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书单（2016/03/01～04/14）：教会史
饥荒与政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儒教与道教
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
一、阅读报告：马克斯·韦伯论述近代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之成败经验史 历史背景：近代欧洲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重塑了西方人的世界图景和社会形态，也接着持续地对全球其他文明产生了类似影响，就好像近代的世界历史是由西方人所“主导”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种感觉也的确符合相关历史事实。毫无疑问，这种历史状况使得晚近多数西方人不自觉地甚或自觉地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迥异于且优越于其他族群的，并孕育了近代以来可以行之四海的普适价值”，恐怕就连其中一些才思敏捷、尚好科学之人也难以逃脱这一见解，甚至亟需为这一见解寻找充足的、符合西方人逻辑的实际证据。马克斯·韦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引用实证资料之浩瀚、所提出多元解释之精辟，所展开分析思路之独到，都让我们为之叫绝！正如他在《新教伦理…》一书前言（导论）部分所论述的那样，非西方的民族“关于经验的知识、对宇宙及生命问题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测的哲学和神学洞见，……都不在科学的范围内”，而“只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到了一个我们今日视为普遍有效的程度”。是的，一种成熟的现代化路径在近代西方文明的艰辛探索中展现于世人面前，这是我们在最妥程度上必须予以承认的，这条路径可以为其他后发国家提供宝贵的借鉴！两百多年来西方人的自负与偏见自有其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暂且置之一旁，首先领略一下韦伯关于近代以来新教国家、西方非新教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化历史的深刻见解吧（这篇阅读总结恐怕不能重现韦伯精彩深刻论述之万一，但希望不要出现违背作者原意的常识错误才好:-D）。
（一）方法论简述 关于“理解”“解释”的方法论暂且不必说明，这里只想略微地探讨韦伯与他的前辈思想家们在方法论上的继承关系。
首先，韦伯之强调理解社会行为的主观意义是受到了前辈狄尔泰、李凯尔特等的影响。狄尔泰所属的历史学派一直不满意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对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的强势影响，认为自然科学所发现的强规律并不适用于社会（或“文化”）领域，应该着重研究人的主体意识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种学术传统，实际上与更早的宗教诠释学有关，施莱尔马赫等人所开创的现代诠释学试图理解文本背后的主观意义，而不是寻求社会现象符合哪些决定性规律。
其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唯物主义（马克思）、实证主义（孔德和涂尔干）等方法论也非常流行。他对这两种方法论都不特别青睐，却仍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也十分注重搜集和引用经验资料，毕竟若要遵循科学原则，就不能忽视这两点。当然，在他看来，社会精神因素，而非物质因素，才对整个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从最基本的概念（如“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等等）入手，他的宗教社会学论著中，清晰地理解、阐明在历史现象背后所蕴涵的精神气质，并用大量篇幅来诠释宗教对于整个社会尤其是信徒的重要意义。
正是在崇尚主体价值的德国学术传统中，我们可以窥见韦伯方法论的来源。
另外，尚有一些最基础的方法原则是需要说明的。在韦伯论述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时，他经常将同一社会中的经济因素与伦理因素对举，或者将不同社会的相关领域进行比较，其中便隐含了穆勒的“求因果五法”；同时，他也深入思考和比较了“因果决定论”与“因果多元论”的异同，也详细探讨了“概率（或可能性）”、“客观有效性”等科学议题，这无疑受到了当时统计学的代表人物如罗雪尔和克尼斯等人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逻辑方法的支撑，韦伯的论述过程就会支离破碎、不合逻辑，也就是说，因为借助了前辈们的逻辑学成果，韦伯的研究工作才可能顺利展开。
（二）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关键促进作用 在韦伯学生奥芬巴赫所展开的关于巴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经济状况的研究以及欧洲国家的宗教与职业对比统计资料中，韦伯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由此推出了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之间的某些隐秘关联，即“由家庭的宗教氛围与相应的教育环境所限定的精神特质决定了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及今后一生的职业生涯”。
上述经验研究和统计资料并没有限制韦伯的思考，他的思考领域是很开阔的，尤其是在接触、阅读、研究了广泛的相关经验资料之后，他就可能以更宏大的视角来提升他的推论。他指出，“新教徒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天主教徒却从未表现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应该“从宗教信仰的永恒内在特征中，而不是从暂时的外在的政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求不同教派之经济态度的差异；由此，他不单单满足于理解人们的职业选择，而是要论证整个社会的经济伦理之根本来源。
在韦伯的著作中，“资本主义”概念涉及两个相互关联但不同领域的含义，即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ethos）。那么，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呢？他是这两个方面来分析的。
在韦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从经济方面（如，分工、商贸、信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价值增殖等）来界定资本主义，韦伯也不能忽视这一点。经济领域或许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于生产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难以掌控的、强制的力量，它本身遵循着某种相对独立的规律，如果要据此解释由人的理性所参与的经济发展就显得十分牵强了，可是韦伯不能容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理性之缺位，故而他较少论述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生产关系则不同，它是社会关系之一种，社会关系必定有人的主观意图隐藏其中，因此他更倾向于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解释近代经济之发展。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行为是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的行为，亦即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他把资本主义动机看作获取不断再生之利润的经济动机，因为早在近代以前，人们（尤其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就具备了这种经济动机，并且在此动机下从事获利活动，所以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遍布世界各地”。
当然，他并不因此认为获利动机（或欲望）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由于人们在采取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过程中运用了自己的理性能力和其他各种理性的手段，所以这种行为有助于抑制或缓解非理性的获利欲望。相关行为者的获利欲望并不能将近代和以前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区分开来，还必须考察该种行为的其他特征。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有：1.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组织（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产生的最基本条件），2.营业与家计的分离（即意味着人们的经济动机从养家糊口转变为追求利润），3.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即意味着精确的核算与筹划体系）。此外，这种经济还需要理性的生产技术、司法与行政手段的必要支持。归结起来，资本主义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就是“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不过，在韦伯看来，经济理性主义的最关键之决定因素就是“人的能力与气质”，而这一直取决于宗教伦理的影响。他迫切探讨的即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
首先，何谓“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教训来阐述之：“赚钱获利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而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马克思也持有相同观点），“一个人对天职（calling）负有责任”，集中精神（严格计算）、提高效率（珍惜时间）、节俭心等等，以及“追求仅靠财富就能获得权力和声誉的欲望”。这种精神必然要经由理性的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的支撑才得以产生。“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是近代商人毕生工作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其次，路德的“职业”概念对于理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是很有帮助的。职业伦理，亦即新教的核心教理，就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个人完成其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劳动者秉持着“视劳动为自身目的和天职”的观念。
那么，为了“理解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观念与它为日常经济活动所设立之准则之间的联系”，韦伯认为“很有必要对宗教改革过程中的宗教著述作一番考察”，此番考察运用了诠释学的方法。
新教的世俗禁欲主义“强烈地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消费”，另一方面，获利活动被看作在践履天职观念、实现上帝意愿，还能荣耀上帝，因而获利活动“从传统伦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道德上变得合理。“当消费的限制和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时，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韦伯“力图论证的观点”就是：在新教的世俗禁欲主义之影响下，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对资产阶级而言，就是要不断获利、有节制的消费、勤勉工作、增加个人与公众的财富，以此荣耀上帝；对工人而言，就是要勤勉地使用自己的劳动、履行天职，并将它视为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手段——形成了。
然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也满怀忧虑：“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病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宗教禁欲主义的支持了”，天职观念正在死去且代之以纯粹的经济冲动，人们的物质欲望及经济活动“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一座由不受伦理限制的世俗情欲所构筑的理性化铁笼正在吞噬我们！
（三）其他宗教伦理为什么没有促进相应族群中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以中国古代文化（儒教与道教）为例 韦伯在本书中首先论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包括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封建制度、俸禄官僚制度、公共负担（徭役与租税）、财政、军事、氏族与村落、士人阶层等，他基本的、切要的判断是：自秦始皇后，中国就是一个家产官僚制的统一帝国。
在家产官僚制下，文士官僚尤其是地方官充当了国家税赋的征收者，由于中央政府施行租税征收的配额制，地方官就可以在其行政辖区内征收中央政府所分配的租税额度后将多余征收的租税当作自己的私人收入或者供养幕僚和用作行政支出，也就是说，多余税收作为地方官在收受正式国家俸禄之外的非正式收入（中国皇帝通常会将地方官的非正式收入视为贪污所得，但显然韦伯未作此种主观臆断，而是就中央权威与官僚集团在财政方面的博弈展开了客观分析）。作为身份团体并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僚们，抗拒一切试图将税权收归中央的改革，“（官僚集团）权力的垄断则会窒息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
在城市中，市民和行会都未配备独立的军事武装，城市官方一直对其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控制，因而从市民和行会中很难形成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乡村中，氏族组织则掌控着自治权力，长老们以资助族中优秀子弟入学读书、参加考试并谋求受俸官职为首要任务，自给自足的家庭劳动是主要的生计模式，那些“超越个人营业范围之外的经济组织，几乎全部奠基于真正的或模拟的四人行氏族关系上”，这意味着，整个氏族既没有通过理性的、专业的经济手段来追求财富的强烈动机，同时还会对氏族之外的经济组织进行牵绊和压制。
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物质方面很难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即雇佣关系）的产生。韦伯更倾向于从伦理观念（包括宗教伦理）的视角来论述它对资本主义的阻碍。
在（韦伯看来）古代中国的伦理体系中，作为政治伦理的儒教占据官方正统地位，而秉持神秘主义的道教则被视为异端。
儒教通过认同此一理念的文士官僚集团得以传播行世，文士们以接受教养、熟知文献、遵循礼仪作为高贵身份之标准。官职受禄者及候补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经济方面将民众财富不均而非财货缺乏视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因而一直主张抑制财富（主要指土地）的集中化，在政治方面以竭力维持社会秩序之稳定为最终目标——韦伯将这种政治倾向称为“秩序的理性主义”。当然，儒教文士并不厌弃财富，但他们认可通过考任官职来获得正式俸禄且利用政治特权来获得非正式收入等方式追求财富，而将通过从事体力劳动（如，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式来追求财富视为有辱斯文（身份）。从作为统治阶层的文官集团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态度，即可知道他们是强烈反对学习专业的、理性的经济技能的，这意味着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诞生的资本主义是很难于此生根发芽的。
由于儒教正统竭力拒斥将官方祭典施以巫术色彩并保持其纯正的世俗仪式，所以停留在神秘主义层面的道教不能由官方认可为正统教义；另一方面，文官集团对于广布的民间信仰因其无力冲撞社会秩序，则容忍其自行存留。“正统与异端对于巫术的、泛灵论的观念都采取容忍的态度，加上道教积极的护植，是这些观念得以继续存在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极具支配力量的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在中国，古来的种种经验知识和技术的理性化，都朝向一个巫术的世界图像发展”，于是，那种理性的获利动机是很难在平民阶层中得到广泛认可和践履的，他们“还是以其精打细算的节俭（就消费而言），维持着传统主义的、迄今仍然强固的糊口式经济”。
优先考虑人伦关系而非利害关系，此种伦理取向不能激发资本主义精神。
至此，韦伯在论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后，再论证了：由于中国的传统主义伦理体系并没有发展出来新教伦理那样的世俗化禁欲精神，也就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提供伦理支持（或道德辩护）了。
小结：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 在韦伯看来，“只有新教单独创出了这样的宗教性动机——从专心致志于一己之现世的“志业”（Beruf）以求取救赎”，但是“从儒教的顺应现世、佛教的拒斥现世、伊斯兰教的、支配现世以及犹太教的救世主期待与经济的贱民法中无法有条理地制御现世”，亦即在新教之外的宗教伦理中并未能产生理性的、职业化的经济动机来；而没有此种经济动机和经济伦理的大力支持，一个文化族群便不能容忍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以及随后雇佣关系的普遍推行——换言之，资本主义萌芽无以为继！
二、阅读感受 感觉韦伯的理论体系太过庞杂、信息量巨大，想要掌握其万一实在不容易！但有一点便于我们阅读和理解，就是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逻辑分明且有条理！
本次书单（2016/01/22～02/29）：
马克斯·韦伯（汉斯·诺贝特·菲根）
马克斯·韦伯传
伦理之业：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
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逻辑学（第三版）
一、阅读报告
（一）马克斯·韦伯的政治伦理基本思想
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的演讲（1919年）中陈述了自己关于政治家之职业伦理的主张，他认为，“（政治家的）一切伦理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按照信念伦理行事就必须将一切成绩归功于上帝，按照责任伦理行事就必须对其行动的（近期）后果负责”。韦伯生活在德意志逐渐排除外扰、实现统一并建立民族-国家的壮阔时代中，一直积极关注乃至亲身参与政治事务：他按照责任伦理的原则，以学者的身份去关心、研究新国家的动向和前途，毫不迟疑地与埃斯纳、弗尔斯特等主张国际和平与正义的信念伦理家展开论争，利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去引导青年学生参与到政治讨论中来（因此被青年学生们视作他们的政治代言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作出了此一演讲。
他批评信念伦理家，“如果源于纯洁的信念的行动造成了恶果，那么在他们看来，责任不在行动者，而在这个世界，在于别人的愚蠢”，同时肯定责任伦理家对于责任的执着，“考虑到人们的一般缺陷，他认为自己行动的后果归因于自己的行动”。实际上，他所要批评或赞扬的是在采取伦理行动时保持怎样的理性、多大程度的理性。信念伦理家保持价值理性，为了实现心目中的绝对价值或纯粹信仰而不计较伦理行动的现实后果，如埃斯纳、弗尔斯特等人为了捍卫国际和平，却可能置国家于群狼环伺之险境；责任伦理家保持目的理性，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选择现有的条件和手段来完成它，比如俾斯麦、德皇威廉一世等为了推动德意志的统一和强大而不惜运用铁血手段，最终功成于世。韦伯显然认为，就理性程度而言，目的理性更甚于价值理性，更值得在伦理行动中提倡。
那么，他是否意识到了遵循责任伦理的社会行动会在某种程度上违背理性或伦理？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许多情形下，‘善’的目的与人们对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以及产生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的容忍分不开。世上没有一种伦理能够表明：什么时候在什么范围内伦理上善的目的把伦理上危险的首都那和副作用神圣化了”，“谁要想从事政治，特别是从事职业政治，他就必须意识到那些伦理上的悖谬，意识到他对自己在这种悖谬的压力下发生之变化索要负起的责任”。这正说明，他认识到了，政治领域中的责任伦理家如俾斯麦、德皇威廉一世之流乃至韦伯本人在履行对新国家的政治责任时可能或必定违背某种善的目的（即国际秩序等价值理念），但即使如此，他仍然认同这种责任伦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信念伦理家同样面临着上述伦理悖谬的严厉拷问，不过，他出于对新国家的政治举措的辩护，却选择在同样的伦理悖谬下仅仅责备信念伦理家。（在同样的至高伦理标准面前，韦伯选择用一种严肃的、学术化的方式来容忍自己所认同的政治立场，斥责与己对立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在一些政治家、社会科学家、青年学生中间所获得支持和感召力，来巩固自己关于政治伦理的学术观点，抨击相关异议，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交互作用。）
在政治行动中，若采用至高的伦理标准，则言必称“善”“恶”，即目的、手段、结果之善恶。不过呢，韦伯在评价责任伦理家和信念伦理家的政治之道时，实际上采用了较低级的伦理标准——国家利益还是国际利益，也就是说，他在肯定政治家为国尽责时还设立了论敌，他的论敌肯定了维护国际（全欧洲）利益比维护国家（德意志）利益更重要。这种政治立场，是与韦伯所处的国家时代背景及幼时家庭环境等息息相关的。还有，埃斯纳、弗尔斯特等人虽则秉持国际和平的信念，但同时希望德意志在尊重、促成国际和平的时局中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这也是本国公民（或臣民）应该恪尽的责任；俾斯麦、德皇威廉一世等虽则以国家责任为重，但“国家责任”本身不也构成这些政治家终身为之奋斗的崇高信念吗？责任伦理家抱持自己所珍视的信念，信念伦理家坚守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故而所谓“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区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当然，韦伯对两种政治伦理的区分也是不无道理的，它反映了民族-国家内外的利益冲突，即民族主义和世界精神之间的紧张，而这个问题是所有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民族主义和世界精神，这两种伦理标准，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呢？通常而言，每一个现代国家在建立之初都倾向于倡导民族主义，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国际社会也逐渐意识到了推行世界精神的可贵。
回到正题，韦伯认为“对于政治家来说，有三项素质特别重要：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热情意味着从感情或情绪方面高度地认同本职工作，责任感意味着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在从事职业时肩负的崇高使命或紧要的责任，判断力意味着能够理智地分析、辨别和应对职业生涯中的各种难题；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必须全方面地具备上述素质。当然，他并非直接从观念构想中提出了政治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而是通过考察西方现代政治史如国家制度、政党制度、官僚制度等的演变得出了这一结论。
（二）韦伯与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简要比较
韦伯与涂尔干都怀有这样远大的学术抱负，即把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科学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明确性，一个科学的社会理论体系最起码得具备明确性这一特征：研究对象得明确，范畴（基本概念）、研究取向和方法论都得明确，整个体系必须经得起严密的逻辑推敲，其前提也不能被轻易驳倒。
在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涂尔干认为是“社会事实”，即“一种普遍的、外在的（客观的）、能够约束个人的强制力”，他根据研究对象的本性总结出了各种社会事实，如社会团结或整合，集体意识（和集体表现）、道德权威、宗教两极性等等；韦伯认为是“社会行为”，并由此演绎出了诸多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是一个理论大厦的基石，在大量著作中，涂尔干和韦伯都将界定概念作为论述的起点。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未必真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最无知的东西”。人们运用自然语言来描述某些社会现象时，未被表达或详细表达的具体语境和背景知识能够连同言语内容本身尽量全面地传递说话者的意涵，他的表达似乎是十分清晰的，而倾听者也知道言之所指，双方的交流是比较通畅的；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认真地思考言说内容跟具体语境与背景知识之间的逻辑关联和现实关联，也不过多计较言说内容包含了哪些微妙难言的意义和价值，而双方交流之通畅只是建立在浮浅的、模糊的、大概的理解上，深入的理解基本上是不必要的、难以达成的。专业语言不同于上，它不把简单的言语当作完整的意义系统，它必须结合言语以外的意义要素来确定言语的真实内涵，经常通过重新诠释日常言语来赋予其唯一的明确的内涵以避免歧义或多义：“只有当我们用概念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涂尔干），涂尔干和韦伯显然认同这一点。
涂尔干是通过多学科（比如，生物学、人种志、社会心理学、道德统计学等）的比较来界定概念的。比如，“自杀”这一语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它的定义，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它，涂尔干借鉴了上述学科对自杀的研究，将其定义为“任何由意志清醒的人对自己采取的积极或消极的行动所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都叫做自杀”（实质定义），便于将自杀同其他各种不同的死亡现象区分开来。又如，“宗教”这一概念，他通过仔细分析弗雷泽和马克斯·缪勒的泛灵论以及斯宾塞的自然神论，结合大量的宗教学观点和人种志材料，确定了“宗教”的诸要素，“宗教是一种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将其信奉者结合在道德共同体（教会中）”，这个定义使我们对于宗教的认识清晰了然。韦伯主要是运用科学演绎法来界定概念的。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社会行为”是一个核心概念，其他概念都是从它演绎、派生、引申而来的，具体的演绎步骤如下：将“社会行为”定义为“赋予自己主观意向并指向他人的行为”，认为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是行为者的一系列不同理性程度的主观意向，进而将社会行为划分为目的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感情的、传统的等四个理想类型；若干人根据其意向内容而相互调整并因此相互指向的社会行为，就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根据行为者的意向内容有很多具体表现，比如习惯、风俗、秩序等，秩序又根据行为者的意向内容和外在因素分为惯例和法律；（正当）秩序的有效性基于行为者对传统的拥护，基于感情的信仰，基于价值理性的信仰，基于对合法章程的服从等；根据行为取向的性质，社会关系可以分为斗争、和平、暴力、有序竞争以及生存选择、社会选择、生物选择等等；通过对共同的传统或感情的一致认可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就是“共同体”，由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驱动的社会关系（包括利益平衡和利益联系）就是“社会”；根据社会秩序的参与意愿之程度，将其分为开放的和封闭的社会关系；根据社会关系中的责任大小，可以将其分为普遍连带关系和代理关系；以贯彻秩序为目标的、对外限制或对外封闭的社会关系就是团体……。韦伯通过对“社会行为”概念一次又一次地附加条件，即通过扩充该概念的内涵并缩小其外延，来创立新的更多的下位概念，由此衍生的概念从（concept cluster）内部之逻辑关联（主要是演绎关系和组合关系）几乎可以包纳那些反映了相关素材的所有社会现象：利用这种方法，他建立的理论体系不仅严谨缜密，还能囊括大量的——只要愿意，甚或可以囊括所有的——社会经验事实（帕森斯有此雄心，试图利用这种方法建立囊括所有社会事实的理论体系，可惜功败垂成）。韦伯界定的诸多概念以“社会行为”概念为核心，反观涂尔干，他所界定的数个基本概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属种关系或演绎关系。
就方法论而言，两人都十分注重对经验材料的大量使用，尤其会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研究对象的起源、演化及趋向等一系列历史过程（比如，涂尔干对法团、宗教、乱伦禁忌、知性范畴的历史，韦伯对西方现代政治史、世界诸宗教史、世界经济通史等）。毫无疑问，两人都受到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如若不然，断不会引用大量经验材料，但若因此认为两人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却是大大的误解，实际上两人在作品中的思辨颇多，却不是其作品的主调，科学论证才是主调。两人都崇尚理性，他们在叙述方法论时都认为应该摒弃价值预设的影响，保证逻辑推理的严谨缜密，“社会学提出类型的概念，探索事物的一般规则”即“合规律性”（韦伯），“让人们承认可将因果律的原理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涂尔干），同时，理性也告诉他们，单纯依靠理性的逻辑推理是不能在诸社会问题领域探寻到令人信服的、有效的理解与解释的，也无益于将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还必须寻找恰当的、适量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不过，两人在方法论取向方面仍然有鲜明的差异，涂尔干倡导实证主义和整体观，“一种社会事实只能以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将“社会”看作一个实在的整体，并以此观点来考察社会对所有个人的普遍影响；韦伯则主张去理解社会行为之参与者的主观意向，根据个人意向的理性程度来构想社会行为的理想类型，在这里，“明确的理解具有的特征或者是理性的（因此是合乎逻辑或数学规律的），或者是可以设身处地领会的（情感的，艺术上可以感受的）”。虽则两人都认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必须同时合乎目的与合乎规律（来源于康德的思路），但论证的侧重点不同：集体意识（或集体变现）是社会整体之意志的凝结，它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事实，也是其他诸社会事实的根本原因；社会行为所蕴含的个人意向必须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这些行为必须在实践中被大量地观察到亦即符合统计学规律，才能成为实际现象的社会学类型。涂尔干太过强调社会事实或集体意识对个人的强制力，而鲜少论证个人的能动性，韦伯太过强调个人主观意志对社会行为的作用，却在外部现实因素（如生产力、经济活动等）的影响方面着墨不多，两人都试图避开或搁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进化论、决定论等自然科学家的哲学观念逐渐扩展至社会研究领域的认识背景中，为了将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先驱必须接受这样的方法论前提——事实（实然）判断与价值（应然）判断不可混淆，在研究工作之前应该避免作价值预设。涂尔干主张，“社会事实是物（objects），故应作为物来研究”，至于道德规范、集体意识、社会舆论等与价值观念相关的社会现象也应该通过考察其社会实践根源（而非其个人意识根源）来保证将其作为物来研究；韦伯则明确提出须坚持“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基本原则，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偏好、态度等主观标准当做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而要在排除主观标准干扰的情况下研究事物的本来状态。
社会现象纷繁复杂，但两人坚定不移地运用科学的方法，仍能从中披沙拣金、化繁为简，建立了宏大的理论体系，得以窥探现代社会之起源与奥秘，也让后人能够仰望追寻！
二、阅读感受
感觉韦伯的理论体系就像一个雪球，球心就是“社会行为”这个概念，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围绕核心概念建立起来的。
本次书单（2015/12/09～2016/01/20）：
资本论（第三卷）. [德]卡尔·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三、四卷）.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_中文第一版（第一、二、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十五卷）.
一、阅读报告：马克思、涂尔干的“分工与协作”思想之比较
分工与协作是人类基本的活动形式。在现代以前，分工与协作是在自然条件下自发地展开的，事先很少经过周密的计划，也因为地域的限制和交通的不便，因而是分散的；自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始大规模地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工与协作也变得越来越经过人们的有意识的计划、管理和安排，分工与协作逐渐突破了自然的、地理的限制，其范围也向着各行业部门以及全社会（乃至全球）扩展。
（一）分工的萌芽与开端
最初的分工形式是怎样的？
马克思认为，在原始部落的氏族中，“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了”，这是根据人们的天赋或自然环境等偶然因素而形成的自然分工。“一个起点是原始公社的氏族内部的自然分工，另一个起点是原始公社之间的交换”。这种分工形式，因为处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历史阶段，所以发展甚是缓慢，也很稳定，只是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发展为为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的最初表现就是乡村和城市的分离，或者农业与商业的分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剩余产品逐渐增多，兴起的商人们便将剩余产品携往固定地点即集市以便利于人们的商品交换，久而久之，集市就演变为独立于乡村的城市了。由此可见，商品交换是社会分工的中介。
而涂尔干对此偶有提及。在原始宗教社会中，一些部落的氏族在举行表现仪式或纪念仪式时，其成员“坚信（这种）仪式拥有着支配各种事物的力量，…能够保证物种繁荣兴旺”，虽然他们对这种精神活动中包含的物质收益不太看重，但其中仍然体现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互分离的隐微倾向；并且，除开举行宗教仪式或发动战争之外，原始人也经常且必须参加物质劳动（如采集渔猎等），虽然他们将宗教看得比物质劳动更重要，但这两种活动毕竟是有所分离的。
两人都认为最初分工的社会基础是氏族组织，不过，前者认为原始氏族组织是通过血缘联系起来的，后者则认为原始氏族组织是通过共同的图腾信仰联系起来的。由于马克思接触到的人类学或民族志材料较少且在其中花费的时间也少（晚年曾阅读过多部人类学著作并留下了多篇阅读摘要和札记），而涂尔干大半生致力于研究原始族群的宗教生活，所以在考察原始氏族的分工形式方面，涂尔干的论证较马克思更可信。
（二）分工与协作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分工与协作的历史进程的认识经历了从理论假说到经验实证的阶段。
恩格斯晚年通过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并研究马克思对该书所做的摘要、评语，提出了东大陆原始社会后期经历了三次大分工，即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人群体的兴起。分工与协作只是局限在地方社会内部，并未推广至全社会领域以及产业内部。
马克思中年以后通过研读古代罗马史和一些民族志材料便开始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氏族公社共有制、亚细亚式所有制、古代所有制、日耳曼式所有制，而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拥有资本者的私有制。（1）在氏族公社中，家庭内部的分工与协作是按照性别、年龄、体力等生理因素来安排的；而在公社之间，分工与协作则根据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差异及以此为基础的生产物品的差异与相互交换产品的客观需要来实行的。（2）在亚细亚式公社中，一切财产在原则上属于整个共同体所有，由共同体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分配给各个家庭，但每一家庭实际占有着各自的土地及这些土地上的房屋、附近的园地与必要的劳动工具，这些家庭通过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每一家庭还必须将生活资料的一部分缴纳给共同体，可见在农村公社中分工与协作的水平是很低级的。在东方社会，亚细亚式农村公社持续存在了几千年，因为其内部的私有制始终不能战胜公有制，因而在这种公社的自我生产过程中能够压制内部冲突而稳固地存在；但在西方社会，由于私有制的扩展而促使农村公社在维持较短的时间后就解体了，城邦制度（古希腊-罗马）兴起了。（3）在古代（古希腊-罗马）公社中，“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来维持的”，家内劳动仍然由农业和手工业组成，城邦中也出现了少数独立起来的手工业。（4）中世纪日耳曼式公社采取封建制度，农民实际占有和耕种由领主所有的土地，闲暇时也在家内进行手工业生产，农民的一部分劳动成果以徭役、实物、货币等地租形式缴纳给领主，而城市中各种手工业行会、商会林立，城乡分工已经很发达了，但由于劳动者几乎熟练地掌握着所从事行业的全盘技能，因而各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的协作水平并不高，或者说这种协作仍然停留在自然形成的分工的基础上。（5）在中世纪后期，雇佣劳动就已经出现了。从地理大发现后，雇佣关系到处侵逼着封建关系。“制造业内部的分工，以同时使用一定量劳动者为物质前提。同样，社会内部的分工，也以人口数及人口密度为物质前提”。只有社会交往频繁，交通极其便利，才更可能造成社会分工。当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尤其是大机器）逐渐集中于少数资本者手中而大量的直接劳动者“自由地”仅仅拥有己身的劳动力时，资本者以人格化资本的面貌指挥着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互结合，这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每个活劳动力由于他从事专门化生产而丧失了全面的技能，那么受雇于同一个资本者的大量劳动力就可以在职业技能上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了。因此，社会内部各行业间相互分立与协作，每一行业中各生产环节也相互分立与协作，以大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为基础的分工与协作已经很发达了。
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形式）来论述分工与协作的历史，而涂尔干则从法人团体（或职业群体）的角度来论述之。
“最晚在罗马征服时期，法人团体就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手工业）劳动者和以商业谋生的人们，最终都组成了社团”。这些社团起初仅仅是劳动者的职业联合，旨在垄断本行业的技能以防止泄露职业秘诀，避免本行业的无端竞争以维持行业内部团结，所求不过永保一技之长从而谋取生计罢了。随后，帝国便将权力触手伸向这些行会和商会，使其“成为管理机构，发挥着行政职能，相应地对国家负有责任和义务”。这些城市社团是乡村中家族的的翻版，因为“贸易或交换超出了农村家族的范围，还与城镇发生了关系，法人团体就代替了家族”。依附于罗马帝国的法人团体在帝国崩溃后也就瓦解了，但各种职业传承并未断绝。中世纪时期，手工业者或商人们又根据各自的行业结成了法人团体，“还将每一种职业制定了明确的规范，规定了雇主与雇工之间以及雇主之间的各项责任”。整个中世纪，城乡分工进一步发展；及至资本主义早期，由于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经济中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致富欲望的刺激使得城市商业主罔顾职业规范，职业规范不存，法人团体也逐渐消失了。
马克思-恩格斯与涂尔干都从斯密那里认识到分工与协作的重要性，前者着重从经济方面考察这一议题，试图从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起源与必然规律，从理论上解释当时工人阶级深受剥削的根源，并指导工人阶级的争权运动，后者一直关心社会的道德状况，通过考察分工的组织形式（即法人团体）及其职业规范的整个历史，揭示了当时普遍的失范状况，并根据分工继续进行的必然趋势而论证了建立职业伦理的必要。
实际上，分工与协作当然是理解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线索，但两人受到各自价值观念的影响而有所偏执，虽然都明白经济与伦理的密不可分，但终究未能全面、缜密地解释这两方面的关系。
（三）分工与协作的现实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与涂尔干都认识到，分工与协作是统一的，互为前提，不可分离。在专业分工领域，当事人分担的工作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当事人一方承担义务必须以另一方承担义务为基础，当事人之间彼此依赖且不可替代。“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才能进行生产。为了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已经构成联系的前提下，分工制度才能得以实行”。若要谈及分工与协作的现实功能，前者必然首先想到“提高生产力”，后者则首先想到“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
由于受到斯密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两人自然都认同分工与协作具有经济功能，通过考察经济史也能推出如此结论。分工可以使工人们专门掌握一部分技能，而不用像中世纪手工业者那样需要掌握一项职业的完整技能，这更便于工人们重复、熟练使用这部分技能，并提高生产效率。“分工将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时刻都在重复的机械操作”。当然，每个工人所掌握的技能知识整个生产环节的一部分罢了，这就需要将大量工人聚集到同一个工厂中由同一个资本支配，以便他们能将自己的部分技能相互衔接进而组成完整的生产环节。另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越发分离了，更精良的机器因而得以发明，更精良的机器更能带动活劳动力的支出了。生产空间的缩小、生产手段因为共同使用而有所节省，都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生产力。总之，“一切直接社会的或共同的大规模劳动，都须有一个指导，来使个人活动得以调和”；协作之后的总生产力远远大于各工人分开时生产力的总和，协作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在资本的支配下立即实现了。就分工与协作所造成的职业分化来讲，“职业类型以往所有的轮廓正在消失。…每个职业内部的差异增加了。…职业类型的数量明显增多”。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分工与协作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是毋庸置疑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发展是。涂尔干认为，它的功能有两方面——创造文明（即发展经济）以及道德功能，不过，“生产力的增加仅仅是分工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分工现象的副作用”。
当然，资本主义分工也会产生负功能。
马克思一直关注分工所导致的异化。他指出，工人们由完整的劳动者退化为部分的劳动者，不但丧失了全面技能，而且丧失了思考能力，沦为自动机器的监督者或调节者。人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人逐渐分离，物（objects）则联合起来了，物的联合使人变成奴仆。工人们不再掌握和使用工具，而是机器开始使用工人；工人变成了整个机器体系的细微零件，充当着仿佛有自主灵魂的自动机器的傀儡，在机器的支配下被动地过度消耗自己的体力。这些机器及其他产品本来是工人的劳动产物，现在却反过来成为压迫、剥削工人的手段。工人的劳动产物仿佛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力量，逃脱了工人的控制，与工人本身相互疏离并逐渐掌控工人起来了。究其根源，首先在于劳动者与所有权的分离，亦即直接劳动者本来占有着生产资料，但随着分工的扩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直接劳动者占有的生产资料被强行剥夺并集中在少数资本者手中，而劳动者却一无所有了，若想生存，只有被资本者雇佣一途。当机器大工业兴起后，不管是卢德运动还是工人的联合抗争，都表明工人生存状况的无比艰难，因为纵然工人们在自动机器的操控下辛苦劳作以创造了大量的价值，但这些价值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此，异化的本质不是机器对工人的压迫，而是整个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对工人的不公平对待。拥有资本者追逐剩余价值，分工与协作越发展，其剩余价值率就越高，即异化越严重。
涂尔干虽然认同却并不关注分工与协作的经济功能，他所关注的是失范与整合等道德功能。他认为，“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形成相互的联系。…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分工能使互有差异的人结合起来，使相互分化的人们聚集起来，使相互分离的人们亲密起来”。分工使得个体开始摆脱以前紧密控制他的初级群体（如，家庭、家族、地方群体等）的影响，他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而避免所属初级群体的干涉，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展自己的兴趣和人格，他更注重个人的感受和利益，从而个人主义的道德倾向泛滥，引发整个社会秩序的不稳甚至瓦解。另一方面，也正由于分工，职业群体必然会重新建立并发挥巨大影响，职业群体将占据社会生活的大部分，而个人也将受到职业伦理的制约，转而关注社会利益了，社会也能够借此采取一致行动，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并保证社会的完整。也就说，分工会导致失范，但同时也会通过职业群体这一纽带来整合个人以抵制失范所造成的社会混乱。
二、阅读感受
涂尔干与马克思一样，都在作品中传递着强烈的道德关怀，不同的是，马克思坦率地表达着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对资本者阶级的批判和对自由世界的向往，涂尔干则比较内敛地、使用似乎比较中立的语言来表达他对社会失范的忧虑并预言普遍的个人自由的实现……
本次书单（2015/11/01～12/08）：
资本论（第二卷）. [德]卡尔·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3.
保卫马克思. [法]路易·阿尔都塞著；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吕增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马克思. [美]温迪·林恩·李著；陈文庆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2.
卡尔·马克思. [法]雅克·阿塔利著；刘成富，陈钥，陈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马克思传. 萧灼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马克思:思想传记. [德]伊林·费彻尔著；黄文前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3.
一、阅读报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
（一）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原始共同体是游牧部落，因为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不丰富，因而居无定所，四处采猎；也就是说，“迁徙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最早形式”。因此，最早的人类群体并不天然地占有土地及土地上的各种附属资源，他们也不以土地作为经常的劳动对象。但是，一旦人类定居下来，这些原始共同体与土地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因之而使部落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当部落共同体开始共同占有土地即共同占有劳动的客观条件并逐渐以土地作为稳定的劳动对象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依附于土地了。“部落的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1、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在所有小共同体之上有一个总合的共同体作为世袭的占有者，也是实际的所有者。小共同体中的单个人并没有财产，或者说他的财产是由总合共同体的意志代表（专制君主）以小共同体为中介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不言而喻地属于最高的统一体。
在东方专制制度下，财产大部分是在小公社范围内通过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互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公社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独立存在，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一切条件。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可以表现在贡赋、公共工程等形式上。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劳动，用于公共储备或保险以及公共费用（如，战争、祭祀等）。
部落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表现为各个家长彼此间的联系。同时，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如非常重要的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就表现为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2、古代（古希腊-罗马）的所有制形式
城市，作为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经建立的居住地，以其周围土地作为领土。
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处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
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即公有地，在这里是和私有财产分开的。公社成员的身份依然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他们作为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而将土地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种共同体继续存在的前提就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的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本人劳动。
3、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
中世纪日耳曼的公社集中在作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作为农民的居住地、也作为军事指挥中心的城市中。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举行集会，…公社变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统一体。
在日耳曼人那里，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做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
日耳曼公社的基础是孤立的、独立的家庭住宅，这一基础通过与本部落其他类似的家庭住宅结成联盟以及通过在发生战争、举行宗教活动、解决诉讼等为取得相互保证而举行的临时集会来得到保障。
公社只存在于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公社财产本身只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
小结（公社所有制形式）：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他对土地的关系是以公社为中介的。公社成员对其所定居土地的关系的种种不同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自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现在实际上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土地。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将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但是，这种再生产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在再生产行为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可见，旧共同体的保持包含着被它当做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持会转向对立面。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再生产；然后，便转入解体。→→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始形成
（二）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始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存在于货币形式上的财富，只是由于而且只有劳动的客观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才可能用来交换劳动的客观条件。
绝不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反，资本的原始形成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这一过程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资本只不过是将它找到的大量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将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资本的实在的积累。
1、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秘密
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外是生产者与生产手段分离的历史过程。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的所有者——在一方面，是货币、生产手段、生活资料所有者，他渴望由购买他人的劳动力，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量，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他是自身劳动力的出卖者，从而是劳动的出卖者——必须相互独立，相互接触。资本关系的前提，即是劳动者与其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完全分离。这个分离过程，一方将社会生活资料及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另一方将直接劳动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资本主义的生产一旦立定脚跟，就不单维持那种分离，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那种分离。
2、农民土地的剥夺
在资本之原始积累的历史上，多数民众，突然地，强制地，由生活资料分离，当作自由的无产阶级，而投到劳动市场上来。剥夺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就是这全过程的基础。
在十五世纪，英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封建名义下的自耕农而非农奴。在大领主的土地上，过去的管事已由自由的租地农业者所代替。旧贵族已经为封建战争所消灭；新贵族更相信货币是权力之中的权力，所以更愿意将耕地转化为牧场以便于从事可以获得更高利润的羊毛制造业。大封建领主以强暴的手段，使自耕农由土地上遭受驱逐，并掠夺他们的公共土地，结果造出了更多数的自由劳动者。封建家臣团的分解，将许许多多解放出来的无产者投放到劳动市场上来。圈地越发常见：小农的生活基础即租地转化为领主的所有地，耕地减少、地租上涨，教堂和小农的房屋被拆毁，小农们由此被夺去了维持自身及一家生计的手段，而大量土地和畜群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了。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与继起的大规模盗窃寺产的运动，进一步刺激了对于民众土地强制剥夺的过程。在宗教改革的当时，加特力教会是英国大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但教会地产被给予国王宠臣或低价售卖给租地农业家和市民，那么，原来世袭寺院领地上的租户就被驱逐而变成无产者了。
就在十七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小农的人数还多于租地农业者。在十八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小农制度也消灭了。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兴后，英国土地所有者，是以合法手段实行掠夺的。他们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将共有地转为私有土地，还推行居住法。任意的租户，代替独立的小农出现了。
当土地归属到少数大租地农业者手中时，小自耕农和小租地农因为被夺去了生产资料即土地而不得不向大租地农业者出卖劳动力，或者为求职以谋生而流入都市和制造业上来，小自耕农和小租地农逐渐转变为雇佣劳动者。
夺取寺产，欺诈让渡国有地，盗掠共有地，掠夺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苏格兰），将它在无所顾忌的恐怖主义下，转化为近代私有财产，这都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使农业、土地并合于资本，同时为都市产业造出了无产者的必要供给。
3、农村生产关系的演变，资本租地农业家的出现
无产者是由封建家臣团的分解和突发的强制的土地剥夺所造成的。这些无产者一被放逐出来，并不能立即为新兴的制造业所吸收，也不能突然适应制造业技能培训；他们整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等等，一部分是由于习性，大部分是由于环境逼迫使然。在十五世纪末叶至十六世纪，西欧各国都制定了惩治流浪者的残酷法律。
于是，土地被强制剥夺，被强制离开家宅，被迫转化为流浪者的农民，又依奇怪而极有威吓性质的法律，被鞭打、烙印、呵责等方法，被迫去接受工资劳动制度下必要的训练。工资劳动的立法，先前是以榨取劳动者为目的，后来竟演变为对抗劳动者的手段，即取缔工会、取消劳动者的结社权。
农民的遭受剥夺，只不过直接造出了大地主。在十四世纪后半期，租地农业者代替了领主的管事。不久，租地农业者就成为半租地农业者或两益农。两益农使用工资劳动者，增殖自己的资本，并将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以货币或现物的形态支付给地主。到十六世纪，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不断低落，租地农业者支付给地主的地租是以契约所定的旧货币价值为标准，而工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下降了。他们牺牲工资劳动者和地主两方而致富，最后产生了资本租地农业家。
4、农业革命在工业上的反应
在自耕农遭受剥夺而与生产手段分离时，还有农村副工业的破坏，还有家庭内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从前，农民家族的大部分消费资料是由自己生产加工的，但现在却要通过制造业在市场上购买。在制造业时代，构成农村家庭工业之根底的纺织业并未彻底破坏，农业与农村家庭工业也未彻底分离，只是到了大工业时代，工业资本才开始彻底破坏农村旧的生产关系，并征服整个国内市场。
由高利贷业和商业形成的货币资本要转化为产业资本，只有在通海口岸或旧都市等新工业的培养之地才能实现。
5、工业资本家的发生
资本之原始积累的种种要素，多少可依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兰西、英吉利等国之间。其在英国，已在十七世纪末叶，依殖民制度、国债（公共信用）制度、近世赋税制度与保护关税制度达成一体系的综合。
在西欧，资本的原始积累多少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直接征服了国民生产的全部，那些属于陈旧生产方法的社会部类也在间接受其支配。在殖民地则不是如此。在殖民地，资本制度到处都会碰着生产者的妨碍，因为那里的生产者以自己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资格运用自己的劳动使自己致富，而非使资本家致富。在殖民地，纵然将一部分土地从公有转为私有，但今日的工资劳动者到明日就会转化为独立的自耕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为自己劳动而不为资本劳动；工资劳动者对于节欲的资本家，也失其隶属关系，并连带失去其隶从心。资本家在殖民地纵然掌握着大量资本和生产资料，却不能获得与之相互结合的充足的自由。资本家视为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即劳动者对资本的社会隶属，难得保证，于是，通过表现为购买者与贩卖者间的自由契约关系，即平等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资本商品所有者与劳动商品所有者——间的自由契约关系，贩卖奴隶以充当隶属于资本的工资劳动者。卫克斐尔德（E.G.Wakefield）为此提出了“系统的殖民”学说，即主张通过立法手段在殖民地造成工资劳动者。可是，如果将殖民地的一切土地一举从公有转为私有，则对资本的反抗会消失，但同时殖民活动本身也被破坏了。土地，要成为殖民的一个要素，不仅须是未垦的荒地，还必须是可以转为私有的公有地。所以，其关键在求得一举而两得的妙策：以政府的权力，对未垦地课以人为的价格，使移住者在能挣得充分货币购买土地，成为自由农民以前，必须作长时间的工资劳动，这样以来，就土地的贩卖价格，定到工资劳动者资力所难胜的程度，并破坏劳动力商品的供求法则，从工资中强取一个货币额，政府就能由此设立一个货币基金，待其增大，即可购买由欧洲输来殖民地的无产者，为资本家充实劳动力市场。这就是所谓“系统的殖民”的大秘密。只是，殖民地如美利坚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迅速，也就压缩、挤占了殖民者的资本扩张空间，因而这种殖民方案在美利坚失败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尚未发展或发展缓慢的其他殖民地，到处充斥着殖民者的残酷、暴行等等：猎杀稠密的土著种族，许以奖金；盗捕、劫掠、贩卖人口，以充实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政治支配、贸易独占、自定商品价格、强制索取贡物等等。由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竟由囤聚全部米谷以非分价格再卖的方法，在印度造出一次饥馑。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海业的发展。“垄断公司”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
公共信用制度以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为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他们作为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的手中。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兴盛起来了。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起到重大作用。
保护关税制度实不外一种人为的手段，借着这种手段，制造业者被制造出来了，独立劳动者被剥夺了，国民的生产手段及生活资料被资本化了，由古代生产方法向近世生产方法的行程，被强制地缩短了。欧洲各国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成为谋利者的奴仆，就不仅要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强制地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T.J.Dunning《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6页）。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倾向：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络中，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之后，那么，就更加容易建立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三）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支配者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集而以单个商品为基本形态，所以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
1、商品和货币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商品具有两重属性：其自然属性就是使用价值，其社会属性就是价值。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当者，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所谓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一个使用价值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质化于其中。商品的价值量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劳动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生产力成反比。
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为他人的使用价值，即为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物要通过交换而移入他人手中以成为他人的使用价值。任一生产物，若无使用价值，则必不能有价值。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是经济学理解的枢纽。
种种商品体，皆是自然物质与劳动的结合。在每一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皆包含某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包含在价值中的劳动之所以是劳动，是因为它是人类劳动力的支出。
当作使用价值看，商品内含的劳动，只从质的方面被考察。当作价值量看，商品内含的劳动，须先还原为纯粹的人类劳动，而只从量的方面加以考察。从一方面看，一切劳动，就生理学的意味说，就是人类劳动力的支出；它当作同一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便形成商品价值。从他方面说，一切劳动，都是劳动力在特殊的合目的的形态上的支出；它，当作具体的有用的劳动，便生产使用价值。
商品有一个共通的价值形态——货币。价值表现有两极：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两者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
流动状态中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是形成价值的，但不是价值。必须在凝结状态中，采用对象的形态，它才成为价值。依商品B的使用价值而表现的商品A的价值，便有相对价值形态了。但是，不同种物的量，必须还原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方才是同名称的才是可以用同单位计算的量。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只有依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能表现出来。一商品的相对价值与其价值之变化不必是一致的。
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这个表现本身就说明其中隐藏着某种社会关系。
商品的等价形态有三个特征：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现象形态，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现象形态，私人劳动采取其反对物即直接社会的形态。
人类平等的信念，必须等商品形态已成为劳动生产物的一般形态，人类彼此间以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时，方才是可能的。
单纯的价值形态是不充分的，必须继续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总体的或扩大的价值形态、一般的价值形态、货币形态，才成熟为价格形态。金能以货币的资格，与其他各种商品相对立，是因为它原来就以商品的资格，与其他各种商品相对立了。
商品形态所以有神秘性，只因为在商品形态内，人们将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自身的对象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的社会的自然性质；从而生产者对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生产者外界诸对象物间的社会关系。这种转换，使劳动生产物成了商品，成了感觉中的社会的物。……商品形态与劳动生产物间的价值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却被人们幻想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独有的社会性质，被幻想为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简言之，劳动的社会性取得了商品对象性的外表。
2、交换过程
只有社会的活动才能使一种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种特定的商品分离出来，通过这种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于是这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这种商品就成为货币。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商业的便利起见，这种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即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的货币，从商品全体中分离出来了。劳动生产物越是转化为商品，这一特殊商品就越是转化为货币。
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3、货币或商品流通
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
价格是实现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
货币充作价值尺度时，它的机能，是将许多商品的的价值，转化为价格，为想象的金量；货币充作价格标准时，它的机能，是计量这诸种金量自身。
一种东西虽没有价值，但能够在形式上有价格。不过，想象的价格形态，有时也可以隐匿现实
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货币的职能还包括流通手段。在货币的流通过程中，商品将经历形态变化，即W（商品）——G（货币）——W（商品）。一为卖，以商品交换货币，一为买，以货币交换商品，两种行为统一于为要买而卖。商品所有者放弃了自己的劳动生产物，始能当做货币所有者，占有他人的劳动生产物，与其他商品所有者对立。商品为商品所代替，货币则经常在第三者手中；流通，使货币不停地奔走。
货币的铸币形态，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机能发生的。想象的在商品价格（或其货币名称）上表现的金的重量，必须在流通中，当作有同名称的金片或铸币，来与商品对立。货币的流通，使铸币的实在内容与其名义内容（铸币之金属的存在与机能的）相分离：这事实，隐含着一种可能，即有铸币机能的金属货币可以由他种材料造成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银铸币与铜铸币在流通过程中当做辅币，从而其磨损得比金铸币还快，所以它们的铸币机能完全与其重量从而与其价值无关。国家纸币是金或货币的记号，它可以由金量来观念地表示商品价值。金之所以能够以无价值的记号代替，是因为它充作铸币或流通手段的机能独立化了。
当商品流通初开时，化为货币的仅为使用价值的剩余；金或银，是有余或富的社会表现。但在商品形态变化中，货币逐渐不再仅仅当做物质代谢的媒介，它还变成了自己的目的，以比较独立的形态凝固下来，这就是货币的贮藏。商品有当做交换价值的可能性以后，贪金的念头就发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推广，货币的权力越发增强了。货币，这种彻底的平等主义者，不仅将商品之间质的差异消灭了，还将一切的差别消灭了。但货币是一种商品，一种私有物，因此，社会的权力变成私人可以私有的权力了。
金当做一种货币若要被贮藏起来，就必须从流通领域退出。国内现存的总金银量，必须比当做流通铸币使用的金银量要大，因为贮藏货币可以当做流通货币流入和溢出的水路。
（四）资本一般运动过程中所生的诸种具体形态
1、成本价格与利润
在资本家看来，商品的成本价格必然会表现为商品自身的现实费用。令资本主义下生产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为W，成本价格为k，则W=c+v+m的公式便转换为W=k+m，即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垫支总资本，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
剩余价值是商品价值超过成本价格的剩余。然而，若剩余价值当做垫支总资本的观念上的产儿，便取得了一个转化的形态而成为利润了。假令利润为p，公式W=c+v+m=k+m就变成了W=k+p，即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
利润与剩余价值本是同样，利润只不过在剩余价值的本质上取得了神秘化形态。资本家只知道垫支总资本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却并不关心其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不追问剩余价值所以发生的起源，简单地将商品销售价格（假令其等于商品价值）超过成本价格的超过额理解为利润而罔顾其本质乃是起源自可变资本（活劳动）的剩余价值。
商品售卖价格之最低限，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而定。
所谓利润率，剩余价值率，可见利润率常较剩余价值率为小，推得。利润率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其一是剩余价值率，其二是资本的价值构成。
而周转时间的缩短或其二部分（生产期间与流通期间）之一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在此种情况下，若垫支总资本不变，则必会提高利润率。缩短生产期间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即所谓产业进步；缩短流通期间的主要手段是交通改良。即使剩余价值率相等，劳动日相等，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则因流通期间缩短而年周转次数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增加，但垫支资本的价值仍以一次周转的为准，所以年利润率提高了。设若垫支总资本的年周转次数为n，则年利润率。
在可变资本不变，从而，以相等的名义工资，使用同数劳动者时，绝 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剩余劳动（从而劳动日）的延长（无论超过的时间 有无给付），会相对地，（与总资本及可变资本相对而言），减低不变资本的价值，所以，即不说剩余价值的增如与庞大，不说剩余价值率的可能的增进，利润率也是会由此提高的。
生产条件的节省（这是大规模生产的特征），是当作社会化的社会结合的劳动之条件，从而是当作劳动的社会条件，来发挥机能。生产手段的累积，及其大规模的使用，引起生产条件的种种节省。但这种节省，是以劳动者的聚合及共同工作，换言之，劳动的社会结合为本质条件的。诸生产条件的节省，还有第二个大部门：生产的排泄物（即所谓废屑），会在同一产业部门或其他产业部门，复化为新的生产要素。这所谓排泄物，就依这个复化过程, 再回到生产与消费（生产的消费与个人的消费）的循环中。这一类的节省，我们以后还要详加讨论，那也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因生产规模极大之故，这种废屑的数量也极大。也就因其数量极大，所以这种废屑得再成为商业的对象，当作新的生产要素。又这种废屑，只因为它是共同生产的废屑，从而是大规模生产的废屑，所以，在生产过程上依然有其重要性， 依然是交换价值的担当者。它在能再出卖的限度内，它会使原料的费用减低；这一部分不变资本的费用的减少，在可变资本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自会在相应的程度内，提高利润率。在剩余价值为已定额时，利润率只能由商品生产上必要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减少，而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方面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他方面又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省。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只使劳动者（活劳动的担当者），漠不关心于劳动条件之经济的合理的节省的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矛盾的对立的 性质，还进一步认劳动者生命与健康的浪费，劳动者生存条件的削减，为不变资本使用上的经济之一，为利润率提高手段之一。 劳动者以其生命的大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度过。所以，生产过程之条件，多大部分即是劳动者的能动的生活过程之条件，是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以劳动者为牺牲的劳动条件的节省（比如工厂内一切保障工人安全幸福与健康的设备的忽略），却就是提高利润率的一个方法。过度的劳动，以劳动者转化为代劳牲畜的情形，是促进资本价值增殖及剩余价值生产的一个方法。生产机械的改良，建筑物面积的过于狭窄，也可以提高利润率。
现有资本已经在价值上增加或减少，即会引起资本的拘束或游离。所谓资本拘束，是指如果生产要照旧规模继续，生产物的总价值，必须从新以一定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要素；所谓资本游离，是指如果生产只要照旧规模继续，生产物总价值中原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部分，现在已可提取出来，过剩化出来。资本的这种游离或拘束，应与所得（Revenue) 的游离或拘束相分别。
可变资本的游离和拘束，是可变资本诸要素（即再生产劳动力的各种费用）价值减少或价值增加的结果。但在工资率不变时，如果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必要的劳动者数减少，换言之，如果生产力发展，则可变资本也会游离出来。反之，如果劳动生产力减小，以致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必要的劳动者数必须增加，那也就会有追加的可变资本被拘束。反之，如果是原来当作可变资本用的资本一部分，被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形式，那变化的，就不过是同一资本诸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这种变化，也有影响于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
资本主义的生产愈发展，机械等物所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可以突然增加并继续增加的手段愈丰足，蓄积的进行（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愈迅速，则机械与其他固定资本之相对的生产过剩愈大，植物性动物性原料之相对的生产过少愈常见，其价格的腾贵及相应的反动愈显著。从而，激变——以再生产过程上诸主要要素之一发生激烈价格变动而起的，——也愈频繁。
是故，在生产的历史上，我们越是接近最目前的时代，找们使越是发觉，从有机自然获得的各种原料，是不断有一种交代作用复演着，其价值时而相对腾贵，时而相对低落。由历史得到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体系反对合理的农业，合理的农业也与资本主义体系不相容，（虽然它曾促进农业技术的发达）。合理的农业，必须有自耕小农民的手，或集体生产者的统制。
不同的生产部门有着不同的资本构成，设若其商品依价值售卖，也会由此引起利润率上的差异。工资与劳动日，从而剩余价值率，在诸不同生产部门间或同一生产部门诸不同投资间的平均化过程中，虽会遭遇种种地方的阻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及各种经济状态受这种生产方法支配的情形，却可以将这种平均化过程促进。
二、阅读感受
马克思晚年作品（如《资本论》）渗透着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理解，阅读起来比较困难，困难之处主要在于视角的转化：马克思以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和当时资本家的立场即以经济弱势群体（工人们）的立场来考察经济状况。因为学术立场不同于众、不同于前，马克思就创用了一些新术语来揭示其他人尚未见到或不愿见到之事实，而这些术语与我们所熟悉的术语有着本质差别，不易为人理解。另外，为了表示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关系，马克思还经常在新术语与旧术语之间相互转换，这种术语转换还通过扬弃古典经济学以增强他本人学说的解释效力，虽则如此，又增强了读者的理解难度。
本次书单（2015/10/01～10/31）：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法]埃弥尔·涂尔干著；耿玉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资本论（第一卷）. [德]卡尔·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一、阅读报告
（一）涂尔干的社会形态学（the social morphology）思想简述
1.涂尔干的社会形态学的理论脉络
在19世纪的欧洲，形态学最初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或研究范式出现在生物学（歌德）、建筑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中的，后来影响到了社会学。
涂尔干的社会形态学受到了达尔文的启发，但直接来源于孔德、斯宾塞、孔多塞、拉策尔、沙夫勒等前辈学者的学说。
在涂尔干之前，社会学领域中以形态学范式研究社会的学者主要就是孔德与斯宾塞了。追述这两位思想家的社会形态学思想有助于理解涂尔干在这方面的理论脉络。
孔德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归结为人类智力的发展，称为“三阶段律”（the law of three stages）：第一阶段为神学（或虚构）阶段，人们将各种不可解释之社会现象的终极原因想象为神灵的作用；第二阶段为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人们试图寻出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抽象联系或本质规律，以此来获得相关解释；第三阶段为科学（或实证）阶段，人们直接从可以观察和测量的经验事实出发来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由于受到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影响，孔德还将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statics）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秩序何以建立并得以稳固的原因和条件，后者研究社会变迁的动力、规律和走向。
在斯宾塞生活的年代，生物学中机体论和进化论开始浮现出来，斯宾塞不能不受其影响，从而提出了社会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社会机体论将整个社会看作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超级机体，其内部也有支持系统、分配系统、调节系统。社会进化则意味着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从同质状态到异质状态，各部分之间高度依赖，共同维护着整体。
2.涂尔干的社会形态学的基本观点
社会生活依赖于既能够决定其范围也能够决定其形式的基质。这些基质表现为在空间上的人与物的结合，这些基质是与自然环境(或物质环境)密切相关的。所谓“社会形态学”，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生活的自然(或物质) 形式及其形成过程。涂尔干将社会形态学划分为两部分：根据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对不同民族的地理基础的研究；人口（人口容量、人口密度、人口的地区分布）研究。
社会基质包括：大量个体，个体散居的方式，能够影响到集体关系的各种事物的性质和构形，等等。社会基质，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密度的大小；取决于人口集中在城市，还是散布于乡村；取决于城市和房屋的建筑方式；取决于社会占据的空间是否广阔；取决于界定社会的界线、横贯它的交通要道，等等。
社会形态学必须研究能够使不同民族的政治疆域产生变化的条件，边界的性质和方向，不相等的人口密度；必须研究基本群体、它的功能、它的排列组合以及形成过程。
社会形态学必须提出如下问题：城市是怎样聚集起来的，城市演化的规律是什么，城市怎样被填充起来的，可能具有什么作用，等等。
社会形态学必须是解释性的：它不单单描述社会基质，还要了解社会基质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也就是在社会创造的过程在观察这些基质。
社会形态学所运用的方法不仅包括统计分析，还包括历史比较和比较民族志。
3.社会基质的构成要素
社会结构在不断地变更和变化（形成和分裂），在某种程度上，结构是定型的生活；结构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
社会基质的构成要素包括：外部形式（领土的大小；社会占据的场所，在领土的中心还是边缘；边界的形式）、内容（通过数量和密度来表示的人口总体；不同重要程度的次级群体，这些群体的物质基础如市镇、城市、行政区、省份等）、社会群体利用空间的方式（堡垒、城防；通信网络；街道、广场、各类建筑的布局；公共建筑与私人机构的关系）。
（二）人口的道德密度与社会分工的关系
人口的道德密度：人们的相互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非常活跃的交换关系。
分工，就是在没有预定计划的情况下，去分担以前的共同职能。分工能使互有差异的人结合起来，使相互分化的人们聚集起来，使相互分离的人们亲密起来。
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分析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各种社会结果，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人口增长是社会分工发展的根源，人口密度的提高是社会分工的前提，人口增长导致生存竞争，从而提高了社会的集约化程度和专门化程度，导致了社会组织复杂性的提高。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社会财富，为人口继续增长提供了可能。
1.两变量关系的因果分析
生态学或生理学的“竞争与分化”原理（达尔文）：两个有机体越相似，就越容易产生激烈的竞争，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需要、相同的目标。在有机体内，不同组织之间的竞争就比较弱，因为它们是靠不同的物质维持生存的。→类比→在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注定要被淘汰，然而分工使他们变得越发不同，使他们得以自保和幸存，也使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共同生存。
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人口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了。一般而言，社会成员越多，他们的关系就会越多、越密切（即道德密度增加），生存竞争就会更加残酷；于是，各种专门领域就会迅速而完备地产生出来。
社会分工的前提之一是，社会的异质性增强，个人的独特性增强。然而，在传统的同质性社会中，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个人意识，个体沦为集体所支配的物；群体成员保有完整的人格、完整的生活，并不相互依赖。舍此前提，在传统社会中，分工是不发达的。
劳动分工的原因不是个人动机，而是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人们逐渐开化，其竞争越发残酷，他们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个人意识就可能超出共同意识的限制。
2.两变量关系的功能分析
社会功能，就是社会各部分之间相互需要的客观关系。
道德密度增加，竞争日益激烈，人口差异越发明显→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个人摆脱孤立状态，牢固地结合起来，即促进了有机团结。
分工产生了团结，更因为它在人与人之间建构了一个能够永久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责任体系；各种规范保证了相互分化的各功能进行稳定、正常的协作。只有规范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公平。
3.两变量关系的类型分析
在机械团结社会，人口规模小，道德密度低，同质性强，同时，专业化程度低，社会分工不发达；在有机团结社会，人口规模大，道德密度高，异质性强，同时，专业化程度高，社会分工很发达。
4.两变量关系的比较民族志分析
西方诸民族，随着他们的人口规模扩大、道德密度增加、专业化的发展，而逐渐实现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统一，也就是建立了民族-国家，同时也开启了（先发）现代化进程。
俄国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极大，但道德密度却较小，亦即地方社会极其闭塞，社会交往较少，所以社会分工不发达，现代化进程也比较迟滞。
二、阅读感受
涂尔干的作品（除开《社会分工论》外），其行文思路都是十分清晰的，虽然做不到全面的、深刻的理解，但阅读起来却相对容易，其一是因为他的宏大叙事中包含着十分明确的中心论点，解说也很到位，其二是因为前后段落之间层次分明且逻辑严密，保证了阅读的连贯性，其三则是因为他坚持了实证方法论，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进行区分，使得读者不会混淆了事实与价值。
在阅读涂尔干的过程中，他的很多观点都能给人以启发，其用语虽平淡，却能直透事理，而我似乎有所感悟，实在不能高屋建瓴般直抒其意。实际上，在研究生阶段，阅读时间极其有限，固然无法像解剖虱子那样分析、理解和掌握经典思想家的理论体系，当然也无法从中汲取大量的经验材料尤其是历史知识，但求通过大量的、快速的、密集的经典阅读来有意地或无意地学得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脱胎于宗教和哲学，所以，科学思维必然有着不同于神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特征，比如：科学思维的对象是可以验证（或证伪）的，其对象是直接的现实的经验，这种思维本身遵循着现实的因果规律，等等。通过自己的阅读经历来深刻地理解科学思维的特征并在自己日后的生活中自觉地运用这种思维方法，为了达到此等效果，绝非三年就能建功的。
一、书单：《哲学讲稿》《社会学与哲学》《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二、阅读报告：涂尔干的科学观最近观看了一部纪录片《哈勃望远镜3D》，有了一些灵感，恰好结合涂尔干的哲学观和科学观，撰写了这篇报告。
“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当麦克卢汉道出此言时，他是指传播媒介能够延伸人的信息感知能力。然而，媒介并不限于传播媒介，一切手段、方法、工具都是媒介，媒介是人类感知能力的延伸、扩展、增强和质的飞跃，人类借此走出自己头脑中混沌的意象世界，与自然、与同伴展开交流、沟通与合作，这也正好印证了“媒介即讯息”（《理解媒介》）的箴言。
当哈勃望远镜成功运行的那一刻，它就开始发挥媒介的功能了。它的划时代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人类利用、超越自然过程中所体现的辉煌成就和文明荣耀——内部激励固然重要，外部展望却是人类科学获得进步的关键——更在于人类天文观测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只要想一想它循行周天，仰察宇变的雄伟之姿以及二十多年来传回地面的100T容量的壮美天景，我们或许就能知道人类获取信息量之巨：巨量信息能够使人类更多地、更准确地了解宇宙（当然也包括我们自身）的奥秘。
四百年来，人类的望远镜技术不断刷新。然而技术进步绝非一帆风顺或一蹴而就，这些事业必须以科学/理性的增强为前提条件。与古代的技术相比，现代的技术虽然也注重经验的累积，但后者进步的原始动力不再是经验了，而是理性：这当然不是否定经验的重要性，经验的不断重复虽则可能催生技术创新，但其核心要素不过是一灵感——灵感就是创新的契机，“创新就是系统内诸要素的重组”（熊彼特）——换言之，经验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就是通过重复劳动来提高人类发现事物之间新的联系的几率；现今时代，理性比经验更能高效地发挥上述作用。或许，恰是理性本身使我们认为理性优于经验，但理性（而非经验）作用下的技术转化率（the rate of technology transfer）更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它能够加深人类对事物之间联系的认识并根据这些认识来利用自然；而以往的经验却将认识活动的进展寄望于重复劳动中的“偶然性”——依靠“偶然性”过活不是人类（尤其是现代人类）的作风，他们试图创造或发现必然性以“控制”自然。
科学理性是怎样推动技术进步的呢？前面已就科学与技术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简要的哲学探讨，这番探讨太过浅陋，还需对两者的现实关系进行一些考察。科学理性与技术进步的关联不会停留在科学工作者的实验场所中，它有着社会肇因。
人类需要观察天文物理现象，这种需要既源于科学家对无限知识的渴求，也源于人类对自身起源问题的追问：这些都是一些形而上的需要。就以哈勃空间望远镜为例，1946年天文学家莱曼•斯必泽在论文《在地球之外的天文观测优势》中的科学构想为其发明提供了理论起点。一项科学的构想或理想，不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的瞎想，它有其社会根据。我们不否认少数精英比全人类前瞻半里，但他的前瞻必是站在全人类的肩膀上，他的构想虽然未必表达了当时普通人的愿望，但确实要以全人类现实的实践水准为基础，表达了全人类在可以预见的、不久的未来的实践能力及其愿望。有时，科学理想是人类美好未来的先导。
“科学事业是一项合作的事业”（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它必须获得社会支持，尤其要有科学共同体的全力参与。科学共同体不是科学工作者的简单联合：在其内部，每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都是顶尖的，他还须博知相关的知识门类，诸人精细分工、精诚合作（科学家的分工也是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其外部，整个社会不仅从情感上尊重科学成果并肯定科学权威，还从制度保障、政策设计、资金支持、教育培养等方面确保科学工作的顺利开展。科学，已经代替宗教，在全民心中获得了无上荣耀。
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一起遵守奉行的：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坚持实证精神，奥古斯特•孔德给“实证”概念的定义是“真实的，有用的，肯定的，精确的，相对的”（《论实证精神》），这一精神也是科学知识区别于宗教或哲学之所在，“我们都相信科学的力量，在于其敢于直视一切事实，并毫不犹豫地去面对它、检验它、把握它，不管它是什么”，总之，实证的要义就是“修学好‘真’，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德传》，略有更改），就是让自己的认识尽可能地与实在、与价值相符；其次，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宽容的品质，正如伏尔泰所言“自己独立思考，并让他人同样享有这样做的特权”（《论宽容》），宽容是独立精神的体现，更是出于理性的判断，因为理性之人承认世界的多样性，他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穷尽所有真理，应该对他人的思想成果报以宽容的态度；再者，科学工作者必须发扬团队合作精神，社会分工、学科分化的现实境况决定了任何一个现代的科学工作者都无力掌握所有重要的或基本的学问，而只有与人合作，才有可能相互激发思想、弥补缺陷，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能；还有，他们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倾注道德关怀，预判研究工作本身可能给人类带来哪些道德价值和道德风险，最低要求是一定要竭力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和扩散，韦伯所谓“价值无涉”（value-free）原则仅是针对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并不是指研究目的和研究结果也可以不守价值关联原则。关于“科学家的精神气质”问题，罗伯特•莫顿的论述相当精辟，在此就不赘言了。
科学事业的崇高感来源于科学精神，也来源于科学权威。四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广布整个社会乃至全球的理性化，为科学树立了权威：科学一旦获得了权威，它就要强制所有的头脑相信它、膜拜它，并且它日益地接近实现这个目标；那些知识生产者也不得违背科学，否则，他们的知识成果就得不到全社会尤其是同行的承认（涂尔干《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但是，对于真正地具备科学家之精神气质的知识人来说，崇高感源于内心的信念和行动的坚守——对科学的信念和坚守，对伟大自然、伟大人类的信念和坚守——实际上，外部的科学权威已经自觉地内化为他本人的工作品质了。
不过，我们必须提醒一点：崇高感或许也等同于虚荣心。滕尼斯认为，知识人的崇高感与其他人的虚荣心别无二致（《共同体与社会》），虽然前者风格清雅。如果论及社会贡献，两者的贡献相当，因为在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的现代，知识人同其他成员一同承担社会职能，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行，两者都是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一定意义上讲，科学事业之崇高感的形成就是伴随着现代世界的理性化进程的。理性偏爱精确，所以科学在精确度方面狠下功夫。哈勃空间望远镜仅仅因为2微米的误差就造成了实际功能失常，类似的科学失误在别处也不胜枚举……大量的科学失误不是正好讽刺了科学工作者一向标榜的精确性吗？事实绝非如此！科学的逻辑任务就是发现失误、消除失误，而不是宣称“没有失误”，理性的试错-纠正过程是科学达到更精确之目标的必经之路。
当宇航员多次修复哈勃后，它不是正常运转二十多年了吗？“哈勃打开硕眼，…一端反射着地面的蓝天和白云，另一端则伸向浩瀚无边的宇宙”，在壮美、深邃的宇宙面前，自诩“万物之灵”的人类也不得不发出惊叹！科学、理性、精确性能够不断地描述、解释、预测自然世界，但它不能感受自然/宇宙之美，这是现代人的局限。这种局限并不能抹杀科学在认识自然过程中所做的空前贡献，科学相继代替了宗教和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了人类的自然观（或宇宙观）。作为一个日趋完备的知识系统，科学，或者说科学的自然观，逃避不了回答宇宙起源、生命进化、人类未来等宏大的问题，逃避不了回答思维与实在、感觉与概念、事实与价值、社会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等形而上的问题，逃避不了回答自身起源及其合理性的问题：一句话，科学的自然观必须面对现代人给出关于整个已知世界（乃至未知世界）的解释，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更能满足开化的、理智的头脑的解释！那么，科学解释的权威何在，意义何在呢？我们明明知道科学事业的投入产出比很高而短期报酬率较低，为什么还要倾全民之力投注其中，仅仅是因为需要建构科学的自然观吗？这些疑问值得所有人慎重思考。
科学解释的权威与科学（事业）的权威有所不同，如果说后者更加依赖于完善的社会制度和赞赏的社会情感，那么前者则更加注重科学本身是否符合逻辑、规律甚至价值标准。科学日益成为（被发展为、被认可为）客观知识，它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它将自然纳入自己的解释范围，通过揭示自然的实在本质，也将实在的本质赋予自身；它必须以更加“客观”、“公正”的方法来解释自然，使其解释之下的自然观获得人们的认同；科学，既通过遵循更严谨的方法来博得人们的信服，也通过提供更正确的认识来博得人们的青睐，它多多少少地驯服了现代人的思维，强制人们（无条件地）相信于它。整个社会分享了对科学及科学解释的信任感。
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乃至人文学科，越来越强调价值无涉原则——既然无涉价值，那么科学或多少带有科学性质的其它学科传达、创造了何种价值/意义呢？普罗大众或许十分在意科学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和物质领域的实际享受；哲学家或科学家可以说，这些烙着科学印记的学问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社会、个人或心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因而也提升了人类按照自身意志来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能力，甚至于改善了人类的道德品质；经济学家或政客精心关注着科学对于间接地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服务国计民生、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效益；文化批评家则认为，科学理性的扩张撕开了以往人们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然而，我们必须追问：不同群体对科学之价值的诸多相异看法中是否存在共识，进一步地，这点共识体现在哪里或来源于哪里呢？实际上，不同群体都有权力形成对科学之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吗？如果说科学有价值，即使它发挥着不受集体表现所影响的客观价值，那也是因为整个群体、整个社会认为它有价值；科学的价值就是整个群体、整个社会对它价值（或功能）的一致认可并借由这种一致认可使得所有成员凝聚为一体，分享同一种信仰：从这种视角来看，不同群体的相关看法不仅是正确的、有效的，而且还有其共识，共识来源于集体表现，也就是说，科学解释的权威与意义均在于表现了（甚至创造了）社会。在现实生活中，科学解释如何表现和创造了社会？社会实在是超越于、部分地外在于个人的，它对个人产生强制力；科学解释作为一种社会实在，必然确立一条价值标准，即“奉献于科学事业是崇高的、荣耀的”的价值标准，无论这条价值标准是以社会潜意识还是社会显意识的形式存在，它都会引导社会成员通过投身科学、运用科学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也因此，科学在其经济投入方面虽然会遭遇阻力，但这些阻力终将被科学的权威所削弱和抵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是这个时代所有人新供奉的“神圣”形象！
三、感受1、我以前读书虽然很仔细，但太慢了，这里要批评自己，接下来一定要加快了，不然就落后了，大家都那么勤奋！
2、看了大家的读书报告写的高度凝练，很羡慕，我也在尝试着围绕某一个主题把看过的书籍总结了一下，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 此贴被张帆在2016-04-19 23:2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