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书单：
《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
《经济发展理论》---————熊比特
《经济增长理论》—————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刘易斯
《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
《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
《改造传统农业》——————阿尔钦
读书内容：
运用经济三角来理解发展经济学的核心
这次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想用一个简单明了的经济三角来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是商品生产的必需要素，整个经济分析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的，那么把这个经济三角从广义上来延伸的话劳动力一角可以指人力资本，人口规模 数量和地域分布，资本一角可以二分为企业家的创新和管理才能和资本家的创造信贷的职能，在土地一角则可以表示为广义的区位因素以及其他的自然资源，那么任何一个经济实体和单元都可以通过这个经济三角形成自己的要素禀赋和结构差异，在刘易斯看来，其二元经济理论就是建构一个最为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生产资本品的资本主义部门一个维持生计部门，那么这两个部门的经济三角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在维持生计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是人口如此众多劳动边际生产率很少或等于零，劳力可以无限供给，也就是在固定工资水平下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弹性，资本主义部门则是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形成利润的那一部分。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就与维持生计部门在劳动力这个节点上形成一个对角关系，在资本主义部门可以通过保持一个最低的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而是的新的产业可以建立旧的的产业可以扩大，此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维持生计通过一种无限供给状态不断给资本主义部门输送劳动力，而可得资本越多，就有更多的工人能从维持生计部门被吸收到资本主义部门去，同时人均产量也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增加，资本和新思想新技术并非稀薄的分散在整个经济中，它们高度集中在若干点，并由此向外扩散，扩大的资本主义部门所必需支付的工资，取决于人们在维持生计部门所能赚的的收入，同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了解资本家对剩余的使用，在技术知识增长或其他机会扩大的社会提供了更多投资的出路，使资本进入新生产渠道，资本主义部门的剩余增多，人们的自愿储蓄率提高，并且会倾向于提高投资率，使得资本的存量进一步提高，除了利润形成资本外，企业家也通过纯粹货币供给，特别是银行信贷的增加来创造资本，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的创新，在获得信用后，企业家通过创造新的生产组合和生产要素函数进入新的可以获利的产业，并且以先行者的垄断身份获得超过一般利润的租金。银行创造的信用会造成短期的通胀，但是不会一直持续，而是当自愿储蓄增加到等于膨胀的投资水平的时候，，通胀结束，因为既然储蓄是利润的函数，意味着在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有了这样大幅的增加，以至于现在企业家可以从它们的利润中为更高的投资提供基金。这时候新的利润和商品会抵消掉通胀的影响，使得整个经济规模跨越到一个新的层次。
但是这个经济增长过程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当资本积累赶上人口，这个过程就必然停滞，实际工资提高到这样高以至于整个资本家利润下降到全部被消费而没有纯投资的水平，这还可能是资本主义部门规模相对于维持生计部门增加，竞争加强，不得不支付工人更多工资，或者从技术上看维持生计部门生产率变得更高，从而提高实际工资，降低资本家的剩余和资本积累率，或最后工人要求生活水平更好一点，那么这里就需要考虑，如果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里，两个部门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那么这个过程就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不能自己不生产粮食和原料，那么就要从维持生计部门输入，一方面其希望维持生计部门生产率提高以提供低价格的原料和食物，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如此因为这会提高其部门的实际工资，那么如果生产率提高超过食物价格下降的那样快，这就迫使资本家把他们更多的产品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当劳力过剩消失时，我们关于封闭经济的模型就不成立了，但是现实是劳动力稀缺国家处于劳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包围中，那么这个经济三角就不再是一个一对一，而是多对一的关系，经济发展模型就从一个封闭变成了开放。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部门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快要结束的时候仍有两种方式来扩大生产一个是鼓励从外来移民，另一个是资本输出，将资本从本国的低边际效率的产业输出到国外高边际效率的国家，但是移民往往受到本国工会准入条件的限制，所以资本输出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资本输出国可能会影响资本输入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那么就会影响输入国的工资同时同时占据有力的竞争地位，这个就比较复杂，不再赘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就是工人在从非生产性部门向生产性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增加超过工资的全部剩余，从而是进一步就业成为可能，就业扩大会增加国民收入，而资本主义相对于经济中其他部门扩大是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林毅夫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和多样化，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间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该经济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力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这种最有竞争力的产业能过获得最多的经济剩余，这一最优的产业结构是有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而后者又由该时点上经济的禀赋结构决定，如果仅仅依靠对现有产业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或劳动来实现增长，那么经济将最终面临报酬递减的约束，偏离比较优势的经济往往表现很差。
一国的禀赋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的演进，从而推动其产业结构偏离由此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企业就需要升级其产业和技术。其结果就是这些产业将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获得最多的潜在剩余，资本投资也将获得作答可能的回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产业的发展中国家，也将从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中获益，比发达国家实现更快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基于自己的后发比较优势，其可以利用先进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并且可以利用其已开发与自身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技术革新，那么林毅夫认为增长问题就是如何确保经济能够按照与比较优势一致的方式增长，大多数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利润是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函数，也就是生产要素成本的函数，这种成本的标准一般是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企业能过按照经济比较优势的原理选择技术和产业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这样的相对价格体系仅存在于竞争性市场体系中，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条件需要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来完善市场制度，创造并维护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有效竞争。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企业需要收集、整理和判断市场信息并且作出决策，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过程，并且当每个企业都需要这样去做的话会导致重复投资，那么许新企业进入新产业以后，它们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成功着的经验为潜在的后来者提供了免费且有价值的信息，然而由于有新的企业加入该行业与之竞争，先行企业并不能获得垄断租金，而且，这些先行者经常需要投入资源培训工人以掌握新的商业流程和技术，而他们之后可能被竞争者雇佣。先行者也引发了对原本不存在的新活动和人力资本的需求，即使他们失败了，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用的知识，而然却要自己承担失败成本，那么先行者投资的社会价值通常远远大于私人价值，一个经济体产业升级的成功还需要有新型的金融、法制以及其他“软件”使得经济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协调，而这是个体企业决策无法做到的。所以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包含外部性，并需要协调，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基础机制，但政府必需甄别要素禀赋并且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主动的角色，为推动经济跨越不同阶段提供便利。
读书感想：
这个月是个大月然后经济学自己计划中的内容已经全部结束了，本来计划是做一个经济学的大总结的，但是凯恩斯的通论还是看的比较久，在加上自己的笔记还要通看一遍，所以这次的总结还是以发展经济学为主，研究生读书生活已经过去大半了，希望来年能够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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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书单：
《权力与繁荣》——————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
《信任－一个社会的简化机制》—卢曼
《权力》———————————卢曼
《社会的经济》————————卢曼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是作为承接帕森斯社会模式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中间桥梁，系统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更重要的我认为是一种用“三值结构的网状循环模式”来认识和分析现代社会的一种思维工具，从而使得对社会的理解从一种静态平衡到动态平衡的过渡。
系统论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思考范式，所以比较难于理解的地方就是很多理论的组成部分都是一种理想类型。卢曼认为随着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事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承载着超负荷的信息与压力，那么无论是社会运转还是认识论方面都出现了一种“系统－媒介－环境”的交往模式来简化复杂性和偶然性。
从最广义的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系统只有在系统与环境的区分上才获得自己的意义。系统的不可再分的基本组成要素就是交往，而系统通过组成它们的那些要素再生产这些要素本身。并且仅仅是在交往事件的层面上，自我生成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在环境中获得自我再生产的基本要素及要素过程而言，它们是封闭的系统；就系统只能在环境中，只能在与环境的区别中才能获得资源、交往动机以进行这种自我再生产而言，它们又是开放的系统。所以一种封闭独立基础上的开放性是系统的本质属性。整个社会就是建立在有意识交往基础上的职能分系统的总合，所有的职能分系统都把交往作为自己的独特方式，但又不能通过交往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能与其环境以及作为环境的其他分系统相区分，除非通过运用带来区分的自我独立媒介，那么这种通过“系统－环境”的区分统一关系把各个职能分系统连接起来就成了现代社会的结构类型。
下面以经济系统为例来解释，什么是三值结构，这种三值结构怎么样解释系统的运作和发展。在经济系统中特殊类型的组成要素就是支付，支付只在经济中出现。在基础运行层面上，系统的自我参照是通过对立面必要的强制性的共同决策的否定来促成，否定的选择传递着对交往的影响，从而引导下一步交往的形成，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基本运行的双重性（即不支付被支付否定以及支付被不支付否定）分立了这个系统，因为在经济的环境中没有支付循环的任何可能的意义。经济的基本事件处于连续不断的自我更新的压力之下，以获得自我的循环封闭性和在此基础上的区分于环境的独立性。但仅此系统是绝不可能处于平衡状态，因为这种经济系统中的二元图式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时候既缺乏动力也缺乏过程，这种要素的自相矛盾使得封闭的系统除了在思维上成立外没有现实对照。也就是说自我生成的经济系统是一种‘目的－手段’的同一体，其基本逻辑是目的再生手段，而手段达到目的，但经济系统本身却不提供目的设置，这种封闭性的二值结构排斥第三值的可能性。在目的设置和目的－手段同一性之间就存在大量的任意性，这使得经济系统一方面需要在环境中找到这个第三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一种货币媒介来减少系统与环境之间传递信息的复杂性和任意性。
系统中必需有原因才支付，在现实中，人们支付不是为了不支付而是为了重修自己的支付能力并增加可能性，那么只有系统把利润或者资本标准作为自我调控的观点看时，而这种支付的自我循环所缺少的动机要素，而这是系统本身无法解决的，而只能到系统的环境中去寻找，迫使系统断开自己的封闭循环而走向开放性。而支付的原因就是需求的概念，卢曼认为除了基本需求外，奢侈需求和生产需求都需要在以货币媒介分立的系统于市场环境的概念中得到理解，而市场就是经济系统内的系统与环境反复加以区分，由此形成一个“内环境”，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在市场上人们只能借助于价格去观察，而价格只有在货币媒介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这里货币媒介的功能是跨越系统与环境的差别，价格作为以货币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形式，通过外在环境的复杂性转码为自我循环的系统运作，使得支付能力对其自身产生依赖。市场作为内环境是一面镜子，而货币形成的价格则传递镜子中折射的复杂信息并进行简化，这种简化极大的提高了经济系统的敏感性以及它的反应速度，事件的交往不是源自一连串的从相互作用到相互作用，而是源自许多相互作用几乎同时对那个被货币符号所聚焦的获利假设的东西作出反应，这种假设为经济系统的循环提供了目的和动力，这是有市场经济原则——竞争所决定的，竞争作为市场环境的结构传递着对交往的指示，由竞争建构的社会尺度直截了当的催生了一种目标意向和财产意向，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在市场中竞争，这是由稀缺以及稀缺的复制品——货币稀缺所决定的，稀缺由索取产生，而稀缺又再次成为索取的动机，所以稀缺本身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在于，索取创造了它想要消除的东西，这种无限的自我循环的矛盾就会使得稀缺系统这个对象自我封闭而不能运作，这种局面被“分支”也就是层级差别来限制它的自我参照，在这里差别替代了统一，通过分支产生了一个由层次的系统，在该系统中，次序凝结成结构，在想象中的二元对立的自我矛盾中引入动机使得过程这个概念能构实现，但是现实中，这种自相矛盾是不可见的，因为人们处在一个又索取而早已具有结构的分支状态，即处于一种层次状态中，这就形成了一个级差的势能使得稀缺和不稀缺的循环能够流转起来，所以这里稀缺问题就转化成了决策分配问题和合法性问题。这种社会差别刚开始在宗教领域被掩盖和解释，从而经济系统没有获得独立性，而到了“财产经济”时代，稀缺以财产赋予它的二进制编码的形式变成了社会交往某一特定领域的偶然性，最后到了“货币经济”时代，稀缺本身被复制了，物品稀缺旁边是货币稀缺，结果不再是财产支配交换，而是支付形式的交换支配的财产，这是人们追求的是一种一般化了的货币符号补偿，货币从一种跨越和连续第三值与二值循环结构的手段，被上升到了第三值本身，也就是目的，社会差别势能从一种自然的稀缺转换到人为的稀缺，人们保留财产还是出售财产，都是以它将造成的亏损还是带来盈利这个角度出发 这是 从货币－到财产－货币的关系替代了 从 财产－货币－财产的关系，那么此时货币利润动机就更具有流动性，尤其是相对于传统社会中捆绑在政治关系、亲属关系的固定财产观念而言。整个经济就越来越不稳定了。
从人格信任到系统信任的转变是经济系统媒介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并且也是理解系统社会如何可能的关键，简单社会中，超越具体个人信任的安全模式借助有关自然和超自然的以宗教为根据的假设，并且也借助神话体系，语言和自然法，在这里与个人无关的信任形式是不需要的，在对事务秩序进行解释是通过人格化的权威理解。但是在分化了的现代社会秩序提出了提高处理问题能力的要求，世界的高度复杂性意味着选择过程的多样化——在一个多处境的环境中，不同部分的选择不仅表现为某人自己行动的结果，也表现为他人对自己选择反应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是世界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对多元选择分化和连接所进行的社会调节过程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处理系统社会交往中的双重偶然性，这种功能上的要求是通过交往媒介处理选择的复杂性来完成的，通过泛化的选择性代码使得在或长或短的链条上主体传递行动成为可能，这种影响在交往链条中的传递使得期待结构和动机模式得以形成，个体有可能与他人联系，因为他们能根据系统提供的行为图示来根据他人的行为来完成自己的选择，那么旧的统一性规范作为信任的来源就被压缩为了私人的，个体的特殊类型的交往前提，到了现代社会的系统媒介把社会选择的潜力与个人抉择行动的能力水平结合起来，这既简化了交往的复杂性，但同时又带来新的风险，从而提出了系统信任的新问题。
在经济系统中，拥有全部经济系统的全部复杂性的部分通过货币为个人占有，这是个人自由制度化的前提，货币作为信任媒介价值的稳定性，是假定经济系统在发挥功能，人们信任该功能而不是某个个体，这种系统信任是通过连续，肯定性的使用货币媒介的经验自然而然的建立起来的，这需要连续的“反馈”，而无需内在的感觉评判去保障，货币媒介极大的提高了交往的流动性并同时舍弃掉许多信息，这使得货币媒介更容易学习但更难掌握，在时间维度和社会纬度的交汇处，货币作为跨时空的连接转化多样性为单一性的媒介使得系统信任成为可能。
经济系统通过它自身与作为环境的自身运作的对立来进行自我观察，每个单一运作不再仅仅是支付或非支付，经济系统与内环境结合起来时，它同时也是通过了解价格去观察其他人的行为的结果，经济这个对象（市场环境）只有当它自己的复杂性对其而言成问题时，它才是个超复杂系统，就减少复杂性而创立不同处境而言，它又是一个多处境的系统（同样的价格在不同领域表现不同），所以它是一个多元结构，即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其中所有的运行都与其他靠近的运行结成网络并受它们制约。
总结来说，现代社会是由许多二值编码的，从而是独立的子系统组成，该制度要求运用多值逻辑来描述社会，每个子系统不只实现自身还实现社会，其他功能系统的价值对一个系统是否意义重大以及具有哪些影响是由该接受系统自身的编码和程序决定的，即只能自身系统媒介转码为系统内部动力时，系统才会在结果上受到影响。一个系统将视其是否把自己看作视一个社会的子系统或环境中还有其他编码系统，就不得不创造一个既可以是内在值也可以是外在值的第三值，这就会内化为一个三值结构，只有在这个三值结构中，通过内外交换才能挽救系统内部二值性的自相矛盾，这只有根据系统与环境的差异才能把握这种结构，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在整个社会的不同层次上都有极广泛的延展性，这种三值结构的不断复制所形成的网络式循环置换了一种二值结构的圆圈式循环，这不仅对经济事件和经济系统本身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是系统论的核心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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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书单：
《非理性的人》————————－巴雷特
《企业、市场与法律》——————－科斯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斯
《关于产权的经济学分析》————巴泽尔
《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科斯等
《大转型—我们时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波兰尼
《权力与繁荣》————————－奥尔森
关于产权和产业组织的经济学分析
科斯作为开创者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即交易费用来回答现代法人企业的这样一种纵向一体化来联合资产投入的组织是如何可能的，其认为若按照古典经济学模型的供需关系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定价机制的作用下就能够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所有的生产要素只要由市场调节就可以了，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的意义在哪里呢？科斯的回答是市场的定价机制不是无成本的，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完全发挥作用的市场只是一种乌托邦，而企业就是通过把生产过程内部化来简化信息费用，生产协调费用多边谈判费用，寻找交易的费用等来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净收入的最大化，科斯还认为企业并不必然一定会降低交易费用，企业的规模是由某一企业的交易费用等于市场定价的交易费用或其他生产组织形式的交易费用的边际来决定的。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否定了辟谷认为政府应该消除所有的外部性问题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观点，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 的时候，只要产权界定清晰而无论初始权利如何安排，都能过通过当事人双方无交易费用的多次谈判来实现社会总收入的最大化，但是现实生活是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来运转的，那么这时权利的安排就会影响交易双方的行为，使得权利受到保障的一方没有激励去进行可能高成本的谈判。那么从权利与外部性的关系就引出了后面产权学派对权利安排和组织选择的讨论与分析。
无论是产权学派还是新制度学派都对新古典模型进行了一个经济主体目标函数的修正，那就是用决策者的效用最大化来代替了利润的最大化，但仍然沿用原有模型的理性人假设，理性被理解为人能根据自己面对的约束作一系列欲望、期望与偏好的选择。把泽尔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放置在产权或权利的分析框架中来认识，而一切权利的分析单位是“个人”，而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都能分解为个人权利交换关系的整合，权利的转让、获取和保护所需要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关于资产的各种有用性和潜在的有用性的信息都是有成本的，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完全界定了的，没有界定的权利于是把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滞留在了“公共领域”，也就形成一种外部利益或者“租”，由于不断变动的潜在利益的信息被获取使得产权的界定成为一种演进的过程，通过交换全部或部分的资产属性，每次交换都改变者产权的界定，产权界定的均衡状态就是对每一个潜在寻租者而言，寻租的边际成本等于该寻租在其以享有的权利能够得到的租的边际增量。我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边界来保证财产所有权与产权转让收入流完全一致的社会安排。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在产权模型的分析中存在两个视角，一个是把所有制看作是内生变量，也就是说由于商品财产属性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完全界定产权是不可能的，那么财产的一些属性就进入公共领域来诱致产权的不断修正和变迁，另一个视角是把所有制看作外生变量，也就是一个给定量，那么所有制的的安排就在外在的法律或政治权威的有效约束下造成一种产权的残缺状态，从而同样使得财产的潜在收入流被分割到公共领域，但不同的是这部分收益的成本是由集体行动或者受约束的一方来承担的，从而在获取资源排他性收入的范围内会造成收入的浪费。对此就需要一种规定来限制交换双方将如何分担这种价值量的变动的不确定性问题，这种规定就是合同的事前安排。巴泽尔认为只有一种所有制形式能够使得来自资产的净收入实现最大化。在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预设下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总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的剩余份额也应当更大。因此，资产将产生的净收入取决于关于资产的事前界定，也就是剩余截取者的事前界定。这种安排能使的不当分配能降到最低。在对产权的维护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产权是一种经济权利而不是一种绝对的法律权利，这是由产权只能部分界定的中介状态的可能性决定的，这意味着完全靠政府和法律来界定和保护产权是不现实的，在真实情况中，个人和组织相对于政府具有比较优势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的产权界定和保障活动，张五常在对中国的土地租约的分析中认为，只要产权是排他的和可转让的的那么不同的合约安排并不意味着不同的资源 配置效率，租金率的选择同样是一种类似市场竞争确定的有效行为。那么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租约形式？张五常从交易费用和风险分散的角度认为一个合约是否有效要看其对生产函数的影响，而交易费用的高低并不决定其是否有效，而是决定选择长期租约和短期租约，其认为长期租约可以减少佃农转让附着于土地的资本的成本，从而保护佃农的不流动性投资，而相对短期租约允许资源的在谈判时仍能实现资源的再配置，所以分成合约一般选择短期形式是为了满足其修改方面需要更为复杂的合约执行，而同时能过在地主和佃农之间分担风险。
交易的不同属性产生不同的问题，并受不同的约束，这些责任是合同的组成部分，合同也对当事人作出约束，以促进那些在交易没有完成的责任的履行，约束意味着资源并非根据价格进行配置，实施约束并加以监督需要一种组织，而不同的类型的约束就需要不同的组织，复合的合约结构成为了产业组织分析的中心，那么就从产权分析转移到了产业组织的分析。阿尔钦的理论主要讨论的就是为什么现代股份有限制企业在大规模异质投入的团队生产的组织形式的选择中是最为有效的1、这种经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报酬的支付与生产率的一致性，因为联合生产的商品结果具有不可分割性，那么计量各个异质投入的生产率和应得报酬率之间的计算和监督问题就非常重要，而在企业组织中代理人有通过减少偷懒来获益的激励并且一线生产中的观察监督使得这种一致性的评价更为准确2，股份制企业通过定额股份的筹集使得其相对其他产业形式在积累资本的过程中更具有比较优势，并且交易者本身的财富水平限制者它们的担保能力，并影响他们之间责任的性质，而股权资本的所有者可以为一个单独组织内的其他不同资源的所有者的合同作出保证。3，市场上的信息收集有着成本递减的性质，而企业作为一种专门收集、整理和出售信息的市场制度，能够对这种信息的准确利用可以使得企业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更准确的知道投入的潜在和实际的生产率使得一个企业的安排是有利可图的。
一个制度变迁的供给函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因为一个社会产权结构选择除其对经济效益的激励外还受其他影响
（1）一个政府对所有制的偏好，这个偏好以它所能带来的政治家的收益而定
（2）一个社会群体对一种产权或一项具体产权安排的接受程度
（3）能促使人们把外部性内在化的技术状况和技术创新
（4）在对行的获利动机下，原有产权结构下的受益者和受损者所可能作出的反应
这些都必须在一个比产权更大的制度内涵来考虑这些问题，总的来说一项制度安排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变成了利润的形成，但由于许多成本（市场失败、政治压力、厌恶风险）使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这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一般观点。
制度是一种对人们行为的一种约束，其本质上来说是为了简化随着社会进化而不断复杂的人类社会事务和社会交往的工具，所以制度存在着自己的一套生产函数，受到非常多样因素的影响，而制度经济学家关注的主要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原理，第二个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其背后的逻辑关系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模式。诺斯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非正式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的扩展、补充和延伸。正式制度大部分是通过政治系统中的强制性权力资源来生产的。其认为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正式规则及其实施的变迁将导致一个非均衡状态的出现，一个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约束以及各种实施在内的综合要素是制度稳定性和持存的根源。另外也要看到人类社会越是发展到现代越需要更多的制度来帮助人们的频繁的互动，那么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嵌套于一个复杂的制度框架和制度结构中，这种制度框架尤其是政治性制度框架带有极为明显的科层制性质，那么这就表明，制度发挥作用离不开其他与制度框架内其他制度的共生关系，制度变迁的供给模型受到多方面因素尤其是已有的制度安排和已有制度安排所派生的组织与利益集团的既得收益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当存在一种相对价格的变化能使的交换的一方或双方（不论政治或经济的）感知到通过改变协定或契约能使一方甚至双方的处境得到改善时，人们有重新定约的动机，然而在除非重构一套更高层面的规则（或违反一些行为规范）否则协商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就有希望改进自己谈判地位的一方就极有可能投入资源去重构更高层的规则。
这部分是想讲一个制度变迁的供给函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林毅夫认为由于人的生命有限性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信息的不完善和人的有界理性使得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够提供一种减少上述因素的服务，那么这种生产与再生产同样需要资源的投入也就是需要成本，那么制度变迁的一个供给函数是如何的，其实是受到非常含混与复杂的因素影响的，在舒尔茨和诺斯等关于经济史的分析中人类社会最为关键性制度变迁基础性的原因就是产品与要素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的变化造成原有制度安排的不均衡从而使得有可能获得潜在利益的一方来有动机推动制度变迁，这种要素相对价格改变的具体运用主要是舒尔茨所说的人的经济价值相对于土地生产要素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那么立法和法律（公民权的扩展，减少贫困的计划）等是为适应由人的经济价值提高（1.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提高2、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率提高3、对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加）所致的制度压力与限制所作的滞后调整。那么我们大致可以认定制度安排的供给是关于所有制度变迁和潜在制度变迁收益的函数，这种潜在收益在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同样的制度变迁的激励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说明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制度变迁供给函数的偏移模态轨道。最后还需要说明哪些制度安排降低了交易费用从而促进了经济绩效的发展。
首先是由于路径依赖使得一旦走上特定的路径就能强化这一方向的报酬递增机制，从而使得制度变迁的供给函数向左移，主要有四种强化机制：1、巨大的启动与固定资本，使得制度安排获得了像机器一样的“租”，从而旧制度倾向于“增加产量以降低单位成本”2、学习成本3、协调效应，这有利于与其他采取类似行动的经济主体合作4、适应性期望，一条有适应性效率的路径，能为人们尝试使用不同的行事方式留下空间，能帮助形成一个有效的回馈机制。四种强化机制所带来的效果是1、多重均衡2、可能的无效率3、锁入效应：制度和制度激励结构中产生的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4、路径依赖；其次是心智构念的作用，某一组织成员所要获取的知识、技能以及学问的种类，反应了蕴含于制度约束中的报酬－激励，这种对相对价格变化的认识要受到人的先存心智构念的过滤，而先存的心智构念形塑了我们对这些价格变化的理解。而我们的这种心智构念是一种来源于不同历史变迁的文化的稳定性遗传，所以不同地域不同历史的组织成员的不同意识形态和心智构念会有不同的理解，而这种文化特征的持久性使得非正式约束的变迁与正式规则的变迁并不同步，正式规则的变迁或其实施讲导致一个非均衡状态的出现，这就会造成经验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不断拉大，从而使得非正式制度的均衡将逐渐地演化而来。最后是技术变迁能够使得制度的供给函数向右移。从狭义的技术变迁来说，一方面可以改变潜在收益的原有安排，另外也会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从广义的技术来看，技术决定了可实现的经济成长的上限，技术约束了交换结构的可能性，而交换结构反映了参与者在资源、资本以及信息获取上的不平等，这将导致极为不均衡的结果。
激励是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性因素，但历史上不同差异极大的经济成长差异，意味着需要明确研究与经济市场运行中的交易费用，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关键因素降低了交易费用：1、非人际关系的市场制度的出现，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2、政府保护和实施产权的信念的确立3、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收益增加。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制度变迁是在如此复杂的因素下完成的，并且还存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接替变化效应，所以制度变迁并非是不连续的，所以制度变迁都是在激励的刺激下在制度结构边际上的调整。
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必定构成了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深层基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核心观点是制度的不均衡诱致创新，但是如果制度创新会降低统治者可能得到的效用或者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会维持某种效率的不均衡。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2.意识形态刚性3.官僚机构问题4.集团的利益冲突5.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奥尔森在其《权力与繁荣》中认为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发展是关键性的，尤其是政治机构和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其认为民主社会比专制社会的统治者与社会生产之间有着更大的共容利益，一种市场强化型政府的特征是：1.提供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2.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
读书感想：这个月读新制度经济学感觉还挺不错的，并不是很难，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整个产权学派和新制度学派都是一条脉络扩展开来的，其中核心的思路就是制度变迁要考虑到其成本收益的比较，那么从新古典模型到产权学派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最后到强制性制度学派，是一个理论不断延展和补充的模型的过程，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学的理论模型都是在非常多的假设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理论的正确性都源于许多的前提假设。
[ 此贴被易卓在2017-01-18 22:18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