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突围
知识分子说到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形成和发展变化是与社会结构及变迁息息相关的，与之相应，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特有现象与“问题”，也正因为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才使得对知识分子的讨论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完满和统一的共识。尤其是勾连上“现代性危机”后，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和反思更是在社会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中兴起。围绕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知识分子的技术化，知识分子的职业化，知识分子与大众，知识分子与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等方面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反映了这个社会对“知识精英”变革的一种担忧。知识分子何去何从，它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本文通过探讨知识分子角色与现代社会的困境的关系，力图说明知识分子正在社会舞台上逐渐由前台走向后台，由边缘走向核心这一“客观“情况并试图从社会结构方面说明原因。
知识分子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在传统社会中生存呢？依曼海姆所言，在认知舞台上，由于阶级阶层地位，族别属性与社会职业活动等的局限，每个社会群体在社会认知方面必然囿于其立场和视角而相互区别，相互分离，同时，由于空间的差异，不同“地方”的文化也是异质的，孤立的，整个社会必然是个体化生存，老死不相往来的，但是社会事实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知识分子的角色就凸显了。一些知识精英通过教育规训将不同地方的异质文化集中起来，锻造成一个有共同历史，传统与敌人的民族文化统一体，同时，对社会各阶级阶层进行整合和教化，使社会不至于出现断裂而能良好而有序地发展。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历史的大潮中“自动”跳出来充当社会的基石与社会导师，这种特殊的社会情结是源于知识分子的内涵，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员，也要吃饭穿衣工作生活，但是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别在于它有一种超越性向度，即它有超越本阶层的狭隘利益上的非功利的关切，这种关切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既是现世的又是长期性的，知识分子因而兼有两种使命：作为“社会良心”和文化精英。作为“社会良心”，他们要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督导人民，确保全人类，全民族，全国家，全社会的发展是健康而有序的，从面体现出一种“公共良心”，在群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相冲突时能作出正确抉择和正确决策。作为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在求知识，求真理上也要保持一种超然的非功利性的孜孜以求，他们作学问，搞科研要始终有一种对人生，对社会，对真理有一种终极关怀，他们求真理的动机是纯洁的，高尚的，超越一切现实利益的。如是分析，知识分子在享有知识的同时，应该也有一种权力。当然，这种权力本身也是纯洁的，高尚的，超越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断言真正的国王应该是哲学家，，哲学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参与政治是牺牲个人利益的，委屈的，但是社会的整合，社会的进步需要知识分子作出牺牲，也因此，他们的心志要高于常人，其“权为社会所谋，情为民所系”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是，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做到了，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社会求真求美求善以及特立独行的人格和其贡献赢得了人民的尊重和爱戴，他作为权力所有者，文化导师，社会监督和规范者在社会建构上发挥着基础但重要的作用。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前现代社会里与政治，文化，宗教等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知识分子是与权力层相融合的，他们处在社会的核心位置，在促使社会形成共同体时，是他们通过编排教育体育，输出他们的文化价值，培养公民的文化意识，民族国家意识，历史意识，同时对违反社会规范和整体和谐的人进行惩罚，他们以权力为后盾，扮演着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角色，当然，这种角色是始向“终极价值”看齐，力图达到内心和人性境界的完美和社会的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既是知识精英又是权力精英，同时还有至高的威望。他们是幸福的。
但是现代社会，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从知识分子的内讧开始的，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一种背叛，背叛的前后原因和过程暂不叙述，只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看，起初他们是社会的先锋，是社会的弄潮儿的，他们为社会真理，为学术的终极而掀起“复兴”和“革命”，试图使社会的精神更加高尚，人民更加的明智明理的。但是，社会到后来越发的失控了，成了“失控的世界”，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市民社会的兴起，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国家各项职能逐渐的专业化，职业化，并最终使得文化和宗教，文化和权力分家。尤其是现代化的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知识的普及越来广泛而深入，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在这种新型环境下扮演一般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般性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如《理想国》时代在社会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非凡的角色。“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开始了转向了。当然，这种社会进程中的无意识，不规则无人能预料，历史已成定局，知识分子有的只是适应现代，同时建构新的角色了。在此，我们要首先探讨知识分子究竟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从核心走向边缘的。
首先是知识分子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舞台发生了变化，传统知识分子影响社会主要是通过输出文化意识，建构秩序，传承历史内涵来整合社会的，而现代社会则由于社会分工的“时兴”，他们可以展示的空间萎缩为技术领域和文化领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在某方面的决定作用加强了，但是科学无国界，知识分子是有祖国的，“祖国”需要知识分子，需要科技，但是“祖国”这一权力人并不由知识分子来承担，他们是成了单向度的为社会服务的阶层，在当今国际政治风起云涌的时代，当权者限于种种利益纠葛和现实社会问题，很难在终极价值在打转了，同时，由于当权者产生于一定的社会阶层，阶层的局限性使得他首先是他所属阶层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在学术界显赫的地位但分不清形势就很容易为某些为利是图的当权者所收买和利用，成为当权派的帮佣。而文化领域了，似乎越来越限于象牙塔了，越来越与社会隔缘了，他们引导社会潮流，规范社会秩序的重任交给权力层去过滤，由权力中心来输出有局限性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和社会结构可能会变化，但是他们将长久地和权力开始隔离，并由此造成的恐慌和忧虑是沉重的。
其次是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手段发生了改变。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去面对广大民众的。所以，不管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学者或其他的艺术家，都要走出学术圈，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专门知识来更广泛地为公众谋福利的人。说到底，知识分子的威望和“社会性”权力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公众身上，通过为民众生活福利的代言和解决而使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在公众中得以确认的。但是，不管是文化领域还是科技领域，现在的趋势一律是他们慢慢远离社会，远离大众了，只在实验室，在大学象牙塔里醉心于学术，为真理而真理了，无意识中遗弃掉了“社会良心”这一维度。他们是通过学术打动权力精英阶层，然后由权力精英认可输出，他们发挥手段使得他们首先得到权力精英的承认，再得到社会广大民众的认可，广大民众对他们越来越隔膜，同时由于对统治阶级的怀疑，他们也连带地对知识分子阶层产生疑虑。知识分子的社会性地位也岌岌可危。
知识分子与权力精英的相脱离，与民众的相脱离，使得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剧烈变革，即使他们拼命地，不遗余力地追求，也很难跻身权力层的核心了，政府顾问多了，文化学者多了，但是知识分子却失去了真正“为社会立法“的特权，同时也被阉割，丢掉了文化价值传承的终极意义。知识分子开始了孤苦地漂泊，成了现代性困境中首当其冲的反思者。知识分子到底该如何生活？大多数人开始反思了。
不管知识分子怎样“漂泊中洞察”，他们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自身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变化，随着现代性的日益深入，社会分工的日益的深化，这种被剥离感更强烈，在从社会核心位置被放逐，成为相对的社会边缘性群体，这种伤痛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严峻考验。这种深刻的危机使知识分子从原有的社会角色中开始抽离。是要在社会中继承先辈们的传统，受一种“超道德义务”的召唤，做一个文化生态主义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抑或是改造自我，使自己迅速的专业化，职业化，成为无个性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这架大机器中一颗小螺丝钉，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这是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语境中的一个两难选择。
在苦苦挣扎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流浪，寻求所谓的精神突围了，知识分子也由此开始分流，开始互相背叛。按照鲍曼在《寻找政治》中的说法，知识分子开始了两种生活，一种被称之为“灾告型”学者，一种是“服务型”文人。两者的本质不同在于，“灾告型”知识分子难以忘怀“知识分子定精神”，又甚觉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工具化，技术化之风甚恶，由是发出今不如昔的的感觉，想扮演一种“文化圣人”或者“精神贵族”的角色，对当今社会中庸俗的，粗鄙的事物大加批判，对于当代的“民主政治”或平等主义倾向很是不满，他们以一种贵族的，自是甚高的文化视角来批判现世的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差别的价值趋向和行为，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衰落，自我毁灭，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分子。他们悲观主义的，是“右”的，而另一类知识分子受到高度繁荣的现代物质主义的袭染，对原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操守，精神境界不太习惯，他们首先从思想认识上自我暗示，然后在物质上腐化自己，成为社会服务阶层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沉浸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中，忙于自己的专业工作和生产，对自己降格以求，成为专业化，职业化队伍中的一员，把自己的产品输出到特定的领域，成为新时期典型的“服务型”人才，这种知识分子“与群众打成一片”，成天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富足，哪有心情感伤时事，为社会为国家国民族思考了？他们是乐观主义的
而在笔者看来，来一种“灾告型”知识分子虽然有一种“乌托邦”色彩，但是我们不妨借鉴进来合理建构，成为“乌托邦现实主义”，对 前一种知识分子，虽不合时宜的，但是值得尊重的。而后一种“服务型”知识分子自我矮化也是对现代性的另一种尝试，虽然有一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但综归是堕落的一种表现，是要抛弃的，因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使命使他不能也不应该自我放弃，这种精英意识和责任意识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无论如何是丢不得的。
可以看出，知识分子阶层本身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历史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定位和群体边界的确定也是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的，知识分子从“核心”到“边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如何重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意识和责任意识，使知识分子既能安身立命又能不失社会责任，从而实现边缘到核心的再造，在新型社会中再度“铁肩担道义”，这是我辈应当反思的。
参考文献：《寻找政治》鲍曼
《中国的民族性》沙莲香
《马尔库塞论知识分子》（刘晓玉）（学术论坛 理论月刊 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