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第一次 双周论坛会议记录
主持人：王旭清
整理人：易 卓
主讲人： 黄丽芬：
对异文化的探索 对猎奇的需求。 阶段性 原始人的低下并不是本体论的低下而是一个文明水平的低下，进化的一种单线的进化观，用接触 传播 借用和冲突来解释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传播论：单中心和多中心。
英国结构功能主义，马岭罗夫斯基 是科学的人类学， 把事实放在整体中而不是猎奇，文化是对生理需求的满足 巫术，功能主义不问文化的起源，而是什么和怎么变迁。
布朗从社会整合 来说明文化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 方法：历史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结构是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过程取决于结构，
理查德，社会结构是高度一致性和群体性的稳定关系，问题：结构功能主义思潮对中国人类和社会学的影响
美国相对主义文化观，病态的我们和健康的他们 米德
完型 本尼迪 认为这体现了文化超强的可塑性，善恶只发展在选择之后，文化相对论提供了在经验事实上的相对主义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 列为斯特劳斯把结构操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思维，所以对经验事实的把握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各种各样的思维对子，神话思想都是从对立关系到解除这种对立关系，二元对立中通过中间项 以这种过程不断持续下去就是结构的塑造 具有具体性和整体性的思维 （野性的思维） 文明的思维（抽象的思维）效益化的思维 被驯化的思维，神话思想中的逻辑和现代科学的逻辑思维并没有太大差别， 人类进步在于人的思维能力与客体的对抗，列为斯特劳斯中没有时间的位置。
戈尔茨的解释人类学，文化丰富的意义层次，人生活在由人自己编制的意义知网上的动物，其认为不应该抽象 而是对文化意义进行深描，整体的建构会使文化丧失解释的意义，其要解释复杂和描述复杂，文化意义不是一种积累发展而是断裂的分布。不要用事先制定好的因果框架来解释 地方知识，我们要悬置自己的解释框架， 判定当地人怎么界定自己（人观）不是想象自己 而是找出他们的象征形式，解释人类学把注意力从解构转移到 意义 象征
萨林斯的象征人类学，解构功能主义都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理论，其通过对功利主义实践立场的辩论来强调 意义的象征图示，带有意义性和历史性，
人类学的反思时代。理论上面遇到一种表述危机，概念冒险，没有霸权性的大理论，由远方回归本土，本文化和异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东方学》内里都是漫话式的形象，是通过西方的想象进行的一种表述，东方学成了一种想象方式，现代东方参与到自身的东方化，
知识生产过程中有严密的政治秩序的情景，学术生产从来不是存粹的知识，也没有那么客观。
会议记录：列为斯特劳斯的系统和列为卢曼的中间项的比较，前者比较倾向于思维二元的在社会社会中没有对应的实体，而卢曼则更多的对系统的一个物观
［王］：思维图示，是主观性的，不同的大家的概念都是有语境的，包括解构，系统的概念，萨林寺的图示的源头是怎样的，跟布迪厄的解释图示的解释有什么相似性么。
［黄］：图示只是对事实的抓取，在图示上有很多文化的建构。是现实中的呈现，萨林寺图示的形成，图示的闯入和图示的维持，这种解释跟布迪厄的场域的可视性非常相似，都是一种在实践的浸泡中的主客观之间的比较和联系中，
［黄］：实践理性：一种劳动工作和资产阶级的理性 意义理性是一种建立在图示上的，意义理性包括实践理性，
东方学的发展都是为西方服务的，就是把东方看作一个西方认识的参照点，这是一个话语体系，受美国话语权的主导，而东方的学者会自己把自己纳入到这种被建构的体系中而自我东方。
［崔］东方主义 被看作文明的子宫，带有混论和非理性，一种情欲的怪诞的女性化的东方。
［王］西方东方学也是一个有语境的，也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意义的改变。
［朱］：历史空间，人类学的历史时间的摄入，历史在图示的溯源中的角色是怎样的，
［黄］：人类学很多研究无文字的出民社会，刚开始是对历史的猜想，认为共时性的研究高于历史性的研究，萨林寺认为无文字不是无历史，后来的人类学是强调历史是一种发展观，而不一定是非要挖出它的源头。是一种动态互动的
［王］历史观的纳入其实是一种解释性的讨论，为什么的讨论：1、从过去找原因2、不想信某一个时间点的会和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能找到原因。
主讲人：沈迁：
世界观的理性化
中世纪 宗教神学 知识分子和教士的有机联系，思维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天堂和地狱的二元思维，肉体是欲望的是地狱的，天堂中包含一种禁欲主义和理性的成分，知识分子是漂浮不定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利益 所以没法形成某个阶级，只能依附其他阶级，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的不断变化，从教士对知识分子的垄断瓦解。
认识论：客体到主体的转变，强调主体才是能感知和有效的，
心理学：内在心理学到客体心理学，内在的上帝观被打破了以后，逐渐跑到外界去寻找安慰，
社会学：把个人确定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上，对理性知识的非理性知识基础的揭示，从质到量的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化质为量，一种抽象的思维模式，强调一种功能主义，人们从数量的角度来解释世界，普遍理性中存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分析，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潮，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性的对立面。
传统主义：普遍的心理现象 固守一种旧方式，
保守主义：是一个有深层的背景的
对社会看法的论述：唯名论和唯实论 第三种认识 历史动态解构复合体，解构的实践是动态的，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一种群体集团的思维，个人思维有局限性。
保守主义梳理：范式的变化，动态的思想，用动态来打破僵死的理性，
知识分子的变动性能够提供这种变动性。
［王］：否定之非理性，理性在保存非理性的时候也是一种理性，
［尹］：我觉得你讲的信息量太大，一句话里面有三个概念不断的转化，听的很吃力，从认识论、心理学到社会学，然后又到保守主义、到资本主义理性化，你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思路来形成你这篇报告，尤其是和你的主题——思维方式的转变，理性与非理性的？
［沈］：我想应该是一种价值相关把，因为很多理论大家的理性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认识论、心理学里面也都有，之所以选择社会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的这种工具理性，也就是这种理性给人一种数的可计算性，通过把一些操作化以后使得意义的多样性丧失。
［易］：我首先的感受是，这篇报告把我们以前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探讨有了一个质的推进，因为以前在有关专题的时候总会碰到两个瓶颈，一个是对理性和非理性总是停留在概念的讨论，另一个是总是把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断裂性，以及理性对非理性的侵占，征服的这种单一角度来讨论从而总是进入死循环。不过这次沈迁提出了，非理性是没法消除的，所有的具体的，特殊性的、动态的、情感性的都属于非理性的范畴，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其最为一种历史动态的性质其实是一种包容的理性，儿不是启蒙理性那种排斥性的，这种启蒙理性就是资本主义的单向度的理性。另外两个问题是，这种历史动态主义及其表现的保守主义是否可以看作一种广义的媒介和符号代码，来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进行转化，另外一个就是你讲保守主义主和吉登斯的解构化理论的相似之处，我觉得和其“脱域”的理论比较相似。
［沈］：你说的把保守主义看作一个中介我很认同，但是我自所以说这种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相似是在于社会的结构和变迁对集体思维的影响与作用，另一方面，集体思维也会对社会的发展和适合结构产生作用，在这个过程中， 范围局限在集体，个人的作用受到局限性。所以这就是曼海姆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个人其实是共享这种集体思维，纯粹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吉登斯的行动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它的行动层面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吉登斯和曼海姆的行动是在集体意识的这个层面相重合，而“脱域”理论并不是很相关，而和系统以及跨时空的影响相关度更高一些。
附件：两篇报告
人类学大总结
总体思路：
1.大致上按照理论发展的进程对几大理论流派进行梳理，包括进化论和传播论、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美国相对主义文化理论、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萨林斯的象征人类学、人类学的实验时代（萨义德的东方学反思和以马尔库斯为代表的反思人类学，其中马尔库斯的方式人类学放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2.从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两大承诺来看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并且将着重点放在人类学文化批判的母题之上。
3.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梳理，我将人类学独特的民族志方法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科学阶段、科学阶段和反思阶段。
1.人类学理论流派的简单梳理
1.1.人类学中的进化论和传播论
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人不断地向外探索，遭遇到多样化的异文化，将这些异文化进行定位和解释成为学术发展、经济扩张、政治统治等需求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对异文化进行探索发现的先行官是旅游者、殖民地官员、商人以及传教士等，他们的旅游传记充满了对遥远的他方光怪陆离的描述，极大地满足了欧洲人的求知欲与好奇心，但是更多的是填补了他们对于猎奇的需求。首先的问题是这些赤身裸体、野蛮粗暴的东西是人吗？如果是人，为什么跟我们如此不同？他们是圣经中那些被驱赶流放的异教徒吗？所以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人种学最先发展起来。体质人类学确定了从各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人；为了维护欧洲人的自豪感，人种学和考古人类学确定了欧洲人特别是北欧人的高贵性，而那些所谓的野蛮人骨子里就是肮脏的，是最低下的种族。所以这个时期对于异文化的理解充满着既鄙视又恐慌的氛围，属于人类学的前科学阶段。
针对前面提及的带有神学色彩的对异文化的观看，深受启蒙理性影响的进化论理论家们进行了批判，从人人生而平等出发，认为这些原始人并不是生而低下的，他们特别是他们的文化与我们如此不同应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寻找原因。进化论认为文化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有阶段性的，原始人文明处于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而西方文明处于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所以原始人的低下是一种文化发展水平的低下，而不是作为人的本体论层次上的低下。最先的进化论是单线进化观，认为总体人类的历史是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不断前进的流动过程，例如，摩尔跟对于文明的野蛮、蒙昧和文明的三阶段划分，后来又发展出来双线进化观和多线进化观。
传播论认为进化论只从历史的角度进行阐释是不够的，应该把地理共时性的因素也考虑进去，从现存文明的内部，用文化移动、接触、冲突、借用、传播等视角来解释文化的多样性。而进行解释的探针就是每个文化内部共存的文化元素，例如说宗教这种文化丛。所以传播论倾向于对文化进行分解，然后沿着文化的某一元素进行追终溯源的工作，同时引入历史的视角，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起源学说。文化传播论基本上可以简单分为单中心说和多中心说。
综合起来看，进化论和传播论都是在一种二元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理论建构，无论是高级和低级的区分还是中心与边缘的分化，西方人都是以自己作为参照点和标准，对非西方社会进行文本式的考察与想象。所以，这个时期对于异文化中的他者的称呼都是：野蛮人、原始人、土著人等贬义词。
1.2. 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力诺夫斯基以他自己于一战前后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两年半左右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对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的梳理与阐发。正是因为这种异于前人的学术实践，使他成为公认的现代人类学学术规范的确立者。马林诺夫斯基首先指出他追求的是科学的人类学，而不是猎奇。真正的科学研究和猎奇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只注重古怪、反常、独特，用以达到感官和收集异物癖好者的满足，科学正相反，他的目的是把事实置放在一个有机的整体内，把它置于那些解释生活现实的系统中去。他将文化置于人类有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之下，认为文化的功能就体现在对基本需求和导生需求的反应之中。例如，他将巫术解释为人在面对风险和未知世界时产生的心理紧张与焦虑的缓解剂。他认为，功能主义的文化论，就是从现实出发，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承认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不问文化的起因，只问文化是什么，怎么发生作用以及怎样变迁。整体来看，他的功能主义理论和民族志的方法论是浑然一体的，用功能这个概念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人的文化性，探求制度性的活动与人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
与马林诺夫斯基不同的是，布朗受到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思想的影响，从社会整合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化的首要功能在于满足社会的需要，对于个体生理和心理需要的满足是次要的。布朗将自己的人类学研究称为社会人类学或者比较人类学，认为文化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学的方法，一种是社会学的归纳法。在方法论上，他批判了人类学的心理学化，主张从社会整体之中寻找解释的源头，而不是个体心理本质。其次，他还重点批判了以进化论和传播论为代表的历史学方法，特别是有关文化起源的各种假说，他们从特定的文化元素出发进行历史假想，由于每个理论家选择的探针不同，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起源猜想，但是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原因在于这种对历史的猜想和虚构缺少必要的科学性，注定流于失败。他认为科学的人类学应该向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明晰性、可预测性靠拢，所以他主张一种寻找通则的归纳法，将具体的文化现象当做一般规律的一个例证。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进行：首先进行社会形态比较研究，然后在划分出来的社会形态内部从整体出发进行功能研究，最后还可以进行社会变迁研究。也就是共时性研究必须放在历时性研究之前，他反对历史推测，并不是反对历史而是反对推测猜想的非科学性。
正确来说，应该将布朗的人类学划分为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在他后期的理论发展中，将结构纳入了他的体系之中，认为社会结构是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人在这些关系网络中的不断配置结合是结构维持、变迁的动力。综合起来看，结构和功能在他的理论中是一体的：社会过程取决于结构，而结构的延续取决于社会制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备一定程度的功能连贯性。
先后从师于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继承了两位大师的学说，并且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理论总体上更加倾向于布朗的结构人类学，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具有高度一致性与恒久性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有关于努尔人的政治组织的研究之中，他用裂变分支和结构距离这两个概念将实体化的政治结构进行了深入挖掘，指出人们赋予居住地、亲属关系、宗族、性别以及年龄的价值观通过裂变把不同群体的人们区分开来，而这种裂变分支之间的相对位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视角，从而把它们之间的划分建构成结构空间的划分，并且可以发现社会组织各结构之间的同构性。
问题：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思潮对于中国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史上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对于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消化吸收。
1.3. 美国相对主义文化观
一战前后，欧洲社会和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人们对西方文化完美性的信心受到动摇，反观初民社会却是安安稳稳，祥和一片。许多思想家就倾向于将非西方社会浪漫化，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一些文化价值失落了，所以需要在遥远的他方寻求解药。从文化认知上来看，这个阶段的人类学将异文化进行了一种美化，但是美化的结果在于服务于西方的病症。其中以在美国自由主义土壤上发展出来的相对主义文化观最为典型。以博厄斯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者反对当时的种族学说，认为人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是后天的文化濡化过程使人成其为人。他的弟子玛格丽特米德出于文化决定论验证的原因，前往萨摩亚群岛进行了她的田野调查，加上后来的几次田野调查，确立了她的相对主义文化观。她的关注点在于西方社会中普遍出现的青年反抗问题，主要考察了初民社会的儿童养育方式、性爱观、居住模式等，最后发现代沟是通行的西方文化病，而在异文化中不存在这样的过渡期。这种病态的我们和健康的他们的对比，使人们把远方当做一个理想之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鲁斯本尼迪克特用“完型”这个概念来指称作为整体存在的文化社区，认为在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弧，上面排列着或是由于人的年龄，或是由于环境，或是由于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旨趣，而每一种文化完型的同一性有赖于对这一弧上某些片段的选择。也就是说，每种文化，每个时代，都只是利用了这诸多可能性中的少许几个，所以，文化与时代之间不存在高低之别，优劣之差。这种片段性的选择是文化特异性的原因所在，而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倾向，围绕着既定的文化倾向不同的社会发展出不一样的社会美德和社会罪恶、社会常态和变态。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种奠基在文化旨趣选择基础上的文化完型体现了人类本质上超强的可塑性，如果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并没有绝对的善恶，善恶区分发生的逻辑在选择之后。所以，文化变迁体现的是文化旨趣之间的交织与关联，任何以一批文化旨趣间的联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化完型都是适当的社会秩序，从而，无需为文化完型里内在关联的失调而担忧。
小结：文化相对论提供了建立于经验事实基础上并充满伦理道德色彩的相对主义，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过于热忱地信奉普同化、规律化的科学模式，过于轻视和忽视人类多样性的缺点提出了挑战。
1.4.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是公认的结构人类学的集大成者，对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和音位学理论运用到语言学之外的研究领域，把纷然杂陈的人类学材料纳入一个庞大严谨的结构之中。与布朗、普理查德在经验领域可以把握的结构定义不同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操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思维，存在在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处，所以从事实经验出发是无法对此进行把握的。他认为结构中的各个项绝无任何固有的意义，其意义只是位置性的，所以结构分析的重点在于结构关系对子和关系转换系统。以他对于神话学的分析为例，他认为隐藏在各种神话讲法内部的就是少量的神话结构，通过对神话素的编码和排列实现神话的结构性分析，可以发现神话思想总是从认识对立关系逐步发展到解除这些对立关系，两个没有中介的对立的项很容易被两个等值的项所取代，后两项容许有第三项来作为中介，然后，两极上的两项之一以及中介项又被一个新的三合一结构所代替，这样的过程不断持续下去就可以实现整个结构体系的建构。在结构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媒介手段，每一种媒介手段都通过一个由对立和相关的关系组成的过程产生下一个媒介手段。也就是说，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通过中介项实现对立和相关关系的并存，从而达到三合一结构，这种过程不断持续下去就是整个结构网络的建构，所以可以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性想象成一个两头尖，中间鼓胀的橄榄球形式。
列维斯特劳斯用结构性的分析方法对野性的思维与文明的思维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具有具体性和整体性特点的野性的思维在抽象思维方面弱于文明的思维，但是抽象程度的高低并不反映智力的强弱，只是体现了各个群体表达兴趣的不同。野性的思维并不是人类思维体系的开端或初级阶段，野性的思维和文明的思维是认识的两个相互平行的层面，不存在高低之别。野性的思维是一种未被驯化的、漫无目的的思维，而文明的思维是一种效益化的思维，也就是一种被驯化的思维，两种思维方式能够并存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相互渗透。通过对神话结构的分析，他指出，神话思想中的逻辑同现代科学中的逻辑一样严密，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思维过程的性质，而在于思维对象的本质，从古至今人类都一样睿智地进行思考。而进步并不体现在人的意识里，而在于人类不变的能力与新的客体的不断搏斗中。
思考：列维斯特劳斯对于结构性思维的阐述中，给予历史的空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他笔下的无文字民族也可以被描述为无历史的民族，这是被许多后现代人类学家所强烈批判的一种倾向。从《忧郁的热带》中描写的对于田野工作的失望转向书房里激烈的逻辑思考，也许不仅反映出来法国社会思想的思维结构研究传统，更体现出全球化的世界性影响带来的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困境。
1.5. 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
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下对社会文化的功能进行探索不同，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探究的是文化丰富的意义层次，因此他的理论一般被人类学界划为解释人类学。他借用韦伯的理论指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文化就是这些由人编织的意义之网所组成的，这些文化意义是有十分繁复的结构层次的，所以格尔茨认为文化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之中去整理出抽象的规律，而是用深描的方法，对文化的意义结构进行挖掘，他指出深描并不是要越过个体进行整体性的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深入分析。意义解释的力量并不取决于使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严密性，也不取决于论证时的信心，他认为最使文化分析丧失解释力的莫过于建构具有形式次序的、无懈可击的套套逻辑式描述。解释既来自于多种不同的方向也去往不同的方向，清晰简明的理论无法实现对于丰富意义的深度挖掘，相反，解释人类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复杂，描述复杂，并且使之以有序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文化分析并不是沿着累积发现的上升曲线而发展，而是断裂为无体系但却连贯的，一次比一次更为大胆的冲击，解释越是深入，事情看起来就越是怪异，不管每次的解释走向哪里，它都绝对不会是终点，一条意义的渐近线，或者说一个万能的理论解释。每一次对意义的解释与把握都不可能是一种穷尽，解释工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格尔茨指出，人们所看到的一切，是被“从什么位置看”以及“用什么东西看”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所以，解释人类学需要借助于本土认知框架来认识本土社会现象，厘清现实，追根究源，而不是用事先预设的因果关系来透视地方知识，然后进行推导出结论。也就是说，要了解他人，不能尝试将他们的地方经验安置在我们的观念框架之中去审视，而必须将我们的观念悬置起来，从他们自己的人观框架内部寻找解释路径。在此基础之上，格尔茨进一步指出，判明当地人如何界定自己，并不是说要通过想象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来获得这种最切身的观念，而是找出他们表达自己的一些象征形式，然后加以分析。
小结：解释人类学的研究取向是，把注意力从强调行为和社会结构的“社会自然科学”转移到强调意义、符号象征、语言，以及转移到承认社会科学的核心是把社会生活当成“意义的协商”的认识上来，从而在把文化当作文本的同时，把社会行为的混乱面置于研究工作的优先地位。
1.6. 萨林斯的象征人类学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在对以往人类学家理论的梳理与批判萨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他认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式的从个体生理和心理需求出发对文化进行的解释，还是布朗式的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出发进行的文化解释，都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化论，功利主义的文化论没有将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对象，文化符号蜕变为标识其它现实的记号，文化中最重要的意义理性被丢掉了。所以，萨林斯的着力点在于通过与居于正统地位的实践思想的辩论来证明一种意义的立场。他指出，人类虽然必须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但却是根据他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的。也就是说，文化无需无条件地拜服于物质制约力之前，而是根据一定的象征图式受制于物质制约力，而且象征图式具有任意性和历史性，从来都不是唯一的。每种象征图式本质上都是对于多面性、复杂性的现实世界的范畴性抓取，所以每种文化象征图式有着各自的着重点，而文化着重点的不同代表着象征图式的不同制度性整合。也就是说，文化图式以各自的方式被占据支配地位的象征性生产场所曲折变化了，这种象征性生产的支配场所为其它的关系和活动提供了主要惯例。这样，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是象征性生产的主要场域，而在原始社会中则是一整套社会亲属关系。并且萨林斯通过强调文化图式建构过程中的任意性，使各个社会中的文化图式与复杂的社会事件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匹配性，从而导致行动中的意义总是处于冒险之中，每一次行动都是文化范畴的功能性再估价。而在统括性的结构和复杂的事件间的不匹配性为历史留足了空间，从而文化图式对于实践行动的规约性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社会行为因此是由无法规避的过去和不可化约的现在所共同构成的历史性行动。
总结起来看，萨林斯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他举起意义理性的大旗，这种理论洞识对人类学中的许多分支学科，如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产生了影响。以经济人类学为例，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萨林斯利用从各个初民社会中收集来的数据资料，用统计的方式证明了，石器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原始丰裕社会，而不是所谓的“糊口经济”，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极少的财产，但是他们一点都不贫穷，贫穷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无法实现的目标，贫穷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对性的社会地位，所以在这种视角的关照下，贫穷恰恰是一种文明病。他区分了“为使用而生产”和“为交换而生产”之间的本质性区别，指出为使用而生产的经济结构中，生产的方向是多样化的，但是目标只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毫无动力去超越这一目标，所以原始社会的家户生产模式秉持着反剩余的原则，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这个逻辑看来是反社会的。恰亚诺夫定律指出，在“为使用而生产”的基础之上，家户相对生产能力越强，其成员的工作时间越短。但是，如果将亲属关系和社会权力等级这两个变量时，恰亚诺夫标准强度曲线发生了偏离，并呈现一种特定的趋势：
（亲属关系下的生产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反对家户模式的低度生产，它并不与家户关心内部生计的向心力量有所抵触，但却坚决反对家户间的离心趋势。政治制度侵入到家户制度的支配范围，削弱它的自主权，约束它的自由放任，最终释放了它的生产力，所以也是对家户生产模式天然的离心趋势的遏制）。
此外，萨林斯通过对莫斯“礼物之灵”理论的批判，指出来礼物与社会深层结构—战争之间的关系。还有他通过对马林诺夫斯基有关于六种交换形式区分的批判与继承，对于原始经济互惠交换方式的划分和理论扩展也很有意思。
第二，他在进行意义理性分析时采用的文化并置方法是人类学文化批判母体的一大典范。他从饮食方式、服饰文化和颜色几个方面对美国文化进行了一次意义理性方向上的审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象征图式的实现，是区分性对象系统中的文化再生产，而消费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交换，一种话语的展示，再现了美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区分。
1.7. 人类学的反思时代
70年代以后，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衰落，解释人类学的兴起和降温，传统的人类学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方法上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类学因此走向了全面反思。理论方面的冲击表现为一种“表述危机”，马尔库斯指出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普遍走入了实验时代，社会科学中的后范式导致了对先前给予社会科学规则以合法性的“共识”的怀疑，现在的关注点是场域、生活者眼中的社会意义、例外情况、不确定性等，这是一个充满着实验和概念冒险的时代，不可能再出现拥有普遍霸权地位的理论，只可能是多样性的理论并存。方法方面由于全球化深入影响，地球上再也找不出一个绝对与外界隔离的原始社区，这种传统人类学理想的田野工作地点已经永远失去，所以，由远方回归本土成为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必走之路。此外，传统民族志写作方法存在的很多问题也被深入探讨，甚至发生了几起影响极大的学术造假丑闻，总的趋势是更加强调本文化和异文化之间的互动式交流。
1967年在马林诺夫斯基去死20多年后，《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出版，书里描写的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现实场景引起了学界的震惊与反思。1978年萨义德的书《东方学》的出版，提供了对人类学进行全面反思的契机。萨义德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了东方学发展的几大历史阶段，指出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以东方和西方二者之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东方学起源于西方的神学探索，对作为基督教起源地的近东地区赋予了神学上的重要性，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殖民运动和帝国主义的兴起，东方的范围不断扩大，东方学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先后出现了恐怖怪诞的东方、作为西方救赎地的东方、浪漫的东方情调、衰落的东方等。无论这些不同阶段呈现出了多大的不同，东方学展示的都是一种漫画式的东方形象，因为在整个东方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东方通过西方的想象说话，并且由于西方的想象才得到了表述。学者们将在探险、传教、军事和商业活动中零零星星搜集起来的一大堆碎片重新转换、重新结构为字典编纂式的、图书馆式的、部门化了的以及文本化了的东方。东方学因此变成了一种规范化的写作方式、想象方式和研究方式，受适用于东方的各种要求、视角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支配，在这个过程中，东方通过一些具体的方式被教学、研究、管理和评判。
即使现在的东方学并没有过去那么繁荣，甚至东方学这个名称早已弃之不用，但是这些关于东方和西方、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各种教条和学说还是足以使其得以继续保持学术生命力。将东方学分为显在的东方学和隐伏的东方学的话，可以发现现在的东方学主要是一种意识上的、思维上潜伏的东方学，主要有两个表现：首先，在美国消费模式的影响下，当代东方文化有受欧美模式主导的明显趋势；其次，更重要的是，现代东方主动参与到了其自身的东方化。
萨义德给我们的启示：知识社会学中对于纯粹知识和政治知识的区分从现实角度看来比较天真的，因为真正的知识本质上是非政治，这一为人们广泛认同的观点忽视了知识生产时所具有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学术研究领域是受制于社会、文化传统、现实情境、学校、图书馆和政府这类在社会中起着稳定作用的机构的，学术性和想象性写作从来就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广泛受到形象、假设和意图的限制。所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学术形态的传统人类学所带来的进展并没有那么客观。
人们思维中认知方式的变化：理性与非理性
在谈论人们思维如何认知的时候，事实上必须放在相应的社会背景与历史阶段上来思考，而这种思维认知方式的变化是要结合现代发展的特征，进一步溯源则应该在世界观的彻底理性化之中去寻找，也就是在严格的自然科学出现之前。
由此涉及到对世界观的认知的过程的梳理：
在中世纪宗教神学阶段，由于处在社会上层的教士阶层同时又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试图通过布道、忏悔等方式形成一种统一的思想，便于控制这个世界。这时的知识分子即为一种全面组织化的知识阶层。直到这个时刻，整个世界一直充斥着对思想统一性和永恒本质的信仰。在这个阶段上，理性就表现为一种统一性，一种普遍性。事实上，在西方宗教神学中，一直都包含着“天堂和地狱”的二分思维，进入地狱的则为肉体与情感，强调其特殊性，是一种非理性的，尔进入天堂的则是精神层面的，是理性的，包含着禁欲主义理性的成分。
知识分子有着其特殊性，它是漂浮不定的群体，没有固定的利益与阶级存在的基础，因此在社会最初处于静止的状态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容易依附于某个阶层的，如宗教时期的教士阶层，但是在社会发展不断复杂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构成出现了不同阶层的成员，其思想方式不再受到宗教等组织的影响。直到教士阶层对知识分子的垄断崩溃时，现代世界对思想的统一性的真正质疑才会出现。这些新的思想方式的发展阶段包括：
① 认识论：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
最初社会强调客体世界为人们所熟悉，推出人的认识能力，奠定了客体的
“存在价值”，但是以教会为主导地位保障的客体世界的秩序崩溃之后，开始出现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理性主义（确定了主体的认知价值）以及笛卡尔提出的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观念。由此突出了主体的价值，即主体对我们才是更直接的，主体在我们的感知中才是有效的，包括之后的新教运动。
② 心理学：从思维心理学到客观心理学的转变
认识论主体很容易关注从心理学上分析各种内在的体验，包括思维心理学，但是上帝的那种统一的观念的意见被破除之后，人们的内在体验很容易陷入一种空虚，由此开始外部客体对个人的影响，即客体心理学的诞生，便出现了机械主义（外部环境以某种确定的机率引起内在的反应）和功能主义（帮助主体适应外部的环境），这些均会使主体丧失对行动的目标和意义的确定，由此失去了对构成其背景的生活经验的原处情境的体验。
③ 社会学：将个人定位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发展阶段上，确定了人们从社会的生活背景的方向去思考。在知识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着对理性知识的非理性基础的逐步揭示。
社会学诞生在自然科学之后，而自然科学的出现，是在启蒙主义运动所确立的理性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发展的，启蒙主义以来确定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适应模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且伴随着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的产生。这种严格的科学中的理性主义，在经济体系中表现为思考自然“从质向量”的转变，表现为可计算性，包括货币的出现，这在齐美尔《货币哲学》中得到了很好地论述，并且人们也逐渐形成了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即开始寻求一种普遍性，形成了一种抽象的定位模式，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理性思维方式。由此，人们为扩张资本主义组织的一种功能发挥作用的罗盘越是广泛地建立在计算的基础之上，就越是被经验为一种抽象的计算数量。人们的思维方式中不断地从数量的角度逻辑地一贯解释世界的可能性。这种资产阶级的理性思维方式也是一直以来占据西方社会的所谓“正统共识”。
然而，在这种西方普遍理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转化与对抗，而保守主义的发展史的揭示就是这种表现。即这种抽象的经验和思维模式决不是我们时代的全部，在这种局限的理性主义的发展脉络之外，存在另一种潮流，即保守主义思潮。
保守主义是自然科学模式在理智生活的主导地位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理性化在社会知识中的主导地位新近出现的对立面。在我们谈论保守主义的时候，时常会联想到传统主义，两者之间的确有联系，但是并不能予以混淆。
A. 传统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属性，即常常固守的一种旧方式，不愿意接受
新事物；
B. 保守主义：与一种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环境相一致地行动，是一种在有意或者
无意之中表露出来的某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倾向，但尤其历史的深层因素；另一方面，它又与相应的政治环境相结合。
曼海姆所阐述的保守主义并不是简单地作为政治流派而提出的，它首先是在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上进行建构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考“人与社会”的方法而出现的，而社会学一直存在两种探讨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
A. 唯名论：试图把它分解为个体体验的孤立行为；
B. 唯实论：用“客观性”、“有效性”指某个形而上学的神圣化的东西，它是
一种规范性的永恒存在。
但是曼海姆认为事实上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还有第三种，即历史动态结构复合体，它是一种从某一时间点开始，随时间而变迁并在时间中找到其终点的客观化，它与人类群体的实际存在相关并作为其产物而出现。这种结构实践是动态的，在经验的特殊过程中展现，而保守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客观的、历史嵌入的，动态变化的结构复合体，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总的心理—精神结构复合体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曼海姆这种历史动态结构复合体与吉登斯的“结构化”有着相似之处，但是曼海姆的这种结构复合体更多的是从一个社会变迁的层面来阐述的，而个人的思维意识有着局限性。
保守主义思潮的演化可以以德国的早期保守主义的发展来一窥究竟：
① 思想的泛神论
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支配地位，强调体验在万事万物之中，并且随着事物的不断生成的观念，思想不必复制，而是随之运动，这也是“动态思想”的最初来源。
② 等级制与浪漫主义
西方社会最初都是基督教的观念居于主流观念，强调在人与人之外存在第三者，即上帝，并处于最高地位，形成了等级观，这种等级制的思想是在与启蒙科层制的理性主义的对立中形成的，并反对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因为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强调一种静态的整体观。在这种等级制思想代表者中，默泽主张“对过去的好时光的称赞”，它其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与资产阶级的理性不同，它是一种“权衡”，为当前的事物寻找合理的理由，这事实上是一种具有非理性内容的理性方式。由此强调事物的特殊性，进一步发展了动态观念。
“动态思想”的发展阶段：
A. 通过流动性思想解决僵死性问题，在线性发展的原理中把一切分为对立面，
启蒙主义的思潮显然就是线性的，但是其线性是远离现实的，仅仅从进步的观念出发去思考问题；而这里出现的线性原理强调通过多个原则来把握世界，这种对立是浪漫主义的遗产。浪漫主义思潮是对启蒙主义思想模式的反动，类似于“钟摆运动”，不断地在理性主义的极限之外出现，表现为非理性主义，但是又会渗透到理性主义之中。
B. 米勒在此基础上对概念和观念进行了区分，强调概念是僵死的，而观念才是
流动的，是一种动态理性的产物，它延展了理性的界限，因为理性的界限之外的东西都是非理性的，这就完成了启蒙主义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启蒙主义仅仅强调了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而米勒所强调的动态理性，则是对非理性的吸收与包容。这种包容是通过一个“中介”观念的建构而实现的，它是生存之流的每一瞬间，每一状态都仅仅只是永远存在的对立之间的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即中介，也是一种调和，强调在相互对立和竞争的因素的基础上对历史过程进行阐释，这是一种对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线性模式的反应。（例子：在法律层面，会出现一般性的法律与特殊的案例之间的区别，而调和二者之间对立的东西即为“认知”。）这种动态综合的，中介的观念本身就是思辨过程的一个突破，通过中介来把握特殊现象。
而浪漫主义是“从内部开始”才能体验，因为其最开始是在宗教残余成分下才能体验，思想在这里是一种生活和实践的功能，这就是前面论述的客观心理学的表现过程。
③辩证法
黑格尔将这种纯粹的内在体验通过客观化而与政治和历史世界的具体形势联系起来，形成辩证法。而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将这种流动性的保守主义观念用在理解历史变化的方法中，构建出存在着一种比抽象的、僵死的思想更高级的理性。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的理性是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理性，换句话说，它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种动态的非理性，这种无产阶级运动事实上是一种非理性与超越理性的方式去理解社会现象的综合。一旦马克思所提倡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之中，那么其本身所蕴含的辩证法成分也将失去了，开始以自由主义和民族的普遍化的方式进行思维控制，达到一种新的静态的、普遍的理性。
曼海姆所阐述的保守主义思潮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一种乌托邦成分的表现，但是在西方这种理性主义不断发展地背景之下，乌托邦很难继续超越于现实，因为人们地思维中寻求一种确证性，这也是一种本体性安全的表现。由此，乌托邦也将开始发生转变，面向于现实，由此社会会出现乌托邦成分地衰减，而这种乌托邦成分在现代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中带来一些紧张感，现在却逐渐逝去了。曼海姆在此阐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由于其缺乏阶级性，因此其思维的多样性是有助于培养社会的这种动态观念的。
概括来说，启蒙主义的自由理性主义倾向于创造一个理性领域，其中没有非理性因素的位置，因此必须承认非理性在这些边界之外的某种存在。事实上，在这种资产阶级理性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各方面领域都会不断呈现这种现状。
在政治领域，也存在这种理性化的领域和非理性化的领域，政治生活事实上包含着两个方面：国家的例行事务与政治。韦伯在论述到西方普遍理性主义的发展时，强调这种理性主义是遵循规则的、可预期的进程的表现，在政治中表现为国家的行政管理，并且不断地寻求确证性，而我们所指的政治行为，则意味着在理性化尚未渗透进来，我们在没有规则可循的情况下做决定的区域，涉及到情感的表现，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由此区分了“理性化的”社会结构和“非理性的”基础，进一步表明了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倾向于把尽可能多的事物包含进理性的领域，并将其至于行政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倾向于把“非理性”的成分减少到没有。
这种西方普遍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发展，在福柯那里也有所论述，福柯是从资产阶级的理性法的角度来阐述畸形的人的出现的，而我们知道西方的法律最开始是从自然法演化而来，畸形是自然的混乱在法律中引起的决疑论，而理性的法律本身所寻求的是一种确证性，是一种普遍性，而畸形显然是一种偶然性，无法被法律所确证的，由此将其归为非理性的类别。并在此基础上，福柯论述到法律因此建构出每个人的思维中都存在一种非理性的成分，由此出现了一种罪行判定的转变。事实上，现在法律更多地表现为纪律，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规训人们，将现代人塑造成为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思维的人。
——————————————————————————————————————
11月 第二次双周论坛会议记录记录（11.6）
主持人：王旭清 记录人：田舒彦 主讲人：黄丽芬、易卓
上半场：
主讲人：黄丽芬
原始经济是如何可能的
首先，请大家想象一种原始部落的经济生活，也许浮现在眼前的景象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来形容最为恰切。反观现代社会却是一个丰盛的社会，工业大生产造就的物质极大丰盛，使现代成为一个剩余的经济社会。这种剩余生产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分工的不断向前推进，与社会化大分工相伴随的后果就是生产的单一化。
在这两相对比的背景下，我要提出“原始丰裕社会”这个论点供大家思考。那么原始经济怎么可能是丰裕的呢？这种丰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针对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来思考“贫穷”这个概念。一般而言，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讨论贫穷，都绕不开物质匮乏这个特征，从这里出发当然可以很明显发现原始人的贫穷和现代人的丰盛。但是，如果换一个方式来看待贫穷，重新发现石器时代的生活时，会发现那实际上是个原始丰裕社会，而不是所谓的“糊口经济”。原始经济的丰裕性是和他们的经济生产模式分不开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对原始生产而言，从原料的取得到劳作的投入，都不费太大的力气，很简单就可以满足生存所需；其次，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看，自然资源的丰富性，不需要太精细的工具使用，他们的技术可以轻松解决“经济问题”；最后原始狩猎采集经济的决定性要务就是通过游动来维持有利于自身的生产，而这种游动性和财富积累是截然对立的。
从整体来看，对比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丰盛性和生产单一化，原始经济的整体特征应该用物质总量少，生产多维度性来总结。
那么这种生产目标的多元化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就要讲到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原始经济实际上只是维持在低度的生产水平上，主要体现在开工不足、技术手段没有充分利用还有自然资源也未尽其用。在原始经济中，劳动力在投入生产时都会有所保留，有的从文化上明确缩减个人工作年限，也许在个体生命周期中的中年期才是工作的开始阶段；有的对工作期间的休闲颇为讲究。原始家户生产模式的特征是，劳动分工以性别为主，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户的需求，家户自主选择生产手段，生产单位之间各自独立。这样在家户间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就可以总结出生产力水平与休闲的关系，也就是恰亚诺夫定律：家户体系设定了有关生计的标准，其目标不但是绝对有限的，而且这种限制也和社会生产潜力有关，在由家户生产群体组成的社会中，家户相对生产能力越强，其成员的工作时间越短。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生产目标的不同总结出两种生产模式：为使用而生产和为交换而生产。两种模式间最大的不同体现在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的关系上：一个目标明确有限，而另一个追求无限可能。家户生产体系追求的是生活的途径，而非量化的抽象财富，在为使用而生产的经济结构中，毫无动力去超越自身，所以，家户生产模式秉持的是反剩余的原则，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反社会的。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经济结构，它追求的是不断超越自身的生产力，实现更大的剩余积累和抽象财富，所以它可以从自身发掘源源不断的生产动力，面向全球商业体系扩展自己。
综合起来看，可以发现，首先，原始社会中，工具传递出来的是人的能量和技巧，而非工具本身的，最新的技术发展颠倒了人与工具间的这种关系；其次，每人的工作量随着文化的进化而增加，闲暇时间减少；最后，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极少的财产，但是他们一点都不贫穷。这里，对贫穷概念的修订是：贫穷不是东西少，也不仅是无法实现目标，它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而这恰好是文明的产物。
让我们再回到为使用而生产的家户经济体系中，恰亚诺夫曲线指出，劳动强度与生产能力成负相关，在绝对封闭的家户生产之间可以发现，生计的标准并非以生产效率最高的家户为依据，而以大部分家户所能达到的程度为依据，结果就是生产效率高的家户浪费部分生产潜力，而生产效率低的家户，困境越发严重。所以，这种绝对为使用而生产的家户生产组织内部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弥补自身系统的缺陷。以家户模式进行的生产被分割成许许多多的自主单位，整体功能上缺乏协调。这种生产逻辑一直往里延伸，结果就是家户内部汇集活动闭合了家庭圈子，其周围是一条区分内外的社会、经济界限，导致家户模式的生产组织就像一盘散沙。
现在，我们再来考虑在原始经济中，恰亚诺夫曲线的两个修正项。在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家户之间，由于存在着世系之间的联姻，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家户生产模式固有的向心运动，催动家户剩余劳动，使得家户加强了对地方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其次政治权力也可以传送出来生产动力，部落力量逐步侵入家户制度的支配范围，削弱它的自主权，约束它的自由放任，最终释放它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家户不可能做到真正完全独立于外部环境，它必定会通过亲属关系网络和社会权力等级体系跟外部环境产生交织。这时，原始经济体系通过亲属关系和社会权力等级的运作就可以达到调整家户劳动强度的效果，使得恰亚诺夫曲线发生偏离，并且呈现一种特定的趋势，总体上变得平缓。
这种被社会结构关系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必然会促动原始经济交换，那么，原始交换又是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进行的呢？总体而言，可以总结出经济交换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双向运动的互惠，它是两者或者两个群体之间的行动与反馈，体现的是经济生活中的两重性和对称性；另外一种是“汇集”与“再分配”的结合，是酋邦体系中的一种中心化运动，这种汇集在社会交往中是一种内部关系。
我们再回过头来思考互惠行动，可以将互惠行动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慷慨互惠，指的是一种持之以恒的产品的单向流动；第二种是等价互惠，强调交换物的计算以及短期内的回馈；第三种是消极互惠，指的是以投机、诈骗等形式赚取实际利益的经济行为。如果我们将互惠方式和关系亲密程度进行对照，根据关系网络画出的同心圆，可以发现慷慨互惠控制着极小的领域，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无法运行，对应的社会关系是亲属关系和酋邦内部关系；在中间地带可以发现等价互惠，对应的是相邻部落间的关系；在最外围发生的是消极互惠，对应着一系列遥远的危险关系领域。
现在，再让我们把原始货币的出现领域和标准价格的确定，同这三种互惠形式进行交叉思考。首先，经济不平等状况是豪爽大方、慷慨互惠的重要背景，也是社会等级和领导关系建立的启动机制，而在酋邦内部慷慨互惠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建构，所以，原始货币只可能出现在社会区域的外围，它的出现伴随着等价互惠的发生。推动原始货币出现的环境更可能是被称为部落的原始社会阶段，不可能在酋邦中发展起来，考虑到货币信用问题，也不可能在游牧社会中发展起来。其次，在原始社会内部，亲属关系距离、社会等级、亲属间财富的多寡都有效地影响着交换价格的起伏，按照人们不同的亲缘等级秩序标准，在不同的交换区域内规定了不同的价格，所以，最为接近标准价格的情况，也出现在社会边界地区。
原始贸易中一般有约定俗成的交换比率，但是这种价格最重要的功能是满足交往需求。在这种约定俗成的交换比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换伙伴关系可以吸收短期内供求不平衡的经济压力，所以，短期内，交换价格对于供求关系的反应不灵敏。但是当长期供求关系不一致发生时，原始交换一般选择终结原先的伙伴关系，开始新一轮的协商与交换。
现在，再让我们来考虑原始交换中最常被提及的礼物问题。对于原始家户来说，当它跟外部进行交往时，社会的深层结构就是战争。政治学中，霍布斯认为面对“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要结合成社会群体形式，需要社会成员定下契约，让渡一部分的权力，以此获得和平。但是，礼物的意义不在于组织社会之于团体，而在于联系分散的群体，同时它并不会将分散的群体熔于较大的社会群体，相反，在彼此间联系的同时，礼物的逻辑在于加强分离。礼物的交换强调约定双方的利益，但是不会如契约国家般削弱各自的权力。其次，契约签订的基础是成员之间的平等，而礼物更常见的情况是经济的不平等状况。所以，对于原始社会而言，礼物是一种面对普遍战争状态的和平理性，由于分散社会永远在对抗和解体之间波动，因此是野蛮和静止的。礼物机制此时的介入可以被看做一种文化解放力量，它指明了“相互对立，不意味着屠杀，彼此给予，也不必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巨大的恐惧和敌意与夸张的慷慨同时出现。
总结起来说，原始交换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资供应，也不取决于人们物质需要的满足，但它决定了社会的资源分配，即使这个过程没有增加社会消耗品储备，它的最重要功能在于维持了社会关系和结构。
上文跟大家分享了经济人类学中对原始经济生活样态的一种理解。作为一种认识论批判，它反对将理性人的经济假设直接套在原始经济之中，认为原始经济体现的是一种关系理性。最后，我想谈谈有关人类学的学科特色这个问题。人类学学科始终是建立在本文化和异文化的二元思维之上的，这种“我”和“他”的关系成为一大学科特色，也是人类学的立论基础。在这种文化并置的比较方法之上，从“我”出发，学科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文化批判母题；从“他”出发，可以发现文化拯救母题。所以，20世纪文化人类学者许下两个诺言：一个是，从席卷全球的西方文化模式之下拯救非西方文化；另一个是，对西方本土文化进行批评反思。文化拯救的母题可以说在六七十年代已经流于失败，所以现代人类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始终在于文化批判之上。
当代社会科学文化批评的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在最高的哲学境界上，文化批评是作为对分析理性的认识论批判，针对启蒙理性及其预想达成的社会进步的信仰而提出来的；另一种更为直截了当而且更具经验主义色彩的研究，其内容是对社会构造、文化形式以及日常生活框架的分析。如果将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放置在这两种批判框架之中，可以发现，人类学是偏应用型的学科，进行的是第二种形式的批判。而社会学则将自己放置在这两种批判的中间位置，从而可以在两种类型之间来回穿梭，既可以保证批判的广度，又可以保证批判的深度，正是这种没有界限的混沌性才赋予了社会学无穷的想象力。
那么，人类学的文化批判特色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体现在人类学的独特的民族志研究方式上。人类学文化批判存在一个基本认识，理论家在自身从小浸淫于其中的文化中进行文化批评始终是不彻底的。人类学研究中由本土到异地再回归本土的过程，可以获得文化差异意识。通过这个过程，完成了将不寻常的事物变得寻常，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的蜕变。严肃的文化批评的挑战在于，强烈的文化差异意识能够把在边缘地区所获得的洞见带回到本文化的中心地区来，从而对本文化的传统思考方式进行刺激。而进入后范式时代的人类学，发展的潜力在于普遍的“本土回归”，这个时候文化批判的成功与否就更加取决于文化差异意识，在进行文化并置比较的时候，需要站在“我”和“他”之间，赋予双方相同的权重。
贺苏园：原始社会经济的丰裕性，在经济学上好像不是那么说得过去。原始社会中的人应该不是不想那么去办，而是没有能力去办，不是没有提高生产力的欲望，而是没有提高生产力的能力。
黄丽芬：根据萨林斯的研究和解释，原始社会中的人在达到其生存需要后就不会再从事生产活动了，而是会参加其他的活动，即使有能力去增加他的收获，在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之后，他也不愿意牺牲其参与其他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去继续从事生产活动。没有不断增加收获的欲望。
王旭清：在刚刚的对话中，黄丽芬的前提是在原始社会中，人是不愿意积累的，而苏园的前提是人在主观上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的，在原始社会中的人也一样，如果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受生产能力的限制。两人的前提是完全相反的。
纪 芳：物质财富积累的目的是什么？现代人总有一种匮乏感，而原始人没有是吗？
黄丽芬：嗯，说原始经济是“丰裕”的是指原始人没有穷的感觉，他们的目的是多维的。
纪 芳：你的题目是原始经济是如何可能的，那么原始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呢？
黄丽芬：原始经济的基础是，人们是满足于现状的，不以生产为中心，而以交往为核心，比如礼物的交换。
王旭清：在刚刚这一轮讨论中，纪芳问为什么原始经济的运行模式是这样的，黄丽芬的回答是原始经济就是这样的。人类学中所说的“礼物”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礼物”或者其他学科所说的“礼物”的概念是不同的。人类学所说的“礼物”是为交往而存在的，与地位、秩序或社会结构相关联。
吴欢欢：“礼物”是社会力的体现，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要理解原始经济如何可能可以追溯到一种社会事实，去追根溯源，比如说涂尔干在分析社会分工时从人们的交往频率、交往方式等反面来分析。
黄丽芬：丰裕与丰盛是不同的，丰裕是一种满足的心理感受，而丰盛是指实际拥有的物质数量多，原始社会可能不丰盛，但是很丰裕，现代社会与之相比很丰盛，但是不丰裕。
吴欢欢：黄丽芬在主讲结束时还提了一个问题：社会学进行文化批判的方式是什么，解释力在哪里？对于这个我想说一下。社会学有一种整合的立场，它会从整体维持的角度去批判，批判分裂的现象，比如涂尔干；还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对未来的期望来批判当下；社会学还批判启蒙，它们之间对人的理性的理解不同。
王旭清：吴欢欢总结了几种社会学批判的方面：整合性的批判；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在不同的时代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是以观念性的、未来要追求的目标来批判当下；批判的对象，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一直在变化，启蒙运动在批判其之前的思想，而它本身又称为后来者批判的对象。
黄丽芬：也就是说有一种因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而批判的情况，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此进行一种认识论的批判呢？应然的东西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这种提法是否是可靠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凭什么认为一种现象是应该存在的而不是另外一种，我们能怎样去论证它。
王旭清：讨论是有语境，有参照的，讨论到这里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讨论是从人类学引入的，现在讨论到了社会学，两者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
王 黎：“批判”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要把批判的概念分个类，要给批判分个层次，说明批判的对象和批判的方式。
易 卓：对批判的批判，可以联系到布迪厄的反思性，批判就是反思，要防止在单一方向上滑向深渊。比如说卢曼认为理性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在创造问题，批判应该是一种比较的思维方式，是在不断地寻找一种更好的思维方式。
王旭清：也就是说批判是反思，是反单向度的思维。
黄丽芬：批判要立足于某个点，思考在这个点上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替代性、更多的选择，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吴欢欢：批判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是不断的怀疑，但是怀疑也应该有限度，要对批判有所批判，就是说要找一个中庸点，而不能无限地怀疑一切。
王旭清：批判是要有限度的，那么如何达到这种限度，怎么找到平衡点呢？
吴欢欢：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既要批判，又要实现一种稳定和秩序。
王旭清：讨论到这里，大家对于黄丽芬的主讲和以上的讨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贺苏园：我还是觉得你的前提不太对，你的前提是从哪里来的？
黄丽芬：是萨林斯说的。
王旭清：黄丽芬说原始人愿意这样，这不是她说的而是萨林斯说的，贺苏园说怎么可能愿意这样呢。
王春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应该是认可苏园所说的前提的。但是是不是原始经济有能力做而没有必要那样做。比如同样收入的印度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可能是不一样的，印度人可能花更多的钱让自己吃得更好而不是穿得更好，而美国人则认为可以吃得简单一点但一定要穿好，因为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的行为不会引起他人的惊异。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人在其他人都没有在物质生产上投入本可以投入的所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自己也没有必要这么去做。
黄丽芬：我想说的是人类学的“人观”，对于人的目的是什么的假设，人类学和经济学是不一样的。
贺苏园：能选的时候当然可以选，但是当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论人明确意识到的目的是什么，人的行动在结果上肯定是最优的，肯定是按照最符合他的利益或者说使他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行动的。
王旭清：黄丽芬说的是原始人不是不可以而是不愿意，其前提与经济人假设是完全相反的。从这个争论中可以看到，以原始社会为例，对同样的事实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那么如何证明自己的解释力在哪里。黄丽芬想强调的是我们可以有一种与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解。但是人类学的假设不只是有黄丽芬说的这种，这种认为原始人与现代人不同并以此为基础将其对立的思考方式已经被抛弃了。大家关于整个讨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的话就到此为止。
下半场
主讲人：易卓
一种三值结构的系统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以经济系统为例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是作为承接帕森斯社会模式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中间桥梁，系统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更重要的我认为是一种用“三值结构的网状循环模式”来认识和分析现代社会的一种思维工具，从而使得对社会的理解从一种静态平衡到动态平衡的过渡。
系统论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思考范式，所以比较难于理解的地方就是很多理论的组成部分都是一种理想类型。卢曼认为随着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事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承载着超负荷的信息与压力，那么无论是社会运转还是认识论方面都出现了一种“系统－媒介－环境”的交往模式来简化复杂性和偶然性。
从最广义的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系统只有在系统与环境的区分上才获得自己的意义。系统的不可再分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交往，而系统通过组成它们的那些要素再生产这些要素本身。并且仅仅是在交往事件的层面上，自我生成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在环境中获得自我再生产的基本要素及要素过程而言，它们是封闭的系统；就系统只能在环境中，只能在与环境的区别中才能获得资源、交往动机以进行这种自我再生产而言，它们又是开放的系统。所以一种封闭独立基础上的开放性是系统的本质属性。整个社会就是建立在有意识交往基础上的职能分系统的总合，所有的职能分系统都把交往作为自己的独特方式，但又不能通过交往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能与其环境以及作为环境的其他分系统相区分，除非通过运用带来区分的自我独立媒介，那么这种通过“系统－环境”的区分统一关系把各个职能分系统连接起来就成了现代社会的结构类型。
下面以经济系统为例来解释，什么是三值结构，这种三值结构怎么样解释系统的运作和发展。在经济系统中特殊类型的组成要素就是支付，支付只在经济中出现。在基础运行层面上，系统的自我参照是通过对立面必要的强制性的共同决策的否定来促成，否定的选择传递着对交往的影响，从而引导下一步交往的形成，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基本运行的双重性（即不支付被支付否定以及支付被不支付否定）分立了这个系统，因为在经济的环境中没有支付循环的任何可能的意义。经济的基本事件处于连续不断的自我更新的压力之下，以获得自我的循环封闭性和在此基础上的区分于环境的独立性。但仅此系统是绝不可能处于平衡状态，因为这种经济系统中的二元图式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时候既缺乏动力也缺乏过程，这种要素的自相矛盾使得封闭的系统除了在思维上成立外没有现实对照。也就是说自我生成的经济系统是一种‘目的－手段’的同一体，其基本逻辑是目的再生手段，而手段达到目的，但经济系统本身却不提供目的设置，这种封闭性的二值结构排斥第三值的可能性。在目的设置和目的－手段同一性之间就存在大量的任意性，这使得经济系统一方面需要在环境中找到这个第三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一种货币媒介来减少系统与环境之间传递信息的复杂性和任意性。
系统中必需有原因才支付，在现实中，人们支付不是为了不支付而是为了重修自己的支付能力并增加可能性，那么只有系统把利润或者资本标准作为自我调控的观点看时，而这种支付的自我循环所缺少的动机要素，而这是系统本身无法解决的，而只能到系统的环境中去寻找，迫使系统断开自己的封闭循环而走向开放性。而支付的原因就是需求的概念，卢曼认为除了基本需求外，奢侈需求和生产需求都需要在以货币媒介分立的系统于市场环境的概念中得到理解，而市场就是经济系统内的系统与环境反复加以区分，由此形成一个“内环境”，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在市场上人们只能借助于价格去观察，而价格只有在货币媒介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这里货币媒介的功能是跨越系统与环境的差别，价格作为以货币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形式，通过外在环境的复杂性转码为自我循环的系统运作，使得支付能力对其自身产生依赖。市场作为内环境是一面镜子，而货币形成的价格则传递镜子中折射的复杂信息并进行简化，这种简化极大的提高了经济系统的敏感性以及它的反应速度，事件的交往不是源自一连串的从相互作用到相互作用，而是源自许多相互作用几乎同时对那个被货币符号所聚焦的获利假设的东西作出反应，这种假设为经济系统的循环提供了目的和动力，这是有市场经济原则——竞争所决定的，竞争作为市场环境的结构传递着对交往的指示，由竞争建构的社会尺度直截了当的催生了一种目标意向和财产意向，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在市场中竞争，这是由稀缺以及稀缺的复制品——货币稀缺所决定的，稀缺由索取产生，而稀缺又再次成为索取的动机，所以稀缺本身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在于，索取创造了它想要消除的东西，这种无限的自我循环的矛盾就会使得稀缺系统这个对象自我封闭而不能运作，这种局面被“分支”也就是层级差别来限制它的自我参照，在这里差别替代了统一，通过分支产生了一个由层次的系统，在该系统中，次序凝结成结构，在想象中的二元对立的自我矛盾中引入动机使得过程这个概念能构实现，但是现实中，这种自相矛盾是不可见的，因为人们处在一个又索取而早已具有结构的分支状态，即处于一种层次状态中，这就形成了一个级差的势能使得稀缺和不稀缺的循环能够流转起来，所以这里稀缺问题就转化成了决策分配问题和合法性问题。这种社会差别刚开始在宗教领域被掩盖和解释，从而经济系统没有获得独立性，而到了“财产经济”时代，稀缺以财产赋予它的二进制编码的形式变成了社会交往某一特定领域的偶然性，最后到了“货币经济”时代，稀缺本身被复制了，物品稀缺旁边是货币稀缺，结果不再是财产支配交换，而是支付形式的交换支配的财产，这是人们追求的是一种一般化了的货币符号补偿，货币从一种跨越和连续第三值与二值循环结构的手段，被上升到了第三值本身，也就是目的，社会差别势能从一种自然的稀缺转换到人为的稀缺，人们保留财产还是出售财产，都是以它将造成的亏损还是带来盈利这个角度出发 这是 从货币－到财产－货币的关系替代了 从 财产－货币－财产的关系，那么此时货币利润动机就更具有流动性，尤其是相对于传统社会中捆绑在政治关系、亲属关系的固定财产观念而言。整个经济就越来越不稳定了。
经济系统通过它自身与作为环境的自身运作的对立来进行自我观察，每个单一运作不再仅仅是支付或非支付，经济系统与内环境结合起来时，它同时也是通过了解价格去观察其他人的行为的结果，经济这个对象（市场环境）只有当它自己的复杂性对其而言成问题时，它才是个超复杂系统，就减少复杂性而创立不同处境而言，它又是一个多处境的系统（同样的价格在不同领域表现不同），所以它是一个多元结构，即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其中所有的运行都与其他靠近的运行结成网络并受它们制约。
总结来说，现代社会是由许多二值编码的，从而是独立的子系统组成，该制度要求运用多值逻辑来描述社会，每个子系统不只实现自身还实现社会，其他功能系统的价值对一个系统是否意义重大以及具有哪些影响是由该接受系统自身的编码和程序决定的，即只能自身系统媒介转码为系统内部动力时，系统才会在结果上受到影响。一个系统将视其是否把自己看作视一个社会的子系统或环境中还有其他编码系统，就不得不创造一个既可以是内在值也可以是外在值的第三值，这就会内化为一个三值结构，只有在这个三值结构中，通过内外交换才能挽救系统内部二值性的自相矛盾，这只有根据系统与环境的差异才能把握这种结构，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在整个社会的不同层次上都有极广泛的延展性，这种三值结构的不断复制所形成的网络式循环置换了一种二值结构的圆圈式循环，这不仅对经济事件和经济系统本身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是系统论的核心意涵。
贺苏园：系统不是从二元对立发展到三元而是本身就是三元的吗？
易 卓：如果以系统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的话就只能是三元地去理解它。
王旭清：在刚才的讨论中，易卓说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二元的结构来理解的，只有从三元的角度来看才能理解它的运转。
王 黎：系统中的二元对立是什么？
易 卓：二元对立就是像有和没有，接受或者不接受这种完全相反的存在。二元对立没有动力，没有过程，一个二元对立的系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是为了理解而创造出来的。
吴欢欢：系统的环境是什么？
易 卓：有两种环境，一种是系统外的系统，也就是其他系统，另一种就是二元对立之外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环境。媒介是信息加工和转码的工具。
黄丽芬：转码是如何实现的？
贺苏园：比如美国大选，人们预期如果川普赢得了选举美国股市就会下跌，如果事实上川普真的赢了，而且美国股市也真的对此作出了下跌的反应，这就是一个政治事件转化为经济上的股价下跌的经济事件的转码的例子。
沈 迁：系统的专门化有没有一定的顺序？比如说是政治系统还是经济系统先形成，我觉得政治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前提。
易 卓：系统论是一种关系论，它把现代社会的交往理解为一种专门化的交往，不同系统的专门化是交替进行的，政治经济系统并非完全分离。你所说的是财产经济社会，在那个时候政治经济还没有完全分离，而我说的是货币经济社会，政治经济系统是完全分离的。
王旭清：对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不是完全分离的，不存在一个是另一个的唯一前提这种情况。
吴欢欢：那么是否有主导的系统？
易 卓：在现代社会中，不存在可以完全控制其他系统的系统，但不否认在某个历史阶段或者某个社会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主导系统，不过有时候也有我们以为是以某个系统为主导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黄丽芬：我可不可以接着问一下系统是混元的，还是可以变形的？
王旭清：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说的混元和变形是什么意思？
黄丽芬：混元就是各个系统的力量都是差不多的，系统内的各要素对系统的作用力也相当，比较平衡的状态。变形就是某种力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具有一种牵引力，其他力量成为这种力量的附属，虽然不能说完全被它控制但是也以它为核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主导，是否会有一个系统产生的影响力更大一点，使其他系统向它靠拢？
易 卓：讲系统的前提是系统是独立的，即使有牵引也不能取消系统的独立性，从理论上讲是不会有主导系统的，你的问题只能以经验观察来解决。
纪 芳：只有系统瓦解了才会有社会交往吗？
易 卓：有的时候是没有形成系统。在理论上系统之间有同等的影响力，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是这样，这也是理论不能包含所有现实的地方。
吴欢欢：你的回答实际上还是说实际上还是有主导系统的。一个系统是否能成为主导系统依赖于媒介的普适性吗？同一种媒介在不同社会中的适用性是不同的，它的适用范围的扩大使相应的系统能壮大起来。
沈 迁：其实就是哈贝马斯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易 卓：确实是，但是生活系统还是有反殖民化过程。
贺苏园：除了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还有没有其他系统？
易 卓：还有科学系统，它的媒介是真理。
沈 迁：真理、权力、货币之所以成为媒介是因为它的普适性。
王 黎：媒介是系统里的吗？
易 卓：媒介不属于系统是系统外的，必须转化为大家能普遍理解接受的东西才能使系统联系起来。系统是一种专门化的交往关系，系统论是一种思维方式。
纪 芳：如果系统论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它能运用于其他地方吗？
易 卓：它有其专门的分析对象，但是也可以迁移。
王旭清：讨论时有语境的，要进入其中，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后说一点感受，原始人太远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现有的对他们的解释可能只是一种建构。
————————————————————————————————————
12月第一次双周论坛会议记录
主讲人：王春凯 田舒彦
主持人：王旭清
春凯：《制度经济学与制度变迁》
1. 制度经济学为什么会产生？
区别于科斯的制度经济学，古典经济学靠市场的价格机制来达到最大化，所以对生产和消费有很大的解释力，但是生产端和消费段的中间过程是有交易成本的，也就是程序内部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
制度经济学是从流通领域来研究经济系统，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物的关系，
人在结构中的行为选择和成本收益比较的最大化，
人的有限理性，加上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包括
需要一套制度来简化人们的交换和机会主义行为，
制度要从两方面产生影响一个是对人，另一个是对经济组织来提高经济效益，
2. 制度经济学主要解决的问题
影响市场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 潜在交易数量，和客观物质世界的性质
人的有限理性
从而使得市场上的交易费用非常高，
劳动分工带来组织费用的扩大，
交易费用的存在阻碍的市场效率，
产权和交易成本，产权明晰后对降低交易成本，要么对产权进行清晰的界定，要么对产权的变化进行界定，
人与人的社会是相互交互的机会，这意味着个人行为的成本是可以滞留在公共领域的，产权的实质是排他性，当产权成本过高的时候就要用公共成本来提供
产权的界定不清晰会产生外部性，当其界定清晰的时候就可以把外部性内部化
契约体现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要求权，
合约理论的机制是委托－代理机制 因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 所以权利和义务认定没有办法完全界定，
不同的合约会对不同个体产生激励，从而造成不同的经济绩效，
合约要想有效率：1.惩罚机制让检查成为可能2
市场要良好发展需要一种非人际关系的交往。合约双方相对于第三方成本来说是比较低的，
3制度变迁
诺斯人为西方人口的增加造成资源的稀缺性，造成土地从共有到私有，土地相对价格提高，
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中会发生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报酬递增会强化制度变迁，
制度结构最好有一定的张力，诺斯提出一个适应性效率，就是那种试错
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时候 就需要一个不断试错来进行适应，因为制度设计过于死板的时候会被利益集团所利用。
防治对制度经济学的单一解释，不能人为产权完全明晰以后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舒彦：经济学家会考虑到人们行为的转变，不仅是考虑到物质最大化 还有要考虑各种规则，康芒斯就是从法律来考虑人们在制度的约束下来进行经济活动，
春凯：制度经济学产生原因
舒彦：如何在已经有这样制度的情况下，如何来利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来使得经济效力最大化，
超凡：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区别？
春凯，易卓：主要是经济学方法论上面的不同，
超凡：能不能用马克思主义风潮联系在一起？可不可以把制度看作一个外部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
易卓：首先我觉得说马克思主义风潮这种讲法不是很妥当，如果非要如此来运用的话，那么我觉得说一种帕森斯的风潮更为贴近，因为当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力量对美国经济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是康芒斯比较注重规范和法律对经济的约束作用，甚至在写作方法上也比较类似《社会行动的结构》这种从两个极端然后中和出一条路径的方式
旭清：超凡所说的马克思的思潮，我觉得每个大家受很多方面的影响，不能直接说是马克思的还是帕森斯的，
朱云：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更，中国的实际情况
纪芳：人都是有非理性的东西，经济学的会考虑到人的理性的行为么？
制度经济学有什么问题？
易卓：其实在经济学中非理性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主要来说就是经济人的有限理性，这表现在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不完整的信息获取，必然要面临的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以及管理企业组织的能力等等，简单来说就是经济学的假设理性人假设只是人为人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并不人为人就可以有追求最大化的能力，而其他社会科学中非理性有很多的意涵，
易卓：我想问问春凯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春凯：我觉得有关技术专利权的制度能够对发明创造提供激励，从而刺激新技术的供给，同时技术供给有能够产生新的相对利益的调整和改变，从而使得制度发生诱致性的变迁，所以二者是个互相循环促进的过程，经济学中很多都类似于此。
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制度变迁
本次主讲话题尝试解释三个问题：制度经济学为什么会产生？制度经济学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制度又是如何演化的？（本次主讲新制度经济学，以区分于康芒斯等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为什么会产生？科斯的交易成本的提出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整个市场是没有摩擦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信息是完全的、竞争是完全的以及完全理性。在市场的竞争机制下，依靠价格的信号作用，供求机制可以自动实现资源自由的优化配置。其实，新古典只是单方面从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来研究经济系统的，新古典的合理性在于其只关注生产端的生产效率最大化和消费效用最优化，因此对于研究最大化生产和最大化消费是有合理性和强大的解释力的。但由于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问题在于生产端与消费端必须有一个流通领域，来保证生产与消费的顺利连接和转化。以及生产段内部和消费端的内部也存在组织成本与交易成本。而新古典只是把整个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简化为一个最大化的行为的程序，而对程序内部之间的作用效率却视而不见，如果交易成本是存在的，那么制度就是重要的。因此制度经济学学的产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偿而不是替代，是从一个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来研究经济系统的，论述经济学系统中作为人与人的关键行为，从而实现新古典人与物的世界到人与人的世界的转化。从自然到社会以及从让人到社会是人类活动的所有行为的集合，新古典和制度经济学相互补偿，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中的经济行为，其基本假设仍然为（有限）理性人的假设，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假设。运用的方法是人在结构中的行为激励以及行为选择的收益与成本最大化分析方法。（注：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相同解释是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的假设，不同是新制度经济学同时进行了：不确定性假设、非完全竞争解释和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
制度之所以重要，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那就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人也不是万能的。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由于人的知识能力和计算能力受制于人的心智模式，并不能对所有的信息进行准确的预测。因此在利益的刺激下人们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效率的损失，机会主义的表现有搭便车行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引发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将严重损害市场效率。人的心智能力+理性行为和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相结合时，就有必要运用一套规则来简化处理人们相互交往的过程和程序。而制度可以降低人们互动中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人们信息不对称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用诺斯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各经历态的社会，因此充满不确定性，而秩序减少了不确定性）。人的行为受制于制度环境，在不同制度结构中人们根据不同的结构来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因而制度-行为-收益，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从而不同的制度决定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决定不同的经济绩效。因此，制度的作用在于较少人们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中的摩擦以及对人的行为进行激励，使行为与效率相符合。制度通过两个方面来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即制度与人：制度是对个人选择集合的约束，从而影响人的行为决策和绩效；制度与经济绩效：制度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和转化成本而影响市场的经济绩效。即制度提高了人的生产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而发挥着作用。
制度的最大作用在于将人与经济要素联系在了一起。例如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生产性劳动的数目，而生产性劳动的数目固然与经济结构有关系，也许经济制度的激励是否有利于人们从事生产性劳动有关系。发展经济学研究一国经济发展在于投资、储蓄和创新的提高，而如何来提高创新能力，增加投资，使人们的行为与经济增长理论相符合，则制度变量在其中就起着关键的作用。如诺斯认为西方发明创造的鼎盛在于私有产权和专利权的确立。林毅夫从制度对人的影响指出中国在现代社会落后于西方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使人们只是沉迷于为官一任，光宗耀祖的追求中，而对商业行为和创新都持鄙视的态度，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远远落后于了西方。
新古典经济学在三个问题上失去了作用，那就是交易成本、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现就制度经济学在这三方面的研究展开论述。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的，交易费用、产权与契约。交易费用在哪几个方面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影响？威廉姆森认为影响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可分成两组：第一组为“交易因素”，即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及交易的技术结构（指交易物品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频率等）。第二组为“人的因素”，即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由于市场不确定性、小数目谈判及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都会使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同时由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交易费用无处不在。例如搜寻和信息费用、讨价还价费用等市场型交易费用，还有管理型交易费用和政治型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阻碍了市场的效率，当交易费用太高时，就会阻碍一切交易，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产权和交易费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科斯定律表明明晰产权之后，让各种制度进行竞争，就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极大的提升效率。因此，需要靠制度来使产权明晰，并且需要界定合理。同时，当产权界定不清晰且价值发生改变时，容易发生纠纷增加交易成本。这时候就需要要么对产权就行清晰的界定，要么用合约形式对未来权利的变化做出规定，以减少交易成本。
人类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社会，产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对财产占有的关系，是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制度的变迁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产出的构成和收入的分配，从而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所有权意味着所有者具有让那些受所有者行动影响的人承担成本的机会，具有通过使用或交换所有权而使自己获益的机会。因而产权的效率有三个标准：产权的普遍性、产权的排他性与产权的可转让性。其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产权的实质的排他权力，由于界定产权的成本过高，将会发生高的排他性成本，容易发生搭便车行为；当产权成本过高时，就只能由公共产权来提供资源。产权的作用在于两个方面，对行为人的激励和将由于物品性质的原因将外部性内部化。【巴泽尔和斯密德从物质的状态的不同来揭示制度的作用，这点我认为是比较新颖的地方。其通过物质的特有状态——结构——绩效来论证制度的经济效率的作用。如：
物品的非相容性使用——外部性
规模经济——谁支付固定成本，谁支付边际成本
共享性——成本与收益如何分担
排他性——搭便车
如规模经济造成边际内消费者支付了固定成本，而边际消费者只支付边际成本，决定谁能成为幸运的边际消费者是产权制度。其实质是一种价格歧视，厂商为了达到更多的利益，但边际消费者支付较低的边际成本则并未损害边际内消费者利益。规模经济的产品消费者可以享受较低的价格，人们偏好一致多的人收益。
排他性与共享性也是物质的一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必须从制度来进行清晰的界定】
契约体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要求权，由于信息不对称与环境的可变性，责任人会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违反契约承诺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签约前的机会主义为逆向选择问题，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为道德风险问题。如雇佣合约中，签约前由于信息不对称，寻找工作的人比雇主更了解自己的能力。签约后雇员不用心而发生道德风险。合约理论中最著名的是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合约问题的产生在于：1，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存在着激励不相容。2，由于信息是不完全的，委托人并不能有效监督代理人，从而无法区分结果损失是由代理人的原因造成还是由事物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委托代理机制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在于双方不能进行完全的约束与监督、核实。比如自我履行的合约是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当一方出现欺骗时，合约就会终止，因而诚信是十分重要的。自我履行的惩罚成本即高又迅速，因而卖方往往通过高质量来保证声誉。交易次数往往也会加强监督和惩罚成本，如流动商贩往往没有固定商贩提供的质量好，原因就在于此。当委托-代理基本根本无法准确界定对方是否完全执行合约，也没有自动的惩罚机制时，福利的损失就不可避免。交易的专用性的锁入效应也会发生事后机会主义行为，这主要契约双方的力量不平衡造成的，但一方在选择另一方后而又无法脱离其时，另一方就会利用自独特优势而发生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契约无法保持双方完全遵守契约和契约也无法界定所有行为所造成的。因此，事先进行更加完备的契约设定以及提高监督契约实施水平、加大违反契约处罚力度都是是至关重要的。下面以农业契约为例，分析不同契约的不同效率。固定地租：农业承租者承担风险，不存在偷懒；雇佣劳动：土地所有者承担所有不确定成本，存在偷懒；分成合约：风险共担，劳动者偷懒少，最优。【诺斯指出，制度在保证人们交易效率时关键在于：一是建立一个交流机制来为何时实施惩罚信息提供必要的充分信息，使稽查缺失成为可能；二是制度必须为那些承担惩罚他人的职责的个人提供激励。市场交易要想提高效率，必须提高非人际关系交往的程度，而靠自发的第三方（国家或政府机关）来实施的系统具有非常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必须依赖合约制度（体现的是交易双方的相互制约，因而成本较第三方监督低），来提高非人际关系的市场交易效率。】
就初始制度的形成而言，诺斯认为西方经济变革的动力在于人口的增加——资源稀缺——从共有到专一所有权——技术的提高。诺斯是以人口为原动力来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力的，人口压力是定居农业共同体代替狩猎、采集群体的原动力。人口增加改变了土地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从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的相对价格越来越低，而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发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恩格尔曼从资源环境的初始禀赋差异来解释制度变迁的不同。美国的气候比较适合种植谷物造成小型生产单位，因此财富分配比较平等而创立更加民主的制度；而拉美适合种植甘蔗需要大型生产组合而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而形成比较集中专制的制度，从而在不同的初始资源禀赋下，同时由于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造成了不同的制度。可见，刚开始时，资源禀赋对制度的形成作用大，而后期，制度的变迁可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就制度变迁而言，林毅夫提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等机构来制定和实施的，而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人们偏好的改变、对相对价格改变的适应以及人们观念的改变所主动做出的，而偏好的改变和相对价格的改变往往是技术造成的（这里的技术不是由制度决定的技术，否则会陷入循环论证）。在制度变迁中，诱发性制度变迁往往会受到利益集团的阻碍而不能实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又往往受到领导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偏好的影响。因此制度变迁仍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本制度环境中才能发生。
制度变迁中会发生锁入效应和路径依赖，因此历史中先前的制度对制度变迁是重要的。路径依赖具有自我强化机制。当制度变迁中出现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递减时，会强化制度变迁。但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反馈的断断续续，也会使制度变迁出现不确定性。要注意制度变迁中的锁入效用和路径依赖，防止其陷入特定的制度路径中而无法走出。因此，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人们的主观模型不断修改来改善制度变迁的路径，就尤为重要。
很难涉及一个完整的制度，来保证既能降低交易费用，又能促进市场的扩大使人们的激励相容。降低交易费用往往需要增加分工和明晰产权，而这往往造成扩大市场中的交易双方不相容。所以，制度结构最好具有一定的张力，因此在一个非历经各态的社会，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制度多样性就应该成为一个较好的生存路径。（因此，诺斯专门在此论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诺斯指出，在一个非各经历态的世界里，关键是保持那些允许试错试验发生的制度（如中国的改革试点）。同时，奥尔森指出，不存在周期性革命的情况下，利益集团会使社会陷入僵化，扼杀作为增长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因此，适应性效率要求社会不断修正和创造新制度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政体和经济体能够在面临普遍不确定性时为不断试错创造条件，消除已无法解决新问题的制度性调整。
新制度经济学确实有其强大的解释力、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不过防止对其解释单一化保持谨慎。何新说，新制度经济学不过是新古典马歇尔理论的翻版。后者认为，市场能自动均衡，因此无需政府干预。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阐明为产权明晰可达到效率最优，因此，私有化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周其仁以及科斯）。将政府的作用仅仅定义为明确产权，办好守夜人的角色即可。这纯粹是谬误之论。科斯讲的产权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其理论适合西方国家却未必符合中国。要警惕新制度经济学走向新自由主义的深渊。我认为，那不是制度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产权经济学之所以成为自由主义标榜的工具之一，原因在于产权经济学将自由的对立物--制度与国家纳入到了市场自由竞争的轨道。在过去，制度和国家是约束自由的因素，但是在产权经济学眼里，制度和国家成为市场组成的一部分，即存在一个制度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国家也化作为一个市场交换主体。从而使得产权经济学更加无比自由主义了】
附：制度经济学推荐书目（仅个人认为好的书籍）
《制度经济学》（上下） 康芒斯
《企业、市场与法律》 科斯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思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科斯等
《产权的经济分析》巴泽尔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埃里克•弗鲁博顿 德道夫•芮切特
《财产、权利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爱伦•斯密德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威廉姆森
《产权经济学导论》 黄少安
《现代制度经济学》（上） 盛洪主编
新政治经济学：
《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奥尔森
《权利与繁荣》奥尔森
《经济学与伦理学》阿玛蒂亚•森
《身份与暴力》阿玛蒂亚•森
《再论经济不平等》阿玛蒂亚•森
田舒彦：理解《理解与事实与规范之间》
人的行为：价值取向 利益取向
社会整合就相应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形成共同规范，另外一种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现代社会是社会分化的社会，现代社会在整合之间会有困难，社会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还更应该在规范上达成共识，现代社会怎样达成新的规范
哈贝马斯就是法律，能把各个系统的规范转为权力的话语，法律就是对主观权利进行确认，法律把主观权利具体规则展现出来，各个领域进行协调的社会，运用法律的媒介，现代社会解决社会整合的时候新的媒介和工具，
法律的形成过程是按照一种人民参与和公民参与 协商制定 商讨程序制定的法律，这就是交往行为的表现，这种法律的约束力叫做交往权力，因为对主观权利的信仰，就是通过公民的协商，参与法律的制定，这个法律代表人民交往权利的反应，这和现代西方国家权利观念的关系：人民主权观，通过法律行驶政治权力，法律是交往权力的表现，政治权力只有通过法律权力行驶，把政治权力放到交往权力之下，哈贝马斯把主权观念和人民主权观念结合在一起，把西方社会看作各个部分和谐统一的整体来。
一个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民主，法制。
［易卓］：你这是谈到了规范制定的一个过程，但是如何能保障规范被违反而通过暴力实施过程呢？
［舒彦］：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东西就不考虑实施的问题，
［沈迁］：公民普遍被政府所关注的公众的注意力，公众丧失了公众能力的情况下怎么来解决方式。
［朱云］：哈贝马斯语境下 法律对社会的整合作用，现代社会为什么会有分化的呢，法律的作用怎样去发挥的？
［舒彦］：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要实现一个目标和缜密的逻辑目标和判断，非常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目标非常明确的，在逻辑上非常紧密。手段－目的链条就可以分化各个不同的社会系统，法律的整合作用，分化的世界里面，不同社会里面不同的规则和话语是不同的，人是处在不同的系统中，那么行为的相互协调，日常语言可以贯通整个生活，但是在分化的世界里面，我们要用一种新的统一的共同认可的规则，法律就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认同的规则，把所有的规范转化为一种权力的运行和权利的保护，那么人与人的交往就要认同互相承认的规范
可以通过法律的话语，使得人们在这个领域里面达成相互妥协和协调，
［欢欢］：西方法律实践的假设就是法律主体的平等性和理性的，尤其是一种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就是把其看作一种实然的但这其实是个因然的问题，现代的公民其实就不像原来那样联系紧密，公民现在都是一盘散沙的，这个时候的交往就有很大的交往成本，所以非理性的事件出现非常之多，所以数量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以前的公民身份就被消解了，公民的意涵就已经改变了。
［舒彦］：人的理性的发展是不是增长的是很难确认的，比较认同你的观点
［旭清］：总结主要是忽略公民意涵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交往理性是非存在的问题。
［欢欢］：西方法律有规范性但是价值性不强的，价值偏好之间是平等的，价值的主动权给了每个人，但是这种最低限度的价值约束使得现代社会的整合性是最低的。
［易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法律的这种价值约束最低但是其作为一种控制媒介反而在认定罪行，执行惩罚方面有最高的效率。
［毛毛］：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面讲最开始的公共领域是从私人领域中的精英阶层脱胎出来的，他们都具有政治批判意识和批判权利，但是到了公民权利范围扩大以后，底层人民也拥有了选举投票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利，并且他们的诉求在这个过程中也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其实公共领域并没有弱化，
［欢欢］：不同阶层在公共领域中的诉求和满足诉求的难度是不一样的，精英往往追求的是一种政治权力的争夺，而底层大众的生活需求更容易满足，甚至有时候会被政党力量所利用，所以这和公共领域的转变以及大众的交往理性的增长要区分开来。
理解《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规范”表达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事实”是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人们的实际行动一般有两种取向，一是以价值（遵守规范作为价值选择）为取向，二是以利益为取向（可以将利益理解为除了实现某种价值信仰之外的任何具体目标，哈贝马斯有时候也说成功取向），这两种取向分别对应着两类行动——价值取向行动和利益导向行动。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的互动是沿着一个连续统分布的，连续统的两端分别是纯粹类型的价值取向行动和利益导向行动，人们的行为处于这两种纯粹类型之间。因为为了事实上的成功可能会违犯某些规范，而为了遵循规范有时候必须以牺牲利益为代价，所以事实与规范往往是不完全符合的，那么应该如何处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人们行为行为，或者个体行动的边界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更加突出，因为社会的复杂程度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分化程度变大，差异增强，人与人之间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中运用的是被当做信念的、无需反思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规范）的重合范围减小，社会的分化释放出而且要求产生出以利益为导向、以个人成功为追求目标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整合越来越依赖于行动者的理解成就，这意味着行动者是否能够在平等、坦诚的交流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达成共识对于避免冲突至关重要。规范的多样性、差异性、特殊性（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空前增强。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现代社会失去了被奉为神灵的元社会保障，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元社会保障使“古老建制的自相矛盾的约束力”（有效性和事实性、价值与利益）“融合于有效性自身的向度之中”。那么对于现代社会的整合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理解如何可能呢？
要达成理解，需要一些基本的共识，或者说要有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东西作为媒介，理解的步骤是首先将各自遵循的规范都转换成这个媒介，然后再根据这个媒介来达成共识。原来日常语言就可以作为理解的媒介，但是现代社会分化为分别以货币和权力为核心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两个系统又有各自的围绕核心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术语和运行规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专业代码”，不同系统之中的专业代码是无法直接相互转换的，而且它们与日常语言也分化、分离了，所以日常语言不再能承担作为交往媒介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据哈贝马斯所言，法律起到了一种转换器的作用，具有规范内容的信息只有用法律的语言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循环，只有将信息翻译成复杂的、对生活世界和系统同样开放的法律代码，才能实现相互理解，使社会规范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维护社会各方面的统一性，实现社会整合。
在现代社会法律之所以能够起到转换器的作用，是因为人们对主观权利的普遍信仰（超越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信仰），而法律首先被认为是一个能够有效保障人们的主观权利的体系。主观权利是什么？它对应的是主观行动自由的概念，即“主观的权利确定了这样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内，主体对其意志的自由行使是正当的”。哈贝马斯认为，这样一些概念，使现代法特别适合于经济社会的整合，因为经济社会依赖的是道德上中立的行动者以利益为取向的行动的成功。但是法律不能仅仅满足这种功能性的需求（基于两类行动倾向，实现行动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理解形成共识，一种是通过利益平衡或妥协；实现社会整合仅仅通过利益平衡或妥协是不够的。），它必须满足人们通过交往行动实现相互理解而达成共识并接收将它作为约束其行为的有效规范最终实现社会性整合所需要的条件。这一点如何做到呢？通过现代立法程序，现代立法程序是人们自由交流协调的过程，人们的立法行动应该是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动，而立法程序本身又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现在就需要谈及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人权与人民主权的关系了。私人自主对应着人权而公共自主对应着人民主权，人权是个体性的而人民主权是公共性的，人们在立法的商谈过程中对其私人自主或者说人权的自由使用本身就是对人民主权的实现，人民主权要求保障公民对其政治自主性进行运用的权利。因此在对主观权利的信仰之下，法律的这种产生过程使法律具有合法性，反过来法律产生之后，是否具有合法性又取决于是否符合法律，因为法律是合法地制定的，是人们意志自由表达、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结果，违犯法律就是违背共识，就是对人们的自由意志重要性的否定，进而就否定了保障自由意志的必要性。
上面表述的现代法律观与现代政治观非常相似，法律与政治也密切相关，其相关集中表现在关于法治国的诸原则上。法治国观念指的是国家的制裁权力、组织权力和政治权力本身的行使必须通过法律的渠道。从法律的制定过程来看，它是交往权力（可以将交往权力理解为由众多人公开赞同形成的压力）运用的结果。在人民主权观念的要求（“一切国家权力都来自人民，在这个原则中，既包含机会平等地参与民主地意志形成过程这种主观权利，也包含公民自决的建制化时间这种客观法的创造可能性作用。这个原则形成了权利体系与民主法治国之上层建筑之间的连接枢纽”）下，政治权力必须符合人民的意志，人民意志的表达形成的是交往权力，所以政治权力应该来自于交往权力，法律正是将交往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媒介，法律表现的是交往权力，政治权力由法律赋予并接受法律的约束，也就是来自于并受制于交往权力。因此哈贝马斯又将法治国的理念表述为“把由权力代码来导控的行政系统同具有立法作用的交往权力相联系，并使之摆脱社会权力的影响，也就是摆脱特权利益的事实性实施能力”。
西方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立表达的正是“行政权力的运用受民主的制定的法律的约束，从而使行政权力仅仅产生于公民共同地形成的交往权力”，“在民主程序中获得合法性的法规的优先性，具有这样的认知意义：行政部门自身不拥有作为其决定之基础的规范前提，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它意味着行政权力不可干预立法过程（以及司法过程）”。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则是源于规范论证与规范运用的论辩逻辑分工产生的功能分化，但是司法涉及到法律的确定性问题。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的确定性取决于达成共识的范围，共识被认可和接受的程度。
这样看来，一种新的政治体系可能正在形成，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商议性政治”。这种政治将其权力来源归于人民，在人民主权的信念下，逐渐形成人们参与政治、表达政治观点、交往以相互理解最终达成共识的机制，将其制度化，法律是通过这种建制化的交往行动程序形成的，是人们的共识的表达或者说是最终的表现形式，符合权力来自人民以及保障主观权利的信仰，因此既具有合法性又是理性的，政治权力必须依据法律来行使，才能同样具有合法性和理性，才能被认同、被拥护。民主程序应该保证政治权力来自于并且受制于交往权力。在这种权力运行逻辑之下，形成市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而且这两者对政治权力的运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领域是交往行动形成的社会空间。市民社会，简单地说就是，存在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自发产生的为讨论并解决公众普遍关切的问题而产生的联合体（如各种社团和社会组织）的社会，市民社会可以说是人们平等地自愿地以交往行动相联系的社会。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对交往权力的产生、商谈性政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最后来分析一下各种法律范式。哈贝马斯说所谓的“法律范式”，他指的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关于如下问题的代表性观点：权利体系和法治国原则可以怎样实现于一特定社会的直观语境之中。法律范式决定了基本权利和法治国原则该怎么理解，它们可以如何实现于当代社会的情境之中”。如他所说，法律范式就涉及到如何理解，以及如何将理解变为现实的问题，后者也就是法律的实质化问题。法律的实质化问题产生于法律自由与事实自由的可能的不匹配和不协调，法律自由是被允许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或者说是理论上只要行动的条件得到满足就可以做，而事实自由是实际上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可能性，也就是行动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的可能性，而没有事实自由，法律自由就毫无意义，法律的实质化就是要使法律能够有助于保障事实自由。主要有三种法律范式，即程序主义法律范式、自由主义法律范式、福利国家法律范式。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基于交往行动，法律由建制化的交往行动程序制定的法律范式，保障的是主观权利和人民主权，交往的法律制定程序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是法律的实质化。福利国家法律范式和自由主义法律范式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即把对“自由”的法律构成误解为“分配”，把它等同于所获得的或所指派的物品的平等分配模式。但是哈贝马斯同时又说，在复杂社会中实现权利，不能仅通过一种法律形式而得到实现。
————————————————————————————————————————
12月第二次双周论坛会议记录（11.24）
主讲人：崔盼盼、吴欢欢
主持人：王旭清
崔盼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易卓］：我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正如你所谈到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来解释行动者的行动的，并且谈到了一种在结构二重性作用下的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构以及行动的再生产，也就是对个体微观结构的理解，那么这种结构化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中层的社会实践比如团体、组织和集体的行动么，是否是用同意的理论路径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问题就是你认为吉登斯的结构是什么内涵或者和其他的理论家的结构有什么不同？
［盼盼］：吉登斯在后面会有讲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并且吉登斯认为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区分没有意义，大概是因为他说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所以结构化理论的适用性还是很广泛的
就结构来说，结构是抽象的，一方面表现结构化特征，另一方面代表规则和资源，所以结构并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实体，就像社会关系一样它是客观的但并不可实际触摸。
［超凡］：你所说的行动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是不是无意识的？
［盼盼］：并不是完全无意识，吉登斯说无意识不会直接作用于行动的动力，在这里有个行动的分层模式，分别是行动的反思性 理性化和动机的激发过程，吉登斯认为正是这三者复合构成人的有意图的行动，所以在概念上可以如此区分，但是就人的行动来说是个统一的“知晓”过程，完全无意识动机不能单独的发挥作用。
［超凡］：我对吉登斯结构的看法其实就是行动和结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一体两面的，行动就是等于结构，结构就是行动，
［王黎］：虽然大家能够理解你说的这句话，但是实在是太过于粗糙
［纪芳］；你说行动就是结构，你能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么。
［超凡］：比如说一个人的经济行动，在一个市场中，他的行为动机是由获利动机来决定的，他要出售商品才能取得收入，但是消费者喜欢什么不是他能决定的，他必需根据市场信息和判断来销售，这种就是结构对他的影响，也可以说他行动本身就是结构的
［易卓］：我认为大家对结构的理解困难主要是一种认知障碍，因为结构其实是一种性质，它只能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发挥作用，而这种结构性为结构化提供了基础，没有结构性结构化就不能产生，而没有结构化对行动的生产过程，结构性就无法持存，那么结构本身并没有可以孤立来讨论和分析的可能性。
［朱云］：你所讲的区域话可以跟现代性里面的一些内容联系起来。区域化是什么？
［盼盼］：区域化指的就是场所之内或场所之间存在一些区域，它们在时间或空间上产生相对固定的分化，“指引”人们在一种比较熟悉的氛围下进行自己的日常活动，而无需随时考虑处在具体场所和互动过程中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也就是说，因为区域化的相对固定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人们一般是不假思索地在各个区域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践行着自己的生活轨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人们发生日常接触时，经常会自然而然地把所处的场所、所遇到的行动者归类，划入一定的“区域”，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
［毛毛］：区域化和脱域是不是一个意思？
［旭清］：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区域化是进入、固定和习惯话，而脱域则是出来、分割再重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上）
15社会学 崔盼盼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源于对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进化理论等一些所谓“正统理论”的批判。他认为在这些理论中，蕴涵着各种二元对立，包括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等二元论。结构化理论首先是概念上的重构，吉登斯要做的就是用结构二重性来代替二元论，在概念的阐述中要协调考虑到人的能动作用和结构的要求。
所谓结构二重性，是指结构既作为自身反复不断组织起来的行动的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吉登斯认为，在结构化二重性的基本立场关照下，社会理论的任务便在于考查行动者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下被结构化，同时，行动又是如何通过本身的作用将这种结构化的特征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吉登斯分析的起点是行动与行动者。吉登斯指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中的行动者总是缺乏能动性和反思性；而解释社会学则孤立的谈人的理性、动机和意图，不能结合行动背后的结构以凸显行动的“流”。在吉登斯的分析中，行动、行动者都带有明显的能动的意涵，同时吉登斯还强调行动者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行动过程的进行反思性调控。吉登斯指出，我们真正应该将焦点放到确定行动、意义、主体性的概念上，和确定它们与结构、制约等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上。由此，终结功能主义的社会客体的霸主地位和解释学的社会主体霸主地位。结构化理论倡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种一样，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不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行动者的反思性在吉登斯这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人的认知能力具有反思性特征，它是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要素。反思性与实践的连续性结合在一起，形成吉登斯所说的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行动者不仅始终监控着自己的活动流，还期望他人也如此监控着自身，他们还以例行方式监控着所近入情境的社会特性与物理特性。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吉登斯划分的有关行动者的分层模式之一。分层模式的第二个过程是，行动的理性化。行动的理性化是行动反思性监控的基础，理性化是指行动者对自己的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理论性的理解”，也就是对自己的行动始终保持“通晓”，并能提供自己行动的理由，理性化在吉登斯这里尤其体现在行动者的“资格能力”上。行动的第三个过程是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它是指行动的潜在可能，动机提供的是通盘的计划或方案，它并不直接作用于行动。活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和动机激发过程复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的有意图行动。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认为，人的有意图行动完全有可能产生预期之外的意外后果，行动的意外后果本身又会通过系统反馈回来成为下一步行动未被认识的条件。吉登斯指出，人的行动始终受到行动的意外后和未被认识到的条件的制约，同时，行动者的身体和生理能力也作为行动的前提条件和局限，兼具能动和制约的属性。
吉登斯在对弗洛伊德个体心理组织系统进行了批判的基础上，划分了三个意识层面：无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吉登斯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行动者具有资格能力的重要表现，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凭借自身以及他人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对行动的背景所知晓的那些知识（包括可以用话语表达的，以及不言而喻的默契知识）加以提取和利用。在实践过程中，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只有一部分可以表现为话语意识，就行动者能力之所及的层面而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是根植在实践意识当中，而实践意识，多少反映了吉登斯之前所说的人类行动者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同时，吉登斯通过对无意识这一概念的考察指出，无意识极少直接卷入对行为的反思性监控之中，而是以个体在它的日常生活例行实践活动中所维持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因而无意识也应该成为分析行动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借助对心理学相关理论的考察，吉登斯指出，个体行动者对客体世界连续性和社会活动的构造抱有信任感，在吉登斯看来，这种信任感的基础在于个体行动者与其在日常生活过程里进行活动的社会情景之间，存在着某些可以指明的关联。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例行化”概念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所在。对例行化的考察对于我们阐明基本安全系统与日常接触的片断性质中固有的反思性构成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面简单说一下吉登斯对例行化的分析。吉登斯认为，我们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表面看来纷繁复杂，但在各种凸显出来的突发性或特殊性实践之外，更多的是为我们所熟视无睹的惯常经验。正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惯常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以一种不言而喻的方式体验着它们。因此，我们的日常生活体现出一种例行化的特征，也就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特征。吉登斯通过分析在“紧要情景”中个体在日常生活例行常规中拥有的自主性的瓦解带来的后果，表明例行化的重要性。基于此，吉登斯指出日常社会生活在正常情况下包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它的基础是可预见的例行化常规以及日常接触中身体方面的自主控制。例行化对本体性安全具有维护作用，同时，人们为了维持本体性安全，也乐于接受和置身于例行化活动之中，这种对本体性安全感的心理需要在吉登斯看来是无意识的。
接着，吉登斯又对日常活动表现出来的其他特征进行了分析，包括共同在场、日常生活的序列性和定位过程等。
吉登斯指出，个体在日常活动中，在具体定位的互动情境下，与那些身体和自己共同在场的他人进行着日常接触。共同在场是以身体在感知和沟通方面的各种手段为基础的，行动者在这里能感觉到他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对别人的体验都足以被他人感知到，他人也足以感知到自己这种被感知的感觉，这就具备了共同在场的条件。
日常生活还具有序列性特征，原因在于日常接触是按照先后次序被纳入日常生活序列之中的。在这里吉登斯提到“置括”的概念，我觉得“置括”的概念很有意思，对“置括”的关注也有利于我们把握社会实践的情境性。在吉登斯看来，尽管日常生活的绵延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动流，但日常生活绵延的同时也被日常接触的起始与终结“置括”。所谓置括是指理念上的一种隔断，一般会采取某种形式化的提示手段，以暗示其起始与终结，置括意味着即将到来的场合的框架中，行为方式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并且这其中的活动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正常期待，置括也是为了对日常接触进行“定调”，确定某种明确的“色彩”或“氛围”，置括的这个过程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
吉登斯指出，社会系统是作为规律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得以组织起来，在散布时空中的日常接触里得以持续的。行动者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定位的过程”，所谓定位过程是指，“某种社会身份，它同时蕴含一系列特定的特权与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会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与此位置相连的角色规定。”“定位过程”涉及吉登斯所说的互动情境性问题，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定位在情境中的互动，就是说互动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情境中的。互动必须依赖个体在活动的时空情境中的“定位过程”，同时社会关系也关注个体在符号范畴和纽带所构成的“社会空间”中的“定位过程”。这样“定位过程”便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吉登斯接下来的分析，则将行动者的心理特征、发生在各种共同在场情境中的互动问题、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的定位过程以及这些情境的本身的相互交织问题与社会系统更为广泛的维度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探讨互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情境定位”问题，来要考察社会系统通过哪些方式跨越广泛时空得以构成。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中，“时间性”和空间视角的引入具有重要意义。
时间地理学将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识别在发生活动的情境中，身体和物理环境的哪些性质是对人类活动产生约束的源泉。这些约束提供了总体的“边界”，限制着在时空维度上伸展的行为。人在努力实现自身目的时不得不利用本质上有限的时间资源和空间资源，克服他们所面临的约束。
在时间地理学的基础上，吉登斯接着又引入了场所和在场可得性的概念以补充时间地理学在“位置”概念上的缺憾。在吉登斯看来，时间地理学中“位置”的概念，只限于纯粹的物质环境空间，而“场所”则是指利用空间来为互动提供各种场景，而互动的场景又是限定互动的情境性的重要要素。“场所”这一概念有利于理解行动者在日常接触过程中不断的运用场景的性质。通过“场所”这一概念的引入，冷冰冰的物质环境就凸显出了丰富的社会意义。借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主体的活动如何融入到并利用环境空间，环境空间又是怎样为互动提供具体情境。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场所存在区域化的现象。如何理解区域化的概念呢？吉登斯认为，区域化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空间的局部化，“区域化”还涉及了与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空的分区（昼夜的区分、工作日与周末的区分、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区分等）。区域化可能包含着在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上千差万别的分区。在这些区域中，空间和时间的范围都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所有的区域都同时涉及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广延。吉登斯在这里使用的区域化概念带有社会行为跨越时空进行结构化的内涵。而区域化“特性”，指的是场所的时空组织以何种方式被安排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系统之中。同时，区域化特性的一个方面就是于场所的特定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在场可得性的程度。
总而言之，在吉登斯这里，区域化指的就是场所之内或场所之间存在一些区域，它们在时间或空间上产生相对固定的分化，“指引”人们在一种比较熟悉的氛围下进行自己的日常活动，而无需随时考虑处在具体场所和互动过程中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也就是说，因为区域化的相对固定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人们一般是不假思索地在各个区域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践行着自己的生活轨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人们发生日常接触时，经常会自然而然地把所处的场所、所遇到的行动者归类，划入一定的“区域”，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
这一部分，吉登斯通过引入时间、空间和区域化的概念，探讨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情境性。随着时间的逝去和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这种交织关系之中，也都是通过这种交织关系而得以构成的。身体和环境的物理性质不可避免地赋予社会生活以一种序列性，并限制了个人与一定空间距离之外“不在场”的他人的接触方式。时间地理学提供了一种重要方法，标示日常活动中时空轨迹的交织现象。同时，由于时间地理学缺乏对行动者和互动场景组织过程的更为充分阐释，吉登斯所提出的“场所”和“区域化”的观念就弥补了这个缺憾，“场所”和“区域化”概念的引入，将情境性理解为与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关联有着本质关系。
以上主要阐述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具有能动性的的行动者和行动者的行动以什么方式扩展到社会系统之中。吉登斯的这部分分析表明行动者的行动是结构中的行动，更加确切的说行动者的行动是具体的共同在场情境中的行动，那么，行动的情境性就必然的与社会系统的整合关联到一起。关于吉登斯对系统整合、社会结构以及变迁的分析，将在下次的报告中呈现出来。
最后总结一下本次的分享，吉登斯的理论脉络是从二重性的概念出发，重新理解了一系列对于其他社会思想流派而言至为根本的二元论或二元对立。尤其是“个体”与“社会”这一对二元理论，被重新构建为能动作用/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观念。其中，吉登斯尝试摸索出一套概念，以阐明作为反思性行动者的“个体”的内涵，并将反思性与定位过程和共同在场联系起来，区域化的讨论则将行动者的个体特征与广泛时空跨度中伸展开来的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
吴欢欢：《倒嚼福科》
［欢欢］：福柯说他最根本的研究主题是主体，而这是否与他所探究的当代认识 型——主体终将被抹去的认识型，相违背吗？我的一个解释是：在福柯的讨论中，他发现并构建了一段以人为本的现代认识型，我们姑且把它当作存在过的历史事实，认识论层面的事实；而福柯考察的是历史上的这些主体形式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虽以主体为主题，却是一种关涉主体的论题，非以主体为价值和认识中心，而仅是将主体作为研究和思考的、历时性回顾的参照领域，并且是用当代认识型-非主体本质主义、非人本主义的认识型去解构和认识主体的；另外，他意在呼唤一个完整的、具体的兼具伦理、认识和审美维度的主体。
［王黎］：我认为福科还是在这个三角中去理解福科的主体，福科三角的这种结构性张力在整个西方人类历史中其实是不断变化的，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变化使得主体的建构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是在主体的对立面那里权力或道德总是有一个使动的拉扯力，使得主体去追求真理和知识。
［灿灿］：我认为这个福科三角确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角都在内部发生的变化，但是福科认为主体追求真理乃至于去实施自我技术和完成自我改造都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是一种内向思维，这种过程的副产品是权力网络的弥散和其对主体的网罗。
［易卓］；我有个想法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其实我们从每个一角出发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另外两个角，那么这就是一个参照系，当我们站在主体这个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理与权力对主体的建构和注入的关系，当我们站在知识这个角度的时候，面度主体的知识是一种道德也就是一种主观上的权力，而面度权力的知识则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规训、惩罚、监察技术，同样的站在权力这个角面对主体和知识又不一样，但是当我们说主体终将被解放，只有在它面对自身，但是以这个三角结构的解构为前提，但是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倒嚼福柯一
听过一个段子：
男说：我爱你。
女：怎么证明？
如果那位男士是福柯，他会怎么说呢？福柯会说：“我说这三个字的时候不就是一种证明吗？”
笑过之后，想想这句话确也是福柯思想风格的精准的概括——福柯思想蕴含着一种实践的品格。怎么理解呢？
首先，福柯研究的对象是话语，其知识考古学既是指研究这些层累的话语档案，话语在福柯看来是一种功能单位，同一个东西在其他学者那里不叫话语而叫陈述。陈述对应的是一种语言分析范式，即语言分析总是这么提问：这一个陈述时根据何种规则建构起来的，并且其他相似的陈述是根据何种规则被建构的？而话语则有别样的提问方式：这一个陈述——而不是已经各就其为的其他陈述——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这样福柯就偏离了静态的语言结构主义的既定轨道，而转向了话语事件分析，当然毋宁说是一种话语行动的描述。即福柯不是将陈述从实践域中单独剥离出来，仿佛它是独立的、孤立的和主权性的似的，相反，福柯的目的是要把握那些作为事件的并具有如此独特的特殊性的陈述，是以何种方式与在性质上非话语的其他事件——也许是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此类实践——相联结的，对话语事件在其中得以散播开来的那个空间进行揭示，以赢得对它与外在于它的其他系统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进行描述的自由，即福柯眼里的陈述是一种非闭合的断裂的样态，在切口处各种实践要素鱼贯而入。
总之，福柯试图对诸陈述的共在关系进行描述，共在关系指涉了一套话语的配置系统，形成了一种话语的实效范畴，一种共在关系的叠加效应，这种共在关系是结构性的，无法求助于言说主体的个体意识，而叠加效应则暗示了言说的暂时性，面向变动的实践事实因而为解构提供了可能。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福柯总是强调自己区别于那些满脑子都是语言-规则-系统序列的结构主义者，为什么福柯既是结构主义者又是解构主义者，以及为什么不是本质主义者，而是一个建构主义者，一个广义的存在主义者。
以上论述的是福柯的方法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他的实践风格和研究实践：他不是在展示一套真理体系，而是借助他的概念工具，依赖手术刀式的概念工具去解剖不同领域、不同的虚假的真理实体。
这虚假的真理实体是什么呢？主体、真理、权力。我们权且构建一个“福柯三角”图式辅助理解，三角的各角分别为“主体／客体／身体——真理／知识——权力关系／治理”。
此三顶点两两相关，简介概括了福柯的研究路径。福柯最开始研究的是主体与真理的关系，如《词与物》、《疯癫与文明》中，一方面从知识型来看，主体是如何被建构为认识客体的，“人的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另一方面，如何通过一种价值或制度区隔来建构疯癫主体。然而在福柯考察当代认识型时早已懂得主体犹如沙滩上的一副面孔终将消逝的趋势，遂转向考察知识-权力关系束，考察那掩盖于主体-真理关系之下的更深层次的实践结构，最后才投入主体与权力／治理关系的谱系学研究。
其实不管是哪一对关系，都指向主体的建构问题。福柯思考的重心是主体是如何被建构住来的？即人是如何成为社会人的问题。不能从概念-哲学-本质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主体，主体作为历史性的个体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这样的不完满性促发个体去追寻永恒，这永恒就是所谓的真理，个体追寻真理的方式映衬着对应的主体，而个体所获得的认知也反射回来强化着这样的主体。参照主体来看，真理因为具有一定的调度力而实现了真理性，从旁观者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看，“真理”不过是某种知识的功能化表述，而用“知识”这种价值无涉性表述方式则更容易参透其和权力的暧昧关系。知识和权力不仅仅是相互的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且是相互蕴含的关系，是同一力量所指的不同能指。究根结底，主体之所以被历史性地结构起来，是因为这些不同方向的无意识的力量在主体-身体场域中拉锯的结果，一方面主体在吸收着外在结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主体自身的力量也会向外释放，一部分打在他者身上，一部分打在自己身上。
总之，这个三角生动复现了福柯的研究方法与立场，他不是单独去讲述三角中的任意一角的真相，而是将其放置于一种关系性的视角中，讲两两的相互作用，这还是浅层次的方面，更深层或更激进的方面是，福柯将三者视为一体，在实践层面上三者是相互包纳的一体三面的关系，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视角下的显现。而任何理论分析都是一种人为的策略性的认识论上的妥协。这里凸显了福柯的实践风格。
最后，福柯的所有研究的可见部分都在诉说着不可见的社会事实或者历史事件，比如政治变迁、战争、人口爆炸、经济生产关系的变革等，和其他学者一样，福柯的理论大部分都附着在现代性的变迁过程之中。
综上所述，福柯的讨论是在一种实践场域中进行的，其方法论和理论只有置于开放的存在场域中才会生成意义；其次，福柯用描述的方法、谱系学的方法去解构既定的固化的概念／真理实体，而解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拨开宰制的面纱的自由实践形式；同时，福柯还尽量去还原实践的逻辑，比如关系性思维、建构性思维、全息性思维等；最后，福柯的所有理论建构皆映射的是社会事实和社会变迁的绰约魅影，扎根于大地，盛开出思想之花。
最后可供讨论的问题是：福柯说他最根本的研究主题是主体，而这是否与他所探究的当代认识型——主体终将被抹去的认识型，相违背吗？
可供参考的解答：在福柯的讨论中，他发现并构建了一段以人为本的现代认识型，我们姑且把它当作存在过的历史事实，认识论层面的事实；而福柯考察的是历史上的这些主体形式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虽以主体为主题，却是一种关涉主体的论题，非以主体为价值和认识中心，而仅是将主体作为研究和思考的、历时性回顾的参照领域，并且是用当代认识型-非主体本质主义、非人本主义的认识型去解构和认识主体的；另外，他意在呼唤一个完整的、具体的兼具伦理、认识和审美维度的主体。
————————————————————————————————————————
1月第一次双周论坛会议记录（1.15）
报告人：贺苏园 曲振龙 主持人：王旭清 记录人：易 卓
贺苏园：《农业经济学概论》
农业经济学的几个方面
农业生产上的特点 关键问题 ：粮食自给 土地所有制集体改革 农业生产技术
农业现代化 农业保护政策的变化路径。
农业生产技术上的特点，第一部门 大量劳动力投入 在习惯传统中推动技术变革很难，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 劳动力投入占总劳动力投入的一半，土地对农业极大的重要性，不光是空间上占有 还有土地区位：水利 气候 和交通
农业是唯一生产食物的部门。
一个经济体分为两个部门 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 交换中传统部门对现代部门的支柱作用
1. 农业部门自给提供食物 农业部门人口下降 然后
2. 工业部门大部分原料都是来自于农业，工业化会形成一个产业链解构，当工业化达到一个程度
3. 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一般占比60～70％
4. 农民作为买者和卖者 刚开始赚取外汇的
［春凯］：农业生产率要想提高 就必需要有工业的发展
［苏园］：这个有一个循环论证，但总有一个开端，
［超凡］：那么是不是按照经济学的规律来讲就是有一个先有农业部门的发展然后在到工业发展。
［春凯］：发展轻工业 如何来解决粮食问题
［苏园］：粮食品进口替代 全球性的农业性生产，
［朱云］：农业经济学是很大的概念 还有其他的么？
［苏园］：农业的发展过程密切的和它的第一第二产业相关，其他的社会关联和政府政策
粮食自给与食品安全，经济学认为开放贸易能够获利，抛开的话 自由贸易对农业安全的问题，这对政权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要是国际两架波动非常厉害，大家会尽量减少粮食的依存率，从长期来看， 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都在提高，从总体来看，农业本身存在土地改良的周期，
土地所有制决定哪个主体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及效率问题，大规模的畜牧业和种植园， 种植园用大规模的雇工来进行生产，大庄园雇工和雇主有依附关系 还有家庭农场和自耕农，还有租佃农民 分成租和货币租金 原始公社制度， 按照公社主来分配，集体化农业，实行按劳分配
对社会的政治稳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资本主义农场里面会有一些管理的问题 道德风险和激励问题
集体化农业 使用公分解决家庭农场的激励问题，单个人的偷懒就很难观察，
［春凯］：中国是家庭承包责任制 土地的应该怎么整合
［苏园］：国家统购统销 获得剪刀差
［苏园］：试点的时候 小岗村的试点可以很好的对比。
［春凯］：农业生产技术 一个是往人均产量上提高 还有一个是往亩均产量提高，中国是人多地少， 机械化人均产量会提高，
［苏园］：比如说美国这种人少地多的国家就是提高人均产量，而日本这种人少地多的国家则是提高亩均产量。日本的亩均产量是美国的7倍。
［盼盼］：是在历史上出现的 还是现在都有的
［苏园］：这个是全球范围都是普遍出现的。现代农业出现的是最晚的。
传统农业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是一个与当地的条件下不断的磨合 干中学 所以以长期的演化的结果，所以对新技术是很难接受的
新技术引入需要资本，面临很多的风险，使用新技术的时候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投资，生产的不稳定可能就是造成再生产解构的解体，
现代农业 的技术来源与传统农业不一样的地方是 技术发展特别快，并且是在农业生产的外面产生的，
农业技术的现代化，还有一个是如何把技术投入生产中去，还有农场市场。
一个是增加农业生产率还有一个是提高土地生产率。
生物类的技术和机械类的技术 新型农机农技 在基要函数之间的不同
运用的时候还是要按照地区进行分类，
［易卓］：我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会在组织形式上有规模大小上的区别么，我们知道引入新技术就会产生一个技术的信息外部性，那么为了补偿这种外部性要么是政府支持要么是生产者自己来提前当作风险来支付，这就意味着传统农业相比与现代农业在组织规模上更小而无法负担，另外传统农业在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上都处于被双边垄断的不利地位，那么现代农业能够打破这种垄断么？
［苏园］：要明确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分是通过技术来源为依据的，那么虽然在逻辑上可以认为现代农业会采取大规模的组织形式，但是以日本的例子来说，由于这个日本本身的要素禀赋使得其机械化生产很高但仍然是家庭农场式的生产。还有就是现代农业肯定在市场上相对于传统农业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先保护工业在保护农业的过程，那么随着经济增长
农业产值会下降 农业相对于工业相对产值下降，农场品需求远远慢于工业品
农业的比较优势就会下降，工业的发展就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一个重要地位。农产品价格的重要性会下降，农产品的支出里面会下降的，在工业化初期的时候农业保护政策保护非常少，
附：《农业经济学概要》
农业生产在技术性上的特点
1、农业对劳动力的大量投入
在欠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是其劳动力的主要投入方向；；投入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往往超过投入其他部门的劳动力之和
而在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往往不高于总劳动力数的10%
2、农业的传统性
农业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在现代科学发展之前，农业技术就已经发展了数千年。在这些传统和习惯中推行变革是很困难的。
3、土地的多个性质在农业生产中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对土地的使用在农业生产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可耕地的使用决定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
土地的区块属性决定了当地的气候与水利利用条件，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性质
4、农业是唯一生产食物的部门
粮食的不可替代性使得农业部门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
大多数工业品都可以找到替代品，而粮食却无可替代，要么自己生产，否则就必须进口
农业在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是作为支柱产业存在
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中，可以简单的将产业结构分为农业与工业
食物
一个国家必须由自己或进口得到足够的粮食才能维持基本的结构与运作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粮食需求量的增长要进一步增加。假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粮食剩余将会飞速下降，首先是由于农业人口转移至工业，导致农业部门的生产减少，同时又由于城市人口占比的提高，随着新人口的出现，所以粮食的消耗也会增加。
原料
工业原来大多来自于农业，例如纺织业，因此，为了降低原料成本，工业分布往往由分布决定。然而，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工业门类逐渐增多，科技含量逐渐增高，越来越多的工业不再以农产品为原料，因此工业的分布便不再完全由农业的分布决定。
由于部分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因此农业产量的周期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周期变化。同样的，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波动也会造成农业品的波动，而且往往是农业与工业产品之间的产业链越长，农业手工业影响的波动幅度越大。
劳动（参见刘易斯曲线）
由于一个传统社会的主要劳动力都在农业部门，
短期来说，劳动的供给与工资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成正比的，更高的工资促使更多的劳动供给。然而，随着工资的进一步增高，人们对闲暇的重视程度将超过对收入的重视程度，因此劳动供给会逐渐减少。
市场
农民作为买者和卖者，一方面购买工业工业品作为生产资料或者是消费品进行消费，因此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此外，农民作为卖者将农产品卖给工业。
资金
作为早期唯一的资金来源，与除了外汇之外的主要资金来源
增加农业产量是增加农村福利的必须条件，但并不是增加农村福利的充分条件
农业经济学中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粮食自给与食品安全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自由贸易将使得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从而使各国都能从中获利
但是即使抛开技术性限制，对于农产品国际贸易来说，尤其是对于粮食产品来说，这种自由贸易将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例如作为主粮的食品作为维持人生命的基本性的战略物资，在维持社会稳定运作，保障人民正常生活生产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依赖进口，即使是短期的国际粮价与进出口量变化也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上极大的不稳定。例如1972年的全球性的恶劣天气导致的1973年国际粮价飞涨。
而从长期来看，世界的粮食总剩余是日趋减少的。虽然技术上来讲，现有耕地的亩产量还远未达到充分利用，剩余未利用的可耕地在世界范围内来讲也很多。从生物学角度上来讲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但是，长期粮食产量短缺的危机实际上是来自于经济学角度。具有在高度集约资本的条件下以高效生产粮食的国家在经济上与社会上都会遇到扩大粮食产量的障碍；同时，欠发达国家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缺少能够继续扩大粮食生产的资本。而粮食的生产、土地的改良也有一个相对其他经济变化而言较长的过程，也就是说，粮食价格是粘性的。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当进口国的粮食需求增长高于粮食出口国的粮食增长时，将会导致粮食价格的迅速攀升，这将导致只有具有大量外汇收入或储备的国家才恩能够继续进口足够的粮食，而最穷的粮食进口国家或者社会均衡程度较低的出口粮食国家，则会面临根本性的粮食短缺问题。
二、土地所有制及其改革
一般的来讲，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从制度上决定了土地的使用者在土地上投资及进行生产活动的积极性。土地所有制是农业部门中作用最大的所有权。
土地所有制的模式
大规模现代农业或畜牧业（美国、拉美）
使用一些雇工，但大部分过程都是机械化的，由农场主管理
种植园
使用雇工大规模的种植通常以出口为目的的经济作物，由种植园主或者其雇用的职业经纪人来管理
大庄园
在概念上类似现代农业，但是使用的雇工与庄园主有人身依附关系
家庭农场或自耕农
基本依靠自家劳动力进行经营，占有土地少
租佃（）
单个家庭经营一块地主的土地，农民向地主交租
分成制
地主收实体租
在外地主
地主居住在远离租地的地方或从事除了收租外与土地完全无关的活动
原始公社制度（非洲）
由一个村庄共有土地，按个人或家庭经营公社的小块土地，按习惯或由公社首领分配土地所有权
集体化农业
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由选举或上级政府委任的专员进行管理，实行按劳分配
土地所有制度的重要性
1- 对于土地相关人员的福利，尤其是农民有重要影响
2- 由以上伴生的，对政治稳定有着重要影响
租赁制的问题
地租会不断提高以垄断全部产量，导致佃农没有动机进行生产上的改良
雇工制度（资本主义农场）的问题
管理问题
激励问题（道德风险）
由于农业工人的劳动成果往往要好几个月才能显性的表现歘来，而且和很多其他因素相关，所以农业上应用计件工资是不可能的
公社制农业的问题
由于土地共同所有，财产权是非排他性的，所以所有的单位都想最大化的滥用土地，同时没有人有意愿为改良土地进行投资，白搭车导致的公地悲剧
些问题可以依靠收税或者共同生产费以及组织公益劳动来得到缓解，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公共性事物的组织要依靠社会性的压力以及制度性的惩罚下才能良好运作
集体化农业的问题
由于使用工分代替了家庭农场和公社制度中增产收益全部归单个生产单位所有的原因，可以预见到进一步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以及生产过程中的监管问题。由于集体生产中的单个个体行为对总体产出的影响难以观察，这就导致表面上看起来各个成员之间的福利相互不影响或相互影响很少，这就造成落后者可以不受同伴的监管。
但是较大型的土地从生产角度上来看
存在较低的交易费用与规模经济，对于资本存量增长的社会而言，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劳动替代比率将降低，生产曲线变得更为有利
土地改革
1-租佃合同的改革
2-减租
3- 土地的有偿转让
印度
4-土地的无偿转让
1917俄国革命，1949中国革命，二次大战后的日本与韩国
一般的来讲，第四种手段将对农村财富的分配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前三种只会导致某种形式的调整甚至是完全没有效果
三、农业生产技术
传统农业
传统农业是长期的尝试的经验对当地环境与缓慢技术进步通过漫长的试错进行的结合
传统农业在传统的条件下是有利的，这是由于传统农业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演化而来的性质决定的
但是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技术特点表现为对技术变化反应迟缓，因为技术对当地的适应情况，新手段在不同条件下的产量，各种应对方式在没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农民手中，只能通过试错的方法来慢慢进行。对他们来说，要引入这些新方法，将面临三个主要问题，新技术的引入需要资本；新技术的使用面临着风险；新技术的使用相比传统技术来讲需要更多的精力，缺少可借鉴的经验。
现代农业对传统农业的区别不是在于技术发展的水平或是实用技术的复杂性，而是在于现代农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技术进步是缓慢的，来自农业生产的，每个进步的推广都是逐步的，缓慢的，经过时间检验的。而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来源则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只在实验室内的小范围内经过检验，并且技术更新极快。
传统农业的农民都将大半生花在如何提高某一种技术的效率。
根据日常农业生产的经验进行研究
农业的现代化
传统农业现代化的两种方式
1- 技术的现代化
将农业与技术结合起来的现代化，如何使用技术提高农业产量
技术有两种，1是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技术，2是增加土地生产率的技术
各国根据自己的土地情况进行开发相应的技术。地少人多的国家注重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地多人少的国家则更倾向于提升单位土地产量。地少人多的国家以日本。韩国为代表，而地广人稀的代表则是北美国家与纽澳
日本的农业人均产量是美国的几分之一，同时单位土地产量则是美国的十倍
按种类分又能分为生物类的技术与机械类的技术
其区别主要在于基要生产函数的不同
但是，没有一种技术是在所有地区都有效的，所有的农业技术都应该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同时还要适应当地的生产条件。而在工业中，技术只需要适应当地的生产要素的状况。
2-动员与投入技术的方法
农村公共项目
农村信用社
科技推广服务
农村市场
农产品价格政策
农产品价格的几个重要作用
对农民生产的影响
对农民福利的影响
对城市居民生活费用的影响
政府可以从工农业剪刀差中攫取剩余
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
农业人口 工业人口 政府
经济发展初期 人多，分散，搭便车。
收入相对较高，不要求保护农业。
工业少，不抵制保护工业 游说政府成本低。
工业弱，希望得到保护。
收入低，希望压低食品开支。 从工业向农业转移成本高。
农业自给率高，不担心食品安全。
向农业征税带来大量政府收入。
经济发展发达期 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对保护有要求。 食品支出占很小部分，收入高，不再抵制保护农业。
人多，搭便车，不愿反对农业。 对进口农产品征税，增加政府收入。
曲振龙《凡勃伦和《有闲阶级论》》
克拉克就是凡勃伦的老师，实用主义学派是美国本土的学派，读博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浸染，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有闲阶级论》凡勃伦通过研究制度起源来分析社会中的经济现象，
制度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人类行为对经济制度的影响，有闲阶级产生 发展和整个过程，
特征：炫耀性消费 非生产性劳动 还有政治思想上的保守主义，
未开化时期：体现劳动阶级的特质
有了阶级分化，有限阶级出现了萌芽 获取猎物和争夺奴隶
准和谐共处阶段：人们可以进行炫耀性的消费 比如说进行学术研究 园艺茶艺
现代高度工业化的时期：这些特点就是高度信仰和
［春凯］：有闲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有闲阶级进行的炫耀性性消费的刺激对生产的刺激点。
［苏园］：有闲阶级的消费和其他的阶级的消费是不一样的，
［王黎］：我认为结合 《有闲阶级路》和《单向度的人》两本书结合起来有相同的地方，马尔库斯就在其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单向度的经济是虽然我们的生产极为发达，但是人们的消费是被塑造和固定了的，虽然我们有很多选择，但是选择是被提供了的，在其之外我们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是被压制了的，甚至对这种现象的认识都是被掩盖了起来，这正如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以及金钱文化对社会消费的塑造和引导。
［邱婷］：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政治和单向度的思想，所以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对单向度的思想对人的渗透，那么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丧失的问题，
［超凡］：有闲阶级的消费除了自给的象征价值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可以想到布迪厄的区分理论，这种炫耀性的生活方式就是为了产生一种文化区分。而非有限阶级则是被区分和被排斥的对象。
［苏园］：为什么会有有闲阶级 ，可以把社会顶层的人联系在一起，可以在一个交流的平台 形成一个阶级。本质上是攫取社会资源的过程，还有一个自我强化阶级的过程。
［振龙］：单向度的人 丧失了自己主体的过程，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些牵强
［舒彦］：熊彼特曾担心凯恩斯那种刺激消费来拉动生产会使美国的初期的资本家的那种借鉴之风气的丧失，
［易卓］：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如果从经济学的效率的角度来看，那么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早起资本家除了掠夺式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外，还需要靠一种扩大化的再生产来增加资本存量，而这一要求与信教的禁欲主义不谋而合，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以后，为了追求利润的资本家通过广告，生活风气来刺激消费拉动生产，使得社会财富和资产增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从社会学的批判主义视角来看的化，则是道德的角度。
［欢欢］：还有区分禁欲主义和节制之间的区别，禁欲主义并不仅仅是物质消费上的，更包括一种人对自己的控制，是一种生活风格，而借鉴则仅仅是不浪费，不去追求奢华，做到物尽其用，所以有时候资本家可能买很贵的东西但是仍旧是借鉴的但却不是禁欲主义的。
凡勃伦和《有闲阶级论》
此讲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凡勃仑部概述其学术经历；《有闲阶级论》部简述该书的主要内容，也可以当作是导读。
凡勃伦是挪威裔美国人，1857年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农场。在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完成本科教育，卡尔顿学院有位著名经济学家贝茨•克拉克，克拉克是边际学派在美国的杰出代表，而他正好就是凡勃伦的导师。凡勃伦硕士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读研期间对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学说产生兴趣，皮尔士是美国用主义哲学的开创者。硕士毕业后凡勃伦在耶鲁大学读博士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受到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从凡勃伦的教育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的学术背景，这和制度学派宏观整体的视角是相契合的。
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凡勃伦并没有顺利地获得学术职位，他的出身背景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使他对宗教保持怀疑态度，不相信神和上帝使他无法获得神学学位，而讲授哲学的门槛就是神学学位。因为当时的大学基本都受教会的资助。无奈之下，凡勃伦去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有幸得到《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的职位，几经周折凡勃伦总算走上学术道路。光明的前景似乎在向他招手，但是因为他行为举止鲁莽、不修边幅，生性放荡不羁，难以与周围同事和睦相处。婚姻问题以及和女学生的绯闻使他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教学技巧低和不关心同学又让他和学生的关系出现鸿沟。他不得不从康奈尔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幸运女神似乎向他抛出橄榄枝，但是上帝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和以前差不多的原因，在芝加哥大学也待不下去了。辗转到斯坦福大学之后不久，又跳到密苏里大学，最后终于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谋到一份工作。他幼年的经历和遭遇使他即使很努力都没有获得教授的职位（像齐美尔），但是经过他不懈的奋斗，在各地奔波的过程中，他出版十几部专著，奠定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成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从而在经济学领域享有持久的声誉。晚年他在华盛顿特区政府的粮食管理局工作，并兼任某杂志的编辑，1929年在他临终之际预言说，如果政府放任经济自由发展而不加干预，必将会爆发经济危机。果然，在他去世不到两个月，为期四年的美国大萧条就爆发了。
凡勃伦以尖酸刻薄的嘲讽深邃独到的眼光著称，《有闲阶级论》中对有闲阶级的调侃就深有见地。
《有闲阶级论》是凡勃伦最重要的著作，确定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凡勃伦通过研究制度的起源来观察经济现象，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有闲特征和消费特征，探究制度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阐明文化思想、习惯和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塑造，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他也从有闲阶级的角度出发，研究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所折射出的经济意义。
有闲阶级的特征主要包括炫耀性消费、非生产性的工作和保守主义。有闲阶级进行炫耀性消费，首先是为满足物质生活的需求，然后是获得精神和认知层面的满足，当然最重要的是炫耀性消费是权势、财富、声誉和成功的象征，能够彰显高级的价值、层次和品味。有闲阶级更加倾向于从事非生产性的工作，为了保持声誉，他们沉浸于浪费性或无用的事务中，例如进行象征性的祭天、弥撒。进行这些非生产性的活动，显示出有闲阶级可以通过体面地、荣耀的乃至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得利益。关于保守主义，凡勃伦认为社会演进是制度自然选择的过程，社会进步可以归因于最适宜思想的保存和个体对变化的环境的被动适应，制度要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由于变化过程中的文化思想观念的滞后，形式上的制度和动态的技术制度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有闲阶级正好隔离于可能导致制度变迁的经济力量，总是试图捍卫现存的制度和思想，呈现出保守的性格。
接着，凡勃伦研究有闲阶级的特征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有闲阶级的特征之炫耀性消费说到底是为攀比并在攀比中显示财富和权力。有闲阶级以巨额财富为基础，通过工作性质、社会礼仪、衣着打扮、品味和消费习惯等诸多方面强化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工作性质方面，有闲阶级崇尚非生产性的、务虚的活动，不养猪却养狗，不养耕牛而养骏马。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有闲阶级进行生产性的劳动是有损身份的可耻行为，从事非生产性的、礼仪性的事务才能为其博得盛誉。社会礼仪方面，一般而言，繁文缛节并无实际用处，但有闲阶级却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学习社会礼仪，并在生活中处处展现他们绅士般的素养，礼仪也由此成为区隔上层阶级和下层民众的标准。“礼不下庶人”讲的就是对于平民百姓不必太苛求和讲究礼节。消费品位方面，有闲阶级会消费那些符合他们身份和地位的产品。衣品如人品，优雅高贵的衣服一般都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穿戴着并不习惯于从事任何实质性的苦役。如果衣服稍微暴露出穿戴这方做过体力劳动的痕迹，例如褶皱磨损或者沾染油渍灰尘，则这件衣服必定和优雅无缘，登时也会对此人矮看三分。通过彰显品位和高档消费，有闲阶级享受着无比的优越感。
关于有闲阶级的产生、发展过程及从中折射的经济意义，原书中有个简明分析表不错，就先不讲了，在这所做的就算是抛砖引玉！
曲振龙 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
[ 此贴被易卓在2017-01-17 16:5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