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书单: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江村经济》
《乡土重建》
《云南三村》
《六上瑶山》
《皇权与绅权》
《中国士绅》
《行行重行行》
《费孝通自选集》
《民主·宪法·人权》
《金翼》 林耀华
《宗族政治》 肖唐镖
2016年1月书单:
《国富论》 亚当 斯密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李嘉图 译林出版社
《有闲阶级》 凡勃伦 中央编译出版社
《制度经济学》 康芒斯 华夏出版社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凯恩斯 华夏出版社
《信任》 福山 远方出版社
（读书报告见帖子后面的回帖，因为字节容量不足）
2015年12月书单：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 托克维尔 中华书局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 中央编译出版社
《民主新论》 乔万尼 萨托利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民主》 罗伯特 达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主四讲》 王绍光 三联书店
《正义论》 罗尔斯 社会科学出版社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 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罢工》 裴宜理 江苏人民出版社
西方的民主政治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自古希腊雅典民主起源至20世纪在各国散枝开叶已逾两千多年，但是民主的发展道路却是崎岖坎坷，甚至在19世纪，大多数的政治家和学者依然视民主是个“坏东西”，那么，既然民主历来是被褒贬不一，它又怎么在20世纪蜕变为普世的价值被多数国家接受？这过程中民主是如何发展变化，西方国家又是如何接受它？其实，政治学自诞生至今一直在追寻最合理最理想的政治体制，不管是历史上的专制制度抑或独裁统治或民主制度，还是近代西方流行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都是在寻找最优良的政治制度。
民主的发展历程
民主最早产生于雅典时代，“人民当家作主”是其真正形式，它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人民直接行使政治权利，并以抽签形式保证人民任职的公正。虽然当时雅典公民相比总人口亦是少数，但是相比古代制度，它亦是最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雅典民主却没有传播开来，即便是当时的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西塞罗等均蔑视仇视民主，他们担心无知的民众当政会侵犯少数富人，认为民主是“坏东西”。自雅典亡后，民主消亡沉积千年。
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民主在西方思想家哪里依然是不受欢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康德、卢梭都不赞成民主，他们无一例外和古希腊学着一样不信任人民，甚至一如既往认为人民是“愚蠢的”。即使穆勒（密尔）提出的“防止多数人暴政”看似保证大多人的利益，实乃是保证少数上层利益不受侵犯，他真正害怕的恰恰是“人民当家作主”。他们之所以不接受民主，害怕如古希腊般人民直接行使权权力，是因为担忧统治阶级利益受到下层当权者侵犯。
19世纪民主渐渐的发生了变化，民主逐步失去了最初“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如穆勒推崇的代议制源于他对民众判断力和情绪的不信任；20世纪民主在熊彼特那里完成从了革命性变化，“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穆勒主张已久的代议制形式成了民主政治的典型形式。
至此，民主的原初内涵发生根本行变化，民主符合西方资产阶级的统治愿望和统治秩序，民主在西方和广大亚非拉国家大行其道。
民主制度的现代解释
在雅典为保证民主的真正实现，有一个步骤不得不提，即抽签——民主政治的标志，它保证公职分布的机会平等。至今选举却成了民主的标志，选举在历史上一直是寡头政治的象征。诚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的美国是“主权在民”的国家，这也预示着民主政治在西方发生根本变化，民主从人民行使主权的政体演变为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体，而政治平等也从公职平等演变为选举平等。尤其指出的是，代议制的民主在穆勒看来是人数众多的国家最佳的政治选择，也如达尔所言“民主单位拥有的人数越多，公民直接参与政府政策的机会就越少，他们移交给他人的权力就越多”。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按照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离”和参众两院制实现了权力制衡，也保证了政治的稳定，但是此政体整体看似民主，实乃是限制民主，阻止人民参政。此其一即行政与立法制度安排限制民众参与政治。其二通过选举制度限制民众参与政治。选举按其本意是公平的选举代表作为己代言人参与政治，但是选举也越来越异化，选举团的存在，人为划分分割选举区域（蝾螈选举区），越来越高的高昂的选举经费，金钱利益腐化等早已让平民仅有参与政治选举却无力干预政治选举，选举在号称最广泛民主美国已经被利益集团掌控。其三是政党制度。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是其民主政治的关键一环，不论是美国的两党制或者西欧诸国的多党制，政府换届时政党外表激烈的竞争，哪怕是许诺对人民生活、教育、医疗等的改善，一旦政党当政，其之前的诺言即搁置，代之以统治阶级利益为中心，这也是为何标榜最民主的美国民众的却总是选举投票率持续低迷的一个原因，民众的选举热情在西方民主面前降温，而缺乏真实知情权的亚非拉国家民众却异乎寻常的高涨。
如是对民主在欧美的异化，诚如王绍光先生所言：
“自由”和“宪政”限制民主权威的适用范围；
“代议”限制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
“自由竞争性选举”限制大多人参政的机会；
普选的实现也无法改变选举的“贵族”“寡头”色彩；
但是，随着西方在全球的主宰横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还是不断扩展到其他国家，当然这也有其他因素：①经济发展②阶级结构③文化影响④市民社会⑤社会资本⑥国家能力等；也有达尔先生所言民主所需的条件：①民主选举出的官员控制军队和警察②民主信仰和政治文化③没有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④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⑤弱小的亚文化多元主义。
那么，出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具备成为民主国家的潜能？首先，哈耶克指出社会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即使民主代表的权力是多数人的意志也不可避免民主制度成为专断权力，社会主义同时没有私有制致使缺乏自由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没有经济事物自由就不会存在个人和政治自由；其次萨托利指出苏联的独裁和经济国家管制不可能容许存在另类的政治民主和自由。是故，民主在西方学者看来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特色，并且其他国家若具备民主的条件，民主即可推广。
民主与自由、正义
正义，早在柏拉图《理想国》即是政治内容重要主题，正义是理想政体追求的国内各行业者各安其各从其事的至善政治体制的追求；自由主义，作为政治领域的的核心思想先于民主流行几个世纪，它在洛克、边沁和穆勒等思想家那里已经发展成熟，截止至今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依然是最强力的的发挥作用。但是自由主义至边沁的最大多数人功利主义的取向引起后人批判，他在追逐大多数人利益时难免会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古典的功利思想主张社会制度应最大限度的增加人们的功利总额，而平均功利主义是要最大化平均功利而非最大化功利总数。在20世纪罗尔斯完善正义原则抑制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泛滥。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最先是来源古典的契约论思想。古典契约论主张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普遍同意契约，人民的授权是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存在的基础。罗尔斯和契约论思想家如洛克等同样把契约论追溯到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原初状态），原初状态是虚构推测的非历史的环境，人类最初在原处状态中是自由的、平等的、合理的、理性的，与此对应的是一个无知之幕，此无知之幕把原初状态中能影响人们平等地位的一些社会因素排除掉，原初状态是一种契约论的状态，人们在此按正义的原则行事。原初状态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它是一种人们运用理想思考国家起源及其按契约成立国家合法性的过程，是一种合理的政治推理国家起源。其次，罗尔斯重新思考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性观。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性观建立在个体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个体在理性的指引下追求自我的利益。罗尔斯并不认可此观念，他从康德思想中汲取了人性观的精华——人的本性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当他的行为原则可能是作为对其本性最准确的表现而被他选择时，他是在自律的行动。罗尔斯赞同康德的观点，将人理解为人类共同体的一个平等成员，在建构原初状态的时候，将人看成是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
最后，罗尔斯在批判前思想家的基础上提出正义的两大原则。罗尔斯认为正义的首要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是社会主要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以及这些制度是如何融合成为一个社会合作的统一体系，而正义的最终目的在于规范秩序良好的社会，在此公平的合作体系下，保证其每一个参加社会合作的人都能从这种合作中收益。为此，他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
第一原则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都拥有一种法平等的权利。此原则可见罗尔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继承，自由是其思想基本出发点。
第一原则对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可以保障平等分配，不过对于机会、收入、财产等却无法做到平等分配，于是这需要提出了第二原则作保障：
第二原则针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首先，对于收入和财富分配，要采用差别原则，使其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其次，对于机会和权力等采用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思想在20世纪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最大的例证完善，这也是对20世纪对抗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在全球的流传的同时输出西方民主政治最大的贡献，也是西方民主政治自身不断发展的要求。
2015年11月书单：
《政府论》（上、下） 洛 克 商务印书馆
《政府片论》 边沁 商务印书馆
《论道德和立法的原则》 边沁 商务印书馆
《功利主义》 约翰·穆 勒 江西教育出版社
《代议制政府》 约翰·穆 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论自由》 约翰·穆 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 黄伟合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论法的精神》（上、下） 孟德斯鸠 京华出版社
《论人与人不平的起源和基础》 卢 梭 商务印书馆
《社会契约论》 卢 梭 商务印书馆
17、18和19世纪西方政治领域两大主流思想是社会契约论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社会契约论思想上乘霍布斯，下是洛克和卢梭的二人不断对其发展发展完善，另一思想则是由洛克、边沁和穆勒（密尔）主张并完善的自由主义思想。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新兴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尚未站稳脚跟，此时对应的是社会契约论思想，为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到18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对旧制度的决定性胜利而不断扩张，资本主义国家成长壮大而对比之前个人权利的缺失，故此时需要的是保障个人的正当合法权利，故自由主义成长壮大起来，并且逐步取代社会契约思想在整个西方政治领域思想大行其道。
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
洛克社会契约思想直接受霍布斯影响，但是洛克所处时代已经不是霍布斯那时封建专制君主，而是反对君主专制统治，所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思想中人民契约一旦签订契约就不可毁约只能接受统治已不再适应，洛克直接提出人民签订社会契约成立国家是为了保卫自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也人们把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人都拥有的惩罚等权利交予政府而建立契约的目的。但是洛克明确提出人们基于契约成立的政府若不能保卫人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和自由，此时政府已不代表人民利益，那么人们就可以推翻它而建立新的政府以达到目的。这里传递出出两层含义，其一是上面提及的保卫人们的安全的财产，其二就是洛克主张再成立新政府，即洛克是主张社会需要政府的，也就是基于契约成立的政府是可以保护人们保卫人民安全和财产的权利，这也可以看出洛克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先驱。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基于契约成立的政府保障人们的权利呢？再此洛克提出了在政府行使上应当是立法权、执政权和对外权分别交给国家中议会、政府和君主三部分行使，这样就可以避免当权者以权谋私所害人民利益，并且立法权是最高权力，经正当程序制定的法律下至人民上至君主都要遵守，否则就是形同虚设。关于政府要再次强调，洛克认为政府是人们从自然状态到社会联合状态下自身利益不可缺的，甚至基于契约交给政府的权利不可收回，即强调政府的作用，这也是他社会契约的核心要素。
相比洛克，卢梭更加强调基于社会契约政府对人民权利的保护，而传递出更多限制政府权力的要求。卢梭认为社会公约乃是每个人都把自身和全部力量至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基于公约非但没有摧毁自然状态下的平等，反而以道德和法律的平等代替自然所造成人与人之间身体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为是公意更好表达不允许国家中存在小集团，任何处于个别对象考虑均不属于立法权范围。至于立法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保证全体人民的幸福，即自由与平等。
由此可见，卢梭更加关注的是公众的意志，以此才能保护君主制下人民不受或少受统治阶层的侵犯，基于社会契约而任命的官吏不是统治者，而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任命，所以要对人民负责，如此基于公意下的政府要对契约下公众福利来考虑。若是处于不遵从公约（社会契约）侵犯人民利益，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可推翻其不合理统治；卢梭坚持法律置于政府之上，他主张共和制政体，唯此才可以保证法律之上和契约利益不受侵犯。
洛克、边沁和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
洛克不但重视社会契约，更加重视社会状态中人的自由。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自然人是享有的是“人类自然的自由”，之后才过渡到文明社会中有统治者存在的“社会人的自由”。如此，按洛克所言，人在自然状态下即是拼着自身的理性来行事，一方面自然人享有自然赋予的平等，另一方面则是自然赋予的自由，此状态享有的平等和自由他人是无权过问和干涉，还有就是自然状态下的自身和财产的安全。关于天赋自由，洛克在《政府论》上篇中通过驳斥菲尔麦上帝授予亚当父权而确立自然的自由权利。后来，人们为了避免彼此间因为财产、安全和自由的冲突，也为了实现联合（如物品的互通有无）而方便生活基于共同的社会契约组成社会（国家），这样自然状态的人就要交出自己自然状态下的无忌讳的自由，于是诉诸于共同的契约和法律来保证自由、平等和自身及财产安全。为了保证人民的权利，洛克强调，法律不但是人民要遵守，统治者也要遵守。
洛克生活的17世纪正是英国专制王权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激烈时期，洛克所提倡的自由受到专制君主“君权神权”的威胁，所以洛克借助其理论中自然状态基础上的自然权力观与君主专制针锋相对，甚至借助自然权利的绝对性，即自然权利是所有人进入任何政治社会之前就享有的理所当然的权利。洛克的这些观点也遭到后人的批判，因为自然状态历史上到底如何或者存在与否值得怀疑，而洛克的天赋自由恰恰建立于他所理论建立的自然状态下的，不过无论如何在当时洛克的自由理论依然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另外，洛克还主张，在人们从自然状态通过社会契约进入社会状态时，社会成员有服从于大多数的决定和义务，否则若人们依旧按自然原则各行其是必然导致契约难以成立，国家也就不了了之。这也是多数派原则，其后在边沁和穆勒哪里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边沁最著名的当属功利主义思想，边沁指出，功利主义原理是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者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的原理，即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在边沁看来，自然状态是不存在的，这在他驳斥布莱克斯通时已指明，所以不存在天赋的自由，他也指出人不能完全独立，故不存在绝对自由。边沁认为只有在法律保障之下的自由才是真实存在的，而没有法律的自由则会受到其他更大程度的强制。法律在边沁哪里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手段，只有在法律下才有人们的自由和幸福，法律改革的目标也即是个人的幸福，而对比洛克追逐自由则诉诸政治改革。
边沁在诉诸法律时一方面指出惩罚目的是以最小的人类痛苦为代价保证法律遵守，另一方面是减少不当惩罚，重罪惩罚是为警戒，这些都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最大多数幸福原则，也反映出他与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现实法律的忧心。边沁的自由主义虽有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这无疑会让个人算计个体的幸福，也如它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关于追求快乐的精确计算，即个体的个人主义利益，如他提出的“只关注自身即过失是本人对自身的过失则不应受到惩罚”，此乃是过于关注个人利益的观点也遭到后人的批判。关于多数原则，边沁考虑的是多数人的利益会遭到暴政的侵犯，而没有顾及到对应部分的少数人的利益。在边沁这里，自由已经成为获得幸福的手段，成为功利主义的自由。
穆勒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大不同于洛克时期，此时期资产阶级国家已经稳定，政府的合法性已不需论证，而考虑更多的是为政府划界以尊重和保障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穆勒主张的自由首先是个体的自由，他认为个体的独立自由对社会发展尤其重要，个体的言论意见对和自由的讨论，包括言路开放对于社会发展活力关键。如他指出欧洲三个活跃时期（宗教改革后、18世纪后半思想运动和歌德与费希特时代得过短暂的知识躁动）为例的欧洲社会快速发展。故凡是摧毁人之个性的都是暴政。当然面临也同时指出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若是过度发展到妨碍他人，则个人自由要受到限制，这也是他人或集体保障自我不受伤害的唯一正当目的。关于个人自由的标准有两条，其一是个人行为仅关一己利害而与他人无关，个人就无需对社会负责，其二是对于任何有损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应该对社会负责。穆勒还指出政府要退出凡事不遗余力包揽干涉，要留给个人自由和权利，尤其是给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天才成长空间，千人一面只能万马齐喑，同时政府包揽无余也会造成官僚制困境。
此外穆勒不同于洛克和边沁另一方面是关于多数原则，穆勒坚决维护多数统治下的少数派利益，对少数派（甚至是宗教称的异端）意见的保护和尊重是自由所需，更是社会发展不可缺的。这关乎整个理想精神的发展，这也是他对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趋同化不利一面的反思，他也以中国封建社会千年无发展为例为教训。这里直接揭示出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关注的是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也是他对边沁最求最大多数幸福原则的超越，也有他对西方理性化过度导致人的畸形的反思。在洛克笔下的自由主义承担着把个体从政府权力中获得权利，发展至穆勒自由主义更多的是对现实人的关注，尤其是18世纪的现实问题。
感想：本月继续沿着政治学读下去，深深感到此时期政治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么是对政府要么是对人民，这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其次，关于自身，时间把握尚好，感觉思考依然不足，缺乏交流，读书中遇到的困惑久久不能平息，所以依然还是要多思考的。
2015年10月书单： 《理想国》 柏拉图 时事出版社 《法律篇》 柏拉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会饮篇》 柏拉图 人民出版社 《政治卷》 亚里士多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尼各马可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 安徽人民出版社 《利维坦》 霍布斯 江西教育出版社 《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 查尔斯·蒂利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这个月开始阅读政治学，首先是从古希腊政治哲学开始，在政治学早期的古希腊阶段政治学并未和哲学分离，政治学亦未和伦理学分离，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论述围绕着国家为中心展开，期间个人与城邦国家形塑，个人道德品质与国家关系都密不可分的影响。哲学的本质在于爱智慧，那么早期政治哲学就带有明显的哲学家思考，古希腊的政治哲学追求的是一种善的政治制度，一种有秩序的城邦政治，一种全体城邦人民的生活幸福。在政治学发展的早期，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学是交织在一起的，关于公民与城邦共同体的伦理思考和城邦的政治思考也是紧密连在一起。当然还有后来大家的不同角度其他分析，但深感古希腊学者的奠基智慧。下面梳理大家的国家理论，理解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理论建构。 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倒出理想的城邦国家的理想类型。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品质来源于公民个人的品质，只要城邦各部分具有了其相应的品质并且护卫者和公民各司其职，那么就可达成正义之城邦，公民个人或群体之善达成城邦之善，同时城邦一经如此建立起来便是善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城邦国家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但是，这些城邦品质的达成又是有所区别的，智慧和勇敢只要处于国家的不同部分中（统治者或者战士等），便可使国家成为勇敢和智慧的，但是节制则有着与智慧和勇敢不同的作用机制，节制必须是贯穿在全体公民中的，即公民都心无旁骛的只做自己的事，就是城邦生意人、辅助者、护国者三种人各自履行符合他们天性的职务，互不干扰，如此也就有了正义，只有城邦所有公民都达到节制国家才能达成正义。正义国家也不是塑造一个一味追求个人幸福的国家模型，而是公民整体幸福的国家。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要规模是适当的，适当的标准是城邦的自给与稳定统一，甚至理想城邦人数给出了5040的理念模型，在他们探讨的城邦的人口、领土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都彰显着小国寡民的国家观念。那么国家的政治制度该是什么样的？他列举了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四种类型。不同政治秩序对应不同的政体，而政体则是与其城邦生成理念相对应的。柏拉图主张的是人治，城邦统治者的品质与政治制度是对应的，贵族政治对应真正的善者和正义者，斯巴达制度必然是争强好胜、贪图荣誉者，寡头制度下必然是贪图财富的少数人，民主政制则是崇尚自由者，僭主制则是极端自由者造成其奴役的反面而形成。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乃是城邦护卫者的最合适人选，因为哲学家具有爱好亲近真理，同时具备正义、勇敢和节制的良好品质，这样有哲学家统治的城邦必然会因为其具有良善知识使城邦成为正义之城邦。但是柏拉图后又指出哲学家并非容易出现，所实行最好的也仅仅只是对最优良政体的理念模仿，这样只能依靠成文的法律统治，这样理想国家最好的政治制度即有最高权力的判断也有法律，这在《法律篇》中可以看到这样人治到法治的逐步过度转换。 关于柏拉图的“理念”概念。柏拉图认为在真实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而现实世界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理念世界却是不变的。在《理想国》中他用工匠做具体工术品做说明，在工匠做具体的工艺品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工艺品的理念模型，这个理念模型先于工艺品存在，也许存在于外在世界，也以外在理性化方式存在于工匠的头脑，总之它是先于工艺品而存在，而且这种理念模型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纵然是工匠做出的具体工艺品千差万别，但是它们都是其理念的外形，假如有对工艺品的描摹等艺术再现，则是第三等最次之的，即是对理念对现实的模仿的模仿，是最不可靠的。这种理念的观念也体现在柏拉图理想国上，他建构的理想国就是完美至善的国家理念，而现实世界具体的城邦或国家就是理想国的变种变异，以理想国为参照而追求现实具体城邦最高的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与国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直接提出“城邦是自然的产物，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他认为世上一切学问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政治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城邦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研究的是个人之善，政治学研究的是人群之善，而国家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的，因此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就需要将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区分开来，这样城邦（国家）良善秩序必然也就不再是一种人治的政治秩序，城邦政治整体追求善的政治秩序就必然要全体公民和城邦整体考虑，如此必然要诉诸法律，法律要求公民施行所有德性，因此他寻求的是一种法治下的良善秩序。亚里士多德法律制订者具有高尚的德性，那么其政治哲学也具有较强的伦理学色彩。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应是有差别的政治团体，而不是如同柏拉图把一切东西归公有，尤其是妻女共有和抚养，他认为德性虽为所有人共有，但是又认为男人的勇敢在于发号施令显示出来，而女人的勇敢则体现在服从上。他认为城邦在于多样性，城邦由不同品类的人组成，通过教育可达到共同一致，城邦的差异多样是高度自给的保证，通过互补实现，也因此成为真正的城邦。 关于国家（城邦）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三种政体，分别是君主制、贵族制和公民政体，他们分别是为共同利益着想、为少数执掌的共同利益着想和多数人执政为被统治者利益着想；这三种政体的遍体分别是为单一统治者谋利的僭主制、为富人谋利的寡头政体和为穷人谋利益的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城邦中的公民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极富、极贫和处在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极富者往往容易逞强放肆，易犯重罪，而极贫者容易懒散无赖而犯轻罪，唯有处在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少有野心，能顺从理性，因此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霍布斯的理想国家。经过古希腊和漫长的中世纪发展，至霍布斯认为国家的实质存在于人们通过相互之间订立契约使群体的每个人成为它的授权者，它的行为就是群体行为，它可以在认为对群体的和平共同防卫有利时使用群体所有的力量和手段。纵然人们订立契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群体中相互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在群体之外能够保护免受其他人的侵害，但是根据霍布斯的看法人们一旦订立契约，把自己的权力让渡给国家，那么就要遵从国家，因为他认为“一个人根据另一个人的授权所做的事，不可能对授权者造成损害”，意味着国家接受公民授权就不会作出对人们不利的事，同时还意味着人们若对自己授权的主权者（国家）进行起诉就是对自己进行起诉。按理想类型，通过这样人们订立契约的国家是不会伤害被他授权人们，但是现实中国家作出对人们的所害是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战争发生时。但是霍布斯又声称，人们一旦订立契约遵从国家就不能反抗国家，即使国家有不义之处，这反映了霍布斯国家理论的局限之处。 霍布斯所处的克伦威尔反对专制统治时代对其影响甚大，霍布斯认为国家政体也有三种，分别是代表的君主一个人的君主制国家、议会的全体人员是代表的民主制国家和议会的一部分人员是代表的贵族统治的国家。霍布斯还阐述了贯穿中世纪的国家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争斗过程，在宗教诞生初期他依附于世俗权力，一旦羽翼丰满尤其是有君主皈依基督教后，则不断要求世俗权力，进一步干预世俗事物，借基督教王国理论，甚至干预国家财政，乃至质疑君主和合法性废立问题。霍布斯一直主张的是世俗主权者对于宗教和世俗两方面有关的言论和行动的一切案件都具有最高权力，因此霍布斯把一切灵性的黑暗始作俑者归之为宗教。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意大利分裂征战和备受入侵之时，他痛感国家分裂，饱受国家被入侵的心酸，因此马基雅维利期待国家实现强大统一。马基雅维利不反对战争，他希望君主建立强大的军队实现国家统一，绝非依靠雇佣军，甚至指出意大利现在的崩溃正是因为它长期以来依靠雇佣军所致。在《君主论》的开篇，他不置可否的讲到，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而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关键是有一个开明、强有力的君主，君主可以超越世俗对于善恶的看法，不择手段。他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国家状况已经让他容不得考虑把古希腊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念加入其国家观之中，而是彻底的谈论国家政治。马基雅维利抛开宗教神学，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强权，马克思评价他“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中独立的研究政治主张”，他的国家观念给人醒目的国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感觉。 查尔斯·蒂利国家论。蒂利考察了公元990年到1992年一千年的欧洲历史，他根据军事力量的构成标准，他首先分出这一千年的分期即四大阶段：世袭阶段（君主制时期）、经纪人阶段（雇佣兵时期）、民族化阶段（从本民族招募军事力量）和专门化阶段（财和政军事分增强，国家突出）。在这期间，强制和资本两大因素是促成传统国家虽然有不同道路但是都最终走上民族化过的决定性因素，一是由上而下的体系中国家强制的空间逻辑，一是由下而上的体系中资本的空间逻辑。这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形成的两套逻辑之下，在强制密集的国家，地主（贵族地主）的利益举足轻重，如俄罗斯；在资本密集的国家，资本家（商人、银行家和制造商）的利益起着决定作用，如威尼斯（它是一个屈从于商业贵族阶级利益的国家）。 在蒂利看来，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有一个显著地特征，即国家组织对国家底层的控制成功实现了由之前的间接统治到后来的直接统治，这种变化是通过战争尤其是准备战争过程中实现的。如他所说，17世纪之前，每一个大的欧洲国家都是通过强力的中介来统治国民，中介享有高度的自治，可抵制违反他们利益的国家要求，并从代理中实施国家权力中获得自己的利益。中介的掠夺及激起普通百姓对中介的反抗，也激起中介者的反抗，甚至还激起整个地区对国家角色的顽固抵制，这阶段尚属于经纪人阶段。之后国家的直接统治和国家政治一起成长，且两者相互增进增强，但直接统治也带来人民对国家的依赖，如在福利和日常事务等方面。 最后蒂利指出战争和军事力量在现代国家形成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之前是国家在组织战争中为得到财政支持利用强制手段建立机构收税，并在此过程中与人民讨价还价，也造成社会阶层力量壮大与国家对抗。期其间夹杂着中央（国家）与地方关系和力量的此消彼长，波兰就是因地方强制力量大而军事力量强，但国家强制力量军事力量弱而被瓜分的教训。现代社会中军事力量和竞争驱使欧洲国家走向总体相同的方向（民族国家），军事力量支撑着民族国家的创建和最终优势，这也解释了20世纪后半期第三世界级国家为何军事政变高发。 以上是从古希腊先哲论述城邦国家特征到中世纪到现代民族过的发展变化的粗线条梳理，整个国家理论有三条发展框架：一是政治学逐步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逐步独立出来，二是国家观念逐步成熟并形成真正现代国家，三是军事力量始终在国家形成中占据重要地位。除此外，还有一条就是国家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也都朝着民族国家道路挺进。 感想：本月开始政治学阅读，先是好奇，后是感到思维的转换，由社会学到政治学，渐渐有感不同学科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释，期待下一阶段大家对现代国家政治的深入分析。其次，时间管理好与坏真是太重要，在缺乏大块整体时间之下只能抽取晚上等时间见缝插针，坚决不能随着性子随心所欲，当然适当调剂也不可少；再次是深深的感到阅读后的交流欲望强烈，西农没有华科的优良读书会交流条件，虽有读书者，但参差不齐，唯有坚韧的走下去。
2015
年8
月20
日——23
日，9
月10
日——27
日书单： 《超越左与右》 吉登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 上海三联书单 《社会的构成》 吉登斯 上海三联书单 《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 译林出版社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吉登斯 上海三联书单 对吉登斯的思想梳理从三个方面进行，即结构化理论、现代性和第三条道路三方面展开。我认为，这三方面恰恰就是比较全面涵盖吉登斯的思想，这三方面就是这样的关系，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构筑的理论依据，现代性更多的是吉登斯体验到的现代性和全球化之下带来的问题，而第三条道路则是吉登斯运用自身建构的结构化理论解决全球化现代性之下问题的途径。同时，吉登斯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仅仅可以看到他和社会学后三大家思想的通融之处，也可以看到和社会学前三大家之间的相承和扬弃。 首先，关于结构化理论。在社会学中，二元对立是一组常见的命题和理论，这根源于人们在对社会世界的认识不同，也和哲学中人对世界的认识二元对立不可分离。在社会学产生早期阶段，围绕着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就产生了关于行动和结构的争论，一种主观主义的视角，另一种则认为社会是客观存在的，韦伯就是强行动而弱结构，涂尔则是干强结构而弱行动。而主观主义视角难免由于重个人而忽视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客观主义则过于强调社会，不可避免导致社会对个人的压制，缺乏个体的能动性。在吉登斯这里，社会和个人不再是二者的对立，而是两者之间的互构，也就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化理论首先就是结构二重性，结构二重性在弥合行动和结构上。在社会中，社会行动者产生于社会的结构之中，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作用在社会行动者身上，即个人运用资源和规则及媒体产生制度，反过来又要受到这制度等的制约，这种作用是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发生，二者在同一场域过程中相互促进和不断建构，而其表现在结构化理论上就是二者的互构性，行动者主体通过实践借助资源建构结构，运用资源和规则建构社会系统的再生产，可供支配的资源则是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性的资源，它根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权威性资源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非物质性的资源，它源于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此二重性的在行动和结构之间，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就是两两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构，结构作为被反复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和资源已超越了时空，其特点之一就是主体的不在场，这有应对其后的“脱域”和“抽离”所要求的打破时空的离开和嵌入机制。 在吉登斯这里，关于结构二重性，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 其次，关于现代性。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吉登斯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即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并且鲜明指出只有在发展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才具备现代性的条件，如西方民族主义国家后期的资本主义扩张即为现代性的产生和其蔓延到全球提供条件，而在前现代社会则因受地域、时空等的限制，不能达到现代性发生所需要的时空分离和脱域机制等条件，故不能发生。 吉登斯深知现代性自诞生就是要外延至全球化的，所以必须用全球化跨时空的视角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对现代性的分析要放在超越时空之中的，这就是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带来同时需要的时空分离和脱域机制，这也就打破前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在场性。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之下有两种脱域机制类型，其一种是象征标志，即它指的是相聚交流的媒介，它可以将信息传递开来，而不用考虑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品质；其二是专家系统，它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它代表着我们生活中物质和环境的权威评判体系。现代性的这种性质直接导致个人内在性在现代性的外延性之下的无力，而不是个人在前现代社会的适应，现代性的全面和宏大影响直接造成与前现代社会的断裂，而对个人造成的断裂则直接表现在现代性面前的焦虑和丧失本体性安全，同时个人的反思性也在不断加强。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的，而社会学作为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形式本身即建立在现代性内涵之中，故他把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主题界定为“现代性和现代化”，吉登斯用“现代性”而不用“现代化”是因为现代化本身隐含着现代性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格局，所以“现代性”比“现代化”更为本质，而至于现代性的变迁动力，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三个因素。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多维度的，现代性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四个制度性维度。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时空延伸过程，现代性的这四种维度相对应全球化四种维度，即分别对应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全球化的时空跨越性和开放性也导致现代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失控的具有严重风险的世界，这又导致现代性四个制度性维度分别也隐含了后果严重的风险，即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和灾难、极权的增长和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的严重风险，致使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风险社会中。与此同时，吉登斯还开出了针对此风险的良药，就是规划了一种全球化的超越匮乏型体系的维度，即是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关注生态的体系、协调化的全球秩序和对战争的超越。针对现代性的严重后果吉登斯主张通过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来克服，生活政治不同于解放政治，它是一种自我认同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在全球化影响的自我反思中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自我在现代性和全球化冲击下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辩证性导致亲密关系的变革。这导致自我本体性安全确实和存在性焦虑，自我为了寻求本体性安全感，自我控制增强，把扰乱生存问题或与生活问题无关的经验存封起来，同时社会也会通过监狱和医院犯罪和患者的生活经验封存，如此使得个体与事件和情景的接触变少，从而丧失生命历程的道德性，也会导致极端的自恋倾向的自我崇拜。在过程中，自我遇到多种两难困境，如分裂与联合、无力与占有、权威和不确定及个人化的与商品化的经验等困境。 再次，关于第三条道路。二战后在西方的政治思潮先是老派社会民主主义，他们信奉凯恩斯主义，相信自有资本主义的弊病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可以得到缓解和克服，主张建立健全的福利制度，认为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因为公共权力代表着集体意志；另一种则是新自由主义，它敌视“大政府”，即反对国家干预，同时反对福利国家，认为福利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如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在吉登斯看来，应该调和二者，既要打破右派主张不平等观念，又要采取左派国家适当干预，把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机制同时发挥，还要发挥社会第三方力量（公民社会复兴），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自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在现代性之下的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为公民在现代性之下的全球化、个人生活转变和人与自然的问题找到解决途径。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使他对左派福利国家和右翼新自由主义的超越，而非简单地二者折中，更多的是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在经济上，他主张用新型混合经济（国家干预的、社会的、混合的等多种形式）和积极福利政策来超越匮乏的经济和不平的的贫困问题；在政治上他主张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建立积极的公民社会应对暴力问题；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上通过世界性的民主和国家来防止极权主义的兴起，吉登斯主张通过政治途径以生活政治取代解放政治来实现自我的实现。 针对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指责，他们认为福利政策的保护原则忽视了个人的自主性，导致人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性，产生道德公害，同时还有福利国家自身的财政性问题和官僚机构僵化等问题。吉登斯主张实行积极福利，因为它不是盲目跟随新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更多的社会平等，主张积极福利要由个人、集体和国家共同参与，并且建设积极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发挥社会第三部门的力量，以此来实现政治刚领的大更新来应对现代性难题。 最后，关于社会学前后大家的一些思考。社会学大家都离不开对人的关注，马克思关注的是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无产阶级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命运，无产者变成了资本家的工具，而资本家又变成了资本的工具，资本主义之下人被异化，这是人类生存命运的悲剧；涂尔干关注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由于分工发展等原因所导致的社会失范带来的自杀等问题；韦伯则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走向更加理性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类自己陷入理性化牢笼的命运问题。布迪厄从惯习、场域、权力以及交往中的区隔来关注人；福柯是从身体、精神的角度关注人，还有被忽视的不正常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哈贝马斯则是沿着韦伯的路径，探讨工具理性过渡膨胀所造成的意义失落等沟通领域对人的影响。而吉登斯关注的更多的是现代性对人的自我认同所产生的影响，是自我在现代性之下的生存状态，除此外还有在生态环境、集权国家等新背景下风险社会下人的命运的关注。从中可以看出前三家从宏观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到后面大家到人具体微观层面关注的变化，从高高在上到深入普通层面的转变。 感想：第一，这个月从华科到西农体验到环境变化，这儿的整体环境和校园氛围与华科极大不同，不能改变环境只能改变自己，把握好可以利用的时间，不怨天尤人。第二，这儿月因为回家、开学等杂事中间被打断，时间被切割，拉的战线太长，读书的效果差，总结的不满意，要吸取教训。第三，没有了华科读书会的团队，实在艰难，不过一直会以中心为样激励自己，不敢懈怠。
2015
年7
、8
月暑期书单： 《性经验史》（增订版） 福柯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词与物》 福柯 上海三联书单 《疯癫与文明》 福柯 上海三联书单 《临床医学的诞生》 福柯 译林出版社 《知识考古学》 福柯 三联书店 《福柯》 艾莉森·
利·
布朗（美） 中华书局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吉登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吉登斯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吉登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民族国家与暴力》 吉登斯 三联书店 这个暑期主要读的是福柯和吉登斯，福柯已经阅读完成，由于时间因素吉登斯尚有一半没有阅读，这次就主要围绕福柯作总结，吉登斯的则在读完接下来作品后就及时总结。读福柯最大的感触就是难以进入其核心思想，尤其是偏哲学方面的，这应该也与福柯关注的对象和其在作品中展现的维度独出一格有关，如边缘人，疯癫等，这些素来遭受冷门待遇的对象在福柯笔下再次给我们展现异域风情，虽然福柯与其他大家关注的对象迥然不同，但是福柯以他特有的“疯癫”方式探讨的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却是一样的。在总结福柯的过程中，权力，知识和话语是关键性字眼，这篇总结就围绕权力展开。 疯癫与权力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社会对疯癫的不同阶段的审视控制来一步步建构出权力。首先，在“愚人船”中，疯癫依然是纯粹的，甚至此船还一度被认为载着理想中的英雄，至少此时期疯癫是被看做正常的现象，对待疯癫也是平常的较友善方式处理。 其次，紧接着是总医院出现了，总医院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这意味着，到17
和18
世纪，人们不再是从自然观而以非理性来认识疯癫，疯癫不是暴露了某种物理机制，而是揭示了某种以兽性的可怕形态肆意横行的自由。在收容所，疯癫打破了沉寂成为一种表演，变成了娱乐公众的公开丑闻，意味着非理性被隐匿在禁闭所的沉寂中，疯癫成了古典时期的非理性经验，成了一种谬误，紧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社会秩序中清楚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在此对疯癫的禁闭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 第三阶段是随着精神病院诞生。疯人院的任务是实行统一的道德统治，严格对待想逃避这种统治的人（疯癫），这里虽然没有强制措施但是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了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早已被制服了。精神病院的隔离，对待疯癫不再是谴责，而是审判，疯癫达到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病人就将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人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对疯癫的医治最终达到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新秩序”，把疯癫主体变为需求的客体，自此作为主体的人不存在，而与之伴随的是权力对人的步步深入，人被一步步的理性控制。 医学与权力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开篇福柯就提出，“临床医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而话语的背后就是权力所在。 福柯阐释了医学几种转变：首先，18
世纪末之前，医学强调的是健康，而不是正常；19
世纪的医学更关注正常，而不是健康；前者关注的是活力，柔韧性和流动性等这些会在生病时丧失的特质，医学的任务是恢复它们；后者则是根据既能运作的类型或有机体结构的类型来建构自己的概念，提出相应的疗法。其次，对疾病的诊断发生大转折，之前在18
世纪及之前的医学传统，疾病是以症状和征候的方式呈现给观察者（医生）；此后则是依靠于病理解剖学——解剖尸体，病理解剖学虽然出现在认识的最后阶段出现，但却为知识本身的实证性提供了首要原则。但是解剖学除了可见物外说不出其他任何东西，而且也只能说出同时性的可见物空间存在的简单的、最后的和抽象的 东西。这也显示出解剖学的不足和反观出传统医学的优势。 那么，医学，尤其是医生怎么和政治意识和权力发生关系？福柯是这样回答的：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做斗争必须先于坏政府做斗争，人必须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临床医学是肯定性时间的知识，它是有待于被发现，它早已与最初的医学形式一起存在了，临床医学是一种运作逻辑维持的感知行动，它具有分析功能，因为它重视事物构成的发生过程。 医学语言出现新的转折，问题是让词语经受某种定性的、更具体的、更模式化的推敲。而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医学话语的转变即意味着此领域权力的变化，之前的临床医学知识和现在的直面解剖学知识一起构成新的医学权威，新的权力。 规训与权力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首先指出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阴森的惩罚有两个转变过程，一是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消失，二是惩罚中肉体被折磨的痛苦消失，至19
世纪中期惩罚的重心已不再是作为制造痛苦的技术的酷刑，其主要目标是剥夺财富和权利，即完成了从肉体惩罚的政治学向肉体惩罚的经济学转变。福柯通过揭示惩罚的历史变迁展现权力对人的规训。在本书中福柯指出三种惩罚模式：首先是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其次是古典时期，即近代绝对君主制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监禁；再次是现代规训权力技术的监狱和规范化监督。全景敞式结构的监狱体系一方面通过限制自由来到达惩罚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教养手段规训罪犯的行为。 福柯认为，首先是早期的酷刑、公开处决，不仅是一种司法仪式，更是一种政治仪式，它体现了君主权力的绝对权威，但也蕴藏着消亡因素，因为当公众参与这种公开惩罚，既可以使民众的报复成为君主的报复，也可以使民众产生对罪犯的同情，进而表现出对惩罚权力的拒斥，产生暴动。第二是古典时期开始了酷刑改革，监禁等新的惩罚措施反映出了反对君主无上权力的斗争，新的变革后的惩罚措施在于建立起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的联系，通过再现式的惩罚手段使法律话语深入人心，此时监禁在刑法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第三是现代的监狱制度成为了惩罚的基本形式，随之发展的是庞大的监狱体系建立，尤其是全景敞视监狱的构想，一方面通过限制自由来达到惩罚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教养等手段规训罪犯的行为。福柯认为此三种惩罚形式的变化并非是从非理性向理性，从野蛮向文明的进步，而是历史的断裂，是权力——知识综合体支配人体的方式的继替，只不过形式变化了，效果变化了，而知识——权力关系始终是一切惩罚机制的核心。 在古典时期，人们拷问犯人的罪行，虽手段极为残忍，但主要的焦点是在于“
罪行”
，在于“
事”
，而现代，人们所要探求的是人罪行后的成因，罪行要成为一个有理有据的必然行为，这就是个由对事到对人的转变，是对人的根本否定。 在福柯看来，规训技术从监狱扩展到社会，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更为深刻广泛的影响，这导致社会建立起一种渐进的、连续的、不易察觉的等级，无所不在的规训也使得惩罚权力变得自然正当了，在社会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规范。而其所依赖的手段则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制度。 知识与权力 “权力——知识”分析是福柯思想中的关键词，福柯指出，权力制造知识，知识和权力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以往的历史分析侧重于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联系，但在福柯看来，这使得历史学家更容易刻意的忽略、抹杀分散的、断裂的、不连续的历史片段。因此，考虑不连续的、碎片化的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具有重要的价值。福柯善于在历史的边缘与角落中探究考古，因此疯癫、疾病、监狱等都能成为其研究的对象，并且他十分注重人的肉体，在他看来，“只有研究干预人的肉体，行动和行为方式的权力机制，才能建立人文科学考古学。”从权力——知识的角度看，权力的运作在监狱中表现的最明显，因为它毫不掩饰自己，通过监狱还可以考察权力在整个社会的运作。 福柯的考察过程中贯穿的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考古学是不同于思想史的方法，它并不促使人们去寻找起始，它确指一种在已说出的东西存在的层次上探究描述的一般主题。考古学探讨知识本身，而且是一种实践的话语，他关注话语的特殊性，对话语方式作出差异分析。它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它是一种再创造，就是说在外在性的固有形式中，一种对已写出的东西的调节转换，是对某一话语—
对象的系统描述。考古学是一项比较分析，它不是用来缩减话语多样性和勾画那个将话语总体化的一致性，它的目的是将它们的多样性分配在不同的形态中，它不具有一致性的效果，而具有增多的效果。 在福柯晚期的著作《性经验史》中他关注点从权力转向自我，他在导言中说“经验如果被理解成文化中的知识领域、规范形态和主体性之间的相关性，那么我们的计划就是研究性作为经验的历史”，即福柯是研究作为知识形态的性以及其中的主体、自我关系。这与福柯前面分析的主体在规训惩罚控制之下的主体萎缩遥相呼应，他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时期三个阶段分析性经验。古希腊时期，主体是在关心自己的哲学背景下提出来的。此时关心主体是与权力一致的，管理好自己的欲望即可统治好城邦。因此，若要统治好城邦，就必须先关心自己。为了关心主体、塑造主体，必须认识主体。必须运用一套修身技艺，培养主体统治和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希腊罗马时期依旧要求关注自我，此时主体占据了全部焦点，提倡自我节制，生存艺术生存美学形成，权力的出场逐渐减少。 福柯对主体的关注反映出他对人作为能动主体的重构。 说真的，读福柯很吃力，感觉不容易把握，如《词与物》中间涉及到哲学部分，素来缺乏哲学相关基础和素养，理解起来很难，甚至感到福柯的思想前后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但是始终坚持到底，最后尝试着从权力角度做一个贯穿的总结。其实读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依然是要迎难而上，不急不躁，一本一个脚印。其次，要特别感谢一年来在华科的读书团队，当然还有贺老师的叮嘱及诸位师兄师姐的住宿帮助，不管是14
级团队，还是15
级团队，他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是我这一年坚持不懈的巨大力量，接下来不管到哪里，我想这个团队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足以让我抵抗外界各种干扰，再次感谢。最后，在读书方面还要再次提及读书交流的至关重要性，不管是读书会和双周论坛的激烈碰撞，还是私下个人交流，都是读书成长的关键点，希望接下来可以探索更多信息渠道和中心的读书会伙伴们交流，共同成长。
5月18日至6月20日书单：
《男性统治》 布迪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继承人》 布迪厄 帕斯隆 商务印书馆
《遏止野火》 布迪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单身者舞会》 布迪厄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实践感》 布迪厄 译林出版社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布迪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布迪厄 罗杰.夏蒂埃 北京大学出版社
《言语意味着什么》 布迪厄 商务印书馆
《与社会学同游》 彼得 伯格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公私定律——村庄视野中的国家政权建设》 赵晓峰 社会科学出版社
《规训与惩罚》 福柯 三联书店
这个月是个大月，主要看的是布迪厄的著作，除了看《实践感》感到前半部分理解起来困难，其他作品还好，布迪厄思想纵横捭阖，但是他的作品明显有一条线可以串起来，而惯习、场域和资本无疑是理解布迪厄思想的节点，这不妨碍他在各本书中展开的深度和广度的探讨。
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二元对立，如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理论与实践、微观与宏观等），最典型的是韦伯与涂尔干的二元对立，即由涂尔干开创代表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与韦伯所代表开创的主观主义的代表，解释的理解。在布迪厄看来，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之中，最基本，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
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不应该像主观主义希望的那样，仅仅与本土经验及本土表象决裂，还必须通过第二次决裂，对客观观察者立场固有的预设提出质疑。”布迪厄正是熟知这种微观与宏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野所带来的主客二元对立在阻碍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因此他提出了认识论反思的两步骤，第一步要求我们与关于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知识模式决裂，第二步要与客观主义认识决裂，最终构建起一种关系性认识的方法，即实现他所说的“生成性结构”， 以此来试图弥合上述的二元对立。而惯习、场域和资本则是理解布迪厄实践整合思想的关键。
在布迪厄那里，场域、惯习和资本是其理论建构考察的工具，他的场域似乎是在考察结构，但其惯习却又不消除主体的人。从结构到场域，从规则、规范到策略、惯习，布迪厄讲求的是一种历史的生成性的考察，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历史的、生成性的考察中，实现了主体性的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惯习，首先是实践的逻辑，也是历史的产物，按照历史产生的图式，产生个人和集体的。惯习来自于行动者长期的实践活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经验会内化为人们的意识，去指挥和调动行动者的行为，成为行动者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模式、行为策略等行动和精神强有力的生成机制。它既是一种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随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经验积累的变化而作调整，不断地被形塑；但是惯习又具有生成后的持久性，它也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可转换成一种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即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实践活动就是在惯习的作用引导下展开的。
场域，则是实践的空间。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是一个抽象的形象，场域不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具体情境场所，它要靠我们空间想象，场域的范围则是场域的界限停止在场域效用不再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布迪厄眼中社会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场域，如权力场域、教育场域和科学场域，这些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一个场域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和逻辑规则，相互之间不同的场域不可通约，场域的范围则是场域的界限停止在场域效用不再发挥作用的地方。场域是附着于资本与权力的不同位置间的客观关系所构造的空间，在场域中，由于资本量的不同，权力的不对等，各个位置上的行动者为了保障既有的或者达到更高的位置，采取策略进行力量较量，强化不对等的等级原则。布迪厄认为“现实的都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客观关系，这些客观关系不仅构造了场域，也形塑了人们的惯习。
资本，是实践的工具，在布迪厄这里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等多重资本，象征资本是只有集团的信念才能赋予那些给集团提供最多物质和象征保证的人一种信用，亦即一种贷款，贴现，债务，，但也应看到象征资本是导致资本带来资本的机制之一。而经济和象征资本纠缠在一起，甚至那一分开的的情况并不少见，以至于在好名声是最好乃至唯一经济保证的诚信经济中，展示有名望的的亲朋好友所体现的物质和象征力量就能带来物质利润。
如，可以通过《继承人》可分析布迪厄在教育场域中不同阶层大学生在高等教育中成绩优劣看场域和惯习的关系，也可以揭示出其背后隐藏的东西。根据其上观点，在社会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因其类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遇，也就是生活在相差不大的场域中，因此在其不同阶级内部都有大体一致的习性，即有某种相通的习性。根据场域形塑着习性，习性同时影响着场域观点之下，那么来自阶层的学生在高等教育中必然有着差异较大的学习成绩，但是人们却一直把这种差别现象看作是学生自身天赋的高低不同，社会中普遍认为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智力和天赋均较高。然而布迪厄不赞成此观点，他认为影响不同大学生在学校中的表现不同的是他们的出身阶层不同。原因很简单，来自不同阶层的大学生意味着来自不同的场域，而不同场域形塑不同的习性，但是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拥有优秀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尤其是来自家庭的文化资本，而这些资本正是底层学生缺乏的（正如底层大学生的主要知识来自学校来自老师和课堂，但上层学生知识来源途径丰富，如家里，社交沙龙圈等），所以上层学生在拥有这些资本的前提下在表面上十分公平的教育面前就占有了隐藏着的优势地位。这背后也隐藏着特权阶级内部公开的秘密。制度的不合理不断再生，不平等的社会因素巨大，它可以使教育制度在经济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断地维护不平等。
《单身者舞会》是布迪厄对法国农村（法国在西欧国家特有的小农经济）在国家进行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农村适龄甚至大龄男青年婚姻机会的分析。在以某次舞会上众多过剩的大龄单身男人为契机展开分析其背后的婚姻策略变化。之前农村的婚姻是靠家庭的家产和家系威望，就是说只要家庭中有足够的家产和家系比较大且有名望，那么男子的婚姻是不存在问题。但是近日是什么原因造成法国农村如此多的单身男子？若是家中的幼子单身还可理解（幼子为长子干活打工，既是劳动力又带来家产增加），因为父母不希望他过早结婚，但是这里的但是即便是家产富足的家庭依然是单身男子也不例外，这就说明问题了。这背后有深层的制度原因，更直接的是受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影响。在传统观念下，法国农村家庭的长子是不能来开土地的，且还要维持其已经落后过时的但还有 “风度”的绅士形象，如此男子与土地和农村关系密切；而相比农村的女子，她们一方面在传统家庭看来其结婚就意味着家庭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她们更易于在城市找到工作立足，如此农村女子脱离既劳累又脏的农村的概率大大高于农村男子。若此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布迪厄笔下农村女子宁愿在城市嫁给辛苦奔波的邮递员也不愿回农村嫁给哪怕是家产富足男子。这样就导致了城市男子不仅仅有可选择城市女子的婚姻圈，他们还拥有城镇女子和农村女子多个层级的婚姻圈，而对比之下农村男子仅剩下农村和更偏远农村的不占任何有地位的婚姻圈。这样就不难理解转型之下的法国农村为何有难么多单身男子。
《遏制野火》是一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著作，他把新自由自主义比作野火一样在全球迅速蔓延。布迪厄不仅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他也坚决反对全球化，这一点和乔姆斯基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反对全球化的。那么布迪厄为什么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因为在布迪厄看来，首先，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那保守又为何是革命呢？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革命其实是革二战后国家干预政策的“命”，反对国家干预，即说它保守主义是因为它要求回复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切任由市场决定，实则是要求自由竞争，坚决否定国家干预之下的社会文化成果，尤其批判国家福利政策，提倡弱国家强市场。其次，布迪厄认为全球化不是真正的全球化，而是全球的美国化，就是把美国模式普及全球（如美国的警察国家模式，此模式下1994年全国监狱竟然关了150万犯人），这样的全球化就是强国扩张自己经济市场的幌子，强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军事霸权和政治及文化优势，以表面的平等与他国平等竞争，结果可想而知，在巨大的跨国公司之下，民族企业根本不是自由竞争所宣扬的的“鲶鱼效应”。它实质上是美国的一种“国族化”。全球化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大行其道，因为主义政策有利于福利国家减轻国家财务负担，但受害的直接是民众，最后还是国家本身。再次，再看新自由主义下的“不稳定”状态，使“不稳定”成为一种新型统治方式，其基础是造成一种普遍而持续的不安全状态，旨在迫使劳动者屈从，接受剥削，导致的结果先是工人的工作不稳定，缺乏国家福利保障的工人深受其害，不得不接受资本的剥削却又无奈。在布迪厄看来要应对美国的主导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就必须号召要进行一个欧洲社会运动，他强调了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欧洲才有出路。
感想：读布迪厄的书深感锻炼总结力，明明是浅层次的书本，背后却暗含着一条条线，而一条条线编织起来就是他的理论大厦，这过程中有梳理线条的痛苦，也有欣喜，唯有坚持不懈的果敢走下去。再次感觉时间不等人，粗粗一算来华科已一年，珍惜剩余两个月，珍惜身边的团队。
4月 12日至5月13日书单：
《后民族结构》 哈贝马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包容他者》 哈贝马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学林出版社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哈贝马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哈贝马斯》 莱斯利 中华书局
《曹卫东讲哈贝马斯》 曹卫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哈贝马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 哈贝马斯 德里达 桑塔格 罗蒂等 中央编译出版社
先来通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的世界中起着沟通个人与国家的桥梁作用，个人、公共领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也是通过公共领域展现出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三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变换关系始终围绕公共领域的扩大与缩小展开，而它的背后却反映的是国家权力在三者之间的争执和平衡分配，而资本主义国家在晚期危机之下也面合法化危机，即国家与公民关系紧张，而公民与国家的二元对立也一直是难以化解，公共领域，作为国家与社会紧张关系的调和者，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也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
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里的。社会作为国家对立面出现，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物，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也即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
先梳理一下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基本轮廓社会结构图：
私人领域公 公共权力领域
↓ ↓
市民社会政治 ———————— 公共领域 ———— ———— 国家
（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 （公安机关）
文学公共领域
（俱乐部、新闻界）
狭小的内心世界 ↙ ↓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市场、商品市场、“城市”） 宫廷
（王公贵族社会）
在欧洲历史上，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与调节。在18世纪，西欧社会中的咖啡馆和沙龙最早作为文学的公共领域场所，而在文学公共领域艺术和文化批评成为机制化的艺术批评工具，以此为媒介文学公共领域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公共领域，参与讨论的公众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此过程表现为已经具备公众和论坛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转换。
18世纪的欧洲，遭到禁止的是对公共领域的“公开”评论，此公共领域即是公共权力领域，但作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这个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又是相分离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使命在于调节市民社会，凭着关于私人领域的经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敢于反抗现有的君主权威。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人”的虚构统一基础之上的。表现为在家中是“物主”，在社会中是“人”，到了政治共同体中二者就合而为一了。在西欧诸国， 17世纪英国最早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1695年），这使得理性的批判精神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接着内阁制政府使得议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掌控议会，市民阶层中的批判意识公众密切关注议会，最终是导致议会活动彻底公开化。而法国直到18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与英国相比政治公共领域出现的较晚，但是法国革命一夜之间创造出了英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缓慢演进取得的成果，即为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创造了机制，政治领域的政治功能也很快传遍欧洲。由于德国的贵族完全依附于宫廷和专制主义存在，使得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在资产阶级私人聚会上找到了立足之地，18世纪70年代出现了很多私人读书会和商业读书会，通过阅读讨论促成了德国以后公共舆论的形成。19世纪中叶自由资本主义顶峰时期，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从公共权力机关的指令下彻底解放出来，从而使得政治公共领域在这时能够在资产阶级法治国家里得到充分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与此相关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了怎样的转型，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社会结构如何转型变化？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随着垄断资本本主义弊端引发的经济危机，为消除危机国家干预主义产生；1873年经济大萧条以来，伴随着贸易政策的明显改变，自有资本主义走到尽头，自由贸易的神圣原则成为了一种新的保护主义牺牲品。在国内市场上，尤其是核心产业中，寡头垄断的联合趋势不断增强，致使国家干预力度增大。国家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取得了参与政治决定的大众成功地将经济领域的对抗转入了政治领域，一方面国家干预支持经济弱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对他们加以防范。尤其是进入国家干预的福利社会之后，国家一是保护、补偿和平衡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如工人、职员、承租人、消费者等，二是影响私人投资行为和管理公共投资行为，控制和平衡经济总量。而在日常事务之外，国家有接管了服务业，而这原本一直控制在私人手里，由此可见，干预主义之下，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在功能上融合为一体，无法再用“公”和“私”的标准加以区分。这表现出了在社会福利国家的工业社会中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趋势，然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和社会的分离。
随着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小家庭这一机制和社会再生产过程脱离了关系，表现为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两极分化，过去内心领域是私人领域的核心，如今，随着私人领域自身失去了私人特征，内心领域便退缩到了私人领域的边缘地带；在自由主义时代，市民阶级典型的私人生活范围是职业和家庭，如今家庭变得越来越私人化，而劳动和组织世界变得越来越公共化，而在职业则随着工作的开始而开始，对工人和职员而言职业领域呈现出私人化趋势。家庭脱离社会劳动的功能关系，家庭财产变成工资收入和薪水收入，导致家庭失去应急和养老可能，家庭由之前的承担私人风险转变为福利制度之下的社会保障，结果是家庭中每位成员都越来越受到家庭以外的力量和社会的直接作用，从而越来越社会化，家庭以外的力量直接作用于个人致使形单影只的内心领域开始转变为私人领域。在建筑方面，楼房的和城市建设导致的私人住宅封闭也无法为公共交流和交往创造出能够引导私人成为公众的自由空间。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了私人生活走向公共化，公私领域界限再一次消失，这样公众领域的批判再次成了牺牲品。
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从文化批判公众到文化消费公众的转变，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市场规律若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那么批判意识就会转化为消费观念。资产阶级的理想类型是文学公共领域从完备的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中发展形成，如今，文学公共领域成了社会力量的入口，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公共领域侵入小家庭内部，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保障公众具有批判意识的机制动摇了，家庭失去了“文学宣传圈”的功能，家庭失去其文学语境时，市民沙龙也过时。结果大众文化不再具备批判意识而是对消费的绥靖，对文学和政治批判成为禁戒。同样大众报刊成为商业消费观的目的，而书籍协会从经济标准出发致使则不仅剥夺公众阅读通俗文学的选择机会，而且还剥夺了他们批判的机会。最后，公众也分裂成了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
20世纪20年代末，在德国社会学学会上，人们首次承认了这样一种公共领域政治功能发生转变的征候，即政府部门、政党、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官僚机构利用现有大众媒体来巩固自己地位。由于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公共领域（以及与之相伴的议会，即作为国家的一个机构建立的公共领域）丧失了很多沟通功能，如此之下，随着议会地位的削弱，国家向社会的转换（官僚机构）加强了，反过来也一样，社会向国家的转换（特殊利益联合体和政党）也加强了。 在资产阶级政党转型中，之前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挥着地方讨论中心和议会例会之间无障碍共同作用，并对广大选民进行整治整合，是公共领域中重要工具。今天政党是政治形成的工具，但是他们并不掌握在公众手里，而是掌握在操纵者政党机器的人手中，如此一来，这就既改变了政党与公众的关系，也改变了政党与议会的关系。政党已经变成公共组织体系的一部分，不得不传达和代表从私人领域发展到公共领域的若干组织的利益。政党把利益集团之间不断达到妥协的压力变成政党对外展示团结的压力，议员则从政党哪里获得是实际上是直接授权，议会因此逐渐变成一个能够让依照指示办事的政党代理人的聚会场所，把他们已经做出的决定记录在案。由于议会内外的公共领域结构本身已经发生变化，议会审议的公共性审议亦发生变化，公共性失去了其之前在自由主义时期的批判功能，甚至争论也蜕变成象征，对此，人们无需争论，只能认同。公共性功能已经从一种（源于公众）批判原则转变成一种（源自展示机制，如权力机关、组织特别是政党的）被操纵的整合原则。
与资产阶级法治国家一样，公共性观念在社会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政体中也被制度化了。此观念在过去是通过私人公开批判而使得统治合理化，今天，只有作为社会和政治权力运作的合理化才能得以实现。从民众的选举活动来看，给个人意见的主动性留下的任何东西都被政党为了组织选举投票而强占，政治公共领域作为批判公共权力机关的固定领域彻底瓦解。选民作为公众整体的瓦解具体表现为大多数选民事实上已经陷于僵化状态。选民的批判意识逐步变为投票形式的简单意见表达，即要么赞成票或者反对票，这样的民主只不过是政党操纵下的投票活动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想想让统治更加的合理化，则只能祈求作为社会和政治权力运作的合理化。
通过报刊业的发展亦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报刊业最迟是从私人通信系统中发展出来的，最初组织形式是小型的手抄行业，出版商纯粹是为做生意，其活动基本上也都是局限于新闻交流与报刊审查制度监督。当报刊一旦从纯粹新闻报道发展成为思想传播时，报纸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了政党互相斗争的政治工具，政治上的因素加入进来，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兴起的时候，发行人所领导的报刊业依然让编辑享有很大的自由，这集中体现了作为公共成员的私人相互之间的交流和特色，它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评功能， 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的报刊业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这时它就能抛弃论战立场，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盈利。报纸具有了商业性质，把广告空间作为商品提供出来，这又使得报刊恢复了最初私人商业经营的性质。报刊业要扩大和完善技术和组织机制，就必须扩张资本基础，增加商业风险，也必然使企业的经营政策服务于商业效率要求，报刊业逐渐成为有特权的私人利益入侵公共领域的入口。 19世纪后期垄断资本主义下资本的集中，报刊业也出现集中趋势，并且新闻传递手段的技术发展也促成和加速了报刊业的组织联合和经济依赖，垄断组织的新闻机构实施了新闻服务的一体化。 政府使这些新闻机构处于间接的依附状态，授予它们某种半官方的地位，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传播功能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从而避免受到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功能的侵犯。 这样传播机构最初的基础被彻底颠覆了，按照自有资本主义公共领域模式，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机构应当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由于商业化以及在经济、技术、组织上的一体化，他们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公共传媒的批判功能不断受到侵害。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报刊业相比，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和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本身也相应的扩展了，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远离这一区域，重新集中到过去的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公共领域一直是国家，个人和社会三者之间争夺的重点，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若公共领域被挤压，表面上是国家在公民面前的势，但是这致使公民直接利益诉求受阻，难以表达，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公民内部矛盾积累的危机出现，如此社会也会面临危机出现，这样最终国家亦受伤害。所以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国家和国民之间留给公民一个表达渠道的公共领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2003年美英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之下，直接引发当年2月15日欧洲诸多城市的游行示威，公共领域再次出现，这被哈贝马斯看作是新欧洲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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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领域公 公共权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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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政治 ———————— 公共领域 ———— ———— 国家
（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 （公安机关）
文学公共领域
（俱乐部、新闻界）
狭小的内心世界 ↙ ↓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市场、商品市场、“城市”） 宫廷
（王公贵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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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法化危机》中，主要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使是由于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充满矛盾或危机。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系统机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产生，社会系统危机不是由于环境的突变，而是由于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彼此不能相容，不按等级整合造成。而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时才会危及继续存在，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制度瓦解。
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主题乃是社会规范结构（价值和制度）；系统的主题乃是控制机制和偶然性范围的扩张。社会系统具有三个普遍特征：1.在生产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中，通过真实地表达和需要证明的规范，即通过话语的有效性要求，社会系统与其环境之间进行交流；2.在生产和系统自律达到一定水平后，社会系统就改变了其理想价值；3.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容纳的学习能力，具体而言，取决于理论——技术问题和实践问题自身能否分化开来，话语型的学习过程能否出现。社会系统在面对外部自然时，用遵循技术和规则的工具来捍卫自身，而在面对内部自然时，用遵循有效规则交往行为来捍卫自身。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每个阶段的社会有自身的组织原则，也面临不同的社会整合和危机。首先，在原始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年龄和性别原始角色，此社会中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尚未分化，危机主要是外因诱发的认同危机；在传统社会形态，组织原则是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此社会中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已经发生分化，危机主要是内因决定的认同危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体系中确立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关系，此社会中具有系统整合给你的经济系统承担起社会整合任务，危机主要是内因决定的系统危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组织原则把阶级矛盾的潜在冲突转移到控制层面，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市场承担着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是社会劳动系统（社会劳动系统受货币媒介的控制）中的控制机制，另一方面，它把生产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权力关系加以制度化。该社会中，只要要求和意图的不可调和性尚未被社会参与者所意识到，它的冲突就是潜在的。该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也就是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靠自身是无法解决——经济危机必然发生，这样系统面临的危机直接威胁着社会整合。经济危机源于矛盾的系统命令，并因此威胁社会整合。系统危机的特征是处于互动关系之中的成员之间的辩证矛盾具体表现为结构所无法解决的系统矛盾或控制问题。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倾向如下：首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既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也是指此事实——随着市场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中垄断部门和公共部门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且有强大公会，生产发展进步迅速；竞争性部门则是劳动密集型，工人组织差。行政系统中国家机器的经济职责既要用总体计划整个经济循环过程，还要创造和改善利用剩余资本的条件。合法性系统则失去政治结构的公共领域，合法性被压缩成了两个剩余需求，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结合导致生产关系政治化。阶级结构下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性被社会匿名性取代，阶级妥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倾向爆发成政治事件，即是现有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遭到了否定。
经济危机倾向也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引发政治斗争。
政治危机倾向则是：
一是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它是一种转嫁的系统危机；
二是投入危机，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它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
如此，公共行政在合理性方面的欠缺，意味着在既定条件下，国家机器不可能充分地控制经济系统。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社会文化危机倾向则表现是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其原因是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文化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梳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倾向爆发源地和类型：
| 发源地 | 系统危机 | 认同危机 |
| 经济系统 | 经济危机 | —— |
| 政治系统 | 合理性危机 | 合法化危机 |
| 社会文化系统 | —— | 动机危机 |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表现为“集体资本主义意志”，就其非资本主义手段而言，国家限制着资本主义生产，就其功能而言，国家有维持着资本主义产生。国家依然是靠税收维持其行政系统，而面临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又限制着税收，国家面临着不止一种二元对立矛盾。当干预的国家进入再生产，它不仅保障生产的一般条件，而且本身也变成价值规律的一种执行机构，国家行为没有终止价值规律的能动作用，而是听从于价值规律。这样从长远看，行政行为必然会强化经济危机。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干预可以把自由资本主义“大萧条”经济危机可以转化为经常性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但是经济带来的危机却不能根除。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原理。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一直具有私人目的的生产日益社会化，给国家机器带来无法满足的矛盾要求。其表现是通货膨胀和公共财政的持续危机，取代了原来的（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危机循环，使之在时间上分开，并减少社会后果。但是只要不消灭投资自由，相互竞争的个别资本就不能形成或贯彻集体意志，国家必须发挥集体资本家功能，这就导致一是要求扩大国家的计划能力，以推行一种集体资本主义规划，一是却又要求阻止此功能扩大，因为这危机资本主义存在。由此引发的合理性欠缺是晚期资本主义所陷入的关系网络的必然结果。此乃国家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的原理。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互矛盾的控制命令是通过行政人员而非市场参与者的目的理性行为表现出来，它们表现为不同的矛盾，直接威胁系统整合，并危机社会整合。对文化自我特征的干扰促进了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领域变得政治化，这意味着通过公共领域的结构而得到非正式保护的公民私人性受到威胁。由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合法化困境。而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因此，决定合法化危机的 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若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地变化，以致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功能要求，则危机出现。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其功能自主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亦失去其自发性，结果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减弱成持久性危机。若政府采取行动积极避免危机，则经济危机转入政治系统当中。只有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阶级结构得到改造，或当行政系统受到的合法性压力消除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合法化危机。而这需要的条件是把内在自然的整合彻底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化方式，即必须把内在自然的整合与需要证明的规范脱离开来。
感想：第一感觉非哈贝马斯庞大宽厚的学术思想莫属！哈贝马斯著述跨越多学科领域，尤其是哲学知识的欠缺直接导致理解他的疑惑，本想要把读的哈贝马斯的书串起来，却发现很难，再难也要尝试。其次，多多交流碰撞思维火花，即便是不成熟的看法也可以引起共鸣。最后是下个月读书计划，进入布迪厄阅读。
2015年3月至4月8日书单:
《卡尔马克思》 （德）雅克·阿塔利
《保卫马克思》 （法）路易·阿尔都塞 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史与阶级意识》 （匈）卢卡奇 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化权力与国家》 （美）杜赞奇 江苏人民出版社
《爱欲与文明》 马尔库塞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 上海译文出版社
承接之前的阅读，基本结束社会学前三家的阅读后，接下来就是要阅读后四家的著作，这个月主要是作为从社会学前三家到后四家的过度，即沿着上学期马克思的阅读路线，从马克思的批判道路向后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即到批判性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个月主要挑选西方马可思主义的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前期重要代表马尔库塞，下个月则进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重要人物哈贝马斯，由此进入后四家著作。
通过《卡尔马克思》的阅读，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马克思，除了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理论创作的大家，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实践者，他是一个父亲，他的大半生还是一个饥寒交迫者，即便如此，他从未对生活屈服，而是顽强不屈应对，哪怕是被祖国和其他国家数次无理驱逐。在他身上从不是逆来顺受，更多的是为执着追求的人生理想的不折不挠和对未来无压迫社会的理想主义追求。然而在他去世之后，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并且同修正主义做坚决的斗争，之后又是卢森堡、考茨基、列宁等同伯恩施坦、倍倍尔等人的理论斗争。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占据主导性话语权，但是阿尔都塞等人在马克思身上看到的还有他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有青年马克思和后来的成熟的马克思不同的两个马克思，如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经济决定论等观点与西欧其他马克思主者分道扬镳。
在西方马克思代表着卢卡奇的物化观点看来，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历史地位和经济地位密切关联，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只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从直接既定的、历史的现实中推论出来，而在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就是这一直接的历史现实本身。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各有自己的本色和自身利害，虽然他们也与资本主义斗争，却不能把人类从其经济危机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的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而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既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方面揭示社会本质，另一方面坚持理论实践的统一，这也是它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虽然卢卡奇的观点在后来未必符合历史发展，但是他的理论在当时依然是发挥很大作用的，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环节。
紧接着阿尔都塞做了自己解释，他认为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与政治的不言而喻的等同消失了，而代之以在构成一切社会形态本质的结构和上层建筑复合体中各决定性领域相互关系的新观点。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这些特殊关系还有待做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但马克思已给我们提供了链条的两端：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但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他要求我们在这两端之间去寻找……针对于此，恩格斯于1890年作了澄清：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但仅此而已。‘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阿尔都塞不同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有其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而是由多元性决定，这迈出了理论发展很大一步。
马尔库塞则在《爱欲与文明》中，借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未来文明蓝图。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融为一炉：
首先，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一种爱欲解放论。爱欲解放不同于性与放纵，性欲仅是关于两性关系的解放，而爱欲则作为生命本能，它蕴含着更多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物欲望。马尔库塞认为，解放爱欲的关键就是要解放劳动，使人摆脱异化劳动的痛苦，在劳动中获得快乐。只有把劳动与爱欲相联系，认识到劳动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才能说明人何以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而获得快乐。
其次，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关于在现代文明中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观点相结合，发起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批判。人的本质要解放，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却受到压抑，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劳动分工日益专门化，导致人们劳动越来越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操作使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甚至把不属于人本质的东西强加于人，把人的欲望和需求纳入资本主义秩序，使其陷入异化状态而麻木不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是人类文明达到的定点，也使爱欲受到压抑顶点。
再次，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对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根源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的分析相结合，论证了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文明的可能性。 他区分了“额外压抑”（产生于特定统治机构的附加控制）和“操作原则”（文化对爱欲一定程度的限制，有一定合理性，代表特定统治阶段的统治利益），并分析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由压抑爱欲的文明发展到消除压抑解放爱欲的文明，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冲突消失，此后一种没有压抑的文明就可能诞生。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本质上是一种严肃的社会政治理论，是批判文明的发展理论。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之中，他继承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一贯思想，他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首先从政治领域看，它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因而消除了危害社会继续存在的政治派别。当下，不仅限前作为政治反对派而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放弃了暴力夺取政权的主张，而且一度是社会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也随着机械化对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的减低，随着蓝领工人白领化、随着非生产性工人的增加，而逐步丧失了其否定性和革命性，并与往日的敌手联合起来。
其次，从生活领域看，发达工业社会使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下至工人，上至老板，包括黑人都可拥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共享制度的好处”，致使以往在自由和平等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不复存在。
再次，从文化领域看，高层文化也与现实统一起来。之前高层文化与现实疏远脱离，正是此疏远是高层文化能够保存与现实不同的另一向度关键所在，但是，今天“文化中心变成商业中心，或市政中心、政府中心的适当场所”，如此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间距”被克服，后果是理想被现实超越，人们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就不再有理想，而理想本是超越现实的东西。至此，表达理想的高层文化便不再提供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不再具有同现实有根本区别的另一向度。
最后，从思想领域看，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标志着单向度思考方式、单向度哲学的胜利。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把语言的意义同经验事实和具体的操作等同起来，并把既定事实无批判地接受，从而把多向度语言清洗成单向度的语言，而日常语言在单向度的社会里也是早已受到操纵和灌输的语言，对语言的清洗实际上意味着对大脑的清洗。
在马尔库塞看来，造成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性质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使此社会处在富裕生活水平上，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技术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虽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但是却是一个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社会；虽是一个有效控着人的极权主义社会却又是一个使人安然自得的极权主义社会。
马尔库塞认为从这一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前景是十分黯淡，原因是人们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的和创造性的内心向度丧失，以至于人们根本不会再提出或想到要提出什么抗议。但是在他用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而不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故没有真正揭示造成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的真正原因，由此得出无产阶级革命性蜕变及其前景暗淡结论。
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学批判主义，期间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批判重生，也正是西马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激进的政治经济学社会批判涵化至社会学领域，并结合多学科角度批判社会，如借用弗洛伊德心理学观点批判社会，形成横跨社会学的和哲学的批判观点，在西方社会思想界大放光彩。
《文化权利与国家》
本书是杜赞奇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遭受西方入侵影响经济方面发生变化之下和同时国家却极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之下华北农村的变化。贯穿全书的有两条主线，其一是以国家征收税赋为中心的国家政权在农村的渗透控制；其二是农村社会自身的治理从庇护型良绅“统治”到经纪掠夺型劣绅“统治”的变化。
农村社会有自身的权力文化网络体系，文化网络是由乡村中的各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包括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乡村社会的婚姻圈和集市圈虽有关联但却未必重合，寺庙与祭祀，宗族等都反映出乡村社会自身的治理逻辑，例如往往因某种原因导致的跨县界冲突常常动员士绅加入已引起官府注重，而官府的堂申断案又常常听取乡村社会士绅（或族长）的言论意见。这与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得出的乡村社会的长老无为统治有相通之处。
清末，国家通过村社自愿组织起来的保护型经纪负责征收税负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营利型经纪打交道，保护型经纪属于文化网络，起着协调国家与基层民众的关系作用。但是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则要使县级吏役官僚化，使县级以下政权正规化，以便更有效推进国家政策，更有效榨取赋税。如此，国家政权一方面竭力摧毁乡村文化网络，另一方面建立新的沟通乡村的渠道进展甚微，而这最终是削弱国家政权本身力量。由此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带来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表现最充分，即国家财政每增加一份，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又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
在乡村社会之中自有其按照宗族、血缘、宗教等因素组织起来的“官方化”的“正统化”的组织，财富和个人威望亦是影响其权力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到20世纪20、30年代，乡村中的村庄领袖却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国家和军阀对乡村勒索加剧，摊派的赋税急剧增加，此时保护人型的村庄领袖纷纷 “隐退”，甚至逃离乡村，为何隐退逃离？表面看原因是保护型士绅多出面担保乡人借贷赋税等，而繁重的苛捐杂税普通乡人难以偿还，最终导致士绅垫付，长此以往，他们亦担负不起，甚至导致自身失田丢财，家道没落。实际原因则是村公职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而麻烦却越来越多，如在分派和征收摊款之事。结果是村领袖两面受气：向国家负责征收摊款，与村民关系紧张。与此同时，村政权落入另一些人（土豪劣绅）手中，他们希望从村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取物质利益，自此，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重的场所而为人追求，而充任公职则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而劣绅或恶人则借此机会霸占村公职，在完成国家捐税时加大捞取私人利益。而此种营利型体质极大损害国家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地位。这最终导致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迫使乡村领袖与传统文化网络逐渐脱离关系而越来越依赖于正规行政机构。
现代化政权在乡村领袖和国家政权合法化失败的原因是现代化的国家财政需求过快，与当时的华北农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而由此导致的乡村政权内卷化恶性循环——国家捐税增加造成营利型经纪增生，而营利型经纪反过来要求更多捐税。故，国家政权建设之时务必尊重乡村自身内部逻辑，充分利用乡村内在的文化网络系统，不可强制外力推进行政化建设，避免其原有合理性组织瓦解。
感想：
首先，本月因为中间复试等不可避免的事前后耽误10天，在读书连贯性上造成时间间隔，以致在时间和内容上都有损失，在外出时惦记的更多的是和图书馆与大家一起执著读书。其次，3月初读的卢卡奇的书未及时总结，在这几天梳理总结时仅仅剩下“物化”“多元性”等几个凌乱的符号，很难再给予还原，所以一定要及时总结，不能拖着一直滚成大雪球至于只见其表不见其内容。再次，就是下阶段计划，距离离开华科尚有4个半月，所以要斗志昂扬务必高质量把后四家拿下，并作各家总结。
2015年1月至2月4日书单: 马恩选集部分作品: 《反杜林论》 《自然辩证法》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德国农民战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共产党宣言》 席美尔: 《货币哲学》 《叔本华与尼采》 首先是谈谈《货币哲学》。 在《货币哲学》，货币最初是作为自身有物质性价值的度量工具出现，一定量的货币度量特定商品价值的能力是建立在所有货币和所有商品对等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对等关系已经假设用一个衡量另一个的可能性，即用货币衡量商品，而要求本币本身具有与商品同等价值。而只有当货币的物质性实体被当作直接价值的时候，货币才会成为一种交换手段，或者一种价值度量。 然而，只有当货币的功用价值超越了他作为实体的价值，它的作用范围就会越广，作用形式就会越多，货币流通的也就越快。这样就需要发达的经济观念，这样度量才越离强烈地涉及到所比较价值之间的直接物理关系远。如此发展下去，货币的意义必然从最初行使其职能时具有直接性和实体性的形式发展成一种观念的形式，也即，货币现在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在起作用，而这种观念包含在一种代表性的符号里。货币成为一种代表价值的符号与生活经验、经济力量不可分，同时，与人类智力发展，即人的抽象思维发展亦密切相关。货币越来越成为一个纯粹的符号，就其内在价值而言，越来越中性。对于艺术欣赏，要求我们保持情感距离，或者从情感中解放出来，艺术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对这种直接性的克服，直接性消失后，审美形式得到新面目，正是因为失去和牺牲，才真正得到价值。货币亦如此，不可能得到货币材料本身价值，有得到货币交换价值。 货币成为一种关系的表征和载体，这种关系使得一个人所要的满足取决于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随着人们对价值交换手段和衡量标准的日益增长，货币就更多地从价值等价物之间的联系变成他们的符号，因此就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它的材质价值之外。货币纯粹功能性的符号性本质逐渐取代其内在价值，但这一倾向不会发展到极端，必须保留前者某些措施，不染货币的功能性和符号性特征会失去其意义和基础，然而货币不能抛弃其剩余的材质价值，不是出于其内在原因，而是由于经济技术的某种缺点，如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有关；其次货币的交换和计算功能取决于货币数量的有限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货币的“稀有性”，这也体现在货币总量和商品总量之间缺乏某种关系是因为货币总量的周转速度比商品总量要快得多之中。 在中世纪时期主导思想是货币的物质性，而不是其效用性；而现代信贷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趋势是货币的物质性渐渐完全消失，其效用性取而代之成为唯一重要因素，货币的价值最终都会被归为功能性价值。货币要发挥其效用，则社会关系必须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强度，否则货币与其他的交换物也就没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而要将货币的效用进一步理智化，社会关系也必须进一步强化，这表明，货币的内在本质与其物质基础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货币完全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是人类交往的一种形式，因此，社会关系越集中，越可靠，越和谐，货币此特性越突出。货币的有效适用范围大小取决于政府（国家）权力，国家统治力量强弱和大小对货币流通直接相关，国家中央集权担保对货币信贷至关重要。货币要想获得完美的价值稳定性，它自身就必须什么都不是，而只能是具体商品之间价值关系的纯粹表达，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货币是与通货对立的，通货只是以货币名义所表达的获得某种可交换商品权力的声称，而货币本身是一种理想标准，通过货币人们可以衡量所有财产的价值。有一点需要提出，那就是货币物质实体分解成微小单位可增大交易量，加速货币流通，这种方式可以代替货币材质的增加。只有当货币材质的意义下降时，货币才真正成为货币，也就是价值中各种相互作用着的要素真正结合与统一，而这种结合与统一只能靠精神才能实现。只有当货币价值下降及一定量的货币价值降低的时候，货币才能扩散到更广的范围，才能拥有更快的流通速度，才能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当货币用于度量金属价值的时候，货币就超于了与其联系着的特殊的物质实体，获得了自身特有的价值。这也完成了货币物质性意义下降，实现价值意义的提升。 那么货币又是如何促成生活方式的客观性呢？ 首先，货币经济之下金钱被看成目的，而无数本身是目的的事物却降格为纯粹的手段，但金钱本身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手段，这样我们生存的各种因素就放在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目的论的联系体里，在这个联系体里没有那个存在的因素是第一位或最后一位。其次，理智作为纯粹的概念，完全无特色，它的存在完全没有一些决定特征的有选择性的片面性。货币也缺乏特色，正如金钱本质上是实物相对价值的机械反映，对每个人都同样重要，所以在金钱交易里，人人等价，不是因为人人都有价值而是除了金钱外谁都没有价值。金钱把人的行为和关系置身于主体的人之外，就像精神生活从个体主体性中抽离出来，进入他唯一反映的客观性的领域里。再次，利己主义表现的理智和逻辑特色也同样支持大量无情地占有货币的行为，货币的特征与真实的对象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可以被用于任何用途而不受到阻碍，它会跟随最强烈的主观冲动，而在主观冲动中所有货币事务都是利己主义冲动。此外货币经济的计算性迫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质的东西简化成量的价值，而一旦生活中质的关系作为买卖交易中的一部分看待，就获得了一种精确性、肯定性和理智性。 在货币及其货币经济之下它对文化的影响关系是什么样呢？ “生活价值就是开化了的自然，没有用快乐、美丽和聪明这些理念衡量的孤立的意义，生活价值是我们所谓的自然这一基础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价值超越了自然的力量和精神内容才成为文化。”这个是齐美尔给文化的定义，但是自然与文化有着明确的界限，是不能混淆在一起。在18
世纪教学法观念注重的是塑造人，也就是培养人的内在价值；而在19
世纪，此观念被培养客观知识和行为模式个体这个意义上的“教育”观念取代。此差异导致客观文化增加，个体文化落后，而个体思想想丰富自身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就只能远离客体文化，以更慢的节奏发展自身。然而共同体整个的生活方式取决于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的关系，就是说它们的协调发展，如雅典的黄金时代要归功于雅典在文化发展到顶峰时避免了主客观文化的分离。自我的内在整体性根本是由我们生活任务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交互作用的结果演化而来，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专门化和分工，导致了工人的存在形式和和产品不能充分发展，致使生产者和产品分离。但是另一方面，消费的扩大依靠客体文化的增长，因为一个客体越客观越中立，它就能更好地适应更多的人。这无疑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冲突矛盾，主客观文化之间内在的冲突。劳动与生产资料分离，劳动与工人分离，消费者与商品分离，其背后是货币经济体系里不断增长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货币经济的根源的中立性和自身的易替代性使得我们对周围无数客体漠不关心。在客体化之下，军事上胜利依赖性能相同的军舰的数量；主妇抱怨对客体的依赖感，因家务不再与其个性联系在一起等等。如今的物质和精神客体都自由移动，无需个人表达或传递，课题和人都被彼此分离，结果是文化客体化程度的增加和个体文化增长大大落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但是，主观文化的出现亦有其优势所在，如生产的客观组织就落后于个人经济能力增长——妇女解放运动。货币交易很清楚的很清楚的表明主客观文化的本质：客观精神优于主观精神，以及主观精神的保留、独立强化和自主发展。货币使一切变得中立，在生活方式取决于客观文化对主管文化的优势部分里，货币是最有影响力的。 距离——艺术风格的内在意义可以解释为艺术产生的我们与客体之间距离的不同，一方面因为距离，艺术使我们更加接近现实，另一方面，因为距离，艺术又疏离了人与事物直接接触。现代的主观主义与艺术有着同样的基本动机：通过与事物梳离然后回归自我，或者有意识地承认我们与事物之间不可避免的距离，从而获得与事物更紧密更真实的联系。这样与之并通的是相对主义，一种内在和外在生活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一方象征着另一方，并使它具有可构想性和可表现性，没有主次之分，但是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实现他们——也就是我们的统一性。现代人与他周围环境的关系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群体越靠近他，他离群体就越远，为的是更接近那些离他越来越远的东西。在家庭关系之上，真正的内在关系距离不断拉大，以及外在关系距离的减少。而结果则是，最遥远的事物距离近了，其代价是离原本近的东西的距离远了。在这种双向距离过程中货币的作用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只有把价值变成货币形式，利益——其中利益双方的空间距离完全不重要——利益之间才有可能相互联系。金钱对于生活方式起的同样作用甚至更深远地渗透到个体的人类主体中，不是人与人的疏离，而是人与生活客体之间的疏离。而上述的家庭关系的松散则源于个体成员特殊的经济利益，而这只有在货币经济里才可能发生；集体所有制导致利益的一致性，在社会上的表现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连续性，而货币经济有可能甚至迫使家庭成员之间的疏远。如同金钱使得我们与客体之间有距离，同时又把客体向我们拉近——因此金钱就在这种相反的效果中展示它的中立特性——信贷工具对我们整个的资产也有双向的作用。一方面支票交易是对抗奢侈挥霍的缓冲剂，另一方面似乎更容易诱惑人们轻率的花钱。在信贷交易里，价值交换的直接性被一种距离所代替，距离的两端是信任。 对称和节奏与货币的关系。 对称最初对称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他便于从一个优势地位管理大众群体，比其各部分的内在结构和界限不规则不断变化的中介，通过一种结构对称的中介来传递动力，会不容易受阻力，会更便于计算。而对称的本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整体的每一个因素只有考虑到其他因素以及共同的中心，才能够各存其立，各遵其道，各存其义。相反，倘若每一个因素都只为了各身而各行其道，自行发展，整体就必然变得不匀称，充满偶然性。节奏则是在时间上类似物的描述，与距离一样。对称——有节奏这种形式是作为第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出现，以前的节奏是与生理心理能量的需求相对应，而现在的节奏要么与冷酷无情的客观的机器运动相关，要么与个人的必要性相关，而个人只是作为整个生产过程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起作用，为的是配合群体劳动里其他成员的节奏。在此之下，货币是一种决定性的不可置否的手段，它能把生活条件下的超个体的节奏转化成一种协调和稳定，这种协调和稳定允许我们个体的能量和兴趣得到更自由、更个性、更客观地证明。货币一视同仁地服务于在其影响范围内的所有目的。货币的客观性在实践上不是位于对立之上的东西，以至于后来被一方用于去反对另一方，相反，这种客观性从一开始就同时服务与对立的双方。货币对于生活方式的意义恰恰在于货币与所有片面的东西保持了距离，因此对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用货币做自己的工具。货币中立的本质成为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最合适的桥梁和沟通的手段。货币与生活节奏密切关系通过此事实表现：货币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作为货币传播的不均匀的结果，产生了分化现象，在心理上变现为心理过程的崩溃、恼怒和克制。 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农民战争》看阶级斗争 在雾月十八日之前,我们先来梳理法国一系列革命和政变事件: 第一时期:1848.2.24——5.4 ，二月时期，普遍友爱的骗局； 第二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1848.5.4——6.25 ，一切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失败； （2）1848.6.25——12.10 ,纯粹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政，起草宪法，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于12月10日因波拿巴当选总统而废除； （3）1848.12.20——1849.5.28，制宪会议同波拿巴及波拿巴联合的秩序党斗争，结果制宪会议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失败； 第三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1849.5.28——6.13 ，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 （2）1849.6.13——1850.5.31，秩序党议会专政，并废除普选权完成其统治，但是失去内阁； （3）1850.5.31——1851.12.2，议会资产阶级同波拿巴斗争； =1 \* GB3 ①1850.5.31——1851.1.12 ，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2 \* GB3 ②1851.1.12——4.11 ，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同共和派、山岳派联合； =3 \* GB3 ③1851.4.11——10.9日 ，议会尝试修改宪法企图实现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同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群众决裂； =4 \* GB3 ④1851.10.9日——12.2日 ，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被自己的阶级、军队和各阶级抛弃，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统治覆灭，波拿巴胜利。 以上以时间脉络清晰梳理法国此时期的革命和政变的各阶级斗争的始末，虽然看似错综复杂，其实整个斗争都在围绕一条线展开，即争夺统治权力。不论是代表新生产力和工人大众的无产阶级，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各派资产阶级政党，抑或是代表反动势力的复辟派的波拿巴，都是在争夺国家统治权力。然而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各派为获得统治权力却手段千差万别，在各派的矛盾斗争之中得以看到法国不同阶级的英勇牺牲和阴险狡诈，乃至透视整个欧洲在1848年革命后各阶级的尔虞我诈争斗。 在革命第一时期，各党派各阶级（王朝反对派、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派）都在二月政府中取得位置，此时期极其错综复杂，矛盾复杂。在二月革命之中是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人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但是紧接着结果却是资产阶级建立资产共和国，采取一系列限制无产阶级的措施，如取消工人的武装，成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议会等，此引起无产阶级强烈不满，遂引发5月15日有行和六月起义，其结果是六月起义失败，但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的专制统治。此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孤军奋战反抗旧的统治力量，甚至没有农民等被压迫者的支持，也反映出时代条件尚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但是这对无产阶级醉心的“成立交换银行”“工人团体”等教条实验有直接影响，对二十几年之后的法国巴黎公社斗争亦有深远影响。同时，在镇压六月起义之中，“维持秩序的党”虽然让社会得救，但是社会之中依然矛盾复杂，潜伏危机，反映出资产阶级掌权后不顾一切只为维护其统治。至此，无产阶级暂时退出历史的舞台。 秩序党，即大资产阶级的政党，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正统派是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其中一部分是保皇派，也是大土地所有者；奥尔良派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正是六月起义把此二派联合组成秩序党。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后来与小资产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有一个取胜的法宝——戒严，它是一项卓越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他就要被周期加以运用，即运用军队的刀和枪拯救社会。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巴黎戒严是制宪议会分娩共和国时的阵痛中的助产婆。 立宪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争夺议会中的统治，首先是山岳党资产阶级发起挑战，山岳党即社会民主党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字，他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主张以民主主义方法改造社会，但此改造始终超不出小资产阶级范围。山岳党在六月起义后发现被骗，自身利益受损，受到反革命威胁，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故而山岳党和社会民主派联合结为同盟。而秩序党深知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街头，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却在议会，须要趁时间和情势把山岳党力量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头以摧毁其在议会的力量。于是借用炮轰罗马事件轻易在议会中弹劾山岳党使其退出议会舞台，1849年6月13日事变即是社会民主派（山岳党）的国民自卫军游行示威，然而很干脆被资产阶级平复并解散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而山岳派要么逃亡，要么被送往最高法院审判，要么留下的则像小学生一样受到国民议会议长的琐碎监督。至此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在议会中、在巴黎的力量被消灭。6月13日的事变不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他也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一方面的对自己力量和形式的错误估计，另一方面深刻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懦弱和面对暴力的软弱无力，甚至面对强者时的自欺欺人。最后，6月13日的事变做出了宪法要服从于国民议会多数的原则，这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也是站在权力帘幕背后的波拿巴的胜利。 那么下面的结果很清楚了，秩序党完全占有了权力，至1850年5月31日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新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300万人的选举权）参政的权利，一下子让工人回复到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而在此期间，战胜了山岳党的资产阶级犯下了第一次打自己耳光的错误——1849年8月到10月3个月的休会，这样共和国首脑波拿巴就可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肆无忌惮的活动了。在消除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大敌之后，接下来的权力斗争就是秩序党（资产阶级）的波拿巴的较量。10月中旬国民议会刚刚复会，竟然收到了波拿巴解散秩序党人的内阁而已经重组了内阁咨文，这样内阁——行政权力就从议会制之下转移到波拿巴手中，而内阁所执行的行政权力是维持议会制的支柱，如此资产阶级同波拿巴第一次交锋便失去了内阁的领导权，这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1850年5月31日议会新选举法剥夺300万人的选举权的把柄被波拿巴握着，他借机敲诈议会300万法郎，而波拿巴对议会的软弱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同样1850年的8月至11月议会又休会3个月，而在这三个月中秩序党分解为比上次休会更多的各个派别，这加速了议会的分裂，再看看波拿巴在这千载难逢时机干了什么？他组织十二月会为自己复辟计划到法国巡游，为己张罗选票。那十二月会是什么组织？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则是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秘密宗派团体，是波拿巴的走狗，团体所有成员和波拿巴一样靠国内劳动群众的周济，波拿巴是流氓好无产阶级的首领，而此团体对波拿巴的真实目的复辟趋之若鹜。然而国民议会在秩序党控制之下与政府、与总统波拿巴的斗争却频频让步，恐惧“不安宁”状态，更不敢发动国民。如此，11月12日波拿巴又给议会送去一份咨文说“军队的指挥权属于总统”，而在此之前，波拿巴已经更换了陆军部长，即已经真正的控制了军队。这第二交锋，议会失去最可怕的力量——军队，军权和议会分离了。 剩下的斗争就简单的多了，因为议会事实上仅仅剩下一些无力的法律原则，议会没有了内阁，没有了军队，甚至失去了人民，也失去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在后来的1851年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之中，秩序党联合山岳党才得以通过，此时的秩序党在与波拿巴的冲突斗争中已不再是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内部的分化不堪想象。1851年5月，秩序党为延长任期力图修改宪法，而其自身的分裂已力不从心，联合其他党派后与7月19日多数（446）赞成修改，少数（278）反对修改。这结果是表明议会的多数是反对宪法（即未修改前的），而宪法本身是表明支持议会的少数是具有约束力的，这已经表明秩序党的尴尬地位，对于产生自己合法性的宪法表示反对，那秩序党又该如何？它只能不生不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拥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为了更加顺利制定对付波拿巴的战斗计划，为了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为了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阵地，秩序党在此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8月至11月再度休会3个月。本次休会导致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后果：秩序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每一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与此同时，再休会期间，各省委员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在此多事之秋之际，恰逢1851年法国商业危机有加剧政治斗争，而资产阶级却把此次危机停滞说成纯粹由于政治原因——议会与政权斗争，临时政体的不稳定。这无疑为波拿巴的政变造就了时机。这样秩序党最后被自己的阶级也抛弃了。 除此之外，法国的农民，农民阶级是如何参与或者说如何看待这次长期的斗争和政变呢？我们来看，法国的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多是多样的联系，他们自身的小农自己自足的生产方式更加让他们不是相互往来而是彼此相互隔离。纵然有地域之间的联系，却也没有形成共同利益的联系，更没有形成一种政治组织，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而是要别人来代表，高高在上的权威政府来保证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故而，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而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后来拿破仑更加巩固和保证农民自由无阻利用得到的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然而小块土地最终也造成农民的贫困和对法国资本主义的阻碍。 于是，波拿巴的1851年12月2日政变以流氓无产阶级首领卑劣进行：绑架议会首领，收买军队，“戒严”状态。 回过头来看看德国的情况，而在《德意志农民战争》之中表现更多的是农民阶级同封建贵族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的斗争。在14和15世纪，德国工商业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如城市行会手工业代替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手工业，纺织业和采矿业均有很大发展，但是与英国、尼德兰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国内地方性割据限制，交通不畅，各区域联系不够紧密，社会等级分明，诸侯们雄踞一方，而官吏、贵族、教士阶层、商人阶级、僧侣都处在农民之上，他们设法钻营钻营，各种巧立名目剥削农民，除世俗剥削之外，农民还深深遭受罗马教廷各种名目的剥削。农民处在社会之底层，被当作东西看待，被作为牛马，甚至牛马不如，农奴完全听从主人支配，依附农则除在主人田地劳作外，还要在自己劳动所得支付什一税、地租、赋税、远征税、本帮税、帝国税等，除此外农民的自由受限，甚至妻女也被任意处置，更不用谈农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农民的生存条件极其悲惨。然而农民的暴动却不容易，因为农民是分散各地，同时顺从的性格，与武器的分离，剥削随不同主人而不同；另一方面，农民对立面诸侯则是有组织的力量，他们相倚为盟，严阵以待农民的反抗。结果是整个中世纪德意志的农民暴动都是局部性的，但是这些哪怕是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也深深反映农民在高压统治之下的无路可走的选择。 在地方分权独立状态之下，整个德国大致可分为三大垒营：即天主教派或反动派（此营垒聚集所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分子，即帝国政府，僧侣诸侯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路德式的改革派（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贵族以肥己并乘机脱离帝国控制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和革命派（农民和平民）。在中世纪，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统治下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因此一切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全面攻击必然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的理论大体上必然是神学的异端，故而德国的农民战争与宗教改革就有密切联系。路德在1517年最先反对天主教会的，此时他的反对立场没有明确性质，在他的最初活动阶段，以无比激烈的方式表现出他强健有力的农民本性，但是路德引发的革命火花迅速引起德意志的燎原之势，他反对僧侣和关于基督教自由的说教也让市民和一大部分低级贵族加入，甚至诸侯也被卷入，而农民和压迫他们的势力竟然为了共同目的走在了一起，不过他们毕竟是两派壁垒分明的势力，路德最后选择了倒向市民，和贵族诸侯站在一边，抛弃了下层人民，成为市民阶层改革派代表人物。他后来对于农民战争，大声疾呼“反对杀人越货的暴徒”，绝不可对农民发慈悲。倘若对比路德之前后的变化与1848年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前后态度如出一辙！ 与路德不同，闵采尔组织的反教会反封建同盟是始终站在下层人民立场领导取义，即便数次被地方城市驱离和著作数次被查。这与后期的路德针锋相对。但是闵采尔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直接想法和直接要求，并且他只从当时的革命分子中挑选最优秀分子组成一派，此派既要站在他那样思想的高度，又要具有他那样的魄力，如此则此派始终只在起义群众中的极少数。即便如此，闵采尔及其信徒们的传教活动对德意志农民的反抗斗争有直接的影响。除此之外，16世纪初，德意志境内如吹鼓手小汉斯、鞋会和穷康拉德等组织数次密谋组织号召农民反抗起义，其结果都是被统治阶级卑鄙残忍的手段镇压，但是农民身上坚韧的革命精神令人佩服。农民的分散毫无疑问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农民战争虽然遍地开花式起义，但是一方面因为农民本身起义决心不坚决，目光不够长远，且彼此分割不相互支持，而另一方面诸侯则集结军队逐个击破起义队伍，残酷血腥镇压，并且运用卑劣的假和谈手段，致使轰轰烈烈大起义战争失败。而闵采尔所领导的的起义先是因暴露被迫提前，他本人又深感其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鸿沟，加之农军士气低落，最后失败英勇就义，但他前期对你们战争宣传影响功不可没。 德国地方和省区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和省的狭隘性断送了农民战争，即便如此德意志农民战争打击最大的是僧侣、贵族，市民亦受打击，捞到好处的是诸侯，诸侯甚至在平息农民战争之中趁机扩大了地盘并扩大了权益。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首先，在史前文化阶段的蒙昧时代是指以获取天然物为主时期，人工产品是用作获取天然物的辅助工具；其次，史前文化阶段的野蛮时代是指人类学会畜牧和农耕时期，学会靠人的活动增加天然物生产的方法时期；再次，文明时代是指人类学会对天然物进一步加工时期，进入真正的工业和艺术时期。 关于家庭和亲属制度，我们确信亲属制度是家庭的反映，家庭发展变化在前，亲属制度是被动的，但是不可由动物家庭形式类推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但是可以用现在残存的亲属称谓推断历史上的存在家庭形式。如此，则人类的家庭形式大致经历了以下四种形式： 1.血缘家庭 它是指历史上存在的婚姻集团是按辈分划分的，每一代既互为兄弟姐妹，有互为夫妻。此种家庭形式现已绝迹。 2.普那路亚家庭 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此家庭是若数目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妻子，但是拍出她们的兄弟，也排除丈夫们的姊妹。在群婚之中，孩子的父亲不确定，但是其母亲确定。在这种形式之下，一切兄弟和姊妹之间，甚至母亲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关系的禁规已一经立，女始祖的后代子女们便转化为氏族。 3.对偶家庭 它是成对配偶制，但尚不稳定，是母系之下家庭，妇女占统治地位，子女归女方，若离婚双方均可再自由结婚。 在此婚姻家庭形式之下，世系的母权制与丈夫的财产继承人选择发生冲突，若财产允许子女继承则必须废除母权制。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 4.专偶制家庭 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目的是生育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以继承父亲的财产，其婚姻关系牢固胜于对偶制，丈夫享有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它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因此，荷马史诗中有言“希腊妇女对于男子不过是他婚生嗣子的母亲，最高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但是无论如何，专偶制家庭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 人类所经历的时代与经历的婚姻形式大致可如此表示： 蒙昧时代 → 野蛮时代 → 文明时代 ↓ ↓ ↓ 群婚家庭 对偶家庭（过渡） 专偶家庭 在此之下，中世纪王公贵族婚姻取决于家族利益，而不是个人意愿；行会师傅子女婚姻则取决家庭利益。资产阶级的婚姻是当事人阶级地位决定的，总是衡量厉害的婚姻；而相比之下，无产阶级的婚姻没有经济基础，妇女同样走出家庭工作，而男子统治的残余已失去其存在的任何基础。由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择偶婚配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才能普遍实现。 在易洛魁人的氏族中，氏族是十分单纯质朴，大家平等自由，氏族之上有胞族和部落，但是氏族注定是要灭亡的，因为它未超出部落范围，生产极不发展且受自然支配。 在希腊，氏族在史前时代是基本单位，但希腊人的氏族已不同于易洛魁人的氏族，因为私有制已经出现，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氏族组织虽有活力，但瓦解已经开始，家庭中的财产积累导致家庭于氏族对立。同时，财产被当作最好价值受到赞美和崇敬，需要得到社会承认并被保护的机关——国家。 在雅典，移民法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保护雅典公民的权利。有决定意义的不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居民在政治上已变成地区的附属物。同时，在制度中加入一个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 在罗马，起初库里亚（即胞族，由十个氏族组成）大会是由300个氏族酋长组成，它如同雅典的议事会，通过和否决一切法律，他们构成元老院，也是最初的部落贵族。但是，由于罗马外来人数加入而不享有公民权引发的斗争，以希腊为榜样设立了新的人民大会，按财产把人民划分等级并享有不同权力。如此，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 在凯尔特人的氏族中，早期的苏格兰也盛行母权制，甚至到11世纪，凯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专偶婚代替；在塔西佗时代，德意志到处有氏族酋长议事会，重大事情于人民大会解决，此时德意志人中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婚姻形式是接近专偶制的对偶婚，但与凯尔特人相反，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牢不可破。在德意志人征服罗马之后，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但是要把其征服的土地组织管理起来，自己的氏族团体当然不能，而只有设置国家管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人类社会经历的三次大分工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得游牧分离出来，畜群也变为特殊财产——商品，它也造成第一次社会大分裂：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家庭以外的分工让男子获得统治权，妇女家内劳动成为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与之伴随的是男子的独裁，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实行，对偶制向专偶制逐步过渡而被确认，并且永久化。此时，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已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立。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得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出现了穷人与富人差别，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和土地的共同耕作被炸毁。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整个氏族制度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氏族制度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临近部落的组织，而他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分工——商人。他是纯粹的寄生虫阶级，信奉货币崇拜。在商人推动作用下，货币财富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形式外，出现表现为地产的财富，于是土地所有权完成了经过抵押到财富的转变。 在整个生产力引起的社会变革之中，氏族制度面对新因素显得软弱无力，氏族作为封闭团体无力应对新成员，面对全部经济生活条件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与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氏族的无力职能被国家替代。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承认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国家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些与旧的氏族是不同的。而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它直接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机器。而文明时代的基础无疑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生产的每进一步，同时也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 感想： 本月读书选择了马恩选集部分书目，恩格斯的哲学类的作品和席美尔的作品都是比较费脑筋阅读的，但是越发阅读到后发现此类作品很意味深长，不论是其辩证的研究问题，还是对比的，都值得细细品读，虽然《叔本华和尼采》很有生涩难懂之处，但是没有畏难情绪这些都可以读下的。这个月中参加过一次双周论坛，愈发现交流碰撞思维的重要性，它往往激发我们为思考到的东西，想未想之想，更要多多交流，抓住机会。
9月至10月（十一假期）书单：《资本论》（一、二、三卷） 卡尔·马克思 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 商务出版社
一部《资本论》不仅仅直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流通、积累和再生产的过程，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仅仅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其内部不可逃脱的基本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更是体现出马克思对在资本压迫剥削之下被异化的人（无产阶级）的关怀，对人从被沉重苛刻资本枷锁之下的解放出来的自由期待。马克思处在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上升时期，也是资本对人无情榨取的时代，它以独特的视角分析资本主社会内在规律及其扩张性表现，并且身体力行参与领导工人运动，争取工人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和合法政治权力改善，致力于人从资本、社会、权力等解放出来。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直接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打开了我们了解资本内部秘密的大门，毫无疑问，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生产动机和出发点，资本家手中的资本也即通过最大限度生产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的增殖，既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以在更大规模扩大再生产基础上生产更多的的剩余价值，也得以拿出部分由无酬劳动转化的可变资本供自己挥霍消费。资本家则通过两种方式获取剩余价值，第一是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即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第二种方式是追逐绝对剩余价值，即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为获得高额的剩余价值（也即表现在外面的迷惑人的利润），也就是为提高剩余价值率，必然加大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相比资本家的奢侈生活，工人虽然付出了超额的过度劳动，但是却仅仅得到勉强自己糊口而根本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开支，甚至有不可思议的对比——整日在一线过度劳动的工人的收入提供的饮食标准的竟然不如在监狱里的犯人饮食得好。这就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必然斗争冲突埋下了伏笔。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阶级不断通过分工协作和机器大生产提高生产率，而机器大生产和分工协作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工人从之前的完整参与生产过程到在机器大工业之下只需重复完成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无异于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然而资本主义之下人的异化不仅仅在此，首先，表现为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化，从之前的小生产资料的占有到现在资本家阶级的独占，而工人则贫穷的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其次，工人与资本家的异化，从之前的社会阶层到如今截然对立的两大阶级尖锐对立；再次，资本家之间的分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阶级内部之间表现为大的实力强的资本家对较弱势的的剥夺；最后是资本的异化，在工人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的同时，资本家也异化为资本，成为资本的代表。
除了上述机器大生产和分工隐蔽的方式深层次剥夺工人之外，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家通过改变对工人工资的支付方式剥削，原先是以工作日的形式周或月为期支付，在工人斗争及数次推行工厂法之下，资本家已经不能靠无限的延长工作时间的方式剥削工人，于是转而采取计时工资（计时工资情况下，劳动由劳动的直接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进而采取更为苛刻的计件工资（计件工资情况下，则有在一定时间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的数量来计量），而计件工资则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借此实现最大程度剥削。
不单单限于工业生产之中，在农业生产中也同样存在，一方面是自耕农等被从原有土地上驱赶，继而被作为无保护的者抛向市场，而这又为工业生产需求的自由劳动力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的租地农场主又可以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人口低价雇佣农业工人，这还不算租地农场主剥削的过分之处，又通过雇佣未成年的帮工从事季节性的农业劳动，这又直接造成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导致被游离者贫困，而伴随帮工制度而来的是其未成年的道德败坏，伦理的丧失，这比在工业生产中未成年男女工的道德沦落有过之而无不及之。这即是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底层无产阶级真实生活的写照反映。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赶，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这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建立了国内市场。
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和生产已经知晓，那么资本主义的积累如何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方式确立之后，资本的积累主要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占有的大量资本和自由劳动力为前提，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机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但是资本积累及扩大再生产本身是为生产更多的商品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资本主义的行径却告诉我们相反的行为，无产阶级并没有从中获得利益和基本生活上的改善。
若在往上追溯至资本主义生产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则必须有自己最原始的积累。资本主义生产这个最初的原始积累，除了来自众所周知的奴隶贸易和欺诈贸易之外，还有来自对本国内部的掠夺。首先，表现为对农村土地的剥夺和底层自耕农的劫掠；除此之外还有对教会地产掠夺，欺诈性地让出国有土地和盗窃公有地，使用剥夺方法，残暴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最后，原始积累还有一个特点，即运用国家权力参与积累，资产阶级运用国家权力一方面把工资强制在有利于赚钱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则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身于从属状态。
那么资本主义积累的趋势和最后的结果又如何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并取得统治地位之后之后，他已经不满足于对无产阶级的剥夺，也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资本积累也是导致直接生产者被剥夺，这不仅包括农民，也有自由私有者被排挤，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样排挤靠自己劳动所挣的私有者，进而开始剥夺其它资本家。这是资本主义内在生产规律的结果，也是资本集中于一个资本家打败另一个资本家，这即折射出资本主义的内在基本矛盾——生产无限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在第二卷中也就是直接表现为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生活资料的两大部类交换出现不平衡，而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资本家阶层的欺诈又间接加剧危机持续，资本主义社会的信用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这种信用并非建立在现实的生产和交换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对与资本不断增殖的信念相关的空头承诺和抽象法则的迷信。因此，容易诱发买空卖空、票据投机、商业诈骗等行为，资本主义引以为傲的信用制度也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脆弱的环节。资本主义生产的链条环环相扣，任何一环的中断都会影响到社会总生产的效益，最终引发周期性的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里是站在批判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表现为对工人残酷的剥削，甚至说对底层的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来说就宛如人间地狱，而资本家的奢侈生活则是另一种面貌，这种截然对立的两大阶级如此不同，不免想起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从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看来，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入世精神，尤其是加尔文教把尽心尽职从事资本主义生产视为天职，新教之下资本家阶级更是努力工作积累资本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这种精神对底层的无产阶级也有巨大的影响，如此在新教精神浸透之下，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在整个社会从资产阶级至下层无产阶级都不自主中投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之中。
感想：
《资本论》是一部庞大的体系性著作，很多具节理论依然需要琢磨，比如说关于地租的部分，而更需要对每卷之间的相联系部分加以联系对比达到贯通，也需要比较同时期不同著作家观点对比，如亚当斯密等人著作，以对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较全面的理解。其次，在阅读第三卷过程中，当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即生产资本家和商人资本家关于分配利润问题，为什么从事的资本家要分利润给商人资本家？直到连续多个章节贯通才清楚原来是把商人的资本也算入总资本方找到答案。这对了解马克思分析问题和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又是一扇窗。再次，还清楚了一点，即资本主义的下一次危机的周期中最低的年份的生产量也要高于上次危机周期中最高的生产量，这更加清楚反映出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也折射出对工人的空前剥削提高。这也如同我们的成长，下一个阶段远高于上一个阶段的峰值，而过程务必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接下来再抽时间阅读部分马恩选集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等其他方面的思想。
书单：
6月份
《古犹太教》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印度的宗教》 马克思·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何研究中国》 曹锦清
7—8月份
《宗教社会学》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宗教与世界》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支配社会学》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济与历史》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支配的类型》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律社会学》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非正当性的支配》 马克斯·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斯·韦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宗教社会学》一书开篇韦伯就鲜明指出宗教“本质”甚至不是我们关注的所在，因为某一特殊的共同体行动的类型的条件与效应才是我们此一研究的志趣所在。那么我们姑且不论宗教起源于原初社会早期的精灵信仰，亦或是原始的图腾崇拜，我们关注的重点毋宁是宗教与现世，尤其是宗教产生后宗教行为与与此世的关系。也就是宗教产生至今日，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对人们行动的影响，在宗教产生之后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态度、社会行动取向有何不同。这其中典型的要数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若是现实内的禁欲则要求将自己特殊的神圣心智——作为受选的神的工具之资质——内在于现实秩序之中，但对立与现实秩序来行动，基督新教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履行天职已尽荣耀上帝。相反，拒斥现实则要从“现世”完全隐退，亦即是将自己从家庭、财产、政治、艺术、性爱，即一切被选物所关怀的社会联系与心灵羁绊中完全脱离，这方面佛教即是典型代表，尤其是托钵僧的苦行修行。
那么宗教伦理与现世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韦伯认为宗教信念伦理与现世是一种紧张关系。在作为宗教伦理之基础的邻人伦理上，儒教极端强调孝道，即是出自对信仰及祖先灵魂的重视，更是家父长与家产官僚组织来推动；相反，基督教则言之“不能憎恨其父亲者，即不配为基督的门徒”。但是基督教却产生出“爱同胞”伦理，后来更是发展出普世之爱，而这又与中国乡土社会的扶贫相济守望相助有共通之处。与之不同的则是犹太人的二元伦理，犹太人在对待同胞和外人上奉行的是极端不同的伦理。我们再来看看诸文化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际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早期，不仅仅是在西方，甚至某种程度上其在中国、印度等不是没有产生，而是东方商人的“营利活动”远甚于西方，而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成长却在西方，这可以在西方宗教伦理中找到原因。禁欲新教是一理性的并彻底铲除巫术与起自然救赎追求，以“志业”方式履行自己职务以求救赎与儒教的顺应现世、佛教的拒斥现世、伊斯兰教的支配现世和犹太教的救世主期待与经济的贱民法是完全不同的。这诚如韦伯所言，宗教需求愈强烈，“现世”愈成问题。
关于《支配社会学》和《支配的类型》之中，在韦伯看来支配和权力是不同的，权力是在社会关系内行动者具有可以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此一基础的可能性为何；支配则是一群人会服从特定特定的命令的可能性，即一个命令受到服从的可能性。如此对支配的服从则会有不同的动机，由单纯的习惯性服从到纯粹可计算性。任何的支配的持续运作，都有诉诸其正当性的之原则的，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必要，即有正当性基础：
第一、第一一个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在此服从乃是对一般性约束力的规范的服从，即有合理规则的制度具有正当性，只要符合规则运作，他的权力即是正当的。
第二、命令权力之妥当性基于人的权威。此权威奠定于传统的神圣性，且要求对特定人物的服从。
第三、此种人的权威亦来自一个正好相反的基础上，亦即对非正常事物的归依，对卡里斯玛的信仰，即信仰某个带来实际启示或具有天赋资质的人物，视之为救世主、先知或英雄。
据此，根据正当性支配则有三个纯粹类型：
1.法制型支配——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律规范之下有发号施令之权力。
2.传统型支配——确信渊源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及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正当性。
3.卡理斯玛型支配——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指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
此三种正当性支配贯穿历史的每一个社会之中，尤其是随着历史发展，法制性支配愈来愈取得独占性的支配而取代其他两种支配类型。在法制型支配之中尤其以官僚制行政为典型代表，而官僚制行政又是最为理性化的支配类，它以非人格性切事化为导向。官僚制一旦确立，即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它将“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理性且秩序井然的“结合体行动”，而其中的职业官僚则只不过是不断运转的官僚机构中的小齿轮，即个人在其面前是无力的，从而导致出即使理性的官僚系统组织被敌占领，仍可继续运转，这也是官僚制成立后其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与特有的非人格特点，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俾斯麦退休之后德国官僚阶层依然坚守运转有序，其权力机构本质并未改变。然而官僚制却也使人们陷入理性的牢笼之中，这种 “机器”使得革命——即暴力方式创造出全新的支配组织——愈来愈不可能。与此同时，官僚制以其特有的的“理性的性格”，其行动乃是在规则目的与手段的计算，“即事性”支配下，其兴起及其普及乃带有“革命性”的影响，如理性主义普遍推展所带来的，准此，官僚制的进展摧毁了不具理性性格的各种支配结构。
与此同时，官僚制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稳定的，严格的 ，密集的，可计算的行政体系，而官僚制恰恰具备切事化，高效率，专业化等性格，二者天生具有相互结合的潜力。从时间上看，官僚制的出现发展是晚近的事，而资本主义愈是发展到近代愈迫切需要上述所需的行政体系。反过来，资本主义也为官僚化的管理组织提供了最理性的经济基础，并使官僚主义发展成为最理性的形式。
以上所述皆为正当性支配，那么除此之外的非正当性支配是怎么样？在《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之中，韦伯是如此认为“即使是那些自由共同体，也就是已经完全排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由其成员在政治上自行建构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也必须有专门为此一团体致力工作的人，亦即有以政治为主业的职业政治家，并且也设置出其得以专注的机构。因为 “所谓这种共同体”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这类共同体可以免于武力强权的支配，这里自由之意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为一切权威之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历史上这类共同体的起源温床仅见于西方，它们的萌芽，是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城市。
无论是源自卡理斯玛或是君主的正当支配，在西方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是代表君主支配的正当性支配的逐步退出，而继之代替的则是城市内出现的兄弟盟约、手工业行会组织、誓约共同体，以及与门阀望族对立的Popolo团体。这些团体组织与王权和教权斗争的结果是取得政治和立法的自主性，以达到保护人民的利益。这与正当性支配之下维护家产之下支配者阶层利益是截然不同的，之所以导致非正当性支配发展，这与城市早期兄弟盟约的形成，并由此而来的城市共同体有莫大关系，而此现象则在其他地区（中国由于祖先崇拜和氏族，印度则是种姓制度原因）收到巫术和氏族团体的阻挠未形成。除此之外，西方城市发展的积极基础——军事制度——尤其是军事制度至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差异性，即东方拥有行政体系的官僚化通过一批机器及其所提供的资源，君主可将军事行政至于其官僚制管理之下，而西方则不同，军队直捣罗马帝政时期仍维持着军队自行装备的原则，亦即服兵役的个人具有军事自主性，支配者在此必须极度依赖士兵的好感，因为士兵的服从时期政治权利的唯一基础。因此，也就留下了君主与下级被统治者妥协的空间，所以导致子西洋上古开始城市中即有誓约共同体和城市联盟，亦即为一种城市中有武装能力的各个阶层的结合，此即城市支配决定性的关键所在。
关于理性化。在韦伯作品之中，他本人未对理性化做出直接定义，而是通过借助多领域的方面具体事物之中进行阐述或通过对比给予说明。
1.在社会行动方面。目的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在韦伯看来是属于理性的行动，目的理性行动的行动者会去理性地衡量手段之于目的、目的之于附带结果，最后也会考量各种可能目的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考虑“边际效用”原则；价值理性的理性化程度稍弱，是一种依循着“诫命”或“要求”的引导，并以此为己任的行动。反之，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则常处于“有意义”行动的边缘地带，或落在其边缘之外。
2.在法律方面。法律与诉讼的一般发展，是从“法先知”的卡理斯玛启示，发展到法律名家的经验性法创造与法发现，进而发展到世俗的公权力与神权政治的权力下达法指令的阶段，最后则为接受法学教育者体系性的法制定、与奠基于文献和形式逻辑训练的专门的“司法审判”阶段。在此过程之中，法的形式发展到愈来愈发展到专门化的法学，也就是逻辑的和理性与体系性，并达到法之逻辑的纯化与演绎的严格化及诉讼技术的合理化，而纵然卡迪裁判能带来具有功利性的实质，法律亦是朝着专门性，合理化的发展。
3.在支配方面。卡理斯玛型支配和传统型支配均不属于合理性的支配，如韦伯所言官僚制（法理型支配）具有理性性格，而愈是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严密计算性，更是需要官僚制“理性的”性格，其行动乃是在规则目的与手段的计算，“即事性”支配下，其兴起及其普及乃带有“革命性”的影响，如理性主义普遍推展所带来的，准此，官僚制的进展摧毁了不具理性性格的各种支配结构。官僚机构的行政体系，而国家机构之官僚化和社会的齐平华确实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二者的结合亦是相得益彰。
不足与计划：
1、韦伯的部分书目看的时间间隔长，以致前面的书籍印象浅，难以联系贯穿起来，之后再抽时间温故；
2、前面读书时未及时总结，以致这几天紧张的梳理总结导致有效信息遗漏；
3、韦伯诸作品思想内容庞大，加上思考不足，在其内容和思想深度上都未把握准确；
4、计划：接下来一个月进入阅读马克思作品。
五月份阅读书目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宗教简史》 李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韦伯
四月份阅读书目：
《原始分类》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
《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
《古今中西之争》甘阳
《农村社会学》钟涨宝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涂尔干（在读）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是这样对你宗教定义的：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讲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很明显，信仰、仪轨和“教会”成为宗教不可或缺的因素，涂尔干也正是通过对澳洲社会和美洲社会土著民族的详细入微的考察求证，才层层分析，以求通过对土著居民原始生活的解析而解释宗教的形成过程和实质。
读完这本书，想谈谈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理解：
图腾信仰。
图腾信仰是原始的宗教信仰，图腾被用于原始的宗教仪典，是礼拜仪式的一部分，图腾也作为集体的标签，也具有宗教性，他成为一种圣物。图腾的形象首先是圣物，其次是氏族用来命名的动物或植物，然后是氏族成员。在澳洲部落中，图腾有氏族的、有胞族的，还有部落的，而这个就是夸族际性的，人们信仰图腾是为了共享图特图腾的特性，从图腾之中获得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涂尔干指出“图腾制度不是关于动物、人或者图像的宗教，而是关于一种匿名的和非人格的力的宗教，它见诸于这些事物，而又不与其中任何一个相混同。谁也不能完全拥有它，但又都可以分享它。”这种非人格的力是澳洲图腾制度的内涵和精神的组成部分，这种力的观念是宗教的起源，也就是说所有神圣本源都是宗教力的表达，是这种宗教力形成了宇宙的统一性，而图腾制度也包含着这种观念。我们知道在人类早起图腾信仰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与后来西方社会中基督教的作用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别无二致，只是历史时期不同，不能进行横向作用的比较。
消极膜拜和积极膜拜。
提到膜拜，就不得不说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几乎所有宗教信仰都把所有事物分成了这两类，而神圣事物是被分离出来的，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与凡俗事物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膜拜仪式就是要防止他们混同，以确保它们互补侵扰。消极膜拜即是让二者相互回避，采用禁忌的形式。这里要把宗教的禁忌和巫术中的禁忌的区分开，而我们要说的就是宗教的禁忌，消极膜拜禁忌的方式有多种。如接触禁忌，即凡俗事物绝对不能接触神圣事物，例如，在任何情况下，尚未成年的人是不能接触到储灵珈；禁止食用神圣的动物或植物，而一旦出现亵渎神圣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此外，看和听神圣事物也是禁止的，比如女人永远不能看到膜拜仪式的的法器，这里也透露出女人是世俗世界的，也流露了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父权社会。再者宗教节日也是禁忌的结果，具体表现是宗教生活和凡俗生活不能同在一处，也不能同时并存。然而即便是消极膜拜，它却在培养个体的宗教性和道德性上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成年礼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经受丛林的的全面禁忌锻炼之后，他获得了参加仪式的资格，也获得了神圣性。
如果说消极膜拜是把人们引入了宗教生活，那么积极膜拜则是人们与宗教力间维持着一种积极、双向的关系的一套仪式仪轨。根据斯宾塞和吉兰在阿兰达的发现，首领“阿拉通雅”和氏族成员举行的“因提丘玛”仪式是其典型，这类仪式是主动祈求其氏族图腾物种繁衍的。此外，在神圣庄严地模仿仪式和表现及纪念仪式都是为一个目标——是图腾物种得到繁殖。而积极的膜拜仪式即是主动与神圣沟通，以求获得期待的物质目的。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不仅是一个仪轨体系，而且是一个观念体系，它的目的是要解释世界，即便是最粗陋的宗教，也拥有自己的宇宙观。仪轨的要素面向的是行动，宗教要求并调整着这些行动；观念的要素则被转换为思想，宗教丰富和组织者这些思想。“宗教表达的并不是自然中不存在的东西，这应该成为宗教科学的原则，因为科学只能是有关自然现象的科学”，诚然，宗教思辨所针对的实在是后来哲学家所思的主题：自然、人和社会。宗教和科学都力图将事物联系起来，建立它们的内部关系，将它们分类，使他们系统化，科学和宗教追求的目的相同，科学思想是宗教思想更完善的形式，科学摈弃了宗教狂热、偏执和主观的一面，因此，宗教将逐步让位给科学是十分自然的事，科学也能够更好的完成任务。然而这不意味着宗教要消亡，宗教只是要改变自己，宗教的膜拜和信仰会慢慢屈从于科学的批判，而科学注定对未来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
感想：
涂尔干是社会学中实证派的先驱和奠基者，《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更是他处处取证的著作，各种材料不是罗列，而是紧凑的逻辑论证，在批驳他人的同时也树立起自己的理论立足点。他严密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证性，之前在阅读《自杀论》和《社会分工论》中已有体会。但是在这些书中依然有很多难懂之处，比如《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结论部分，对很多概念的理解不深入，而这一点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更有同样感触。同时，在刚开始的读书笔记做的比较乱，以致后期梳理困难，这点教训已有，再读书时务必做好读书笔记。
接下来计划是把涂尔干的其他经典阅读，然后做一总结。
[ 此贴被冯润兵在2017-01-17 21:4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