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勇:2006年六月读书报告
      所读书书目：

      《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这两本是华夏出版社新出版的西方人类学新教材）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当代浙北的社会文化变迁》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华山者，张世勇也。

世勇同志来自华山脚下，故而使用华山之马甲。

华山同志是我们04级同学的杰出领导者，其对工作之热情，对工作之认真，相对大多数“劳动模范”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华山同志的领导下，04级的同学满怀激情，努力奋斗，为读书事业贡献了两年之久的青春，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华师华工读书界获得了巨大声誉。可以说，没有华山同志的杰出领导，就没有04级的荣誉。

华山同志热爱读书事业，为了读书，放弃了多年的工作，其执着让人感动。华山同志在读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社会阅历，对许多社会生活中的事情作出了精确的判断，尤其是其在三农中国论坛中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中国制造业 ”，以其生动的工作经历，揭示了当前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情况下，华山同志皈依于毛主席的伟大思想，试图从其中找到理论资源，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华山同志不愧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值得我辈学人学习。

华山同志是个男同志，为人诚恳，为了读书事业，至今没有女朋友，其精神值得广大男同胞学习，也值得广大女同胞为其献出真心。

2006.4月份读书报告
所读书目：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视角》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乡村中国评论》（第一辑）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家庭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海外中国研究新著）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




读的书比较杂，不知道从何说起。但以上的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一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迁，无论是村落里，还是家庭，基层政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二是伴随着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政治论题。时下左派和右派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正在进行着一场政治辩论。两派誓不两立，剑拔弩张，大有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态势。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于改革方向话语权的争夺，借助着对西山会议的批判，左方正在进行一场反攻，因十几年失语状态而被压抑的郁闷总算有了发泄的好机会。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场论战在经过了本世纪初短暂的平静以后，如今又热闹了起来，随着国家权力高层的施政理念的转变，左派的势头正在上升。曾经被称为“茶杯里的风暴”的这场争论随着近年来因改革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的凸现，这场争论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正在扩大。

然而在这热闹的背后，被遮蔽和被损害的大多数仍然在市场里挣扎。那些政治上的右派为了宪政和民主在持续呐喊，可着充其量只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那些大多数仍然在市场里为生活奔忙。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正在形成之中，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是在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断地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伴随着资本主义而上升的“改革派”在英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中国的左派说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虽然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有倒，中国的产业工人遭遇的不平等和剥削来看，资本的罪恶是真真确确的，社会主义标签对于他们的权益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大多数”被市场和消费的迷思淹没了，对比英国的工人阶级他们没有政治意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网上出现了一个新词——“房奴”，有人正在向总理上书，控诉“万恶”的房产制度，这可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现象了。

古村的话语分析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基层社会的视角。由于村治的失序，基层政权治理功能的缺失，农民政治上的无组织状态和在大众传媒上的失语，是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告诉了我们农村里“无公德的个人”和城市里迷惘的农民工的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政治和基层政治的分裂也许是原因之一。张静说，目前中国的基层政治没有起到整合基层民众利益的作用，而国家政治中，基层民众（包括农民工）又严重失语，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研究基层政治在那些方面有意义


2006.3月份读书报告
（民国乡村建设论纲）所读读书目：《民国乡村建设》《先贤的民主》《政治社会学》《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民国乡村建设论纲



民国乡村建设的历史背景


李昌平在一次讲座中谈到，中国的乡村建设已经有一百年了。大家都知道的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氏父子的村民自治和乡村建设运动，而大家较少知道的是与米氏父子同时进行的乡村建设的贵州苗族地区的石门坎。据李昌平讲石门坎的乡村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现在提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谈起代表人物一般都说晏、梁、陶，卢。其中特别是对梁和晏的乡村建设思想研究的比较多，同时也会提到梁和晏在乡村将设中的具体措施，然而对于他们的乡村建设到底取得了那些成就较少有人论及，一般都说他们的乡村建设是失败了，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比较武断。他们的乡村建设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因小日本的侵略嘎然而止。假设没有日本侵略的话，由于他们的建设是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的，如果历史是可以假设的话，他们的乡村建设是可以继续下去的。1949年之后，国民党在台湾的农村建设中，就借鉴了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的经验，包括梁，晏，卢的经验。我觉着他们救亡重建国家的理想之所以会夭折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战略眼光的缺乏。这就不得不论及民国乡村建设的历史背景。（历史的反观）

面对西方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的压榨，国内的政治社会动荡，中国处在内外交困的历史漩涡之中。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风雨飘摇中蹒跚起步。中国的现代化冲动蕴涵着一种忧愤情节，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异常的艰难。国家的危难集中体现在农村社会日益在衰败的过程之中。虽然有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但由于民族独立尚未解决，而且正在崛起的日本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家安全无法保证。从国内政治方面讲，由于国家几十年的政治动荡，当时中国尚未完成真正的政治统一，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军阀混战，更是给农村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盗匪横行，这对于农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另外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的军事对峙，不同的政治主张的对立也构成了，从国家的层面上讲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基层社会的也处于政治无序的状态，用徐老师的话讲没有完成国家的政治整合。农村的政权结构正处在从传统的治理模式向现代的治理模式的转变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杜赞奇所说的保护型经济到盈利性经济模式的恶化状况，乡村社会正常的秩序与权威处在崩溃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的政权建设才刚刚开始。从经济状况上讲，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然而农业由于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内不合理经济结构，农业处在破产的边缘，民不聊生应该是当时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国家的经济实力，远没有达到可以大规模支援农村的阶段。乡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化缘而来，国民政府有少量的资金支援。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乡村社会的教育和医疗等其他关乎民生的重要方面更是无从谈起。这是民国乡村建设的宏观背景。这样的宏观社会状况导致了民国乡村建设夭折的宿命。梁晏等人对这样的环境是有表面认识的。

知识分子视线下移中的乡村建设

在民国的乡村建设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和理论，并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首推梁漱溟和晏阳初。晚清以降，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主旋律。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到体现了没落王朝垂死挣扎的立宪新政，再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胸怀民族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民族独立，民族危亡问题的探索和行动一直没有停止。几十年的探索和挣扎，中国人先后在技术，发展实业，制度，文化，政治革命等方面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正是这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的继续。梁漱溟和晏阳初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从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而来，而乡村教育思潮直接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具有现代性气息的思想启蒙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五四”时期乡村教育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陈大华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中谈到“五四”时期开始重视乡村教育的原因在于：1.民主思想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对广大民众其中农民进行教育于实现民主的重要意义。2.推行西方模式的义务教育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开展乡村教育的重要性。3.大量归国留学生（陶行知、赵初愚、傅葆琛、晏阳初）美国的乡村教育给了这些具有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以极大启示。“下乡去”成为教育的口号。当时就有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开始将办学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乡村教育的高潮大约在1926年左右形成。1927年之后的军阀混战，水旱灾害，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的农村社会雪上加霜；当时“救济乡村”、“复兴乡村”的呼声很高。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和国外的乡村改造成功的经验也给了从事乡村教育者极大影响。乡村教育者认识到仅仅进行读书识字、扫除文盲的乡村教育并不能达到改造乡村的目的。平教会的“定县实验”和其他地区的乡村教育实验区逐渐向乡村建设转变。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活跃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造思潮。当时有社会政策派，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还有劳农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在新民学会长沙大会上的发言，1927年1月1日）。乡村建设在向乡村教育转变以前毛泽东就认识到了，劳农大众在中国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了认识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的。总之一点，中国人普遍认识到了自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的认识归深入到了中国底层社会。从技术（科学），文化，制度，到对基层社会的关注，目光向下转，应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界转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也是在那个时代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鲁迅的“闰土”和“祥林嫂”的形象，这与晏阳初对中国农民“愚”“穷”、“弱”、“私”的判断遥相呼应。鲁迅从儒家礼教的角度对国民性进行无情的鞭挞，“农民”成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梁漱溟也认识到要复兴他的儒家文化理想，必须从农村社会着力。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家陶行知，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主张生活教育，将学校建到到农村去。一言以蔽之，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都体现出视线向底层转移的共同特征。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正是在知识分子这种转折的过程中展开的。

作为救亡图存的道路之一，普遍认为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由知识分子发起并着力推动的，得到国民政府支持的社会改良运动。如果采取历史的反观法，从救亡图存，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角度来看，乡村建设所涵盖的范围应该更广一些。国民政府的乡村政权建设，共产党的“大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主张，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讲，也是一种目光向下的角度。国民政府的乡村政权建设，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逻辑来讲，是很自然的选择。国民政府颁布《现组织法》、设立保甲，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汲取和控制，防范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总体来说是国家本位的着重于控制和提取。由于本身社会处于转型的过程之中，旧的秩序与权威正在崩塌，新的秩序和合法性权威尚未建立起来，出现了杜赞奇所说的具有破坏性的盈利型经济，这种国家本位的片面的乡村政权建设是不成功的。当然也有上述宏观的原因，日本入侵之后这种政权建设和知识分子进行的乡村建设同样无果而终。

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路。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由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农民运动着实在乡村社会掀起一股强劲的旋风。从大的方面来说，共产党发动的农民革命旨归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通过发动农民革命夺取政权。很有意思的是共产党的政治革命理念在农村社会取得了成功，农村“动”了起来，农民“动”起来，而这与梁溯溟在乡村建设中感叹“农民不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中原有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遍地开花的乡村建设运动

如前所述，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由知识分子发起并推向高潮，而后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1930年由民间教育机构和学术团体创办的各种乡村建设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在全国各地涌现，由于没有国民党中央的背景，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没有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国民党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的穷追猛打，但乡村建设的热潮，毕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1年蒋介石先后会见了梁和晏，与他们谈及乡村建设。当时国民政府正在力行以“设立保甲”为主的地方自治，这也是乡村建设的题中之意。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下成立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等省的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指定晏阳初为河北省地方自治知道员，山东地方自治指导员由梁溯溟担任。资料也证明梁和晏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人事权力和财政权力。李昌平在一次演讲中就认为，民国的乡村建设是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此说有理。梁和晏参加了1932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中关于建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县政建设研究院，确立地方卫生制度等都得自梁晏等人的建议。也正是在这次内政会议后，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和支持。

据统计，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热潮中，总共有700多个公私团体，1000多处实验区。除了为后世所津乐道的，定县实验区，邹平实验区外（后人研究的比较多），还有无锡实验区、徐公桥、乌江、镇平和江宁实验区等。另外，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著名实业家卢作福的北碚实验区和传教士柏格理在贵州石门坎的乡村建设。

一．晏阳初的定县实验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又称“定县模式”，是晏阳初在中华平民教育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定县乡村建设的具体措被总结为“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主要内容是“四大教育”（文艺教育，计生教育，卫生教育）和“三大方式”（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

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源于他对中国农民的著名论断——“愚”、“穷”、“弱”、“私”。他将乡村建设与“民族再造”联系起来，认为要救民族于危亡的命运，必须从改造农民做起，即“化农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科学文化知识改造武装农民。在具体的乡村建设中，他又提出乡村建设者必先“农民化”。为了使得乡村建设取得良好的效果，晏阳初和他的同仁还进行了著名的定县调查，在民国的社会调查史上，有比较高的地位。同时还进行了县政改革的初步尝试。

    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梁将中国积贫积弱的症结归结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文化失调”，可以将他的乡村建设思想，看作一种文化救国论，当然了他的文化指的是儒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思潮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更加失序。在社会从建方面，梁主张“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重建一新的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上，主张由农村引发工业，走不同的工业发展道路。

    邹平实验的内容比定县实验丰富的多。其中重建乡村社会组织是为首位，兴办“乡学村学”，组建自卫组织，培养自卫干部，组建联庄会和乡会乡射。进行金融合作等方面的合作，推广优良种子。

    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受到忽视的两个亮点

1.卢作孚，民国著名实业家卢作孚（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进现代史上具有代表的实业救国者，成都民教馆，民生实业公司，解放后52年自杀）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也称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乡村建设的机构为卢作孚主持的四川北碚（bei）峡防总局。北培实验的特点是以发展实业为基础进行乡村建设。北培由于偏于南域，没有受到日本侵华的影响，是乡村建设中持续时间比较的一个实验区，效果也比较明显。北培被称为“文化新村”。

    2.基督教传教士的乡村建设运动。起源与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传教”运动。其宗旨是“中华归主”。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从城市转向了农村。提出的口号是，“建设基督教的乡村文明，基督教化乡村社会”。主要代表地区是贵州石门坎（李昌平的文章）。另外需要论及的是晏阳初本人也是一个归主的人，他投身乡村建设是否与他的宗教背景有关系。


小    结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改良运动。其主要的倡导者参与者是知识分子，而且在梁和晏的各种乡村建设实验的骨干中，不乏留学归国的博士和硕士。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讲民国的乡村建设，可以看作我国乡村现代化的起点。从历史反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民族国家建设伴随着民族独立的任务，在民族独立没有完成之前，这种社会改造运动的命运可想而知，现在我们谈到乡村建设都说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民国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资金支持。晏阳初在劝农民进平民学校时，一位农民对他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在农民基本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企图动员他们积极参加乡村建设的困难可显而知。梁漱溟感叹的“农民不动”很直接的说明了乡村建设运动没有触及当时农村社会的更本问题，没有从农民根本需要出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成就十分有限。任何整体的社会改造运动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支持，乡村建设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比较暧昧，可以说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被国民政府“收编了”，国民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需要将乡村建设运动合法化，纳入国民政府政权建设的框架中。当时的总的社会背景，日本的入侵使的乡村建设的努力化为泡影。乡村建设对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是将中国建国的基础放在农村。共产党的根据地模式，将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取得的成功了，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乡村建设的演习。


[原创]张世勇－读书札记《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读书札记


    一直以来对政治哲学，存在着一种因无知而生的向往。仔细想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生性愚顿，对于哲学的东西心存敬畏；二是立志经验研究的人来说，哲学的思辨太过空洞和繁琐，觉着和经验离得太远。本来对于现实就没有多少把握，恐怕一旦跳上去走火入魔，当回到现实中的时候，会有失重的痛苦。读完《先贤的民主》，先前的敬畏打消了不少，可也并生了许多的困惑。

《先贤的民主》两位当代美国哲学家对于中国民主之路的思考。郝大维和安东哲，两位在美国处于边缘的哲学家，倾力合作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前者精通欧陆哲学，后者对中国儒学情有独钟。从作者的自述来看，本书的出发点在于对美国国内一些政客和媒体对于中国的妖魔化认识进行哲学上的批驳。作者认为美国和中国进行真诚的对话和交流，有其哲学上的基础，如果从杜威的实用主义视角来看中国先贤的政治思想，中国的政治民主将不同于撒克逊－欧陆那种以强调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强调个人自由的民主模式。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而儒家的思想至今在中国乃至东亚都有深厚的土壤。从方法论上讲，《先贤的民主》经典的比较哲学著作。在作者的比较过程之中，作者采取了情境论和历史主义的视角，发现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有着广泛的叠和之处，特别是，社群主义和中国建立在儒家议规（即“礼”）基础之上的沟通共同体社会都有几乎相同的社会观和人性观。在文中作者对现代性背景之下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了精湛的勾勒，并指出源自撒克逊－欧陆的自由主义历史的产物，有其历史文化的相对性和有限性。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在产生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现代性冲动下，走自由主义政治道路有诸多危险。因为撒克逊－欧陆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中国的社会精神基础存在着诸多张力，漠视中国的社会精神基础不仅无益于中国民主之希望，而且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和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以及自由企业资本主义，都是西方现代性历史发展的具体产物，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和诸多消极后果，如果不加批判的，将之粗糙的用于中国，有可能会对中国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有可能将中国改造成外族历史叙述的终端。

中国的现代性冲动，是以一些默认得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推断为前提的，这些推断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特别是处于庙堂之上的知识分子的主要信仰。由于近代以来的病夫心态（甘阳语），在百年以来忧愤的救世情怀下，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思想已经植入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骨髓，自由和民主的作为一种文化惯例和价值观的思想殖民后果，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认识中国社会时普遍存在着一种“误导比较的谬误”。产生这种谬误的原因，从发生学上讲可能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生产模式。中国基本的社会政治思想基本上在先秦就已经形成了，后世思想家的发展只在于对于经典的当代阐发。而我们近代以来学习西方也是循此理路，如此以来与知识分子先在的浪漫主义理论理想相比，中国的社会现实破败不堪，危病百出。我们的社会批评家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思维定势，将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前因后果大都抽调，不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就与别国的笼统实际相比较。于是产生了如下的后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被伤筋动骨的改变了一个世纪；中国主流的社会思想被人为的、强制性的接受了诸多前提。这种理论的绝对化，逻辑中心主义，使得我们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诊断时非常粗鲁的用先在的理念和理论劫持现实，理论的推演代替了实是求是的实证研究。村民自治可谓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现代化实验场，而也就是这里的诸多“怪相”（究竟是不是怪相颇值得研究的）最令人不可思议。当下的村民自治实践中，在知识分子看来代表着“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选票，却抵不上一盒烟，一顿饭，在知识分子看来这显然是农民的无知和政治参与的冷漠，这是让人不齿的贿选。但村民为什么会对当选村干部的一些不轨做法抨击不断。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进入村庄的场域，站在农民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来看问题，有可能发现真正的村庄民主逻辑。杜威说民主并非关于制度与政府，其终极相关的是有关共同体的生活秩序。如果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当然这又是一种理论的视镜），在村庄的共同体生活中，一人一票的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姑且将这种先见的理论可能产生的误导搁置起来，但时时刻刻保持这种清醒，在村庄的家常理短中寻求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社会基础，也许会有另一个新世界。

现实永远是一个谜，困惑是走出迷宫的良好向导。在现实面前保持敬畏和谦逊是一个基本的姿态。

寒假读书报告所读书目：
顾中华：《理性化与官僚制》、《韦伯学说》；《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乡土社会中的革命》。

     


    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方法论的批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用静态的视角来看，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似乎与既往有某种断裂。乡土中国与以往相比有了更大的开发性，强调地方性知识的个案村庄研究显示出局限性，《自我的他性》中，展示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于当下乡村研究不无启示意义。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和国家权力的在乡村社会的拓展，市场经济给乡村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当下的中国乡村处在一个更大的同质性背景结构之中，从更深入对乡村社会的了解出发，散点式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应有所提倡。

    政治权力权力的依存性，政治政治权力要么依存于一定的社会情景、制度、依存于特定一定的共同体（社会组织之中）而发挥作用。韦伯的支配类型学研究，开创的论题是，政治权力（政治支配）和行政组织之间的辨正关系，或者说支配者与行政组织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灰色地带，政治民主和政府管理也在这个地方发生关系，这个灰色地带正是社会管理研究（治理研究），需要开掘的领地。

      政治学研究，必须和对中国历史（经验）的阅读结合起来，这样有力与将学理研究和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流变中，思考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现实的断裂和历史的延续的胶合之中，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究竟怎样？     

      情貌相似的事件似乎不停地出现，虽然具体社会情景绝然不同，但我们今天的所思所论，却不停地在重复前人的话题。

2005.11月份读书报告11月份读书报告


所读书目：科尔班：《大地的钟声》；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杰克曼：《不需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韦伯：《支配社会学》；科恩：《论民主》；巴特：《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高华：《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

   

这个开始集中看政治学的书，主要是想找自己的研究方向。可能是学习还不够的原因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搞懂什么是政治。虽然我不能给政治一个学理上的界定，但我凭直觉可以感到所看到的书似乎都关联到政治的一些论题。科尔班集中关注的是法国感官文化，但在我看来，感观文化的变迁过程关联到乡村政治的发生和演变。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围绕教堂的钟发生了无数的冲突，这些关于钟的冲突，可以看作十九世纪法国乡村的政治生态的表达。在前现代的法国，乡民的生活节奏依靠钟声来调节，教堂的钟声作为乡村生活提供音像系统，在乡民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一个教堂拥有多少口钟，钟的大小，成色该怎样确定，什么时候敲钟，钟由什么人来敲，每天敲几次，为了宗教而敲钟还是为世俗而敲钟，敲钟人由教区供养，还是为镇长指派，钟楼的钥匙由镇长掌管还是由本堂神父掌管，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归宿到乡村政治秩序的重构。在变动的社会中，围绕着钟而展开的一个个事件，都可以理解为政治事件，有关钟的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教权和俗权的重新界定，乡民生活的转型。有关钟的事件告诉我们，政治无往不在生活动细节上，教堂的钟声体现了政治秩序。在变动的社会中，政治制度尚未定型，政治系统是在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的过程中生成的，而不是由制度规制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也说明了政治系统的生成性。表面上的政治千变万化，恒久不变的因素总是存在。斯瓦特地区的政治过程，以巴坦人的宗教理念，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土地制度为根基，斯瓦特的政治，如果抛开基土地制度，就无从谈起。在人类学家的视野中，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总会找到解决办法，而每一种解决办法，都不是公理。要取得有效的解决方案，离不开实践中的摸索。

斯特劳斯为了逃脱哲学思辨的桎梏，不得不到美洲的简单社会中去寻找灵感，重回经验，以寻求智识上的突破。斯特劳斯的热带之旅，呈现给我们一个破败不堪的世界。从繁荣世界中，走到凋敝世界，好奇心满足的同时，失落相伴而生。面对欧洲文明几个世纪的冲击，南美印第安人处在绝迹的边缘。就是在这样的险恶处境中，印第安人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的手法，丝毫不比自恃高明的欧陆人低劣。酋长的特权是什么，在所谓的文明人看来可能是，占有必别人多的财产和妻子，在宝座上安处无忧，而在印第安的酋长看来，他的特权就是在战争中冲在最前面，在部落食物匮乏的时候，为部落属民竭尽全力搜寻食物。酋长的特权观，不仅让启蒙思想家们大吃一惊，更让文明社会的掌权着汗颜。印第安人的简单社会的政治秩序，才真正体现了政治权力是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政治哲学。而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们，他们的思想灵感的获得不得不着眼与初民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

韦伯从支配关系来阐释政治权力，在这样的基础上，杰克曼认为政治权力，是一种相互关系，依存性、相关性是政治权力的特性。韦伯学术诞生于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他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坚持责任伦理，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他的学术归宿在德国的当下，政治学的研究的在经济史，法学，宗教史的广阔视野中展开。任何社会范畴都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法学，宗教界限的划分，只不过是人们智识进展过程中的一种权宜之计。最多只暴露了人们智力的局限性。有了韦伯学术的参照，科恩的民主政治哲学，让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民主竟然是世界大同的一种解决方式，这种貌似宏大的理念，思辨起来逻辑严谨，而一旦放到了现实中，怎么看都是一种象牙塔式的畏缩。

（2005年12月15日）


2005.10月份读书报告所读书目

《文化论》，《人类的视野》，《政治人类学》、《宗族、种姓、俱乐部》，《金翼》、《银翅》、《民族－国家与暴力》，《蒙塔尤》、《社会学的想象力》、《怀柔远人》、《文化、权力与国家》

每次写读报告，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这样的大问题都成为主题，有时候觉得思考这样大而空的问题，也思考不出个所以然来。但读每一本书，这样的问题都自然而然的进入脑海。每个月确定书目时总倾向于汉译学术名著，或着海外汉学名著，即使读国内学者的著作，他们研究的问题自然是中国问题，但其基础理论仍然来自西方，又会产生读汉译学术名著的冲动，似乎这样才觉得过瘾。没办法，西方社会科学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纵有万般本领也跳不出来。

许烺光讨论中国、印度、美国人在家庭之上的二次群体问题，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次递进的研究方法独树一支，许和施耐德同属文化人类学，且都偏重于国民性的研究，许将中国人的国民性总结为以家庭为中心的情景处世方式，中国人在家庭之上的二次集团是宗族（这里的宗族强调同一祖先的血缘团体，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范畴）。施耐德受条件制约不能进行田野调查写出了《菊与刀》这样的经典人类学著作，许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自己曾经的生活经验，生活经验也可以代替田野调查。许和施一样的研究从个人行动和心里取向为出发点，与弗里德曼强调宗族作用的于结构主义相区别。许受业于马林诺夫斯基，从学理上来说他的研究受马林诺夫斯基心里需求的理论取向较深。许和施的研究突破了人类学社区研究进路。《金翼》用小说体裁讲述作者家庭的兴衰荣辱，读来的确过瘾。小说题材的家族史，看不出丝毫理论痕迹，但叙述中处处以人类学理论做支撑。人性的温情与冷漠，家族的悲凉与荣华，丝毫不逊与小说给人的感性体验。小说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叙事一样，都可以展现社会的变迁，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金翼》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家族变迁异常的清晰，这一点小说就很难做到了。林耀华受业于美国，他的中国研究让我们无法望其项背。

《怀柔远人》和《文化、权力与国家》同为海外汉学的研究名著。它们关注中国问题，理论背景来自西方社会科学，当然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消费者。在感叹汉学家的中国研究高妙的同时，如上所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自然成为我反思的主题。《怀柔远人》对历史事件的后现代色彩的呈现，精彩纷呈，何伟亚站在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背后，解构当事人对事件本身的表述，礼仪问题的冲突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当事人所持观念无法归并的张力所致。何伟亚在重新阐释历史事件的同时，涉及到历史学的基本的问题，真实的历史可以触及吗？我们对于现实的表述往往陷入“罗生门困境”，任何对于历史的建构难道不都是理论的衍生物？除了那些关于历史或现实的资料堆积，碎片联缀的表述以外，任何表述背后都隐藏着表述主题所处情景中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任何表述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假设有一个所谓的客观的真实存在的话。原自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社会科学的发轫，由理性主义的观念做支撑，然而人的理性又是有限度的，理性何尝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让人人悲观的一面。西方社会科学伴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国何尝不是如此。提倡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业好，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话也好，我觉得有如下事实不能被屏蔽：构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我们也正朝着此一方向而努力，现代性我们无法回避；再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的同时，在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中国社会的世界性，当代的中国难道不是一种混合物？不能从一种文化中心主义，走到另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极端；中国是独特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国，人类的境况和人类生活的意义，是社会科学永恒的主题，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关注中国人的困境，中国社会的问题，理论没有界限。前辈已经给我们做好了榜样。

强烈推荐：大家读一读《蒙塔尤》，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体会生命的颤动，灵魂遭受的蹂躏，权力的暴虐。

2005.9月份读书报告   

所读书目：《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人文类型》，《社会人类学方法》，《想象的异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墨菲在其《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中》将人类学看作发现人类的状况和命运的最后通道，很显然其中包含着人本主义的关怀。而早期的人类学家却不是这么做的。在没有真正的田野研究以前，人类学的资料多来源于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的游记。对于异邦的想象寄托着欧洲人对自身社会的迷思。通过对一些偶得资料的简单罗列，试图从现存的他们所认为的初民社会的肤浅的研究，描绘出史前社会的演进过程。社会进化论成为早期人类学家设点的理论前提。这种原自于生物界的普适规律，人类学家将之拿来用作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于是之，他们描绘出了一个人类社会逐次单线演进的图像。欧洲殖民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拓殖，为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铺平了道路，呆板的单线进化论越来越来为人们所质疑。人类学家对非我族类的客观化表述中，夹杂着太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人类学家发现那种试图发现普世规律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他们眼中的初民社会与之本土社会一样的复杂，对人类社会进行单线的简单排序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趋异的过程，异邦的人类有他们的行为逻辑。带着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逻辑去解剖他者，是对它着的歪曲。


人类学首先强调从整体上把握人所处的社会，不同的生态系统，人，社会关系，文化（历史，习俗，信仰等）的共同造就了特定的人文类型。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对既有观念的扬弃，田野调查要求对所观对象设身处地的洞察，尽量做到没有先见的去发现社会实在，探索人类行为的逻辑和社会的隐秘，如此这般得来的经验资料才可能提炼出符合实际的理论洞见。理解它者行为的意义需要的是发现它者的逻辑，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偏见。排斥先入为主的自觉将社会研究者至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做到这一点很难。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架构首先做到了，对不同人文类型的平等对待，尽管契合了殖民着对土著社会管理的需要，及至后来成熟的结构功能主义，特别适合于社会政策理论的研究。但是这种平面的僵化的二元主张，不自觉的背离了将社会看作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整体观。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是对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二元论的突破，打通了行动和结构，人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习性概念的引入实际上是对人类学整体社会观的回归。将时间引入对人的习性的考察，给我们呈现出人在社会中行动的一个动态影象。虽然它的理论有深远的西方哲学基础，但是他对于我们从微观方面，探索人在社会中的行为逻辑不无借鉴意义。对于西方理论的惊觉，首先要求对理论进行区分，那些宏观的理论范式和隐含的前提假定可能需要警惕，而中观的理论和微观理论本身对文化相对性较远，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


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村社会变迁，提供了富有冲击力的洞见。他的过密化结论，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萌芽论。《华北》和《长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区域比较的共时研究基础上，勾勒出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历时性图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基于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政治说教，而一旦我们不觉的将之当作社会研究的目的论至归，不仅不合中国社会变迁的实际，而且掩盖了某些社会变迁的真正意义。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变迁趋异的话，那么中国社会为什么非要有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不可。更何况二者本身就是概念的建构，其所指本来就千孔百面。中国社会作为一种人文类型，当然有其独特性，作为人文类型的一种，与其他类型也有可比之处。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类社会的彼岸尚且不可预料，为何我们不能有自己的路。

2005年暑期读书报告读书报告


已读书目：《中国政治》，《实践感》，《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告别政治的浪漫主义》，《旧制度与大革命》，《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评述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相关论文。




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之间




上学期刚开始的时候看中国近现史，觉得心里面没有着落。人都说读史可以明智，可以更好的理解当今的社会，可我怎么把读到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读了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恍然大悟。人的行为受客观环境的制约，现实的社会环境又是从历史中演进而来，这也许正是人们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的意思。现实中的人受到所在体制的制约。中共中央核心圈的权力结构，使得“八九”中的赵紫阳注定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软弱的性格和所处的“垂帘听政”政治环境决定了他在“八九”中的失败。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史正是一个你存我亡，“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历史，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没有妥协和让步。“戊戌变法”中的“帝党”和“后党”，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同的政见和主张从来没有调和的余地。后来人说“八九”的悲剧性在于不同理念之间的斗争，手握的国家暴力机器的“保守派”自然不会做出任何原则上的让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口水仗也是如此，从理念之争发展到诛心之论，丝毫没有脱离你死我活的逻辑。为什么没有一个不同主张之间可以谈判妥协的机制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史向来如此，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也没有什么两样。当代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现行的体制决定了多元政治的不可能。

“八九”之乱是中国政治发展上的大悲剧。情绪越来激进的学生，受到生活挫折的民众，在休制中左右为难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的火上浇油，海外媒体的推波助澜，事件的发展不断产生增量，斗争的双方越来越不信任。学生最初比较温和的意见表达，发展到最后惧怕秋后算帐的而绝食的极端方式，有那个当事人能预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非暴力不可以解决的程度。“六四”悲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悲剧，在《二十世纪》中邹党还提出许多研究中国政治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有许多其它国家没有的政治事件，中国的历史中蕴藏着研究中国政治的丰富资源。传统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是一体的，要变则全变。他还提出了一个从“全能政治”向“自由政治”转变的框架，研究中国政治的五对词语：1.“整体”和“部分”，2.“目标”和“手段”，3.“内容”与“形式”，4“价值观念”和“作风”，5.Explicit Orientation and Implicit Support 用中文可以表达成“显然可见的定向”和“隐藏在内的支持”，比如“当代中国的“唯物主义”和隐藏在内的“薄弱的宗教思想（缺乏人世与超验界的紧张关系），传统儒士与一般民众的思想。知识分子追求的是“立德，立言，立言”而一般民众追求的是“福禄永寿”。研究中国政治特别要注意历史的待续与发展；告别要注意努力在中国社会中发现新的概念，通过实际调查发现与西方政治学中有别的概念，提出中国的政治学理论。

《中国政治》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有关四九之后中国政治的新材料，作者运用美国政治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解读新中国的政治，给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他将中国政治定位为共产主义政治体制。从其起源谈起，依次分析中国的政治结构，制度和政策的演变。政治社会化，意识形态（变革），政治利益，录用和冲突。美国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在书中得到了很的体现。

    萧著是他比较系统阐述他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他将中国当代中四政治概括为威权主义政治，用威权政治来概括中国的政治生态能够说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特点，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威权主义”的政治理论，是以西文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前提的，仍然是在西文政治理论的框架内解释中国政治。仔细阅读《告别政治浪漫主义》一书中所收入的一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逻辑推理的线索，威权主义政治在推进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多元化，中产阶级成长起来，市民社会逐渐形成，从而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和民主化。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这样的。问题是这样的政治发展过程是否能在中国这样从全能主义政治转变过来的国家中实现。看一看中国当今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状况，很难让人乐观。萧功秦对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发展中的激进主义一直进行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为什么一直走向激进，他提醒我们要告别政治上浪漫的激进主义，但是在中国具体的政治环境中的具体行动者如何保持一个从容的态度呢。就在他提出威权主义的当年所发生政治悲剧，如果仅仅用他保守的反激进的态度来看待不是有显轻浮吗？

全放在一起还挺多的。当初没有想到啊！硕士一年级的暂时找不到了。

再也没有硕士期间那样的读书状态了！！各位师弟师妹们，加油啊，现在不抓紧时间读点书，会后悔的。

吕师兄对你的介绍好搞笑啊，呵呵。

值得我辈学习啊，不光要做行动上的劳模，还要做思想上的劳模

楼上那位？张世勇现住在华中科技大学东二区98栋502室。电话027-63993980.

写读书札记真是一种深化思维的好办法，向师兄学习

张老师如今带领我们读书，看到他曾经的认真与努力，备受激励。张老师的读书总结很注意超脱于书本本身知识的思考与总结，很是厉害，是我现在还达不到的。

这个竟然还能翻出来？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