，逐渐使具体个体的个性化特征不断去人格化，对人格做出一种不完整地表达，对社会中一起事物的价值评价标准也呈现一种拉平化趋势，群体共性的魅力远远超越了具体个性的价值。货币使人类的原本主客体灵魂相溶的状态趋向于一种原子式分化，呈现出一种对人类社会的新型构建。总而言之，情感价值（文化内涵）逐渐被货币价值（经济意义）侵蚀和蹂躏，人格、精神、灵魂、意志等的统一性不断被藐视和破坏。
4、个人的生存状态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需要从中获取生活的各种物质资源，但是生存状态并非仅仅是物质在个体中的堆积，如吝啬、奢侈、守财奴的现象。个体自由是人的生存状态的一个集中体现，表现在个体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和控制能力，即主观文化的本质内涵，在社会发展中它遭遇了来自客体脱离主体的客观化过程、社会劳动分工对个体身心的区隔分化、货币经济运行法则对个体思维逻辑的同化的挑战，理智（唯智主义）、货币经济、客观文化系统使得以往的概念、精神、规律等社会运行法则失去效力和合法性（这是一种历史——心理序列的逻辑），任何一个具体成员的社会存在意义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转化成了其贡献的单方面客观性意义。
5、个人价值获得一种货币等价物，如偿命金，以货币来衡量和抵偿个人的价值，把个人的价值化约为一个货币数字，抛弃了对个体价值的灵活感知，屈从于客观化标准的机械裁定。齐美尔有言：现代社会的文化状态对一个绝对的终极目的有着强烈的需求，却并没有终极目标所必须具备的内容。货币便是一种对绝对终极目的和价值的一种尝试，但导致的却是一种片面空洞的发展，失去了人格灵魂层面的文化内涵。对于这种人的价值与货币价值简单等同的现象，齐美尔并没有一味地否定，只是指出其中非良性发展的部分，因为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就是持续不断地创造出与世界既感性又知性地相对应的新的可能性，并且创造出新的范畴评价这个世界。
6、货币经济对生活风格的影响，是通过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思维的理智至上、得失的习惯性算计等路径来施加的，使得个体的风格不再具有具体个性化的特征，而是更多表现为个体所在群体在社会总系统中的个性化特征，从而个体不再不可替代，变成了群体的一个代表而已。理智功能对情感功能表现出一种强势，理性主义在经济、法律层面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的姿势，它们超越了个体，成为了对个体的一种客观性规制，自我与事物之间距离的变化创造出并展现着千差万别的生活风格，但是距离不会一味地增大，还存在一种距离缩小的现代趋势，这是背后个体意志统一性与客体客观化之间的张力所致，货币在这一双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示范性、先导性和主干性作用
感想：无论是迪尔凯姆、韦伯、还是马克思、齐美尔，他们都对其所处时代的人的生存状态充满学术性的关怀，也许这是促成他们能够对社会发展中的时代精神做出独特解读的一大因素，所以，从事学术治业的我们应该立宏伟高高尚之大志，深入社会朴实的生活之中，关注民生乃至人类命运。 2014.12.23——2015.2.6读书报告
书目：
《民主四讲》
《道德情操论》
《通往奴役之路》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这一段读的书不是很多，感觉自己读得还不深刻，这次总结分三部分，分别针对三本书谈谈自己的感想吧。
第一本书是《道德情操论》这本书是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论著，主要涉及行为的合宜性、优点和缺点、自我评判、赞同与不赞同以及对美德和道德哲学体系的论述，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阐述过程。
关于行为的合宜性，斯密认为，我们是通过别人的感情同我们自己的感情是否一致来做出他人行为是否合宜的判断，这就需要个人拥有同情他人的能力，斯密认为同情是人类的天性，是个人借助想象力对别人的幸福或痛苦处境的一种心灵上的感知，这是一种不完全的感受，同情感并不能给个人带来与处于特殊处境的他人同样的情感体验，但是却能够帮助个人加深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和判断。
在书中我们会发现，斯密将天性、命运、神性看作道德情感的根本来源，但是从对合宜感、优缺点等主题的论述可以察觉到，斯密对道德情操的论述是站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视角逐步展开的，因为合宜感是个人对他人行为的合乎社会一般性规则的程度的判断，优缺点以及随之而来的报答与惩罚也是个人对他人道德品质的一种二元分化逻辑的定性和类型学划分，这更突出的表现在斯密对自我评判和责任感的论述中，斯密认为，在我们进行自我评判时，我们努力像我们想象出来的客观公正而无偏见的旁观者可能做的那样来审视考察自己的行为，诉诸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伟大的居住着，依托对内心的那个伟大法官和仲裁者的无上尊重的情感来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做出合宜性的判断。介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责任感也是自我判断的一大标准，斯密将个人正义、仁慈等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称作责任感，而且在这类一般行为准则的驱使下，责任感往往成为我们情感取向和行为倾向的唯一原则，例如个体利益严格顺从于集体利益的实现这一价值取向。
在对道德情操的论述拓展开来的时候，斯密始终坚持一种二元对立的阐述逻辑，包括幸福与痛苦、幸运与不幸、优点与缺点、报答与惩罚、赞同情感与反对情感、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这是一种情感或行为状态的两种极端，斯密认为处于两种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是个体生活中的正常状态。这种二元对立的解说，也是在为斯密对社会秩序和幸福观提供理论支撑，斯密认为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稳定、社会等级的区别和固定，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人对前一种人自然怀有的敬意之中，即对幸福的人、幸运的人、拥有较多美德、值得报答和给予赞同的群体的尊重和成为这类群体成员的无限期望之中。另外，斯密认为个人的幸福本质体现在内心的安定与宁静，而获得这种安宁的途径在于拥有值得被人赞同和报答的美德和成为众人尊重及期望成为的那类人。
关于道德情感理论的建立。关于这一问题，斯密提出总体上要考察两个问题，即美德存在于什么地方？也就是美德的本质问题；内心的什么力量和功能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品质？也就是赞同本能的根源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斯密对关于美德存在于合宜性、谨慎、仁慈之中这三种理论倾向进行了评述，认为这三者囊括了对美德本质的解说取向，但不能讲美德的本质归于三者中的任何一种，因为三者都存在一种美德导向上的价值偏见。关于第二个问题，斯密对把自爱、理智、情感分别作为赞同本能的根源的理论做了回顾和评价，可以感觉到斯密对自爱和情感这两种根源理论的认可度高于对理智根源理论的认可。
第二本书是《通往奴役之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资本主义世界的广泛的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界对于中央计划经济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而再这样的环境下，出于对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深厚情怀，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对良序社会运行的观点，对关乎社会运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做了自己独到的阐述。
首先，我要把哈耶克在本书中的主要观点做一个综述。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不能轻易的离弃发源于英国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传统文明，盲目地屈服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式社会运行逻辑，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只停留在苏联和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那个程度上，更无法预料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诞生。对于社会主义，哈耶克将它当作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式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模式最终趋向于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和扩大化，最终会威胁到个体自由和幸福的实现，使人类社会从文明时代后退至野蛮的时代。
暂且不论哈耶克是出于阶级立场和利益的考虑还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拷量，他在本书中谈到了社会运行中的一些经典命题，当然，这些论述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特征之间的对比为核心展开的。
个体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之间的对比，哈耶克认为计划体制的绝对化会严重地无视个人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这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是个人从束缚他日常活动的习俗和成规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法治下的自由社会；哈耶克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才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社会主义计划制度使个人的生产生活严重地受制于集体，最终是受制于中央当局，从而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文明下的有局限的个体自由被社会主义所宣扬的全体社会的自由所取代；哈耶克认为，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存在于社会个体之间的竞争机制之中，而不是中央当局的全局性社会控制之中，竞争机制个体可以凭个人实力获得部分自由，而在中央当局的极权主义式的绝对垄断控制下，个体没有任何话语权和讨价还价能力，只能任凭当权者的摆布。但是，哈耶克并没有全然地否定计划的必要性，只是他要求社会运行的主要协调机制应该是价格与竞争机制，而计划必须服务于竞争协调制度，随之而来的便是个人竞争下形成的民主代替计划体制下的个人独裁专制，以公认形式法律下的规则来限制社会所有成员行为的法治代替计划体制下单纯追求实质理性的当权者的最大酌处权。
总之，哈耶克坚持的社会发展的态度是坚持欧洲现代文明诞生以来的以英国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不能全盘否定这段文明的价值而从头开始走中央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也许正如哈耶克所言：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我们在社会发展中确实需要对自身的观念和意志的倾向有所警惕，适时反思，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要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包容对立思想的胸襟。
第三本书是《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本书读得有些散漫，暂时还不能做一个系统化的总结，所以这里就以下几点谈谈感想。
齐美尔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是个体社会化的形式，而在齐美尔的视野里，社会中与个人生活与灵魂有关的任何社会存在似乎都可以对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形成独一无二的影响。社会化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本书中，齐美尔对社会化的形式条件进行了几个范例式的论述，包括群体的量、空间、社会界限、感官等因素，从中可以感觉到齐美尔所言的社会化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对其他个体的物质层面的彼此接触和灵魂层面的相互感知。任何一种社会化的形式都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形成一种客观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对个体的社会行为形成外在约束，最终成就了一个社会。
社会分化是齐美尔研究社会现代性的一个主要切入点，立足于群体的扩大与个性的培养，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劳动分工不断专门化和细化，社会群体的类别也在层出不穷的个性的刺激下不断增加，同时与作为客体的物的疏离也导致了个人的人格分化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性个体，这是一个“旧社会”破裂和重塑“新社会”的过程，这突出表现在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分野以及两种文化的多样化趋向的变迁：货币经济促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主体再也无法直接决定客体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主客体组成的社会内部的运行规律，也可说是主体对客体的影响不再是直接地一步到位的作用力，而是会受到越来越细致的专门社会分工系统的制约和导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工系统的不断演变促使文化产品日益成为一个本身相互关联的世界，这被称为文化内容的客观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原动力在于社会劳动分工造成的文化内容的专门化形态，即功能性分工导致分化的文化，最终导致社会产物形成过程的完整性与行为主体心灵的统一性之间从融合到分裂的变化。
读书感想：这个月读书是一种心如止水的感觉，读起来书心里很宁静，只是有一种感觉，往前走着走着遇到了一面墙，有点儿迈不开步伐，我想应该是因为心不够沉静，积累不够多，心里却想尽快把想读的书一口气读完，所以有时候心里有些躁动。接下来还是要系统地读书，一家一家地读书，多思考，坚定地走下去 11.18——12.23田志达的读书报告
书目： 《经济与社会》下卷下册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于佛教》（在读）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一、韦伯对欧洲中古世纪非正当性支配的考察 支配，指的是发布命令者与服从命令者之间有意义的相互关系，双方的行动都会以这种预期为取向，支配的实现建立在支配预期对社会行动者的有效性基础之上，期间传达出的是遵守某种支配秩序的预定意义。 韦伯对非正常性支配的论述集中于欧洲中古世纪，而且始终伴随着对城市共同体的关注，因为从韦伯经济社会学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知道，他认为那个时期的城市产生的动力之一来自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繁荣，而商品经济的竞争、平等、自愿等交易法则孕育了一个以商业中心为标签的城市共同体。在这个城市共同体中，有来自不同氏族群体的成员，当城市的发展受到来自封建领主和宗教教皇的强制性权力干预的时候，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考虑，不同氏族的成员会摆脱氏族的纽带，相互达成契约，形成一种兄弟会联合体，成为与封建王权、封建贵族、宗教势力相互独立的一股社会力量。这是一股政治力量，他们要求选举权、司法权、行政权、军事权等政治权利的独立性，实行城市自治。 非正当性支配是一种不稳定的、未定型的支配形式，当各个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归于平静，他就会向正当性支配转化，同时会衍生出与特定支配类型相匹配的行政体制，原本依靠超凡魅力、军事强制或外力威胁下成就的支配会逐渐转化为家长制、家产制、封建制、等级制等政治体制下的支配形式。在这种转化过程中，行政体制经历了一个逐渐理性化的过程。官僚制是典型代表，行政在这种体制下会呈现程式化的特征，政治社会秩序会稳定下来，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对城市自治权的逐步剥夺的过程，城市会失去自主性的独立状态。 二、韦伯的跨文化宗教社会学研究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考察了中国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之间的内在关系逻辑，通过对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体制性格的论述，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的伦理内涵的分析和对中国士人身份群体生活方式的分析，揭示了为什么在古代中国没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 在本书中，韦伯从两个方面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了解构，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制度的基本面，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的儒教、道教的伦理体系。 中国的传统主义制度系统在中央集权的和平主义大一统下具有经久铸成的迟钝感（惯性），如果没有强大的反传统的革命性力量，这种状况不会有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先秦的家父长制到秦朝以后的封建制，统治始终以魅力型统治和传统型统治为主导型，士人阶层甚至愿意臣服于任何同意按照传统来进行统治的政权，即使是由篡权夺位而成的政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同化。在这样的政权中，等级性的官僚组织掌握了支配和行政的权利资源，从而产生了一个官僚特权群体，他们垄断和维护着共同的既得利益和社会传统，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即是遭到了官僚利益集团的阻碍和破坏。中国的城市不像西方中古世纪那样从商业贸易中产生出来，而是作为国家的行政中心建成的，缺乏如西方城市一般的司法、军事自主权和自然生成的市民阶层，对中央政权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臣民对政权的反抗性暴动一般也仅仅止于在赋税徭役方面的负担能够减轻，而不会想到争取永久持续的特许权，这说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臣民并没有热切渴望民主的习惯。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受到来自氏族和村落的管理和保护，基本生活基本能够得到保障，小农经济的存在将劳动力束缚在了土地上，而拥有较多土地资源的地主豪绅并没有意愿将拥有的资本进行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投资。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国，经济运行所需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都掌握着政府和氏族手中，安稳的生活也不可能催生出对经济利润的强烈欲望，在经济层面不存在有机地资本积累和增殖。 儒教主张礼治，追求稳定的社会等级秩序，是入世的俗人道德伦理，是要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的生活哲学，为俗世上受过传统典籍教育的士人提供了一套政治准则和社会利益规制，而并不像西方的宗教一样是由内而外的灵魂救赎行动。儒教的“礼”带有警觉性的自治、内省和谨慎的特点，试图摆脱俗世中不合理的欲望，从而能够融入此世，把握住现世中的种种生活机遇。封建制度以荣誉为基础，家产制则以恭顺为基础，维护和增加自己的身份荣誉，遵行恭顺的礼仪，是儒教伦理中规制君子行为的原则性内容。儒教认为经济求利欲是不合理的欲望，虽然不是绝对的拒斥求利行为，但是认为求利行为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会威胁到君子追求的那种有教养的身份理想。儒教所追求的君子理想核心在于德性修养，要求避免美的诱惑、对朋友关系的忠诚、对典籍的细心研读，在现世生活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具有一定的禁欲色彩。儒教伦理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具有和平主义的性格，因循传统伦理纲常，儒教的理性并不彻底，从祖先崇拜和把天命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可见一斑。 士人阶层是儒教伦理的担纲者，系统地接受了儒教传统典籍的熏陶教化，成为儒教伦理在世俗生活中的推广者、捍卫者，用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来培育自身独特的身份群体性格，这种性格是全体士人的共同精神气质。士人阶层因为受过世俗系统的人文教养，在传统中国被认为具有一种克里斯玛型人格，有资格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制内，成为上流阶层，这个身份群体的生活展现出儒教社会伦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优越性，反过来这也促使士人阶层对传统伦理与政治体制的顽固的维护。 新教伦理的出现是对西方传统宗教教义的一种背离，而恰恰是这种背离为资本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伦理支持，那么作为传统中国的宗教异端之道教是否能够提供这种衍生出有规律的生活样式的中心力量呢？道教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进行了对泛灵论中各路神灵的整合与对巫术的条理化解释，主张个人救赎，而且也只能自我救赎，无法用和儒家一样的传道授业来影响他人。道教追求出世隐居、长生不老，避世无为，老子所言的神圣性概念与儒家的理性去魅下的君子理想形成鲜明对立，道家哲学是漠视现世，儒家则是适应现世、改良现世。除了儒道两家的不同表现出离经叛道的道教并非具有理性化合适的推动者，世俗世界作为儒道两教信徒与思想存亡的载体和依托，决定了两家都具有的传统主义性格，在传统稳定的社会秩序中谋得一席之地。 儒教是从世俗社会伦理中衍生出来的一套哲学，而清教是从原罪说透射出的人与上帝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精神世界的塑造；儒教神圣化了社会伦理，清教在神圣化的宗教伦理诱导下改造社会伦理；儒教主张适应现世，固守传统，现世的追求是士人最终的生命意义所在，清教提倡改造传统，用理性主义支配现世，以图在彼岸世界能够获得救赎。 不同的宗教伦理影响下的社会伦理也不同，民族的经济心态也有所不同，儒教求稳，求秩序，其理性主义元素都是为了维护传统主义社会秩序；清教求变，求改革，其理性主义是为了建造一个新世界。至于背后的历史文化元素，我还需要细细琢磨。 感想：这个月读书心态比较平静，书中的内容也看得进去，对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有了一个系统性的认识，只是这个系统还是个轮廓，不够清晰，很多细节和逻辑链条还是有些凌乱的。有个感觉是，书越读，问题越多，不过我就守住一点，按部就班地阅读经典，读进去，常常回过头去带着新的问题再阅读一下。苦恼的是速度还是上不去，我想是因为以前读书还不够透彻，很多逻辑性的东西训练的还不够娴熟，计划抽时间写一些小总结，让大家伙儿帮我找找毛病，提提意见。这次总结还是不如意，应该是没计划好时间的缘故吧，这个问题得改改。
10.10——11.17读书汇报
本月阅读书目：
1、《污名》
2、《社会科学方法论》
3、《经济与社会》下卷上册
4、《公共性的消解与重建》
一、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理性化思考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作为具有主观性的研究者，应该如何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针对这个问题，韦伯首先说明了经验科学中经验现实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他认为，我们从经验现实中获得的经验认识，是和我们认识过程中所持有的价值理念紧密相关的，在不同价值理念的诱导下我们会看到经验现实的不同局部情况。另一方面，对价值理念的理解是从我们可以经验到的现实出发的，但不能仅凭经验到的局部现实来证明所持价值理念的有效性。因此，对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有效性的验证需要考虑到价值理念的认识有限性和具体根据的不断变迁。
为了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有效性，韦伯借助提出了因果多元论、价值中立和理想类型三个理性化原则，保证研究者的理性认识能力。因果多元论认为社会学作为经验科学探求的应该是社会现象背后的具体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线性的单向性规律，要清楚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殊性与主观性；价值中立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要分清应然与实然的界限，在合适的场合进行价值判断，避免客观有效性受到主观价值判断的干扰和误导；理想类型是研究者借助先前积累的经验知识在主观上构思的一套规则系统，按照这一系统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客观现实的发展方向会接近这个类型，从而通过审视现实情况与理想类型的差异来更明确地判断研究对象的发展状态。
我的看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件主人公的价值判断倾向，了解他做出的实践评价的具体因果，从他的立场和思维来推演事件发展。从比较普遍化的层面来构思理想类型作为分析工具，保证价值中立的学术规范。
二、政治领域的理性化过程
第二部分，我想就《经济与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学部分谈一下对理性化的思考。
在政治变迁上，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内在表现为权力结构、支配结构、统治类型方面的变化，外在表现为家长制、家产制、等级制、封建制、官僚制的演变过程。政治的理性化过程是一个由人治到法治的过程，是个体受神学、传统、魅力统治发展到受法理统治的过程，权威服从的对象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套规范，这是一个主体理性觉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支配的正当性衍生出相应的支配类型，支配类型可以分为经济权力的支配与权威支配两种，经济权力支配有向权威支配转化的倾向，权威支配又分为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三种形式。
政治制度层面的理性化过程表现在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的矛盾关系之中。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可以说是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在制度层面的表现，理性化的特征是突出社会行动的明确性、计算性与可预测性，增强行动者对事件发展动态的操控能力。然而形式理性化的客观有效性是受到实质理性化的制约的，同时实质理性化也要通过形式理性化才能高效率低成本地得到实现，前者犹如人的躯壳，后者犹如人的灵魂。
当形式理性化脱离了实质理性的内涵，空有躯壳而无灵魂，社会制度反倒成了“理性化的牢笼”，韦伯论述官僚制时，指出官僚制度的理性化设计在重视形式理性化的同时，削弱了社会行动主体实质理性的动机，从而产生出类似于马克思所言“异化工人”的失去主体性、创造性的社会行动者。某种程度上，这是韦伯对社会理性化过程的反身性思考。理性化一方面增强了社会行动者的在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行动力，另一方面却又对社会行动者形成了新的约制，理性化的两难困境导致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持有一种文化悲观主义态度。
上次读书会之后，感觉有些部分未能读懂，于是又花费了几天时间。本月新读的书实在太少了，量上不够，也难在质上有所突破。主要是因为我把半个月的时间花费在了外出调查上，这么一折腾，心也不容易平静下来了，所以看书速度和质量都受到了影响。另一个问题是，读书不够紧凑和连续，不能在短时间内深入理解书里的内容。每次在开读书会之前，总是在纠结，纠结不知道该怎么总结才好，纠结这一段又没有新的突破，没有圆满完成计划，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免有些焦虑，焦虑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焦虑会辜负自己的选择，其实，心里很明白，读书不能这么瞻前顾后，心存杂念，要端正读书态度，研究生生活应该以读书为主，自主学习。只有每次在图书馆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心里才真的拥有一份难得的平静，能够感受到一种祥和之气，眼观世界也有一种空灵的感觉。每一次读书会是一个月的结束，更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月都要努力比上个月进步一点点。最后用两句诗结束总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8.1—10.11田志达读书报告
本阶段阅读书目：
《共产党宣言》
《社会经济史》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
本次报告主要内容：
一、 对韦伯社会学部分概念的认识
韦伯把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且指明社会行动背后内涵中的两个主要因素。其一，社会行动是基于社会关系而发生的针对他人的行动；其二，社会行动中蕴含了行动者对于行动的主观意义之界定，故而，韦伯在社会行动方面要强调的是社会环境和主观意愿对社会行动的形塑。结合对欧洲多国历史和世界各大民族的深层认知，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即目的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
理性化是韦伯对从封建社会的衰亡到资本主义的诞生、从宗教统治的没落到个人主导行动的过程的本质性解构。韦伯认为社会行动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这是行动者的行动取向上的区别，在不同的行动范畴中，社会行动的理性化也有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分别。理性化过程是个人从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学思想的双重束缚中逐渐解脱出来，而且利用货币计算与评估，顺应新的社会劳动分工趋势，借助科学技术等新的生产力来自主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参与国家政治与经济变迁的过程。
人类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社会，个人的社会行动必须要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外部制约和对行动者主观上的影响，而社会行动的正当性概念是集合了主客观因素的，对最终的社会行动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这就涉及到社会秩序问题，无论是风俗习惯、惯例族规，亦或是乡规民约、制度法律，这些都是正当性的基础，是塑造人们头脑中正当性观念的因素和正当性观念的一种外化形态，借助它们，行动者在做出社会行动之前，就已经可以计算和估计出他的社会行动在一定发生概率下所导致的社会结果，从而可以对社会行动取向有所取舍和理性规划。
社会行动的取向和效果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同时社会行动的整个过程也在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变化。韦伯依据社会行动的取向是基于社会各方同属的主观感情还是基于理性动机下的利益平衡，把社会关系分为共同体关系和联合体关系，前者是出于整体情感和价值考虑的行动，是在共同体思想意识控制前提下社会行动建构的社会关系类型，后者则是出于个人理性和利益考虑的行动，是在个人独立、自主意识导向下的社会行动建构的社会关系类型。
二、 韦伯社会学思想小结
在《社会经济史》一书中，韦伯追溯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史，探讨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的特有社会历史条件。本书中，韦伯谈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的农业和工矿业，其中涉及封建领主制度、庄园制度和工业、手工业的经营组织形态的变化——从家庭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工厂的形式，韦伯在里面贯穿了一条讨论的主线，即当时社会制度和经济形态造就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及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控制权的变迁。在其后的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的论述中，韦伯讲述了商品经济和货币、贸易对当时社会旧秩序和旧观念的冲击，详细说明了商业经营形式的演变过程，展现出这样的图景：个体和商业组织从封建领主统治、宗教束缚、庄园制压迫下解脱出来，变成了独立、自主的商业个体，为获得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展开竞争，形成了一种以货币计算、经济理性、私有利益考量为主的社会行动新的主导性规则，使得旧的庄园、领主无法依托现有的资源而存在下去，商人制定的商业规则逐渐掌握了形塑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主动权，无论是昔日的大庄园主、国王，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都在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被迫接受商业社会、市民社会的运行规则，并在胁迫下的社会行动中不断强化这种新型的社会运行法则系统。
韦伯的学术研究有一大特点，注重文化比较研究，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方面，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表示他比较的对象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侧重点是考察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韦伯认为，当时的世界，宗教对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的塑造起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从微观上说，就是沉浸在宗教社会生活中的人性的变化都在受到宗教的牵制，社会行动的正当性依据很大部分来自于宗教教义。当宗教为控制人的社会行动而精心打造的神圣世界遭遇物质世界釜底抽薪版的生存威胁时，在宗教世界支撑下生活的社会人也不得不对长久以来坚信不疑的伦理规则进行变革，以图适应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这个过程就是宗教伦理和世俗道德之间的互动过程，放在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精神逐渐形成的过程，其中就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作为天职的职业观的形成。
宗教活动支撑下的神圣世界需要物质生产支撑下的世俗世界作为载体，这是一种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联性，正如老子《道德经》第二章所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宗教对社会秩序和个人社会行动的调节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宗教伦理，这种伦理系统在社会行动的取向上起着主导性的影响，和当时的封建领主统治和庄园经济相互契合，维持着固有的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状况，直到封建式的剥削方式不断残酷乃至商人群体无法依托商业固有的经营形式存活下去，这种阶级矛盾也变成了社会变革中的新的主要矛盾。
我们都知道，封建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来自生存资源短缺和宗教思想桎梏的压力总会是部分群体被困厄在固有的社会身份系统内，世世代代不能流动到更高贵的身份群体中，这其中的症结，就是不同的身份群体对不同资源的不平衡的处置权或控制力。这种不平衡，简单些说，是历史演变的积淀，详细了说，是宗教等历史诸要素的合成作用的结果；不同身份群体对其成员身份名下拥有的资源具有公认的和实质的垄断权，以致不同身份群体彼此呈现一种比较优势，比如：政治优势、商业优势、文化优势、军事优势等等，这种优势的增强和延展，最终衍生出不同的共同体或利益集团，如政治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法律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从而产生不同类型共同体之间的长久对抗，这也是新的政治世界形成的矛盾过程。
由于还没有阅读《经济与社会》的第二卷，所以不能对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做出总结，但《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一书让我透过中国的单位制对科层制（官僚制）有个一个感性的认知，当然我们不能把单位制和科层制完全等同。在该书中，作者并没有将思维拘泥于对单位制的简单描述，而是打破人们对单位制中平均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虚幻和肤浅的认识，突出讨论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将对单位制的研究放在了个人与社会一般关系的研究视野之中。书中指出，历史的发展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发展，是一种个体化的过程，即个人从氏族、宗族、家族中国解脱出来，以独立、自主的个体角色生存在变迁中的社会之中。个体的个性更加突出，从只是整体的一部分而附属于整体到以独立的个体联合而成就一个整体，这样的转变和韦伯所言的“共同体关系”和“联合体关系”有些类似。书中将单位制作为一种准身份制，生活之中的单位人的一生都依赖单位而延续，由于单位掌握了个人生存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以单位对单位人有一种很强的约束力，甚至有时候对个人的生活有一种胁迫的味道，这中困境似乎可以作为韦伯关于“理性化的铁笼”的论述的经验性依据。
法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给社会行动提供的典型的正当性根据，它的产生不是由于政治原因、经济利益整合而随意的编造，而是在法律中的规则已然产生并且得到社会认同之后，在既有社会基础上水到渠成。当然，法律必然和政治竞争与经济利益牵连甚广，因为它是社会共同认可和接受的规则，所以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希望能够将自身的权利诉求写入法律，从而获得一种合法性或正当性，以图在社会行动中能够拥有确定的权力即稳定的资源处置权，这一切都是为了长久地持续地维持和扩大自身的竞争实力。
在对经济行动的认识中，韦伯融入了宗教伦理对社会行动的影响，并结合理性化概念对经济领域的效用、市场、货币、贸易等个性化方面进行了详细解释，突出表现力计算精神的发展和现代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对传统社会主体如家族、庄园的冲击，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经济伦理系统，而这套伦理的诞生是源自于商业和宗教、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博弈，最终关系到个体生存根本问题的物质世界占据了上风，迫使出世的禁欲主义观念妥协而允许宗教使徒们也要步入世俗，从事以往认为低俗的生产活动，当然包括商业贸易、货币经济活动。
在我看来，韦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就是社会秩序，这涉及到社会支配以及支配的正当性问题。正当性支配在群体内能够形成权威，韦伯指出正当支配具有三种纯粹类型，即理性基础上的支配、传统基础上的支配和超凡魅力基础上的支配，每一种支配都服从一种对象，分别是理性的或法定的非人格秩序、传统的习俗惯例、个人的神性和英雄品质。人类社会支配形态的演化大体与理性化的过程同步，同时，基于维护社会秩序以维持固有利益格局的需要，传统型和魅力型支配中潜藏着向理性化支配过度的因子，这个过程也和个体意识依托私有化、商品化活动从整体意识中觉醒并不断强化有关。
读书感想：
1、这个月状态不佳，心理有些许波动，读书计划不妥帖，最重要还是要慎独自律。
2、有时间还是要多和各位交流交流，让你们的优异成绩刺激刺激我这慵懒的心，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请大家多多批评。
3、读书必须要专一，不能什么事都想做，最后落得个什么事都做不好，少则多，多则惑，专注一点，拿出蚂蚁啃骨头的尽头。
4、不存侥幸心理，要修心养性，习得一身正气，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地读书。
5、保持头脑清明，努力锻炼阅读理解能力、文字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从读懂一章一节入手，循序渐进，学而时习之。
5.23—8.1田志达读书报告
本阶段阅读书目：
《学术与政治》
《马克思的事业》
《社会学的想象力》
《资本论》三卷本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本次报告主要内容：对《资本论》三卷本的简单总结，其他的放在下一阶段对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总结上
本次报告详细内容：
《资本论》的前两卷基本上是在建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第三卷则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展开应用性的分析。
从宏观上来说，这部巨著是马克思对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理论基础。通篇有一条线贯通其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运行的主导法则是资本的法则，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主体，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资本关系的再生产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这在理论部分表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即一切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生产资料，包括科学技术、新型机器和顶尖人才等等，总会被资本家从工人阶级身上剥离而占为己有。另一方面，在社会价值标准和社会法则这类上层建筑的再生产领域中，资产阶级也同样拥有极大的控制权，而当时的无产阶级却是逐渐与其分离而被困厄在物质生产领域，沦落成异化的工人或不能全面发展的局部工人。
从微观上来说，《资本论》内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以科学的态度尝试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来剖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面目，以下是我的简要总结。
一、《资本论》三卷本涉及的主要理论列举
1、劳动价值论
从质的方面看，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准确的说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具体地说是由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创造；从量的方面看，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里要谈到以下几点概念：
Ø 劳动可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
Ø 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这个概念赋予了社会中同一的人类劳动以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这种对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的同一性的界定，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基点，承认单个劳动之间的同一性，才能够通过劳动的累加、劳动时间的累加与相互比较，对商品的价值、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率等概念进行论述和分解；
Ø 相比于效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从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计量来界定商品的价值，更具客观性，对价值变动及后文中各类价格的波动提供一个更清晰的界限或标杆。
2、剩余价值理论
Ø 剩余价值是由工人生产的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商品价值，是工人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的产物，来源于可变资本的增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并用剩余价值率，即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比，来衡量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Ø 剩余价值的生产可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两种类型。前者是依靠延长工作日、增强劳动强度来增加剩余价值量；后者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基本生活资料上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另一方面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相对比例上来增加剩余价值量。影响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作日的长短、劳动强度的大小、劳动生产率（包括科技的应用程度、经营管理方式等）的高低等。
Ø 剩余价值的转化和分割。资本主义生产出的剩余价值，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于补偿固定资本的耗损和追加资本投入，另一部分转化为收入，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配关系被分割为利润和地租。地租归土地所有者，利润被进一步分割为归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所有的企业主收入（商业利润）和归生息资本或借贷资本家所有的利息。
Ø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剩余价值的积累和转化为资本，伴随而来的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或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再生产。
3、社会分工理论、异化理论、阶级理论和人性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诞生及其自由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他的社会分工理论是依托对资本和劳动的资本主义关系确立与发展的认识，是和他的阶级分析立场、劳动异化理论与人性观点相互融合的。
Ø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为前提的，是以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为基础的，最典型的事件是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另外，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早期殖民活动和后来的现代殖民活动，都加速了资本与劳动的分离，最终，二者在社会形态上完成了对立，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
Ø 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及其人格化，使社会生产的过程需要以自由劳动力身份出现的劳动者出卖他拥有的唯一商品——劳动力，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为自己生产必要生活资料，同时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至此，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关系得以确立和巩固。
Ø 资本与劳动的这种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状况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来认识：
1)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发展到机器大工业，在单个工人上的分工趋向专门化、精细化、单一性，整个生产过程呈现一种连续性、秩序性，工人每天重复同一种工作，同一个动作，天长日久，这就造成了一种异化，即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就真成了生产中的一颗螺丝钉，而且是只有特定用途的螺丝钉，完全受制于资本生产，受制于资本的需要，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
2)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工。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本性，本质上要求生产不断满足人类越来越多新的需求，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阻碍了纯粹的社会化过程，最终，发展出一些分化的部门，如商业、金融、银行、交易所等，这些分化的部门部分地跳出来私有制的藩篱，部分地发挥社会化的职能。
3)资本内部的分工。这指的是资本的分化和各自独立化过程，比如，生产的发展对货币资本的集中提出更高要求，于是便产生了货币经营资本，对商品流通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便产生了商品经营资本，并且各有人格化的代表阶层：借贷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等等。
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不断细分的局部工人，使工人越来越在劳动能力和人性方面呈现片面化特征，因而更难脱离固定的资本对象而生存，即对资本的依赖性日趋增强。
Ø 除了指明分工确实提升了生产效率，马克思更多地关注了分工造成的人的异化，这种异化表现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工人的创造性劳动生产了剩余价值等财富，然而财富却不归自身所有，反而对自身形成了一种锁链式的约束。总之一句话，劳动者的劳动完全从属于资本，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
Ø 在人性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不是恒定不变的，人是社会的人，人性要受到人所处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制度性安排的影响，所以对人的本质的研究，首先要对人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因素有正确的认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本质，就要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配关系、政治制度等方面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有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认识之后，才能得出更好的分析。
4、拜物教
Ø 《资本论》中谈及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货币本质也是商品。劳动产品取得商品形式并在人们面前描绘出一幅商品世界中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图，对后来者而言，社会世界具有一种先验性，于是，人们便认为这种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这些物的一种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商品世界便具备了一种神秘性、不可知性，其实，这种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投射在物上面的影像，是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Ø 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形态在人们面前呈现的表象，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各种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Ø 在拜物教群体中，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所欺骗和统治，其实质是人对自己创造出来的抽象的社会信念和法则充满了固执和迷信，从而受到其驱使和支配。
5、信用、信用工具与信用制度（暂且只涉及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
Ø 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产生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这是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单纯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已然无法满足节约周转时间，加快剩余价值生产、流通的需求，于是作为商业货币角色，出现了一系列的信用工具，如债券、票据、股票、期权等所谓虚拟资本。
Ø 信用的多少依托于使用信用的当事人的经济实力、行业声望等因素，并以能在预期或约定时间内准时获得货币或其他形式的资本收入为衡量标准。
Ø 信用在经济领域的广泛使用，丰富了担任支付、流通手段的交换工具，由于信用工具所代表的债务关系可以相抵，于是，省去了许多等待货币、商品等所需资本到位所费的时间，加速了资本的流通，也有利于社会零散资本的集中，从而加速扩大社会再生产规模。
Ø 资本主义社会的信用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这种信用并非建立在现实的生产和交换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对与资本不断增殖的信念相关的空头承诺和抽象法则的迷信。因此，容易诱发买空卖空、票据投机、商业诈骗等行为，资本主义引以为傲的信用制度也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脆弱的环节。
6、经济周期理论或经济危机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的链条环环相扣，任何一环的中断都会影响到社会总生产的效益，比如说，商品资本无法在资本储备足以应付再生产的时间内转化为货币资本，就会导致商品库存增多，预付资本不能正常回流，工人工资不能正常发放，生活困难，再生产停滞，经济预期恶化，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除了周转周期方面的因素，信用制度的不规范，金融市场的无序，投机诈骗行为的泛滥，都是促成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要素，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是极大地攫取高额剩余价值，而从社会总体上说，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财富的最终归宿是，由社会全体消费，满足社会需求。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等贫困阶层由于受到压迫和剥削，并不具备充足的消费能力来消费掉社会总产品。另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世界市场的拓展，单个资本根本不可能准确估计市场需求和消费容量，却以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界限，普遍高估市场容量，固执疯狂地扩大生产，最终周期性地导致商品生产过剩和货币流通过剩，产生泡沫经济。
7、地租理论
《资本论》中对地租的演变作了介绍，从奴隶制经济中的劳动地租到后来的产品地租、货币地租等地租形式，一一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地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殊生产阶段的特殊生产关系的体现。
资本主义地租分为绝对地租、级差地租两种形式。绝对地租是各种等级的土地都要承受的地租，来自于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级差地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土地肥力和位置决定的级差地租Ⅰ，一是由在同一块土地上相继投入的几个资本的生产率不同导致的级差地租Ⅱ，来自于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以上是地租的唯一正常的地租形式，除此之外，地租只能以真正的垄断价格为基础，而这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来决定的。
地租是否会产生，取决于土地所有权是否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造成阻碍。
8、资本——权力理论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制度安排等，占有生产资料的群体对社会发展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对不占有生产资料、需要借生产资料以谋生的群体具有一种支配权，如此一来，资本的占有便意味着一种权力存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产生了人格化的对象即资本家和工人，二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不断在对社会总资本进行分裂与重组，因而产生了新的阶层、新的经济政治结构、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种资本的所有权（占有权），意味着对未来社会财富中的一部分享有合法的索取权，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对资本的追逐，尤其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资本及其资本关系的再生产，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9、经济世界的假象
Ø 对于单个社会人而言，社会世界是先验地存在着的，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社会关系是一种颇具完成形态的关系网，人们对它的认知是从对表象的系统化认知开始的，并非直接从本质源头出发，因此难免会出现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的情况。
Ø 经济世界牵涉到诸多利益关系，在其中占主导支配地位的群体为了维持和发展有利于自身利益拓展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布局，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倾向于片面化、教条化，力图从思想上使受支配群体永久服从支配群体制定的社会法则和价值规范。
Ø 以收入的分类为例，在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三位一体公式中，它表示的是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他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然完成，因此，人们容易颠倒因果，看不清现象的本质。
Ø 生活在一个时代，免不了要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因此，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经验和表象上，还要追本溯源，反思深思，找出一些更本质的东西。
10、生产社会化理论
生产社会化意味着，在生产目的上，生产出的产品是为了供社会全体消费；在生产资料上，需要把社会中的零散资本集中、积聚；在生产过程上，会在社会范围内出现协作和分工。生产的社会化是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共存的，对资本量（生产规模）、劳动者数量和质量、生产技术等提出更高的要求，资本主义要维持自身秩序和长期发展，迫于生产社会化的压力，必然会产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信用制度的出现，方便了将社会闲散资本集中在某些行业进行专门化经营，为社会总资本服务，虚拟资本如众多票据的产生和流通也是为了加快资本流通，保障生产的持续性。不同类型资本，如货币经营资本、商品经营资本，的独立化，也是迫于生产社会化的压力，资本内部才产生了这样的社会分工。当然，这样类似的资本集中和积聚，始终是私有财产的集中，在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同时，也将这一矛盾扩大化和深化了，这潜藏着资本主义更大的社会经济危机。
11、货币论
Ø 经历了简单的物物交换、扩大的物物交换、以等价物为媒介的物物交换、最后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货币以金银等贵金属作为外在表现物而充当了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从此使买和卖的时空分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Ø 货币的本质是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这一本质决定了它具有以下五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货币也是一种商品，所以可以用来表现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这里称之为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观念的表现形式，因此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没有价值的东西依然可以有价格，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交换。
Ø 货币各项职能的发挥极大地改善和扩大了商品流通，同时作为商品价值额的一种独立表现形式，货币在资本的形态转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称为货币资本，这是一个G——W……P……W’——G’无限循环的过程，是资本在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
Ø 生息资本，一种资本作为资本而成为商品的资本形态，货币最为价值的独立表现形式，很自然地成为生息资本的外在化表现物，被转化为产业资本用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
Ø 货币形式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所以，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基本都可以作为货币来看待，例如早期的以贝壳、牛羊肉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时，贝壳等就可以在一定时空被定义为货币，而后又出现了金属货币、纸质货币、信用货币以及如今的电子货币。
Ø 信用制度中所涉及的信用工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作货币，他们也被称为虚拟资本，可以被用来购买各类生产要素，转化为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但是，信用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一样，速度之快远远高于实体生产扩大的速度，即现实资本的发展与虚拟资本的扩张不相称，导致商品生产过剩和流动性过剩，同时劳动力过剩和失业人口大增，因此衍生出经济泡沫、金融危机等问题。
12、劳动论
劳动是人类财富创造的源泉，人类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可以将自然界的事物改造成人类可以用来造福于自己的事物，改善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当然，《资本论》中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的劳动，它又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
Ø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和生产资料即资本相分离的工人劳动，工人是这样一种历史存在：有人身自由却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通过被资本家雇佣来获得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料，因此这种劳动是一种异化的劳动。
Ø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和资本的生产和扩张紧密相连的，这表现在资本家对工作日的延长、对工人工资的压低、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新技术和新机器的推广等方面，突出表现在产业后备军的不断扩大和资本家不断将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科学技术等生产资料或资源从劳动者群体剥离而占为己有。
Ø 劳动可以分化为多种类型，例如，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有些涉及质和量的抽象分析，有些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些涉及社会分工的程度，有些涉及价值的分离，总体而言，劳动呈现一种日趋精细化、专门化的演化走向。
二、读书中捕捉到的意识流
1、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达到资本积累、财富增加的目的时。工人的命运，一方面劳动的时间和强度会增加，新技术和机器的推广会减少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大部分工人会找不到工作，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在业工人的竞争加剧，资本家趁火打劫会降低其工资，工人生活堪忧。
在资本主义社会遭遇危机和衰退时，商品生产过剩而不能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流通过剩从而导致资本扩张速度与现实资本生产扩大速度不相符，如此一来，将信用付给了资本家而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工人不能及时足额得到应得的工资，而资本家是绝不会把所谓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商品拱手送给工人和贫困阶层的，因此，工人的生活又会遭遇灾难。
总之，工人的命运与资本的积累紧密关联，处处受制于资本的扩张，没有真正的自由。
2、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一个社会中，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方向或路径。正因为如此，从原始积累到新殖民活动，再到后来对科学技术领域的垄断，资本家阶级才千方百计的将资本积累的一切生产要素垄断在自己手里。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定社会历史时空内，人们的行动是受当时当地的社会价值准则支配的，谁掌握了这些准则的制定的权力，谁也就能最大可能地支配人们的社会行动。正因如此，资本家阶级才会建立起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甚至将其庸俗化、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竭力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性位置，掌握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话语权，从思想观念上加强和延续对工人阶级的支配。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资产阶级经济学更喜欢“仰望星空”
前者能够正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深刻认识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将资本主义社会看做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端。后者则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对资本的迷信之上，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迷信之上，实则是为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做掩饰。
4、和“蒲鲁东主义”的对比，马克思的思想
“蒲鲁东主义”主张工人阶级通过提升自身文化素质，实现从工人阶级到资本家阶级的“上升流动”，与此不同，马克思追求的是改造社会再生产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的关系，进而改造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改造出一个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无产阶级，改造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的工具性人格的工人。
5、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直指工人阶级的生存问题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当道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不以生存斗争为主题的经济学，都是在传经布道，在搞意识形态，在欺骗、迷惑劳动人民，它的想法所转化成的社会现实只会有利于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群体，长时期来看并不有利于人类社会整体的全面良性发展。
6、在资本的运行中，占主导的永远是资本的法则
如果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经济运行，那么主导经济趋向的将是资本扩张的法则，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法则，是资本引起社会分化——贫富分化、阶层分化、劳动分化等——的法则，其他因素将很容易受制于资本的扩张而不断再生产出这种关系。而在那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言及的市场的法则只会变成数字游戏、虚华的粉饰。
7、人和工人
工人是一个历史概念，一个经济概念，是人的局部人格的载体和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这种局部人格在长时间的雇佣劳动中不断被强化和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侵蚀着人作为一个人的完全人格，使人趋向于沦为一种机器，一种只会一种技能，思想没有太多活力，只能为资本所用而存活下去“机器”。
8、拜物教是一种主体性的丧失，反思性的丧失，是思想活力的匮乏
商品拜物教，使得人们不再从本源上认识、思考日常事物，而是习惯性地服从于由本源衍生出来的物化的具象化的对象化世界。人的心智若沉溺于“物的世界”，失魂落魄，便也不成其为人了，而是成了物的人格化，是附属于物之“灵魂”的躯壳。
结果呢，一方面，单个的人具有了商品的“人格”，人的行为逻辑服从于资本、商品之间的关联思维，有时会把不是资本、商品的东西当做资本、商品来用，也许这就是欧洲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生活图景；另一方面，时空的延展，则不断地强化了、固化了这个对象化世界在人头脑中的先验性、主体性的形象，显得神秘而深不可测。
10、工资的解读
工资，对资本家而言是一种预付资本，就劳动力买卖而言是一种支付手段，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言是一种信用、契约，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来看是一种人身枷锁——把劳动者围困在不断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怪圈儿里。
11、一个关系倒置的出现
劳动过程，是以人（劳动者）为主体，以生产资料为客体，表现为人改造生产生产资料的活动；价值增值过程，以生产资料为主体，以人为客体，表现为生产资料吸收劳动而增殖，是生产活动对人的改造过程。
12、从《资本论》谈起，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思考
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非是怀有极大偏见的，而是基于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立场，对资本主义不为人轻易觉察的一面进行了揭露和曝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简单来说，就是资本扩张的精神，表现在原始积累、暴力殖民、剥削工人、榨取世界财富等。就写到这儿吧，实在写不出来啦……
读了《资本论》，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在当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方面的认可，但马克思更多的是对这种社会发展方式和财富增长模式的批评。于是，我有一个困惑，马克思追求的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深刻地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进行无情的揭露，甚至可以说力图动摇支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缘起何处，又是为了什么呢？根据我的理解，除了对人类社会深厚的人文关怀，马克思对当时社会变迁的感受和认知十分真实，对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早有洞悉，对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特殊的社会历史关系有过认真的思考，这些都促使马克思拥有了一个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革命性设想，所以，正如对黑的认识更能使人清楚白的存在，对当时社会的现实拥有真切深刻的认知更能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更具现实性和科学性。具体而言，马克思是希望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的关系，而其症结就在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生产和资本关系的再生产。
读书小结：
1、有很多细节还不甚明白
2、有很多想法还不甚清晰
3、有很多思想还不甚了解
田志达读书报告(2014.4.23—5.22)
本月阅读书目：
1. 《自杀论》
2. 《原始分类》
3. 《道德教育》
4. 《社会分工论》
5. 《迪尔凯姆论宗教》
6.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7.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生活在法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中国史学界，往往将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的热月政变这段时期称为法国大革命时期，而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则是以1830年的七月革命为标志，这是一段激进的、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历史。同时期，法国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增强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再加上启蒙运动的余波，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思想被广泛传播并接受，抛弃非理性的文化和专制思想的精神追求成为了社会的主流。
在这样一个政局动荡、经济大变革、思想激烈交锋的年代，面对众多生活选择的时候，底层的平民不免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社会失范现象变得司空见惯，涂尔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对社会秩序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分析，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当时的社会学还处于初创阶段，对社会学学科的认识莫衷一是，涂尔干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建立了以它为核心的普遍的社会学方法论原则，强调社会学研究的客观主义态度。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涂尔干详细解释了‘‘社会事实’’的外在独立性、强制性、普遍性等特征，确立了观察社会事实的规则，把社会事实区分为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的准则，划分社会事实所属社会类型的准则，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以及关于求证的准则。他希望用这些准则严格地规范经验研究，使社会学拥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客观严谨的方法论指导。涂尔干的研究领域囊括了原始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分工与社会整合、自杀、犯罪、道德教育、职业伦理以及教育科学等诸多方面。
在《原始分类》一书中，涂尔干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初民社会人类认识自然与建立社会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分类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反映，只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才会产生“彼此”、“差别”的观念，才有社会的异质性概念。那么，分类的标准是怎么确定的呢？即对宇宙万物的分类依托的是怎样一种东西？众所周知，只有人类才具有意识，故而，分类依托的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一种期望，是人类根据自身生存的需要而拟定的一个概念系统。借助这一系统，人类可以实现不同部落群体之间的相互识别，可以对人类社会以外的事物进行认识和合理的分配以及有序的利用，这样一来，人类的物质生活才能有所依靠，进而群体长期生活而产生的共同情感、共同态度、共同观念才能逐渐定型并发挥提升集体凝聚力的作用，确保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秩序。分类也许是人类认识自然最早的方法，只有具备了对‘‘他物’’进行分类的能力，人类的行动才有了取舍，有了动机和方向，有了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情感。分类图式和象征仪式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同时增强了人类行动的自主性，他们越来越可以依据这些观念系统来认识自然与社会，使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丰富起来。然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分类系统的发展变得复杂化起来，合理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保证自身生存之外——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题。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存在相应的表达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形式。原始分类形式、图腾制度、宗教神学、科学法律道德，都是这一关系的表达形式，它们反映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水平。原始社会的分类图式将个体纳入到了整个宇宙的存在系统内，确立了众多事物与不同群体和个体亲疏远近的关系，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情感认同；图腾制度是人类的精神尊崇神圣化的产物，由此人们的社会活动受到了图腾制度一系列仪式的规制；宗教神学通过对神圣、凡俗世界的划分，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人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令人们的情感、行动带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基于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考虑，科学、法律、道德更加尊重个体的自由理性，增强了个体在处理它与社会关系时的自主与自决性。
某种精神存在总是与一定的物质存在相对应，并且依仗它对个体情感和心智的影响形成新的社会创造，最终造成社会存在的巨变。初民社会的人类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来自社会外部（大自然）的威胁关乎每一个体的生存，于是催生出了集体意识，造就了机械团结，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来自社会外部的竞争压力减弱，社会内部的竞争随着社会容量和动力密度的增加而不断加剧，进而导致分化，社会异质性增加，成就了有机团结这样一种社会同一性。
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旨趣除了以上所说的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这条主线外，另有一个自始至终的研究视角，即道德规范。涂尔干认为，道德是对宗教生活中关于人们行为规范内容的理性化阐释，他把道德分为三个要素：纪律精神、对群体的依恋、自主自决精神。在对道德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涂尔干尝试把社会分工现象作为一种道德实在来考察，将物质生活领域的职业专业化现象与精神生活领域的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既避免了经济学解释的单极化、简单化，也避免了纯粹道德性分析的形而上学倾向。他认为，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有机团结，应该在精神方面有所依托以更好地对个体进行社会化，而基于业缘关系这一社会纽带形成的职业群体，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比重和影响日渐显得重要，个体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均受到来自职业生活的制约，随着时间的积累，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结构等集体性存在定然会受到影响而发生转变。因此，要促进社会整合以保证这种团结的良性发展，就要重视起来职业伦理与道德方面的社会重建和不断改良。
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中，涂尔干对法团这类组织做了论述。在他看来，法团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是自成一类的道德生活核心，具有家族式结构和宗教性色彩，并非单纯具有狭隘职业特征的群体。自欧洲中世纪到涂尔干生活的19世纪，带有不同时代特征的法团持续存在，它所依赖的社会纽带就是职业群体内部共同分享的社会情感，共同的集体期望，共同持有和尊重的历史传统，正是这些道德范畴的内容赋予职业生活独特的意义和生命。凭着这些社会性的魅力，法团在当时的国家与民族系统内拥有了管理部分社会群体的权威和权利。而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也有着相似的政治情境：费孝通先生等老一代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地方士绅精英的研究就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皇权的实际控制力只到达县一级行政单位，地方社会变成了由士绅精英以宗族等形态控制的自治联合体。再看看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在发生着变化，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在职业生活中的时间投入和人格投入逐渐加深，那么类似法团的社会组织是否能够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产生、发展甚至大行其道，这是一个关乎社会秩序与稳定的重要话题，需要我们对当前社会能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知和把握。
纵观涂尔干的理论著作，我们会发现，从早期的社会分工论到后期对图腾崇拜、宗教生活的研究，再到对道德教育与职业伦理的探究，都渗透着他对道德科学的热情。他认为，面对社会失范问题，道德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解决方法。道德规范是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的精神层面的重要中介：社会存在的个体化需要经过道德教育才能内在化到个体的灵魂，确保个体心悦诚服地遵从社会的安排；反过来，个体若想在社会中自主地行动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就要通过道德规范来把对社会实在的发展脉搏，更好地利用有利的社会环境，回避和改造不利的社会状况。总之一句话，道德可以更好地触及到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症结，保障个体在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促进社会团结和发展的同时提升个体幸福感及生命价值的目标。
本月阅读小结：
1. 笔记不够条理
2. 理解不够深刻
3. 总结不够深入
4. 时间不够规范
次月阅读计划： 《资本论》三卷
[ 此贴被田志达在2016-06-11 21:2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