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读书目
（一）爱弥儿.涂尔干
1.《社会分工论》
2.《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4.《道德教育》
5.《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6.《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7.《孟德斯鸠与卢梭》
（二）托克维尔
1.《旧制度与大革命》
2.《论美国的民主》
二、起止时间
2016年7月17日-2016年8月16日


            (一)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在涂尔干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涂尔干在继承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之后，不仅将之付诸实施，而且在实证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发展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为社会学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准则。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涂尔干提出了三条他认为必须遵守的准则，奠定了涂尔干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思想。在通读了涂尔干的著作之后便不难发现，涂尔干所确立起来的三大准则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随意制定的，而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体现。这种科学方法准则在他自己的研究中得到严格的遵循。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所谓的社会事实，就是一种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给人以外在约束的、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行为方式。既然社会事实具有独立存在的特征，具有物的特性，便产生了第一条在他看来也是最基本的规则，即社会学研究必须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然而，社会学研究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事实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涂尔干在研究正式开始之前对所研究的社会事实的概念做了准确界定。例如，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把自杀的概念界定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把社会事实的概念界定为“一切行为方式，无论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够从外部给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涂尔干把外婚制的概念界定为“禁止同一氏族成员彼此媾和的规则”；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他把宗教定义为“宗教是一种即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把自然崇拜的概念界定为“崇拜自然现象，宏大的宇宙力量，遍布大地的各类事物”；把消极膜拜的概念界定为“消极膜拜是由一系列专门仪式所构成的膜拜体系，消极膜拜不需要规定某些特定的信仰行为，只限于禁止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因此消极膜拜全部采用了禁忌的行为方式”。除此之外，涂尔干还界定了“泛灵论”、“图腾崇拜”、“积极膜拜”等概念。这些得到准确界定的概念不仅使得人们对涂尔干的研究对象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为读者理解涂尔干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
      第二条准则：涂尔干明确指出一种社会事实能够而且只能够借助其它社会事实进行解释。他说“决定某个社会事实得以产生的原因应该到先行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是到个体意识和个体心理的层面去寻找”。例如,在《自杀论》中，涂尔干在解释自杀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就坚持了这一准则。他努力用社会事实去解释自杀现象，驳斥各种用非社会性因素（气候因素、地理因素、个人性格因素、贫富状况、婚姻状况等）解释自杀现象的说法，反对把个人心理层面的因素当成自杀行为产生的原因；在探寻早期人类社会宗教形成原因的过程中，涂尔干没有局限于对图腾崇拜表面现象的观察，而是深入到原始部落社会生活的深处，从社会生活的层面寻找图腾崇拜现象背后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产生绝不仅仅是某个个体脱离群体的怪异行为，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一种求得群体得以延续的社会心理主导了原始部落宗教的产生”；在研究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时，涂尔干不仅驳斥了“个人追求最大利益和幸福”是社会分工得以产的原因的说法，还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的说法，最后得出“社会密度的增加导致社会竞争的加剧是社会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的结论；在研究外婚制得以产生的原因时，他批判了经典人类学家给出的关于“外婚制本质上是一种暴力行为，是一种劫持，这种事情最初只是偶然才发生的，但是在后来逐渐的普遍化了，进而由于它的普遍化而变成了义务”以及“杀婴仪轨使外婚制的做法成为必需”的说法，得出图腾制度的存在是外婚制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的结论。对于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竭力从社会层面去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不是局限于个体的层面。
      第三条准则：涂尔干指出不能够把社会事实产生的原因与它所发挥的终极功能相混淆。这一准则的应用在《社会分工论》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考察社会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时，涂尔干首先批评了一些研究者把分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当成分工产生的原因这种错误的做法，指出：如果认为分工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好处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就犯了以分工的功能代替返工产生的原因的错误；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也反对把宗教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当作宗教产生的社会原因，他说“原始宗教所发挥的给信仰者带来心灵慰藉、给社会带来某种维持社会福利的秩序的功能，绝对不是原始宗教得以产生的终极原因，因为原始宗教的信仰者很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宗教信仰的这种功能。关于是宗教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只能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去寻找最根本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涂尔干给社会学研究所确立的三条准则在他自己相关的研究中均得到明显的体现。涂尔干自身的研究实践证明，他给社会学研究所确立的三条准则并不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它们能够很好地指导相关的实证研究。同时，涂尔干的研究成果也向学界证明，他所确立的准则，不只是为其他社会学家所确立的，更是为自己确立的。


                （二）关于涂尔干社会道德思想的批判性反思
        在《道德教育》中，涂尔干明确的指出他所倡导的道德是一种超越于个人道德的社会道德，“无论个人的行为是什么，如果行为只指向行为者的个人目的，那就不具有道德价值。相反，如果他的行为能够增进全人类的福利，则具有道德价值。”
      作为一名有着深刻社会关怀的社会学家，从促进社会团结的角度而言，涂尔干关注社会道德，将个人道德置于次要地位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过分关注社会层面的道德价值，完全否认个体追求自身目标的合理性同样是一件有失妥当的事情。众所周知，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这种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社会个体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只要在社会许可的空间范畴之内，对个人目标的追求不仅是合法的，更是合理的。因为，个体要想在社会上求得生存，对个人目的追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因此，基于社会文化的这一特征，如果个人的行为指向对个人人生目标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是不与社会主流价值相左的。这里问题便产生了，既然社会的主流价值和公民的意识形态具有社会公认的道德价值，那么符合这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个人逐利行为为何不具有道德价值？个人利益和人生目标既然不具有道德价值，人们难道就不应当追求吗？
      其次，西方文化不仅具有个体主义倾向，同时也有集体主义倾向，这两大特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我们并不能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去把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做出绝对的划分。例如，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中高举“博爱”的口号，所谓的“博爱”便是一种广博之爱，不仅包含对自己的爱，也是一种对社会、对大众的爱。因此，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分裂型”文化。社会在倡导个人主义的同时，也用道德的形式规定了社会成员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在肯定个人合理利益的同时，宣扬集体福利。具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双重特征。此所谓的“人格分裂”型。
      虽然涂尔干为了促进社会整合，防止社会发生解体而把社会道德放到了首要道德位置，具有一定的“价值合理性”，但是，仅仅强调道德价值的社会取向，忽略更为本质的个体主义倾向，却是一种有失妥当的做法，此种道德教育的宣传并不符合当时法国社会的文化气质。在他看来，社会是由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个体组成的一种超个人的客观独立存在。从理论视角出发，如果构成社会的个体之间的联结和相互作用缺失，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道德缺失，社会的确存在解体的可能。但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涂尔干一直担忧的社会有发生解体的危险实际上是一种“杞人忧天”。自从人类诞生至今，并没有哪个社会发生了涂尔干所说的“社会解体”，人类社会一直存在，最严重的情况解释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恶性运行的状态。


四月阅读书单
1.《毛选第一卷》
2.费孝通《乡土中国》
3. 让.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4.涂尔干《自杀论》
5.福柯《规训与惩罚》在读 
6.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1.《乡土中国》
      读完《乡土中国》，想想自己儿时的生活经历以及现在还在农村的家，突然觉得我曾经生活过的那片乡土和费老书中的乡土原来没什么两样。
      乡土本色。费老说有人生于斯、张于斯，最后死于斯，一生不离故土。现实中已经80多岁的奶奶就是生在村里，长在村里，以后还会在村里逝世，一生都没离开过半径不过几十公里的小镇。书中有费老的奶妈包一包灶上的泥土给费老随身携带，以防水土不服，现实中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奶奶也曾给我包过一包菜园里的泥土让我带来山西以防水土不服。书中有老农见蚂蚁搬家去田里开沟，而现实中我也见过有老农见蚂蚁搬家，回家收完衣被后大雨就来了的情景。
    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在传统的乡村建设者眼里，贫、病、愚、私一直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痼疾，需要加以铲除，可是在费老眼里却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或至少有其合理性的”，认为乡下人不识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乡下人不识字对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不识字依旧可以生活，读到这里回头看看在家里种地的二叔，一样不识字，可是在农村，不识字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在他一生中，周围的邻居几乎都是朝夕相处，谁家老人去世了，谁家小孩儿出生了，这些都是他身边的事情，他不需要用文字来帮助他记忆谁家老人什么时候去世，谁家孩子什么时候出生，记住就行了；也不需要学会每个人的名字怎样写，村里的人他照样认识；庄稼种子买回来了，他不需看包装上的说明说照样可以种出茁壮成长的庄稼。因为“语言已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其“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反而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受了教育的文化人回村里之后，除了读书、看报、打字，肚子里的文字到无处发挥作用了。
    差序格局。虽然费老在此文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成为社会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经典名词，但是对费老的一些观点却是持不赞成意见的。尤其是关于中西方社会格局的论述，从现在看来中国社会似乎更像是团体格局，因为我们一直强调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集体大于社会，能说是差序格局吗？反而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至上的原则能说是团体格局？在真正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对费老的一些观点还不敢苟同。但是费老随后仅仅引用一句“伦者，水文相次有条理也”，就生动地描绘出了在乡土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伦格局。正是在这种推浪式的差序格局中，是非、道德、利害开始变动不居却又有迹可循——即便是在当下，这也足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乡土社会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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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家族”，从结构上勾画了乡土社会普遍的家族，由生育到事业对家族进行了有关功能定位的描绘，进而分析了家族之事业功能对社群间关系的影响；第七章“男女有别”，从“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出发，阐释了乡土社会为了维系稳固的秩序，而对可能冲击既有秩序的男女之情予以压制的策略选择；第八章“礼治”，阐释因乡土社会的凝固性而导致传统的有效性，进而导致礼治（利用传统产生的使人内心信服的力量实现治理）占据统治地位。
      第九章“无讼”，阐释了奉行个人平等主义、个人权利本位的法治理念与乡土社会“礼治”传统的冲突。因此“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近二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成功与曲折，司法公信力所遭遇的危机，或可部分从中寻找一些答案。
      第十章“无为政治”，从经济因素（生产力水平）对横暴权力的拘束，阐释了乡土社会的“天高皇帝远”之由来；第十一章“长老政治”，用“教化权力”（爸爸权力）这个新的概念阐述了乡土社会传统沿袭的媒介及其内在力量，让人想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父母官”说法，文章中“从表面上看，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这个比照，妙趣横生，回想起自己和孩子的状况，于教育层面也颇有可引以为戒之处。
      第十二章“血缘和地缘”，实质上也就是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中国化解读；第十三章“名与实的分离”，则基于社会变迁的动态变迁角度，阐述了长老权力、传统之治下乡土社会的缓慢演变，及这种缓慢变化所导致的乡土社会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的趋向分离。也许这也是乡土社会生长出来的中国政治的特有智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涵演绎，大致亦如是；第十四章“从欲望到需要”，则从人的行为是简单受欲望支配，还是遵循需要的引领，从这样一个角度，阐释了乡土社会当代知识谱系的变迁。
      整个十四章，在我的理解，费老所在意的，就是“凝固”与“变迁”两个关键词。第一到八章，都是对乡土社会之“凝固”的白描，由于植根于乡土带来的不流动性，使得乡土社会在费老的描绘中成了一幅凝固的社区画卷，这构成了与现代社会的鲜明对比；从第九章至第十四章，除“无为政治”一章外，其余均可看到变迁的主题，而上述变迁的过程虽然缓慢，却也是不可遏止的，因其变迁是受内生因素的变化（这种内生因素的变化来自于人类智识水平的提升及由此带来的文明交互渗透及碰撞）而发生；虽然不可遏止，却又是缓慢的，因为导致乡土社会变迁的内生因素本身，也只能是缓慢变化着的。


2《自杀论》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也译迪尔凯姆，1858-1917）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自1882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之后，先后在桑斯等中学任教。1885-1886年间曾赴德国游学，深受德国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的青睐，在这段时间他的学术积淀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结束在德国的游学之后，他回到法国在波尔多大学任哲学教师，后因为其在社会学领域出色的学术成就，被晋升为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1902年，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时候，他首次根据社会学研究的不同对象将社会学分为一般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犯罪社会学、道德社会学、美学社会学等基本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奠定了现代社会学多分支学科的雏形；同时他还尝试给社会学做出自己满意的定义，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过程的科学。这个定义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在社会学刚诞生不久的当时，他就勇敢地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在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看来：为了摆脱社会危机，重建社会秩序，必须创建一门新的知识与信仰体系，既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将科学的实证实证方法运用到社会、政治、道德以及宗教等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这门科学就是社会学。）做出了有力的挑战。后来因为其在社会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以及其对社会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因而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一起被人尊称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在其社会学生涯中，主要著作(按其出版年份的先后排列)有1893年的《社会分工论》、1895年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7年的《自杀论》、1912年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在他死后的1928、1950年分别发表的《社会主义》、《社会学教程-法律风俗的物质作用》等，其中的许多至今依旧被当代社会学学者尊称为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二.作品内容简介
      就《自杀论》的总体的内容而言，我与许多读者一样把它总结为一本“探索自杀的原因及其规律”的著作。作者首先在经过了大量的推理论证之后，给出了自己有关自杀的概念。在导言中将自杀的概念定义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由于作者的社会学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病态观点，所以在《自杀论》中作者在探索自杀的原因及其规律时，紧紧结合当时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及其伴生的社会问题造成的社会病态而导致人们的行为失控，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自杀率逐渐上升。这些社会问题的类型表现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人们的工作生活压力增大，进而使人们发生精神错乱的可能性增大；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使得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日益精细导致人们无法适应社会的急剧变迁等。
    在系统地分析总结自杀的原因中，作者通过一些列的“实证”依次论叙了自杀的发生与种族、遗传因素、个人身体素质、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地理条件气候的变化没有直接的密切关系；与此相反的是，与发生在社会中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朝代更替、职业更换、生活变迁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从根据作者引用的以及其整理的欧洲不同国家自杀率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自杀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地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两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对自杀的原因进行系统的总结中，作者根据自杀者自杀动机的不同将自杀的类型做出了经典的界定。他将自杀归结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由利己主义造成的自杀、利他主义造成的自杀、失范造成的自杀、宿命造成的自杀。
    利己主义之所以会造成个人采取自杀行为，是因为在作者看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即从个体存在以及个体行为的社会性价值方面来考虑来分析一个人自杀的原因。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一个人需要一种高于简单自我存在的生活目标，只有这样，这个人的存在才有社会意义。例如，作者认为无论是旧的天主教徒还是新教教徒，其社会生活纯粹的目标就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获得存在的合理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文化的发展而带来的人的解放，个人主义不断得到张扬，使得个人与家庭的关系逐渐被社会弱化，宗教的权威因为无法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匹敌慢慢地和社会世俗生活相脱离，社会的这种变化使一些适应能力有限的人难以适应，生活逐渐变得空虚、甚至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产生自杀行为。作者通过引用大量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由利己主义造成的自杀现象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严重的群体之中。
    所谓的利他型自杀则发生在社会整合过于强烈之时。这个时候，由于社会整合过于强烈，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强烈，这就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整体的利益或者是他人的利益着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个体的利益被忽视，个人权利的满足不被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自杀则属于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产生的自杀，也就是我们所称之的利他型自杀。在作者看来利他型的自杀主要表现为义务性自杀和负疚性自杀，前者是整个社会或者是指自杀者所属的某个群体强加给个人的义务，一方面自杀是自杀者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是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后者则表现为自杀者本身认为其存在对社会或者是其所存在的某个群体有责任和义务，出于献身于群体，服务社会的需要，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于是具有这些社会心理的人便成了自杀的主体。在作者看来，利已型的自杀是由社会整合程度不足产生的，与此相反的利他型自杀则是由社会的过度整合造成的。
对于后两种社会示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作者的学术见解也是颇为深刻的。迪尔凯姆认为，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存在，社会就存在解体的风险。随着社会解体的出现，接着便是社会制度的失效、社会控制的瓦解。一旦社会控制瓦解现象出现，人们的欲望和社会行为就会彻底失控。随着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这些欲望就无法得到彻底的满足，于是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厌烦，进而产生自杀的倾向。与此相反的是，如果社会解体、社会控制瓦解的现象并没与出现，过于强烈的社会规范则则会给社会成员带来过重的负担和压抑，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言行举止都会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很大程度上造成限制了人们的造成人们相信自己宿命，这种类型的自杀行为被作者归结为宿命型自杀。在女性群体中，随着离婚率的升高，自杀率也会随之升高，这是典型的宿命型自杀。
      在某种程度上整部《自杀论》就是围绕两条主线将自杀分为四种类型，这两条主线分别是“社会整合程度强弱如否”和“社会规范强烈与否”。这两条主线分别对应着两种类型的自杀，构成了全书的主体。
三.读后感
      《自杀论》作为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本百年名著，它之所以在其出版后的一百年来为无数读者所研读，自然有其经典之处。初步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也有了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就我看来，这本书最重要的不是作者对自杀现象的论述正确与否，其精华反而在于这本书对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意义。作者在社会学领域中采用了一种基于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自杀这种社会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因果关系、现象存在分析。在作者所处的时代（尤其是自杀论出版的年代），社会学刚刚产生不久，尚处于学科发展的上升阶段。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几乎上处于空白状态，而作者在本书中所展现的这种通过引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案例对自杀现象做精确分析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尚属首次，作者在分析自杀现象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经验主义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贡献不仅局限于精确的分析了自杀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且在于他为后世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树立了典范，为人们提供了基本的可以遵循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全书中作者引用了的欧洲各国大量的统计资料，先不说这些资料的具体来源、准确度如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在学术视野中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态度，这一点是现代社会每一位研究者都必须注意的。
        问问我们自己，假如我们在完成一篇专业论文或者是一部学术专著时，我们有这么敬业的精神、这么成熟的学术思想、这么旺盛的精力去认认真真完成吗？面对现在学术领域抄袭成风的现状，这个问题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的问题。
        当然，作为社会学发展奠基之作之一的《自杀论》也有自身的局限，这种局限不仅表现在作者自身方面，更多的也表现在时代的局限上面。一方面作者作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在其研究中所采用的这些研究反方法尚属开放性的探索，不仅没有现成的方法论可以作为其实际研究的指导性理论，而且没有现实的实际经验可以借鉴，这就使得作者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作者对自杀的论述虽然经典，但是其部分研究结果值得我们去怀疑。例如作者认为自然环境、遗传因素等因素对自杀没有影响，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既然地理环境对自杀没有影响，那么法国北部的自杀之乡到底怎么解释？在作者看来，自杀是一种愚蠢的、不能为社会接受的行为。为了消除和防止自杀现象的出现，他提议对自杀者进行惩罚，不给他的尸体落葬，剥夺其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家庭权利，没收其财产以警告其效尤者，这一点无论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还是现在的现代社会，都是及其不人道的。殊不知，生命权本身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公民自身有资格最其做出合理的支配，因此政府也就没有资格“对自杀者进行惩罚，不给他的尸体落葬，剥夺其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家庭权利，没收其财产”；再者，就作者所处的时代来说，社会统计方法与手段并不像现代社会这么发达，统计数据的获得也没有现代这会这么简单，其所引用的大量的统计数据来源如何，准确度如何，在专著中作者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不禁让我对这些数据的来源产生了怀疑。
      不过总的来说，作者在这部专著中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是不多见的，其对社会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存在的那些问题更多的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没有完美的事物，对于这些细小的瑕疵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拘泥，只要我们端正我们自己的学术态度，这些小的缺陷在我们日后的学术研究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继续加油！

一起怀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