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9.10—2017.10.10
书单：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乱伦的禁忌及其起源》、《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韦 伯《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科学方法论》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有关《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借鉴: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围绕社会事实这个词而展开，社会事实有三个特性，即外在性、普遍性和强制性，作者认为要把社会事实当做物来考察，这其实和韦伯的价值中立实质性是一样的。至于如何观察社会事实的具体方法，涂尔干提出了三点，一是摆脱一切主观预断，二是要对社会事实进行分类，三是要观察最客观的外在特征。关于如何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要把该现象放入具体的时代环境中进行分析，划分社会类型要根据社会的结合程度对社会进行分类。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是社会事实只能由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原因存在于社会的内部，社会学的解释只是确立现象的因果关系，社会学的解释是因果解释。在论述关于求证的准则时涂尔干认为比较方法和间接的实验方法是社会学的求证方法，共变法是研究社会学的最佳手段。当然，现在社会学的求证方法并不局限于此了，这与当时的时代因素是分不开的。在最后，涂尔干对所述方法的特点进行了三点归纳：一是它独立于一切哲学（这种独立也有利于哲学本身）和各种实际应用的理论；二是它的客观性：社会事实被作为物来研究；三是它的社会学性质：解释社会事实时不能脱离社会事实的特性。
我解读这本书的视角可能跟大家有点出入，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整本书就一个主题—社会事实，其后所有的论述都围绕着社会事实而展开，什么是社会事实，怎样观察社会事实，区分社会，区分社会类型，解释的准则等等皆由此而来。在涂尔干讲怎么去区分、去观察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或是那样的，而是用逻辑推理和学科成果类比法来论证为什么是这样的。他的论证方法可能现在已经不够有说服力了，但是他的这种行文过程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学习的，不是一个观点横空出世，而是有逻辑论证的。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是论证，但是不是逻辑性的，而是理解性和历史因果的方法，说服力没有实证的强。但是韦伯的理论以历史解释作为总的框架，认为每一种解释方法，如果不是用来作为研究的准备，而是用来作为结论，对于揭示历史的真理都是无济于事的。韦伯的关注点恰好与涂尔干互补，加入了人的因素，更有利于社会学分析的深入。关于主观性和客观性在研究中之争，韦伯认为，要科学地界定应然的理念，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从某种间接意义上来说，通过实证分析，还可能对目的本身进行评估，根据追求的目的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看看它是否真的能够实现。通过实证科学和逻辑分析，可以使一个人明白，哪些是他能够 实现的，实现了之后有什么后果，从而帮助他弄清其理念的性质，但科学不能以这种方式给他指明他该怎样做决定。对于客观性，韦伯说道德上漠视的态度和科学上的客观性毫不相干，即尊重事实，但不意味着失去人性。对于社会科学关注点的选择与认定必然是主观的，也就是涉及对问题的选择，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是人的主观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客观有效的因果分析。因果解释可以由其他人来加以证实，而不只是对某个特殊个头而言才是有效的，无论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还是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在无限的因果网络中深入探究到何种程度，都受到了价值假设的支配。
第一本书我觉得值得思考学习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涂尔干的论证方式，还有他的思考逻辑，学习他的行文过程，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去论述的中心问题的严谨性和说服力；二是为什么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韦伯觉得是理解人的行为，亦或是后来的结构的，功能的，冲突的，或吉登斯的现代性，各有不同。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些大家们为什么认为这个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及他们是如何把握到的。我们在看书的过程中可以去推敲，去琢磨，这样，才会发现我们自己所关注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形成一套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吉登斯的成功在于他始终关注于同一课题——现代性，我想这是一个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总结:
涂尔干和韦伯的每本著作都是有主题的，他们的选题可以说是相近的，但是两个人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涂尔干注重实证，所以他的整个行文过程是力求逻辑清晰，环环相扣的，他讲求的是一种必然性因果关系。与韦伯强调或然性的因果关系不同,涂尔干强调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即同样的结果总是有其同样的原因，他以自杀为例说明,如果说自杀是由两个以上的原因引起的,那实际上就是说自杀有许多种。韦伯是强调理解性的，因此他力求用词准确，语言解释精准，所以难免读起来晦涩难懂。韦伯注重用自己的经验研究来检视社会学方法论上的问题。两个人无论是社会事实还是理解行动，都强调价值无涉，涂尔干是要求不带个人判断观察社会事实，韦伯是要求价值中立，二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
读书感想 :（1）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必须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高效率读书；（2）读书犹如练武功，不可急功近利；（3）读书不要盲目去相信作者的观点，要带有一种交流的态度！
2017.10.10—2017.11.11
书单：韦 伯《古印度教》、《古犹太教》、《宗教与世界》
齐美尔《宗教社会学》
杨庆堃《中国的宗教》
这个月主要读的是宗教方面的书籍，因此在读以上作品的同时，又回过头再看了看《儒教与道教》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韦伯对于宗教的研究，个人感觉他这几本著作都是服务于同一个论证主题，即宗教行为对于伦理与经济的影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什么单单在西方被孕育了出来。韦伯是在以一种宗教的视角去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兴起，他认为：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价值最有其独立自发的影响力。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得以形成，那是因为新教伦理滋生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对于《古印度教》、《古犹太教》和《儒教与道教》几本书都在层层论证分析为什么古代文明、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印度没有孕育出资本主义，那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文化所塑造的对于实际世界的认知态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认为：理念与理想并非总是物质环境的反应，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济变迁的真正独立自发的动力。韦伯的比较研究主要是紧扣在马克思式的二分法则上，从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从发展资本主义的潜在能力来说，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古代中国、印度等地的物质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同时期的西方地区，理应比西方更早形成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然而他们每一种宗教文化的主要传统关于资本的观念都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直接相冲突。另一方面，在西方新教理念里的经济伦理则是直接有利与此种发展的。之所以读《中国的宗教》一书是因为杨庆堃试图回答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里面遗留的问题：士的地位与性格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何关联？即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与组织发展和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涂尔干的宗教分析还是层层论证说明的方式，他认为为什么要研究古老的宗教，因为它更适合理解人的宗教本性，展示出人性的本质的、永恒的方面。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宗教从社会关系里发展出来，然后又反哺于人的行为。
这个月的总结，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去做一个类题的总结，比如这个月都是读的宗教类的书籍，但是并不能很好的总结比较，也没有能力和知识储存去做。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将按人物分专题阅读。
读书感悟：这个月有一点浮躁和应接不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稳扎稳打，不急不躁，坚定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进！
2017.11.11—2017.12.10
书 单：韦 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读韦伯的著作，分了三次，第一次是最著名的几本，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精神》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第二次是他的宗教方面的著作，从《古犹太教》到《宗教与世界》，第三次是关于“支配社会学”的相关性论述。每读一次，视野就越开阔一次，对韦伯的认识就加深一层，就会发现自己先前一次的认识就是肤浅，对韦伯社会学的理解好生狭窄。最开始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觉得他就是在用一种宗教的视角去论证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欧洲发展了起来。随着阅读量的增加，越来越认识到，韦伯的研究的志向十分广博精深，其本意是想用历史视角和理解的方法去解释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
在韦伯看来，在真实的物质环境中的真实的人是社会中所有存在和发生之事物的主体和推动者，所以他认为社会学家必须以同情的态度理解周围人和人发生的社会行动。韦伯之处，文化伦理譬如新教伦理、法律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组织固然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发展规律，但它们从来不会自身发展起来，它们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和行动而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要理解社会，首先就要理解人以及由人引发出的社会行动。韦伯认为要理解人，理解社会行动，就需要把他们放入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韦伯给了自己一个巨大的人物，他试图从经济学到法律、政治和宗教方面去探索亲属制度和社会分层、官僚制和战争之间的相互关联，直至所有的机制都相互联系在一起。他希望打通经济、政治、文化及法律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去论证他的观点，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宗教的分析就是首先从经济文化、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等各方面着手分析的。
对韦伯思想的总结主要是两条路线，一条是三个主题，包括分层、组织和政治，另一条线是韦伯的历史理论—世界的理性化。韦伯对于社会分层的论述主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展开，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单一经济因素决定论。社会分层理论是韦伯核心社会学理论之一，与其他两者即组织和政治具有相关关系并且共同构成推动社会的力量。社会分层理论将不同人群连接起来，同时它包含着一种无形的秩序，这种秩序受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韦伯之处，每一种秩序都影响人类的行为，每个个体的行动叠加起来所产生的效果是难以预料的，而人们就在这些秩序构成的环境中生活。在社会组织方面，韦伯认为人们巩固相互关系有两种普遍方式，一种是建立强固的个人纽带，以此产生了个体化组织的世袭制治理体制，既缺乏效率又难以控制，于是就自然而然需求和使用另一种方式，即建立一些普遍的规则，由此而产生了官僚科层体制。在社会政治方面，韦伯主要探讨了权力动力机制的来源。韦伯认为，人具有物质和权力方面的利益，但他们也通过观念和理想来看待世界。政治的主体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争夺权力的各个主体，二是作为谋求和使用权力方式的各种组织，三是将权威合法化的各种观念和理想。而将权威合法化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传统，二是卡里斯马型的统治者个人魅力，三是法理合法性。
韦伯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是论证世界理性化的过程。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就是被称为现代化的明确现象，韦伯在新工业经济中发现了这一变化的核心，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解释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解释。而韦伯对其根源的追溯引导他去描述世界历史的社会性轮廓，他通过回溯历史试图找出工业文明得以发展的原因，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涂尔干一样认识到了宗教在原始社会中的整合力量，这就是他后来一系列著作的论述起点——用宗教的视角去分析资本主义为何独以在西方得以发展。
感想：一是不要畏惧不浮躁，不因任何的人和事打乱自己的原定计划；
二是合理安排时间，对于杂事利用碎片时间赶紧处理完毕，专心看书；
三是读书是给自己读的，别人的言语看法都不重要，自己踏踏实实进步就好
2017.12.11——2018.01.02
书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二卷
这个月主要读了资本论一二卷，真是畅快，也有可能是我没太读懂。马克思总体上都在讲一个问题，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基础的动力是怎样循环运行的。他通过考察整个商品生产体系，进行大量的经济学分析，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得以循环的动力在于剩余价值的产生。马克思对于下层劳动阶级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从他的论述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对资本市场运作手段的深恶痛绝，生产过程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产生。
《资本论》第一卷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整体考察来论述了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以及其发展趋势。这一卷共分为七篇主要论述内容，马克思从商品的产生和定义来展开他的论述。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即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是无法承担商品的性质的。在商品中表现的劳动二重性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不同质的具体劳动使商品具有不同的用途，同质的抽象劳动使商品之间具备了交换的可能性。
商品的价值属性决定了它需要通过交换来表现其相对价值，相对价值是通过交换等价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交换灯饰反映着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发展到货币阶段，此时价值表现形式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就出现了商品的拜物教趋势，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取代了以前人与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存在于商品中无差别劳动被忽略了，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出于需要而是由于交换。交换使得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元对立外部化了，在货币参与到商品交换中后，商品二因素就为商品本身和货币所取代。商品的价值通过货币来衡量，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商品的流通循环。商品流通打破了物物交换的时空限制与人员限制，交换规模得以不断扩大，有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近代世界市场的开拓，交换和生产又进一步空前的壮大，从而使得货币积累有了转化为资本的可能。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是通过成本价格这个概念完成的。对成本价格这个角度来说，它具有使资本同一化的作用，因为他不区分资本的性质和用途，而只看在生产中实际耗费的资本量是多少，因此，资本的质的差别消失了，只有量的差别。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知道资本是被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产生的，但是现在成本价格不区分这个了，从而我们就看不到剩余价值具体是从那一部分生产出来，它与可变资本的关系就被割裂了，好像它是从整个资本中生产出来的，是资本家所耗费的总资本产生了这个增值部分，这样，剩余价值就取得了利润的形式。剩余价值转变成利润，剩余价值率也就转变成利润率的形式了，与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只与可变资本有关不同，利润率的计算既会受到可变资本的影响，也会受到不变资本的影响，由于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不同，各个部门应该会有不同的利润率，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基本上呈现出相近的利润率，也就是所谓的一般利润率，那么这个一般利润率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通过竞争和供求关系调节形成的。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供求关系会调节同一生产部门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产量与需求相适应，从而形成一个市场平均价格，而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入和流出也起到调节产量的作用，从而使得各个部门之间最后形成一个一般利润率。
《资本论》第二卷最薄，却最难读，大量的公式推演，严密而紧凑的逻辑，稍不留神就从书里出来了。《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对象资本的流通过程，是对剩余价值的抽象考察，对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各个生产部门资本的相互联系。资本的流通过程是指资本循环三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资本循环包括三个阶段，即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阶段，第二阶段停止了流通，为商品生产阶段，剩余价值在这一阶段产生，第三阶段就是将已经加工生产过的商品进行售卖。在第一阶段，产业资本家从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和原材料，在这一阶段，资本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变化，由货币资本变成了生产资本，实现了有货币到物的变化。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家使用他买来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加工，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第三阶段是商品的销售阶段，产业资本将第二阶段中加工过的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拿去售卖。在这一阶段，资本既发生了形式的变化，由商品资本变成货币资本，即由物到货币的转变，同时也实现了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只发生资本的形态变化，并不会带来价值增殖，即流通本身并不能带来价值的变化，这也是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之一。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缺一不可，二者之间的联系一旦被打破，则将带来经济危机。比如生产的商品不能及时售卖就会带来通货膨胀。
总结一下，资本的循环过程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产生剩余价值，资本的流通过程实现剩余价值。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是购买阶段—生产阶段—销售阶段。在购买阶段，货币转化为商品，货币既执行货币功能又执行资本职能，生产阶段指通过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特殊的结合方式，资本不仅发生了形式的变化，而且发生了价值量上的变化。资本的周转时间指资本循环一次所需要的全部时间，即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资本在生产领域里停留的时间，包括劳动期间和非劳动期间。资本的流通流通时间是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所用的总时间，资本周转是不断重复的资本循环过程，资本周转速度与周转次数成正比、与周转时间成反比。在资本周转论中又一个重要区分是是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马克思自己给出的判断方式是看资本的存在方式。社会总资本是个别资本运动的总和，个别资本是独立发挥资本职能的资本。社会总资本运动不仅包括生产消费，还包括个人消费，不仅包括资本流通还包括剩余价值的流通。社会总资本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一方面是价值补偿的实现，包括资本回流和剩余价值的获得，另一方面是实物补偿的实现，这是关键的一步，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和购买者对消费资料的获得，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指社会资本在规模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不断重复的生产过程。即资本家将全部剩余价值用于消费，仅将原有资本投入再生产。社会总资本运行中存在的矛盾的实证在于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感想：一是交流很重要，一交流看一本书的角度就增多了，自己读的时候觉得明白作者讲的什么，但一讨论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有些觉得自己明白的东西就是无法用准确的词语和适当的例子讲出来让别人明白，说到底还是没有理解透彻。第二是要多总结总反思，不要过于在意读书的速度，注意多思考，每天读下来有收获就好。
2018.01.12—2018.02.08读书汇报
书单：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齐美尔：《货币哲学》、《时尚的哲学》、《叔本华与尼采》、《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论社会分化》、《社会学基本问题》；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这个月主要读的是齐美尔的书，这次汇报主要是对齐美尔理论的梳理和本学期读书的总结。齐美尔总以边缘的形式游离在社会学的理论汪洋中，究其原因所在，通过对他的著作的阅读，发现他的论述范围甚广且涉及方面极多，这次总结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齐美尔对于社会的理解，二是他关于互动的相关论述，三是齐美尔关于文化社会学的一些观点。
一、齐美尔的社会观
齐美尔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构成了社会。在齐美尔看来，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将人们毫不间断地连接起来，这些关系又交错纵横的关系又编织形成了社会层面的互动。即社会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但社会一经产生，便超越了个人。齐美尔的社会观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特点，他认为社会是由低一级的形式即个人互动中不断涌现出的高一级形式。齐美尔将他的社会学问题划分为三个大的领域，纯粹社会学主要讨论社会互动的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因素，一般社会学处于中间层面，讨论人类历史中产生的各种文化因素，哲学社会学则讨论人的本质、终极运动、社会的认识论等问题。齐美尔十分重视创造性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人类的创造性认识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中，才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但正是这种创造性意识使人类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人类的创造性使得人们追求一种更丰富的生活，不断追求超越自身，这种超越性创造出了包括社会结构、习惯风俗等内在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人类创造出来的各种社会事物有它们自身的生命力，人只能服从他，却不能轻易改造它，这也是齐美尔的异化观。人的创造性与其创造性成果之间的这种分离，是内在的无法避免的，生活的世界日益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牢笼。
二、齐美尔的互动论
齐美尔的著作充满了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其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较大。康德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将内容与形式截然二分，康德认为现象世界没有规律可言，人类知识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人具有先天的时空观。人以时间和空间去整理繁杂的世界，并使其呈现出规律，即规律并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而是人以自己的思维加工的产物。在齐美尔看来，每个人都必须与他人发生互动，尽管互动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人们并非 全部在交往中。不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发展出互动的形式，而是将这些形式强加给互动，社会的本质只存在于互动形式中，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社会互动或交往的形式。齐美尔研究了多种形式的互动，如交换、冲突、统治、社会化以及卖淫等等，他认为任何互动都包括主客体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其中任何一方，互动关系便无从建立，互动活动也无法发生，每一种互动形式又包含着与之相应的内容。如统治互动中的集权统治与民主统治，虽然都是政治互动，但是互动的结果却产生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人们享受到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则存在很大的差异。齐美尔把社会互动的形式看成主观而又先天的东西，人们的互动是将主观形式强加于客观过程之上的观点，忽略了人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客观实在性，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
齐美尔将交往划分成不同的形式，也将参与交往的个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吝啬者、挥霍者、穷人、富人等等，他所做的每一种划分都是以一个类型和与之相对应的其他类型同社会结构的关系所进行的。在齐美尔看来，互动的形式，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等至关重要的问题，都与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距离紧密相关，甚至是由这一距离决定的。一个事物如果与人的关系太远或太近都毫无意义，这个观点在“陌生人”一文的分析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他看来，所谓陌生人，就是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既不太远，也不太近的人，如果距离太远，则与我们毫无关系，如果距离太近，以至于成了熟人，也就不再是陌生人。我们与陌生人之间这种不远不近的关系，使得我们与他们之间能够以特殊的形式发生互动，我们可将不便对熟人给予的信任赋予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大商人一般是外来者。
三、齐美尔的文化社会学
齐美尔虽然没有把文化直接理解成异化，但他认为宗教、习俗、意识形态以及传统观念等对于互动过程的影响其实是一种威胁，不利于个体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因此他关于文化社会学方面的论述是从主客体划分开始的。所谓主体文化，在齐美尔看来，其实就是社会生活内化在主体身上，并通过其互动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倾向和价值观念。而客体文化则是历史上形成的外在于主体的各种文化因素，客体文化对于主体的影响，有赖于主体的吸收和内化。在理想情形下，主体文化影响塑造着客体文化，同时也受客体文化的影响。客体文化一经产生，便有其内在生命力和相对独立性。如一旦成为固定的习俗，就具有了自身内在的逻辑和合法性，使其不可避免地逃离与创造他们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就是内化客体文化的主体，也就是人本身。虽然人们拥有这创造客体文化的能力，但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客体文化对主体文化具有压倒性优势，对主体起着引导压制作用。客体文化对主体文化的压倒性优势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各种文化和文明对人的自然性的背离和压制，对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的妨碍，人们正在自由的追求的各种东西，最终都将演变为人类自己的敌人，人类无法摆脱文明与异化的宿命。社会分化是齐美尔关于现代性论述的一个重要层面，他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分化会加剧，社会分化引起社会互动形式方面有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群体组成原则从感性标准向理性标准的变化，二是会导致群体数量的增加，人们会加入如职业群体等越来越多的组织。在现代性社会中，面对众多的社会群体，人们能够且必然地选择出必须要加入的群体以及是否要加入的选择。他们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使在不同的场合结交不同的人，如在餐桌上的礼仪与话题、在社交中掩藏真是的自我情绪等。
齐美尔的研究范围极广，理论体系庞大而复杂，但始终贯穿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社会秩序形成和演化中的作用。他的理论最主要集中在《货币哲学》一书中，他关于异化、现代性等研究在此书中皆有体现。这里简要总结一下该书观点：齐美尔认为，货币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种具有其自身生命力的独立存在，它使社会有了一种可以量化的度量和比较的标准，货币的使用使得人们能够更加抽象地思考生活的目的，推动了社会向理性化方向发展，促进了货物流通，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频率，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货币是人之本性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一种绝对、纯粹的工具，具有非历史性是无法超越的。
学期总结：这一学期，读了过去四年从未读过的数量之多的专业书，也从最初对专业书的枯燥乏味感转移到兴趣不断增加。没读之前总是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界限，认为读不懂，好难，直到来到读书会，跨出第一步，才知道虽然难，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难，只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读，还是可以读懂的。而且之前总觉得专业书枯燥乏味，读起来兴趣索然，但在读了两三本之后就觉得越来越有趣了，而且习惯了严肃性的阅读后，整个人的都变得沉静下来了，比以前少了浮躁，多了稳重和踏实。在读书会很重要的一点感受就是集体读书给了一种急迫感，个人读书容易散漫，但是在集体中读书，偶尔有偷懒的想法也不舍得去玩，想想自己与同伴的差异，就会立刻投入到学习中，第一次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一抬头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这一学期收获是巨大的，但是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读书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和成长的过程，不仅是知识储备的增长，更多的益处在于思维方式的训练和视野的开阔，最重要的还是心智的历练和打磨。
接下来的一年，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希望能读一百本经典著作，还是那句话，我适合一心一意只做一件事，希望明年就是把书读好，对得起时间！
2018.03.01—2018.04.08读书汇报
书单：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时代诊断》、《自由、权力与民主设计》、《社会学系统论》、《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集》；
这是过完年后回学校读书的第一个月，刚开始回校的时候，心里是不太平静的，略微有些许浮躁，加之曼海姆的书有一些抽象，所以状态是不太好的。好在经过一周的阅读后，心里逐渐平静了下来，慢慢就进入书中去了。
最开始读的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他的众多经典观点在这一书中得以呈现，这本书是为了由于知识领域的一些混乱，作者希望构建出一种方法来分析的解除这种思想上的差异。他认为，只要思维方式的社会起源是模糊不清的，那就一定存在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的思维方式。构成人类活动原动力的推动因素同样是人类头脑中推动和扰乱理智的因素。因此，曼海姆他直接从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开始来建立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对意识形态这种特殊的知识进行了剖析，从而完成了将知识的考察至于社会情境分析之中。
正如曼海姆所说的，一说到意识形态这个词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为上层建筑所用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它是一定的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在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评价性概念，指那些同社会实际状况不一致的思想观点，是有偏见和局限性的意识形式。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产生于政治冲突中的一种发现，即统治集团在思想中受到利益的强烈限制，致使他们无法看到某些将会破坏他们统治的事实。他反对马克思的继承者卢卡奇等人的观点，认为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或政治斗争中产生的，都是带有阶级利益色彩的，具有不能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共性。因此曼海姆从文化社会学角度（个人感觉）来探讨知识、社会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思想是一种指导政治实际生活的工具，而知识社会的重要之处在于提供方法。意识形态是维持现有现状的思想体系，与之相对应的，乌托邦则是改变现有秩序的思想体系，乌托邦作为一种心灵状态存在于它和它产生的那种状态不相适应的时候，这是一种具有超越现实取向的心态，它总是妄图取代或者破坏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曼海姆并没有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他在论述的过程中总是在相对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他认为总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与现存秩序完全一致的群体决定应当认为什么是乌托邦的群体，而处于上升阶段、与现存秩序相冲突的群体应当认为什么是意识形态的群体。
曼海姆在对时代精神的诊断中深刻剖析了统一的世界观在现代社会的崩溃，描述了现代社会精神领域的诸神斗争的状态，即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他从知识分子阶层的变迁来阐释了这种时代状况，他说：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有关于中世纪情形形成对照的现代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这种由祭司这个社会等级进行的，对教会解释世界的过程的垄断，已经被打破了，而且，是一个自由的知识界已经出现，代替了那个封闭的和经过彻底组织的知识分子阶层。曼海姆通过对各种意识形态观念、科学政治学的可能性和乌托邦心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对这些观念与相应的社会集团利益之关系作出缜密的分析，来提出和实现他的知识社会学见解。在原则上，认识论宣称自己是所有学科的基础，但事实上，它受到任何特定时期的科学状况的决定。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观点颇多，且有相互矛盾之处，在此，主要对其知识社会学理论观点归纳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知识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第一种形式是政治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受存在制约的，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知识，它是与境遇有关的，受知识持有者的生存条件所影响。当然，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受存在制约的并不等于把它划分为仅仅是相对的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确实不具有数学知识那样的客观性，但它有其自身的客观意义所在（韦伯的价值中立）。其次是要根据知识社会学对认识论加以彻底改造。一方面，认识论需要使其自身摆脱个体主义，从而围绕认识者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这一观点重建自身。另一方面，认识论必须克服他现在坚持一种静态的真理观的状况。按照静态真理观，真理和真之意义是永恒的，认识论必须承认真理是一个历史过程，真的意义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从静态的真理观转向动态的生理观，也会导致对判断产生与其内容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看法。尽管从心理学上讲，判断的产生也许与其内容无关，但判断的社会政治环境确实其内容的组成部分。再次，我们有必要对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观加以区分：按照特殊论的意识形态观，一个群体集体持有的信念中，有一些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按照整体论的意识形态观，所有集体持有的信念都属于意识形态。知识社会学关心的是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研究，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一个群体的集体知识可能无法与生存条件相适应，意识形态可能会在试图稳定社会时曲解现实，而乌托邦则可能会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革时曲解现实。最后，知识社会学是以人类认识活动同社会存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展开的，涉及认识过程、认识结果和认识方式亦即思维方式等方面同社会行动、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关系。
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上，曼海姆对韦伯的方法论有一定的批判和继承，韦伯主张对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划定界限，对应然和实然作出区分，他认为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该做什么，而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应当做什么（选择的空间）。而曼海姆并没有把实然和应然区分开来，他选择了一种整体上的、综合的方法。曼海姆自己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做了以下几点概括：一是认为知识社会学的焦点在于追问知识产生的社会条件，这是知识社会学区别于传统认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也是知识社会学的时代意义和生命力所在。现代社会处于不断分化之中，职业、团体、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等都处于空前多元化状态，每个团体都有自身的主张且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理念，知识社会学就是要在这种各抒己见的情况下揭示各种思想意识产生的社会根据以及导致冲突的社会条件，从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中寻求思想意识上的沟通。二是知识社会学把观点即思维方式或世界观作为研究人们思想意识活动的前提来看待。他认为不能纠缠于人们关于某些具体事物的意见分歧上，应透过那些纷繁的争论，揭示人们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才能实现对认识活动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具体把握。第三方面是他认为知识社会是在关联中研究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社会生活都是相互联系的，应当把人们的思想意识放到特定的社会条件中去观察，同时还要注意把考察的思想意识和它的社会条件同其他因素联系起来。 最后曼海姆主张，知识社会学不仅要考察知识形成的社会条件，还要考察知识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
感想：这一个月刚开始一直在找感觉，主要还是有两周没有读书的缘故。这说明了读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能中断。希望下一个月好好读书！
2018.04.09—2018.05.15读书汇报
书单： 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世界观与政治领袖》、《资本主义的未来》、《同情感与他者》、《哲学人类学》、《价值观的颠覆》、《哲学与世界观》；
舍勒在大家眼里可能不是特别重要，特别出名，现象学不如胡塞尔，知识社会学的建设不如他的学生曼海姆，但他的颇多观点我都觉得极具意义。舍勒的整个知识体系有一个关键词：位格，他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我根据他的论述将其理解为人的内心秩序，即人们面对世界的一整套指导人行为的内在价值观。
舍勒的社会哲学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又在现象哲学的高度上展开知识社会学的建构。其现象哲学集中关注的是价值秩序、社会精神特质和主体的体验结构，他以一种生活于时代之中并为了时代生活来从事哲学研究，其所处时代最尖锐的是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此，舍勒有一套自己的话语系统，我对其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归纳。
（1）“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
舍勒从关注价值秩序、社会精神特质和主体体验结构的角度出发，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危机进行研究，他认为这种危机不仅体现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同时也体现在现代人的精神特质的主观体验结构方面，而相对于这些制度的转变，后者的转变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具体表现为人对世界的情感性价值评价态度由爱转变为怨恨。而这种怨恨正是现代人痛苦的根本来源，他认为人类用来克服这种痛苦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所表现出来的针对自身和世界观的态度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和自然科学技术所包含的，试图从概念角度来说明和征服实在并使之技术化倾向为代表。人的内驱力试图通过对世界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并因此使人控制世界并成为世界的主宰，来使自己得到实现和满足。但其结果则是人们虽然因此而构建了一组可以用来把握世界的抽象概念系统，并通过使这个世界实现形式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各种抵制及随着而来的痛苦（说白了，人与世界对立的矛盾痛苦，现代性使现代人内心失序，无所适从），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人们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本质的洞见，反而还抽掉了它的所有各种意义和本质，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涉及人本身对这种痛苦的意义的理解。人们用来规避这种痛苦的另一种技术则表现为宗教，包括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的佛教道教所有的神秘主义，这是一种试图通过遏制或者解除内驱力而尽可能取消与世界的抵制和不抵抗的心理技术。在舍勒看来，他并不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技术，而是一种通过人保持恭谦态度，通过取消内驱力以及与之相应的抵制的感知过程（麻痹自己，从与世界对抗到与世界和解），来使这个世界本真存在，从而使人获得有关世界的各种本质洞见的技术，而现象学还原和加括号过程的做法的关键核心就在于此。就认识的全部发展史而言，人们都是西安对认识对象产生爱和恨，之后才通过知性来对它们进行认知、分析和判断的。因此，无论对于各种理论和思维来说，还是就所有各种实践立场而言，爱和恨在情感行为的集体范围内都是最原初的行为方式，它们不仅包括和决定其他所有各种行为方式，构成理论立场和实践立场所共同具有的根源，而且它们还使理论和实践生活统一起来并使这两者永远保持统一状态。
总而言之，在舍勒看来，作为最原初的行为方式，爱和恨既是所有各种实践立场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包括哲学认识在内的所有各种理论认识的出发点。从本质上说，哲学是对人们通过实例所领会的存在着的本质和本质性脉络的认识，这些本质和本质性脉络都处于它们同绝对存在着及其本质在发生互动的时候所依赖的秩序和等级王国之中，这种认识是自明和严格的，它先天地适用于一切偶然的此在者，并且任何一种归纳都不会对他产生影响。
（2）以爱为基点和实质核心的价值等级体系
价值哲学是舍勒思想的核心，价值的直觉是先于概念化和认识活动的，舍勒通过对于人的道德活动进行连贯而彻底的现象学分析强调内驱力从来搜是具有价值取向，它在不断生成、不断走向日益精神化的过程中，始终都是努力按照某种绝对的价值等级体系（爱得秩序）来实现自身的，这一价值等级分为五类，分别是：神圣的与非神圣的价值、精神的、生命的、功利的和感官的与反面的否定价值。舍勒认为高级价值的特征是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统一，而低级价值的特征则是精神和情感的个体化和片断化。由于推崇个体的独立自主，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仍处于比较低级的价值等级之上。舍勒认为按照这种绝对的价值等级体系及其相应的理想共同体类型，来改造西方现代人的动机结构和情感体验结构，从而达到克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危机。
感想：不管你是何种姿态，只要向上飞就好
2018.05.16-06.28
书单：默 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系统》
科 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米 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日常接触》
布 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精英的兴衰》
这个月时间较长又恰逢读到过渡时期，因此准备一口气读完过渡时期，但是人物太多了，就只读了经典大家的经典著作，本次主要汇报帕森斯和默顿的功能主义。功能主义由来已久，但是在默顿和帕森斯这里发扬光大，默顿作为帕森斯的学生，对其理论有部分的继承，但最主要还是他个人的不同观点。功能主义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认为社会是由相互依存的各部分构成的功能整体，各部分在社会整个系统中承担一定的作用或功能，主张用功能分析方法说明整个社会体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生活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社会找到了一种手段（结构）去满足人了的需要（功能）。社会有机体具有生存发展所必须的一切条件，即功能先决条件，对社会各部分的组成来说，它们的功能是满足这些基本生存条件。
帕森斯把社会系统看作是行动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他两个系统是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行为有机系统。帕森斯主要分析了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其他系统的关系，他用角色互动的制度化来说明社会系统这一概念。所谓制度化是指处于一定地位的行动者之间互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或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受到规范的调节和文化模式的影响。他认为制度化概念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构，制度化了的角色构成了社会系统，社会地位对角色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帕森斯的整个理论基于如下假设：即系统化的理论对任何科学都非常重要，作为社会学基础的理论体系比社会学自身的体系更具一般性，它必须是社会系统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化的理论必须符合结构功能分析范式，这一理论必须限于所谓的行动参考框架中。模式变项是对社会系统进行分析的重要概念，用于说明行动者的行为取向特征，。模式变项的不同组合反映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帕森斯认为，现代经济和高度的职业专门化以及理性原则的运用，使社会偏重于功能专一的、成就取向的、普遍价值标准的、自我取向的和情感中立的角色。在此基础之上，帕森斯提出了其著名的AGIL模型（功能分析模型），他把行动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行为有机体系统（可进一步分为下一级）系统，它们之间执行不同的功能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帕森斯指出，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均衡构成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冲突即使存在也是一种反常现象，社会中存在着的团结集体所持的价值取向，它提供了人们所认为的美好社会的理想观念。所以，是集体和社会目标而不是个人目标，促使和引导个人进入社会，通过集体目标的内在化，人被社会化，社会秩序由此得到加强。
当帕森斯倡导建立统一的大理论是，默顿建立别具一格的中观理论。在默顿那里，中观理论是指介于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而建立的理论，这种理论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涵盖面，又具有坚实的经验基础，是融抽象与具象一体的理论。默顿认为，社会学理论是指逻辑上相关并与经验相符的一组命题，中观理论是介于日常研究总低层次而又必须的操作假设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之间的那类理论。中观理论用于指导经验研究，虽然有一定抽象化可更接近于观察资料，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但比单纯的经验概括更高一层。社会学理论要发展，首先要建立具体化的理论，该理论以可验证的假设为基础，其次应建立综合的概念体系，最后经验地验证和解释相应的概念。社会学只有注重发展中观理论，它才会前进。
默顿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学状况，除了首先发展中观理论以外，还应确立起社会学定性分析范式，他在其潜功能一文中之处功能分析有赖于理论、方法和资料的结合，但以往的功能主义则只重视了理论问题而忽视了方法问题，功能分析应注意在资料收集和理论解释中的实效性。默顿并不像韦伯那样用理性和非理性来分析人的社会行为，而是用社会结构形成的制度来衡量社会行为的合法与否。他把不符合社会或群体规范和制度限定的行为成为越轨行为。但在行为的构成上却与韦伯完全相同。他认为在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诸要素中，有两个方面是重要的：一是文化上明确规定的目标或理想，二是社会结构所限定的达到这些目标的合法方式，为达到这些目标，每个社会都把自己所期望的目标与道德或传统允许的标准相联系。只有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使遵循它的人感到满意，这种平衡才能保持平衡。默顿划分出了三种行为类型：接受、拒绝、以及拒绝并代之以新的目标机制，把这些社会秩序按照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的不同交叉和组合。便形成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隐退主义和反叛五种行为类型。默顿试图说明，一定的社会行动类型总与社会结构相关联。默顿将社会结构划分为文化结构（规定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和制度结构（规定社会成员实现目标的手段），即社会价值观确定了社会追求的目标，而社会规范界定了为达到目标可采用的手段。默顿认为并非社会系统中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正功能，也有一部分发挥反功能，比如社会冲突。
对于默顿认为冲突是具有负功能的，科塞对此有不同的想法并给予了回应。科塞将社会冲突按不同标准划分为四种类型。首先是现实性冲突（为实现目的或目标而通过手段付诸行动的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无目的的冲突，冲突一方为释放心理的紧张状态或谋求实现心理平衡而发起的冲突），其次是紧密关系中的冲突，科塞认为关系越紧密，感情越投入就越倾向与压抑敌对的情感，而不是把这种情感表达出来。然后是群体内冲突和群体外冲突和意识形态下的冲突，认为以集体目标为动机的冲突，事实上要比单纯以个人目标为动机的冲突更激进更残酷无情，原因在于一是为了集体目标参与冲突具有高尚的公共性，二是群体代表人物可将自己视为群体本身，反对自己就是背叛或伤害群体利益或目标，三是公而忘私精神的感召，使群体成员无条件服从自己参与冲突。科塞之所以对社会冲突作了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区分，是因为他认为，现实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促进因素，事实上，社会冲突就是社会问题的重要表现，而这些冲突虽然是由于在社会结构或制度设计中，没有较好地从利益、权力、社会声望等方面兼顾各种社会群体的公平要求所导致的，现实性冲突有助于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从而引起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变迁。但非现实性冲突虽然也是涉及人的某种需要的，但由于它主要不是谋求问题之解决，而停留在恢复心理平衡这个层面，往往具有社会破坏的作用，如变节投敌迫害报复等行为。
科塞认为，如果社会系统允许现实性的冲突，并很好地加以解决，就会促进社会系统的活力，防止群体蜕化为反对变迁或对成员需求不闻不问的僵化系统。为了使社会关系不断改善并促进社会稳定，不能忽视对冲突的研究。他反对一味将冲突视作社会病态，只看重其消极功能，否则，社会就会忽视对个人需求的关注，就会使怨恨在成员身上积累，从而为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这样，不但不能避免冲突，反而会招致更严重的冲突，相反，宽容冲突，并将解决冲突的方法制度化，则是具有后来的开放社会的标志。
感想：（1）这个月读的过度时期，名家观点太多了，总结起来十分费力且效果不好，本以为可以来个比较，发现自己的功力还是太浅薄了；
（2）保持自己的节奏，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外来突发事件，但只要保持内心的平和安静，一切事儿都不是事儿；
（3）要像一棵树一样去成长，当矮的时候不要沉迷于看风景，因为你看的也不是什么好风景，要踏踏实实将自己的根不断的伸长拓展，根基雄厚才能长成大树，大树才能看到更远的风光！
书单：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践》、《知识与兴趣》、
《交往行动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合法性危机》、
《包容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巴马斯的理论较难且比较复杂，加之时间有限，这两月并没有读完他的所有书目，此次总结，就其比较重要的几个方向进行了归纳。
一、交往行动的继承与批判
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动一书中》重点讨论了社会行动的合理性上，一方面，他在韦伯讨论社会行动的基础之上分析探讨了社会行动的合理性问题，另一方面，他似乎试图从主观和个体意识的层面上升到符号互动，与米德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其自己的一个规范基础分析和对现代社会学进行批判的总体框架。
哈贝马斯在划分行动的类型之前，对工具性行动和交往行动进行了阐释和区分，他认为工具性行动是行动主体借助技术占有或控制自然界，这种行动与世界的关系是因果联系，比如播种与收获，你想吃白菜，所以撒了白菜种子，收获后你吃上了白菜。交往行动是指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间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以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使社会达到统一并实现个人同一性的内在活动，比如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文字交流以及肢体语言表达和各项课程的学习等等。在交往行动中还含有一种行动被称为意义的行动，比如中国世俗中的人际关系维持，礼尚往来等都属于此类范畴。哈贝马斯虽然对各种类型的行动作了说明，但他还是认为交往行动与其他社会行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同一个行动，有时可以描述为目的合理性行动，有时可以描述为生活世界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影响过程，所以他又将社会行动区分为目的合理性行动与交往行动两大类。任何社会行动，都必须以交往行动做中介。把交往行动与其他行动相区别的探讨是否有其意义笔者认为还有待考量？
哈贝马斯在其一书中也将社会行动的类型做了相应的划分，但并没有和韦伯一样对每一种行动类型展开细致的讨论。目的性行动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行动相似，就是选择工具和手段达到目的的行动，在行动中，采用效用优先原则。循规性行动，根据群体共同的价值取向作出的行为，它导致群体共同规范的形成，这与韦伯的传统类型相似，但对于规范的来源二者是相反的，哈贝马斯认为是群体共同的行动而形成了那些共同的规范，比如习俗和传统习惯，而韦伯认为人们之所以采取如此的行动是对于传统风俗的遵守。戏剧性行动，面对他人或社会大众故意掩饰或表现某种意愿或意图的行动，比如炫耀撒谎等行为。最后即是交往行动，是合理性行动的一部分，即人们使用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作为彼此理解并达成协调行动与合作的工具和手段。哈贝马斯十分重视交往行动中的语言和符号互动，并以此使人类行动与动物行动相区别，认为语言对交往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他认为，语言的运用分为三种方式，即认识运用方式、表达式运用和相互式运用，分别体现了语言的三种功能，及显示功能、表达功能和人际功能（沟通功能）。其中人际功能才是对交往行动最有意义的，因为它是交往行为的核心和出发点。语言和行为相互理解相互促进，语言符号的意义是在人们通常的交往行动中通过相互作用才成为明确的意义，互动过程中的态度，则是通过非语言的行动来使其兑现的。即语言是人们之间在观念上沟通的纽带，而挂念的沟通是一种意义的沟通，以理解为目的，旨在协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交往的发展过程和儿童认识与交往能力的成长过程很相似，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阶段，即言行模仿阶段，该阶段孩子的言谈举止 被限制于承认给定的模式框架中，交往水平停留在个体行为期望之上。比如孩子无法区分出真话和假话，自己也基本不会说假话。第二个极端是命题语言被区分出的阶段，也就是言行分离阶段，在此阶段上，孩子们互为观察这，彼此的行为期望通过互动被协调，交往行为上升到理解和反思的水平上，小孩学会了撒谎，还有相互之间的比较等行为。第三个阶段是论辩的语言阶段，它以行为的有效性为目标，交往行为已达到理解并运用反思性规范水平。这就是交往行为的三个不同层次结构，以前操作性思维为前提的不完整的相互作用；以具体操作思维为认知前提的完整的相互作用和以规范操作思维为认知前提的交往行为与辩论，此阶段也是语言发挥理性作用的阶段。哈贝马斯发现人们的交往行为遵循某些规范并由权力制度所规定，而权力制度又体现了把外界对人的自然牵强转变为对人的本性的强制，人们的交往行为除了有与战争行为相对应的交往行为，与交感性行为相对应的拟达到理解的行为和与辩论相对应的行为外，还有与系统扭曲了的交往相对应的操纵行为，如言不由衷的交往，不情愿却不得不进行的行为。他认为理想化的交往行为是没有任何压抑，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交往，为了达到这一点，使社会成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必须实现人们行为理性化。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真正主旨是谋求人的解放，他的合理化目的实际上是在寻找在社会中解放人的途径，即一种理性在历史中变为现实的理论，它使人摆脱种种社会压抑与控制，从而进行自由交往。他认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吧合理化作为物化否定了，从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批判理论。
二、生活世界的系统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与帕森斯意义上的文化、社会和人格相区别的独特世界，是行为者通过对这三个世界的解释而达到相互理解、取得一致意见的关系。人类之所以能够理解沟通交往并发展出共同的交往行为准则，是与一个社会的系统化（制度化）过程内在相关，由于交往行动在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家庭以及其他制度化内容中进行，并再生出生活世界中的文化、社会和人格的各个方面。理性化的过程一方面会造成生活领域的分化，使常识与文化、社会、人格相分离，造成交往主体的交往障碍，另一方面会造成系统的分化，形成一个泾渭分明的制度丛，如社会制度与法律体系，这样就产生了生活世界同系统化过程之间的整合与平衡的问题，这也是现代性的窘境与危机所在之处。
哈贝马斯的系统有两层含义，一是影响人类的社会及其制度，二是系统论的结构即功能分析方法。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困境之一，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而社会的系统化过程也就是理性化过程，对此，他将理性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的平等式部落社会，其次是阶层式部落社会，再是政治分层的社会，最后是经济结构社会，这种逐层淡化亲族关系，深化分层不平等的现代化过程使人越来越远离原初的自由平等，越来越受制于由于分层导致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并且使这种压迫变成一种借助符号及其意义表达的意识形态，理性化增加的个体自由，却不得不受到理性化的系统法则的规约。基于民主的国家权力机关的强制只能和基于经济自由的市场法则就是最好的说明，其结果是造成人们的精神危机，也就是异化。为了摆脱理性化这种困境，哈贝马斯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再组织化作为恢复系统过程与生活世界适当平衡的途径，一是在政治方面重建公众圈，通过语言化的争论与辩驳进行社会决策，以削弱合法性危机。在哪些已被非语言化手段支配得的领域，重新引入沟通行为来消除意义危机。
哈贝马斯试图克服社会系统理性化带来的种种问题，他给出的方法是社会系统的再组织化，其问题实质与韦伯有相似之处，但其解决方法的可行性还有待考量。
感想：这是压力与焦虑并存的两个月，来至身边人的压力，来自内心深处的焦虑，然而，越是压力大越是焦虑越是读不好，读不好又进一步感觉到压力和焦虑。八月份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来找回之前的状态，让自己的内心不断平静下来。读书真的不能被打断，书本放下了再拿起来真的好难，看不进去是一方面，内心的波浪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好在，一切都过去了，读书的快慢不重要，书是给自己读的，不是给别人看的，数量并不代表着什么，自己收获的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哈贝马斯确实是挺难读的，但是细嚼慢咽，发现其实也还好，这过程很奇妙，就像登山一样，不能被山的高度所吓倒，也不要想着一步登顶，低着头不断往上爬就是了，慢一点不要紧，风景很重要！
2018.08.27——2018.10.07
书单：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社会的构成》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三条道路》、《亲密关系的转型》
吉登斯的主要理论贡献：一是对西方社会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二是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论述。其主要思考路径是如何重新整理既有社会理论来为现代社会的理解而服务。（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来理解现代社会）
即通过整理批判已有研究理论（主要是三大家：韦伯、涂尔干和马克思）来提出自己新的看法。本月的读书只是吉登斯众多著作的一隅，因此总结较为片面，主要是以下几点理解。
一、社会行动中的反思性监控
吉登斯在他众多学术著作中都蕴含着“反思性”这一核心思想，包括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和现代性的反思性两个层面。社会行动是行动者主观能动性和外在约束的综合影响的结果，人和社会的反思性监控会影响人的社会行动，社会行动又会促使人和社会进一步进行反思性监控。认同心理是影响反思性监控的一个重要因素，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是有参照群体的。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的反思性监控逐渐弱化。社会行动是以人为主体在社会中进行的，纯粹的人的活动不可以称之为社会活动，如荒岛上唯一的人的活动，就不是社会行动。没有与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确切地说是其他人有关系的行动，也不能称之为社会行动。
韦伯对社会行动定义中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行动者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二是社会行动是指向他人的。即社会行动实质上是行动者不仅要赋予其行动一定的意义，同时还要考虑到他人的行动并在行动过程中以他人的行动为取向。社会行动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主观意向性，并将行动的意向性作为理解社会行动的关键环节，强调了行动者的主体性。吉登斯在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基础之上，对社会行动理性化进行了反思，对社会行动内涵、无意识社会行动、行动的合理化、行动意外后果的应对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和分析。他把社会行动看作是一种持续绵延的行动流,，是一种能动，并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抽离出了一种实践意识 , 亦把社会行动分为本能行动、实践行动和话语行动，把合理化作为解释社会行动的依据，赋予了行动者更多的主动性，深化和发展了社会行动理论。在社会行动的概念内涵上，吉登斯将其大大丰富，韦伯的社会行动仅仅指向行动者及行动本身，吉登斯社会行动(能动)的指向是事件世界，事件世界包括行动者本身、情境的社会和物理特性、他人的行动即能动的对象等。行动者通过对其自身、社会和物理情境状况、行动对象等三者进行反思性监控，并适时调节自己的行为，以达到行动者自身行为符合特定的情境要求和规范。其次是吉登斯对社会行动的能动性给予了扩展，他认为能动性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应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韦伯的社会行动指的是一种有意图的行动，将行动等同于有意图的行动，且有意义的举动又等同于有意图的后果，把考察个人的主观意图作为研究目的。而吉登斯认为，行动不是举动，举动强调的是行动中已经完成的部分,与行动的时间特性相比，举动更强调的是其空间的特性。行动是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是一种行为流，只有当行动者对其行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的时候，才能将这种绵延的行动流切断，将其范畴化或碎片化为各种片断或离散的部分，而这些片断或离散的部分就是举动。吉登斯强调，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在行动者的活动流中体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的目的性或意图性。由韦伯和吉登斯关于社会行动的观点及其对比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行动不仅仅包括行动者和行动本身，社会行动是一个不断依靠能动性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会通过人的反思性监控而不断修正，也达到了主客体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行动是主客体统一的结果。
吉登斯批判性地借鉴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将两种社会学理论进行调和，提出社会结构的“二重性”特征，认为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结构化理论重视时空的重要性，并提出个体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体通过“反思性监控”实现自我认同。结构化理论认为在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会不断地对实践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行动者具有对所处社会结构系统的认知能力，并能够对从事实践活动进行根由的解释，他们对环境具有自己的认知、理解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定向自己的活动。行动者的实践模式和心理模式在社会塑造中具有主观反思和想象性，人们总是会对日常活动进行不断的反思。社会行动者并不是完全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外在影响在塑造人们的认同时，不管行动者的背景带有怎样的地方性，个体都会对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的后果和内涵起到增强和直接促进的作用。在现代性社会中，“认同成 为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生于经过抽象 系统的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反思性活动组织的生 活规划，通常是与专家知识接触之后所具有的对风险的考虑，它是认同的结构化的核心特征。自我反思性活动，对身心产生广泛影响。外在的环境影响在现代性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认同成为“借助反思来加以自我动员的 实体”。每个人都实践着一种个体经历，而这种经历是被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我将如何生活”必须在诸如吃、穿、住等日常生活琐事的决策中得到回答，并且在认同的短暂呈现中得以解释。反思性监控并非仅仅指自我意识，即它不仅指向行动者自身，还包含着对他人行动的期待以及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二者融合在同一个过程中。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对与他人在共同在场情况下的日常接触（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印象管理），通常总能与人格中的无意识成分（社会结构的内化物）相协调。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以理性化为基础，根植于行动者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它不仅涉及个体自身的行为，还涉及他人的行为"然而，行动动机的激发过程，不仅有“有目的”需要，而且有“无意识的”潜在可能，从而有可能产生行动的意外后果，即结构的产生"吉登斯借鉴戈夫曼的“前台”和“后台”概念，实现了行动到结构的飞越，认为由于行动者在共同在场环境下反思性地采用那些例行性规则，使得行动者的动不局限于特定的日常接触，从而形成跨越时空结构的社会再生产。在分析行动者和社会的关系时，吉登斯特意强调了行动者的使动性。他认为，不存在行动者和结构性特征二者明显分开的界限，只有重视结构的二重性，这两种分析方式才能充分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在这里，吉登斯指出了策略性行动分析和制度分析的区别，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对行动者的策略行为进行分析，即行动者是如何主动参与社会构建的，还应该重视对社会制度的分析，即分析结构的制约性和使动性对策略行为的分析，关注的焦点是行动者在构成社会关系时，以何种方式利用了各种结构性特征吉登斯通过威利斯的实验证明，行动者并不是某种外在力量驱使下的被动接受者，只有相关行动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制约才会发挥作用而在制度分析中，结构性特征则被视为社会系统周而复始再生产出来的特征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吉登斯指出了结构的二重性特征"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理论没能抓住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实质，社会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行为者的行动中结构化理论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放置在相互依存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强调行动者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思性监控的重要性，进而调和了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社会行动中的反思性监控有助于人在社会生活及人际交往中的发展，影响反思性监控的因素有哪些呢？换言之，人何以为人的原因有哪些。
当考察一个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行动而不是那样的行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常常有以下几个考虑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先赋性因素和后天性因素综合的结果。先赋性因素主要指遗传和性格，当然，性格也收后天性因素的影响。根据生物学家的观点，人的性格会遗传父母性格的三分之一。后天性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同龄人群体以及教育背景。家庭因素包括家庭和谐程度、父母行为模式以及居住环境和邻里关系等方面，这个方面在幼年时期影响最大。同龄群体是一个人行为模式成长的重要参照物，同龄人的行为模式往往最容易为一个人接受且不断模仿，这是在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再次是传统因素对人的影响，传统因素包括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具体的行动表现为如印度人不吃牛肉，中国传统中的孝道，讲究礼尚往来等。传统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比较深入的，因为传统文化是代代相传，你的长辈经过传统文化的渲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传统的历史的影子，因此行动者所模仿的，就是传统的。理性化也是影响行动者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行动者在行动之前会去权衡，这种权衡有可能是有意识的权衡利弊，如计算利益得失，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带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公交车上给老者让座。以上种种因素皆是反思性监控的因素，因此社会行动并不似一个纯粹的动作或事件，而是每一个社会行动背后都蕴含着反思性监控的结果，行动者之所以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都是在一系列因素影响。反思性监控不仅仅是行动后的监控，还有行动之前的监控，行动者正因为之前的考虑，才有如此这般的社会行动。
随着现代性的增强，人的异化程度随之提高，社会行动中的反思性监控却在不断弱化。异化是指人的创造性与创造结果之间的分离，创造物有了自己的生命且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朝着工业化、机械化方面发展，人在更大的程度上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异化了。除了原有的制度上的约束，人被工业化产物大大束缚，如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互联网络对人的侵蚀，尽管人知道对电子产品过度依赖的弊端，但是还是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其内在原因就是因为社会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大大减弱，大信息化时代让人没有更多的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去反思去监控去改正自己的行为。吉登斯的反思性监控对与社会行动有了新的理解，他成功地建构了完整的个人行动框架——从行动背后的无意识、实践意识、话语意识层次到动机激发过程、行动的理性化过程以及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再到行动流的成功运转。吉登斯的反思性监控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建构意义，对实际生活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反思性监控的理论去看待社会人的社会行动，也反观自身的社会行动，会使得人生有进一步升华！
二、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
在这本书中，吉登斯反对把社会当成是自然的外在现象，主张对社会理论与被研究者的理解及解释融会贯通，要用一种辩证的观点来理解人与社会的生活，用一种既客观又富有内省的态度去看待社会科学的对象。吉登斯站在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中间并试图融合这二者之间的争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一方面，他强调并认可了社会制度和社会互动在社会整合中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个人能动性是与集体性有差异的，肯定了个人能动性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吉登斯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实现的。他认为，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总习以为常的管理。惯例形成于人们的实践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这种意识不需要言说、不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就能够对行动起制约作用。因为个人受着实践意识的 潜移默化，所以他们大凡能够反思性的监管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使自己和他人达成一种默认的共识，使人在社会中定位及社会这棵大树在个人心目中生根成为可能（作用与反作用）。
总而言之，人创造了社会，但他们也受着一定客体性因素的制约，最主要的客体性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人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遇，而时空像社会剧场的脚本一样在规定着人与人之间角色的分工，人与人的共同在场是互动的基本条件，而为了共同在场，人们不得不针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个人都很清楚，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其行为举止都由具体的场景和所面对的人所确定。）吉登斯用戈夫曼以及加芬克尔的观点佐证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同构关系。吉登斯实际上回答了两个问题，意识我们是否可以是被认为外在于人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二是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他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鸡生蛋，蛋生鸡同理）
吉登斯一直所说的结构是什么呢？他用结构来意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资源和规则，资源包括权威性资源（分配的权力）和配置性资源（被分配的稀缺资源），规则包括规范性要素和表义性符码。结构化的研究就是要说明这些规则和资源如何在日常惯例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以及如何将社会整合和社会系统联结起来，这种研究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极为相似。
三、社会转型的动力问题
吉登斯的整个理论思考都集中在现代社会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思路模式），他通过对整个社会变迁的历程为叙述框架，力图构建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阐明塑造现代社会的力量。吉登斯认为，尽管马克思、韦伯以及涂尔干分别从生产力、理性化和社会分工等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现代社会的构成，但他们共同认为资本主义（不同意以上的）是塑造现代社会的唯一力量，但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人的理性化及社会分工的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
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的，主要是现代社会的民族—国家特征，其突出表现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造成这种融合的动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同时也包括其他三种力量的发展，即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军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和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还是有很多三大家的理论基础）。现代社会之所以与传统社会形成对照，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信息和行政监视大幅度延伸、暴力手段为国家所垄断、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的各部分。吉登斯把一般的社会转型过程分为三段：传统国家时代、绝对主义国家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在传统国家（包括城邦、封建国家、继嗣帝国、中央化官僚帝国）时代，阶级分化十分明显，并表现在城乡之别，上层阶级居住在城市，下层阶级居住在乡村。这种城乡之别不仅体现出阶级差异，还表现了传统国家行政力量涵盖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较松散，国家只有边陲而没有疆界，也没有军事力量的垄断权，在行为的规范方面，许多规矩只在贵族阶层有效，对一般人民毫无制约力。绝对主义国家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民族与民族之间开始产生疆界，主权的概念也随之出现，神圣的国王变成国家主权神圣性和分立性的代理人和象征，法律成为全民性的规范，直接界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制裁制度。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疆域概念和主权性，民族—国家出现的推动力在于行政力量、公民观以及全球化，但最主要的基础是配置性资源（物质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行政力量的源泉）的增长。这种两种资源的联系机制在于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导致物质资源的增长，而且还导致工业主义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和个人行为为取向的发展以及权威性资源的开发。商品化使法律成为全民的准则、税务成为国家控制工业的手段、劳动力成为工业区位的附属品、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通讯设备的发展使国家更容易渗透到社会中，强化其监视力。
从这三种国家的变迁，可以看到权力及暴力控制随着现代性的成长不断对人的活动产生制约力的过程，这种制约力就是民族—国家的制度，民族—国家这种社会形态即为现代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一种现代制度建设的过程（矛盾之处在于，有全球意识的民族主义，又要宣扬把人类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公民权、现代发达的物质生活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宣扬的东西，只不过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制度建设而提出来的。那么，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和个人的福利无关，是不死完全是自外部强加给个人的结构？一个外部延伸力极大的制度及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在现代色会的秩序构建中被制造出来的？
四、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完全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人们经验中最为私人的方面，从而与个体生活和自我生产有一种直接的交织关系。从日常生活的品质看，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在于全球性的影响与最为个人化的自我这两级之间的纽带形成，现代性通过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力量，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重新组合，构筑了一种抽离化机制，促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远距离的交往方式之中。新的交往方式要求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的产生，但现代性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可供信任的秩序，反而是在抽离化的过程中导致了一系列危机的出现。现代批判理性出现之后，便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成为人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怀疑意识由此滋生。知识体系的越来越专门化，各种权威随之生成并在社会上造成了权威多元的现象，使自我在关于生存的问题上产生无穷的困惑，风险意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成为广泛存在的人生体验。为了把握历史的命运和应对现代性成长过程中权威和知识体系的多元化，人们努力对自己的生活加以细致的规划，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加以细心的选择，人们在面对生活转折过程中的危机时，除了采用新的社会关系手段来保护自己之外，还会力求使自己掌握的技术得到更新或再熟练化。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情境中个人的自我认同，一方面是新条件下追求自我成就感的表现，代表个体超离制度制约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只不过是现代性制度反思性的延展而已。个体对生活的有意识计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的方案，但与此同时也为原本外在于隔日的现代性创造了力量延伸的空间。而且，由于现代社会中制度丛具有高度的外延性，因此个体对生命历程的规划越自觉，现代性的控制力就会越强大，个体性的经验会被逐步封存起来，变得与事件和情景越来越疏远，从而丧失生命历程的道德性。
感想：读书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坚持就是胜利。书单：《继承人》、《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单身者舞会》 、《国家精英》 、
《实践理论大纲》 、《实践与反思》 、《男性统治》 、《自我分析纲要》 、
《艺术的法则》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摆脱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在拒绝机械决定论的同时，也不把有意识的意图当作对人社会行动的充分解释。布迪厄以实践为中介，建立了一种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格局的实践学理论，也就是发生结构主义。
一、三个核心概念
实践是马克思社会观的核心概念，其意义是实践，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是主观见诸客观的过程，具有主客体相统一的特种。布迪厄试图用参与性对象化途径来实现对主客截然二分，并必须择其一的传统社会学思想方法的超越，他认为，对对象化行动的对象化是认清关于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的重要步骤。
在布迪厄看来，时间性、空间性和暂存性是实践的第一个特性，其中时间性最为关键，时间以及对时间的意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离开了社会无从把握时间，比如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已千年），离开了时间则难以把握实践（没有衡量标准？）。模糊性、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是实践的第二特征，人们在社会世界中的活动并非都是深思熟虑的，而具有随意冒险的特征，顺其自然就是实践的这种特征的证明。我们往往对生活的意义不加思考，也没有时间对此问题进行质疑，因为社会生活及其情境的紧迫性，迫使我们无法完全从容面对生活。即兴表演就是这种特性的一个例子，一方面提高了失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为生活增添了乐趣和创意。策略性是实践的最后一个特性，布迪厄认为虽然实践活动并非全然是有意识的，但也不是无目的的，行动者都有着目标和兴趣，为了达到目标和体现兴趣，策略就成为实践的来源，也是实践的逻辑所在。基于对实践的理解，布迪厄反对理性行动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武断地强调理性和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生活的动力在于人们有意识的决定，病毒现实社会会进行了理性的模式化分析（如交换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却噶对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视。
惯习与布迪厄对实践的理解紧密相关，他认为实践一方面涉及个人决定，另一方面又由超越个人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一个概念可作中介和贯通，这就是惯习而并非习惯。惯习是人的精神或认知的结构，是人们对社会世界的结构内化的产物，人们正是通过这种图式或结构对社会世界进行感知、理解、欣赏和评价，从而进行他们的实践。这种惯习是基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具有稳定结构和无意识特征的社会人格。惯习具有三层涵义，一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具有认知和行为模式的特征，二是惯习并非抽象概念和观念，它是实践行为的重要部分，三是惯习根植与实践经验，具有发生性的分类功能。惯习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整体性，惯习的获得是长期占据社会世界中某一个位置的结果。随着这种位置的变化，惯习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亦即并非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惯习，那些在社会世界中占据相同或相似位置的人们往往具有相同的惯习。因此，关系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惯习作为历史的产物，产生着个人和集体的实践，并且因此按照历史的图式来生产着历史。关系是外在内在化和内在的外在化的辩证关系。在这一点上，布迪厄的时间社会学理论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惯习相当于被社会所结构化了的人的行动倾向，而社会结构则是被结构化的人的行动倾向的结果，如同市民意识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一样，而实现这种结构化的途径是实践。
场域是人的社会行动在其中展开的社会关系背景，类似于戈夫曼的戏剧分析理论中的场景或舞台，场域的结构既能加强又能引导某种策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这些位置的占有者力图用这种策略来维护或改进他们所处的位置，并且将等级化的原则以最佳方式强加到自己的产品上。场域并不单纯是外在于人的一种社会环境条件，而是受人的惯习所影响，又由惯习作用形式的与其中的行动者相结合的背景条件。场域既是一种资源或资本，也是一种竞争性的市场，其中各种资本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符号的资本，也是一种竞争性的市场，其中各种资本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符号的资本都会被利用和调集。然而，只有政治权力的场域才是最重要的，在其中权力关系的等级制度有助于其他场域的结构化，在场域中，位置与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密切相关，依据各自占有资本的多寡和相对分量来决定人在场域汇总的地位，正是资本是的人能控制自己和他人的命运。布迪厄给出了分析场域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找出具体场域与政治场域之间的关系，这反映出权力场域的优先性，第二步是要描绘出场域中各个位置关系的客观结构，最后是确立出在场域中占据各种职位的人所具有的惯习的特性或性质。场域的复杂程度反映着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布迪厄认为，前工业社会具有相对有限和简单的场域，由于他有相对简单或单一的结构，而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的加深从而出现了更多的场域，而且各种场域的边界模糊不清。如果说场域是实践活动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条件的话，那么惯习就是作用于实践，并由实践背景或场域内化在实践主体那里的内在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观念，场域和关系通过实践而同一。即场域以社会关系结构的形式，与惯习共同作用与实践，而惯习则以内在精神和行动倾向的形式，与场域共同作用于实践，并经由实践是二者相互影响。
二、布迪厄的结构发生学
布迪厄认为由于现实本身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家就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一些概念反映和理解这一现实，实践、惯习和场域就是他为理解和反映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工具，他所提出的结构发生论旨在理解社会场域的发生过程和在场域中人的惯习的发生过程，布迪厄有这样一个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从式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群体，实践都可以作为惯习和场域之间的互动结果予以分析，惯习包含着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但未必是对社会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更是一种构建力量，因而具有主观性和可变性。面对惯习，人受着两种限制：一是将人社会化的惯习，另外一种是相对变化的客观环境。布迪厄认为，惯习的变化朝向试图与物质条件（现实）相妥协的方向。惯习作为个人性情和组织的原则，是在场域中的社会位置上获得的，是客观结构与个人或组织历史相结合的产物。惯习又往往超越于意志的控制和意识之检查，以潜意识的形式和水平存在着，同时，惯习又为实践提供指导原则，并在实践中调整这些原则或确立新的原则。这样，惯习就具有一种调节性的建构能力，它通过实践建构社会并建构自己。惯习的建构能力并非人人相同的，无论是在方向上还是程度上，这种能力是依赖资本的，无论何种类型的资本，正是由于它才使得场域具有意义，要对资本的价值进行确定，就要涉及惯习的社会和文化场域特性。因此，场域、惯习和资本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资本存在于场域中，又与惯习相整合，而且具有物质的属性。
关于资本，布迪厄认为各种类型的资本之间可以进行交换甚至转换，如同功能转换和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间可以转换一样。场域与资本和实践的关系在于如同电池厂中的电荷带电量一样，场域中的实践主体不仅有惯习，而且也有资本（能量），这种主体并非白板，而是有着自己惯习和能量（资本）的主体。它不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其实践活动同样是指向扩大自己的资本和场域的，因而使主体透过实践与社会场域形成了相互影响并相互建构的关系。
布迪厄将日常社会实践划分为斗争、策略与游戏三种基本形式。他认为斗争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维度，其目的在于积累资本，尤其是积累最重要的符号资本，而这种资本是建立在知识和认识基础上的。而要在斗争中获取或积累资本，就必须有策略，策略既非纯主观，也非纯客观的东西，作为实践的工具，它既非理性的，也非机械决定论的，而是对游戏规则直觉的产物。布迪厄认为，知识特别是社会知识是一种建构行为，所构建的适用于思考和表达的图式，行动者的行动决非对机械刺激的反应，而是有主动性和选择性的反应，并以此赋予世界以意义。这种建构的知识不是理念的，也不是普遍的关于形式和范畴的体系，而是一种内化的具体化的图式体系。这种在集体历史中形成的图式，是在个人历史过程中获得的。行动者建构他们的生活世界，尔后又在生活世界中制造出位置，并且有力图去获取这些位置，这种过程就是游戏。为说明这一过程，布迪厄描述了两种类型的策略即再生产策略和再转换策略，前者立足于改进和提高自己的资本，而后者则立足于通过流动来实现资本形式之转换，进而获取新资本。策略和斗争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们的分化以及造成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是以惯习的组成（品味）为特征的，不同品味的人就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或社会阶层。因此，策略和斗争在实践的逻辑内发挥着作用，以便使行动者在符号和物质世界内获得承认，并得到资本。事实上，社会生活实质上就是通过策略和斗争以获取更多资本的实践过程。
布迪厄认为，每一个社会总试图掩盖社会生活的这种本质，统治者不只是在尽全力掩盖夺取资本的斗争，而且以意识形态为幌子隐藏或掩盖许多社会文化实践谋划，其目的是不让人认识到这种谋划的经济基础，这种为戈夫曼所注意的幕后世界，往往是那些对人心缺乏了解，对社会缺乏认识的人所不了解的也难以了解的。甚至抱着一种动机善良的愿望来期待，却每每被欺骗的重要原因。布迪厄将国家看成符号暴力，而权力斗争就是争夺这种暴力的政治实践，符号暴力是一种软暴力，是这种以共谋（集体意识）的方式向社会中的人实施的暴力，这种暴力是间接的，但其作用却是无形而长久的，实现这种保利资本的机制就是教育、文化、舆论等机制，统治者通过貌似合法的语言、意义和符号体系会强化到他人身上，从而反过来加强这些人的地位。
感想：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结果影响态度。
书单：《疯癫与文明》、《词与物》、《规训与惩罚》、《主体解释学》、《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事物的秩序》、《性经验史》
福柯要杀死人，首先必须完成对人起源的探索工作，他是通过考古学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在《词与物》中他说道，现代人的诞生得益于古典知识体系的崩溃，因为在古典知识体系中，无法找到现代人的任何信息。在古典思想中，我们从未能在图表中发现这样的人，表象为其而存在，并且他在表象中表象自身，把自己确认为意向或反映，他把图表中之表象的所有相互交织的线条系在一起。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启蒙运动之前，人并没有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所以，是没有人的，是启蒙思想唤醒了人的觉醒。）
只有在语言和表象系统完全脱离后，当词不在与表象相交织并且不再自发地对物的认识做分区管理的时候，同时作为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的人才有可能被建立起来。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认知的主体，当人既把自己构建为被思考的对象，又构建为被认识的对象的时候，人的科学出现了，人诞生了。人的诞生离不开现代知识型对古典知识性的取代，人的出现是知识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人是一个近期的发明。
福柯要完成他宏伟的目标，杀死人，就必须要对历史主义历史观进行清算，因为他是先验主体和意识的避难所，因此，福柯要反对从文化、哲学角度来说统治了几个世纪的历史主义历史观，黑格尔成为了他首要的批判对象，历史主义成为了他解构现代先验主体和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历史主义总是假定了鲜艳主体的点击作用和构造作用。
福柯所谓的考古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代文明发掘与研究或时间性研究，而是指一种更深入的研究或深层研究。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福柯认为，历史学往往流于表面现象和通行文献，真正历史研究应该探究历史上的深层知识结构。他最初把这种知识结构成为网络，意思是这些结构对于信息有选择地接受和排斥。后来，他在《词与物》中给这种知识结构命名为“知识型”。二是福柯强调档案，从严格意义上讲，考古学就是研究这种档案的科学。福柯认为，在蛮荒状态下不可能发现风电，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疯癫不是病理性的，而是社会性的），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福柯的研究计划是在伟大的尼采求索精神下，进行一系列文化边界的研究，除了疯癫史，还有梦幻和性禁忌的历史。福柯用理性与疯癫的关系作为疯癫史的分析线索，同现代精神病学的观点相反，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疾病，而是一种知识建构、文化建构，理性与疯癫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维度、到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标志着对话的破裂，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疯癫归于沉默，精神病学的理性独白成为关于疯癫的唯一语言。这种理性就是社会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疯癫与文明》中将疯癫史分为三个部分，序幕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冲突的展开是古典时期，现代看到的是暴风雨洗刷过的世界。
中世纪流行的麻风病处境是它的原型，福柯指出，围绕着对麻风病人的隔离，有一整套社会排斥习俗，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义，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排斥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他们在自己受到的排斥中病通过这种排斥实现自己的拯救。因此，社会排斥是社会整合与文化整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重大的严格区分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重建。
17世纪和18世纪是欧洲的理性时代，非理性受到压制，非理性同疯癫的位置也发生了颠倒，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时候来各种非理性形态的总称，而在理性时代，非理性则成为原来被纳入疯癫的各种形态的总称。对禁闭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批判，将疯癫同罪犯混在一起的做法既是一种野蛮对待受惩罚者的巧妙手段，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淫威的象征。
福柯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把人的历史文化归结为语言，强调语言对人的制约，实际上把人在历史文化中的处境概括成：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话在说你，从而颠倒了人与语言关系的传统看法。在福柯看来，语言的历史在18世纪末经历了一次根本性变化，语言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变成一种客观事实，这种新型语言获得了一系列的补偿，其中最重要的是，现代人文科学的创立和作为一种特殊语言文学的诞生。正是在文学中，现代人文科学的创立和作为一种特殊语言获得了一系列的补偿，福柯认为，语言的自主性和本体权力表明，文学是对西方文化强加给生命和非理性的界限的僭越。性欲被谈论，对于我们的文化是极其重要的，它之所以被谈论，不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在近两个世纪里色情化了，而是因为自从萨德以来和上帝死了之后，语言的世界吸收容纳了我们的性欲，改变了它的性质，把它置于一个虚空，在哪里建立了自己的主权，在那里它逐渐设立了它所僭越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性欲作为一个基本问题的出现，标志着关于劳动者的人的哲学转变为基于言说者的哲学。语言不再是思想的表达，语言的中心转移到越发沉默的空间，即被排斥的非理性领域。（非理性，不被大众理性认可的，与常识有巨大不同，就是常态里面的不同即是变态）。福柯认为，自荷马以来，死亡同语言的自我表现有着密切关系。死亡对于语言是最本质的事件，是它的界限和中心。从人开始面对死亡和为了抗拒死亡而说话的时候起，就产生了一种无限重复的嘟嘟囔囔。福柯认为，鲁塞尔的疯癫、对死亡的恐惧、各种怪癖、隐秘的性生活等等与其著作一起，不是证明了语言自身建构了存在形式，而是证明了我们生活在一些由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所决定的结构里，这些结构就是重复差异和稀少，就是有限性。福柯认为，感知变化的原因在于话语的变化，话语的变化取决于时代条件的深刻改组。福柯指出，它的分析既是历史的，又是批判的，为了理解话语的转换，我们必须考察词与物尚未分裂的时刻，即在最基本的语言层次上看与说尚且浑然一体的时刻。《词与物》旨在研究近代西方思想演变的历史，以确定现代西方思想的特征和命运。福柯认为不同时期的知识型之间是大断裂，几乎毫无关联。概括来说，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先后出现过四种知识型。一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词与物的统一；二是17世纪至18世纪古典时期知识型：用词的秩序再现物的秩序；三是19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词的秩序不表示真实事物，而表示人对物的表现；最后是当代知识型的特点，词只表示其他词，或者用结构主义者的术语来说，符号仅指涉其他符号，而不指涉外界。文艺复兴知识型，首先是空间相连的相似性，其次是形象相仿的相似性，第三种是类比关系相似性，最后是共鸣同感。古典知识型最核心的变化是，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而是对其他符号的再现，用一种符号秩序来再现另一种符号秩序。对于古典思想来说，自然史体系和货币或贸易理论具有与语言本身一样的可能性条件。者以为这两件事，首先对于古典经验来说，自然界的秩序和财富领域的秩序具有与由词语体现出来的再现秩序相同的存在模式，其次，词语构成了享有充分特权的符号系统。
福柯认为，新的转折点是由尼采宣告的，与其说尼采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不如说他宣告了杀死上帝的人的死亡，因为人杀死了上帝，就得直接面对自己的有限性，体验死亡、疯癫以及不可思议的思想。《词与物》最后的结论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对于认了知识来说，人既不是最古老的问题也不我是最长江的问题。人是一个近期发明，而且或许在接近其终结。人与疯癫一样，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知识概念，是现代人文科学的知识建构。在古典知识中不存在人，在我们发现人的那个地方的是表现事物秩序的话语的权力，或者说表现事物秩序的词语秩序的权力。西方现代文明是在启蒙思想的旗帜（人本主义、人的主体性）下展开的，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但是人本主义却是越发显得苍白无力，人的主体性也逐渐丧失，人的异化即使不是越来越严重，那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人被物化，成为社会话语权力结构中的无。（福柯之所以要杀死人，是想通过解构再建构，寻求真正的主体性，通过边缘的重视分析来打破核心主流的话语权力，从而建构新的话语体系？）
“话语”问题越来越成为福柯的思考中心，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是被话语所表示，与话语相交织，话语是指被说出的言语，是关于被说出的事物的话语，是关于确认、质疑的话语、是关于已经发生的话语的话语。在福柯看来，人实际上是受话语支配的。（与其说是受话语支配，还不如说是受话语权支配，因为不同的话语权，说的话不一样）
《知识考古学》的主题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肯定方面是阐述以话语构成理论为基本内容的考古学，否定方面是清除认识论的障碍，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福柯的考古学的目标是打破中心，即不给任何中心以特权，从而使人们确立差异意识，即认识到：我们是差异，我们的理性是话语的差异，我们的历史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自我是面具的差异。福柯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思想日渐严重的危机就在于回避我们现实的差异，用一种人类中心思想来整理围绕着人的存在的这些问题，从而使我们回避对实践的分析。也就是说，人的现实被简化为现代人的形象，历史反思被禁锢在进化论中，思想局限于探索同一性。
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它们的作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应付偶然事件，避开其臃肿麻烦的物质性。各个社会使用三种主要策略来控制话语，第一种控制话语的策略是外在于话语的排斥规则，其中又包括三个原则：言语禁忌、对某些疯癫话语的区分和排斥、求真意志或求知意志。第二种控制话语的策略是话语的内部规则，如注释方法。第三种控制话语的策略是对话语使用者施加的种种限制，包括说话礼节、话语圈子、教义等。
福柯不是孤立的研究权力问题，也不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权力问题，而是运用其系谱学研究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他提出一种权力——知识观，权力不是知识的障碍，两者的关系就如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揭示权力是如何利用知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如何压制知识来抬高其他。若没有一个沟通、记录、积累和转移系统，任何知识都不可能形成，这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其存在与功能同其他形式的权力紧密相连。反之，任何形式的汲取，都离不开对知识的汲取、占有、分配和保留。从这种层次上看，不存在知识与社会的对立，也不存在科学与国家的对立，而是存在着各种权力-知识的基本形式。
这种权力-知识观与人们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通常的看法是，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它的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权力制造疯狂，因此放弃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接力把知识领域说成真理和思想自由的领域，在知识领域和权力领域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界限。但是，福柯否定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纯洁性。他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产生知识（而且，权力鼓励知识并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使用知识也并不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比如垄断？或者说这里的知识与对话语权的把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针对一般知识分子的自负和自欺，福柯表示，在考察人文科学时，使我吃惊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发展都不可能与权力运作分开。当然，你总能找到某些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但是一般的说，社会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的行为从某个时候起成为有待分析和解决的问题，这一切都与权力机制紧密相连，人文科学的诞生是与新的权力机制的确立携手并进的，科学也行使权力，这种权力强制你如何说或，否则你不仅被视为错误，甚至被视为骗子，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
从权力——知识理论的角度看，权力的运作在鉴于表现得最明显，而且，透过监狱可以考察权力在整个社会的运作。福柯认为，惩罚和监狱不仅仅是一系列压制机制，更具有复杂的社会功能。《规训与惩罚》包含着两个层次，首先是历史分析，主要阐明1750年至1850年法国刑罚制度的演变，其次是更深广的哲学思考，主要揭示现代西方人生活于其中的权力——知识机制架构，其中，哲学思考是历史分析的起点、钥匙和归宿。在妇科看了，权力关系是由人体同权力和知识构成的三角关系，在社会学话语中，通常不考虑人体，或者视之为与历史文化无关的自然体。但是，在福柯看来，人体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中心因素，系谱学分析表明，人体既是知识对象，又是权力施展对象。人体之所以能够被置于政治领域，在权力关系的支配下变得柔顺和具有生产性，即能够产生政治和经济效益，这是通过知识造成的，关于人体的知识和对人体的驾驭构成某种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这种政治技术的特点在于这种技术是发散的，几乎没有形成连贯的系统的话语，它经常是由各种零星的片段构成的，它使用的是一套毫无联系的工具和方法。尽管其结果具有统一性，但单一来说，它不过是一种形式多样的操作，而且它不可能仅仅存在于某种特殊的体制或国家机器中，尽管后者求助于他，使用、选择、或强制实施它的某些方法。《规训与惩罚》的历史分析就是要确定惩罚技术在这种政治体中的历史位置。福柯指出，在古希腊城邦，权力——知识的形式是度量，它既是确立公正秩序、人与自然的秩序的手段，同时也是数学和物理学的母体；在中世纪，权力——知识的形式是司法调查，它既是验证和重构事实、事件、行为和权力的手段，同时也是经验知识和自然科学的母体；检查是工业社会特有的权力——知识形态，它是控制、排斥和惩罚系统中的工具，它既是确立和恢复规范、规则、资格和进行区分与排斥的手段，同时也是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一切人文科学的母体。量度服务于秩序，调查服务于中央集权，检查服务于筛选与排斥。
规训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术语，它是指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它本身也是权力——知识结合的产物。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里，肉体都受到权力的严厉控制，规训技术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是把人体当做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对其加以分解，对其运动、姿势、速度等施加细致微妙的强制，从而控制人体，它所强制或控制的对象不是行动的意义或人体符号，而是人体机制或人体本身，因此，最重要的是反复操练，它不是一种不间断的持续强制，监督着行动过程而非结果。规训技术不是起源于监狱，许多规训方法早已存在于修道院、军队和工厂之中，但直到18世纪，规训才成为一般的权力技术。它不同于奴隶制，也不同于封建依附关系，也不同于修道院的戒律，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造就驯服而有用的人体。
规训技术不同于王权的威严仪式，也不同于国家的宏大机构，它的手段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但它能够逐渐侵蚀那些重大的形式和机构，改变其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规训权力的成功归因于三个手段，一是层级监视，规训必须借助监视才能实施；二是规范化裁决，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刑法机制，规训确立了一种内部刑罚或超法律的刑罚；最后是检查（考试），这是层级监视技术和规范化裁决技术的结合。
《规训与惩罚》的主题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而是考察权力——知识造成的支配技术，尤其是现代规训技术，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福柯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合理性的技术性格的揭示与批判。现代规训技术的有效性使人类陷入无法逃遁的权力知识的笼罩，甚至统治者如全景畅视监狱中的监狱长，也逃不过成为被统治者的命运，这与韦伯的观点颇为接近。在韦伯看来，现代化从根本上讲是工具理性的膨胀，手段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相信，异化只是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所有制和阶级统治的改变将能克服异化。而韦伯认为，科层制度化失去人的面孔，不会因为统治阶级的更替而改变，现代化给人类预备的是一个铁笼。（机会总是留给那个最先看得到希望和指路的那个人，学术之路亦是如此，永远不要低估人性的偏向性。）福柯与韦伯一样，对人类的命运怀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感，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韦伯把工具理性的胜利和过度膨胀看成历史进步及其巨大的代价，坚持自由主义的旗帜，福柯则把权力关系看成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类社会结构，权力——知识形态有历史断裂和形变，但无所谓进步可言。福柯并不否定反抗，因为规训社会并非等同于驯顺的社会，权力必然导致反抗。但是他采取犬儒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主张局部斗争，因为权力是没有中心的，所谓的夺取政权并不能改变权力结构，但在权力关系网络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而且应该反抗。
感想：这个月读了福柯的主要著作，福柯的作品表面上是 分散向各个方面的，但其实有一种内在的相关，读完福柯，刚开始总结的时候毫无头绪，和同学交流之后豁然开朗。这个月总体感觉是较为平稳的，有规律的三点一线，从宿舍到图书馆再到操场跑步，一句话，自律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不二法门。
【书单】
1.亚当斯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
2.李嘉图《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4.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5.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
6.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7.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8.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9.诺思《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
10.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11.康芒斯《制度经济学》
12.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这个月跳着读了一下西方经济学的部分著作，没有形成很好的对理论体系的认识，本次总结主要是对各大家理论的总结和一个简单的比较。
所有的理论发展都是应当时整体社会环境的需要，西方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最初《国富论》是由于当时斯密正处于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向时期，尔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也是出于美国29年的大萧条，再到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是在凯恩斯宏观调控之后，发现过于宏观调控还是有问题的，要求政府的职能范围还是需要限制的，应该以市场和价格制度来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转向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当然，所有经济学的研究都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更好实现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斯密的《国富论》是应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谋求更大的发展，其基本思路是阐明如何使国民财富增长，他认为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工人人数。斯密不同意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的看法，他认为财富是生活的必需品和维持生活的物品，是劳动所创造的，并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有取决于分工的发展，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看似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存在着自行调整的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各种物品。斯密经济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放任自由，他认为自利并不可怕，因为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自利的个体在不知不觉中增进社会利益，政府的只能应该是保护社会、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和维持公共事业。李嘉图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二元论观点，提出了决定价值的劳动不是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他并没有再进一步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来。
面对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应对办法，罗斯福新政取得了一定成效，凯恩斯在此时提出了一整套就业理论和反危机政策措施，使得西方经济学从以自由放任为基本思路的微观经济学分析中走出来，建立了以需求管理为基础以政府力量为干预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凯恩斯理论在政策层面上主张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不仅有助于一国在特殊时期尽快摆脱困境，而且有助于其规划产业和市场发展，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萨缪尔森运用极大化原理依次进行了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从微观的生产着和消费者到宏观的社会福利。在《经济分析基础》中涉及的需求曲线和成本函数，对其进行了严密的证明和推导，并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理论》直指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它分析了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入口、资源和制度等诸多方面因素。他认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在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动力、知识的增长和资本积累。在以上三个因素之外，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在于其制度根源，他认为制度对发展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制度把人们的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为人人们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保障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仍未完全摆脱经济大恐慌的阴影，同时冷战也开始逐渐升级，联邦政府为了抑制危机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经济上已经成为一种主要潮流，自由放任思想处于被抛弃的边缘。《资本主义与自由》应运而生，其主要观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自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母的，同时也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二是基于经济自由的目的，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加以限制，限制的手段为主要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组织社会经济生活。该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一是经济偶的重大意义，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复杂，在一定场合政治自由确实可对经济自由产生积极作用，但不总是如此，应该尽可能让市场发挥作用；二是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来制定规则和维持秩序，对技术垄断和外部性采取行动，政府的只能应该限制一定范围内；三是政府干预在诸多领域的危害及其出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对于现代经济都不可或缺。
《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该书对经济为何变化如何变化以及变化的结果做了深入分析，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排除诸多外生变量后，熊彼特把经济波动归结为企业家创新的影响，他将资本主义的本质定位为创新和新组合，要发展就要不断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即采用一种的产品，采取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和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企业家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包括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有征服的意志，有创造的欢乐。熊彼特看到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由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结构等构成的有机体，它只有在不断发展中才能保持活力，其活力来源在于不断创新，以适应无时无刻都在变动的环境。
诺思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产权理论不仅仅是强调产权对效率的作用，而是进一步与长期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他认为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形成，有效产权制度的确定，会带来交易成本的提高，，此时需要进行组织创新。诺思用国家理论来解释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国家的基本服务就是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它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成本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
从自由放任到国家调控再到以市场为主国家为辅，可以看到市场是需要活力的，理论的发展与现实中的经济状况不可分割的。
【感想】这个月把西方经济学的知名著作浮光掠影的看了一部分，感觉对整个体系的认识不够深刻，因此在总结的时候没找到一个突破口。唯一值得开心的是坚持将学习与运动与生活融为一体，读书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战胜自己内心的各种欲念和随之滋生的情绪，而读书和跑步是于我而言最好的途径。
[ 此贴被陈春芳在2019-05-20 08:1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