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自觉：一种内在理路的发展
——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吕德文

我们暂且用现代化这个词，毕竟在当前的学术讨论中这已经成了一种话语霸权；不过，这本身不会影响我们有反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内容实质——我们需要阐明的只有一点，如果将中国现代化看成是所谓的“外源式”的模式的化，那么我们其实是遵循“内源”的自有规律的：当我们想象中国的历史进程是朝着“现代化”这一目标前行时，我们或许更应该看到其实历史的进程无所谓现代与否，“现代”只是一个时间坐标而已。现代新儒学，典型的如梁漱溟的思想就是这种情况。

用一种现代化理论的话语去描述梁漱溟及其思想，那么他会是所谓的“保守主义者”：这个家伙是反现代化的，他的对手如胡适是推行现代化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姑且不论梁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也为革命赴汤蹈火，并且毕生是现代民主自由的践行者；就看他的“保守主义”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西化”的力作，“赛恩斯”和“德莫克拉西”是那个民族也概莫能外的，要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这不是赤裸裸的西化论者吗？好，那些现代化论者终于露出马脚了，梁漱溟竟然认为未来世界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这还了得，你看中国现在这个模样，还想复兴？应该彻底铲除才，对跟着西方走就没错！哦，原来我们的未来就是西方的现在——即便是在今天，当现代化论者强调房子小车时，不是一样的逻辑吗？这样理解似乎没错：中国不存在现代化的自己的逻辑，只能走西方的路；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外源型”的，不会是内源性的。

同样有现代化理念的新儒家思想却不为现代化的逻辑所承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或许，在中国现代化这个语境下，只能这样理解，要么现代化就是西化，要么中国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我们似乎不会接受后一种理解——好歹我们的理论也是可以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近现代以来中国还是有很多现代化的表现嘛！新儒学的错不在于它援西学入儒，而在于它竟然不认为中国的未来就是西方的今天。可如果确确实实地看待中国儒学本身的发展历程的话，它其实很无辜——意思是说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本身是合乎历史的逻辑的，只是很多人斥之为不合时宜的。儒家思想长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当其解释力受到挑战时，就会有变通的自觉，历史以来的汉代儒学、宋明理学甚至清末的今文经学的风行，都是表现；同样，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也是这样的逻辑——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固有的儒学及外来的西学都不会很好地解释这个世界，也不会圆满地为人们提供一个价值体系，以援佛入儒及援西学入儒的新儒学就此诞生。也就是，现代新儒学的存在不是现代化的结果，更多的儒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当然，这种逻辑也注定了新儒学会让现代化论者失去解释的力量。

总而言之，结论如下：现代化理论在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陷进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失去其解释力，要么否认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这其实也是现代化论者所预设的一个“事实”。在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及其自身的发展逻辑面前，现代化理论失去了解释力。


2006-3-20

作为“现在化”影子的“现代化”
——1911年前的中国


我首先表示，我反对用“现代—传统”这样的词汇去描述中国这个具有极大的历史传承性的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仅仅是中国本身，她的内核没有变，用这种带有否定历史连续性的词语框架，至少是一个偏见。因而，当我们在使用这样的历史框架时，应该有一个总体的对中国历史的考量：中国有现代化吗?确切地讲，中国的所谓的近现代史，是不是以“现代化”作为明确的指向呢？当用现代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的特定阶段的历史时，我们显然已经预设了“现代化”在这个阶段是存在的，甚至是主要的。当我们用这个框架去看待1911年前的中国时，我们或许就已经带上了有色眼镜：我们竟然将所有的其实与现代化本身没有任何联系的事件贴上了标签，一切符合现代化标准的就是现代化的体现或有利现代化的因素，一切与此相反的就是不利于现代化的因子。可是我们考虑过没有，不管是有利或不利的，始终是一个历史事实，它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都是居于同样的地位的。真正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事件本身的内在逻辑以及其存在本身，从这种意义上而言，那些变的因素是“现在化”的过程。从宏观的视角去看中国1800—1911年的这段特定时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其实找不到“现代化”的明显痕迹，一切都是历史逻辑（传承性）的结果，都是以“现在化”的形式存在的。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按照中国本身的历史发展逻辑平静地进行着。中央集权，伦理本位，科举制度，农耕社会，无不显示着清王朝对历代中国历史的自然传承。所不同的是，据说在这之前的18世纪中国的人口爆发性地增长，后来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带着现代化这个有色眼镜的历史学家将之看成是造成清王朝统治危机的致命因素之一，殊不知，清朝统治者或许只是延续着历史的逻辑，儒家的伦理，会将之看成是盛世之景呢。是啊，在这个泱泱大国中，一切都是那么符 合我们祖宗的对一个盛事王朝的规定：事以至此，夫复何求呢？即便我们后来描述在这之后清朝出现的种种危机，也可以描述成是中国历史中的治乱循环的过程：中国还是中国。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这种现象存在的前因后果，即在“变”的前提下所造就的这个盛世。作为一个外族，清统治者知道历史的必然结果，只有自己被儒化才能真正获得这个极具文明传统的国家的统治地位，因而，一如以往任何一个王朝的做法，他们注重农民的生活，实行摊丁入亩等政策，收极低的赋税，所谓的仁政吧；同时，还遵照这个帝国曾经有的荣耀，平定了许许多多的边境干扰，加强对边疆及地方的控制，中央集权这个名词在清王朝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当然，还少不了推行科举以选拔治理人才，同时也是给每一个人上升的机会。正是在历代清朝统治者的励精图治之下，有了18世纪前后的盛世局面。与此同时的西方，却经过了许多断裂式的变化，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已经是有别于这个“遍地黄金”的农耕社会了。他们需要的是意欲向前的争斗，需要的是将那 “遍地黄金”占为己有。两种根本路向不同的文化终于必然地要上演一出武斗戏了——这出戏的名称被后人叫做“鸦片战争”。

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人怎么可能跟那些意欲向前的西方人争斗呢？“和为贵”嘛！满足他们的要求吧。只可惜，西方人的天性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不会想到中国人的“用心良苦”，只会用他们自己的逻辑去理解：原来中国人这么好欺负，再来几次也无所谓嘛。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来了，中法战争开打了，西化了的日本也来了一个甲午战争，更为体现西方人“一样黑”的事是竟然有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事出现！中国各阶层的人逐渐认识到了西方人的本性，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也该争口气罢。被那些持现代化史观的人所注意的事终于多起来了。洋务运动，学别人的“器”吧，据说效果是有，但在和日本人的较量中烟消云散了；来个戊  变法吧，这回要学人家的制度了，可惜很多人接受不了（先是太后不接受，人民大众不理解;后来太后好不容易接受了，但革命派不接受了，人民大众还是不理解）；豁出去了，革命吧——命是革了，问题是革命以后咋办呢？现代化的史学家们这样理解，外国人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化，中国越来越学到现代的精髓了：你看，没有这些人在旁边敲我们的脑袋，我们会有这么多的“现代化”的努力吗？你看，从器物到制度然后又到了精神，真是一层深入一层啊。可是，我们这些史学家们想过没有，所有的这些现代化的证据，都是当时的现实选择：外国人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利益，哪管中国的什么现代化。中国人要的是什么？生存，哪有闲情去考虑什么现代化。这其实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一直想要证明的所谓的现代化历程，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1911年前的历史只是和以往一样是“现在化”的逻辑过程；即便是有现代化，也充其量是一个伴随物，绝对不能成为我们认识这一段历史的主线。

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社会本身固有的逻辑，1911年前的中国更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以来的传承。首先，中国人的国民性并没有变，那些具有“现代”思想的毕竟是少数，甚至只是局限于知识分子中的一小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许多现代化努力终成泡影，关键的因素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还是按照固有的生存法则进行。日子过得下去得话，就好好过吧;过不下去了，就起义呗——来个太平天国运动或者义和团起义就行了，搞什么变法？据说，辛亥革命与其说是革命胜利，还不如说是清王朝自己垮的;“革命”与“天命”也只是差一个字。其次，中国的政治结构没变。所谓“皇权不下县”仍然如此。也就是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始终是有限的。既然我们的历史以来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去为着所谓的现代化去控制乡村呢？1911年前的中国，就没有出现真正有实质意义的控制基层的举措。再次，中国的社会结构没变。乡村永远都是所有中国人最向往的地方，因而，无论是官僚还是地主，当然还有农民，都是这个乡土中国的有机构成部分，他们按照伦理法则生活。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脱离家乡的职业政治活动家之所以会遭遇失败，不在于上层的不支持，而在于他们违背了中国社会的做事法则——你做好作坏都关系到家乡父老乡亲的名声，怎么能不考虑乡亲们的想法呢？既然如此，你干你的，咱还是按自己的规则过日子，你搞的什么活动与我无关。最后，应该看到教育制度中的“变”当中的“不变”。清末新政将科举制废除了，然而人们行动的逻辑却仍然是科举时代的。人生总得有个奔头，本来有科举还好，现在没了，叫人家怎么办？清末新政至少在科举制的废除上是失败的——并不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教育“现代化”了。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解释1911年前的中国，只能用“现在化”的方式去理解，“现代化”只是“现在化”的伴生物。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种种运动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它们只是中国社会固有的历史逻辑的传承性的表现。“现代化”是“现在化”的影子，外国势力又是“现代化”的影子。

参考资料：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昌切《清末民初的思想脉络》，朱汉国“中国现代化意识与实践的历史考察”，陶悦等“契合与冲突——后现代注意在中国”，丁长清“中国乡村现代化之路的思考——国家、市场与农民”

社会系统中的现代化
——解放后到1970年代的中国


1关于新中国的政治秩序及政治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确立了几大政治秩序安排，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是政治协商制度，再一个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管如何，体现的一个实质性的内含就是党政制度。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以党的绝对领导为特征的。党政性质的政治体系的最为明显的表达是政治体系可以主导整个社会体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整个社会分成行为者主体、人格、文化及社会极大体系的话，政治体系在这几大体系中的界线是不明显的：它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借助于分析这个子系统中的维系条件的话，那么目标达成是一个主导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别的如适应、整合、维模这些条件都不会是考虑的首选。由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体系安排中，我们可以窥见3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整个社会呈现出非均衡的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纳入党的活动中，目标达成是整个政治发展的主体。
用这种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整个中国政治发展的图景，以合作化的过程分析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解放后的初期，土改完成后，新中国实际上面临了一个历史难题：如何避免土地私有后中国重新出现贫富分化的危险？这里的一个讨论前提是，新中国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的王朝循环及道德重建的政治载体，其现代化的标志已经成为其政权合法化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化就是共产党的社会理想，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尊重农民权力的政治伦理原则及生产力发展原则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问题上，党内的分歧就存在了：到底生产关系本身是生产力呢，还是生产关系应该在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才调整？由于党政体制的存在，党内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争论，同样，由于这种政治体系的主导性，这种争论直接造成社会其它体系的混乱。由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预示的党内分歧，决定了此后国家政治发展中的混乱局面。这里还要涉及的一点是，如何将合作化维系下来？于是，目标达成就成了首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现象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单从适应这一角度看，过多的高级社及人民公社是没有相应的环境的，也无法整合各部分的关系，模式维持也是困难的，唯有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原则使其合法化。
同理，30年的政治发展取向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解释。
2关于文革
文革当然不仅仅是文化系统内部的事，更多的是政治体系的表达。实际上，同样可以在建国初的政治秩序中找到答案。整个建国以来，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党的维系的模型发生了变化。建国前，党有明确的新民主主义目标，通过其一系列的战略方法适应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大环境，也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如统一战线得以整合党的政治生态，也就是在一系列的平衡下，使得中共得以维系下来，并且依靠毛非凡的人格魅力使得它有自身解决党内紧张的能力。建国后，这种平衡得以打破。首先，在目标上出现了具体的分歧，党在实际中无法将其理想及现实选择统合起来，实际上，至少在毛的思想中，党内有了两个目标，当然也就意味着有两个派别。其次，党的政治生态的改变使得它难以找到适应的环境：在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党内外的期望已经改变，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需要兑现的诺言，而不仅仅是口号——在对待这个是诺言还是口号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选择。再次，如何整合党这个政治体系也成了问题，无论如何，执政党在执政后客观上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其合法性问题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在这种利益集团之间难以再用那些同一的目标在党内加以整合的情况下，党外的群众运动就成了选择。最后，处于角色转变中的党，已经没有了稳定的模式，也就是说长期革命形成的稳定党的操作模型已经被打乱了，文革的出现既是无法利用传统模型困境，也是毛本人寻求一种新的模型的探求。与此相应的是，实际上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毛本人的威望这样的处理党内紧张的方法已经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凑效。
文革的发生，冲击了党政体制，也就是说，党已经很难再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唱独角戏，在这种情况下，党政体制需要重新评估，社会系统的界线需要加以明确。
3关于社会主义
首先要确定的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理想，也是其革命合法性的基石，也就是说，至少在大方向上，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同样，还有一个更高的民族的理想蕴涵其中，这就是民族富强。在革命阶段，共产党是将这两者融为一体的，但是，解放后，两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作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实际上高杨的是生产力的标准，而作为社会主义的试验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举的是生产关系的旗帜。在生产力的旗帜下，更多的关注实际的限制，在生产关系的旗帜下，更多的是理想主义的取向。合作化首先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加以利用的，但是，同时将之看成是同样可以解决现代化的一个手段；实际情况在于，当需要将之作为理想加以推行时，现代化的因素不支持。从根本上看来，两者是矛盾的——就农业现代化而言。问题在于，当时人们谈论的现代化更大程度上是工业化，这就意味着其实两者还是不矛盾的：合作化及集体化为工业化贡献了不少力量。这样，我们还是回到了各系统之间的分配与整合问题：现代化代表的是整合的力量，而社会主义则代表的是分配的取向。

读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有感

邹谠在分析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时，用了全能主义政治的概念，并且一以贯之，其中还结合宏观历史分析与微观行动分析，将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事件分析得极为精彩；特别是对十几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波，尤为显现出其分析框架的优越之处。

我想，全能主义政治概念的提出，至少在这个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它表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政治经验的国家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政治逻辑；对中国政治运行的分析，很难用已有的分析框架将中国这个政治实体解释清楚。极权主义显然不是中国政治的实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一方面已经不是传统的君主制，其运作的逻辑不在于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它具有“民族－国家”的味道，国家利益是至上的；另一方面，它尽管有“集权”的特征，但不是“极权”，国家的集权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特定的国家利益，其决策过程也非法西斯式的个人独裁，说白了这种集权如同分权一样，仅仅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动员手段，不具有“恶”的性质。深入到中国政治运作的本质，便容易发现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很难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作出准确的界定。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显然继承了传统的君主制的集权特征，然而，这种全能主义的政治与其说是满足私欲的权力追逐，还不如说是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只有将国家的所有资源都动员起来，才能解决这种灾难——全能主义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结果。如此看来，用民主的标尺来判定的话，这表面上的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渗透甚至控制的现象，显然只能得出“专制”的结论；但这只能是对现象的判断，而不能作出逻辑上的合理解释。全能主义政治概念的关键在于，它可以对这些现象作出逻辑上的解释，而不必拘泥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全能主义的判断，是对整个中国政治史上的宏观论断。如果要对特定的历史事件作出分析，这种判断显然是不够的。邹谠在这种矛盾中留了一手：全能主义政治的“赢者全赢，败者全败”的结局，在宏观历史分析上似乎是历史的宿命，但在微观行动分析上，并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真正的问题在于，到此为止，这种可能没有一次得以实现。

如此看来，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的分析，还真的有宿命论的味道：一个学者站在历史的一端宣称从历史的那一端以来的所有的事件都是因为这个宿命而得以成为历史本身。中国政治的宿命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而贯穿于此的那根线便是全能主义。

潘维打了主流学者三记耳光
——评《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

潘维或许是对改革较早反思的人之一，至少在《农民与市场》的写作甚至是出版前，学界和社会对改革还没有较为深入的反思，有的只是在主流学者的主导下对改革竞相追捧。但是，潘维确实是在反思，在刚经历改革反思年后的2006年读这本书，竟然发现这种反思早就为主流学者的挨打埋下了伏笔。
潘维至少打了主流学者三记耳光。
第一记耳光：主流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反叛，广大农民在实行家庭承包后得到巨大的实惠。但是，潘维通过翔实的证据论证，乡镇企业的兴起恰恰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继承，是社会主义传统的胜利，而非私有化的结果；广大农民在家庭承包作为个体进入市场后，首先受到伤害的便是他们自己。市场经济的输家是家庭承包实行地最为彻底的四川平原上的农民，而赢家则是“顽固”坚持社会主义，抵制家庭承包的苏南地区。市场竞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实力，而非个体的积极性；小农再有怎么高涨的积极性，也无法抵御残酷的市场竞争。四川的大部分乡村因为将所有的集体时代的积累都分光了，难以得到工业发展的“第一桶金”，陷入困境，并由此带来小农破产，甚至出现具有农民暴动性质的“仁寿事件”；一些乡镇依靠卖地获得一时风光，但很快地卖完后，就陷入了困境；四川有足够多足够大的富豪，但并没有带来大部分人的富裕。相反，苏南地区的私有化程度不彻底，集体仍然有足够的积累来进入市场竞争，市场竞争的成功一方面使得农民成为市场的赢家，另一方面也使基层政权有足够的政治运作空间，从而使得四川平原上的政府“白条”、农民暴动不易出现。
潘维的第一记耳光打得很实在：乡镇企业的成功不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反叛，恰恰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
第二记耳光：主流学者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陷入了“困境”，并且开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药方“产权明晰化”——私有化。潘维却指出，判断乡镇企业陷入困境本身就存在问题，实际上，比起那些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效益要好得多；而且，主流学者们所引用的“证据”本身就可能有问题——并没有权威的数据可以说明乡镇企业真的陷入了困境。并且，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凭什么不允许乡镇企业有困境？在部分乡镇企业垮台的同时有更多的与之竞争的乡镇企业发展。由此看来，乡镇企业的所谓的困境其实只是一个谎言，只是为了证明“产权明晰化”的政治正确：乡镇企业的一夜间的突然消失，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这些主流学者为了论证其理念的正确性而进行的一刀齐的“转制”政策的结果。
潘维的第二记耳光打得让人振聋发聩。原来，在私有化迷信下，主流学者和政策制订者们活活逼迫乡镇企业“自杀”身亡了。
第三记耳光：主流学者认为，基层政权是农村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麻烦制造者，因而最好是把乡镇政府给撤了。潘维却在论证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论证说，正是因为有基层政权的推动，使得乡镇企业有了发展；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同时为基层政权的运作提供空间，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1990年代的农村问题，根本上说不是乡镇政权“恶”的结果，而是在中央政府加上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造成的：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权完成税收任务，另一方面，市场使小农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些任务，基层政权实际是双面夹击。何况，基层政权还担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
潘维的第三记耳光也打得正确，已经为近年来的农村问题所证实。免税所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农村基层政权已经弱化，没有政治运作的空间，从而使得中央在农村的政策没有载体；更为严重的是，“国退”之后，在“民进”没有基础的情况，农民进一步离散化，黒恶势力有跟进的可能。
                                                2006-4-5