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份读书总结
书单
《福柯文选》 1、2、3卷
《权力》 卢曼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彼得布劳
《华中村治研究》 贺雪峰
社会学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 任何学科都讲“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社会学研究的现象和本质有其特殊的性质和意义。社会学在透过现象看本质时必须明确的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二是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三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一、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
广义的现象是存在和发生于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任何事物，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所以会共享一些生活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学科都关注共同的现象。狭义的现象是以某种学科特有的视角为基础，关注的是该学科领域内的问题。就此而言，社会学关注那些会带来社会性影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微观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可能涉及宏观上的社会变迁与发展；主体可以是个体行动者，或者是群体和组织（如家庭、学校）乃至民族国家；也或者只是一种无主体的事物或关系属性和特征，但是这些属性和特征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影响。纯粹的现象完全附着于日常生活，是一种表面性的存在物，因而可以被直接感知；但是由于日常生活是流动的、千变万化的，因而现象具有偶然性和不稳定性。而本质则隐藏在现象之中，是一种深刻的、不易发现的规律性存在。社会学所要发现的规律是一种社会性规律，不是自然科学规律，也不是经济学规律，这种规律涉及个体与社会、结构与行动、传统与现代等某个系统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形式，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及其各种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本质具有异质性，即规律具有不同形式，表面相同的现象中可能隐含着不同的规律，而不同现象则可能反映相同的规律。
就社会学的八大家而言，马克思和韦伯都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前者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危机，而后者则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合理性。尽管处在不同时代，韦伯通过科层制发展带来的社会“理性牢笼”和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萎缩的背后隐藏的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所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都揭示了社会日益合理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同样是关注现代性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一个分化的、面临各种对抗性矛盾和危机的社会，并将社会发展视为连贯的、累积式的学习进化过程。而吉登斯的现代性则表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统一，现代性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只是一体两面，而非相互排斥和冲突。虽然现代社会也面临各种风险，而且是一种多维度的风险，但是风险的解决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因而也恰好反映了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此外，吉登斯认为社会发展与变迁不是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既替”的简单进化，而是不同社会类型彼此共存，是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银耳具有差异性和非连贯性。
二、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
由于现象是表面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而本质则是一种隐藏的、不易察觉的规律，所
以不可能直接通过现象就可以简单地完成本质的发现过程，而必须将现象上升到经验层面再逐步完成。经验是将现象进行初步思维加工的结果，但与本质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例如，布迪厄通过单身者舞会研究婚姻场中男性和女性的各种行动策略，以及通过大学生文化研究教育场中不同阶层学生的行动策略，从而揭示各种不平等现象背后隐藏的符号权力运作逻辑。因此，就单个研究过程而言，从现象到本质的逻辑过程是现象-经验-本质，以现象为切入点，以经验为中介，以发现本质为目的。
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涉及的是方法论的问题，方法论是一种思维工具，它可以反映研究者的思维取向。一般来说，社会学通过现象研究本质和规律的方法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从客观立场出发，运用正确的科学知识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说明；而知识本身则是来自经验的积累，是不断对新的、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结果。因此，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追求确定性和一种普遍的因果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以涂尔干为代表，涂尔干提出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以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这是一种可以观察的、客观的事实，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因而独立于行动者主观意义和情感。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他研究了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以及自杀，认为在传统的社会整合纽带（宗教、家庭、国家）削弱而现代社会集体意识缺乏的情况下，会出现各种失范行为。因此，要重建新的社会规范，必须进行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教育，从而实现新的社会整合。这里的“本质”是一种 “集体感”对社会整合的必要性，这种“集体感”可以表现为宗教、家庭、道德、职业伦理、民族主义等形式， 核心问题是在一个日益分化、个体性增强而集体意识弱化的社会如何发展这种整合性力量。
2.人文-解释学
人文解释学的方法是从人的主观意义出发，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进而做出说明，这主要是基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人及其行为和各种关系组成的人类社会而非自然世界。人是有意识的、能动性的个体，人类社会生活涉及各种意义和价值、情感的交织，因而无法用确定的法则来解释。人文解释学的代表有韦伯、哈贝马斯。韦伯提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并做出因果性说明，强调对行动者主观意义的理解，因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个体及其行动。通过分析宗教生活对个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对中西方各大宗教伦理进行比较，从而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特色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发展，从宗教理性到经济理性，从个体理性到组织理性，反映了理性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哈贝马斯也强调交往行为主体之间的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他认为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以生活世界的共识为背景，以话语有效性规则为前提，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平等对话是必然的。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损害了交往理性，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是一个陷入各种危机和冲突的分化的世界。
3.批判主义
批判意味着一种否定，但又并非全盘抛弃，它反映了一种主体性反思。批判主义的代表：（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革命性）（2）布迪厄——对社会秩序的批判（3）福柯——对主体的批判（4）吉登斯——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现代性反思。批判主义的特点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即实践性，发现某种与社会主流事实或意识相悖的东西，并对主流思想构成挑战。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的悲惨境遇，揭露了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因而必须废除私有制，改变生产关系，而这一切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布迪厄通过考察男性统治、学校精英、知识分子等在婚姻场、教育场、科学场中的行动策略揭示了一种等级化、不平等的分层秩序，从而使一套无形的符号权力运作逻辑暴露于阳光之下。本质上是符号权力的运作及其再生产机制的问题，要解构这种符号权力的运作及其再生产机制，知识分子必须始终保持内在的批判性和独立自主。福柯以疯癫、疾病、犯罪和性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古学和谱系学分析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以及复杂的知识体系和精密的权力结构如何对主体进行塑造。分析权力是要批判知识，而分析权力/知识关系是为了回答主体/真理关系，即主体如何进入真理游戏之中，成为知识的对象，本质上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对知识的批判不是要批判知识本身，而是批判知识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即知识背后的权力技术和权力形式：权力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对个体进行归类，并使加一套真理法则使其身份化，以被自己和他人识别，从而完成主体客体化。因而，通过对知识的批判，将主体从知识、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新的真理规则，从而建立一种新的自由的主体。吉登斯对传统二元论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融合性、互构共生的结构化理论，通过反思现代社会的安全、信任风险形成了多维度的现代性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动态性、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正是现代性的积极进步与消极意外后果共存于一个时空中并扩展，形成一个全球化的现代世界。风险问题既反映了现代性发展的高度，也为现代性的发展提出挑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认识问题，应该辩证地看待现代性的进步与风险。
三种方法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也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各有其特点并相互补充。
三、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对现象与本质之间关系的三点认识：一是必须从现象出发，以现象为前提和基础，并且要将现象上升到经验层面，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现象中。二是研究现象以发现本质为目的，本质不是纯粹思辨的形而上产物，而是隐匿于现象之中，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来发现。三是本质不是最终目的，要用发现的规律来指导新的现象观察和分析过程，以发现新的规律，同时接受实践检验。实质上是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学不是以理论为基础，而是以实践为基础，不是关于宏大理论的科学，而是一门实践性科学，但是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社会学要发现的结构性规律嵌入于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中，社会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有鲜活的体验和感悟。
布劳：从社会交换到社会结构 布劳认为社会学应该用社会性的术语来解释社会性的现象或问题，例如，宏观社会学分析是对社会关系模式的结构分析，而非对个体行为的心理或文化分析，就此而言，宏观结构理论分析社会环境对社会关系的外部约束，而微观理论则分析维持社会关系的互惠动机。而宏观与微观的区别不过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分析策略和概念框架，二者可以相互补充。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是所有人类行为和关系形成的基本单位，复杂的社会结构可以被理解为简单社会结构的派生物，尽管前者也会形成自己的突生属性。因此，通过分析个体之间的交往可以理解个体与群体、组织乃至组织之间的复杂结构。
布劳认为社会交往的基本模式是一种基于社会性报酬的交换行为。社会交往始于基本的心理过程，如对个体情感的吸引、对报酬的渴望等，正是个体的心理需要和心理倾向决定了他们的交往对象以及选择怎样的交往行为。社会吸引的期望有两种类型：内在性报酬与外在收益。尽管吸引过程由某个人的心理倾向单方面发起，但是一旦他接近他人，发出行为，就会引起他人对这种交往的预期，从而产生社会交换。因此，社会吸引的过程导致社会交换。
社会交换的原型是一种基于外在收益的相互性交换，而非纯粹取向于内在报酬的或者单方面的交换。通过改变社会交换的两个维度，可以产生两种特殊情况：基于内在吸引和单方面服务的交换，如在爱情关系与权力关系中。反复的扩展性交换在个体之间产生信任，从而赋予交换行为以内在意义，促进整合。同时，交换过程中某些人能够向他人提供重要服务，而他人不能适当加以回报，随之发生的单方面交易引起地位分化，并使前者获得对于后者的潜在权力。当以下四种替代方案同时缺乏时，前者便获得对于后者的实际权力：一是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他极其需要的某种服务作为回报，二是后者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所必需的服务，三是后者可以强迫前者为他们提供服务而不予回报，四是他们可以不需要这种服务。这四种方案为后者提供了独立性的条件，当这些条件缺乏时，他们就只得依赖于前者所提供的服务，从而导致权力的产生。因此，交换过程一方面导致内在吸引和社会整合纽带的出现，另一方面导致单方面服务和社会分化。
四种交往行为：
内在的 外在的
相互的 相互吸引 交换
单方面的 依附 权力
社会整合与分化的发展为组织的设立提供可能性条件，以协调追求共同目标。地位分化导致群体内部形成较高地位者与较低地位者，那些获得较高地位者继续为权力和领导位置展开竞争，较低地位者则为工作业绩而竞争，而在高地位者与低地位者之间则只发生交换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工具性帮助以换取后者的尊敬和服从，交换所得又分别服务于各阶层的不同竞争，因而竞争关系与交换关系发生分化。高地位者之间的竞争产生领导，后者能够对他人行使权力并协调集体成员努力以实现共同目标。稳定的组织权力要求合法化，即成员对组织与领导地位的赞同而对权力的自愿服从。这是由于领导者通过将其地位特权和正式权力投入社会义务中，为集体成员提供帮助而又无需他们做出回报，从而使后者产生义务感和忠诚感，并形成一种群体规范和群体压力，“迫使”成员作出自愿服从，合法化权威得以产生并得到强化。（领导贡献—集体赞同—群体规范和压力—自愿服从—合法化权力）因此，权威的特征表现为一方面是下级群体对权力的自愿服从，另一方面是权力对个体成员的强制性制裁。有效的权威既要求权力，也要求合法化赞同。然而，当组织成员在权力关系中付出的服从超过其所获得报酬时，由于相对剥夺与权力地位导致的冲突和不满会引发组织内的反抗。剥削感和压迫感在群体交流过程中获得情感支持并被正当化，从而发展起反抗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模型：社会吸引—社会交换—地位、权力分化 集体赞同、合法化——权威 ）
剥削、不赞同——反抗
组织形成之后，组织内的交换也发生变化，社会规范以间接交换取代了个体之间基于互惠的直接交换，权威的形成就说明了由直接交换向间接交换的转化。交换不再直接发生与个体之间，而是个体与组织以及组织之间，如在专业服务中，专业人员虽然与顾客直接发生交换，但他并不是为了获得顾客的报酬，而是想要获得组织和同事的认可与赞同，因而按照严格的专业标准提供服务。这些共同的社会价值和规范是组织的交换得以发生并复杂化，不同的价值规范导致组织形成不同的生活模式和互动模式。作为社会交易媒介的价值有四种类型：作为团结媒介的特殊主义价值、作为交换与分化媒介的普遍主义价值、作为组织媒介的合法化价值以及作为社会变迁与重组媒介的反抗理想。各种类型的共同价值通过社会空间和时间扩展社会互动的范围以及社会关系结构，对社会价值的共识是组织的制度化得以形成，并解决了合法化组织永久存在的问题。组织制度化的三个条件：一是一套形式化的规则，使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独立于特定个人；二是对传统价值的共识并在社会化过程中被传递，这些价值规范给予行为规则以生命和内容并使其合法化；三是获得统治群体的强烈认同与支持，因而扎根于权力结构之中。从而制度对社会结构施加历史限制，而社会结构则对个体行为施加结构限制。复杂社会结构的特点表现为：1）交换过程以共同价值为媒介，2）通过制度施加传统约束，3）其成分不是个体而是亚结构，正是亚结构之间及其与更大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全部复杂性。分析群体交往结构的两个维度：一是群体的生活模式和取向是特殊主义标准还是普遍主义标准，二是社会互动模式是成员积极努力的突生性结果还是被组织以集中于某些共同目标的结果，由此产生社会结构的四个方面：
特殊主义 普遍主义
突生的 整合 分化
目标集中的 反抗 组织（合法化）
而组织之间的交换可能产生联合的社会纽带，也可能产生等级性分化，形成政治组织，以维护秩序并保护该组织和统治群体的权力不被暴力推翻。反抗作为一种再生力量是社会生活的动力源泉，推动着社会变迁；它作为一种不平衡力量，又维持了整个社会的平衡。因此，社会变迁表现为辨证的过程，即一种沿着不同线路的周期性社会重组的交替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的任何形式都可能引起新的要求某种重组的问题和冲突。
读书感受
1、思考总会有收获，不逼着自己前进，永远不知道自己可以收获怎样的成长与进步。
2、读书不仅是思维训练，更是一种综合性的自我管理训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要更认真地对待读书。
2016年10月份读书总结
书单：
《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
《流动的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
《科学革命的结构》 托马斯•库恩
《科学的反革命》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社会学主要思潮》 雷蒙•阿隆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 杰弗里•亚历山大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亚历山大
科学的方法论之争——实证主义及其后 这次总结是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分析科学史的发展过程，从前科学时期到实证科学阶段，其中涉及实证主义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过渡，再到反实证主义的出现，最后是各种形式的后实证主义阶段。也许这种思路会简化科学发展史的过程，所以只是一种个人思考。
现代科学的出现大致始于文艺复兴，在这之前可称为前科学时期，没有科学的概念，更不用说以科学的方式思考和解释所有现象，人们通过神学、宗教或类似“拟人论”、“万物有灵”之类的学说解释自然并获得有关真理，简单地说是以参照自己的形象来解释外部世界。因此，现代科学就是要打破这种解释，力图回到“客观事实”，对自然进行客观完整的描述。这种
从客观立场出发、以正确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科学方法正是实证主义的典型特征。最初获得发展的主要是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由于研究对象是较为简单的自然现象，因而这种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不仅可行而且高效，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繁盛。
在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经验知识积累的过程，即不断发现新的、未知的领域和知识。
随着人的独立性与反思性的增长，社会科学的出现开启了人类社会的反思性发展。然而，在一个实证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方法必然也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哈耶克称为“科学的发展走过了头而造成一种相反的危险处境，即
唯科学主义的霸道阻碍着理解社会方面的进步”，他对这种“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把某些思维习惯运用于与之完全不同的领域”的行为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学科（社会科学）为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与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他认为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不同，因而必然存在方法上的重要差别，而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只会削弱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并且进一步从唯科学主义的客观主义、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三个方面对这种科学方法的泛滥进行批判。
社会科学之唯科学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由孔德开创的
实证主义社会学，并在涂尔干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孔德提出知识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实证时代，数学、天文、物理、生物等学科已经进入实证时代并获得极大发展，而社会科学还处在前两个阶段，因此，通过综合各种实证科学知识可以发展一门新的实证社会科学——社会学，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一致（他认为人类思想协调一致的两种方式：自发的拜物主义和最终的实证主义）。当然，仅仅通过对各种科学知识的综合不可能形成一门社会学思想。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提出“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这是一种可以观察的、客观的事实，并独立于行动者的主观爱好、情感与愿望之外，他所强调的社会事实的外在性与强制性正是客观性的表现，事实就是严格以外在性和强制性的标准而成为事实。（关于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的区别可以帕森斯举得简单例子说明）然而，
实证主义试图以一定科学知识来客观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忽视了社会科学以人类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为对象中的主观性成分，因而受到越来愈多的质疑和反对。于是，出现了一种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研究”取向。
反实证主义正是基于社会科学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提出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要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如韦伯强调对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理解，齐美尔通过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形式来发现生命的内在本质和意义，帕森斯构建的唯意志论行动体系关注行动的主观成分，强调规范与条件的相互作用，他们的社会学思想都带有反实证主义的色彩。反实证主义是要解决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不当所带来的问题，当然也对实证主义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反实证主义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陷入主观主义，制造了新的问题，最终以失败告终。
亚历山大提出
后实证主义的立场，这种最初由库恩（他认为科学是一种由经验的观察和先验的“范式”框架相互作用所规定的双向过程）开创的立场
将科学发展视为理论与经验共同推动的双轮过程。他认为科学思维是一种
双向的连续体，其中一端是非经验的形而上学环境，另一端是经验观察的环境，分别形成理论性陈述与经验性陈述；这两端之间具有不同层次的科学要素，从一般预设、模型、概念、定义、分类、规则、命题到方法论、观察，反映了某一给定陈述对一般性或特定性的不同侧重点；这些不同要素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具有相对自主性。
科学思维应该同时具有一般性和特定性两个维度。依据这种双向连续体思维，实证主义将社会科学视为一种仅仅从特定性向一般性的单向运动过程，即理论的形成是通过对观察所得经验进行建构的过程，从而把理论化约为各种经验事实，否认一般性论题对经验的指导作用。因此，后实证主义采取了一种融合的视角来认识科学的发展，理论和经验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要素（类似于人的两条腿，也许两条腿的健康状况不一样，或者是一条腿+一个假肢，或者是一条腿+半条腿，但一定得有两个支撑），它们只具有分析意义上的区别。这种后实证主义思想在社会学中表现为新功能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的兴起，试图对传统进行重新建构，如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亚历山大对帕森斯传统的重建形成新功能主义，福柯以话语构造取代生产模式，布迪厄对象征资本的分析并区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取代了传统经济类型资本并丰富了资本的概念；还有对二元论思想进行融合，包括理论与经验、宏观与微观、行动与结构等。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自由行动与社会的集体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行动可以被认为是规范性、意志性的，即认为影响行动的主要因素是主观性的，行动是个体的一种意志选择，并包含一个内在的主观承诺；行动也可以被认为是条件性的，即影响行动的因素是一种物质性的、行动者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经验环境。这两种观点引出关于“秩序问题”的两种立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体自由行动的意志和能力，个体依据自己的意愿顺从或改变社会秩序；并且社会要保障个体这种自由行动，一切集体性行动服务于个人。这种个体至上的思想反映了一种社会唯名论，它没有看到个体生活在一种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其行为会受到一种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同时，如果忽视了这种社会关系，个体自由也就失去了真实的意义。就此而言，集体主义在理论和道德层次上似乎都超过了个人主义，它将集体（社会）视为高于个人的既定存在物，特定的个体行动也都是基于预先存在的结构才得以发生。然而，一种极端的集体主义思想往往忽视了个体的能动作用，人成为一种消极存在物；甚至，它们企图直接理解社会整体本身却又无法准确界定整体的确切性质或运行模式，因而又求助于一种个人心智模式，要求服从某个头脑的自觉控制。这是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思想，如果以双向的连续体思维来看就不会那么极端，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能动作用，无论是在理论环境还是经验环境中，个体正是在发挥自己作用的过程中获得自由并实现真实的意义；而集体主义关注一种集体秩序，从而为个体自由与能动作用的发挥提供可能与保障，而不是去压制个人。
科学的发展不完全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按照库恩的观点，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通过科学革命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而一种范式地位的形成不在于它能够成功地解决全部问题，而在于它比其竞争对手能够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从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到某种范式的确立，用福柯的话说，实际上是形成了某种话语权。某种范式的确立为科学提供了研究的范围以及相关的理论工具，常规科学就是要进一步澄清范式所留下的这些“扫尾工作”；作为一项高度累积性的事业，常规科学的目的在于扩展科学知识的广度和精度。范式产生于常规科学的研究过程，但是仅仅通过常规科学的累积性知识不足以推动科学发展。因此，实证的科学观必定是不完善的，必须辅以其他方法的补充。
2016年9月份读书总结
书单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的构成》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民族、国家与暴力》
《失控的世界》
吉登斯：反思社会学一、反思性 吉登斯思想的特点表现为”反思性”，无论是其结构化理论还是关于现代性的实践分析方面，他正是在对传统社会学思想进行反思性批判的基础上为社会理论作出了新的建树。这种“反思性”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科学性质的反思，提出“
双重解释学”，明确了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区分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批评了实证主义；对结构主义和解释主义批判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二元论，提出“
结构二重性”，奠定了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对古典现代性范式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现代性的四种制度维度，并在现代性的制度分析中
引入“时空”概念，认为“
社会秩序”的问题就是社会关系在时空伸延的条件下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即社会系统“束集”时间与空间、整合在场与不在场的方式）。反思性不仅表现在个人层面，以行动者个人为主体，贯穿于社会行动的整个过程，即持续发生的社会行动流会受到不断的监控；也表现在制度层面，以集体、组织甚至民族国家为主体，具体表现为随着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国家日益扮演着能动者的角色，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于国家的反思性监控之中，这种监控有两种形式：一是对人们活动的直接监视，二是通过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形成的间接监控。
行动的反思性表明人类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对行为及其情境进行监控的过程，社会实践不断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身，因此，
反思性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 某种程度上说，布迪厄的思想也具有反思性的特点，但布迪厄对这种反思性的运用更多地局限于知识领域内，准确地说是要发展一种具有反思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从而使一种作为符号实践的社会科学不致于成为另一种新的符号暴力形式。而吉登斯则拓展了反思性研究的范围，不仅在理论层面，而且在实践研究中；不仅反思微观上具体情境中的行为，还要反思宏观上的现代社会；反思的主体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而是所有行动者乃至集体和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吉登斯不仅把反思作为一种外在于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运用，而且
将其融合到行动过程中，内在于行动者身上；反思性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反映了行动者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下面就以反思性为主线，从三个方面对其思想进行总结：对传统社会学思想的反思性批判、结构化理论、对现代性的反思，即理论的铺垫、提出和运用。
二、反思性批判与结构化理论 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存在三种取向，即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
实证主义（以孔德、涂尔干为代表）主张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寻求普遍的因果规律；
人文主义（以韦伯为代表）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认为社会科学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关注社会行动者主体及其主观性理解；
批判主义（以马克思为代表）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社会理论本质上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社会变迁是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进化的过程。
吉登斯
首先对社会科学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
社会科学是以“共有知识”为基础的“双重解释”学，即利用科学知识对常理世界进行解释，而在常理世界中每个行动者都掌握着丰富的常规性知识，即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而社会科学家作为双重意义上的行动者，在建构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的同时也建构着日常生活世界，
社会科学的“双重解释”实际上是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双重建构过程。因此，不同于自然科学面对的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体世界，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由行动者的积极行为构造的生活世界；前者改造自然界，后者则是通过“人化”自然改造着人类自身。实证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追求一种“社会的自然科学”，吉登斯正是通过社会科学“双重解释”的观点反驳了实证主义。
其次是
对二元论思想的超越，社会学的理论传统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困境，如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宏观与微观等，吉登斯重点批判了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前者“强结构而弱行动”，认为结构是某种社会关系的模式化，结构外在于人的行动并对其进行制约；后者则“强行动而弱结构”，强调行动者个人相对于社会整体具有更高的地位。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则绕过结构与行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从互动中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整个社会的构成。他强调社会行动过程的反思性，后者正是行动者自主性与能动性的表现；同时，他也看到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对行动产生的制约。这样，结构化理论既考虑了具有认知和行为能力的行动者，又没有忽视社会制度的结构性要素。
具体来说，他在
时空伸延的关系中重新考察了结构与行动。
结构是脱离时空的各种关系构成的“虚拟秩序”，不具有实物的存在形式，但却真实地存在于一系列具体的社会行动中，表现为一系列流动着的规则和资源，后者充当了行动的媒介。也就是说，结构不能脱离行动而存在，而只存在于有特定意图和利益的情景化行动者的再生产行为中；同时，社会行动的发生也离不开作为结构的规则和资源，
结构与行动是相互嵌入互构共生的关系，结构促成行动者的情境化行为并被后者所建构，即结构作为行动的条件和媒介又是行动的后果，这就是结构二重性。因此，结构对行动既发挥制约性又具有使动性。
有意图行为的意外后果正是结构制约行动的表现，也是吉登斯行动理论的重要概念。
人类行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动流，行动过程是一个不断加以反思性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其中，行动者是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其能动性表现为一种意图性的行事能力（这也是吉登斯的“权力”）；由于行动者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产生了行为的意外后果，后者又成为下一步行动未被认识的条件从而制约新的行动。然而，正是
行动的意外后果保证了社会再生产的非复制性，并解释了人类历史的不断演进和社会变迁。
要解释社会再生产就必须分析
制度化实践，即
脱离具体情境的实践行为。这里，主体不再是行动者个人，而是
社会系统；实践活动不是以在场的形式发生在具体时空中，而是
发生在例行化和区域化相互交织的时空伸延中。互动过程的三个要素，即交往、权力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即意义、支配、合法化，这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形成四种制度形式，即以意义为主导的话语秩序、以权威性资源为主导的政治制度、以配置性资源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和以合法性为主导的法律制度，四种制度形式共同承担着社会再生产的任务。而制度化实践作为具体实践活动的结果又为互动行为提供了条件。
最后，对唯物史观和社会进化论批判的基础上
提出“非连贯性”的社会变迁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理解人类社会变迁，社会演进是从部落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社会进化论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赋予人类历史“总体性形式”，现代性的资本主义被视为人类社会的顶点，从而忽视了不同社会类型之间的差异以及现代性的断裂。吉登斯抛弃了历史进化的观点，代之
以时空边缘、跨社会系统、片断特征和世界时间的概念来理解社会变迁的过程，强调不同社会类型之间的共时性和交互性，不同时空边缘的社会总是彼此共存，而非像进化论所表明的某种社会类型是另一种社会类型的“继替”。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
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社会变迁本质上反映了多种时空路径的结合。根据时空伸延不同程度下整合的不同形式，吉登斯区分了三种社会类型：
部落社会的时空伸延水平很低，社会互动依赖于较高的在场可得性，结构化的过程不涉及在场与缺场的分化，时空伸延的主要承载者是传统、亲缘关系和地域性社区；
阶级分化社会出现城市和乡村的分化，时空伸延的水平提高，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相分离，城市成为系统整合机制的主导场所，但是传统的整合机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阶级社会中例行化和区域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时空伸延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随着监视技术的发展，国家行政权力扩张并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民族国家成为系统整合的重要机制。
三、现代性的反思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基于其对古典现代性基本范式的批判分析。首先是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范式，认为现代性的产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而资本主义起源于“两种商品化”的盛行，即产品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其结果是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商品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现代性发展的动力在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现代性的问题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并引发政治上的阶级冲突，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空前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重建现代性社会的蓝图。其次是
涂尔干的“工业主义”范式，认为现代社会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前者唤起个人自由主义理想，后者导致高度分工的社会现实，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以工业主义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为社会失范，其根本原因在于道德信仰的缺失，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日益消解了传统社会的宗教、道德、习惯等整合纽带，但新的社会整合纽带处于形成过程中，从而造成公民道德信仰匮乏。因此，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是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重建社会道德，最终建立一个以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最后是
韦伯的“理性化”范式，与马克思一样认为现代性源于资本主义，但把资本主义的推动力归于资本主义精神，一种新教伦理观。现代性本质上表现为理性化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理性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的各个领域。现代性的问题表现为随着理性化的扩张，整个社会将陷入官僚制的“铁笼”之中。他把未来寄希望于卡利斯马型领袖，利用其“凯撒”般的气质、独创性和个人魅力而打破官僚制“铁笼”的控制。
在吉登斯看来，古典现代性理论普遍存在化约论的倾向，即把复杂的现代社会化约为某种单一的维度，把社会变迁归结为某种单一动力，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入手，把现代性的发展归结为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涂尔干则从社会事实出发，认为现代性发展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而韦伯则把社会行动作为分析工具，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理性化。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应该是多维的，构成现代性的
四个维度（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军事暴力）与现代性发展的
三种动力机制（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制度反思性）相结合，形成关于现代性的横向和纵向解读。现代性的发展首先产生于时空分离及其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后者使其从传统社会中解脱出来，并构筑一种“抽离化机制”，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脱离了具体场所的特殊性，并在抽象系统的作用下提升人们的反思性。反思性导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扩大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社会层面的风险包括
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极权的增长以及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个人层面的风险则包括自我认同危机、本体性安全感缺失所导致的存在性焦虑以及无意义感的威胁等。而现代性的四种风险又与四种制度维度相对应，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时始终以这四种制度维度为线索，这四种制度维度在时空伸延的条件下形成了
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面对现代性的四种风险后果，吉登斯分析了
四种社会运动形式，即劳工运动—生态运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他强调社会运动在面对全球风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正是其结构化理论在现代性分析中的运用，即
现代性的风险作为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会成为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而限制人类行动，但是人类是积极能动的主体，社会运动正是人类行为反思性与能动性的表现。
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吉登斯认为一种高度现代性之后的后现代秩序是可能的，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并从四个维度初步描绘了后现代秩序的轮廓：
超越匮乏型体系—技术的人道化—多层次的民主参与—非军事化。由此可见吉登斯对于未来社会发展所持有的积极乐观态度。
读书感想：
1、启发与收获：感受到吉登斯一种多维的、动态的融合性社会学思维，特别是其对二元论的融合与超越很受启发，抽象难懂的理论和概念要借助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事例并在一种关系中来理解，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行动都是不可分的，二者是一种相互嵌入互构共生的关系。吉登斯让我真正理解了“相互嵌入互构共生”的含义。
2、反思与问题：读吉登斯的感觉不是那么好，之前没读的时候听大家说感觉都很好，也比较容易读，我也是满怀期待希望有一次大丰收，但是读下来感觉还有些吃力；虽然也做了总结，但觉得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理透，觉得吉登斯的思想中呈现给我的知识和信息是爆炸式的，很丰富但是又有些零散，很多概念初读起来很难理解。
虽然读完八大家，但是接下来还是会继续读社会学，坚持把社会学读好，争取更高层次的突破……
2016年7、8月份读书总结
书单：
《哈贝马斯》 威廉姆·奥斯维特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合法化危机》
《后民族结构》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哈贝马斯精粹》
《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
《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选读） 韩红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特伦斯·霍克斯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安东尼·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现代性》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重建 60年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并随之出现一批后现代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进入了一个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全新的时代，甚至把这个复杂的新时期视为对现代的一次决定性断裂，称之为“后现代社会”。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并没有终结，反之，他把现代性看作一项未竟的事业，从哲学角度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源起和发展，并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批判和重建，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自黑格尔以来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等从主体哲学出发对现代性出路的探索。作为现代性的辩护者，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者的不同表现为：一是后现代倡导多元论和差别化，否定人们思想上的一致性，并把这种一致视为统治、压迫，而哈贝马斯认为一致性也可以通过协商实现，通过交流、沟通，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宽容，从而在思想上达成一致；二是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颠覆理性，完全否定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如福柯），而哈贝马斯仅仅批评“工具理性”，认为问题在于工具理性的普遍化，并渗透到生活所有领域；理想的现代性社会应该是道德理性主导工具理性，价值规范约束科学技术。因此，他提出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通过交往的合理化，重建以主体性和理性化为核心的的现代性，以对抗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消解。
哈贝马斯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实现现代性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人类社会的重构以及哲学出路的重建。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二战之后，相比于马克思时代那种古典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由国家管理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直接运用于生产，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成为第一生产力，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发生变化，科技、教育、信息、组织、职业素质等成为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另外，随着工会的出现，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可以通过政治谈判来确定，围绕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形成的阶级结构具有妥协性，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斗争也不再适用。最后，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不再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加以控制，借助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来加以解决。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应成为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根据现实情况重新考虑，对其作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解释。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首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将生产力至于首要地位，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其次，认为社会发展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矛盾运动规律的结果，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关系形式的成熟性。而哈贝马斯认为
社会进化是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把外部世界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过程不仅发生在技术知识、组织知识和工具知识等生产力领域，也表现在交往行为和共识等道德实践领域，它发生于
无主体的主体间性，强调交往行为中的相互作用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性，以反驳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进化之类的主体的思想。而
社会进化不能由其本身单独实现，只有当其吸取了社会化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结构，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从而使其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达到一个新水平。因此，作为一个累积式的学习过程，
社会进化取决于个体的学习能力，而个体的学习能力只有当其与生活世界的象征性结构融为一体时（即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才能获得。社会的生产过程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具有结构上的同源性。
同一性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必须形成一种集体同一性。然而，现代社会的普遍主义结构所形成的自我同一性与受人民和国家约束的集体同一性之间的分裂不可避免，
现代的同一性问题就表现为自我与社会的分裂。个体同一性是种种认识活动的结果，维护各自固有的同一性的基础不是自身的相同性，而是主体间相互承认的自我相同性。个体同一性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自然的同一性、角色同一性、自我同一性。
同一性产生于社会化的过程，即成长着的个人通过对符号的普遍性占有而一体化于一个既定的社会系统，并通过个体化，即对社会系统日益增长的独立性获得保障和发展。因此，就个体同一性与集体同一性的关系而言，由于个体的同一性是主体间相互承认的结果，其自我同一性只能在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中形成，后者是前提和条件。集体同一性则是在交往过程的意识中建立，同一性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学习过程。
在同一性思想的指导下，哈贝马斯关于全球化逻辑的理想方案是
形成一种兼顾相互利益的世界公民意识和世界主义民主制度，既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兼顾各主权国家的利益与文化独特性。而这实际上是其用于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延伸，
把建立在主体间性上的互动结构转换为国家间的交往结构，通过普遍民主，用对话、交流的方式寻求一种交往合理性，一种政治上强大的世界公民的自我意识，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二、社会的二维结构：系统和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客观世界（自然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是社会本身逐步“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世界在
生产过程中被占有，通过生产力使自然社会化，生产过程吸取自然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使用价值，该过程发挥作用的是
工具行为；二是主观世界在
社会化过程中被占有，通过规范结构使个体的内在心智社会化，并将个体塑造成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
交往行为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一个方面主要由
社会系统来完成，第二个方面则由
生活世界来完成，系统和生活世界成为哈贝马斯解读社会的两个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社会系统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分别以
货币和权力为媒介；而生活世界则以
语言为媒介，以
文化、社会和个性形成三维结构，交往行为在其中发生并通过这三个方面实现生活世界再生产。在生活世界中，
文化作为一种
知识储备，为交往行为提供解释范式，通过确保传统的连续性和日常实践知识的一致性而实现文化再生产；
社会提供合法秩序，
通过协调互动行为满足社会整合与群体团结的需要而实现社会一体化；
个性是一种
习得力量，个体借此获得言语和行为能力，从而在各种语境中参与沟通过程，维护并塑造其自我同一性和集体统一性，完成个体社会化。行为者在生活世界这个界域内开展交往行为，形成相互理解，以达成共识；而他们在交往过程中理解和表达的对象则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事物。交往行为不仅是文化解释的过程，再生产着文化知识，同时再生产集体认同以及自我的同一性。通过这种“2+3”的结构模式打破了主体哲学对社会的传统观念：社会由集体组成，而集体则由个人组成，集体和个人只是隐性的构成社会生活的成员。
然而，系统和生活世界并不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领域，二者的分离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首先在
原始社会，
系统和生活世界还没有分化，系统依赖生活世界，具体表现为交换机制和权力机制对婚姻规则的依赖，社会整合的功能主要由生活世界来承担。然后到
传统社会，随着国家以及一些亚系统的出现，
系统与生活世界出现分化，权力和控制机制由亲缘系统转让给国家，形成政治阶级统治，系统开始承担社会整合的部分功能。最后到
自由资本主义社会，
货币作为交换机制使经济系统独立自主化，社会的组织原则不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阶级统治，而是
根据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形成的非政治阶级统治，国家依赖于下属的经济体系，因而具有系统整合功能的经济系统也承担起社会整合的任务。而到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分化进一步扩大，
系统甚至侵入生活世界，工具理性代替了交往理性，使社会的集体感遭到破坏，并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以
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侵入生活世界的各种关系中，使生活世界的结构遭到破坏，生活世界日益商品化、金钱化和官僚化，人与人之间更多地是职业分工基础上的权力交往和以物质需求为目的的金钱交往，那种充满情感的语言交往显得日益困难。
社会发展是系统与生活世界逐渐分化的过程，也是社会本身日渐合理化的过程，表现为
系统复杂性与独立性的增长以及生活世界理性化的提高，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系统的合理化提供条件，并使系统分化的程度提高。但是现代性的危机不在于系统的相对独立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分离，而是
随着系统复杂性和独立性的增强，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渗透到生活世界各个领域，并在其中获得支配地位。而现代性的危机不仅表现在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还发生在系统内部以及生活世界内部。哈贝马斯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出现的危机倾向，包括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前两者是系统危机，后两者是认同危机。生活世界内部的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方面，意义和价值的丧失、合法化危机等；社会方面，社会失序、社会冲突加剧等；个性方面，心理变态、个人统一性缺失等。如果说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危机，那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则主要是由于工具理性扩张削弱了道德和价值规范的约束以及集体感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危机。
现代性危机产生于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失衡，而系统是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系统的功能变化取决于生活世界的结构变化。因而系统危机无法通过系统本身得到解决，只有重塑合理化的生活世界，恢复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才能真正克服现代性的合法性危机。
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的两个方面：一是
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重建合理化的交往关系。
合理化的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通过对话以达成协调一致和相互理解的行为。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关键在于满足交往行为的有效性条件，即陈述的可理解性、内容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和意向的真诚性。通过理性交往，人们达成对文化的共同界定，形成社会团结和个性人格，从而不断增强社会交往和团结，满足个性人格发展的需求。二是
通过再塑批判的公共性重建合理的文化解释体系。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使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以舆论为媒介对国家进行干预，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舆论结构改变到不受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力所干预，从而形成
一种真正代表民众意志的独立合理的文化解释体系。而形成这种文化解释体系的关键是重建以公共性为特征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不同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它代表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评为目的的空间，使国家权力通过接受公众的批评而得到认可并最终成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在公共领域中，任何人都可以自愿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重建公共领域，从而恢复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平衡。
三、哲学的另一条出路：交往行为理论（主体间性） 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考察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首先提出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表现为主体性的自由。为了调和四分五裂的现代，黑格尔预设了一种伦理总体性，这是源于原始基督教的宗教团契和希腊城邦对过去的理想化；他用主体间性中表现出来的一体化力量来反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权威，以主体间的交往中介取代主客体之间的反思关系。这种思想转向本来能够使黑格尔从交往理论的角度弥补主体哲学中理性的反思概念，但他依据民众宗教的观念来阐述伦理总体性，而这种民众宗教无法为内部发生分裂的现代性提供一种准则。黑格尔试图以启蒙辩证法的理性来弥补启蒙自身的不足，认为理性可以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这种以主体哲学的手段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方法使其最终走入了另一个困境。
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他放弃了启蒙辩证法的纲领，运用启蒙辩证法的思维框架以打破现代性自身的理性外壳；他以理性为梯，最终抛弃历史理性而立足于理性的他者，即神话，从而开辟了两条通往后现代的路线：一方面是反形而上学的立场，以揭示权力意志的反常化和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等，追随者如巴塔耶、福柯；另一方面是形而上学批判，追溯形而上学思想的根源，不放弃自身的主体地位，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德里达步了尼采的后尘。
然而，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都没有逃出主体哲学的框架，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弥合问题不可避免，最终都陷入自身的理论困境。哈贝马斯认为客观认识的范式必须被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间的理解范式所取代。交往理性范式以行动者共同的生活世界为背景，而生活世界预先提供了文化自明性，从而为行动者提供了共识的解释模式；同时，交往理性行为的话语具有非强制性的一体化力量和共识力量，从而能够为塑造一种集体感和团结。换言之，交往行为与生活世界相辅相成，交往行为的发生以生活世界为先验场所，交往理性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得到释放，交往行为网络依赖生活世界的资源，同时，交往行为本身也再生产着具体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生活世界的再生产。生活世界提供的集体背景和共同的语境知识使人们的相互理解成为可能，而正是这种相互理解维持着社会行为。
这样，哈贝马斯以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取代了以主体为中心的意识哲学，后者以主客体关系为论题，强调自我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以客观主义的立场来考察知识，因而无法在主体之间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而建立在无主体的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交往行为是在遵循普遍的语言规则的前提下，致力于通过平等对话来达成相互理解和共识，交往行为的发生以有效性条件为前提，即陈述的可理解性、内容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和意向的真诚性，交往行为有效与否则要看其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相互理解和共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生活世界中，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以共同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一方面，主体出现在这个由语言建构和阐释的生活世界中，并依赖合乎语法的意义语境；另一方面，由语言建构和阐释的生活世界立足于语言共同体中的交往实践。作为交往行为源泉的生活世界与作为该行为结果的生活世界之间形成一个循环过程，其中先验主体消失了。
读书感受：
在读书过程中，思考与交流是一体的，集体读书就是要交流，交流会推动我们去思考，同时交流的过程不仅收获知识而且收获情感；独立自主地思考也很重要，思考可以激发交流的欲望，经典训练就是要培养这种有主体性地思考的能力。正是思考与交流的碰撞推动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2016-06-09读书总结
书单：
《实践感》 皮埃尔·布迪厄
《言语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
《遏止野火》
《艺术的法则》
《文化转向》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后现代转向》 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没读完……
后现代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涌现出众多新的思想潮流，如“新自由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而贯穿在这些思想派别背后的实质性问题则是“现代”与“后现代”。“现代”主要是指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那么，“现代”之后出现的“后现代”是现代的继续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时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是20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6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特别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新技术不仅战胜了神学，而且获得对人的胜利，人们的生活——衣、食、住、行——变得离不开这种新技术。为了满足这些外在的生活需要，人们甚至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如自由、平等、正义等，愿意付出更多的艰辛和痛苦。因此，新技术获得合理性并使其得以侵入人们的内心向度，即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否定性思考力量（即理性的批判力量）受到削弱，从而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最终导致人的彻底异化。技术合理性表现出政治特性，并对人进行操纵和思想灌输，因而成为有效的统治工具，并创造出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马尔库塞称之为“
单向度的社会”。然而，
造成这种极权主义的力量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在这个极权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安然自得，一切都显得合理。新技术不仅实现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消除各种危害社会的反对的政治派别，而且实现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以及思想的同化，形成
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而使人们批判的、否定的、超越的和创造性的内心向度丧失，并成为“
单向度的人”。
正是这种全新的生活风格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出现，使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前社会是对现代社会的一次决定性断裂，在这个复杂的新时期，新的技术和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性重组产生了新型的社会文化、政治和身份，因而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后现代的话语便得以产生。后现代话语的两种类型：一种是
极端的后现代话语，
声称进入一个新的从根本上不同于现代的后现代时代，要求新的开端并与现代彻底断裂；另一种是
温和的后现代话语，
强调其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并把后现代解释为现代的一种变化。而后现代话语的出现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克尔凯郭尔、尼采、马克思等思想家对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克尔凯郭尔对启蒙理性和创造公众幻想的传媒世界的批判，尼采对启蒙运动、理性和现代哲学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中世纪以来的历史断裂并对这种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这些产生于现代并对现代本身进行批判的现代理论预示了一种后现代的批判话语。
后现代的转向涉及多个不同领域，诸如艺术、人类学、科学和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后现代转向具有不同形式，各领域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和争论；或者说后现代本身意味着多种话语的并存，因而几乎不存在某种一致性的东西。然而，后现代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在不同领域的不同形式之间依然存在一些共同的风格特征。艺术是后现代转向表现最明显的领域，也是实现后现代转向的一个重要途径。（艺术风格变化的三个阶段表现出后现代转向的轨迹）首先是
前现代阶段，
艺术的风格表现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即艺术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现实的再现和模仿。其次，到
19世纪现代主义成为新的艺术风格，
否定旧的美学形式追求对新形式的创造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目标，关注艺术的形式，从而把艺术从传统的关于艺术与现实的观念中解放出来。20世纪，现代主义对“高雅艺术”和大众的“低俗艺术”之间进行严格区分，
现代主义者寻求个体性和独特性的洞察力和风格，并通过其作品来表达一种新颖的对世界独一无二的观察和思考。到
后现代主义时代，
艺术既反对现实主义模仿，又抛弃了精英主义，通过意义的解构和非神秘化等非差异化手段摧毁了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艺术家和观众以及不同艺术形式和种类之间的界限。
20世纪70、80年代，后现代转向了科学和社会理论领域。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是由机械科学和理性构成的第一个文明，虽然16世纪以来对世界的科学解释代替了神学解释，但机器隐喻充斥了现代的心灵，不仅物质宇宙，而且社会、动物甚至人类都被视为机器的不同种类，缺乏生命意义。随着机械动力学向热动力学的转换，以及熵、混沌和有机主义的出现，科学中引入了时间、历史、变化和生成的概念，从而将不稳定和无序引入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科学，即后现代科学，这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混沌和复杂性的后现代转换。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现代主义“终结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的
兼容并包、拼凑和诙谐模仿取代了现代主义的大胆创新和原创性，用拼凑的方式重新组合过去的碎片。无论是建筑还是绘画，后现代主义都始于对现代个性化、风格化以及里程碑主义的批判，从而
彻底解构了现代主义关于作者、创造性和艺术神圣性的概念，创造了一种基于复制、拼凑的新的艺术形式。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后现代都表现出共同的风格特征：
一是拼凑、内爆和非差别化，即解构、颠覆和滑稽地模仿传统意义上确定的界限；二是拒绝统一性、整体化和连续性转而强调
差异性、多元性、碎片化和复杂性，后现代主义者的多视角认为单独的理论或美学框架不能说明经验时间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后现代的变化实际上指向
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后现代不仅是一种时间标志和哲学标志，更是
一种符号学标志，以标志某种值得注意并需要做出说明的新现象。
后现代产生于对现代的批判性发展，既表现出历史性断裂，同时又具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这种关于现代与后现代关系的辩证认识避免了二者之间在理论和历史上的根本断裂，并促进对当前处境的理解。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广袤地带，任何关于现代或后现代的激进批判都是片面的，
真正需要的是对话，这种对话尊重他者，接受差异，试图在对话中发现肯定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建构性的批判，任何否定性的攻击、蔑视只能显示自己的无知和愚昧。读书感受：
1、读书到了一个阶段，自主性的增强表现为会根据读书的情况来选择书目，在有计划阅读的情况下也去看看八大家之外的风景。
2、每次都会趁着每个月写总结的时候来个彻底的反思，不仅读书方面，而且在生活方面，好好总结过去，从而期待一个更好的开始和更大的进步。
2016年4月份读书总结
书单：
《单身者舞会》 皮埃尔•布迪厄
《继承人》
《再生产》
《国家精英》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实践与反思》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 戴维•斯沃茨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实践 反思性贯穿于布迪厄整个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无论是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还是对于研究主 体，他对反思性的运用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感觉他更多地是在发展一种新的系统的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作为一种工具性运用以服务于经验研究，而非构建一套严格限定的社会学理论。布迪厄对反思社会学的呼唤与其对符号权力的关注有着密切联系，源于这样一种思考：如何实践一种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实践，不会同时再生产出社会区隔的效果？即
如何构建一种不是另外一种符号暴力形式的社会科学？（这也反映出布迪厄理论研究与其经验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即把对符号暴力形式的社会无意识的反思运用于科学本身，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他把揭露这种符号暴力的任务寄希望于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认为
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秩序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最深层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这种秩序的再生产或变革的机制。反思性被作为一种策略运用于科学本身，
意味着把应用于研究对象的那种批判性考察同样用于研究主体，不仅要进行研究对象的客观化，还要实现研究主体的客观化。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实践。
一、反思的工具：关系性思维下的场域分析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问题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布迪厄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对传统的认识论进行反思，力图超越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特别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之间的对立，并发展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试图建构一门有关实践的总体性社会科学，从而将这种二元的分析结合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二元思维下形成对社会的双重解读：一是基于客观主义立场的
社会物理学，
把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并从外部来把握，它将自己构建的各种结构看作自主实体，并赋予其行动者般的行为能力，从而使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二是一种主观主义立场的
社会现象学，
认为社会是个人行为和认知的产物，是由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的丰富实践建构而成。布迪厄认为这两种立场都是一种片面的解读，前者以“学究式”的思考取代了行动者的意义，只能消极地把握实践；后者由于没有对社会生活现象进行客观化而无法理解社会的深层结构和内在规律，这些虚幻的对立掩盖了人类实践的真相，因而他为超越这些对立提出“
社会实践理论”，这是对前两者的综合与发展，
首先，在各种位置关系之间构建各种客观结构；其次，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其行动的各种性情倾向。正是在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布迪厄倡导一种
关系性思维方式，在方法论上
强调关系的首要地位，系统中每个要素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相互的关系中并通过相互对比才能获得，因而行动者/群体的特性只有在其所处的关系中才能被理解。
场域理论正是这种关系性思维的具体表现，依据场域的概念来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无论是场域还是惯习，它们都是作为一种
关系束而存在，都由一系列历史关系构成。
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而这些位置则是依据该场域中各类资本的分配结构以及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确定的。场域的结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作为一个包含各种力量关系的空间，场域反映了一种不平等、不对称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根源于
资本的不平等分配。
资本赋予场域某种支配权力，资本的价值只有在与场域的关系中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而且不同种类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随场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次，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
场域又是一个充满冲突和竞争的游戏场所，“游戏者”依据其现有的和潜在的资本数量与结构采取相应的策略，以维持或改善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因此，某场域的结构取决于其中的行动者之间的力量关系状况，即特定资本数量与结构的分配。然而，除了场域和资本，“游戏”的开展还需要一种机制——
惯习，正是在惯习的推动作用下，持有一定数量资本的行动者采取各种策略来参与游戏。惯习是各种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来自过去各种经验的结合，因而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同时又具有
生成性，并寄居于身体之中，从而使行动者能够应对场域中各种不确定的情景。因此，作为一种生成性母体，惯习与场域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同时又具有一种模糊性，它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境中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实践逻辑。
总之，场域运作的逻辑表现为：
拥有一定数量资本的行动者，以资本为工具，以惯习为原则，采取各种策略（维持、颠覆或漠然视之）在某个场域中为争夺权力而斗争，从而产生一系列实践活动。而一个场域及其实践活动的可能性则是以一种
基本信念为前提，即对于某个场域及其活动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形成共识。不同场域之间以及某个场域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子场域之间既具有一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又存在一种相对自主性，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运行逻辑。
二、反思的对象：符号权力及其再生产 布迪厄认为，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相互缠绕、由争夺各种有价值的资源组成的网络，其中的个体与群体为维持或改善其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空间中的相对地位而斗争，而这种社会不平等根植于资本类型不平等分布的结构。因此，社会秩序是一种
等级化、不平等的分层秩序。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不平等表现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赤裸裸的剥削和压榨，表现为有形的社会暴力；那么（在布迪厄看来）到了后工业社会，这种不平等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以符号暴力的形式被各种文化功能（如教育、消费、职业流动等）所掩盖，因而现代社会的阶级冲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冲突。然而，与前者不同的是工业社会下的阶级冲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风起云涌，而现代社会则表现得更为“团结”，甚至出现支配地位与被支配地位的行动者之间的“
合谋”，以共同促进这种符号暴力的维持及其再生产。
为什么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没有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而继续存在？因此，其关于符号权力研究的核心在于某种符号权力的合法化及其再生产机制的问题。
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产生的前提是一种“
误识”行为，
即被支配者否认支配者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行为是一种暴力，并且认可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他们把世界是为
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并接受世界的现状。布迪厄认为
所有行为都与利益相关，在一种符号权力关系下，潜藏于实践中的自我利益逻辑就被误识为超功利的逻辑。因此，
误识的实质是对存在于一系列实践中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否定，从而实践的功利性被假定的超功利性所掩盖。而那些能够从自我利益向非功利性的转化中获益的个体和群体获得了
符号资本，这是一种
被否认的资本，
其重要性在于表面上对物质利益的否定，并把潜在的利益关系伪装为超功利的追求。这种利益转化的典型表现是
文化生产领域，一切知识活动表现出客观性、超功利性、纯洁性与创造性的特点；然而，这些活动本质上都是逐利的，所有文化生产都指向报酬，其合法性在于较之物质的追求它们代表人类各种活动中更高级、更有价值的形式。这样，布迪厄
把关于经济利益与策略的语言拓展到表面看来非经济的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从而构建一门关于社会实践（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一种关于实践的科学应该是传统的经济与非经济行为与对象形式的综合，符号利益与物质利益不过是两种客观利益形式，所有实践都指向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最大化，而一种狭义的经济实践的理论只是实践经济学一般理论的一个特例。因此，
正是“误识”行为掩盖了权力支配者潜在的相关利益，从而获得某种符号资本，并实现其符号权力的合法化，而这种合法化的形式则成为现存的等级化社会秩序的黏合剂。 社会秩序的
再生产通过行动者的各种策略和实践来实现，行动者以惯习的方式将特定的社会结构内在化，有意无意地致力于再生产活动，从而成为积极主动的生产者。而行动者的再生产策略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资本总量与资本结构，并服务于这些资本以使其更有利、更合法，从而维持或改善其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就现代社会而言，
教育体系成为符号权力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学校反复灌输占统治地位的分类系统，从而使符号权力得到表达。教育的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保存、灌输、神化某种文化遗产而发挥
文化再生产的功能，二是通过强化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而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从而发挥了
社会再生产的功能，三是通过把其传播的文化遗产神圣化并产生一种误识而实现
合法化的功能。
三、反思的力量：知识分子 如果说马克思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交给了工人阶级，那么布迪厄则把揭露并瓦解这种符号暴力的任务交给了
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符号生产者，在权力的运作需要合法性与误识的意义上，可以在阶级关系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用科学去揭开权力关系的神秘性，这本质上是一项政治规划，但要通过一种科学实践而非获取政治地位的公共活动来完成，通过科学研究成果来为政治活跃分子提供反抗统治的理论武器。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首先来自其特殊的
职业利益与权威类型，而非与工人阶级的联盟，由于这种联盟基于两者的结构同源性而非共同习性，因而是脆弱的。在社会分层秩序中，
作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知识分子处于从属地位，因而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团体。
知识分子必须首先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群体而存在，并追求群体的利益，然后才作为知识分子而非被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介入政治；通过保护和捍卫其批判性研究的利益，知识分子才能解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的合法性，从而发展被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通过揭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力关系的伪装，真正的科学研究体现了对于社会秩序的威胁，对已确立的权力的威胁。关于社会的科学具有
内在的批判性，其政治性表现为反对所有形式的符号统治的斗争；通过揭露维护权力关系独断专行的机制，社会科学家能够挑战现状的合法性，从而开启另外的建构社会关系的新的方式的可能性。这也就回应了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即社会科学只有保持这种内在的批判性才不致于成为另一种符号暴力形式。
读书感受：
1、经典阅读既要读进去，也要出得来，在进行对比性思考时也要明确国家之间的区别以及时代背景的差异；
2、总结很重要，每次总结都会思考更多、也更深刻，抓住每次成长进步的机会。
觉得读书还是不能太快，下个月准备继续读布迪厄的书，希望继续有所收获~
2016年3月份读书总结
书单：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 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
《疯癫与文明》
《规训与惩罚》
《性经验史》
《必须保卫社会》
《不正常的人》
《生命政治的诞生》
《知识考古学》
《词与物》
《自由交流》皮埃尔布迪厄
《自我分析纲要》
《男性统治》
米歇尔·福柯：权力视域下的主体回归 “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自康德以来，关于“人是什么”就成为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福柯看来，“人”并不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而是近代文明发展的产物。在《词与物》中，他通过对西方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研究发现，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不存在关于人本身地认识论意识。而是随着语文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人”成为科学知识的对象（既是知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从而确立了其在西方知识领域中的主体性，“人”才得以诞生。然而，“人”的诞生只是认识型从文艺复兴、古典时期到现代三个不同阶段所发生的知识排列变化的偶然结果，当新的知识不再需要人的概念，不需要人的科学时，“人”必将消失。（“人之死”并不是具体存在的人的死亡，而是那种纯粹概念的、作为人文科学的知识对象和知识客体的“人”的死亡。）
“人”最初作为科学知识的主体和对象出现，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知识，这是一种“屈服的知识”，一方面是博学的、技艺高超的历史知识内容，另一方面是局部的、被贬低的“人们的知识”，正是这种博学知识和局部记忆的连接为谱系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谱系学的研究就是通过运用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知识来反对整体理论，
是一种反科学，反对的不是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反对集中在科学背后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赋予科学话语某种制度和功能。
谱系学引导的斗争是局部知识反对科学话语权力之效力的斗争，反对科学和认识的等级化及其固有权力，对统一的、形式化的科学话语进行反抗。因此，谱系学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而谱系学分析局部知识以反对科学话语权力的武器就是知识考古学。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是以线性形式，分析科学的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分析话语的一致性，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而
考古学则对历史的连续性进行批判，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确定话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由此，福柯在谱系学的策略下，以考古学的方法，展开一场反对科学话语权力的斗争。
首先要对权力本身进行分析，权力是什么？福柯认为，对权力的分析有两大体系：一是
权力的契约—压迫图式，这是基于经济学图式的分析，把权力与财富进行类比，权力作为人们出让的权利，从而合法地建立统治权，并把契约作为政治权力的模型，权力超出契约的范围就可能变为压迫；二是
战争—镇压的图式，它假设权力的机制就是镇压，权力关系的本质是敌对力量的冲突，因此，镇压不是相对于契约的超越，而是统治关系的直接后果。根据第二种图式，正是在对知识、监狱、疯人院、精神病等的考古研究中，福柯提出对权力问题的深入思考，
权力不仅是指国家、专政机构的权力，更是指策略、技术乃至知识、理性造成的权力，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力量关系，要在法律的统治权和国家制度划定的领域之外研究权力，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实际操作者方面以及奴役程序的事实方面。从统治的技术出发构建权力的谱系学，考察从统治权理论到“惩戒”权力，再到“生命权力”的出现。
统治权的法律—政治理论始于中世纪，它是
围绕统治者有形的存在构建权力，关心权力的转移和获取，导致在对权力的绝对支出中建立绝对的权力。到古典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机制，即
“惩戒”权力，该
权力围绕人的肉体及其行动，通过惩戒机关和敞视组织实行严密的监视和分区控制及规范性制裁；考虑权力的合理性，以最少的支出换取最大的权力效率。（这样，统治权的理论和惩戒机器形成权力的两个界限，权力同时通过法律和惩戒技术来运转；惩戒的话语侵占法律，惩戒的规范化愈益侵入统治权的法律体系，二者表现出不相容性。为了反对惩戒权力的僭越，就要寻求一种新的反惩戒的权力，一种仲裁的话语知识和权力。）19世纪出现一种基本现象（“
生命权力”）：生命的国家化，即权力承担起生命的责任。这是以生命、人口为对象的一种权力技术，
是一种调整生命的机制，围绕生命中的偶然事件建立保障机制，优化生活状态。不同于“使人死，让人活”的肉体惩戒机制，这是一种“使人活，让人死”的生命调节机制。因此，两种权力技术得以建立起来：
惩戒肉体的技术和调节生命的技术，并形成两个系列：肉体系列—人体—惩戒—机关和人口系列—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一边是制度惩戒机关，另一边是国家调节机关。围绕这两个系列，福柯通过犯罪和疯癫中权力的具体运作程序来展开对权力细微机制的分析。
对罪犯的惩罚是一种关于肉体惩戒的权力技术，围绕犯罪形成的惩戒权力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肉体刑罚到非肉体刑罚，刑罚的技术从肉体痛苦到暂时剥夺（自由）权利。福柯主要考察了惩罚权力的三个阶段：1）
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刑轮、绞刑柱、示众柱、断头台，对肉体的肢解、面部的烙印、示众和暴尸，这些残暴的惩罚
目的在于以儆效尤，恢复受到伤害的君权，显示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2）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
人道主义的“再现”式惩罚，随着生产的发展，犯罪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看到了至上的君权和公开处决的专横与暴虐的弊端，即对权力的颠覆，因此要求进行刑法改革，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使权力的分布既不过分集中又不过分分散，从而使之产生更稳定、更有效、更持久、更具体的效果，总之，就是在减少权力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的同时增加权力效应。因此，刑法变得
温和、宽松，而实际上在此基础上的“人道主义”
并不是基于罪犯身上隐藏的某种人性，而是出于对权力效果的考量，依据犯罪后果来量刑，以最谨慎和最大的节制进行权力干预，这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3）19世纪开始
使用现代规训技术的监狱制度和普遍化监视，监狱制度使规训权力得以合法化，监狱是在法律体系中剥夺自由以改造人的机构，是一种彻底的、全面规训的机构。为了对犯人进行改造，监狱机构诉诸三大模式：实行个人隔离和建立等级关系的
政治—道德模式，把力量用于强制工作的
经济模式以及进行医治和使人规范化的
技术—医学模式。在一种普遍化监视的技术中，福柯强调边沁的全景敞视机制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全力效应的最大化，从而确保规训权力的无限渗透。酷刑的国度中，通过公开处决显示君主的优势权力；在惩罚之城中，刑罚权力作为景观、符号和话语而形成一个惩罚的剧场，通过昭示罪行向公民灌输符码从而遏制犯罪欲望；而在监狱中，惩罚权力不再公开显示自己，在监狱中惩罚亦作为治疗手段以改造罪犯。
权力对疯癫的治理也具有同样的阶段性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处于相对自由状态，是尚未被分化的共同环境和共同语言的一部分，人们对疯癫表现出颂扬和热情，而非控制。
古典时期，疯癫的世界受到排斥，大型的禁闭所监禁疯子、残疾人、乞丐、失业者、性病患者以及各种放荡的人，总之，一切不符合理性、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人都受到监禁，疯癫的话语被剥夺，陷入沉寂。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以及群体融合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
疯癫从想象的自由王国进入理性文明的牢笼，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理性获得对疯癫的绝对统治和胜利。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的发表，监禁的时代结束，出现社会空间的重组，贫穷、疾病和游荡的人都找到自己的空间，只有疯癫还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既要给予疯子特别的救助，又要防止其造成社会危害，于是，针对疯癫出现大量的收容所和精神病院，
疯癫再度复活，但对疯子的禁闭是作为一种医疗实践，对疯子进行身心治疗的同时，还重建一条道德的枷锁，使其受到连续的社会和道德检查。一方面是外部的排斥与惩罚，另一方面是内部的道德同化与罪恶感。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展开对话；古典时期，虽然理性与疯癫的对话受到压制，但并没有被真正消除，而是以各种事物的形式（禁闭、监狱、地牢甚至酷刑）来表达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这种无声的对话；而到19世纪，理性与疯癫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原来的对话被他人的缄默取代，并带上越轨与耻辱的枷锁。
这样，福柯揭示了人被改造、被奴役、被规训的秘密，以及权力和真理的具体运作机制。在如今这个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疯癫被征服，非理性被规训，然而，殊不知疯癫掌握着心理学的真理，掌握着科学的话语真相。通过对罪犯、疯子、精神病人、性患者、不正常的人等关注，在这个非理性归于沉寂的时代，福柯喊出了非理性的最强音，以对抗西方理性和科学话语权力，为非理性争取权力，从而恢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而在这场权力斗争的背后隐藏的是福柯
对“人”无限深厚的爱，以及对现代西方社会中人道主义之处境的悲叹与焦虑 读书感受：
1、福柯研究的内容比较庞杂，涉及的领域很广，理解起来也有难度，所以总结必然会有很多不足，自己也觉得有些心虚，不踏实，但是又找不到更好的点；反思了一下，还是总结思考的力度不够，另外就是读书过程思考不够，读书的节奏可能还是快了一些，以后要稳下来，多思考。
2、感受到快一年的读书生活带给自己的一种能量场，即便是读不懂的书也更敢于面对，偶尔也能跳出作者的圈子思考其背后隐含的深意，而不再像初读经典那般一味地焦虑和痛苦，这种感觉越来越好。
期待下个月更大的收获~
书单：
《叔本华与尼采》 齐美尔
《社会行动的结构》 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罗伯特•默顿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卡尔•曼海姆
《知识和社会意向》 大卫•布鲁尔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现实的社会建构》 彼得•伯格
《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
知识社会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
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和发展，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同时，这也是一个当代旨趣的问题。伴随社会发展出现的个体差异、利益多元化等，各个群体之间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思想高度上的差别也日益扩大，以至于不仅各种迥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不断涌现，而且各种理论观点的存在对其他理论观点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构成威胁，导致在个群体之间产生强烈的不信任，从而引出一个新的问题：这些理论观点是如何产生的？当人们对某种思想或观点产生怀疑和偏见时，不再去探究谁对谁错并对这些论断进行反驳，而是去研究其产生的根源，默顿把这一现象称为思想的功能化。这种功能化意味着对对手信誉的相互攻击，甚至导致相互的意识形态分析。
系统的知识社会学可以追溯到德国的
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的涂尔干传统。马克思提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在涂尔干那里，思想是社会创造物，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宗教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并把其解释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象”，而非个体沉思的产物。知识社会学在科学中的边缘性地位使其有效性受到质疑和挑战。因此，知识社会学以知识系统为研究对象，首先就要能够
以某种彻底的方式把社会学运用于科学知识本身，这意味着
知识也要通过知识本身来认识自己。而社会学家在进行这种关于知识本身的认识活动时考虑的不再是知识系统本身的真假、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而是
追溯知识的起源与后果、知识的功能或功能失常。这里隐含的前提是社会学家承认知识系统是真的和客观有效的，他没有资格对社会学系统之外的任何知识系统的有效性作出判断，必须放下自己的理论有性标准，遵循那些对象知识系统的有效性标准。因此，知识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知识本身，对科学知识的成因进行社会学说明。
布鲁尔提出的“
强纲领”理论是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理论核心，它超越了传统理性主义那种从精确科学出发的静态的量化分析方法，强调在知识形成中社会成分的不可或缺性。它的基本内容表现为四个方面：
因果性（从因果关系出发研究知识和信念形成的条件）、
无偏见性（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
对称性（用同一原因类型说明真实信念与虚假信念）和
反身性（把某种知识模式运用于自身）。所有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信念，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是出处于一定社会情境中人们协商的结果。因此，
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民族中的人，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向”形成不同信念，从而拥有不同知识。通过对波普尔—库恩的认识论辩论进行考察，布鲁尔发现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观分别与启蒙运动意识形态和浪漫主义运动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对应关系，他认为这种内在联系是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所产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从而证实了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性。知识社会学的最大障碍在于对数学思维和逻辑学思维中的合理性、客观性、逻辑必然性的克服，对这些严密的精确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他对数学进行自然主义探讨，密尔的数学理论认为数是某种主观的心理的东西，弗雷格对这一观点提出批评，并赋予数一种客观性定义，而布鲁尔认为这种客观对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制度化的信念，是得到人们接受和传播的世界观，得到了权威的认可，是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布鲁尔证实了对数学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是可能的，准确的说，是关于数学家的社会学分析。同时，对阿赞德人的逻辑进行考察证明了虽然原始人的逻辑原则和范畴与现代人的逻辑范畴不同，但二者都与其所处社会制度相关联。因此，布鲁尔通过他的强纲领理论表明
知识的可能性在于这种社会成分，并且是始终存在的；知识社会学就是知识的一种反身性认识活动。
而曼海姆开门见山地直接论述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准确地说，是思想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布鲁尔构建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框架，那么曼海姆就是在这一框架内来研究具体的思想与其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就是
处于某种历史—社会情景的具体背景中的思想，知识社会学来源于意识形态理论。古典认识论认为知识产生于一种纯粹理论的静观性活动，而曼海姆则认为知识产生于一种情绪性的无意识的潜流，是
集体无意识力量的动态活动。而这种集体无意识最初是在政治领域被揭露出来，政治斗争就是运用各种理论武器来揭露各种存在于群体思维中的、无意识的情境性动机的形成过程。正是通过这种揭露的形式，才发现了思想的社会根源。集体无意识的两种发展方向就是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二者都是一些超越现存秩序的观念，都可能掩盖和歪曲现实社会状况，区别在于前者使社会得以稳定，后者则倾向于破坏和变革某种既定的社会状况。就某个具体情境而言，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区分是相对的，通常总是那些处于支配地位、与现存秩序相一致的群体来确定什么是乌托邦，而由那些与现存秩序相冲突的群体确定什么是意识形态，区分的具体标准在于它们的实现状态。然而，并非所有对现实的歪曲都是意识形态。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分为
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前者是把对手的部分观念视为意识形态并进行质疑，研究思想者的动机问题；而后者是质疑对手的整个思想体系，研究思维方式与具体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到总体性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从“
意识本身”到“
民族精神”再到“
阶级意识”。当分析者不仅对其对手的思想观点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而且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群体的思想进行意识形态分析时，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就从特殊形式发展为一般形式，意识形态理论就发展为了知识社会学。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引发的对意识形态的两种探讨：一
是思想与思想者所处社会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的思想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成分总是与思想者的生活情景紧密联系，在一个明确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产生和发挥作用；
二是关于可靠知识的构成问题，构成知识可靠性的两种方式为关系主义和相对主义。
关系主义是从历史角度考察知识，只有把知识置于历史过程和社会脉络之中才能得到理解，所有历史知识都是关系性的知识；而
相对主义则是从社会角度，强调知识要依据主体的社会地位来理解。
而乌托邦是相对于现存秩序而言不可实现的那些观念，可以分为绝对的乌托邦和相对的乌托邦，前者是在任何一种秩序中都无实现的，而后者仅仅是在一种既定秩序中无法实现，但它们可能在另一种秩序中实现。通过把所有各种超越现存秩序的事物称为乌托邦，从而能够消除相对乌托邦所产生的焦虑。
乌托邦与现存秩序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现存秩序产生了各种乌托邦，而乌托邦则去打破现存秩序的各种纽带，使其沿着下一种生存秩序的方向自由发展。因而，乌托邦观念总会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产生某种变革性影响，表现为各种乌托邦形式总是与既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特定社会阶层相联系，并且总是首先以个体的充满希望的幻想出现，然后才变成某个群体的政治目标成分。曼海姆进一步分析了乌托邦的四种形态变化，从而把四种思想与其各自特殊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思想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是
再洗礼派的千禧年主义，产生于革命的激情和被压迫阶层的“迫切愿望”，强调现在和现实。二是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提出
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强调未来的不确定，通过不断发展的启蒙教育，其观念在未来得以实现。三是
保守主义，一种自我保护的取向，认为过去产生了现存的社会状况，强调过去的意义至关重要；认为现在的社会秩序是最恰当的，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乌托邦观念被同化到现实之中，与现存的具体秩序完全一致。最后是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强调未来的重要意义，乌托邦观念可以在未来某个具体确定的时间实现。
历史经验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思想观念形式能够共存，它们相互对立，并持续不断地相互渗透，从而在社会过程的某个既定时刻出现。然而，历史过程的发展表明了
乌托邦强度逐渐下降的事实。
这种一般性消退表现出对社会历史过程更大程度的接近，接近于某种保守主义态度。当新的群体进入某种已经确立的情境时，他们并不立即接受那些已经详细阐明的意识形态，而是采取其自身携带的当初那些传统的意识形态。一旦乌托邦的思想完全消失，历史就不再作为实现某种终极目的的过程而存在，人类的本性和发展将呈现出某种静态的特征，这意味着
人类意志的衰落，并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 最后，对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还涉及一个主体的问题，所有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要通过人来完成，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兹纳涅茨基从社会角色的角度通过对知识人的社会圈子的研究，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技术顾问，包括技术专家和技术领导者；二是圣哲；三是学者，分为神圣学者和世俗学者；四是知识创造者。
读书感受：
1．去思考知识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呀，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不仅对于知识本身的积累，而且对增强社会责任感以及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的某种终极价值，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如果在学术领域中，因而对于我们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必要的。
2．读书不能太任性，还是要系统阅读。这个月读得比较散，总结的时候就慌了，感觉收获也没有之前系统阅读那么大，接下来进入新四大家很是期待！
书单：
《哲学的主要问题》 齐美尔
《历史哲学问题》
《宗教社会学》
《时尚的哲学》
《货币哲学》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与社会学同游》路易斯伯格
一、关于现代社会 齐美尔认为，一切历史发展道路是从未分化的统一体开始，经历了多姿多彩的分化过程之后再走向分化的统一体。社会本身是一种先验的存在，使社会成为可能的基础就是这些先验的条件，它们存在于构成社会的要素即个人身上，形成个人的品格等确定性的东西；或者说，社会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们
心灵的结合与相互作用，并建立在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之上。因此，社会统一体是一个“我”的统一体，这也是一个未分化的社会统一体。由于社会的形成始于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以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形式，研究社会化的过程和方式，从而发现其内在的生命本质和意义。他认为任何现存的社会现象都是由内容与形式构成的统一现实，相同的形式可以表现不同的内容，而相同的内容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人类在相互接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在纯心理层面逐渐发展出一种特定的思想状态，并逐渐强化、发展、分离并成熟到可以自行存在的地步，形成自己的既定生存法则和模式；换言之，内容通过客观化和自我成型成为一种形式而与自身分离，而这一切都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完成的。社会一旦存在，社会结构就以分化为基础；现实社会是由人们相互作用的各种形式交织而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分化的产物。因此，只有通过对形式的研究，最仔细地洞察个别现象，才能认识到其中交错的普遍的规律和条件，才能意识到存在的种种普遍和永恒的要素。
个体化与功能化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现代社会的发展扩大个人行为的活动空间和行动自由，从而使个性得到发展；同时社会的机构和结构也在发展，并愈来愈旨向功能化的目的，使社会分化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就个人而言，表现出
伴随个体自由发展而来的人格分化与个性的拉平化。自由意味着个人的意志可以毫无障碍地实现，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以及财富的增加，不仅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而且通过财产达到一种“随心所欲”，最典型的是
货币带来的个体自由，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与特定个人关系的解脱而获得自由，二是与物的分离带来的自由。在
货币经济中，人们之间仅仅是一种完全客观的、单纯以货币为媒介的联系，并不依赖于作为特定个体的任何个人，而仅仅只是有求于他们客观的以货币支付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完全可以任由其他人来代替。货币把个体从与特定个人的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使其获得更大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个人对更多其他人的
更高程度的依赖，而在这相互依赖的关系背后隐藏的是
个体人格的分化，因为每个人都是以人格的一个方面进入人际关系。由此，货币经济导致了
人格的彻底瓦解。货币在分化过程中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就是货币造成的
空间分离和技术客观化，使财产及其所有者保持
高度的独立性：一方面财产得以按事物的内在要求来经营管理，另一方面财产所有者可以不必考虑其财产的特定要求来安排生活。如此，货币在财产及其所有者之间
拉开距离，使其依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办事，从而提供前所未有的自由。如从实物性礼物到货币性礼物、公司的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都反映出货币给赠礼者和股东带来的更大程度的自由，而无论是所赠的礼物还是股东的资产都获得了一种更加客观的运作方式。
货币带来的拉平化则是通过货币成为一切东西的等价物而使自己变得毫无价值，并使高贵的东西“低俗化”而导致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表现出来。从抽象的层次看来，社会化的事实使个人处于
双重地位：个人既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环节，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并与社会相对峙。个人通过社会化获得一种自为的存在，社会化创造了个性，把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基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个体化与专门化产生着各种不同的、相互并存的群体，
在这些群体中，个人都是把自己人格的一部分贡献出来，而群体也只是把个人作为达到一个更高的外在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把个人作为直接目的，从而显示出一种更高程度的非自我与个性的拉平化。
其次，就群体的关系来看，表现
在维持自我生存基础上的局部完整性与整体完整性的冲突，局部的绝对的自我保存使整体的自我保存变得松懈和受到威胁。齐美尔认为，关于个人共同生活、统一化和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形式，首先要考察个人纯粹数目对这些形式的意义，即群体的量的确定性问题。构成群体的个人数量不同，群体所表现的关系形式也有所差别。比如二人群体中，每个人面对的仅仅是另一个人，而在三人群体中，每个人面对的是一个超个人的统一体；在三人群体中，第三者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中间调解人、从中渔利者和离间者；数字作为划分群体的原则，不再是单个人的结合，而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牢固结构的、非人格性的统一体，等等。通过群体表现出来的各种关系，斗争或合作、支配或服从，都反映了社会化最纯粹的关系形式。社会的自我保存需要建立机构，以对付强大的个人势力，而这些强大势力原本并非作为否定社会的潜力发挥破坏作用，而是要力争征服大的群体。
群体机构的建立衍生一种超个人的客观精神，这种精神又反作用于群体。然而，这种分化出来的机构必须依附于整个群体，作为维持群体生存的手段来发挥作用；
一旦机构从群体中脱离，获得绝对的独立自主，可能对群体产生破坏作用，即机构实体从手段变为目的，导致其自我保存与整个群体的自我保存陷入冲突。较高社会发展的悲剧就在于基于群体自我保存的劳动分工机构的专制极权的发展，即群体为了集体的目的赋予一些机构以自主性，导致机构这个特殊的生存统一体可能绝对化和僵化，从根本上与群体脱离关系，成为国中之国，最终危害整个群体的生存。由于群体的自我保存不是一种绝对的统一与利益的和谐一致，也会存在任何性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而且这些斗争也是建设群体有机体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群体关系中的冲突也变得不可避免。
最后，就社会文化的发展来看，呈现出
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发展相背离，甚至超越主观文化。齐美尔认为，存在一个
客观精神的领域，它
独立于主客观之外，毋宁说，这是人类脑力劳动成果的一个精神宝库；通过精神客观化的形式，思想成果得以保存和积累下来，并且形成自己的内在法则和逻辑本性；它凌驾于现实之上，构成现实生活的来源。这种客观化精神的实际意义取决于其转化为个人发展因素的程度，客观化精神
借助人的主观文化而在现实社会获得客观文化的形式。因此，一旦进入历史的范畴，文化就表现出主客观上的分化。齐美尔把这种文化分化归因于
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文化内容的分化表现出
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点。在
生产关系内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化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后者获得一种相对的客观性；随着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相分离，劳动的商品化使人格的各种内容分离出来并成为具有独立规定性和运动的客体；
现代的分工合作生产使物品成为众人的产物，一个完整的客观文化产品是众多个人能力组合的结果，因此，以这种方式添加到产品中去的不再是完整的心灵价值和统一的人格，从而导致现代分工下生产的客观文化产品灵魂的缺失。劳动分工就这样把生产者与其产品分隔开来并使后者获得客观的独立性。此外，在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也出现类似情形。中世纪的定制生产使生产者与特定消费者以及消费者与商品之间保持着一种个人关系，而
现代劳动分工之下的大规模集中生产不仅破坏了生产者与某个消费者之间的特定关系，而且使产品独立于消费者生产出来，成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并与后者相对立。历时性的分化通过
时尚得以表现。时尚总是特定社会阶层的时尚，这一阶层通过时尚的形式来表明对内的一致性和对外的差异性。然而，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试图仿效较高阶层，并接受了上层社会的时尚，后者就会抛弃其原有时尚并设计出一种新的时尚。
时尚的迅速更替瓦解了特定阶层与时尚的特定内容之间的某种个人关系，变得更加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表现为一种独立的运动，一股客观的独立于任何个体运作和发展的力量。然而，现代社会的文化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分化，更是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超越，物文化超越其固有力量和规范获得发展、扩大和提高，而个体的心灵本身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劳动分工对于客观文化发展超越主观文化发展的意义在于
精细的劳动分工使单一产品成为各种力量的聚合，以这种方式实现的客体化的精神必然会优于单个人，并使这种客体所积累的各种特征和完善均高于单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随着物品越来越完善，个体愈益分化，必然会出现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超越。
总之，人格分化与个性的拉平化、群体关系中局部完整性与整体完整性之间的冲突以及客观文化发展对主观文化的超越等给齐美尔眼中的现代社会增添了悲剧性色彩，这不仅是社会分化的结果，更是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形式交织的产物，使社会成为一个“形式牢笼”。
二、货币与性别文化 谈到货币，就必然离不开价值。齐美尔认为，价值与实在是客观世界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基本范畴与形式。价值的
主观性在于它是主体内心对物做出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一种内心活动。在经济领域，价值的内涵表现为：从主体的
渴望出发，并与主体保持一定
距离，从而需要主体为之做出某种
牺牲。价值随着自我的欲望而产生，并非物体本身固有的特性，主体的需求和情感是其动力来源。价值的
客观性在于物品价值对一般主体的有效性，即经济价值的有效性超然于特定主体之外。由此可见，经济价值以某种牺牲为代价，即为获得所渴望的事物不仅要放弃某种东西，还放弃了将其用于交换其他事物的诸多可能性，而交换作为经济领域的行为方式正是以牺牲为特色。交换作为一种所有权的变更方式，是通过改变现有供应的分配方式而提高物的主观效用，使事物的经济价值得以表现出来的客观形式。因此，交换创造价值，就像生产那样具有生产力和价值创造力。通过交换所表现的物的经济价值获得一种
相对性，即在交换中，每一个事物的价值通过对方得到表达，从而赋予对方以明确的经济价值。然而，交换行为不仅表达客体之间的经济价值，还是表现交换主体之间某种关系的形式。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而出现时，不仅是一种价值符号，更是这种
交换关系的自主表达。
货币作为一种
抽象的财富价值，首先是从有价物品本身抽象出来的经济价值的体现。货币作为商品价值尺度的意义一直都存在而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变化的只是它作为贮藏和表达价值的形式：从实物方式向纯粹概念方式的过渡。
货币最初以具体的实体价值形式进入交换并与其他价值进行比较衡量，随着对交换手段和价值尺度需要的不断增长，货币才日益从等价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成为等价关系的表达，并因此越来越独立于其实体价值，直至放弃那种非货币性用途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作为纯粹货币的功能。现代社会更是把货币作为价值之纯粹符号表达的功能发展到极致，其内在价值越来越受到漠视，以至于货币本身变得毫无个性和特色，它的
全部意义在于把事物相互之间的价值关系表达出来，并且完全不依赖于其自身的任何内在价值。正是这种质的缺失和毫无特色使货币成为绝对可以交换的商品，甚至成为事物可互换性的化身，货币这种可以替代任何具有特殊规定性的经济价值的能力使得货币能够以绝对充分的补充性和替代性支撑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因此，货币本身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要素发挥着作用，从而使货币扮演了
双重角色：
一方面，货币衡量相互交换的物品的价值关系；另一方面，货币本身又参与这些物品的交换，从而表现出一个需要接受衡量的量；货币既衡量与其相交换的物品，又衡量自身。货币的质的绝对缺失，并与任何商品相交换而表现出无限用途的可能性，以及货币不受限制的使用自由而带来的财富无形增值，使货币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并对人们充满诱惑；同时，随着货币作为手段的重要性增强，它作为手段的价值也随之升高，直至上升到绝对价值的高度，这些都为货币从纯粹手段发展为目的提供可能，例如贪婪、吝啬等现象的出现。然而，在整个人类行为的目的链中，货币只是一种纯粹的工具形式，是作为绝对手段发挥作用，手段与目的的倒置也成为齐美尔眼中的一种现代悲剧。
货币在两性关系中的作用在较低级的社会中主要以
买卖婚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婚姻形式的特点在于社会性，在发展水平低下的族群中，买卖婚姻受到刻板形式、家庭利益、婚姻财产的交接方式和数量方面的严格习俗等的约束。买卖婚姻相对稳定的秩序和外在模式，是给婚姻关系提供某种表达方式的第一次非常粗野的、明显非个体性的尝试，它适合于原始阶段就像更具个体性的婚姻形式适合于发展程度更高的阶段那样；其对于婚事组织表现出的稳定规范，对于原始的性关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买卖妇女，一方面直接表现着对妇女的压迫和剥削，表现妇女物的性质；另一方面，通过买卖妇女获得某种价值，从而使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买卖妇女实质上反映了
货币充当妇女个人价值的等价物，因为原始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和完整性具有相对非个体化的特征，而货币则因其稀缺性和应用范围较小而获得相对的独特性；随着两者分别发展，现代社会的分化对个体灵魂的评价日益提高和对货币的评价日益降低，使得货币越来越不适合于抵偿个人价值。然而，货币对个人价值的作用并没有停止，现代社会中的
卖淫可以被视为这种作用的延续。在性交易中，女性交出她的整个自我及其全部价值；相比之下，男性仅仅只交出人格的一部
分。因此，货币毫无内在价值和个性的特点使之成为这一交换关系中最不恰当、最不相称的等价物。因此，在性别文化中，女性保持着她的完整性，从而获得一种绝对的自为的存在，而男性则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分化。在尚未发达的社会里，文化并不具有明显男性的特征，女性与男性表现出同等的创造性。然而，
现有的人类文化成为了一种完全男性的文化，所有的职业都旨在投合男性的成就、男性的智慧以及男性的情感与意志，而不能给妇女提供合适的活动与位置；妇女劳动只会使之丧失自身的社会地位，成为男人的“类人猿”。因此，
女性文化运动的意义不在于从迄今为止男性创造和积累的生活形式和成就形式中创造出所谓的女性化的生活和成就形式，而是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属于女性的文化品质，从而为人类灵魂的财富增添女性要素。就像在家庭中一样，妇女的种种特殊能力、兴趣和智慧及其整个人格创造了一种唯独她才可能创造的形态；家完全具有妇女的文化奉献的特征。妇女要在现有的社会文化中找到其独有的地位，就要对构成生活的不同要素进行新的分析和组合，对某个职业的所有劳动进行重新分工，将职业中那些特别适合女性劳动方式的部分结合成特别的、分化出来的职业，从而可能产生一种客观意义的女性文化的成就。
读书感受：
1、这个月读齐美尔有种挫败感，觉得与自己月初时满满的激情和期待相差悬殊，好像总抓不到他的点，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内容太琐碎；刚觉得自己抓到了什么，好像又不是这样，没有那种很兴奋的感觉，更多地是不知所云的苦恼。
2、读书让我们的头脑更加灵活。读书过程中也经常用他的一些观点来思考身边的生活，比如关于目的和手段，然后就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下个月计划准备先读一下帕森斯、默顿的书，然后再进入后四大家的阅读；结束一位大家就要及时走出来，调整状态，重新投入新的战斗，还是满怀期待！
书目：
《马恩选集》（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
《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齐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齐美尔
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无论哪一个时代，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特别是对于下层贫苦人民来说，这种追求表现为对救赎的渴望，无论是此世还是彼世的。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我们看到了不同宗教影响下人们追求救赎的不同方式，无论是禁欲主义还是神秘主义，最终目的具有某种一致性：不幸的人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来世，幸运的人希望来世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美好的生活。而在马克思这里，“救赎”更突出地表现为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去解救自己，进而解放全人类。这一革命学说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它对革命之后的新社会又进行了怎样的构想？
首先，一种理论思想的形成必然来自社会实践。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出现过关于改变当前社会阶级不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讨和尝试，但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马克思指出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缺点在于：一是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
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到人们历史活动思想动机的原因，即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基础；二是
脱离了人民群众。他把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种类型：（1）
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即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2）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社会的拥护者；（3）
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与无产阶级有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而不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
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它就代表了人民大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尖锐的矛盾，而结合这两大阶级的方式就是
雇佣劳动制度，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基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内在地表现为一种
异化劳动。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论述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正因为人类劳动的无差别性，不同商品之间只是表现为量的差别，因而可以相互交换。所以，
劳动着的人都是平等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性质似乎发生了变化，
劳动带来的不是平等，而是异化，一种异己的、对抗性的力量。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三种情况：劳动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和类本质的异化。首先，
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异化。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劳动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力量。这样
劳动本身的异化就表现为劳动是一种被迫的强制性的，劳动过程就是一种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和快乐。其次，
关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是劳动的对象化。它作为异己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与劳动相对立。
这种异化表现为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便越少，并且越加受自己产品即资本的统治。最后，
关于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异化。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类的生活表现为一种生产生活和生活活动本身，类的生活把生命活动本身作为生活的目的，而
人的异化劳动把这种类的生活、这种生命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肉体生存的手段。人从类的本质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身的异化、与他人的异化，这样，每个人都从人的本质中异化出去。人的异化，一般来说，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才得以实现和表现。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劳动者所处的的地位和角度来观察别人。总之，异化劳动不仅产生了劳动者与这种异己的力量的生产行为和劳动产品的关系，产生了他人（资本家）与其生产和产品的关系，以及劳动者与这些他人的关系；而且，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被他人所占有和支配，从而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私有财产是外化了的劳动。马克思还进一步揭露了异化劳动在现实中的表现，即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剥削和占有以及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关于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剥削，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中作了详细的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内隐性表现，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则是这一劳动制度的外显结果。
因此，要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改变这种阶级对立和社会不平等，
必须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废除私有财产，而这一切都只能通过
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也正在于此。
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在政治上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从而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在经济上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由国家来占有，扩大生产发展规模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从而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最后，国家也会自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然而，理论必须付诸实践才具有现实意义，革命学说也必须通过革命实践才能成为可能，而革命的实践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一系列革命条件的成熟。这些条件表现为：（1）
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下出现了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巨大积累，能够为革命提供充分的物质准备；（2）
无产阶级的出现，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还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相伴随，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壮大；随着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以及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与资产阶级对立，并为争取自己的利益与资本家斗争；（3）
科学理论的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成熟；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政党，始终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无产阶级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性队伍；（4）
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矛盾，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垄断、生产资料的积聚以及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程度，因而要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从而建立起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取代了旧的阶级、压迫条件和斗争形式。资产阶级就其曾经对封建关系的破坏而言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而现在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生产出束缚自己发展的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起，剥夺者就要被剥夺！
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劳动者是所有者
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已实现货币的再创造和价值增殖；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与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自由的
小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而不是创造价值。个人成为一无所有的工人，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所有制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首先是
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这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前提是随着家庭和部落的扩大所形成的自然共同体。这种形式中，土地被视为共同体的财产，个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才被视为所有者。共同体才是实体，是真正存在的，而个人只是偶然因素，个人财产也是公社财产，不存在个人所有，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所有制。第二种是
古代的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不再以土地而是城市为基础，个人既是公社成员，又是财产私有者，是自己自足的公社成员，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相分离而同时并存。第三种形式是
以日耳曼的所有制为代表。这一阶段，公社是相对于个人的一种外部存在，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统一而不是统一体；它并不作为城市或乡村而存在，即不具有现实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为共同目的而举行的集会中。另一方面，公共财产是个人财产的补充，是一种个人所有的公共财产；而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单独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经济目的是
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与公社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这也是公社制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所在。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这种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表现。
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始形成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在这之前，劳动者曾经是自己劳动的所有者；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劳动者从事劳动的各种形式发生了解体。首先，是
劳动者把土地作为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这种所有制的一切形式以现实的共同体为前提，即个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而成为所有者。其次，
是劳动者作为工具所有者关系的解体，所有制形式以手工业劳动为前提。最后，是
劳动者作为活的劳动力，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关系的解体。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劳动。这种历史的解体过程是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地主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料所有权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
实质上是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的过程，大批个人变为可能的自由雇佣工人。正是这种使个人作为自由工人与劳动的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过程，也使劳动的客观条件作为资本与自由工人相对立。
资本是以货币，从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为起点；资本从流通中来，作为流通的产物出现。资本的前提主要表现为两种较早的财富形式，即
高利贷和由
商人的利润积累起来的动产。因此，
资本的原始形成就在于：作为货币财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够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能够购买自由工人的活劳动。只有当自由劳动通过历史过程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这种货币财富才能购买到自由劳动及其客观条件，从而货币财富才转化为本来意义的资本，即产业资本。而在这个历史的解体过程中，货币本身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也加速了这一分离过程；结果，劳动者及其生活资料、劳动资料和工具都被抛到市场上，由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并被置于货币财富的势力范围和统治之下。由此可见，
资本产生的前提是货币财富的积累，这种货币财富本身是完全非生产的，它从流通中产生而且仅仅属于流通。资本通过使以前作为直接使用价值而生产的商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形式而迅速为自己打开市场，这是劳动者与其客观劳动条件相分离而自然产生的过程。因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产生只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的客观条件人格化，表现为工人异己的人格的财产，因而，资本必然同时是资本家。
3．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及其变化
资本按其物质组成来看，可分为三种要素：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这些要素的运动的统一就是劳动过程，静止的统一就是劳动产品。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其最后的形态是机器体系。劳动资料向机器体系的转化，使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活劳动成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成为机器运转的手段，从而劳动过程仅仅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的性质发生一些变化，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首先是
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这种形式以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基础，它的本质在于：（1）工人作为自己劳动能力的所有者，资本家作为货币所有者，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市场上相对立，在形式上都是自由人，除了买卖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政治上或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关系；（2）工人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后者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这种对立越充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越充分，从而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就越充分。在这个劳动过程中，生产方式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成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这种统治和从属只是代替了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家长制的从属，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转化。其次是
劳动对资本实际上的从属，相对应地它
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基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劳动过程本身发生变化，如自然力、科学和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大规模运用；这种生产方式力图把单个商品的价值降到最低限度，从而以最低限度的劳动取得最大限度的产品。此外，除了资本本身之外，生产不受任何限制，一切都为剩余价值服务。
资本的生产性实质上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强迫性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是生产资料从属于工人，而是相反；是资本使用劳动，工人只是表现为生产的手段，他在保存自己价值的同时还要实现价值增值。因此，资本所带来的一种
颠倒的关系表现为：
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资本家不是作为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而是作为“资本”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这种统治是对象化的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的产品对其自身的统治。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生产劳动的特点表现为：首先必须
生产剩余价值，能够实现资本自行增值的劳动；其次，它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即一种具体的有用劳动；最后，本质上是一种直接与资本交换的劳动。资本与劳动交换的两个环节表现为：作为最初的一种形式上的交换，资本是作为货币出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现，交换过程是以货币来购买劳动能力，是作为货币的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劳动能力的直接交换；第二个环节表现为将活劳动转化为资本，资本家对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在资本的直接监督和管理下完成，所生产的产品是资本得以实现的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货币或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而在生产过程之前他们只是具有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通过与劳动交换，资本这一使命得以实现。生产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在于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要素，作为抽象劳动的性质；它代表着一个比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量更大的量。
非生产劳动是一种
提供服务的劳动，即这种劳动所提供的是特殊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然而，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区别的基础在于劳动是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最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马克思认为，他们作为商品生产者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从而获得两重身份：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他们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自己的雇佣工人。因而，他们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也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他们的生产并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与其客观劳动条件的分离是必然的，这些农民或手工业者最终或者成为剥削他人劳动的小资本家，或者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
三、关于工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 1．工资
工资是资本家用以支付工人劳动的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用一定的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而工人则为了获得这些货币而出卖自己的劳动，这似乎表现为一种平等的交换。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能够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从而资本家在使用劳动力的过程中会得到一个多出来的剩余价值，而对于这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家并未向工人支付分毫，因此，这种交换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平等的，
工资只是对劳动力本身的补偿，却在现实中表现为对工人劳动的补偿。 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归资本家所有，为资本家创造财富；而资本家用其所得购买劳动力，这样，劳动者的工资似乎来源于他们自己的创造。然而，马克思认为，
工资并不是工人所生产的商品中的一部分，而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生产劳动力的一部分。劳动力是工人为了生存而卖给资本家的一种商品，因而，作为这种商品价格表现的工资也必定符合一切商品价格的规律。在市场上，商品的交换价格会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并不是直接由供求来决定。毋宁说，这种价格
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对工人而言，就是维持工人及其后代的生存以及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时间费用决定。因此，工人的劳动价格本质上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决定，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工资决定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斗争，因为工人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
2． 资本
资本是累积起来的劳动，这是从资本的物质构成作为劳动的创造物来看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因此，资本不仅包含物质产品（表现为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还包含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
积累的劳动之所以成为资本就在于过去的那种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 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是这样进行的：工人需要以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活资料，而资本家需要以其生活资料换取劳动以实现资本增殖。这种交换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与其生活资料的分离。可见，
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互相制约，相互产生。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资本家所追求的生产资本的增加实际上就是累积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马克思这一分析过程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谓“资本家与工人利益一致”的秘密！然而，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规模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越加激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少。
四、货币——对个性的普遍颠倒 货币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从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是货币形式，他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货币是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然产物。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货币执行多种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货币贮藏和世界货币。这是简单商品交换中的货币。而作为社会中的货币，它的性质和功能则更加为妙。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发财致富，货币成为财富的象征，因而成为资本家的直接追求目标；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货币似乎是万能的，它能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凡是人所不能做到的，货币都可以做到，货币的特性转化为货币持有者的特性，从而货币的力量也传递给货币持有者。这样，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不是由我的个性决定，而是取决于货币，人们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一切他所没有或者不是的那个东西，因此
，货币成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把每一种力量变成它的对立物。另外，
货币把人的愿望从观念的东西变成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为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具有真正的创造力。 总之，货币作为外在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为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
一方面把人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的东西和使人痛苦的妄想；另一方面也把现实的不完善的东西和妄想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最终，货币成为了
对个性的普遍颠倒：
它把个性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并赋予个性以与其相矛盾的特性。这样，货币就把一切事物加以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士，即使他是胆小鬼。从货币持有者的观点来看，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对象同任何其他的特性或对象相交换，即使它们彼此矛盾。
读书感受：
1. 关于总结时的矛盾心理，基于现阶段能力不足，还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地总结，这是一项大工程，既是上一个月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还是要认真做好这项工作，贺老师说要多花时间、舍得花时间来总结，这一点很重要！
2. 关于个人读书与团队读书的认识，虽然自己读书状态一直还不错，但在团队读书方面还是做得不够好，如果团队读书的整体情况不好，每个人都有责任；因而，在以后的读书生活中自己还要注意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月读书状态还比较平稳，现在心态也比较平静，没有那么急躁，总是按自己的节奏一步步来，下个月的计划想把齐美尔看完，希望自己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前进~~
2015年9月份读书总结
书目：《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
《马恩选集》第一卷，第二卷在读……
《尤利西斯的自缚》 冯克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的揭露和透彻分析可以说是直戳资本主义的心脏，揭开了资本主义神秘的面纱；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现象，它起初表现为一种偶然性，经济活动的扩大所表现的规律性使资本主义成为经济发展乃至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因而，资本主义并非永恒的天然的制度，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它终究会像封建主义一样走向灭亡；那时，全世界无产阶级会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夺取政权；消灭资产阶级的雇佣制度，并消灭一切阶级，从而建立一个自由的人类王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加速资本主义灭亡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武器。那么，马克思是如何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的呢？
一、剩余价值的生产
剩余价值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他从商品入手，一步步地从商品引出货币，进而到资本的出现，再到剩余价值……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阐明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种矛盾的萌芽，包括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以及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通过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从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是货币形式，他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货币是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然产物。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货币执行多种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货币贮藏和世界货币。货币的出现使商品形态发生变化，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商品去换取货币，从而再换取自己想要的商品，即“商品—货币—商品”的形态变化，在这个过程货币从一个循环出来又进入下一个循环，这样，商品的流通借助货币的补充作用而实现一种持续，货币充当流通手段的职能促进了商品流通以及世界贸易的发展。
“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的出现使货币可能转化为资本，这就出现了两种形式的流通，即简单商品流通（商品—货币—商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货币—资本—货币）。这两种循环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消费，即使用价值，产生的行为是为买而卖；后者的动机和决定性目的是交换价值，即价值的实现，与之相应的行为是为卖而买。当资本家把货币作为资本投入使用时，他在一定时期后所收回的货币必定会多于投入的货币，也就是说，资本会发生增殖，马克思称这个价值增加的部分为剩余价值。由于流通领域内的商品交换是一种等价交换，这种交换本身又不创造价值；流通领域之外只有交换者与其商品，均无法产生剩余价值，因此，这个增加了的价值就只能来自这个商品的使用，即商品本身的消费可以创造价值。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劳动力的消费就是劳动的实现，从而创造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其价值的源泉，并能够创造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这是劳动力商品的独特性所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过是超过这个补偿劳动力价值的一定点而继续延长的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的出现把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补偿劳动力的价值，而剩余劳动则生产剩余价值；商品生产就不再是简单的劳动过程，而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还生产一个剩余价值。
为了进一步说明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从资本构成上把资本家垫付的总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阐明了不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会转移或保留，而只有可变资本才会创造新的价值，因而，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部分的比例，即m’=m/v，这个比率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资本家追求绝对剩余价值引发了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而相对剩余价值则是在工作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主要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强劳动强度。
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之后，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并没有结束，这只是资本运动的一个阶段。资本职能的第一个阶段是把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要在流通领域内完成；第二个阶段是把所购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并使商品的价值大于资料组成部分的价值之和，这要在生产领域内完成；第三个阶段是把所生产的商品用于售卖，再次投入流通领域，从而以货币的形式实现其价值。资本家收回货币之后再把它们转化为资本，并投入新的循环，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就形成资本的流通。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使得资本家会连续不断地投入新的生产过程，根据剩余价值在再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可以把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前者是将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资本只是以原有的规模重复开始新的生产过程；后一种情况是把剩余价值部分或全部作为资本来使用，从而在原有生产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资本的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而这种资本积累又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资本积累过程中，就资本价值构成而言，不变资本部分会增加，可变资本部分就相应减少，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人口是在绝对增加，因而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相对过剩人口。
二、剩余价值的实现
工人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实现这部分价值的问题了。那就是要把商品售卖出去，从而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形态并流回资本家手中。在第二卷，马克思主要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而这个实现要在流通过程内完成，因此，他对资本的流通过程展开分析。资本根据其职能的不同可表现为三种形式，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首先，作为货币资本，其循环的总公式：G—W…P…W’—G’。这个循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G—W（货币—商品），表示资本家以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从货币形态变为商品形态，而这个商品的价值是资本家预付出去的，它要作为生产要素用于生产消费，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个阶段隐藏着从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第二个阶段G—W＜PmA…P，第一阶段的结束就是第二阶段的开始，即进入资本的生产阶段，把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生产消费，从而生产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量；流通过程发生中断，从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完成。第三个阶段W’—G’，以第二阶段的结束作为开始，由第二阶段生产出来的商品作为已经增殖但尚未实现的资本价值的职能存在形式，构成了商品资本，这一职能的完成以商品成功售卖为条件，即从商品形态再转化为货币形态，这也是垫支的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这是货币资本循环的最后形态变化，而就该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来说，却是其第一形态的变化。这就是货币资本的总循环过程，它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起点是价值待增殖的货币资本G，而终点则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货币资本G’；另外，循环的两端表示为流通过程，以生产机能P为中介，并使货币资本的流通中断。
其次，作为生产资本，其循环的总公式表现为：P…W’—G’（G+g）—W…P’。它表示剩余价值的周期性再生产，生产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不是执行一次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G’中包含的G和g的使用决定了生产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运动发生分离，G作为货币资本继续投入资本的循环，g则作为资本家的所得消费而进入一般流通过程。若是扩大再生产，则剩余价值全部（或部分）被蓄积以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剩余价值被资本化。这个循环以流通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中介，商品资本的机能W’—G’形成循环的第二阶段和流通的第一阶段，而在货币资本循环中则构成总循环的最终阶段和流通的第二阶段。最后，作为商品资本，其循环的总公式：W’—G’—W…P…W’。与前面两种循环的不同之处在于，商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单纯的资本价值开始，而是以商品形态下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开始，因而它一开始就是存在于商品形式中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循环。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均为W’，作为起点的是已增殖的资本价值，而终点的W’表示商品资本的再存在。这是资本流通的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也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产业资本连续不断地进入这三种循环，使之在时间上不会中断，空间上同时进行，从而确保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
资本的循环不是孤立的，而是周期性地重复原来的形式，以实现资本价值的永久保持和增殖。马克思把资本的这种周期性循环称为资本周转，单个资本周转时间由其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共同决定；资本周转越快，资本机能实现的价值就越多，资本家收益就愈多。为了进一步考察资本周转对价值增殖的影响，马克思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如厂房、机器设备等）在使用过程中会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从而与所生产的商品相对立，而其价值部分则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逐步地转移到商品中进入流通过程；通过商品售卖所实现的这部分价值以货币形式回到资本家手中贮藏起来，形成贮藏的货币资本；因而，固定资本的价值表现出双重性，即一部分以实物形式留在生产过程中，另一部分通过流通过程以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而回到资本家手中，只有当固定资本的物质形态完全耗尽时，才会发生全部的代置。流动资本（原料）加入劳动过程时会被全部消费，并在每一次新的劳动过程中由同类新材料完全代置和更新，其价值也通过商品的流通转化为货币而得以实现。总之，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是就产业资本而言的，它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周转是由于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中的方式不同，其所借以存在的物质形态不同（一部分在形成单个产品时全部被消费，另一部分只是被逐渐消耗），固定资本的一次周转会包含流动资本的多次周转。因此，要使生产过程连续，就要不断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来补充，要有流动资本的不断更新。
三、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态
马克思在第三卷中主要揭示了资本在现实运动中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态。首先是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资本家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以成本来计的，成本价格的引入使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家全部预付资本的一个价值增加额，即预付的资本价值形成剩余价值。这就模糊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更是掩盖了剩余价值来源于可变资本，即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事实。利润成为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剩余价值的秘密则被隐藏起来。资本家所关心的实际获利程度是利润率，即利润与总资本的比率，而非剩余价值率（即利润与可变资本之比，因为在资本家看来，资本的增殖是由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共同实现的，而非其中一个，这样两种资本就完全混同了）。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有所不同，因而等量资本可能推动不等量劳动，从而产生不等量的剩余价值。因此，不同部门会产生不同的利润率。而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又会使这个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即平均利润，商品价值就获得了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推动总资本中不变资本部分增加（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且不变资本的绝对增加量会大于可变资本的增加的绝对量，因而总资本的绝对量也会增加，而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使得剩余价值量减少，最后使一般利润率出现下落趋势。因此，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逐渐下落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量的绝对增加。在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矛盾即生产扩大与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在于资本自身，即以资本及其价值增殖为生产的始点和终点，由此也必然出现资本绝对过剩（包括商品相对过剩）与人口相对过剩的问题。
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使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获得一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为：一是从产业资本中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业务，二是这种买卖活动由独立商人预付货币资本而实现一种专门化。马克思把这种获得独立性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称为商人资本（商业资本），并分别获得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形态。商人追求利润，而流通过程本身并不创造利润。由于商人资本的出现有助于缩短流通时间，从而间接地增加产业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提高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即提高利润率。因而商人的利润就是通过流通费用的节省来实现的，流通费用表现为商人利润的源泉。
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具体形态表现为利息。在这里，货币作为一种资本化的商品投入流通领域，从而实现价值增殖，货币成为生息资本，增加的价值部分就是利息。货币占有者把货币作为资本贷给产业资本家，是因为他知道货币在一定时间后不仅会流回，而且还会有一个增加的价值部分。因此，产业资本家用货币所有者贷给他的货币进行生产所得的利润就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分割，货币所有者所得称为利息，表现为与生产过程相分离的货币资本所有权的结果；产业资本家所得则为企业利益，是资本使用者在生产过程内活动的结果。生息资本反映的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它的发展导致银行和信用体系的产生。剩余价值的第三种形态表现为地租，这里主要是资本主义地租形态。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上的表现，剩余价值转化为地租是通过一种自然力实现的。资本主义地租是农业资本家使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而交纳的、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体现着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分割剩余价值、共同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资本主义地租表现为两种形态：极差地租和绝对地租。极差地租假设最劣等地不支付地租，其产生不在于所用资本或劳动力的绝对增加，而是投于该生产领域的个别资本与未使用这种有利生产条件的资本相比所具有的较大的相对丰度，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的差额。绝对地租则是以价值的生产价格化及一般利润率为前提，不是由个别商品价格与其生产价格之差额产生，而是由一般市场价格与个别生产价格之差形成。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地租之前的各种地租形态，包括劳动地租、实物地租以及货币地租。在资本主义之前，地租支付者是现实的土地耕作者和占有者，并直接与土地所有者发生关系，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而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出现使地租的性质发生变化，地租只是剩余劳动在利润上的余额，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不再是地租，而是利润。
读书感受：1、跟暑假相比，自我感觉这个月读得不是很好，一方面是个人觉得第三卷难度要大一些，另一方面要说开学季没有影响也是假话。总之，《资本论》也算是一个挑战，特别是经过这次总结感觉还是小有成就的，尽管总结还不是很满意；
2、读书心态的变化。还记得暑假过来看到师兄师姐们每天那么拼命地读书时，心中甚是敬佩，好奇于他们竟然不会觉得累；而现在自己似乎也在渐渐地进入这种状态，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而不再是把每个月的读书量作为一种任务去完成，这种简单的生活也很幸福！
3、总结也是成长进步的过程。一方面，把一个月读书掌握的知识系统地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总结过程中的思考也是一种逻辑思维的训练。尽管每次都会损耗很多脑细胞，但的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2015年7.1——8.18
书目：《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涂尔干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马克斯·韦伯
《古犹太教》
《支配社会学》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法律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
《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
《天真的人类学家》 奈吉尔·巴利
《瞧，这个人》 弗里德里希·尼采
《哈贝马斯》莱斯利·豪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
韦伯之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特色的分析
在韦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为什么只在西方出现，他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把东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进行对比，揭示了东方没有出现西方所特有的资本主义特色的原因。首先，他将传统资本主义与近代资本主义进行对比，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形态，而他所要说明的正是后者而非前者。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首先说明了传统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区别。在经济活动的目的方面，传统的经营活动注重物质需求的满足，而近代资本主义经营是为追求财富本身而追求财富，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在获取财富的手段上，前者主要依靠军事强权，以远程贸易的方式掠夺财富，而后者是通过对劳动力和资本的理性化经营，以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市场交易的方式追求持久利润的经济行为。因而，经济活动的理性化成为韦伯眼中近代资本主义的独特性所在。
一种经济形态必然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形式与经济伦理，传统形式与现代伦理（如富兰克林的庄园生产）抑或现代形式与传统伦理（如早期的资本主义）的结合都无法成功冲破传统的经济形态，而资本主义正是这种现代形式与现代伦理（即大工业生产与资本主义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他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这种理性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是宗教制约，二是纯粹政治性的制约。宗教与现世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冲突，这一冲突的基础在于同胞伦理意识，不同宗教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处理会对其经济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首先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特殊“祖先”的探索，即基督新教伦理。新教伦理的天职观把宗教禁欲伦理引入现世生活，发展为职业伦理并严格遵守；强调理性生活观念与合乎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财富使用观念，反对奢侈享乐；同时，弃绝爱的普遍主义，即宗教的同胞伦理，将日常生活理性化并视为神的恩宠状态之获得。这种高度理性的经济观和生活观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温床。其次是中国的宗教。在中国，丰富的物质条件与广泛的自由使资本主义得以出现，但仅仅只是停留在萌芽状态，而没有出现西方那种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理性经营活动。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儒教居于首位，而这种儒教是一种受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儒家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满腹经纶、合乎礼仪规范的君子，为家产的官僚体制输送“人才”以维持现世秩序，然而这些官职人员却又没有接受专业训练。儒教这种顺应现世的取向表现出对宗教与现世之矛盾的消极处理态度，即调整自身以适应维持现世从而尽量减少与现世的紧张。儒教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其自我控制是一种表面的自制；而清教的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改造世界，自我控制是要过一种有计划的规律的生活，并出于禁欲主义的强制节约，将其所得作为资本重新积极投入到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中。然后是印度的宗教。早期的印度教是以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种姓阶层为担纲者，以严格的种姓制度来维护现世秩序。在印度，种姓制度与轮回信仰紧密结合，每个人严格遵守自己的种姓义务；同时，不同种姓之间相互疏离、忌恨。即使是作为高贵知识阶层的原始佛教也是冥思性的，一种逃离现实的神秘主义，追求一种永恒的死寂。因而，各种改革和进步的思想都是不可能的，合理的劳动力组织也不可能出现。最后是以小市民阶层为代表的古犹太教。在古犹太人中虽然出现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但韦伯认为这只能算是商业资本主义而绝非近代西方的那种资本主义，因为它缺乏劳动的理性组织。一方面是由于犹太人宗教的独特性及其贱民性，身份状况的不确定性使其难以经营具备固定资本、持续且合理的企业；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双重的道德标准。总之，韦伯认为整个亚洲都充满巫术性的潜势力，这种非理性的世界不可能开展出通往现世理性的生活态度，对追求营利的冲动性格缺乏一个理性的、现世内的行动伦理体系来加以规制，而这正是西方基督新教的“现世内禁欲”所完成的。
第二个方面是纯粹政治性的制约。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同时还需要理性的行政管理结构和法律结构来维持其运转。从支配的角度，韦伯提出了三种支配类型，即传统型支配、卡里斯马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传统型支配的正当性来自传统规则及权力的神圣性，具体包括长老制、家父长制与家产制三种基本类型，支配基于个人性的恭顺与忠诚，服从是基于特定个人的权威。家产制下官职被视为个人权利，被支配者与支配者形成人身隶属关系；事务的处理取决于纯粹个人性的关系，即“以对象为准”。家产制的固定性（人为地将财富累积，形成一种固定的家族世袭财产而非一种盈利资本）和恣意性（客观形式的法律保障）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阻碍，典型的代表是中国的封建家产制。卡里斯马型支配的正当性来自支配者个人的卡里斯马禀赋，支配是基于被支配者对这种特质的承认，服从亦是基于支配者的卡里斯玛特质，一旦这种特质丧失也就失去了其权威正当性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的支配类型，随之而来的继承形式问题以及追随者对经济利益与安定的需求会导致卡里斯马支配的例行化，从而转向传统型或法理型支配。因此，这种支配结构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在财富分配和消费方面亦缺乏理性与可计算性。法理型支配的正当性来自合乎法律的法令、规章，支配与服从均是基于合理的规则，具体表现为官僚制结构。官僚制在职务处理上具有非人格性与切事化的特点，具有一套严密的理性化行政技术，即精密、文书档案、服从与节省等，根据可计算性的规则，“不问对象是谁”地处理事务；官职权力受规则与规范的制约。官僚制这种精密的理性化处事原则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这也正是西方行政管理结构的特点。
最后，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印度，各种职业团体和种姓拥有制定自身法律的权利，呈现出巫术性要素与理性要素相混合的形态；中国的法律是氏族团体、家产制下非理性的卡迪裁判，即重视实质的公道、平等和某些功利主义的目的，而忽视法律与行政的形式合理性的审判，由那些通过科考的具有学识教养的人来扮演法律专家；而在西方，由于城市基础上市民权的发展，对罗马法理性传统与日耳曼法形式性格的继承以及官僚制下严格理性的层级组织，形成具有高度理性与形式性格的教会法。近代法律的理性化与体系化带来的可计算性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永续经营的前提。
感受：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团队中读书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机会，非常享受每次交流带来的喜悦和收获，也许交流不一定能够解决困惑，但一定会让我们有所收获。因此，有这么好的条件和环境，好像不好好读书都有点说不过去，保持自己的节奏继续读下去！接着啃资本论第三卷￣へ￣~ ~ ~
2015.5.15—6.22
书目：涂尔干 《道德教育》
《教育思想的演进》
《孟德斯鸠和卢梭》
韦伯 《宗教社会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儒教与道教》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学术与政治》
以前对涂尔干的了解就是其社会学方面的成就，但是其对教育方面的贡献确实知之甚少。涂尔干注重对道德教育的研究，他非常重视道德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他的道德教育也是出于社会整合这一核心思想。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社会团结以集体意识为纽带实现社会整合；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个性的发展，集体意识衰弱，社会整合是通过社会分工来实现，整合的精神纽带切断，因而涂尔干重视道德研究，是想要重塑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以实现更加牢固的社会整合。
1． 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道德的要素，二是儿童的道德教育。涂尔干并不是直接揭示道德的要素是什么，而是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社会为出发点，一方面，社会高于个人，从而对个人形成一种权威，为纪律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依赖于个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才形成社会，因而会产生一种依赖。这样道德的两个要素就出现了，即纪律精神和对社会群体的依赖，前者是道德的首要要素，主要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后者是次要要素，在于培养仁爱和奉献精神。然而，涂尔干认为道德仅有这两个要素还不够，出于恐惧或强制的服从都不能算是道德，道德是一种合理的自愿服从的行为，是权威的作用，源于一种内心的信念，因而需要对规范本身有所了解，由此形成自觉意识赋予道德以自主性，这就是道德的第三个要素：道德的知性。
儿童的道德教育就是研究如何培养儿童一种道德精神。他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儿童的两个本性特征：一是易受习惯支配，二是易受暗示影响。因而对儿童纪律精神的培养可以充分利用这两个特征，一方面让儿童养成某种习惯，获得对某种秩序的偏好；另一方面通过老师或家长的暗示，形成一种外在权威，使其意志屈服。由于家庭主要是一种情感共同体，不易形成严格的非个人规范，因而学校成为培养儿童纪律精神的最佳场所。在学校，通过按时上课、完成作业、行为得体等向儿童灌输纪律的精神；而且一旦破坏这些规范还会受到惩罚，惩罚的重要作用就是防止纪律权威的丧失，而这种权威意识则是通过教师传递给儿童的。其次，涂尔干认为利用儿童本性中的利他主义情感可以培养其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他否定了人性利己或利他的观点，认为二者都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派生。而儿童本性中的利他主义则是根源于其习惯支配性和可暗示性的特征，最初表现为复制并分享他人情感的一种习性。
2． 法国教育思想的演进
主要介绍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及之后法国教育的变化和发展。中世纪的教育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文法时期与经院哲学时期。前者是发生加洛林王朝统治时代，教育内容上注重文法；后者则注重修辞和辩证法教育。教育的内容是“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四艺”（几何、算术、天文、音乐），教育特点是一种极度的形式主义，即理论上力图百科全书式教育，实际应用中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门学科。但中世纪的教育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巴黎大学的诞生，确立了一套比较现代的教学体系，取代了教堂学校；大学中设置院系，创造了中等教育机构；学习环境方面，确立了膳宿制，还有学生会馆；设立各种学位和考试制度以及课程体系的设立等。 而文艺复兴对中世纪特别是经院哲学的教育进行全面批判和否定，出现了两股教育思潮：一是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教育注重人性的全面发展，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博学之士；二是以伊拉斯谟为代表注重纯粹的文学教育，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谈吐优雅之士，认为谈吐不雅令人厌恶。在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耶稣会，这种教育体系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区别在于它更注重实用性，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虔诚的天主教徒。到17世纪初，科学被引入教育体系之中，一种全新的教育学说开始确立，教育的对象也从关注抽象知识转为关注现实世界。在整个过程中，教育与宗教进行了漫长的斗争以试图摆脱宗教的控制，但教育源于宗教，并依托宗教而得以发展，从最初的基督教学校到巴黎大学再到公立中学，学校的宗教色彩也逐渐退却，因而教育与宗教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宗教或许就不会有教育今天的发展。
思考：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是否有其自身的某种理念和思想？衡量教育的标准又是如何确定的？涂尔干认为所有的教育都在于激发并发展一种思考能力，都要以人为中心，个人对这一观点比较赞同。
感受：1、 获取知识的阶段，弥补知识上的不足；读书多了之后就会去思考不同思想之间的关联性；2、 虽然比初读时状态好一些，但思考、总结深度不够，总结写完后怀疑自己是不是写得太
简单，读书的心境还是不够纯粹，还需继续修炼，好好读书！
2015.4.10—5.14
书目：《社会分工论》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职业伦理与社会学》
《原始分类》
宗教是涂尔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作为人类有组织地生活的最初形式，对其研究能够理解人的宗教本性，理解人的本性。那么宗教是什么呢？涂尔干认为，宗教不是简单的超自然现象，也不仅仅是对神灵的信仰，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内。宗教是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如果整个世界被划分为神圣世界和凡俗世界，那么宗教生活就属于前者。关于宗教的起源有两种普遍的观点：泛灵论和自然崇拜。而涂尔干认为宗教信仰起源于图腾制度。图腾是用来命名氏族集体的物种，因而它首先是一个符号，是对另外某种东西的有形表达。在图腾制度中，表现图腾信仰的三种形象根据其地位的神圣性依次为：图腾圣物、图腾生物和氏族成员。图腾圣物是由木块或石块制成，上面一般刻有表现图腾生物的图案，如储灵珈、纳屯架、旺宁架等；图腾生物一般是动物或植物，就是他们的图腾，其神圣性表现为对食用的禁忌；氏族成员的神圣性与图腾生物处于同一层次，具有同等价值。图腾可以分为个体图腾与集体图腾，其区别表现为：一是对个体图腾的禁食和禁杀是绝对的，而对集体图腾而言这一规则是可以改变的；个体图腾是主动获得的，而且这种制度比较随意，而集体图腾是与生俱来的，部落会把集体图腾视为集体的祖先。
涂尔干认为图腾制度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氏族生活最初的统一不是源于共同的习惯或血缘，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共同的名字和标记，他们相信他们与同一个事物范畴具有同样的关系，即他们共同参与对同一图腾的膜拜，从而产生共同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基础是由图腾标记、氏族成员和图腾物种中每个个体所共同分享的某种本原，膜拜即是针对这一本原。换言之，图腾制度不是关于动物、人或图像的宗教，而是关于一种匿名和非人格的力的宗教。这样，涂尔干认为宗教的起源就是一种非人格性的宗教力，这种力的最初形式就是图腾本原。而这种非人格的力又是如何起源的呢？涂尔干认为宗教的观念产生于欢腾的社会环境，如舞蹈、唱歌等，通过这种形式，集体可以唤起成员内心支配他们产生外在力量的观念，因而宗教力只是集体对成员唤起的某种情感，这种情感的产生取决于其环境，而不是必然存在于某一种事物之中。换言之，某事物的神圣性不是由于其本身固有的某种特性，而是被添加上去的，并通过仪式程序得到强化。膜拜就是针对这种共同情感的神圣性。关于膜拜的仪式，涂尔干将其分为五种类型。一是消极膜拜，这种仪式通常伴随着痛苦，其功能是把凡俗之人引入宗教生活，同时将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相分离。其特征是采取禁忌形式，禁止某些特定行为，而非规定某些特定的信仰行为，如成年礼，禁止凡俗之人接触或看一些特定仪式或圣物。二是积极膜拜，如果说消极膜拜把人们引入宗教生活，那么积极膜拜就是对其宗教生活的建构，其功能在于对个体与其宗教生活之间维持和组织一种积极、双向的关系，通常伴随欢快的状态。三是模仿仪式，即模仿某些动物的动作和喊叫声，以期这些动物得到繁衍。四是表现仪式，这种仪式仅仅是为了纪念过去，并将其保存下来，或者是为了增强集体意识和统一体的情感，而非获得某种物质效果。五是禳解仪式，通常在悲伤或不安状态下举行，伴有呼喊和眼泪，如哀悼仪式。而这种悲伤的情绪并不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群体强加的责任，出于对习俗的尊崇，是一种强加的集体情感。以上就是涂尔干的社会宗教观。从另一种角度来考察图腾，涂尔干对人类的分类能力进行研究。他认为分类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原初社会曾出现过普遍的心理混淆，那么人类是如何找到这种分类的基本框架和构成要素的呢？涂尔干分析了人类最初形成的三种分类形式，即澳洲的分类体系、祖尼人和苏人、中国，从而揭示了分类的外在形式是由社会提供的，而其内生力量则源于集体心灵，事物之间具有与个体一样的情感亲和性，这就是分类得以产生的基础。
关于现代社会的变迁，涂尔干比较关注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团结。随着集体意识的减弱，个人自主性的增强，社会整合是如何实现的呢？涂尔干的答案就是劳动分工。众所周知，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社会财富，而涂尔干认为分工的真正功能是在多数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使人们摆脱孤立状态，相互之间形成联系，而这种团结状态不同于传统的团结。涂尔干区分了两种团结形式，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建立在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由于大家的一致行动，形成了集体人格，却毫无个性可言；而有机团结则是建立在成员异质性的基础之上，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社会互动频繁，与他人形成密切联系，这就是劳动分工下的团结。那么分工是如何产生的呢？涂尔干认为，分工的产生并不是源于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因为这与事实不符合。分工是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结果。伴随大工业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环节社会的结构逐渐被打破，组织结构产生，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的集中带来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而这才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当然，这种分工也会出现反常状态，从而导致失范的社会，反常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失范的分工，由于各机构之间缺乏充分的接触和了解，无法形成规范，从而不能产生团结；二是强制的分工；三是由于分工过于发达，无法使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也无法产生完善的整合作用。最后，涂尔干认为，随着传统道德逐渐失势，而新的道德还没有建立，社会就会陷入失范状态。因而，首要任务是重新建立一种道德，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团体。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涂尔干主要讲述了三个方面的 内容。首先，他从法团演进的角度考察职业伦理的社会起源及其在现代性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法团体系是伴随手工业而发展起来，在罗马城邦时代，一个农业和军事社会中，发团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到中世纪，法团在国家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到大工业时代，由于社会生活范围扩大，经济生活过于庞大、复杂，传统手工业时代的法团体系无法适用现代生活。因此，法团必须重建，从一种地区性制度转变为公共制度。职业伦理作为法团体系的道德规范，其特点在于对公众意识的无视。其次，涂尔干考察了民主制下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所谓的民族政体是指所有人都能够参与指导公共生活的那些社会，民主不取决于支配国家的人数有多少，其本质在于人们与整个社会的沟通方式。换言之，民主不是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参与到国家公共生活中，而是尽可能广泛地在政府意识与个人意识之间建立沟通，使得公民能够最大范围地了解公共生活，而政府也能够及时最大程度地得到公民的反馈。国家不能控制个人，也不能让个人控制国家，但两者之间又必须同时保持某种联系。涂尔干认为维持这种联系的中介团体有两种：一是负责管理地方性区域的次级委员会；二是职业团体。最后，涂尔干考察了两种独立的道德领域：财产权和契约权。财产涉及所有权问题，是人对物的排他性占有。财产权的本质就是一种剥夺该物公共用处的权利，只允许既定个体使用某种既存物。财产权的起源以某些宗教信仰的本性为基础，因为财务和宗教圣物都具有神圣性质，他们从公共领域中被分离出来，并通过仪式程序使其神圣性得到强化，他人不能使用既定个体的财物，犹如凡俗之人不能享用和接近宗教圣物一般。因而，人的财产不过是神的财产的替代物，通过某种仪式，才使这些权利转移到人的手中，个体财产只是集体的租让。获得财产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交换和继承。交换形成契约关系，契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物权契约、要式契约及合意契约，前两个阶段形成单向契约关系，第三阶段形成双向契约关系。合意契约本质上是要式契约外在形式的脱落，它是随着交换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以及信仰的弱化而出现的。但是合意契约并非契约发展的最终阶段，因为契约虽然合意，却经常存在压制作用，这样的契约就是不公平的。因而，公平契约将会从合意契约中发展而来。
感受：
有时候读书会感觉不在状态，特别是后半个月，然后就更不容易看懂，结果就会焦虑，进度也会减慢……非常不喜欢这种焦虑的状态，希望这个月可以好好调整，保持好的状态，畅游经典。还有就是越读书发现自己知道的越少，不知道的越多，所以倍感读书的压力和紧迫性。总之，还需要继续努力、更加努力地看书，此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个月准备从涂尔干迈向韦伯~~~
2015.3.16—2015.4.8
书目：《社会学理论的兴起》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
《自杀论》 涂尔干
第一次如此正式地阅读经典，由于论文等事情的干扰，这个月阅读书目较少。我把《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当做社会学的入门，然后再去细读每位大家的思想。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从孔德创立社会学，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马克思的批判性社会学，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以及涂尔干对社会整合的研究、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等。孔德这位社会学形式上的创始人，主要是对前人（包括孟德斯鸠、杜尔格、孔多塞和圣西门）的思想进行综合，倡导建立一个实证哲学体系，用社会学的法则去改进世界，而他自己却没有创立真正的社会学理论。当然，他对社会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主要在于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大力倡导。而斯宾塞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社会有机体论。在他那里，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他的社会进化观强调进化是从一个不连贯的、同质的群向分化的、各结构功能彼此协调的连贯模式发展的过程，社会进化是群体竞争的结果，即“适者生存”。马克思的社会学主要是从生产资料的角度来分析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有产者把其权力集中化，并通过意识形态把他们的权利与所有权合法化。这种持久的不平等最终会使被统治者更清醒的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导致其意识形态的动员，从而打破经济和政治精英控制文化符号的局面。所以，其思想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在这里有一句话没太看懂：理论与革命的结合是马克思社会学的最大缺憾？韦伯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以及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说明，社会学的两个目标：一是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起源与独有特征，二是试图构建一个抽象的概念体系，以对社会行动进行描述和理解。他首先提出价值中立的观点，即研究者的个人价值和经济利益不应影响社会科学分析的过程，社会学家只有运用“理性方法”才能进行客观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又提出行为的四种理想类型：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传统性行为和情感型行为，而前两者属于理性行为。他的三种统治类型：卡里斯马行统治（个人魅力）、传统型统治（神圣性权威，家长、族长）、法理型统治（以法律程序为基础）。其地缘政治理论，即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卡里斯马行领袖的出现可能和该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关系有关，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关系会增加社会大众给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对现今社会依然有重要意义，这可以解释国家为何都如此重视外交关系。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说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新教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视为既定，然后再加以解释，并非是去证明新教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之间的关系，如果真是如此，这是否与其推崇的价值中立相悖呢？（我还没有看那本书，不确定他是不是这样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齐美尔的社会学带有一种功能主义倾向。首先，他也对社会学提出自己的理解：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互动的基本形式的科学。在这里，他更多地看到了冲突的积极功能，即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整合力量。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货币哲学，货币的发展是基本人性的表达与拓展，人们通过货币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并能够获得世界的安定与秩序，货币使人们能够跨空间交换，从而建立多重社会联系并降低异化程度，这一点上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这样，货币成为了社会分化的根本动力。货币也会增加社会信任，按照这种说法，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许与货币价值的不稳定性高度相关。涂尔干的社会学主要研究在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个体之间的差异及其个性愈加显著，那么这种状态下的社会团结又如何实现？其主要著作《社会分工论》分析了两种团结形式，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基础，并规范个人思想和行动，而在有机社会中，人口众多，专业化水平提高，独立性增强，集体意识变得“软弱无力”。通过《自杀论》中对病理的分析，强化一种认识，即避免利己主义和失范更为积极的方案是创造一个正常的有机社会，而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倡导的解决办法是以世俗形式重新创造宗教的基本要素。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假设：社会是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系统，这些相互依存的模式如何影响社会的整体形式与特征，以及如何引起可预测的社会变迁模式。社会发展同时沿着三种不同的循环前进，即商业循环（经济在繁荣与萧条之间循环）、情感循环（社会情感在传统规范与价值的信任与质疑中循环）、政治循环（权力的集中与分散之间的循环）。
读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我就在想为什么涂尔干要写这本书。在他看来，社会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独立于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学科，书中也多次对社会学家普遍运用心里取向的方法观察和研究社会的行为进行批判，认为社会学就应该独立出来，并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也许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才写了这本书。把社会事实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家研究事实的原则：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这一点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人很容易在研究中涉入自我价值。首先，涂尔干对社会事实进行界定：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事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或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是社会事实。其特殊性质表现在：一是对个人意识的外在性，二是对个人意识容易产生强制作用。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最基本的规则是把社会事实当做物来考察，这就体现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及其独立性。因为真正的自然规律所表现的是真正使事实联系起来的关系，而不是按照人们的希望使事实联系起来的关系。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从而独立于我们的主观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主观性。关于区分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的准则，所谓“正常现象”即应该是什么就表现为什么，“病态现象”即应该是什么却未表现为什么，衡量现象正常与否的标准是现象的普遍性，具体来说，观察某一现象的普遍性在该社会中存在的条件，以及过去是否也存在这个条件，如若存在，就是正常现象；若发生变化，就是病态现象。这种检验社会现象正常与否的方法与其在《自杀论》中讨论自杀正常性的方法似乎有所不同，后者是通过事实证明自杀的确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从而说明自杀是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因而是一种正常现象，只有当其在生活中占有过多位置或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时才是病态的。关于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要分别研究其原因和功能，而不仅仅是指明它的效用。对社会事实的解释要从社会本身去寻找，即要借助于另一种事实来说明，而不是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寻找。其后来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方法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即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要从社会环境中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社会生活的基础在于个人意识的结合，因此，尽管自杀是一种个人行为，却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从而能够把它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
可以说，《自杀论》是社会学方法准则的运用，对自杀现象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套系统的社会学方法的指导下完成的。首先对自杀进行定义：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行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死亡。在这里，涂尔干采取正反论证的方法说明自杀的社会原因。他先是通过例证反驳了心理因素和自然因素对自杀的决定性影响，无论是精神错乱、种族、遗传还是自然因素，都无法单独对自杀产生决定性影响，或许我们可以承认这些因素在其他力量的作用下偶尔会对自杀有所影响，但是都无法说明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固有的一种变化规律。因此，对自杀的研究必然转向社会因素。根据引起自杀的原因不同对自杀进行分类，主要有三种：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和反常的自杀。这种个人自我在社会自我面前过分显示并牺牲后者的情况为利己主义，而产生于这种过分个人主义的自杀即为利己主义自杀。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利益与价值高于社会集体，个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当他致力于追求个人目标而又无法实现时，就会产生一种伤感的忧郁和冷漠情绪，而他又自认为有自杀的权力，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产生自杀倾向。宗教、政治团体和家庭对自杀的预防功能就是通过一种集体感情，从而能够约束人们的个性和行为而实现的。利他主义状态下，自我不属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合在一起，或者其行为的集中点在其自身之外，即在其所组成部分的群体中；而某种极端的利他主义所导致的自杀即为利他主义自杀。与前者不同的是，利他主义下的自杀者认为他有自杀的义务，其所属的社会达成高度一体化，自杀是出于对某种信仰或激情的冲动。这种类型的自杀主要发生在低级社会、传统主义盛行的地方。反常的自杀主要发生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或动荡（危机）时，而且主要是工商界，比如，经济危机或经济迅猛发展时期。这是因为当社会集体发生重大调整时，平衡的集体秩序被破坏，传统的规章制度失去权威性，失控的各种社会力量没有恢复，各种价值观念处于未定状态，暂时就不会有任何规章制度，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和痛苦，在付出更多努力却毫无结果时，活下去的愿望就会减弱。从这个角度来说，贫穷对自杀反而有一种保护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其对个人自我克制的训练实现的，而财富在使人兴奋的同时，往往可能唤醒某种造成不道德行为的造反精神。回到个人层面，尽管自杀作为社会现象有其固有规律，但又如何解释人们面对同样处境（婚姻不幸、破产、贫困等）的不同行为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选择自杀，而另一些人没有选择自杀？同一原因怎么会产生不同结果？乍看似乎很有道理，其实这些不同的行为必然有不同原因。尽管这些事件发生在自杀之前，却不一定都是自杀的原因，生活中没有必然引起自杀的不幸，自杀只是一种行为倾向，并非人们面对不幸时的一种必然的行为选择。通常情况下，人们做出一种行为只是为了摆脱当前的不幸处境，让自己感觉更好。最后结论：自杀作为任何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因而是正常的；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过多位置或是完全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都是病态的。现代社会，自杀人数越来越多可能使自杀衍生为病态现象，消除这种病态现象的有效方法是通过职业团体。职业团体中的人从事共同工作，兴趣一致，有共同的经历和利益，并发展出共同的规范，使其隶属于更普遍的集体意识，从而减轻他们的孤立感或利己主义。
感受：
1、读书的过程中有时候还是挺痛苦的，每当读不下去时，都会努力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心想着：不管怎样，反正我是要坚持下去的，绝不会半途而废。或者就看看自己前面读过的内容，会有一种成就感以增强继续读下去的力量，同时可以从整体上对读过的内容进行梳理，读完之后就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2、发现做读书笔记还是很重要的，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经常是刚开始读的时候没太懂，坚持到后面渐渐就能够感受作者的深意了，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总之，要继续坚持读书，加油~~
[ 此贴被小芳子在2017-01-18 10:5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