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2019.1.12-2019.3.31
二、书单1.《法律社会学》
2.《学术与政治》
3.《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4.《经济与社会》上下卷
5.《资本论》卷一
6.《资本论》卷二 （在读）
三、内容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展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著作，在第一卷中主要讨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考察了商品、货币、资本、劳动者等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关系，探讨了交换过程、增殖的产生、资本积累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等问题。
1.商品与货币——交换过程
商品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需要具备某些性质以满足人们特定方面的欲望，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商品的某一对象至少对某一个人来说是“有用的”，在这一层面上商品的“有用性”反应的是其使用价值，它必定需要具备具体的形态、发挥特定的作用，承载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形态时商品需要表现为一个价值实体。如果说使用价值体现的是商品之间的异质性也就是不用的商品满足不同需求的性质，那么另一方面商品还存在另一个可以将商品的具体形态还原成某一同质性的因素以实现不同商品之间的比较、计算和交换的性质，这一性质是商品的价值，而同质性的因素即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就是说商品必须是劳动生产物。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一商品的二重性体现的是商品的内在性质，而将商品与其他物品区别开来的外在条件是交换的产生，交换是商品与商品的社会关系的体现，交换形态也包含着商品的价值形态。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四种价值形态以考察货币形态的起源：第一，单纯的，单一的，或偶然的价值形态，在这一形态中交换关系中的二者扮演不同的角色，一端是被动的相对价值形态（其价值被体现），另一端是能动的等价形态（体现他物的价值），在这一形态中交换实现的基础是二者都转化为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即是偶然的物物交换的形态；第二，总体的或扩大的价值形态，在这一形态中交换关系不再是偶然的，交换的一端固定为某一具体的商品，它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而可以与商品界全体发生社会关系；第三，一般的价值形态，这前两种形态中，交换关系的两端的商品的地位是同等的，而在一般的价值形态中，存在一种实际与其他商品分开的商品表示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最后，由一般等价形态就推移到了货币形态，当特种商品的自然形态被社会公认为等价形态则成为货币商品，取得货币的机能，货币是商品价值的体现，其对商品价值的表示不需要还原为一般的人类劳动而仅通过其特殊的自然形态即可实现。货币的出现使得交换拥有了广泛和普遍实现的可能性。在交换关系中，就形成了商品与货币的对立、商品所有者（卖方）和货币所有者（买方）的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交换发生的基础在于商品所有者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暂时没有需求并有意愿让渡，另一方面是货币所有者对商品所有者让渡的使用价值有拥有的欲望，交换过程实现的是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货币与商品在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互换。
2.货币的资本化
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现象形态，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始点，货币的资本化出现于商品流通形态中。商品流通的形态之一是W——G——W，是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即为买而卖，反应了原商品所有者让渡不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获取货币以换取所需的商品使用价值，这一形态中没有出现货币的资本化。另一个形态，是G——W——G，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再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即为卖而买，反应原货币所有者以更高价卖出换取的商品为目的而购买某商品，在这一形态中，第一阶段G——W中货币所有者以货币换取商品的目的并不在于拥有商品的使用价值，货币在这一阶段发挥的作用是垫支以实现第二阶段的货币的增殖，因而在这一形态中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在性质上，已经是资本。
3.增殖的产生
货币的资本化产生是基于行为者意图实现货币增殖的基础，那么在G——W——G的流通过程中货币增殖的机制是其中隐藏着的生产领域的生产行动，完整的流通应该是G——W…P…W’——G’,货币增殖是伴随着第一阶段中商品形态和价值量的变化而发生的。增殖实现的决定性因素是剩余价值，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生产某商品所需的垫付资本与该商品最终的价值的差价。垫付资本由包括生产原料和生产手段在内的不变资本和代表劳动力价值的可变资本构成；商品的价值则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是相对固定的。因此资本家在生产中获取货币增殖的手段即有尽量减少垫付资本和扩大生产中的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劳动时间的差距。前者的实现只能通过减少可变资本，可变资本代表的是劳动力的价值，是有劳动者的社会最低生存消费需要决定的，劳动者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后资本家仅需支付满足劳动者生存需要的工资即可支配劳动者生产中实际大于所得工资的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尽可能获取多的剩余价值的手段即使加大对劳动者的压榨，包括延长其劳动时间（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和加大劳动强度（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而尽量缩短个别劳动时间则通过机械与大工业的发展和使用实现，这一手段一方面减低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可以使用更加廉价的劳动者以减少可变资本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生产效率以扩大产量和缩短生产时间。
4.资本的蓄积和原始蓄积
资本的许蓄积通过剩余由垫付资本产生之后又成为新的垫付资本。资本蓄积量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剩余价值分割为资本与所得的比率，也就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支配，资本家会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所得而消费，其余部分则当作资本或蓄积，近代资本家往往与以消费为取向的地主和贵族区别开来而更倾向于节制自身消费而尽量将更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此外，资本的积蓄的实现手段还有：劳动力的榨取程度，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把劳动者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蓄积基金；劳动的生产力、所用的资本与所消费的资本的差额增大和垫支的资本量等。资本的起点是商品流通，那么在商品的流通之前应该还有商品的生产活动，为了还原完整的循环，假定在剩余价值的产生之前首先有资本的蓄积，即资本的原始蓄积。如果说资本的积蓄即使涉及对劳动者的无止境的压榨也仍在在一定合理的限度内实现或者也仍然受法律的制约，那么资本的原始积累则相对采取了更加残暴的手段，包括对农民土地和生产手段的强制剥夺以及奴隶贸易以强制实现最大程度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使劳动者成为资本生产的复试和资本家的“生产手段”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出现在世上，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
四、感想
1.这个月感觉一直都在调整状态，新学期回学校比较早有一周时间保持比较好的读书状态；学校正式开学稍微有点受琐事干扰但也迅速调整了过来；从韦伯转入马克思也经历了一个适应的过程；
2.开始读《资本论》感觉其中抽象部分的论述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需要高度集中的精力和专注的状态，所以觉得卷一读得不好，报告也写得很粗浅，读卷二时候感觉跟卷一的内容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计划接下来好好读卷二和卷三，必要的时候也重新整理卷一的内容，可能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希望可以保证状态的同时提升读书质量。
一、时间：2018.12.11-2019.1.11
二、书单1.《宗教社会学》
2.《支配的类型》
3.《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4.《支配社会学》
5.《经济与历史》
6.《经济通史》
7.《经济团体与社会行动》
8.《法律社会学》（在读）
三、内容韦伯的理性化
韦伯之社会世界的构建可以说是以一宏大的“理性化”命题为基础的。他的理性化研究视角是以某一社会结构或个人行为之动态的发展过程以及针对某一研究对象的类型划分来进行的。他以近代资本主义为原型构建的“经济理性化”之理想类型为基础，辅之以与其相适应的同样是理想型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以及生活样式形成一个系统的理性化世界，并以此出发追溯形成上述理性化形态的历史进程。可以简单地将其理性化系统划分为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人类行为之系统化构成的生活样式的理性化。
韦伯对经济概念的界定是从主观意识到的资源稀缺性出发，并以这些资源在各种支配关系下的最终分配方式来划分各种经济形态。经济的理性化形态之核心特点是经济行为的可计算性，其实现基础是大量且稳定的经济需求、自由的劳动力、合理劳动组织、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等。这与此前伴随着以家内需求满足为目的、生产关系中的各种依附关系、原始交换形态等非理性因素的经济形态区分开来。
政治制度的理性化形态即以“即事性”为特点的法理性统治，即在行政事务上遵循严格的规则，排除一切“非即事性”例如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巫术的影响等干扰因素。这一层面的理性化韦伯通过支配类型的演变展示出来。以传统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型统治随着传统信念的固定化和规则化最终也对统治者产生一定的制约；以个人的名望和威信为基础的卡理斯玛型统治由于卡理斯玛之持续性的需要不得不走上制度的道路。
文化理念之理性化的代表是宗教层面上新教伦理的理性禁欲主义。这是一个价值观念“祛魅化”的过程，预定论和救赎确证让一切巫术性的宗教无容身之地。在此信念指导下人们坚信在此世做好神委派给自己的工，增添神的荣耀是唯一的救赎确认的手段，信徒心里产生那种想要在生活样式里讲求方法地审视自己的恩宠状态的动机，以及将生活禁欲化的驱动力，以此产生了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样式区分于分散的、随性的或者失去意志情况下机械的行动。
韦伯这一理性世界中一个贯穿的问题可以说是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这也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提出并主要从文化理念视角解决的问题，这容易让人对韦伯做出“文化决定论”的判断。但在韦伯其他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也并非因果关系和一元决定关系，二者都在理性世界中与其他理性化要素互相联结和影响。也就是说以资本主义起源这一问题为理性化确定了一个经济层面的切入视角从而考察其他层面的理性化。
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无涉目的与结果而仅是选择亲和性的关系，从支配的角度看，二者联系的产生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宗教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因而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于现世对立的倾向，因而宗教改革不可能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目的。但是宗教性的神圣卡理斯玛与现世的卡理斯玛之间由于发展需要而相互影响和依赖，决定了在教权制的发展必须利用现世的经济秩序并与之有所连结同时又要保持其教义的一贯性谨慎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最佳的解决方案即是以经济秩序适应教会的伦理，即将经济行为视为神之命令而必然执行的存在。这可以说是教会的一个让步但同时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教会的控制力得以深入现世。
韦伯理性化的归宿是“理性牢笼”，其中蕴含了韦伯对社会发展的悲观主义心态。人对社会的不断运行可以说是涂尔干与韦伯的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其区别在于二者理论体系中“社会”的性质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也最终导致二者在社会态度上截然不同的取向。涂尔干的“社会”是从产生起即与个人意识脱离联系的以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客观存在，其对人的作用是强制的但同时个人主观上是“需要”这些强制力量并且可以说是主动寻求这些力量的约束，因而个人与社会得以和谐共处。但对韦伯来说，社会是完全产生于个人意识后随着理性化的过程脱离人的控制，而个人所必须进行的理性化过程却是消极被动的，由于置身于一个不受控制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潮流中无可奈何而违背自身本性的选择。早先就觉得韦伯呈现的宗教世界充满了矛盾但又无从说起，而在《支配社会学》中这一疑问逐渐清晰。他首先给我们展现的是社会中完全相斥的存在，而在发展中却又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与妥协，最终呈现一个缺乏一贯性的充斥着矛盾的发展结果。
四、感想 1.读书已经进入第三个月，读书成为了一种常态，生活、学习等各方面都以读书为中心重新安排与规制并且逐渐稳定化、规律化；
2.刚开始读书尚处于“进入”与适应阶段的时候，需要以读书的数量来检查并确认自己的状态同时也可以此保持一个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现在开始逐渐从对数量的关注到更加倾向于对质量的追求。
3.一个小问题：发现自己读书做笔记有些随意，完全是随性而起，比较散乱，在总结的时候效率会因此受到影响，希望在接下来的读书中尝试有规律、有条理得做笔记。
时间：2018.11.-2018.12.11
书单：
涂尔干：1.《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2.《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韦伯：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2.《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3.《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4.《古犹太教》
5.《宗教与世界》
6.《宗教社会学》
内容：韦伯的宗教世界
韦伯对宗教的研究是相当系统和全面的，他对中国、印度、近东和欧洲的典型宗教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宗教世界。这一宗教世界虽然复杂但毫无混乱之迹，韦伯对宗教研究的核心问题和主旨始终在这个世界里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将这些形态各异的宗教形式整合与这一世界中。这一核心问题就是：宗教思想对社会形态的塑造和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在研究过程中，韦伯以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清教及其影响下的系统理性的禁欲生活方式为参照对象，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为：清教伦理是如何形成一种禁欲的生活样式后又是如何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精神”相契合从而促进其发展；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理性化的生活样式为何只在西方世界得以形成，而在其他社会类型中毫无踪迹。因此，为韦伯的宗教思想奠定基础的重著作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新教信仰中的某些特质是否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精神具有某种关联？二者的联系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为了澄清这个问题，韦伯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路德的职业观和入世禁欲的宗教基础。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不能以一个简单的“属+种差”概念对其进行界定，而是从明显可以确定为有资本主义精神衍生的具体观念出发考察总结出其一般特质。很显然，资本主义从其表象弥漫着的对金钱、利益的狂热追求无疑是最直观能让人强烈感受到的，然而却不能以此作为界定其本质的条件。因为这种可以称之为“拜金主义”或“唯利是图”的倾向并非没有体现在东方国家的商人身上，而这些国家不曾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求利”并不是单独有效地作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衍生。在富林克兰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描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诚信”的严格要求和一种冷静克制的气质。如果再考察一下这些营利行为的目的与结果，就可以将传统商人和贵族“为享乐而营利”和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行动者的“为营利而营利”区分开来。我们在兢兢业业营利的资本家身上几乎看不到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享乐和消费，反而是一种严格的自我克制。所有的消费行动仅仅满足生活需求被视为是“合理的”。既不以享乐为目的，那么只是将营利行为视为自己的俗世的义务。如果缺乏这种理性清醒的义务观念，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近代资本主义家在与传统主义对抗中采取手段以促使资本主义发展的尝试失败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以按件计酬制激发工人工作积极性以促进生产率以工人仍然仅完成获得生活所需报酬的工作量的“满足”心态而告终；至于降低工作报酬则面临着工人无法获得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报酬而必然影响工作效率的危险。因此只有工人和企业主身上都存在一种极尽所能的职业义务观，使工人不以生活需要和获取报酬为目的地发挥自身最大能力工作，让资本家在“合理”的范围内用尽一切方法获取最大的利益，资本主义才得以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描述为在“市民阶层”身上看到的热情精明同时又理性与克制的气质。
这些气质，可以在基督新教的思想中窥见。
路德的“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天职气质无疑是十分契合的，路德职业观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从天主教中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与信仰中继承下来的，然而与天主教脱离凡世的避世倾向不一样，路德主张对上帝的虔敬在凡俗生活中延续，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完全投身于上帝安排的个人职业，将其视为个人不可摆脱的义务，将对职业生活的尽忠从满足生活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中脱离出来，秉承完全为上帝工作的理念承担自己的职业责任。
路德的天职观无疑契合了资本主义的精神，然而还缺乏将这种精神内化为个人自发性行为动机的动力而仅仅停留在个人被动接受义务而不是主动承担。因此，清教的入世禁欲才能发展出一种有内在动机的理性生活样式。
清教入世禁欲伦理的基础是预定论，实践逻辑是以确定恩宠状态为目的的各种具有禁欲特征的俗世行为体系。预定论认为每个人生来即有上帝预先确定的“选民”与“弃民”的身份区分，因此确认恩宠状态对每个人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根据确认恩宠状态的具体禁欲实践的逻辑解释（即为何、如何通过禁欲实践实现恩宠状态的确认）又可分为几个教派。卡尔派认为通过禁欲可获得上帝赐予的善功与奖赏即可认为获得恩宠，因此其禁欲系中存在一种心理动力驱使信徒积极主动地投身职业生活；虔敬派十分重视“因信称义”说，而禁欲行为不过是情感信仰的实践，因而其禁欲行为体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约束力量和事后的行为检测准则；卫理公会的禁欲体系与虔敬派十分类似，也是禁欲生活与情感皈依状态的统一，然而其与虔敬派想比在理性上有所升华，即其最后落点并不是引向一种内在感情，而是与卡尔文派一样产生善功，增加神的荣耀；再洗礼派则认为只要确定了信徒身份就处于一种“恩宠身份待确认”的状态，只要等到来自圣灵的启示即可在内心完成确认，而这启示会提供给每一个人，信徒所需要的就是等待，而只有处于禁欲（恬静、清醒）状态下才能等来神的启示。所有的宗派都将“恩宠状态”视为一种身份，具此身份的信徒因而与被造物的堕落、与现世分隔，而此一身份的拥有，尽管因各种宗派的教义各有不同的获取手段，但是最终都在每一位信徒心里产生那种想要在生活样式里讲求方法地审视自己的恩宠状态的动机，以及将生活禁欲化的驱动力。禁欲的基督新教的职业观所造就的结果是信徒着眼于彼世而在现世内进行生活样式的理性化。
整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点如下：1.“天职”与“预定”的观念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角色固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合理化；2.“恩宠确认”衍生的极大心理驱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工作效率以及资本家的营利欲望；3.“禁欲”理念培养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们一种理性与克制的气质，为资本积累不断投入生产提供可能；4.教派对人们信徒身份的确认机制使人们不断处于反复确认恩宠状态的实践中，这种“获得神认可”的倾向在俗世中表现为“获得人的认可”使人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表现出理性与可靠从而获取某些商业机会。
可见，韦伯认为清教禁欲伦理产生的理性的生活样式虽非有目的性地但最终结果还是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不能成为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与生长的沃土原因就在于缺乏一种理性的生活样式的存在，至于为何不能形成这样一种生活样式则需要考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形态。
在中国，儒教以其“官方正教”的正统地位绝对地统治了人们的思想。在西方产业里找到其独特据点的理性地经营的资本主义，在中国首先缺乏一种在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一种理性的行政与司法而受到阻碍，并且也受阻于俸禄体系。中国长期处于君主“家长制”的统治之下，国家之中所有臣民与物质无不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王处于一种依附或归属的关系中，因此决定了没有任何机制与力量能凌驾于君王的权威之上，包括法律。司法体系很大程度上具有“私法”的性质，对于案件的裁决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以及社会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在理性的法律框架中客观地裁决。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是处于严谨的契约关系中以及具有强制力量的法律保障。国家疏松和无大作为的司法与行政体制下兴起了强有力的各族势力，抑制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形成以及大规模经营的可能性。俸禄与租税体制下形成了中国人对土地的迷恋与依赖，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商业资本最终流向土地兼并，资本主义组织所需劳动力以及资本积累的可能性破灭。
然而上述因素相辅并且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基本决定作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可以归结为儒教思想在重视社会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对人们深刻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基础是认为社会秩序是具有绝对固定性且是合理的，个人不能也没有必要改变它，而只能遵从与适应它，强调的是一种对秩序与礼仪的绝对遵从。而儒教虽痛斥道教与佛教这二者被视为“异端”的学说，但由于后二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信仰的需求而具备一定社会基础而不能将其绝对消灭，反而要借巩固儒家正统统治。二者的作用在于统治者道德行为有失或臣民违犯传统礼仪的时候发挥巫术惩戒作用而作为儒家思想统治的工具。这样的共存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作为正统的儒教来说，只要这些“异端”没有触及其最重视的官职权利与俸禄即是可以被容忍的。可见与清教兢兢业业履行被认为是“上帝指派的任务”的职业义务相比，儒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并不能产生一种主动的禁欲心理驱动力，而只是一种被动遵守传统秩序的顺从，自然也无法形成一套系统的理性生活样式；另一方面，正统儒教士人阶层对现世的各种经营活动因认为其与自身身份不符而持拒斥态度。因此，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是无法在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控制中产生的。
印度正统的印度教的基础是一套被严格遵守的个人在此世的地位被绝对固化的种姓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作为祭司的婆罗门阶层，其他的种姓都以与婆罗门的关系而得以一一确定其社会地位。人们相信现世的各种姓之间是绝对隔绝的，个人所属种姓在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人们在现实中所有的行动的唯一目标只是为取得彼世的救赎，即保持其较高的种姓地位或者改变其较低的种姓地位，这一动机是基于相信所有现实皆被神所记录并且在彼世有所结果——福报或者灾祸皆在于与其现世的行为是否为神所喜，也就是是否遵循现实被设定为绝对合理的秩序而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业报说”。这一信仰基础之牢固在于本该为取得现实合理利益与更高的地位的社会底层的人们却反之对这一信仰保持更加虔信的态度与更加致力于维护这一秩序，因为他们对来世救赎的希望更加迫切。这一宗教信仰不能形成一种系统的生活样式就在于在这个个人各司其职地严格履行与自己身份相应义务的种姓世界中，人们的每一个具体行为都被分散地进行评估，将个人所有的善功与恶行相互消解和加总后的结果决定个人彼世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行为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统一起来，此处也没有理性的生活样式的滋生土壤。
犹太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排外性与具有强烈的“怨恨”气质的“贱民”民族为信仰基础的宗教。他们认为他们信仰的神是唯一拥有巨大能量的非人格性的全能神，这个神对非犹太教的世人也能发挥作用，信仰他的人可以得到赐福，而不信者则招致灾祸。犹太人认为对这个神来说他们与其他人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神“选中”的人，他们对神的信仰使绝对坚定的，他们只要保持这样的信仰态度，最终一定会得到神的赐福而得以从奴役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可见存在这一民族中的明显的排外气质与其行动中对待同胞与异邦人的双重道德标准：禁止施于同胞者，可施之于外邦人。对于同胞他们秉承严格传统主义的“协助”和“同胞之爱”决定了许多行为尤其是理性的经济行为在同胞之间收到限制，但这些行为却可以经常是犹太人对外邦人做出的，这当然决定他们无法形成普遍性和一贯性的行为准则，那么一套系统的生活样式对他们来说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综上，韦伯以对宗教的考察为契机也提出了新教的禁欲精神对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发挥着几乎是决定性作用的观念，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仅仅能够在西方世界得以出现决定性的原因是其他的社会中没有形成一套以理性禁欲为总则的系统化的生活样式，而这样的差别是由于宗教形态的差异。可以在此看出韦伯在哲学基础上与涂尔干的自然主义对立的人文主义，即事物的发展以人的意志为取向和推动力量。这不仅体现于韦伯对宗教思想与社会形态的关系的结论中，更渗透于韦伯对各宗教的考察过程中。韦伯与涂尔干的宗教思想分别对应于在研究的视角上韦伯的微观切入点与涂尔干宏观倾向的分野。涂尔干更多着眼于宗教的“社会功能”，即宗教信仰是如何与形成一种共意状态的社会意识相适应并发挥控制个人意识。指导个人行动的作用的。而韦伯则更加强调宗教的“个人意义”，即宗教思想史如何通过满足个人的需求才得以在社会中占据一定地位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不断通过“理性化”的发展逐渐摆脱个人意识的控制转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另一方面，与涂尔干相比，韦伯在其宗教的作品集中也透露出其对社会的悲观主义情怀。涂尔干持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认为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是“社会器官”的协调运行发挥各自的功能，而所有的混乱和与失范状态均导源于功能的失范与失调，是必然的而又可逆的，只要各社会部分“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就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而韦伯则认为整个社会的运行基础是人的“理性化”的追求过程，人们在构建这个理性体系的过程中会不断丢失这些理性的原初实质（如信仰和价值）而只留下形式（如行为与利益），这些理性产物会经历一个非人格化的过程反而将人禁锢，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牢笼”。他将社会视为一种衍生于人但在发展过程中成为与人对立的“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势必会不断壮大，最终的社会是一个将滋生它的沃土完全丢弃的“怪物”。
感想：1.这个月结束了涂尔干作品的阅读之后主要是在读韦伯宗教方面的作品。可以感受到韦伯跟涂尔干研究视角和论述风格的巨大差异。读韦伯的书感觉逻辑的一贯性比较强，思考的空间也很大，因此读的时候速度相对放慢了一点。
2.本月在内容方面对我来说主要的困难是在读韦伯对具体宗教形态的论述的作品，尤其是印度的宗教和古犹太教这部分，由于牵涉到许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相关的事实 我并不了解，读起来比较磕绊，因此也在这部分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但也还是坚持着读下去了，对关键脉络和信息的掌握影响并不大。
3.但是第二点提到的磕绊对读书的心态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读得不顺畅的时候偶尔会产生焦虑的心态，幸亏可以及时发现并调整。
4.本月在读书方法方面感觉还是在摸索中，还是处于根据状态不断调整方法的阶段，希望下个月读书的状态可以更稳定一些。
时间：2018.10.9-2018.11.8
书单：1.《自杀论》
2.《社会分工论》
3.《社会学的方法准则》
4.《原始分类》
5.《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6.《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7.《道德教育》
8.《孟德斯鸠与卢梭》
9.《教育思想的演进》
10.《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在读）
内容： 本报告主要是对《社会学的方法准则》、《社会分工论》、《自杀论》这三本书的总结，根据自身理解重新梳理涂尔干《社会学的方法论准则》的研究方法及其在《社会分工论》、《自杀论》中的运用和体现。
涂尔干在《社会学的方法论准则》一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事实”，即区别于主观意识的“物”。自然，社会意识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涂尔干提出社会意识并不是个人意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各种社会意识的联系、结合和互动中产生了新的因素从而外在于个人意识，此时对社会意识的全面和完整的认识就不能简单地通过对分散的个人的观念和意识的研究来实现，而是要将社会意识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强制性的“社会事实”来研究。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对某一现象做正常和非正常现象区分不能依赖于这一现象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性质和社会中个人对这现象的价值判断，一般情况下，将某一现象置于某一社会种的特定发展阶段中，利用“普遍性”就可以区分这两种现象，而当这一事实出现在某一尚未完成其全部发展阶段的社会种中时，除了考察其是否具备普遍性以外，还需要确定这一普遍性是否与某种社会类型中的集体生活的一般条件有联系，以区分那些从旧的社会类型中延续而来的，已经丧失其存在条件的，只剩下一具空壳的、只有表面的普遍性的非正常现象。
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应该通过这些事实的外在属性与其建立起一种联系而后逐步探寻这些事实的本质特性，而拒绝一切从经验中得来的预断。涂尔干批判那些提出了一个想当然的假设后，尽力去寻找一些与此相符合的社会现象来印证自己的假设，而忽略那些与假设不符甚至完全相反的现象来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这些联系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准确地说是偶然的、不堪一击的、缺乏逻辑的，而涂尔干追求的是具有规律性、逻辑性、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可以透过事物间表面联系揭示其内在关系的解释。
他对社会现象的审视具有绝对的穿透力，他并不满足于对社会事实的表面的、盖棺定论的解释，他坚决地提出：一种事实绝对不会有两种起因，除非这种双重性只是徒有虚名，它的根源最终还是一个。他认为因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属于同一性质的结果（虽然往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定是由同一原因产生的。于是他从社会事实出发，层层剖析，会发现与某一社会事实不同表现形式的对应的相关联的不同条件，这些条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社会事实是如此协调一致，以致于往往让人们对事实的探索止步于此，认为已经找到事实的真正原因，而涂尔干则敏锐地指出这些条件的多元性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是某些事实的真正诱因，社会条件最后还是会归属和统一于另一社会事实，这才是最终的决定原因。这些条件仅仅是次要的、甚至是偶然的，假如没有这一最终因素发挥的作用，所研究的社会事实也会不复存在，这就是涂尔干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第一要点：一个社会事实一定是由另一个社会事实决定的。一定要在研究中避免陷入将关联性视为因果关系的误区。
至于解释社会现象的准则，则提出虽然对社会事实的功能的认识至关重要，但是功能是事实的一种结果，其并不能说明关于事实的来源、发展，功能的出现是在社会事实的存在之后的。事实的动因和功能必须分别加以研究，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一种社会事实的功能应该永远到它与某一社会目的的关系中去寻找。
涂尔干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特征，同时无时无刻都渗透着强烈的社会唯实论和功能主义的倾向，这些特征和倾向在他对社会分工和自杀的研究中有明显的体现。
依据“对社会事实的考察应该从考察这些事实的外在属性出发，发现这些事实与属性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对这些事实的内在本质特征的认识”的原则，涂尔干通过比较两个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体系来考察社会团结，并结合两个社会形态的条件和环境对两种社会团结类型进行分析，得出两种社会团结的形成基础，从而在一个动态的考察视角内指出从前一种社会类型发展到后一种社会类型的两个关键因素：集体意识的衰落和分工的产生。前者为后者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却不是后者产生的原因，集体意识的衰落自然导致原来维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力量逐渐消解，这时候分工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这其中重要的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是个人与个人的联系、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个人与个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通过不同个体的不同功能的需求将个体有序地组织起来，分工才得以产生。而这背后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和扩大。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速度大于社会生活的范围扩大的速度，因而存在个体之间的竞争逐渐产生并加剧，个体为了生存就需要不断探寻新的领域，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损耗增加导致需求增加，本来已经联系起来的个体根据自身功能和需求对共同的社会生活进行划分，分化和分工得以产生，而伴随着分工出现的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也满足了人们日益增加的需求，分工不断发展，越发精细，就产生了专业化。
而在确定分工出现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过程中，有些干扰因素与分工的联系实在太过密切，从而容易被视为是分工的最终动因。假如说分工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决定的，从分工的结果来看，确实如此，分工对生产力的极大促进带来的是物质资料和快速增加和丰富。而正如上述所说，涂尔干认为一个事实的功能和原因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因此涂尔干论述了幸福的进步不能是分工的进步的原因：首先幸福不能无限增加，人们的幸福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增速趋缓随后逐渐停滞最后出现负增长，所以幸福并不能成为分工发展的无限动力；其次，一个事实：自杀的数量与文明的进步成正比可以否认分工的进步是人们追求幸福的结果，同时，幸福在不同条件下甚至相同条件下的不同群体中的表现与需要时不一样的，因此这样一个不确定也不统一的因素是难以成为恒定动力促进分工的；最后，从主观上说，人们对幸福的需求往往是追求新奇，虽然新奇并不能带来快乐，且对新奇事物的需要就其而言是不确定的，因此追求新奇本身不能带来明确的动力与方向，所以不能说人类主观对幸福的需求促进分工发展。
分工的产生还存在一个次要因素的影响——遗传性。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个人的同质性比较强，职业分工的单一性和可替代性都很强，在这一社会类型中，人们的分工往往受遗传的因素比较大，个人天生的禀赋把他们同种族结合起来，就像集体意识把他们同群体结合起来一样，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于是职业分工往往体现出“代代相传”的特征。而随着集体意识的衰落、个体的特性得以发展，人们的特质不再紧紧地依附于功能和分工，而且可以利用这些特质去适应不同分工的需要，遗传性影响的减小大大促进了分工的发展，而这只是分工发展的一个条件，也就是次要因素，而这一次要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源在于已经形成了一个为个体间普遍和紧密联系提供可能性的社会，在这一前提下，集体意识和遗传性影响的衰落以及伴随而来的个体个性的发展才有可能促进分工发展，否则，无论个体的特性无论解放到何种程度，分工都不会自发产生的。这也正体现了涂尔干的社会唯实论倾向，即认为在原来社会类型中分散的个人如果缺乏一个外在的社会力量是无法自发地联系起来的。
从考察分工的功能角度出发，涂尔干确定了三种反常的分工，即通过分工总结导致社会无法良性运行的原因。第一种类型是失范的分工，是社会各职能之间关系不明确的结果。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过于专注于或者说局限于自己的领域，而限制了意识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与此同时集体意识不断衰落，而尚未形成新的社会力量将人们在精神上组织和联系起来，因此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规范制约从而不能有序运转。这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问题：随着集体意识不断消解，是否不再存在能够在精神和意识上使人们团结起来的社会力量，从而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能仅限于类似于交换关系这样暂时性和表面的联系？涂尔干对此的回答是需要通过职业团体在个体之间形成一种普遍的职业道德（因为在有机团结社会职业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据极大的比例）从而使个人忠于自己的职业义务的同时意识到同处分工系统中的其他个人与自己是如此密不可分，且自己的价值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协作和集体的联系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当人们的意识能够被一种力量统一起来，在各个职能系统之间建立规范也不再是难题因此。第二种类型是强制的分工，涉及分工中的公平问题。在集体意识占据统治地位的机械团结的社会，人们往往被动地接受职业安排，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个人意识逐渐脱离集体意识，个人充分地意识到自身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而社会却没有提供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被强制分工的个人不能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产生应有的功能从而限制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一问题往往会出现在维系社会分工和运转的力量从强制的集体意识转变为人们自发产生的共意之间的中间阶段——形成具有一定力量的规则和契约这一阶段：集体意识不断衰落，分工也逐渐发展，但有机团结暂未形成，此时规则倾向于使分工依附于遗传、阶级和地位，也就是一种强制的分工。若要缓解这一矛盾，一是可以通过“倒退”重新唤醒集体意识是人们重新受到禁锢而无法意识到不平等；二是需要以人们的共同意识为基础形成新的规则以保证个人可以在分工中有更大的选择权利。显然，后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一种反常形式的分工是社会各职能之间联系不够密切的分工。这一反常的分工出现的原因是社会系统的运作方式不明确，从而导致各职能部门会出现各自为政、独立经营的状况，各种功能不能持续行地产生，这就使得整个社会有机体不能有效地运转。要避免这一反常的状态，就需要足够的刺激和动力促使各职能部门的持续高效运转。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在任何的社会类型中都存在一种外在的“道德”力量约束、维系着社会中个人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结论是：随着社会发展，维系个人与社会的道德纽带有集体意识（产生于社会和个人的同一性）转变为职业道德（产生于分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社会力量（道德规范）是始终外在于个人的意识、行动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而存在并且发挥作用的。
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不同于在他之前对自杀所做的心理学和医学上的研究，他关注到几乎每个社会的自杀率都表现出一种稳定性，如果自杀只是由分散的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因素所决定，那么在长时间内自杀率表现出与死亡率一样类似的稳定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如果将自杀归结于自然环境，那么久无法解释自杀率在不同性质的社会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而不是随着地理位置有规律地变化。因此，一定存在一种在外部控制着人们的自杀行为的行为，从而使每个社会的自杀率都保持稳定性，这种力量只能是社会力量，它通过每个社会的不同发展条件和环境发挥作用，使得每个社会每年的自杀率变化极小但是不同社会的自杀率可以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首先重新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利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重新分析了在此前的研究中被归结为自杀的原因的几个因素。第一个是认为自杀的个体都是在心理变态的状态下出现自杀行为的。涂尔干将自杀的行为诱因与作为某种精神疾病的偏执狂联系起来，偏执狂是某种局部的、只限于某种行为的精神疾病，而又提出精神上的疾病无法局部化，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偏执狂，诱发自杀的因素就消失了；涂尔干将精神错乱的自杀分类却无法涵盖所有的自杀行为也否定了精神错乱是所有自杀类型的诱因；最后涂尔干发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自杀与精神错乱无法完全对应，最终否定变态心理对自杀的决定作用。那么，在种族、遗传等因素的影响下正常的心理是否能导致自杀倾向？事实上，自杀率的分布变化体现出“随民族变化”而不是“随种族变化”，而工业社会中的民族的组成更多地体现为各种社会因素的组合；另外，自杀倾向在年龄上的分布规律与遗传因素发挥作用的矛盾也说明了遗传不是自杀倾向的诱因。至于自杀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则是通过某种社会力量联系起来的，自杀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因而也没有显示出绝对的规律性，而真正对自杀率变化的产生影响的是社会生活的繁忙程度。如果自杀存在像传染病的蔓延一样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让人仿效的可能性，那么自杀率的分布应该呈现出从一个“自杀中心”逐渐向四周传播蔓延的情况，而现实与此推断不符。
否定了自杀的诱因的非社会的干扰因素，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发现自杀与社会条件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就是确定不同的社会条件会导致什么形态的自杀，如何导致。涂尔干指出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对现有自杀现象进行分类，再追溯其原因；另一个方法是从原因出发，对社会条件进行分类。第一个方法几乎是没有实行的可能性，毫无遗漏地收集所有自杀行为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而第二个方法由于涂尔干认定的“因果一致性”使其成为可能，因为在因果关系中不存在同原因而结果具有差异性的可能，所以只要穷尽引发自杀倾向的社会原因，就可以涵盖由此引发的所有自杀类型。那么应该如何确定这些原因呢？是要透过那些发生在每个自杀者身上的模糊的引发行为的直接表面原因追溯出导致这些不同表现的一般情况，这才是自杀的真正诱因，而人们观察到的只是这种真正导致自杀的一般情况在不同个人身上的不同表现。
涂尔干通过对造成自杀原因的社会条件分析总结出四种自杀类型：第一种是利己主义的自杀，由于个人过渡脱离集体、过于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由于缺乏意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认为自我价值无法实现，失去生存和奋斗的内在动力，发生在社会整合程度过低，个人维系于社会的纽带脆弱的情况下；第二种是利他主义的自杀，这种自杀往往表现为自杀者所应该承担的义务或者说自杀者顺应社会对其期待出现的行为，往往发生在集体意识对个人进行高度控制的情况下；第三种类型是失范的自杀，也称反常的自杀，是由于人们的追求和欲望与所在的社会条件无法提供实现欲望和追求的矛盾产生的，往往发生于社会控制力度低下，一方面没有形成规范以满足个人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个人的欲望容易无限膨胀；最后一种是宿命型的自杀，即人们对当前处境极度不满而无法看到任何该改变现状的可能，这往往发生于社会物质控制力度过强而对社会个体的意识整合不高的情况下。最后，自杀的原因就可以高度总结为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这个最终原因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表现为每个社会的“一般情况”，而这些“一般情况”又根据个人的心理和特质在每个自杀者的身上有不同的表现。
既然已经指出，自杀的最终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那么对自杀的遏制也可以利用外在的社会力量入手，即形成一种可以有效将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约束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力量，那么这种社会力量是什么？该如何建立？涂尔干在《自杀论》和《社会分工论》最后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社会问题自然要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那么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应该依靠的社会力量是职业道德，实现途径是建立职业道德团体。
感想： 一开始读书的时候最让我感觉开心的事没有把读书当成随便有点什么杂事就能放下的任务，反而是对所有妨碍读书的事情感到烦躁都处理掉了。每天都能坚持和保证读书的时间让我觉得十分踏实和满足。
感觉自己现在还处于被动接受经典的阶段，对经典很少能产生共鸣，还缺乏自己的想法与见解，所以在总结对我来说也是一大难事，基本只能勉强重新梳理框架。现在也有意识地在读书的时候多思考，也尝试着放慢速度读细一些。
刚开始读书感觉读得很浅，但是能够开始读书并坚持下去就是好的，希望而且必须做到以后要读得更好。
[ 此贴被庞炜婷~在2019-04-04 18:5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